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领域
写作是一种人格分裂的过程。你是一个感性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你才思泉涌；同时你也是一个理性的人，它让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词句。
德国女诗人希尔德·多明
Hilde Domin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将更细致地探讨特定领域中的创造力。正如第4章所示，虽然不同的创造力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但为了查看其中具体的情况，我们必须单独探究每个领域。从非常抽象的层面看，物理学与诗歌中产生的创造力很相似，但其中也隐藏着许多有趣的东西。因此本章以及接下来的两章会呈现某个领域中的一些案例，从而更详细地理解在文化变革的创造中都包含着什么。
首先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5位作家（3位诗人和2位小说家）的目标和工作方法。从作家开始探究很合理，因为在所有的文化领域中，文学可能是当今世界最容易理解的领域。要让外行（我也属于此列）理解理论物理学家是如何工作的可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我们都阅读故事，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写作，因此专业作家的技艺并不深奥。
即使在多少比较同质的文学领域中，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仅小说家与诗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且在每个子领域中，就各种细节而言，也存在着数不清的差异。例如，在长期延续的诗歌传统中，诗人汲取的是哪一部分；作家采用的是经典模式还是实验主义模式；他们偏爱什么流派，等等。尽管在最细致的分析中，每位作家都是独特的，但5个概括的分析却提供了文学创造所涉及的共同内容。在查看案例之前，思考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也许会有所帮助，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文学感兴趣。
世界上最古老的符号系统是那些围绕语言内容和规则组织起来的系统。第一个讲述真实的或想象出来的事件的故事，以及祖先们的神话及篝火边的故事，大大拓展了人类体验的范围。诗歌的韵律和节奏创造了一种有序的模式。对于几乎不了解大自然神秘莫测的秩序的人们来说，诗歌一定被认为是神奇而非凡的。当发现写作能够在脆弱的大脑之外保存记忆时，文字的领域开始成为人类进行表达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也成为人类最感到骄傲的方面之一。也许只有绘画、舞蹈和音乐是同文字一样古老的领域，而技术和算术可能是同时出现的。
如果没有故事和书籍，我们的所知只会局限于自己发生的事情或者我们认识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书籍之后，我们可以参与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埃及之旅，或者和路易斯（Lewis）、克拉克（Clark）一起完成抵达太平洋的史无前例的旅程，或者想象几百年后前往我们星系之外的地方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文字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在记录真实的或想象的事件的过程中，作家通过给短暂的体验流的不同方面命名，在语言中让它们变得更持久，从而阻止了它们的消失。在阅读及背诵文章中的句子或段落时，我们能回味它们的形象和意义，从而能够更准确地理解我们的感受和想法。稍纵即逝的想法和情感被文字转化为了具体有形的想法和情感。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创造了我们本来无法感受到的体验，它们将我们的生活提升到了更复杂的层面。
文学不是通过简单地呈现信息来达到效果。它们的效果存在于形式上的特性，比如语句的音乐性、想象力的鲜明生动。当被问及直觉和才智哪一个更重要的时候，科学家倾向于说：“当既有直觉又有才智的时候，效果会最好。”作家马德琳·恩格尔（Madeleine L’Engle）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你的直觉和才智应该彼此配合……就像做爱，那样效果才会最好。”两个回答的内涵都是相同的，但哪一个效果更好呢？想象直觉和才智在一起做爱可能更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思考思维的辩证过程中包含着什么。这也是更准确的描述，因为它让我们注意到才智与直觉相互融合，那不是干巴巴的功能性连接，而是类似于爱恋的关系。因此对于作家来说，文字的选择、形象与故事的构建就像信息的内容本身一样重要。
很多作家觉得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挑战，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园丁，他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培育”出新的主意。
有人说所有的故事都被讲完了，再也没有故事可讲了。作家的工作最多就是旧瓶装新酒，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讲述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情感状态。然而很多作家觉得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挑战，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园丁，他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培育”出新的主意。假设一种鲜花每年春天开放，如果园丁懈怠了，那么花园里就会长满野草。
