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与年老
我把人类看成是进化过程的产物，应该说是创造力的进化。我们现在成为了过程本身，或者过程中的一部分。
生物学家乔纳斯·索尔克
Jonas Salk
学者们对于年龄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仍存在很大争议。最初研究这个主题时发现，30多岁时人的创造力会到达巅峰，只有不足10%的伟大贡献是由60岁以上的人做出的。然而，关于什么应该被算作伟大贡献的理念发生了改变。如果我们观察总产出，情况就不同了。在人文学科中，年龄在30~70岁之间的人的贡献数量基本上没什么波动，科学领域中也存在这种趋势，只有在艺术领域中，60岁以后的贡献会出现大幅下降。不过在我们的样本中，生产力并没有出现下降，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晚年的贡献反而增加了。莱纳斯·鲍林在91岁时说，他在70~90岁之间发表的论文比之前几个20年中的都多。
随着年龄的增长，保持不变的不仅是作品的数量，还有作品的质量。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一些最令人难忘的成就是在晚年做出的。
最近的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保持不变的不仅是作品的数量，还有作品的质量。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一些最令人难忘的成就是在晚年做出的。威尔第（Giuseppe Verdi）在80岁时完成了歌剧《福斯塔夫》（Falstaff），从很多方面看，这是他最好的歌剧之一，风格与之前的作品非常不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78岁时发明了双焦镜；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在91岁时完成了他的杰作之一古根海姆美术馆（Guggenheim Museum）；米开朗琪罗89岁时在梵蒂冈圣保罗教堂中绘制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因此，尽管许多人也许在20多岁时在该领域的表现就达到了巅峰，但改变符号领域，由此对文化有所贡献的能力其实在老年时反而得到了提高。
什么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
在访谈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生活了20年或30年后，他们发生了什么重大改变，特别是工作方面的改变？他们的回答很好地说明了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是如何看待变老的过程的。
一般来说，被访谈者不觉得50多岁和70多岁，或者60多岁和80多岁有很大的差别。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能力并没有减退，从本质上说目标也与以前相同，他们做出的成就的质量和数量也与以前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完全没有一般老人对身体健康状况的抱怨。这不是个别现象，甚至那些80多岁的被访谈者也仍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尽管他们能清楚地感觉到某些身体功能的衰退。
令人奇怪的是，当汇总所有的回答时，对改变持有积极态度的人几乎是持消极态度的人的两倍。出现这种乐观情况，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在访谈的情境中，人们倾向于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但是鉴于我们得到的回答通常是坦率真诚的，因此我宁可相信他们的回答。毕竟，这些人为自己塑造了独特的人生，他们能够富有创造力地应对生命的终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最后二三十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答案自然而然地落入了4个基本类别中。它们是体力、认知能力、习惯和个人特点，以及与学界或与领域的关系。另外，这4个方面的变化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
▲体力与认知能力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最常被提及的改变必然与身体或头脑的表现能力有关。只有大约1/3人说这方面有所衰退。鉴于我们通常认为晚年是凄凉的，因此这种结果怎么可能是真实的？
心理学家很早就将心智能力分成了两大类。第一类被称为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也就是快速反应的能力。它与迅速做出反应、准确而快速的计算有关。通过让一个人记忆一串数字或字母，识别内嵌在复杂图形中的图案，或者从逻辑关系或视觉关系中推导出结论的方法可以测试流体智力。这种智力被认为是天生的，几乎不受学习的影响。其中不同的组成部分都是在生命早期达到了巅峰状态，比如有些测试十几岁的孩子表现得最好，有些测试则是20多岁或30多岁的人表现得最好。到了晚年，这些技能都会出现一些衰退。
第二种类型的心智能力是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它更多地依赖于后天的学习而不是先天的能力。它涉及做出明智的判断，在不同类别中辨识出相似性，运用归纳及逻辑推理。这些能力主要依靠的是反思，而不是快速反应，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逐渐增加，至少在60岁以前是这样。在我们的样本中，被访谈者认为甚至到了90岁，他们的这种心智能力依然在提高，或者至少是保持稳定不变。
在查看访谈内容时，我们发现最普遍的抱怨是活力下降，或者行动变慢了。对于表演家来说，这个问题尤其突出。拉维·香卡对过去充满怀念，就在10年前，他还像一阵旋风一样，在英国灌制唱片，飞到印度给电影配音，飞到加州参加音乐会，不会遗漏任何一个活动。但是现在74岁的他更喜欢待在家里，不急不忙，专注于教几个学生，有选择地参与一些演出。
