成年后的生活
我已经结婚57年了，我非常重视家庭。我的两个已到中年的女儿以及她们的孩子对我很重要，我们彼此间非常亲密。
心理学家约翰·加德纳
John W. Gardner
直到最近，富有创造力的人才可以通过师从名家来学习技能，或者通过试错来自学某个领域的知识。大约200年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主要是学者和牧师。哥白尼是一位教士，他自学了数学和天文；孟德尔是一位修道士；伽利略接受的是医生的训练。如今，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大学时学习某个领域，后来转而研究另一个领域。即使是诗人和画家，人们也认为他们应该取得高等学历。
大学教育与职业选择
对于很多被访谈者来说，大学和研究生时期是他们人生中的最佳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发现自己的理想和职业变得明确起来。他们通常来自小地方，在那里人们觉得他们很古怪。大学里有能够欣赏他们独特性的环境及老师。
对有些人来说，上大学使他们能够首次宣布自己的独立。戴维·瑞斯曼选择攻读法律，而不是他爸爸中意的医学。像多数从事科学研究的女性一样，伊莎贝拉·卡尔不得不说服父母这是比做老师更好的职业。约翰·加德纳原本想当作家，后来决定学习心理学。十几岁的时候，安东尼·赫克特喜欢音乐和数学，后来被文学所吸引，成为一位诗人。
不过这段时期并不一定轻松。莱纳斯·鲍林虽然很聪明，但也不得不努力完成大学的日程安排。在如今的本科生看来，这种日程安排是不可能完成的。莱纳斯·鲍林根据朋友父母的建议，上了俄勒冈州农学院（Oregon Agricultural College）：
我会做些临时工作以赚点小钱，比如为大学工作，除掉草地上的蒲公英。我把一根棍子在装有砷酸钠溶液的桶里蘸一蘸，然后把它刺进蒲公英的嫩枝里。我每天都要砍木头，把它们砍成合适的大小，以便可以塞进女生宿舍的炉子里。每周我还要切两回牛肉，把牛肉切成牛排或待烤的肉。每天我都要拖厨房的地板，那是非常大的厨房。在大二结束时，我得到了一份铺路的工作，就是在俄勒冈南部的山里铺上柏油路面。
即使在大学里，未来创造者的表现也很少会超出预期。当布伦达·米尔纳在剑桥和其他12名学生一起参加大学测验时，她被一位同学的聪明才智所折服，她觉得他的理论观念在她之上。布伦达确信那位同学将改写考试的标准，她无缘“第一名”了，会失去得奖学金的机会。“但是结果很好玩——他没有参加那次考试。他很聪明，但不专注。我想他可能在伦敦的某间后屋里，浴室里有老鼠或其他东西。我在考试中表现很好，因为有那个人做榜样。”同样地，罗莎琳·耶洛回忆道：
在大学里另外一个女孩和我一起选修了几门课程。在上物理化学课时，她得了90分，我得了60分，其他人只得了30分。她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是汉斯·贝特，但当她丈夫从军队退伍回来后，她辍学了几年。最终她拿到了博士学位，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建树。从本质上说，她可能比我聪明，但没有像我一样的驱动力。
米尔纳将它称为“专注”，而耶洛称之为“驱动力”，这是她们超越更聪明的同学的优势。对于令自己不同于同伴的品质，富有创造力的人提到最多的是好奇心，其次是专注力。如果没有这种品质，他们便无法坚持艰苦的工作。从很多方面看，好奇心和专注力就像阴阳两面。为了实现创新，人们需要两者的结合。首先需要对外界刺激保持开放的态度，其次要保持内在的专注。第一个是玩乐性质的，第二个是严肃认真的。对于第一个品质，事物和观点本身就是人们研究它们的目的；而第二个则是以竞争与成就为导向的。
如果说老师在高中时能够帮助富有创造力的个体的发展，那么在大学里更是如此。首先，他们可以激发一个人对某个学科的潜在兴趣，提供适当的挑战，引导他们成就终生的事业。其次，老师通常会以各种方式发挥影响，以使学生被学界中重要的人物注意到。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学毕业生不太可能进入优秀的实验室，除非他们的老师给实验室负责人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如果老师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牵线搭桥，那么对于学习文学或艺术的学生发表自己的第一首诗或第一幅绘画作品将具有极大的帮助。没有老师的积极支持，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对于职业发展来说都不具有多大的价值。
在大学生涯的早期，伊莎贝拉·卡尔就遇到过这样一位老师：
他是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第一位对我产生个人兴趣的教授。他说：“你肯定要读研究生，对吗？”我说：“那是什么？”他向我做了解释，我说那听起来像是一个好主意。因此在我读密歇根大学的几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建议我选什么课程，告诉我什么会令我感兴趣。他真是一个好人。
当安东尼·赫克特在军队里时，他就听说了约翰·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他一退伍，就在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办理了入学手续，师从这位年长的诗人。兰塞姆不仅在《凯尼恩评论》（Kenyon Review）上发表了赫克特的第一首诗（“那是我写作事业的开端”），而且当英语系的老师生病时，兰塞姆还雇用赫克特给大一新生上英语课（“那是我教师生涯的开端”）。
从事某一职业需要坚定的决心和一些好运气。事实上，幸运是接受我们访谈的大多数人最常提及的成功原因。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遇到恰当的人是在某一领域中起飞的必要条件。除非学界注意到这个人，否则他很难对领域做出富有创造力的贡献。即使那些看起来最与世隔绝、与文化最疏离的人也是如此。如果马丁·路德的观点不是在当时德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被宣扬，很难想象它们能传播得这么远。如果卡夫卡在乌尔都（Urdu）写作，或者他没有引起维也纳评论家的注意，那么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几乎所有接受我们访谈的女性科学家都提到，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她们很可能上不了研究生，得不到奖学金，做不了博士后，当不了大学老师。由于很多男性去参战了，而教授需要研究生的协助，因此他们勉强接受了这些女生，使她们有机会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1941年，当罗莎琳·耶洛成为伊利诺伊大学的物理学研究生时，她是该校的第二位女性学生，而第一位是在1917年被录取的。“为应不应该录取我进入研究生院，他们发生了争执。”她说。这几乎也正是布伦达·米尔纳、伊莎贝拉·卡尔和玛格丽特·巴特勒讲述的故事。如果这些女性早出生10年，她们很可能无法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富有创造力的贡献。
能给予支持的伴侣
我们样本中的个人一般都拥有稳定而美满的婚姻。艺术领域中的有些人一开始会拥有活力四射、丰富多变的性生活，但多数人和最初的伴侣保持着30年、40年，甚至长达50多年的婚姻关系。
其中一个例外是耄耋之年的布兰德利·史密斯（Bradley Smith）。这位摄影师在回答什么样的人生成就令他最骄傲时，简单明了地答道：“也许是做爱。”他声称自己6岁时在性方面就变得很活跃了，而且从来没有衰退。当被问及什么激励他进行艺术创作时，他说：“我想，可能是性和歌曲。如果要求我简单地说出什么促使我不断前进，那么我认为性和音乐为创造力的本能提供了营养。我想，没有它们人就会失去生气。”雕刻家及电影摄影师迈克尔·斯诺表示赞同：“嗯……创造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性或性欲……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依然欲火中烧，不过那时更棒（指的是30年前）。”一位音乐家的妻子在访谈结束后，当着丈夫的面对我们说：“他没有告诉你们，在这一生中激励他的是许多女人？”作家们描述了年轻时他们热情如火的浪漫生活，但最终他们都安于家庭生活。