本章记述的作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很热爱自己的职业。他们对自己的领域具有近乎宗教般的尊重，相信圣约翰的福音“太初有道”。同时他们也知道，文字的力量在于他们如何使用，因此他们非常享受摆弄文字的乐趣，扩展它们的意义，用新颖的方式连接不同的词汇，不断打磨文字，直到它们熠熠生辉。虽然他们在和文字玩耍，但同时也会非常认真。他们全身心投入到想象世界的创造中，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和他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一样重要。如果没有他们创造出来的符号避难所，“真实”世界就不会那么有趣。所有作家都觉得正是写作给予了他们同一性，如果不能写作了，那么他们的生活会失去意义。与此同时，5位作家的目标和方法却是非常不同的。有的作家觉得自己有一个要传达的中心思想；有的作家倾向于对体验做出更多的回应；有的作家强调传统；而有的作家很随性。
成为见证者
在接受我们访谈时，马克·斯特兰德正住在盐湖城，并在犹他大学教书。不过他出生在东部，最近他和家人回到那里居住了。斯特兰德因为他的诗作而获得了很多荣誉，其中包括获得美国“桂冠诗人”的称号。像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他没有太看重自己。当我们问他在这个人生阶段，他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时，他答道：“有时是训练小狗不要在屋里拉便便，有时是设法把一些工作做完。”
斯特兰德没有自命不凡的诗歌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自己的职业。事实上，他对诗歌的看法像其他人一样严肃认真。他的写作题材来源于死亡的现状：出生、爱与死亡就像是被嫁接在他的诗句上。为了赋予这些永恒的主题一些新意，他必须进行大量的观察、阅读和思考。斯特兰德认为自己的主要能力是能够注意到生活的质感与节奏，对多面的、不断变化而又循环往复的体验流具有很强的接受能力。说出有新意的东西的秘诀在于有耐心。如果反应太快，那么这种反应可能流于表面，是一种陈词滥调。“把你的眼睛和耳朵张开，”他说，“把嘴闭上。保持尽可能长的时间。”然而生命是短暂的，所以耐心对诗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认为诗歌需要放慢速度，它需要一遍一遍阅读同样的东西，真正去品味它，住在它里面。不要着急去发现诗歌里发生了什么，而是去感受音节之间的摩擦，一个词如何让步给另一个词，感受一个词与接下来的各个词之间关系的合理性。
斯特兰德说他开始写诗的时候经常脑子里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想法，促使他开始写作的只是写的愿望。写作对于他来说（就像对本章探讨的其他人一样）是一种必需品，就像水对于鱼儿或者飞翔对于鸟儿一样。在写作过程中，当一个词引出另一个词，一个形象让另一个形象呼之欲出的时候，主题就会呈现出来。这是寻找问题的过程，是所有富有创造力的工作的典型过程，无论是艺术工作还是科学工作：
我会匆匆写下几个词，那是一个开始。这可能发生在我阅读其他东西的时候。每次的情况都不同，没有一定的规律。我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奇妙的方面，那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主意会冒出来，也不知道它来自哪里。我想这与语言有关。作家是对语言具有更强接受能力的人，我想他们能看到字里行间的一些东西，这使他们能改变词句或改善它们以前的呈现方式。
我不知道这些主意是从哪儿来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谜，但还有很多事情也是未解之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做现在做的事，甚至不知道写作是不是找出解答的一种方法。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对自己了解得越多就会写得越多，但那不是写作的目的。我写作不是为了更了解自己，而是因为它给我带来乐趣。
不过乐趣这种说法似乎低估了斯特兰德的写作方式。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终结的过程，几乎会让诗人对它过于着迷。“我总会在头脑的深处进行思考，总有事情在那里盘旋。我一直在工作，即使那是无意识的，即使在和人们交谈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在头脑深处的某个地方，我在写作，在仔细斟酌。头脑的另一部分在检查我所做的事情。”事实上，斯特兰德试图避免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当他太投入地写作一首诗时可能会发生的某种心理崩溃。在这样的时刻，为了避免暴跳如雷，他想出了各种仪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比如玩一会儿纸牌、遛狗、做些“没有意义的琐事”或去厨房吃点零食。开车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喘息机会，它迫使斯特兰德把注意力集中在路面上，从而减轻了他的思想负担。中间的休息让他恢复了精神，能够以更清醒的头脑重返工作。
还存在一种相反的危险，那就是写不出东西。斯特兰德也曾有这样的经历。在搬到犹他州之后，他有好几个月都写不出像样的诗。对于以写作来定义自己的人来说，写作障碍不仅仅是麻烦的，更像进入了昏迷状态。因此当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写作或许是一种乐趣。但是在写作盛宴与写作饥荒之间，这种脆弱的思维流常常会受到威胁。而且，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写诗来实现基本的富裕也是不可能的。但斯特兰德没有抱怨其中的艰难。他觉得能够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就是一种特别的恩典，因此对那些抱怨自己的生活多么艰难的艺术家很不能忍受。他没有受害者的牢骚，接受我们访谈的所有人都没有发牢骚。