少数科学家还提到他们变得更慢，也更小心了。物理学家汉斯·贝特说，88岁时他在计算上会犯更多的错误，尽管他比以前对错误更加警觉了。另一位物理学家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在80多岁时觉得，自己做事的兴趣增加了，但有些力不从心。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回忆，20年前他经常穿梭于不同的城市，私访一家家旅店，连续工作4天4夜，只睡几个小时，而现在他再也不能那样了。
不过也有差不多相同数量的人说，在晚年，他们的心智能力没有改变，或者有所提高。这种说法通常是被访谈者在60多岁或70多岁时提出的。这种积极说法的基础是，由于他们的经验更加丰富、理解力更强，他们能比以前更快、更好地完成事情。例如，当70岁的罗伯特·高尔文接受访谈时，他说现在他的商业决策变得更精明、更有效了，深入学习让他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贸易中所涉及的各种力量：
通过在世界各地旅行，我们知道有些市场是开放的，而有些不是。欧洲市场非常开放，日本市场则非常封闭。我们本能地知道那是不可容忍的，但不知道该对此说点什么，不能就此写一份花哨的备忘录。于是我们返回校园，从学者那里进行学习。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庇护所原则（the principle of sanctuary）。在战争时，商业上就会采用这种原则。我们本能上知道的东西一下子变得更清晰了。对于国际贸易问题，我们能够进行更敏锐、更迅捷的思考了。
巴里·康芒纳觉得与几十年前相比，他现在更机敏，知道的更多了；伊莎贝拉·卡尔相信，经验为她提供了比以前更复杂的知识；一些人同意诗人安东尼·赫克特的看法，认为时间磨砺了他们的技能。所有这些积极的发展都是晶体智力以及为了自己的目标运用文化中可以获得的信息的能力的例证。就我们的样本而言，男性与女性提出的积极结果及消极结果的比例为1∶1。
▲习惯与个人特点
人们报告的第二类改变涉及克制与态度。在1/4的时间里，它们会被提及，而且积极的结果多于消极的结果。消极的改变一般包括压力太大，时间太少，责备自己没有学会避免过度投入。其他相关的问题包括变得缺乏耐心，为没有保持身体健康而感到愧疚。
积极的结果包括不再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那么焦虑，变得不那么有紧迫感了，并且展现出了更多的勇气、信心，更愿意冒险。一些被访谈者表达了与安东尼·赫克特相同的看法：
我可能比以前更相信无意识的直觉了。我不像以前那样刻板，从我诗作本身的特性和结构就能看出这一点。它们在韵律和总体设计上变得更自由了。我早期的诗作比较严谨刻板，体现出想避免任何错误的意愿。现在我不太为此担忧了。
一些被访谈者提到，他们从过去工作的错误或受到的批评中学习到了一些东西。这种学习可能是很痛苦的。当花旗公司经历股价大跌，在市场中损失惨重，约翰·里德责备自己没有预见到这一切，他认识到自己必须改变领导方式了：
在过去10年中，我做企业的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不认为自己失去了朝气或创造力，但我不再那样随意了。我没有了那种绝对的热情。当你意识到自己可能犯错时，那种热情就会减少。我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不足，对它们相当敏感。对于现在我在做的事情，我能做得很好，但那是磨练的结果，不是自然而然的行为。我强迫自己去做这些事情，非常努力地完成他们。但是这很有趣，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大多数事情都是有趣的。
作为历史学家，C.范恩·伍德沃德可以通过出版作品的新版本，比较容易地来纠正自己的不足：
嗯，我学到了更多东西，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以及我的作品的推理与结论，例如有关吉姆·克劳（Jim Crow）的书。我已经出过4个版本，正考虑出第5个版本，每一次都会有变动。这些变动主要来自我受到的批评，这些批评大部分来自年轻一代。我认为作为历史学家，有可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对新事物无动于衷或轻视它们。你知道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是持久不变的。作为书写历史的人，我也在改变，只希望不是越变越糟糕。
几位被访谈者逆转了时间压力造成的的消极影响，他们成了自己的主人。我们在这里同样会看到，对某人的时间及心理能量的过度需求，既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取决于个人如何应对。
但是，即使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应对迅速增长的需求，他也不可能完全掌控时间。以下是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对自己工作方法的改变的描述：
它们变得更有条理、更系统化。在过去20年里，为了应对时间的严重缺乏（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想出了很多方法。我以为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时间依然变得更缺乏了。
天文学家维拉·鲁宾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对时间的需求：
最大的挑战在于为了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做科学研究，你必须应对专业会议、各种组织及委员会。女天文学家如果有问题，她们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来找我。每天我会花一个小时来做这类事情。保持做科研的时间真的很困难，我依然非常想搞科研。
我比大多数人有优势的地方在于，我不用教学。不过我觉得人们对我们所能完成的事情的期望变得很高。电话、电报和电脑为他们提出高期望提供了便利。运气不好的时候，我每天会收到17~24封电子邮件。大多数时候我勉强能处理完邮件。我会收到很多预印本、重印本和信件。我没有秘书，秘书在某种程度上能帮些忙。如果我阅读所有这些预印本、重印本和信件，那么整整一天，我就只能处理这些东西。
就习惯和个人特点而言，男性和女性提到消极结果的比率是相等的，而女性提到的积极结果是男性提到的两倍。显然富有创造力的女性对晚年的生活调节得不错。与男性相比，她们特别会提到内心更加平和，压力更小了。维拉·鲁宾说：