当被问及最令他们感到骄傲的成就时，很多被访谈者（男性和女性几乎一样多）都提到了家庭和孩子。
不过大多数人的性生活模式是比较沉稳的。最近的研究显示，放荡、对婚姻不忠的人的数量远远少于之前的估计。当被问及最令他们感到骄傲的成就时，很多被访谈者（男性和女性几乎一样多）都提到了家庭和孩子。在解释是什么使他们取得了如今的成就时，有几个人指出配偶的帮助不可或缺。这些回答并不是敷衍。
汉斯·贝特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是20世纪末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家的老师。他主动说道：“妻子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她带给我幸福。在结婚前，我从来都不是非常快乐。我有过快乐的瞬间、也曾一整个星期都很快乐，但自从结婚后，我始终是快乐的。吃饭时我们会聊很多，我们都很喜欢在山里散步。”经历了54年的婚姻后，这是很不错的总结。安东尼·赫克特用几乎同样的说法描述了自己的婚姻：
我觉得从很多方面看，我是一个踉跄前行的人，犯了很多错，浪费了时间，而且不快乐。并不是说我以前不快乐，而是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但是自从和海伦结婚以及我们的儿子出生后，生活中便充满了平静的幸福，它让一切看起来都是值得的。
罗伯逊·戴维斯结婚54年了。当初遇到妻子时，他们都在老维克剧院（Old Vic）开创舞台事业。她是提词员（prompter），对经典保留剧目的台词了如指掌：
莎士比亚在我们的婚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语录、笑话和参考资料的来源，它们如此深邃微妙。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太美好了。这就像一场冒险，我们还没抵达终点呢。我们还将继续交谈。我发誓，对于婚姻来说，交谈比性更重要。婚姻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因为妻子为我排除了障碍，这样我就可以不受干扰地投入工作了。
赫克特赞同这种说法：“对我来说，写诗最需要的似乎是安静和时间。如果你有一位理解这种需求的配偶，那么她会负责不让你受到干扰，让你拥有时间和安静的环境。”所有婚姻稳定的被访谈者都反复说到配偶在这方面的作用。他们就像具有保护性的缓冲器，抵御着外界干扰的入侵。莱纳斯·鲍林的妻子是他大学时的女友，在妻子去世前，他们走过了58年的婚姻生活。他对年轻学者提出了不合时宜的建议：
你应该去俄勒冈的科瓦利斯（Corvallis），俄勒冈大学就在那里，四处找找有没有专业是家庭经济学的年轻女性。这种情况就发生在我身上。我认为自己很幸运，我妻子觉得她的生活责任和快乐来自家庭、丈夫和孩子。她最好的贡献在于让我能够免受家务问题的干扰。她会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样我就可以把全部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从这方面看，我真的很幸运。
约翰·加德纳的政治事业遭遇很多压力，他相信他之所以能保持头脑清醒，主要是因为和谐的家庭生活：
我们已经结婚57年了，我非常重视家庭。我的两个已到中年的女儿以及她们的孩子（4个外孙）对我很重要，我们彼此间非常亲密。我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平衡，尤其是对于活跃的生活而言。这也有益于粗暴的生活，比如工作中需要进行斗争、在公开场合中维持领导地位，等等。
不可避免的是，也会存在关系紧张的婚姻。在某一领域中取得富有创造力的成果对一个人来说已经够有压力了，而应对伴侣却更加困难。事实上，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通常感到有保持婚姻关系稳定的强烈责任感。约翰·里德在结婚27年后离婚了。在妻子生病住院治疗的一年中，他正处于事业快速上升的时期，但是他仍然从工作中抽出时间照顾从2岁到12岁的4个孩子。“我用那一年的时间做他们的好爸爸。回想起来，那是我做出的最好的投资决策。从满足感的角度看，养育孩子比为公司赚钱更有回报。”雅各布·拉比诺和妻子已经结婚60年了，他的妻子很有哲理地总结道：“和发明家一起生活就像成了‘高尔夫寡妇’，不过只有星期天不是。”
拉维·香卡1967年和第一任妻子分居了。几年后，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他们在相遇12年后结了婚：
相信我，我现在觉得非常幸福。我找回了曾经失去的平静。我以前到处奔波，从来没有在家庭中投入时间。你知道，我必须责备自己是一个不顾家的人。不过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这种美妙的体验。我的妻子不是表演音乐人，但她是一位音乐家，还是一位舞蹈家。她非常体谅人，对我很有帮助。我爱她，现在我感到很平静。
样本中的女性也觉得，丈夫让她们可以无牵无挂，专心从事工作。回答生活中什么事情令她感到最骄傲这个问题时，雕塑家妮娜·霍尔顿说：“让我感到骄傲的是一个混合物，其中包括我幸运地拥有很好的家庭生活、一位我爱的丈夫，他是最了不起的。另外还有我对很多事情的兴趣，特别是对雕塑。所有这些让我的生活很圆满，甚至是令人惊叹。”历史学家、剧作家娜塔莉·戴维斯在普林斯顿教书，她丈夫在多伦多教书，两人聚少离多。他们每天会给对方打电话，大多数周末会一起度过。
另外，丈夫经常会作为妻子的导师，在她们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给予帮助。玛格丽特·巴特勒说，她之所以能克服雇主对女性科学家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能得到丈夫的大力支持”。1945年，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在较有经验的丈夫的帮助下，创立了民意调查机构。关于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发展心理学家柏妮丝·诺嘉顿对职业女性的建议是：
你可以用放松的方式来应对，这比绷得紧紧的更好，如果你有条件这样做。我丈夫很理解这一点，他说：“按你喜欢的方式去做，我会尽量帮助你。只要孩子们能得到照顾，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想怎么使用时间就怎么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的丈夫在那些年里没有提供很多支持。我说的是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不是90多岁。
然而，不平等的性别角色同样给这些富有创造力的女性的婚姻生活带来困难。埃莉斯·博尔丁会演奏大提琴，在大学学习的是音乐。毕业一年后，她结婚了。她丈夫肯尼斯当时已经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了。他把社会学文献以及实现世界和平的新观点介绍给了埃莉斯，世界和平是埃莉斯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她获得了社会学的硕士学位，准备在社会学领域中开创自己的事业。后来埃莉斯生育了5个孩子，彼此之间都相隔两岁。她非常喜欢孩子，但照料孩子的10年让她的事业远远落在了丈夫的后面。之后她一直被丈夫的阴影笼罩着，这很不容易。埃莉斯用了很长时间才走上自己在学术之路，找回了自信。