在第5章中，我引用了斯特兰德对完全沉浸在写作流中的描述，但这种状态不能保持很长时间：“我从来不可能一整天都保持在那种思维框架中。它来了又走了。如果工作状态很好，它就在那里。我会处在恍惚之中，我和周围的一切都断开了。我正在创造一个自己的空间，一种我可以在里面工作的精神空间。”
他的注意力集中起来，然后放松；注意力的焦点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正是这种动态的视角改变使得好作品被创作了出来。
斯特兰德的工作方式似乎在高度专注于评价与保持轻松的、非评判性的开放体验之间不断进行着交替。他的注意力集中起来，然后放松；注意力的焦点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就像心脏的收缩与舒张。正是这种动态的视角改变使得好作品被创作了出来。如果没有开放性，诗人可能会错失重要的体验。但是一旦体验被记录在意识中，他便需要用专注的、挑剔的方法来将它转化为生动的语言形象。这种语言形象能将诗的本质传递给读者。
虽然对诗歌很着迷，但斯特兰德意识到自己不能以这种专注的状态工作比现在更长的时间，也就是一天工作不能超过几个小时。另外，写作事业只有在更广阔、更世俗的现实背景中才有意义。一些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太投入了，他们对原始的体验失去了兴趣，但斯特兰德欢迎寻常的生活，他喜欢在院子里闲逛，和家人一起进餐，去远足，做演讲，甚至去购物。
这些活动让我脱离我自己。诗歌也让你重新做回你自己。在做平常的事情时你的注意力在其他地方。你不会去关注自己正在创作的东西，那是完全由你塑造的东西。你和其他人一起参与了这些冒险，那很有趣。和妻子、儿子及同事一起做事情很有趣，拜访他人也是有趣的。
马克·斯特兰德能够坦然面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家庭、工作，甚至他的狗都令他感到舒服自在。他知道他擅长自己的职业，这体现在他引人注目而准确的语言中。通过见证生活，他学会了这种语言。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没有任何迹象可以预测他未来的事业。他的父母努力争取舒适的中产阶级地位，他们鼓励自己的儿子拥有很好的表达能力、阅读能力，希望他广见博闻，但是对于斯特兰德成为一位诗人则完全不在他们的计划之中。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担心，这样的职业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财务上的富足。事实上，到45岁时，一些人已经开始考虑退休了，而斯特兰德仍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不想要稳定的工作。我知道其他人比我过得好。我有意选择不去上大学，不在大学里证明我自己，因为我想我会在课堂上睡着的。我需要某种实际存在的挑战，以保持思维的机警、活跃和敏感，至少足以让我写诗。但是生活在纽约，到处凑钱，打各种零工，乘车上下班，进行太多的阅读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具有破坏性的。它破坏了我的专注，于是我们必须离开。
斯特兰德搬到了犹他州，在那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诗歌干旱”后，他的诗句开始再次流淌出来。耐心地观察和聆听周围的事件，在充满热情地投入写作与对嘲讽的不屑一顾之间，他已经找到了最适合他的意识偏好的模式，成为一个不装腔作势、非常准确地记录生活的诗人。
以文字为庇护所
在接受访谈的所有作家中，只有希尔德·多明最把文学看做是现实的替代物，是躲避生活中残酷一面的庇护所。70多岁的时候，她在德国文学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她的诗读者面很广，而且还被收入了官方的高中教材。她获得一些享有盛名的奖项，被邀请参加了许多文学评判委员会。但她的生活中充满了艰难与不幸，如果不能用诗句有序的韵律表达自己所遭遇的混乱，那么她能否活这么久是值得怀疑的。
多明一开始在德国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读法律，与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一起上课。在上大学时她爱上了一位教授，一位著名的古典学者。很快，希特勒在德国掌握了权力，多明是犹太人，他们俩开始了持续近30年的流亡之旅。一开始他们去了罗马，多明的丈夫在那里有很多同事。但是在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犹太人也很容易受到迫害，于是他们去了西班牙，然后又去了多明尼加共和国，最后他们来到了美国。幸亏她丈夫的人脉和名气，他们没有遭遇到物质上的艰难，但精神上的痛苦也是很难承受的。他们不得不依靠朋友的帮助，经常无法参加社交活动，不得不学习新语言和新技能，总会担心留下来的家人和朋友的命运。这造成了她长期的一种心理错位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明和丈夫返回德国，最后她的丈夫在大学里谋得了教职，教授的是西班牙艺术。在流亡之前，他是这个研究领域中的先驱。在那时多明给丈夫帮忙，做些类似秘书、翻译和编辑的工作。1951年，她开始写诗。以下是她对自己如何开始这份事业的描述：“一天晚上，我开始写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没有想法，但我开始写了。它就这样发生在我身上。就像坠入情网，或者像被汽车撞到。就这样发生了。”促成她写诗的因素是妈妈的去世，这让她充满了幻灭感。在她与丈夫的共同生活中，虽然一直得到丈夫的保护，但这次危机还是让她感到孤独而无助。“这就是为什么我突然……投入了语言。”
进入符号世界后，作家便可以逃避无法承受的现实。当把痛苦的体验转化为文字时，诗人就卸掉了一些负担：
我猜想情感变得充实了。你知道自己的内在是什么，现在你能看着它了。你是不是会说这是一种催化剂？是的，我想是这样。你从情感中暂时解脱出来。下一位读者会接替作者的位置，不是这样吗？如果他与作品产生了共鸣，那么将轮到他成为作者。然后他也会得到解脱，就像作者一样。情感也许不会完全一样，但你可以说，它们以某种方式产生了和谐的共鸣。