30年前与现在完全不同。我曾质疑自己是否真的能成为一名天文学家。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我心存很多疑惑，其中一个很大的就是它能否真的实现。我停不下来，我无法放弃，成为天文学家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这种想法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也不确定它是否可行，不确定自己能否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与学界的关系
另一个改变涉及与同事、学生及机构的关系。积极结果的数量再一次与消极结果的数量相当，但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差异：所有消极的结果都是男性提出的，而提出积极结果的男性与女性各占一半。当年事已高，他们会失去机构正式成员的身份，男性显然会因此更失落。因为退休后他们的声誉和权力会减弱，对此他们会感受到更大的痛苦。尤金·麦卡锡很久之前就离开了美国参议院；社会学家戴维·瑞斯曼因为不喜欢到处旅行，所以不再参加学者们的会议；物理学家维克托·维斯科夫像许多同行一样，不再参与活跃的研究。
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可能获得在学界中更中心的地位，或者与学界发展出新的联系形式，特别是与学生的联系。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可能获得在学界中更中心的地位，或者与学界发展出新的联系形式，特别是与学生的联系。乔治·斯蒂格勒在他编辑的享有盛誉的期刊上投入了更多时间；拉维·香卡正计划在印度政府为他建造的中心教授传统音乐；人类学家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e）减少了去非洲查看现场工作的次数，而用更多时间来训练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学生；曼弗里德·艾根在哥根廷领导了一个大型实验室，与12名博士生密切合作，并活跃在各种科学协会及政府机构中。
▲与领域的关系
对于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这个问题，最后一类回答与知识的获得无关。提及这个类别的回答占所有类别的17%。与前面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基本持平的情况相反，这些回答一律都是积极的。似乎是因为获得更多知识和不同领域的知识，人生前景就永远不会令我们失望。我们会失去体力和认知能力，也会失去权力与显赫的社会地位，但我们始终能接触到符号领域，直到生命的终点，它们依然能带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回报。
一些人拓展了自己所在的领域，例如妮娜·霍尔顿对学习青铜雕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人开始进入与原来工作相关的分支领域，比如弗里曼·戴森现在正为大众读者写科学读物，他的热情就像当初进行科学研究时一样旺盛，最近他还拥有了一份数学物理学家和作家的双重职业。另一些人发现了全新的兴趣，比如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在不做德国科学基金会的主席之后，写起了烹饪书。
还有些人仅仅希望能进行更广泛的阅读，探索被忽视的知识领域。他们会宣称，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学会了更充实地享受生活。这种改变与年龄增长或个人决定的关系不大，它是由与环境的互动、领域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画家埃伦·兰洋这样描述过去几十年中自己风格的改变：
人们根据我的很多早期作品给我贴上了富有经验的原始派艺术家的标签，因为我画的是芝加哥的街景。但这些画受到了14世纪锡耶纳（Siena）蛋彩画画家的影响，这样就有了以质朴天真的方法来表现预先构想好的东西的风格。我并不天真，只是采用了特定的风格。在后来的40年中，那种风格是相当适合的。它是当时美国意象，特别是地区意象的一部分。之后有一段时期，我想创作尺寸巨大的作品，于是开始画油画。在接近60岁的时候，我碰巧开始根据照片创作。那些照片都是家庭的老照片。我根据报纸、体育照片以及在意大利找到的旧影印页进行创作。它们都是人物画，都是怀旧的风格。你知道，在那时根据照片创作是一种禁忌。我实际上通过照片，将一种空间或模式转移到了画布上。它是一种照片的视角，反映了曾经发生的某个情境，一些照片上的人已经亡故。这样做的第二个理由是记录我自己的历史，适时地建立起个人纪录。前面的经历结束了，我可以把它放到一边，继续前行。那对我很重要。由于意象改变了、移动了，因此作品也改变了。
接下来我开始画丙烯画。当时丙烯颜料改进了很多，人们可以用它进行创作。我用了大约5年的时间来学习使用丙烯颜料。如今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丙烯画不是油画。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自己应该转变绘画内容。于是我做出了另一个理智的决策。我选择画物体，但不是静物写生。我画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说正是在那时，我的作品开始变得非常超自然了。物体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渗透到了与舞台魔术、早期的物理及化学实验相关的整个系列中。那大约开始于1968年，至今相关的作品仍涉及广泛的领域。然后舞台制作中相继出现了动物、鸟类和昆虫。我涉及的绘画领域不断增加，并且得到了不断发展。
这段引用很好地说明了领域是多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同的绘画媒介（蛋彩画、油画、照片、丙烯画）、不同艺术的历史影响、不断改变的情感重点以及对经验不断地反思和经验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途径，使得兰洋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索。正是这个原因，领域的改变始终被认为是积极的。它们允许一个人即使在身体不济、社会机会变得很有限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创造力。
山外有山
我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这些人对年老的态度比我们预期的更积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仍在深入地参与令人兴奋、带来回报的任务，即使他们最终无法完成这些任务。就像爬上顶峰的登山者，在环顾四周、欣赏壮丽的景色之后，他们会欣喜地看到旁边更高的山峰。他们永远不会失去令人激动的目标。演员爱德华·阿斯纳在讲述目前吸引他注意力的东西时，表达出了整个访谈样本所具有的情感状态：