诗人希尔德·多明嫁给了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尽管他们的婚姻很牢固、很幸福，但希尔德觉得丈夫嫉妒她对诗歌的尝试。当她第一次把自己写的一首诗拿给丈夫看时，他酸溜溜地说：“好吧，看看小猫扯了些什么。”直到丈夫死后，希尔德才开始全力写作，不久她便成为德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如果两个个性很强的人之间存在着紧张状态，婚姻关系就很难维系。不过大多数时候双方会友善地离婚，并且会出于友情而时常探望彼此。黑泽尔·亨德森（后来再婚了）说：
10年前我离婚了。我和前夫依然很友好，但我不得不学会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我做不了传统文化所定义的那种妻子。他完全有权利再找一个妻子。我们直到女儿长到18岁才离婚，我认为我们很好地履行了职责。我们的关系不错，和女儿的关系也很好。
布伦达·米尔纳说，她的丈夫曾在事业上给予了她巨大的帮助。后来他们虽然离婚了，但布伦达坚持认为：“他也许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之间根本没有怨恨，而是正相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对方很有影响。”
富有创造力的个体对婚姻关系的叙述千差万别，它们不能证明任何观点。不过他们的叙述可以驳斥人们普遍持有的一种观念，那就是富有创造力的名人通常拥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且感情不专一、反复无常。真实的情况似乎正相反：这些人很清楚，持久专一的关系能够最好地保障他们内心的平静，而这正是他们专注地进行富有创造力的事业所需要的。
“创造”一个职业
创造力很少是某一时刻的产物，更多是一生的成果，就像达尔文慢慢积累事实和假设，最后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化论。
创造力很少是某一时刻的产物，更多是一生的成果，就像达尔文慢慢积累事实和假设，最后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化论。的确，在数学与科学领域中，一些短小的论文常常足以造成整个领域的改变。比如1905年爱因斯坦有关狭义相对论的文章。再比如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认为自己的科学地位是由1948年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两篇论文确立的。这两篇论文花了他6个月的时间去苦思冥想，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解答，又用了6个月的时间才把它们写出来。然而，即使在这种例外的情况中，我们把大事件发生前的岁月，把接受训练和进行思考的时间都加上，创造过程才能显现出它真正的长度：它远远比人们注意到某一关键事件时它所表现出来的长度更长。
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成就是对某个领域长期投入的结果，对该领域的兴趣可以追溯到童年，在学校期间会继续下去，并持续到大学、研究实验室、艺术家的工作室、作家的阁楼或企业家的办公室中。根据个人所处的领域不同，职业道路也会存在很大差异。诗人的职业生涯与高能物理学家或银行集团CEO的职业生涯非常不同。即使在相同的子领域中，男性与女性的职业路径也会很不一样。在这样多元化的群体中，是否存在某些共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富有创造力的个体的职业生涯都很类似：它们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职业。大多数人进入一个组织，从初级水平开始，从事若干年指定的任务，然后以较高的水平离开。在这段时期，我们事先或多或少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如果我们不做，其他人也能做这份工作。工人一开始可能是工具匠，离开时是工头；老师干了30年后，可能当上了校长；士兵也许晋升为军士；年轻的律师最后成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等等。这些任务相对固定，我们会去适应它们。现在进入后工业化经济之后，这种模式可能变得不那么严格了。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再继续遵循为他们设定的职业路线了，那我依然会感到很吃惊。
与之相反，富有创造力的人通常不得不创造出他们将从事一生的职业。在弗洛伊德之前，没有人能成为精神分析师；在怀特兄弟之前，没有人能成为航空工程师；在加凡尼、瓦特和爱迪生之前，没有人能成为电气技师；或者在伦琴之前，没有人能成为放射科医生。这些人不仅发现了思考和做事的新方法，而且成为他们所发现的领域的第一个实践者，使得其他人可以在这个领域中拥有一份工作。因此，富有创造力的人本没有职业，他们创造了职业。另外，这些先驱者必须创造一个追随他们理念的学界，否则他们的发现很快就会湮灭在浩瀚的文化中。弗洛伊德必须把内科医生和神经学家吸引到他的阵营里；怀特兄弟必须说服其他机械师，航空业将是一个可行的行业。职业只可能发生在学界中，如果一个人想从事尚不存在的学界中的职业，那么他就必须创造出这个学界。这就是创造出新领域的人们所做的事情。
但是，作家、音乐家和画家是怎样的呢？这些都是很古老的职业。富有创造力的诗人创造了写诗这种职业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事实。每一位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诗人、音乐家或画家都必然发现了一种前人没有发现的写作、作曲或绘画方法。因此，虽然画家所从事的职业是古老的，但他们绘画的方法却是不断创新的。我来举两个例子，一个来自科学领域，另一个来自艺术领域。它们可以说明职业中的创造力涉及什么内容。
罗莎琳·耶洛的父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给孩子们读书的机会，希望他们能上大学。不知什么原因，罗莎琳认为这与基因遗传有关，她一直坚信，自己能够以某种方式改变世界。她保留着一张自己3岁时的照片。在照片上，她戴着拳击手套，哥哥躺在地上，她则高高地站着（她哥哥在邮局工作）。在学校里，她发现自己喜欢数学：
我擅长数学，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学习刻苦，当他们想让我做额外的功课时，我会积极响应。
我们问她：“你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求你这样做吗？或者因为你把它看成是通往成功的道路？”她这样回答：
不，我没有把这看成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喜欢。你知道，物理老师奥蒂斯会用实例来证明物理学原理。你必须证明这些实例是对的。他会把验证实例的任务交给我。这很有趣。我愿意花额外的时间做这些事情。
在高中和大学期间，罗莎琳幸运地遇到了一些认识到她的能力与积极性的科学及数学老师，他们不断用更难的任务来挑战她。在这个阶段，她还阅读了居里夫人的传记，从那以后，居里夫人就像一位相隔遥远的榜样。20世纪30年代，她在大学里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她那一代的大多数科学家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物理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领域。”她对人工放射性极光尤其感兴趣，她觉得那会是打开很多科学领域的工具，在化学与生物学领域中也会变得非常重要。
由于那时物理学发生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因此罗莎琳的大学老师建议她继续读研究生，成为物理学家。当时几乎没有有关纯物理学的工作。即使像尤金·维格纳或里奥·西拉德那样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最初也会迫于父母的压力而选择工程专业，以便在必要时可以退回到被普遍认可的职业上。罗莎琳热爱物理学，但为了保险起见，她学习了速记法，这样如果其他道路都行不通，她还可以找份秘书工作。