多明的文字技巧并不是在早期或突然显现出来的。在最初学习了希腊语和拉丁语之后，她开始对语言产生兴趣，后来又学习了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在学习这些不同的语言时，有一个现象让她很着迷，那就是同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具有一系列的含义，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又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还有就是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更能准确地表达某些情感。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特别钟爱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及歌德的作品。通过帮助丈夫翻译西班牙诗人的一些经典作品，她学习了一些语言技巧。在所有这些语言中，她觉得最吸引她的是德语，她的母语，她无法生活在不说这种语言的地方。她重新回到德国，在那里她的亲人被杀害了。“在语言中寻求庇护是很正常的，”她说，“就像音乐家在音乐中找到庇护，或者画家在色彩中找到庇护一样。”
▲与学界的斗争
从她开始写诗到诗作被发表，经过了6年的时间。那是很艰难的一段日子。她的丈夫曾是她的导师和保护者，但对多明想发表自己的作品，拥有独立的文学事业的想法却嗤之以鼻。一开始他支持她的尝试，后来他变得愤愤不平，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接受了多明的名声比他更响的事实。但是在多明写出第一首诗时，他便极不情愿地承认这是真正的诗作。他的认可增强了多明的决心。更不祥的是来自学界的阻碍，这几乎让她失去了继续写诗的勇气。她认为，正因为对周围发生的许多明争暗斗还一无所知，她才有勇气继续写下去：
我那时非常天真。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我不相信文学阴谋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对我来说，工作就是工作，而且一直是这样。在那时做女人也是很难的。长得漂亮是一个劣势，如果你不想成为人们希望你成为的那种女人。不过诗歌本身可以获得成功。我的诗在没有任何阴谋的情况下获得了成功。
像许多作家和画家一样，多明在有关艺术家的两种相反的典型之间摇摆不定，备感折磨。一种是理想化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无论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什么障碍，天才都能取得成功；第二种是基于经验的，它承认嫉妒的、敌对的批评可以让艺术家销声匿迹：
马拉美（Mallarmé）说诗歌就像火箭，它能自己向上升。那也许是对的，但嫉妒有时会让它停下来。我想“嫉妒”这个词是恰当的。但是不能这样说，你知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也许是不再年轻的一个好处，没人想和你上床了。
多明对艺术领域中女性特别容易受伤害非常敏感。样本中没有一位女性科学家暗示，性利益是她们获得成功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在艺术家的陈述中，有蛛丝马迹显示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存在。一部分正是因为此，天真对于艺术领域中的长期成功才会具有很大的帮助。天真的艺术家不会在酝酿阴谋或对付阴谋上浪费时间，这使他们能够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绘画或写作中。当然这只有在天真的艺术家同样也是幸运的时候才有作用，因为有可能在对发生了什么或为什么会如此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你就被学界彻底毁掉了。
即使是现在，多明的名气很大，但她仍觉得自己是文学界的局外人。在不得不为文学奖项而评估手稿时，她也会专注于作品的价值，而不去考虑作家的性格和政治背景。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多明说事实很少如此。“当我做评委的时候，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我看的不是人而是诗作。有些人不是这样，因此很快评奖委员会里就不会有我了。”虽然她一直处在权力斗争的边缘，但在帮助年轻作家提高写作技艺方面投入得很多。每周她都会收到几十份手稿，它们来自一些雄心勃勃的诗人，向她征求建议。如果她认为作品不可救药，便会把它寄回并附上纸条，感谢作者的信任。如果在诗句中看到了潜力，她便会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给作者写改进的建议，建议他简化，删掉多余、松弛、不必要的内容。她的诗读起来像日本俳句，充满清瘦的骨感。
▲实话实说
多明知道自己的诗是深层情感的催化剂，而且通常是痛苦的情感，比如母亲的亡故所带来的抑郁。为痛苦的事情找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便开始了疗伤的过程，通过形式和风格，诗人重新获得了对悲剧性事件的控制。不过要想诗作发挥这样的作用，就必须绝对真实、毫不退缩地直面现实。多明认为，这种能力是她成为诗人最强有力的条件。“我认为自己是真诚的，那就是为什么我的诗能够直抵人心的原因，无论读者的年龄和社会地位如何。坦诚永远是动人的，因为很少有人坦率真诚，不是吗？我不会在文字上绕弯子。”
就像许多被访谈者一样，多明认为父母功不可没，她认为妈妈塑造了她的性格：
那是我的本性。我认为它来自我的父母。我的童年非常美好，因为我不需要撒谎。我所受的教育让我对别人很信任。如果你在很小的时候学会这一点，你就会对此确信无疑，即使后来你遭遇了不好的事情。总的来说，信任产生信任，不是吗？
我学会了保持沉默，但没有学会撒谎。这是因为我妈妈。我可以跟她说很多私密的事情。其他小孩不想说我们去了什么地方，那我会告诉妈妈：“我们去了这儿，去了那儿，但如果其他孩子的妈妈给你打电话，你不要告诉她们。”妈妈总是泰然处之。我想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家里他是否愿意敞开心扉，直言不讳。