我想向大家更好地展示自己的表演能力。我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会来这样做，尽可能多地表演。收音机、广告、旁白、纪录片的解说、舞台剧、电视、电影……什么都无所谓。我渴望把事情排得满满的，渴望不断追求与实现。
我们问被访谈者，他们目前需要应对的挑战是什么，什么目标比其他事情更吸引他们去付出精力。所有人的回答都是热情洋溢的，他们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自己正在从事的事情。显而易见，就像阿斯纳一样，每个人仍“渴望不断追求与实现”。唯一的例外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在接受访谈时，弗里曼·戴森表示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要做。他说，这是他非常具有创造力的时期，因为在富有成效的爆发之前，闲散是必要的。“我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这可能意味着我正处于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尽管只有到以后你才知道它是不是。”
一些被访谈者，比如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让外部事件来决定自己需要应对的挑战。他确信会出现有趣而且重要的问题，为他提供参与其中的机会：
我一直设法让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成为最重要的任务。我给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赋予很高的优先级，让自己充满动力。过去我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那已经做完了，已经过去了。我很高兴自己做得不错，但对今天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当下我做什么，以及未来我将做什么。
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态度很具有代表性。样本中几乎没有人对过去的成功念念不忘，每个人的精力都集中在要去完成的任务上。
最常见的挑战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要完成一本书并写四五篇文章。有些人则有很棒的研究计划要完成。伊莎贝拉·卡尔的回答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深奥的技术术语也难以完全掩饰激动的心情：
嗯，我现在正在研究在细胞膜上生成了通道的缩氨酸系统。它将钾离子从细胞的一侧输送到另一侧。在这项工作上，我正与印度的一位研究者合作。他能够进行分离和提纯。我这样说是因为很多自然产物具有许多差异细微的版本，除非你能区分开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否则就无法培养晶体，因为它不能恰当地复制。分子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进行复制才能产生晶体。他已经准备了材料，并培养了晶体。事实上，使用相同的材料，在不同的溶剂中会培养出多少有些不同的晶体。我目前正在查看第三种晶体形式。每一种晶体都显示出了通道形成的方式。存在一种螺旋肽，它的内部有一个大大的弯曲，两个肽像沙漏一样连接在一起（她用手比画了一下）。其中一端是疏水的，那意味着它们与某种构成细胞壁的材料是兼容的。而另一端是亲水的，它们吸引水或有极性的物质。因此这种晶体内的通道充满了水，但在两个部分的中间，通道被氢键中断了。如果你有一个水分子，那么它将无法通过两个部分的中点。这些材料被用做抗生素，那就是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领域中，发现运输离子的方式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身体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输送离子，以便从我们吃的食物中吸收身体所需的矿物质。
另一个回答也显示出被访谈者所从事的任务的多面性。那是罗莎琳·耶洛对她近期安排的描述，其中包括科学研究、制定政策、家庭时间以及公共服务，这些事项交织在了一起：
让我们来看看。2月24日我在纽约市的纪念医院（Memorial Hospital）做了演讲，下午4点到6点在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与科学界的女性会面，然后我赶赴迈阿密参加东部学生的研究会议。第二天我要做有关内分泌腺的系列讲座。然后我回到纽约的家中，并来到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在那里进行为期三天的研究和交流。然后我去参加了在匹兹堡召开的有关光谱学的会议，接下来在新奥尔良出席了一个关于分析化学的会议。我回到家，然后前往斯图尔特日校（Stewart Country Day School），给7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做演讲，然后再去奥尔巴尼。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周里。
昨天，我给纽约科学院的成员做演讲。下周我要去位于加州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ies）。我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ies）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我将做有关辐射的演讲，并与女性群体进行交流。