不过她是幸运的。一部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研究生院出现了很多空缺，她被伊利诺伊大学接受，得到了助学金并得以参与研究。同时还发生了其他幸运的事，那就是出现了新一代的技术，其中包括回旋加速器、电子感应加速器。所有新机器使得研究同位素成为了可能，罗莎琳觉得同位素的特点将带来重要的科学应用。
1947年，布朗克斯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Bronx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雇用了她，让她在放疗科工作。其他人都是医学博士，而罗莎琳从来没有上过生物课。由于跟医生有紧密的工作关系，她开始自己学习辐射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即如何能帮助病人治疗疾病，解决生理上的问题。1950年，她与内科医生所罗门·伯森（Solomon A. Berson）合作，几年后成立了放射性同位素服务科，后来这个科室成了核医学科。以前没有这样的科室，罗莎琳是核医学的“发明人”之一。现在人们可以在这个领域中找到常规性的工作，但在半个世纪前，这个领域根本不存在。
在核医学实验室工作期间，罗莎琳参与了最终使她做出最重要突破的一系列实验。在尝试找出为什么有些人会罹患糖尿病的过程中，她的实验室成功地运用镭H，不仅测量出身体产生的胰岛素，而且测量出了肽激素和抗原，由此有了放射免疫分析法（radioimmunoassay method）的发展。1959年，罗莎琳和所罗门第一次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糖尿病患者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很快它被成功地运用到了其他数百例糖尿病患者的诊断中。为此，罗莎琳获得了医学研究领域中最令人渴求的一些奖项。1976年，她成为第一位获得基础医学研究的艾伯特·拉斯克奖（Albert Lasker Prize）的女性。1977年，她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
罗莎琳的职业生涯完全不符合常规，只有基础物理训练是常规性的。但是从那之后，她选择了至今仍很年轻的辐射物理学专业。后来，她成为首批将辐射物理学运用于生物问题的科学家之一。她是第一个发现可以用放射同位素来测量人类身体中发生的状况的人。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没有对所做的事情设计过蓝图，但是她拥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取得成功：物理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制造和测量辐射的大型机器；战争的剩余推动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它使罗莎琳获得了所需的教育机会）；支持她的父母；童年时期给予她鼓励的老师们以及已确立的学界（在这里是医学界）对她的认可。这些都使她发展新学界的尝试成为了可能。如果没有这些有利条件罕见地汇集在一起，罗莎琳便不太可能实现如今的成就。不过她必须自己把这些条件拼凑在一起，没有指导手册可供参考。她是如何做的呢？
罗莎琳对自己成功的解释非常简单：“我一直对学习很有兴趣，对利用所学也兴趣盎然。”从本质上说，她用一生的时间与医生们交流，找出他们遇到的问题，试着找出通过实验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实验结果很少是决定性的，于是她会反思自己在实验中的发现，与同事讨论，进行一些新实验。在有趣的结果出现之前（如果她很幸运），这个循环会重复若干次。以下是她对自己的主要发现的描述：
有些事情发生了，你才会认识到它的发生。这就是放射免疫分析发展的方式。我们在检测一个假设，即糖尿病会迅速破坏胰岛素，而这就是成年糖尿病患者体内缺少足够胰岛素的原因。于是我们标记胰岛素（即用化学方法给胰岛素做标记，这样我们便可以测量它的位置和吸收率），发现胰岛素并没有迅速消失，而是消失得更缓慢了。因此我们必须检验为什么它消失得更慢了，从而发现了抗体。接下来我们试着确定抗体的数量。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反而能够测量胰岛素了。一开始我们没打算发展放射免疫分析法，它从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中显现出来。等发现了放射免疫分析法时，我们认识到：“啊，我们可以用它来测量所有东西！”
这段描述让发现的过程听起来很容易。寥寥数语概括了数年令人激动而又艰辛的工作。然而，无论重大的突破发生在艺术领域、物理领域、诗歌领域还是商业领域，总体的轮廓都相同。由于某个人在不断学习新知识，并且非常想实施学到的新理念，因此发现了新的做事方法。将罗莎琳的职业生涯与一位艺术家的职业生涯放在一起，也许是一种有趣的比较。
1994年，当我访谈迈克尔·斯诺时，多伦多的街灯上都悬挂着印有他创作的最著名形象的旗帜。那是一个性感迷人的女性身体的轮廓，名叫“行走的女人”（Walking Woman）。这些旗帜显示的是他的三场回顾展，其中一场占据了巨大的安大略省美术馆（Ontario Gallery of Art）的大部分当代展示空间。另外两场位于城市其他部分的时尚场所中。与此同时还在举办他的创作音乐会，他的一些实验电影也正在展播。访谈那天，他接到了几个长途电话。里斯本的来电是关于明年秋天展览他的作品的。巴黎蓬皮杜中心（Center Pompidou）的电话谈的是他们那里的一些雕塑被毁坏了，希望借用他的绘画作品填补比利时艺术家勒内·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在作品展中的空缺。迈克尔·斯诺的事业达到了很少有艺术家能够企及的最高点。就像其他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职业生涯一样，他的职业路线也不符合任何现有的模式。
我母亲是一位很杰出的古典钢琴家，直到90岁时，她仍在演奏。虽然她不是专业钢琴家，而且从来没有想成为专业的，但她真的演奏得非常好。她想让我上钢琴课，但我拒绝了。她尝试了很多方法来说服我，但我就是不想学。大概是在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碰巧在收音机上听到了爵士乐，我从来没听过类似的东西，它让我很震惊。我开始对爵士乐感兴趣，非常狂热地听所有的爵士乐，去认识有共同兴趣的人。我也想那样演奏，于是开始尝试自学。
我们家有两架钢琴，一架在楼上，一架在地下室。我经常在地下室弹奏。有一次我妈妈下楼听到了我的演奏，她在我发现之前，听了一会儿，然后我们开始交流。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在弹奏钢琴，你怎么会弹的？”我说：“嗯，我只是开始对弹奏钢琴有兴趣了。”她说：“你应该上钢琴课。”我回答：“不，我弹得挺好。”
后来斯诺加入了实验爵士乐队，用了几年时间在纽约当地的现场音乐中学习，并成立了自己的乐队，录制了一些唱片，最后对加拿大当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通常只能依靠自己的技艺，面对着市场力量的变幻莫测以及人们品位的变化，却无法仰仗机构的保护。
在他所从事的其他艺术形式上，斯诺也是相当离经叛道。上高中时，他学得比较好的科目是绘画，所以他决定上艺术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这位老师对他的作品给予回应和评价，指点他应该看什么书，看哪些艺术家的作品。他还建议斯诺把几幅作品提交给安大略艺术协会（Ontario Society of Artists）的一个集体展览。“他们接受了我的作品，这引起了一些轰动，因为以前还没有学生的作品被接受过。”大学毕业后，他的抽象绘画开始受人关注。不过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斯诺不愿受到两维空间的局限，对购买自己作品的人会如何使用它们心存怀疑，担心它们会被作为“装修方案”的一部分。因此他转向了雕塑、摄影、全息摄影和电影制作，探索了各种可以利用的媒体和材料。尽管如此，那时他仍感到很困惑，对自己没有信心。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家：