坦诚对于诗人很重要，其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如果意识形态或过度的乐观影响了自己呈现体验的方式，那么诗歌真实的内容就会被玷污。第二个是，诗人必须对自己真诚，不断评价自己的作品，不能让一厢情愿的想法阻止自己改进作品。“对于每一种艺术来说，你都必须是自己的批评家，”多明说，“如果你真的达到了很高的标准，那么你必须同时既是作者又是评论作品的人。这是矛盾的，但你必须是矛盾的，否则便无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富有创造力的人必须拒绝接受学界的智慧，但他们也必须将学界的标准整合到严格的自我批评中。为此，他们必须学会实现投入与超脱之间的辩证平衡，任何创造力过程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你必须和自己保持距离。难道你不觉得吗？你要在非常靠近与隔开一段距离之间变换，始终身处其中又置身其外。你拥有越多的技能与技巧，便越能够同时既置身其中，又保持一段距离，并且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例如，你删除一个词，一开始你把这个词写出来，然后再删掉。当你变得更熟练时，你在写的时候就把它删除了。写作是一种人格分裂的过程。你是一个感性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你才思泉涌；同时你也是一个理性的人，它让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词句。
然而当现实太混乱、艺术再也无法带给它秩序的时候，毫不退缩的坦诚可能是危险的。多明的一些挚友，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作家，因为欧洲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重新抬头，因而在绝望中自杀了或变得精神错乱。她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但不准备低头认输。她仍希望诗歌能帮助年轻人找到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
如果你真诚地写诗，真诚地读诗，那么你会变成一个独特的个体，并建立起避免变得循规蹈矩的防御措施。如果你给年轻人读诗，这是我经常做的，我会走进校园，甚至走进监狱，我觉得你能让人们断了投机取巧的念头，不再想成为绣花枕头。始终直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要把目光移开，那是你所能做的。你无法改变世界，但我想你能够改变一个人，让一个人决定不去同流合污……
你不应该看自己是否被接受或不被接受，你应该看自己的内心。孔子说，你应该聆听自己内心无声的声音。这就是诗歌的作用。
在诗歌中得到解放
安东尼·赫克特是一位抒情诗人，他的诗发表在许多的诗集、《纽约客》及其他重要的杂志上。他得到过所有重要的基金会授予的基金，他的作品获奖无数，包括1968年获得了普利策奖。赫克特的诗像水晶一样剔透，优雅得几近完美，他的诗非常注意形式，可以用维瓦尔第（Vivaldi）的协奏曲来类比他的作品。他经常会使用十四行诗，或者600多年前中世纪时使用的一种抒情诗（canzoni）。这些诗的形式规则很严格，甚至连但丁都抱怨，根据这些规则来写诗，就像在自己身上挂上了锁链，他再也不会以那种风格来写诗。然而矛盾的是，正是遵守这种要求严格的规则，诗歌才能将作家和读者从原始体验的混乱感中解放出来。
赫克特童年时的主要兴趣一开始是音乐，后来是几何，这并不是巧合。这两个领域属于最有序的符号系统，任何对它们予以关注的人都必须遵循有序的思维和情感模式。赫克特的早年生活非常混乱：他爸爸的企业失败了三次，每一次他们家不仅因此失去一切，而且还债台高筑。家里的气氛也非常不平静，他曾感到不同寻常的焦虑与孤独。
我的第一个兴趣是音乐，完全是因为它很抽象，可以将我与周围的一团糟隔离开。我热爱音乐，经常在收音机上听音乐。我收藏了一些唱片，反复播放它们，直到烂熟于心。最终我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记住诗歌。我真的能记住整支交响曲，知道每种乐器在哪里进入，在哪里退出，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我非常专注地听，虽然不能读乐谱，但我觉得自己确实非常了解这些乐曲。正如我所说，音乐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独立的，完全不会被任何事物所污染。虽然还是个小孩，但我会嘲笑那些总是将音乐与某类感伤的事件联系起来的人。你知道，“他们在演奏我们的旋律”这种说法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贝多芬的奏鸣曲与任何情感事件都无关，因为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它是纯粹的音乐。
高中时我有一位几何老师。我的几何学得特别好，而且成为几何课的荣誉学生。我非常喜欢几何，还是因为像音乐一样，它是抽象的。我想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两个东西可能就是音乐和数学。
对艺术领域，比如对音乐或诗歌的追求，以及对科学领域，比如对几何的追求，都不是因为想要实现某种外在的目标（写一首诗或证明一个原理），而是因为当完全沉浸在其中时，他可以摆脱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威胁与压力。这是多么奇妙啊！矛盾的是，正是我们发明出来限制并聚集我们注意力的抽象规则给予了我们自由自在的感觉。
当赫克特上大学，开始学生生活（对于所有人来说，学生生活都是有价值的）的时候，他体验到了暂时的解放，那更多的是身体上的解放。然而，田园牧歌式的校园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他被征募入伍，在欧洲目睹了步兵团一半的战友死的死，伤的伤。战争的残酷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不得不在作品中抚平它们。艺术再一次拯救了他。战争结束后，赫克特返回学校，遇到了很好的导师和同事，发现最适合他的是诗歌而不是音乐，而他对诗歌的追求后来发展出了非常成功的事业。