然后我去看女儿、女婿和外孙，29日返回家中。31日我动身去纳什维尔（Nashville），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进行了两天的演讲，接下来两天在希沃恩（Sewanee）的南方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outh）做演讲。之后我回到加州。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正在举行为期三天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借用了我的演讲标题“辐射社会”。从那里回来后，我要去拉斯维加斯参加美国核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Nuclear Physicians）有关辐射的会议。
对于像巴里·康芒纳、乔治·克莱因、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这样已经在负责机构（企业、研究实验室）的人来说，主要的挑战在于帮助机构继续发展下去。以下是罗伯特·高尔文对自己如何继续参与摩托罗拉的事务的描述：
交出公司的直接领导权，不再对运营进行管理后，我希望在公司中仍能保持活跃和影响力。我逐渐对我认为在未来几十年，而不是在未来几周、几个月将对公司业绩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我认为存在一些重要的基本因素，它们也许能够提升公司的执行能力。对我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在职业方面的创造力和挖掘领导人潜力的能力，它们都与预测未来以及承担责任有关。
某些人发现，他们面对着意料之外的挑战。乔纳斯·索尔克本来计划为科学政策及慈善事业做贡献，而这时艾滋病开始在全世界流行。索尔克认为这个挑战太有吸引力了，让人无法抗拒。他重返实验室，试图找到预防这种疾病的免疫学方法，就像很多年前他发现脊髓灰质炎疫苗一样。柏妮丝·诺嘉顿十几年前从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下来，可是她读到有关贫穷孩子状况的统计资料，为此感到深深的担忧，于是重新回来进行全职的政策研究。
这种投入也许会被解读成工作狂，除了取得成就，完全无法享受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是这种说法没有抓住要领。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令生活变得充实圆满的方式。电视制作人罗伯特·特钦格（Robert Trachinger）展示了这一过程的多面性：
我现在真的很想享受生活。我已经放松下来。我一直是一个工作很拼命的人，属于A型人格。我患有高血压，过去经常需要吃药。现在我不再吃药了，练练瑜伽和太极拳。教学仍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因为我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很多爱、很多回应。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的一部分仍是孤独的犹太孩子。我现在有足够的钱，可以不工作或者不为了钱进行教学，也能过着舒适的生活。我很喜欢去欧洲，教导欧洲的年轻人，协商学校（我正开始创建）的事务以及有关电视及电影制作系的事情。我提醒他们要对引入的电视形式特别小心，因为那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欧洲大多数人观看的是美国的电视节目，这侵蚀了他们的文化。我们探讨这些价值观，如何成为负责任的电影制作人及电视制作人，而不只是取悦观众或赚很多钱。
我要学习，读书就是我的课程。阅读让我非常着迷。如果你上楼，会发现我收藏了1 500~2 000册图书，其中很多我还没读过，但我希望自己年老的时候能读它们。我会有越来越多的读书时间。我会给年轻人提出建议。从任何方面看，我都不是一位圣人，但我毕竟活了67年，确实感知到并明白了一些事情。
人生的最后一个任务
作为人类，这个任务对于我们的充分发展至关重要。它在于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融会成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在临近生命终点时与我们自己达成和解。
根据埃里克·埃里克森的理论，在人生中人们心理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任务被他称为实现完整性的任务。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如果我们解决了成年期所有的任务，比如发展可行的同一性、发展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成功地将自己的基因及价值观传递给了后代，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任务了。作为人类，这个任务对于我们的充分发展至关重要。它在于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融会成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在临近生命终点时与我们自己达成和解。如果在晚年，我们回顾过去，充满了迷惑和遗憾，不能接受我们已经做出的选择，希望得到另一种机会，那么很可能产生绝望。用埃里克森的话说就是：“有意义的老年……能够满足完整传承的需要，完整的传承给予生命轮回不可或缺的洞察。在临近死亡的时候，能够既超脱又积极地关注生命，这种力量形式被我们称为智慧……”
完整性的概念意味着配合的能力，也意味着联系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能力。埃里克森认为老人的智慧是基于同一性的新定义，它可以用“我就是比我活得更长的事物”这句话来总结。如果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我认为自己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那么绝望感就可能产生。但是如果我与一些更持久的存在体是一致的，那么就能为我的生存提供一种连接感和延续感，从而远离绝望感。如果我爱我的孙辈，热爱我所完成的作品或我为之而战的事业，那么我一定会觉得自己是未来的一部分，即使我已经死去。乔纳斯·索尔克将这种态度称为“做一个好祖先”。
在研究中，我们不直接探究被访谈者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生命的完整感。不过对于一个问题的回答多少能够说明，什么存在体被作为了他们同一性的核心。完整感有可能围绕着这个核心发展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在你一生所成就的事情中，什么令你感到最骄傲”。对于研究完整性，这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问题，因为“骄傲”一词令有些被访谈者感到退缩，而另一些人太满足于挑出一个特定的成就，以此作为最大的骄傲。不过总体说来，他们的回答以某种方式暗示了他们认为自己一生中做出的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因此，那也是他们与未来的主要连接。