是的，那几乎是令人尴尬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取决于外界的认可。确实是这样。电影《波长》（Wavelength）在一个电影节上获了奖。我一下子出名了，赢得了5 000美元的大奖。我根本没想过这部作品能流传下去。我只是想，我要拍这部电影，希望它很不错。然后它就得奖了，我因此得到了公众的关注。他们让我带着电影去欧洲参加巡演，我的电影被收在一个系列里。由此我有了自己的事业。
尽管所有开辟新天地的富有创造力的人都必须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但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尤其如此。他们通常只能依靠自己的技艺，面对着市场力量的变幻莫测以及人们品位的变化，却无法仰仗机构的保护。难怪很多颇有前途的艺术家会半途而废，以教书、修复旧房屋、进行工业化设计作为避难所，而不是在前途未卜的职业领域中一直挣扎。那些能坚持不懈并取得成功的人不仅在操作符号方面富有创造力，而且在塑造自己的未来及事业方面更有创造力。他们开创的事业使得自己在不断探索自己所处的奇特宇宙的同时，还能维持生存。
让知识繁衍下去
根据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观点，人到中年时最典型的任务是繁衍后代。其中包括传递某人的基因和模因。前者指的是生育孩子，后者指的是向后代传递自己的理念、价值观、知识和技能。当知道自己的一部分在自己死后还能继续存在于世时，人们可以更从容地面对死亡。
繁衍的方法，一种是身体上的，另一种是文化上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罗马人有一句俗话：书籍或是孩子，两个都拥有是多么困难。事实上，在很多文化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人们认为写书的人，比如早期的基督教教徒、西藏的喇嘛或信仰佛教的和尚，不应该有孩子，至少不应该有法定的孩子。当然也存在很多著名的例外情况，本书描述的人们便属于此列。多数被访谈者有孩子，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孩子（对于最令人骄傲的成就这个问题，最普遍的回答是“我的孩子”）。另外，他们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学生或追随者传承他们的理念。
历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说：
我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的那些博士们，他们是我的骄傲，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就职的范围很广，从各类政府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各种机构中的主任。他们写作了大量的作品，主要是关于19世纪的，那正是我的专长。因此，除了我自己的创造力之外，我想说我的知识对他们的投射也令我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他们吸收了我教给他们的知识，拓展了在协助我的过程中学习到的内容，并且在以某种方式复制我的事业。
拉维·香卡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但强调了与研究生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即年轻人对年长伙伴的影响：
我觉得当我和音乐家在一起时，也就是在我的学生当中时，我更加富有创造力。在我教授他们时，他们围绕着我，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也会变得更有活力，音乐像泉水一样喷涌出来。所有我学过的以及所有我想过的都冒了出来。通过这样做你会不断成长，你知道吗？在进行教学时，你同时也在学习，因为不用尝试你就在做新的事情。
物理学家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也从与学生关系的角度回答了“最令他感到骄傲的是什么”这个问题：
然后我来到慕尼黑，有了这些学生，并能够完成比单打独斗时更多的事情。他们渐渐独立起来，这真是令我难忘的事情。你知道，教学不同于从书本上学习。你所要做的是呈现自己，无论你是否喜欢这样做。你希望学生可以通过观看，通过感受老师的感受来学习。
布伦达·米尔纳不想要孩子，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适合母亲这个角色，不过她清楚地表达了繁衍的重要性：
一个人无法实现长生不老，但你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继续发挥影响，赫布就是通过他的学生来继续发挥影响。我只是他众多学生中的一个。他教授过各种各样的学生，他们虽然进入了不同的领域，但你能够看到赫布的思想的影响。即使你看一看我的前夫彼得，也会发现他受到了赫布很大的影响。它让你成为不断前进的洪流的一部分，即使你已经很老了。
活跃在不同的舞台
尽管富有创造力的个体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项目中，但专心致志并没有妨碍他们深入参与历史性和社会性的问题。有时这种参与发生在一个人在某个领域中已经声名显赫之后，有时也可能像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某人的整个成年期中。我们样本中的一些人曾冒着相当惊人的风险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其中引发最大担忧的两个问题是环境破坏（包括核军备竞赛）和越南战争。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这两个问题让富有创造力的人们行动了起来。
1954年，莱纳斯·鲍林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并被至少一份出版物列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位科学家之一。此后他把精力转向了抵制核战争的行动中。他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此期间时常被警察拘留。尽管如此，1962年他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物理学家维克托·韦斯科夫（Viktor Weisskopf）将很多精力投入到反对军备竞赛的斗争中，他是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委员会成员。
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的育儿书被认为是世界上销量仅次于《圣经》的作品。他也成为了核军备竞赛的积极抗议者，后来又强烈地反对越南战争。他也被警察拘留过几次，最后尝试建立第三党派来竞选美国总统，以实施他的信念。巴里·康芒纳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为了组织环保活动，他放弃了如日中天的科学事业。他还参与了美国总统的竞选，但没有成功。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也参与了总统竞选，不过他是以美国参议员的身份参与竞选的，因此不涉及职业道路的改变。