总是有许许多多无谓的纷扰与徒劳无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写诗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行为。对我来说，写诗不像对某些人，比如金斯伯格（Ginsberg）那样。我这样说并非不尊重他，而是表示他写诗的方法与我的完全不同。他是在给自己的思维活动做评注，而我在设法创建一个正式的结构。一旦有了主题，我的工作就是将潜意识中获得的素材汇聚在一起。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那是写我们的儿子诞生的一首诗，他出生于1972年，当时正在下暴风雪。1972年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不知道这是如何逐渐形成的，我那时正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意识到自己正在思考的事情一定与事件的随机性有关。如何存在着随机性，例如在性交与怀孕的过程中存在着随机性。下雪也存在着随机性，就像儿子出生那天晚上，雪花会落在哪里，会堆积多少雪都是随机的。战场上士兵的阵亡也是随机的。我知道如果自己能找到方法将它们写在一首诗里，那么所有这一切会以某种方式合成一个整体。
虽然现在我在谈论着观念，但对我来说，诗歌通常是从词汇开始的。因此，我经常在黑暗中跳下床想要匆匆写下来的会是一些具有特定顺序的词。它们将成为未来完成的诗作的核心。我更多地是从词汇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从其他事情的角度，比如某种观念。
像所有其他的作家一样，赫克特通过广泛的阅读来学习写诗。他把诗背下来，直到它们“成为我血脉的一部分”。然后他用若干年的时间以他崇拜的诗人的风格来写诗，比如约翰·多恩（John Donne）、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艾略特（T.S. Eliot）、约翰·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奥登（W.H. Auden）。在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之前，吸收前辈的风格是很有必要的。一个人只有沉浸在领域中，才能发现是否还有做出富有创造力的贡献的空间，以及自己是否有能力这样做。
诗歌无论怎样都是曾经的诗歌，只是新的诗人有意给它增添了一些新发明。但是如果他不知道以前的诗歌是什么样的，便无法给它增添新意。你决定成为诗人的唯一原因是你曾读过诗。在某种直接意义上，诗歌依赖于过去整个的诗歌传统。一旦你接受了这种观点，那么你就必须决定，在以前纷繁的诗歌中，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由于有非常多的素材没人喜欢或没人在意，因此，始终都有非常多的诗歌可以写。需要花很长时间你才能获得某种鉴别力，做出明智、合理的区分，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已经有人做过了，现在需要做什么，哪些素材与以往所有的素材都不同，等等。这一切都需要花费时间。
尽管诗歌是强有力的，但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精通一种符号规则，比如诗歌或物理，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也能将秩序带入领域规则以外的事件中。
尽管诗歌是强有力的，但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精通一种符号规则，比如诗歌或物理，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也能将秩序带入领域规则以外的事件中。诗人和物理学家只要在工作，他们也许能舒适地享受职业所带来的美好秩序。但是当他们回到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对家庭问题、时间压力、疾病和贫穷时，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在工作中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变得那么有诱惑力——成为工作狂就会忘记日常生活。发展诗歌技能也没有解决赫克特的所有问题。他的第一段婚姻在结婚7年后破裂了，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觉得自己在瞎折腾，浪费时间，他为此感到很不快乐。他认为1971年的第二次婚姻让他回归了平衡状态，让“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值得的”。
令人愉快的责任
马德琳·恩格尔最出名的是她的儿童故事（成年人对此也同样有兴趣），但她写过各种各样的书，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几乎每年写一本。她27岁结婚，丈夫是一名演员。在接下来的40年中，丈夫是她“最好的编辑”。他们的三个孩子是她工作中的灵感，在40岁的时候，随着《时间的皱纹》（A Wrinkle in Time）的出版，她的事业开始变得很成功。这本书获得了享有盛名的纽伯瑞奖（Newbery Award）并成为她的“经典三部曲”中的第一本。
恩格尔5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故事了，尽管她还想成为演员和钢琴家，但她知道写作会成为自己真正的事业。大学毕业后，她在剧院工作，并开始出版自己的故事。她依然演奏钢琴，这类似于马克·斯特兰德通过开车或做琐碎的杂务来缓解过度聚集在工作上的精力。恩格尔用音乐来帮助自己清理头脑，并重新感受理性以外的体验。
弹奏钢琴对我来说是一种摆脱阻塞的方法。如果我被阻塞在生活中，或被阻塞在自己所写的东西中，只要有可能，我便会坐下来弹奏钢琴。它的作用是打破来自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障碍。意识想占领主导，拒绝让潜意识发挥作用，产生直觉。如果我能弹奏钢琴，那么它便会打破意识的阻碍，我的直觉将能够自由地提供想法。因此这不只是一种爱好，还是一种乐趣。