对这些回答进行分类很简单，因为从根本上看，它们都属于一类。正如我们对如此成功的群体的预期一样，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是首选答案。大约70%被提及的、引以为傲的成就都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然而，40%的女性以及25%的男性（平均30%）将家庭作为最令他们感到骄傲的事物。以下是两位男性对自己做出这样回答的解释：
嗯，从孩子那里我获得很多满足与骄傲。我的孙子、孙女太可爱了。当他们行为不端时，我不必为此担心，因为我可以把他们交给他们的妈妈。我猜想孙子孙女是生出来陪爷爷玩的。我的孙子、孙女都很漂亮，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我的孩子中有一些遇到了问题，但基本上他们发展得都不错。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我感到很开心。我也会担忧那些遇到问题的孩子。我比担忧自己的问题更担忧他们。相对于我自己的成就，他们的成就更令我开心。
我的妻子和孩子很忠诚，努力让家庭保持最好的状态。我的婚姻很稳定，这真的是非常幸运。我认为它对于我的某种性格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不觉得自己的一部分生活挺好，如果我的孩子遭遇了失败，或者我离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它会影响我的写作和教学。我想我就无法进行同样积极进取、富有活力的教学了。
正如第二段摘录所显示的，对家庭的骄傲通常与对工作的骄傲交织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家庭最先被提到，但其重要性是从属于写作与教学的重要性的。这听起来似乎是：家庭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使作家能够将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事实上，家庭和工作通常密不可分，很难根据一个回答就说名气与成就更受重视，因为它们提高了家庭的福祉，反之亦然。但是，对于这些取得了卓越成就、久经世故的人来说，在叙述人生时，也许会有更多样、更深奥的主题。这似乎证明弗洛伊德令人迷惑的简单解答是正确的。对于幸福生活的秘密，他的回答是：“爱与工作。”通过这两个词，他几乎把所有的选项都囊括了。
对被访谈者的回答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后，另一种有趣的模式出现了。一些被访谈者主要谈到的是感到骄傲的外在原因，比如他们做出的巨大贡献、获得的认可与奖励、在同行中的知名度。其余30%强调的是内在原因，比如他们的成就可以推动文化的发展，或者出色地完成一项困难的工作带来了成就感和满足感。
物理学家约翰·巴丁虽然提到了外在原因，但更强调了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内在重要性：
我想最令我感到骄傲的是超导性的理论。让我最出名的两件事是与同事合作发明了晶体管以及提出了超导性理论。当然，晶体管比超导性具有更广泛的影响，但超导性的挑战更大。这一理论对物理学的其他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理论贡献上看，它为思考原子核以及高能粒子的结构开辟了一些新方法。因此我认为它对于更深入地理解宇宙具有更大的贡献。
有些回答集中在自己的作品卖了多少册、自己对大型研究组织的领导，或者自己的作品在最重要的展览中被展出等方面，都是围绕着工作履历中最辉煌的部分来说。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干脆直接的回答：
我想令我感到最骄傲的事情是给其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成就，比如我获得了两个领域中的诺贝尔奖等。从我职业生涯的发展来看，那些事情以及其他类似的职业成就是最令我感到骄傲的事情。
为什么女性倾向于强调外在的成就呢？也许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难获得认可，因此当她们得到认可时，认可对她们具有更大的意义。
然而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的理由都是内在的。对于那些在各自领域中几乎触碰到成就巅峰的人来说，也许只有那些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才能奢侈地不看重世界级成就的重要性。对这些回答进行细致地分析后我们发现，对某个问题赋予太大的重要性是不明智的。当我们意识到40%的男性给出的回答是内在的，而没有一位女性做出内在的回答（每位女性都认为最令她们感到骄傲的是成就的外在部分）时，这种做法的不明智就变得很明显了。
这些女性享受自己的工作，敬畏工作的重要性，但对成就所能带来的声誉和权力不太感兴趣。很难找到一位女性科学家能像维拉·鲁宾那样热爱自己的工作，也很难找到一位女性艺术家能像伊娃·蔡塞尔那样投入，或者找到一位女性历史学家能像娜塔莉·戴维斯那样对自己的职业感到那样骄傲。那么为什么女性倾向于强调外在的成就呢？也许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难获得认可，当她们得到认可时，认可就对她们具有更大的意义。无论如何，这种矛盾性说明，试图脱离某个人的全部背景来诠释单独一个回答是不可靠的。伊莎贝拉·卡尔一开始给出了一个相当外在的回答，而在访谈的其他部分中，她的回答听起来无疑是对工作的精神内核更感兴趣：
从获得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奖项以及被选为“精英”学会成员的角度来看，我已经成功了。我被邀请到世界各地的大学进行演讲，所有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满足感来自于工作，我从中找到以前无人知晓的自然奥秘。看到各种分子的形态，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能够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我认为这是非常个人的体验，就像有人能从完美地演奏贝多芬的音乐或画出一幅佳作中感受到满足一样。