演员爱德华·阿斯纳（Edward Asner）参与了很多有关统一和反战的活动；摄影师布兰德利·史密斯因为试图组织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棉田工人而被一度关押在南方的监狱里；艺术家李·内丁（Lee Nading）因在通往核设施的道路上画上了巨大的符咒标记，而被司法长官拘捕，罪名是污损公共财产；娜塔莉·戴维斯为了抗议越南战争而将自己放逐到了加拿大；约翰·加德纳放弃华盛顿位高权重的职位，组织了诸如同道会的草根运动；乔治·法鲁迪在集中营中度过了很多年，因为他是犹太人。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惊险故事很好地说明了一位正直的艺术家会遭遇怎样的麻烦。马哈福兹很腼腆，不善交际，他喜欢开罗有闲阶级梦幻般的生活节奏：“大学毕业以后，我想找份工作，拥有新的生活方式：工作到下午，傍晚时四处转转，去俱乐部或咖啡馆。”当他在小说里逼真地描述同胞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以及在整个埃及过去几代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时，引起了政府的不满，他被软禁了数年。之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对人民生活的客观描述也使伊斯兰派系疏远了他，后者认为他不尊重宗教的绝对权威，甚至有意冒犯。此时马哈福兹签署了一份声明，公开谴责“文化恐怖主义”，其中这样写道：“埃及的审查不再是一种政府职权，而是原教旨主义的枪炮。”警察发现了一份死亡黑名单，马哈福兹排在最靠前的位置。于是政府为他提供了全副武装的保镖。不过，与其他受到威胁的知识分子不同，马哈福兹拒绝接受保护。1994年10月的一个傍晚，当这位82岁的小说家在其他几位作家的陪伴下，走向他最喜欢的咖啡馆，准备放松一下时，一辆轿车在他身后停下来，一个人跳下车，拿刀刺入了他的后背。
驱动这些人在各自领域中取得新突破的好奇心和奉献精神，也引导他们去解决社会及政治问题，而其他人则可能满足于现状，选择不去理会这些问题。
当然这些倾向并不表明富有创造力的人必然会对周围的世界感兴趣，愿意卷入其中，为自己的信仰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这些描述驳斥了广为流传的相反的结论，那就是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非常自私，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其他事情。其实正相反，驱动这些人在各自领域中取得新突破的好奇心和奉献精神，也引导他们去解决社会及政治问题，而其他人则可能满足于现状，选择不去理会这些问题。
▲开创事业之外的新天地
随着富有创造力的个体开始变得功成名就，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甚至会参与激进的活动。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内部的，另一个是外部的。
当富有创造力的人的事业进展变慢或失去挑战时，内部的因素便会发挥作用。例如，某个科学分支或艺术风格可能会发展到尽头或变得过时了，这些领域里的人就得转移兴趣。20世纪20~30年代席卷物理学界的知识骚动已经大幅消退了，而其他科学分支吸引了年轻聪明的研究者的兴趣。爵士乐不再像50年前那么风光，小说据说会消亡，绘画是一种倒退。那些将一生奉献给这些事业的人在尝试寻找更肥美的牧场。情况还可能是，领域依然很刺激，但某人自己已经江郎才尽，或者感到太受自己专业的局限，或者受制于实验室及工具的缺陷。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大学里的科学家也许会想办法当系主任或院长，投资者转向做咨询师，而艺术家则渴望获得一份教育领域的工作。
外部的因素来自环境施加给个人的多元化压力。对于很多管理职位来说，请到一位受人尊敬的大人物是一种巨大的资产。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很乐意它们的高管拥有富有创造力的名声，另外还会特设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诱惑富有创造力的人接受这些职位的通常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而是去做重要的事情，并且他有能力做成这些事的感觉。
样本中的多数女性科学家，比如玛格丽特·巴特勒、罗莎琳·耶洛、维拉·鲁宾和伊莎贝拉·卡尔，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在全国各地的高中做演讲，告诉女孩们数学课的重要性，以免她们进入大学后想学习科学专业时，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数学基础而不得不放弃。她们觉得很多聪明的女性正是缺乏这种远见而荒废了生命。这四位女性科学家都参与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协会，特别是那些为女性科学家服务的协会。巴特勒还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事务，罗莎琳就辐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的演讲。
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迟早会被卷入政治及科学管理，如果他们擅长于此，便能拥有第二或第三职业，“做上帝的工作”而不只是做他们自己的工作。曼弗里德·艾根仍在哥根廷的马克斯·普朗克学院运营着他的大型实验室，他希望在那里演示无机分子中的选择过程，以揭示生命在地球上出现之前的进化过程。不过他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了诸如代表德国科学基金会批准经费及会员资格，以及到处参加官方会议等活动上，他也在演奏钢琴上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时间。
另一位德国科学家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在转换职业之前，从事了很长时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成就卓越。20世纪50年代，他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建立并管理了欧洲的第一个核研究反应堆。后来，他辞去了那里的工作，接受了德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一职。在工作中，他代表研究项目游说政府官员和政客，监督研究经费及研究员资格的管理，并努力使科学界在媒体中保持正面形象。当再次辞去这些职务时，他开始写烹饪书，这些书很畅销。同时作为科学界充满智慧的老人，他会以非正式的身份参加一些会议，发表一些文章。
人们很容易以为，至少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能够不受干扰，追随他们的灵感，在自己与世隔绝的工作室里创作。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罗伯逊·戴维斯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时表示，内部及外部的力量都让他不能专心于写作：
那时我非常忙碌，因为刚刚完成了一部小说，正处于要出版的阶段。那意味着要与出版商进行大量的协商，要校正他们编辑的版本，还要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事情非常花费时间。同时我还被安排了几个公开的演讲，我必须为此做准备，因为我觉得公开演讲很令人痛苦，而且不喜欢讲一些浅薄愚蠢的东西。
然后我不得不为新书而到处旅行，你知道，如今的作家已经不能仅仅是写书了，他还必须到处去做宣传，朗读书中的段落，与人们进行交流。