恩格尔早年在学校里的经历是令人沮丧的：“在中学时，我有一些糟糕的老师。他们认为，既然我不擅长体育运动，那么我便不够聪明。我不为他们学习，在学校里什么也不学，直到进入高中。我学到的东西都是在家里学的。后来上高中时，我遇到了一些好老师，在大学里又遇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不过，糟糕的学校经历以及身体上的不利因素（膝盖有问题）并不只带来消极的结果。由于老师和同伴都避开她，恩格尔将童年的很多时间都用来阅读和思考。如今她觉得，如果当时与同伴能够快活地交往，具有成功的人际关系，那么她便不可能写书。就像我们样本中的大多数个体一样，她的创造力最初体现在能够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上。后来在高中和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她发现了能给予她支持与帮助的老师。正是在大学的写作工作室中，她确信自己将以文学作为职业。
从另一方面看，家庭环境从一开始似乎就起支持作用。她的父亲是一位派驻国外的通讯记者。他和恩格尔的妈妈结婚比较晚，恩格尔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都很繁忙，既没有推动她，也没有阻碍她。他们既没有批评恩格尔的才能，也没有过度地赞许她。恩格尔认为，太多的鼓励和太多的阻拦一样无益。在她家里，艺术表达被认为是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在她1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母亲的无私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
父亲去世的时候，妈妈做了一件最棒的事情，我认为那是非同寻常的。我妈妈是南方人，她的家人都认为我应该回家照顾寡居的母亲。而妈妈竭尽所能让我获得自由，让我去上大学。她完全不阻拦我，不希望我为了她而放弃自己的工作。因此我能够在大学毕业后去纽约，开始做自己的事情，而不会为此感到内疚。我尽量挣钱谋生，写了我的第一本书，在大学时这本书就已经写了一半。
恩格尔描述的情况对很多富有创造力的女性来说都很熟悉，但男性对此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女性觉得对自己的原生家庭负有责任，并以某种方式扩展到对亲戚的责任。样本中的男性觉得对妻子和孩子负有很大的责任。如果他们不能担负这份职责，可能会感到万分内疚。但是他们的责任感通常只局限于丈夫和父亲的角色，而女性的责任感常常会包含庞大的亲属网。
▲人文精神的幸存
恩格尔作品的中心主题围绕着对希望的追求。她的小说，即使读者对象是孩子，也通常会涉及世界末日的情节，但最后总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主要人物即使在最严酷的环境中也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在逆境中学会了仁慈与宽恕。就像路易斯（C.S. Lewis）或托尔金（J.R.R. Tolkien）的故事一样，他们都认为强大的邪恶力量总是想把世界变得混乱一团，而纯真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它拒绝采取简单省事的解决方法，即使在它很方便使用暴力的时候，也不会那样做。恩格尔觉得，在媒体无法对现实作出有意义的理解时，提醒读者当今存在的这些严酷的现实尤其重要。
电视广告对生活应该什么样提供了如此奇怪的观点，很多人却信以为真。
电视广告对生活应该什么样提供了如此奇怪的观点，很多人却信以为真。不是只要你买对了商品，生活就会简单舒适，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也不是如果你买了合适的保险，就万事大吉了。那不是生活真实的面貌。可怕的事情会发生。我们正是从这些事情中学习人类不可思议的复杂。去年冬天我读了一本名叫《拥有自己的影子》（Owning Your Own Shadow）的书，作者是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他的理论之一是阳光越亮，影子就越黑。这通常是真的。
在恩格尔的写作过程中，她最初感受到的是写作的乐趣，继而是对自己作品的责任感。她知道自己的书会影响很多读者，所以她很在意不要传递有害的信息。即使当书中的人物遭受苦难，似乎山穷水尽时，她仍相信：“你必须让他们得以解脱，拥有某种希望。我不喜欢绝望的书。这类书会让你想，‘啊，生活毫无价值’。我希望让他们认为，这种努力虽然很困难，但它是值得的，最后会苦尽甘来。”
尽管黑暗侵袭，但总会有一线光明。这不只是恩格尔写作时的修辞手法，也是她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和信念。
哦，与30年前相比，我现在对世界少了一些理想主义。整个20世纪都是艰难的，但最后30年从很多方面来看尤其糟糕。如果30年前我收听6点钟的新闻，那么我不会相信它。战争遍布整个地球。而另一方面，南非有了一位黑人总统。即使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会发生美好的事情。30年前我们不相信苏联会解体。它就像天气，是不可预测的。令人吃惊的是，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但人文精神依然幸存了下来，而且很强大。
▲宇宙万物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说恩格尔的中心主题之一是人文精神的幸存的话，那么她的另一个中心主题就是作用与反作用、宇宙层面与微观层面的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她的描述中充满了业力[1]的网络，其中身体细胞内的暴力会在星星之间反射。她的书是科幻与中世纪道德故事的混合体。在《时间的皱纹》一书中，她利用了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力学，在《微核之战》 （AWind in the Door）中利用了细胞生物学，而《倾斜的星球》（A Swiftly Tilting Planet）将德鲁伊教（druids）的歌唱魔法和相对论结合起来。像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恩格尔的贡献在于将似乎毫无共同之处的领域结合起来。