被访谈者的回答错综复杂，我们从中条分缕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和其他人一样，他们的个人叙述也强调了“工作”与“爱”这两大主题。从这两个主题中，他们构建出有关过去的有意义的故事，并建立起通往未来的桥梁。他们比大多数人幸运，因为许多人的努力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成果，但他们却声名远播。没有证据显示，与生活充实、为人坦诚的水管工相比，获得一两个诺贝尔奖的人具有更多的智慧，或者更有可能不被绝望困扰。
面对无限的宇宙
在接受访谈的时候，所有被访谈者依然积极地投入于体现他们两大人生主题的家庭生活与工作项目中。不过他们的兴趣通常会扩展到更宏大的范围，比如政治环境、人类福祉，甚至是宇宙的未来。有趣的是，在进入晚年后，似乎没有一个人求助于宗教信仰。死亡的恐惧并没有逐渐逼近，他们还不必寻求信仰的慰藉。年轻时寻求信仰的慰藉会被认为是怪异的。一些人，比如社会学家埃莉斯·鲍尔丁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他们会继续保持自己的信仰。当不存在仪式化的信仰时，更广泛的信念似乎会变得更明显，即对具有终极意义的宇宙的信念。这种信念使被访谈者充满了敬畏、尊重和好奇。
如果说谁的经历中曾改变过信仰，那非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莫属。他曾承担了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这样的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的职责，将过度纵容溺爱的理念引入了美国的儿童教养领域，毁了全民的性格。在90多岁的时候，斯波克开始写一本有关灵性的书。他对灵性的理解与对制度化宗教的理解相去甚远：
很不幸，灵性不是一个时髦的词，也不是一个惯用的词。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如此非灵性的国家，我们认为谈论灵性多少有点陈腐。“那是什么？”人们问。对我来说，灵性意味着非物质的东西。我并不想说它是神秘的事物，只想将它运用到普通人的寻常生活中。灵性是诸如爱、乐于助人、宽容、欣赏艺术，甚至是艺术中的创造力这样的东西。我认为艺术中的创造力是非常特殊的。为了用文学、诗歌、戏剧、建筑、园艺等进行表达，创造出美好，就需要利用高等级、高类别的灵性。即使你无法创造出美好，它至少有利于你欣赏美好，从中获得享受和启发。因此它完全是非物质的，其中也包括宗教。
在陶艺家伊娃·蔡塞尔充满传奇的一生中，她一直设法帮助贫穷的人，并将自己的艺术天赋部分用于推动左翼事业，她真心诚意地相信，这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现在她80多岁了，在客观看待自己的过去的同时，对于自己的动机是否最明智变得不那么确定了。尽管没有遗憾和失望，但她发现自己能够绝对信赖的只有自己创作的作品以及古老的“做好事”的目标：
我在思考如何将自己积累的智慧传递给孙女。我想到要告诉她的事情之一是，一个人要努力做好事，努力创造出什么东西。我发现我的职业对于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一旦你完成了一个罐子的创作，它就在那儿，它证明了你生活的价值，你的生活不再轻于鸿毛。毕竟你经历过，最后你会离开人世，但它证明了你的存在……
接下来是为社会做好事的问题。不要忘记，所有与我们同时代的人以及我们自己都是为某种宏大的意识形态而活着的。每个人都认为他应该要么在西班牙战斗，要么为其他事情去死；大多数人会因为某种原因而进监狱。到最后事实证明，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值得你去牺牲任何东西。我们甚至都很难确定地将为个人做好事作为目标。我们也很难明确地知道，应该为某个意识形态而活还是应该为做好事而活。然而我可以告诉你，做罐子肯定没有错。做罐子的时候你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苦痛与罪恶。
马克·斯特兰德认为，诗人的责任是证明并记录体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更宽泛的责任的一部分。我们都有责任通过自己的觉悟来保持宇宙的有序性：
是的，我认为这来源于一种道德感。我们停留在人世的时间很短暂。我认为这是一种幸运的意外事件。一旦出生，我们就有义务去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会涉及很广的范围。据我们所知，人类是宇宙中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我们甚至能够成为宇宙的意识形式。我们的出现让宇宙能够看到它自己。我对此并不了解，但组成我们的材料也是构成星星或构成飘浮在太空中的其他东西的材料。不过我们的组合方式使我们能够描述活着是怎样，去见证我们是什么。我们的大多数体验就是去见证。我认为活着就是做出反应。
物理学家约翰·惠勒苦苦思索得出的观点听起来与斯特兰德的立场很类似。这是所谓的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之后的探索，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所以世界才存在的观念，也是通常由神学家及哲学家所持有的理念。根据他们的说法，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它。也许宇宙的存在只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它，不过，作为科学家的惠勒喜欢清楚地阐释这种模糊的观点，以便进行检验：
就在此时，一个观点激励着我。它可能完全是错误的，但除非进一步探究，否则我无法判断。我们周围正展现出伟大的景象。通过某种方式，我们在创造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某篇生动的文章中表达了这种观点。如何能以一种清晰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观点，使它变得可以被检验呢？我决定尝试一下。我阅读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作品，与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给我启发的每一个人交流。将所有这一切都聚焦于一个能够被确定为是还是否的特定问题上是很好的做法，但目前整个事情太巨大、太不成熟，较好的做法是先培育它。