我还要把自己的文章汇集起来，准备放入渥太华的国家档案馆。这比我想象的更麻烦。另一件让我感到费劲的事情是，在过去几年中，一位传记作者写了一本有关我的书。我必须很可笑地找到一些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以及诸如此类的无聊东西。我很难对此说：“不，我不愿意提供这类照片。”因为传记作家都是很有决心的人，如果你不按他们希望的去做，他们会自己找到一些照片，天知道那会是些什么照片。所以你必须圆滑而乖巧。
戴维斯的叙述强调了富有创造力的人在成功之后，可能会从事另一项任务，那就是保存他们的生活记录。信件必须分类、贴上标签，以便存档。文章要进行收集和注解。绘画作品被收藏在博物馆中，传记记录了他们的回忆。当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变得声名显赫时，会有越来越多的委员会和协会邀请他们加入。人们会征求他们对批准经费的意见；记者会打来电话，问他们对宗教、性及政治的看法。正如戴维斯所说：
如今作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人们希望你公开露面，成为某种公众人物。人们希望知道你对政治、世界事务等的看法。其实你对此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人更多，但你不得不配合他们，否则人们就会说你耍大牌，对你做出一些恶毒的评价。
当然，这种对富有创造力的个体无所不知的期望最终会冲淡他独特的见解和真正的专长，让它变得很廉价。不只是作家会面临这样的苦恼。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到1946年，科学家还必须兼任公共服务人员，他们要从科学的视角对社会及人类问题发表见解。大多数人对此很享受，虚弱是人类的共性……我们有权利，甚至也许有义务对重要的政治问题畅所欲言。但是对于大多数政治问题，物理学家并不比路人知道得更多。
▲寻找接班人
对于那些在有生之年已经建立起机构的人来说，最担忧的事情之一就是接班问题。谁将继续领导这家公司？现在的头儿退休之后，谁将继续领导这个实验室？离开了那个为机构奉献了一生的人之后，机构还能生存下去吗？这些问题特别重要。没有什么人会赞同庞巴杜侯爵夫人（Marquise de Pompadour）的告别语：“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
罗伯特·高尔文在做摩托罗拉CEO的最后三年中，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选择“合适的”接班人。错误的选择意味着可能危及一个雇用了上万人、充满活力而繁荣的公司的未来，这是他用自己一生的精力创建起来的。
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创办了她的民意调查机构。她将这个机构从夫妻店扩张为同类公司中最大、最受尊重的一家，雇用了几百名全职员工以及数千名兼职员工。这个机构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与德国社会及政治领袖们的个人交往，也归功于她在抽样方法上的突破以及她的驱动力。现在她已经70多岁了，为机构的未来感到担忧是可以理解的。那些为她工作的人当中，谁最有可能继续保持公司的声誉和成功？
乔治·克莱因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建起了研究肿瘤细胞的大型实验室。他离退休还很远，但也开始花费更多时间来讨论为他工作的五六十名科学家中，谁有可能接管实验室。要领导实验室走向成功，这个人必须才华出众，有经营头脑而且大公无私。例如，如果克莱因选择的接班人太在乎自己的事业，甚至不惜侵占其他人的创意，那么最好的研究人员可能会疏远他，他们会离开，转而为其他机构效力。机构是很脆弱的。如果它们的成功主要靠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那么其未来的生存更会受到威胁。
▲永远没有时间盈余
这些富有创造力的成功者没有很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很难想象他们会感到厌倦，或者会愿意花哪怕几分钟的时间去做他们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伊娃·蔡塞尔说：“当一些与我同龄的人问我该做些什么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有一件痴迷的事情。’你一定要总是很忙，而不能总是很闲。”布兰德利·史密斯相信，一个人是为了避免重复和厌倦才被迫变得富有创造力的。“信息时时扑面而来，你没时间感到厌倦。”
这些富有创造力的成功者没有很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很难想象他们会感到厌倦，或者会愿意花哪怕几分钟的时间去做他们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
在70岁、80岁或90多岁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再像早年那样野心勃勃了，但他们依然像以前一样专注、高效和投入。约翰·富兰克林轻声笑着说：“当周五到来的时候，我也会说，‘感谢上帝，终于周五了。’因为接下来我可以在家里不受干扰地工作两天了。”他们的工作（也就是将他们全部的技能集中运用到他们自己选择的、有价值的目标上）通常至死方休。所以，为什么要把他们在做的事情称为工作呢？也许更应该称之为玩耍。
每个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将自己的人生投入到社会所设定的方案中。他们关注其他人关注的事情，体验其他人体验的事情。他们进入学校，学习应该学习的知识，从事能够得到的工作，根据当地习俗结婚生子。他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做。如果大多数人都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如果我们不能指望水管工、老师、医生各司其职，那么我们还可能拥有稳定、可以预测的生活吗？与此同时，只有当少数人不按常理出牌时，文化才能得到发展。我们研究的这些人在前进的过程中制定出了他们的规则，将运气与专注结合在一起，直到他们能够形成一种“生命主题”，这个主题既能表达他们的独特见解，又能使他们得以谋生。
遭遇厄运与灾难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像其他人一样，富有创造力的人也不能免于失望和不幸。然而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拥有一份事业，这会使他们尽量少惦记着生活中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不幸。
在谈到父母或配偶的亡故时，偶尔会有一位被访谈者黯然落泪。成年人可能遇到的最严重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少数情况下会给被访谈者留下永恒的情感伤痕。这些人的生活经历中不乏这些悲剧以及诸如战争、入狱、失败、经济困扰等其他不幸，但伤痛没有变成使他们消沉的情感沼泽，而是帮助他们坚定了继续前行的决心。
最持久的伤痛是由专业方面的导师造成的。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仍记得60年前，当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轻视他的科学前途时，他所感到的羞辱。弗兰克·奥夫纳仍为读研究生时论文指导导师的嫉妒行为感到伤心。这位导师阻止他利用早期的工作机会，并在背后玷污他的声誉。
我们经常问女性被访谈者，作为女性，她们在职业生涯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她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具有将伤痛缩减到最少的能力。大多数人否认性别偏见或者对女性的双重期望对她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比较普遍的态度似乎是“有什么其他的新问题”和“让我继续谈谈需要做的事情吧”。并不是说她们感觉不到女性在职业上所面临的困难。事实上，她们会慷慨激昂地谴责女性不得不承受的特殊压力。不过她们看不出这个问题关系到她们自身。维拉·鲁宾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
我觉得自己一直很天真。在遇到障碍时，我不认为自己很把它们当回事。我觉得那些设置障碍的人只是不明白我真的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我会忽视它们或者不把它们放在心上，所以我不认为自己曾遇到过障碍。总的说来，我只把它们看成是缺乏支持。在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老师们总是劝我学点别的，因为他们不需要天文学家……我可能会找不到工作……我不应该研究这个。我只是不去理会那些劝告，从来不把它们当回事。我想成为天文学家，不在乎他们是否认为我应该或不应该这样做。因此不管怎样，我很有自信。
诸如此类被我克服的问题对我似乎没有多大影响。一定有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女性，也曾想成为天文学家，但这些建议产生了影响，所以她们没有成功。
由信心和对自己感兴趣的宏大事业的投入（比如鲁宾对天文学的热爱）所产生的这种“天真”，就像是富有创造力的个人与破坏他们个人目标的熵之间的缓冲器。
然而熵无法永远被控制住，死亡迟早会阻挡住发现之旅。甚至更糟，身体健康状态变差，生命的最后几年就被毁掉了。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73岁时仍能在他乡间的隐居之地砍木头，过着充满活力的生活，但在访谈结束时，他沉思着说：
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没有谈及，那就是良好的健康状况。你知道，这意味着你的身体运转正常，不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要想有所作为，这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我曾想，如果拖着多病的身体，如果严重的疼痛或其他病痛扭曲了你对世界的体验，那会发生什么？如果那样，整个世界都会变得不一样。当然有些不幸的人忍受着长期的疼痛，或者忍受着某种长期的生理障碍，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所以不知道那是什么感受。不过在我看来，头痛欲裂地起床做事似乎是非常困难的。
正如麦克尼尔所指出的，疼痛是那么可怕，它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注意它，因此使我们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长期疼痛会让我们停止手中所有重要的工作。当然，正如他提到的，有些人甚至能克服这样的障碍。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是16世纪最有创造力的人物之一，他患有肾结石和其他各种疾病。但是他坚持到处旅行、参与政治活动，并写出了著名的篇章。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因为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只能坐在轮椅上，不能行动，甚至不能控制声带。但是他依然发展了宇宙理论，周游世界各地。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样本中的群体还是很幸运的。他们一直到最后都很健康，不用担心自己的创造力是否能战胜长期的疼痛。
创新者小传
伊莎贝拉·卡尔（Isabella Karle，1921— ），女，美国实验化学家、晶体学专家。曾荣获美国海军的卓越文职人员奖（Superior Civilian Award）、女工程师学会的年度成就奖、化学先锋奖、密歇根大学的科学与工程领域女性终身成就奖、美国晶体学协会杰出往届主席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Gregori Aminoff Prize）。
拉维·香卡（Ravi Shankar，男，1920—2012），印度锡塔琴演奏家、作曲家，全印广播电台（All-India Radio）器乐合奏指挥。他游历世界各地，在洛杉矶创立了紧那罗印度音乐学校（Kinnara School of Indian Music）。加州大学、英迪拉卡拉森吉特大学、印度国家音乐、舞蹈和戏剧学院、美国全国录音艺术科学院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授予他荣誉学位。曾荣获印度总统莲花装勋章（Presidential Padma Bhushan Award）。他创作过两部锡塔琴协奏曲和管弦乐协奏曲，还创作过一些芭蕾与电影的配乐。
柏妮丝·诺嘉顿（Bernice Neugarten，1916—2001），女，美国社会科学家，成人发展及衰老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她是美国教育委员会会员，老年医学会前主席。曾荣获国际老年医学协会克里默奖（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rontology Kleemier Award）、布鲁克代尔奖（Brookdale Award）和美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她与人合著或编辑的作品包括Society and Education、Personality in Middle and Late Life、Middle Age and Aging、Adjustment to Retirement、Social Status in the City、Age or Need、Public Policies for Older People等。
罗莎琳·耶洛（Rosalyn Yalow，1921—2011），女，美国医学物理学家。因在放射免疫检定法的发现与发展上做出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还荣获过国家科学奖章。她曾担任美国内分泌学会的主席，写作了许多科学出版物。
迈克尔·斯诺（Michael Snow，1929— ），男，加拿大艺术家、爵士音乐人、电影摄影师，耶鲁大学高级电影课程教授。曾荣获布鲁克大学和诺瓦艺术与设计大学的荣誉学位，荣获过古根海姆奖、加拿大勋章。他的绘画作品曾在1967年世界博览会、安大略美术馆、国家美术馆等地展出。加拿大音乐创作者联盟等唱片公司录制过他的钢琴独奏和乐队演出。
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1903—1998），男，美国儿科医生、精神病学家、作家、活动家。曾获得过19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家庭生活图书奖（Family Life Book Award）和国家紧急事件公民特权委员会颁发的托马斯·潘恩奖。他曾是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的著述包括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A Better World for Our Children等。
乔治·法鲁迪（Gyorgy Faludy，1910—2006），男，加拿大诗人、翻译家。曾荣获多伦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的作品包括Selected Poems、Villon Ballads、A Keepsake Book of Red Byzant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