乔纳斯·索尔克除了进行免疫学的研究，操心学院的事情，以及担任慈善基金会的委员会成员之外，多年来他还在思考进化论在影响文化与意识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更宽泛的含义：
我一直对一些更宏大、更基础、有关创造力本身的问题感兴趣。建立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的初衷就是想让那里成为磨练创造力的场所，成为研究创造力的中心，探究那些在人生过程中展现出这种特性的个人。我把人类看成是进化过程的产物，应该说是创造力的进化。我们现在成了过程本身，或者过程中的一部分。从那个观点看，我对自己所称为的万有进化产生了兴趣。在生命起源之前的进化（我的叫法）、物质世界、化学世界的进化、生物进化、超生物的进化（我的叫法）、心智本身以及大脑与心智的进化中，进化现象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开始就目的论的进化（Teleological Evolution）进行写作，也就是有目的地进化。我的目标是设法以有目的的方式来理解进化和创造力。
年轻的科学家经常会带着某种不快来看待年老的科学家。他们嘲笑惠勒、斯波克、索尔克等老科学家，并暗示他们应该好自为之，因为进入老年后，他们似乎把所有的谨慎小心都抛在了脑后，打破学科的界限，开始操心宏大的存在性问题了。然而有时我们有理由不把他们的尝试看成年老昏聩时的自大与自夸，因为我们样本中的例子指向的是不同的方向。年老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将几十年的时间投入到各自领域狭小的分支中。当在自己的学科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他们会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他们开始探索艺术工作室或科学实验室以外的世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所探究的问题几乎肯定比早年所应对的问题更棘手。因此他们就应该打消这个念头或者应该被嘲笑吗？或者相反，我们应该为批评他们的人而感到难过，因为这些人只能从单一学科严格的、通常也是枯燥的标准来判断人类的探索？
当然，这些问题更像是一种修辞技巧，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我看来，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正在进行的探索恰恰是让他们的人生阶段变得如此令人激动、如此有价值的事情，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实现这种人生。而且，在任何单一的领域中都无法找到智慧与完整性。他们需要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更广阔的视角，需要一种可以将所知、所感以及自己的判断整合起来的理解方法。事实上公众认为这种任务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可能像以往一样，因为他们在艺术、商业或科学上的贡献而获得某个文化领域的认可。然而到这个时候，渴求智慧的人们知道，不虚度人生的关键不在于获得很多这样那样的成功，而在于在构成我们最私密的生存本质的纤维中，有着怎样的确定感，也就是我们的存在与宇宙的其他部分存在着有意义的联系。
创新者小传
C.范恩·伍德沃德，（Comer Vann Woodward, 1908—1999），男，美国历史学家、作家，美国南部历史学家。曾荣获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奖、普利策奖、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以及历史学金奖。他是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的成员，写作了许多学术文章和11本书，其中包括Tom Watson、Agrarian Rebel、Origins of the New South、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他编辑过的作品有Mary Chestnut’s Civil War。
爱德华·阿斯纳（Edward Asner，1929— ），男，美国演员。曾荣获5次金球奖和7次艾美奖。美国演员工会主席，出演过多部戏剧、电影和电视剧，他的作品包括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Roots和Lou Grant。
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1922—2005），男，美国记者、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包括The Anderson Papers、Fiasco。
罗伯特·特钦格（Robert Trachinger，1924—2010），男，美国教育家、广播节目执行官，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副总裁。曾荣获艾美奖纪录片奖。他负责开发并最先使用了慢动作录像、手持录像机和水下摄像机。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传播学教授，也是一位国际性的讲师、咨询师，还是富布莱特学者。
约翰·惠勒（John A Wheeler, 1911—2008），男，美国物理学家、教授。因研究黑洞而闻名，曾被评为古根海姆学者，荣获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恩里科·费米奖、富兰克林奖章、国家科学奖章、赫茨菲尔德奖（Herzfeld Award）、国际尼尔斯·玻尔奖（Niels Bohr International Award）、奥斯特奖章（Oersted Medal）和奥本海默纪念奖（Oppenheimer Memorial Prize）。除了发表过许多专业论文之外，他的著述还包括Geometrodynamics、Spacetime Physics、Gravitation、Frontiers of Time和Quantum Theory and Measu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