很多想法来自潜意识。你甚至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我尽可能广泛地阅读，阅读了很多有关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的书籍，因为对我来说，这些书是令人兴奋的。它们涉及存在的本质以及有关它的一切。
打开原子的中心，我们了解到的一件事是：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发生的，宇宙万物存在着相互的联系。物理学家最喜欢的一个短语是“蝴蝶效应”，它表示如果一只蝴蝶在这里飞舞并受了伤，那么星系中几千光年以外的地方都能感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宇宙紧密地相互联系。他们的另一个发现是，凡事都不能被客观地研究，因为查看某事就是改变它，也会被它所改变。这些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观点。我现在正在读一本有关“必须注意光”的书。就像大树在森林里倒下，如果它没有被听到，那么便不会产生任何声音。视觉也是如此，除非被看到，否则就不存在光。
恩格尔相信，讲故事是避免人们彼此远离，避免文明生活的结构分崩离析的重要方式。帮助人们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她的核心任务之一。她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反思自己从生活经历中学到的东西，并与其他人分享，特别是和孩子们分享。
在美国我们不再珍视老年人的智慧，而在一些原始部落中，老年人很受尊重，因为他们掌握着部落的“故事”。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正面临着失去故事的危险。有计划地废弃，不放过任何东西。它不仅冲击着冰箱和汽车，也冲击着人们。我拥有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我认为这很重要。年代之间的孤立很可怕，年代隔离是最糟糕的隔离之一。
▲冒着失败的风险
像许多其他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恩格尔认为自己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应归因于冒险的能力。在个人生活中，她是爱冒险的，她尽量遵从内心认为对的事情，甚至当内心的感觉有违常规和社会环境的期望时也是如此。她藐视常识，以编辑和评论家认为对年轻读者来说太难阅读，对成人来说太幼稚的风格来写作，即使其中的科学概念和哲学思想对成年人来说也不那么容易理解。因此，用了10年时间，她不同寻常的故事才被出版。在一家出版社决定出版《时间的皱纹》之前，这份手稿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一直被拒。“你都说不出哪家主要的出版社没有拒绝过它，所有出版社都不想要它。”但是恩格尔从来没有为了求稳妥而尝试妥协。
她还记得在这种背景下的一件趣事。那时她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被邀请给西海岸的一个女性群体做演讲。她准备了幽默的讲稿，巧妙地回避了会引发争议的问题。她把讲稿拿给丈夫看，他说：“嗯，亲爱的，它非常有趣。但是他们不是付钱请你去逗她们大笑的。他们觉得你有一些可说的东西。大胆些，把它们说出来。”恩格尔说：“于是我那样做了。我学会了冒险，并认为这是好事。”
以下的文字很好地总结了恩格尔的个人信条，它反映了到目前为止对她非常有帮助的倔强性格：
人类是唯一可以失败的生物。如果蚂蚁失败了，它会死掉。但是我们被允许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那就是我学习的方式，一败涂地后再站起来，重新开始。如果我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失败，那么我永远也不会开始写另一本书，永远也不会开始一件新的事情。
理解便是宽恕
小说家、文学教授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记得他童年时的三个成长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他接触到口语讲述时，第二个阶段是当他学会阅读时，最后一个阶段是当他试着自己写作时。每一个阶段都极大地扩展了他的世界。理查德写的第一部小说是他还是婴儿时爸爸给他讲的故事。
我最初的记忆是有关躺在黑暗中的故事。我发誓我有感觉，但我想那可能是我看见了自己婴儿床的条板。我知道我在房间的右侧，在同一间房间的左侧是我的姐姐，她比我大4岁。在房间的中央是我的爸爸。每个晚上他都会走进来，给我们讲故事。他非常擅长讲故事。他的声音和故事现在还在我的耳边萦绕。后来我在我的小说里用了他在故事里杜撰的人名。
斯特恩很早就开始看书了。他最先阅读的是童话故事，它们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妈妈担心他会因为过度兴奋而生病，并禁止他再从图书馆借书。斯特恩想出了借书的办法，继续贪婪地阅读。当然，广泛阅读是作家学习掌握文学的方法。斯特恩的说法与学界其他人的说法是一致的：“我认为没有不读书的作家，没有作家不会被书籍、故事和诗歌迷住。”
最后，作为史蒂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的新生，斯特恩第一次体验到了作家的成功。像通常的情况那样，成功虽然不大，但令人难忘。它证实斯特恩具有写作的能力，并第一次让他尝到了令人陶醉的被赞赏的滋味。
洛温塔尔（Lowenthal）先生是一位很棒的老师。我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他有着高高领子的蓝西装，大鼻子、大喉结和一头黑色的头发。他问谁想写个故事。我一直在读故事，所以就写了一个。我的故事让全班同学都笑了，而且得到了洛温塔尔先生的赞扬。我知道这很重要。
在这件事之前，斯特恩曾想成为高级法庭的法官。还是一个年轻的犹太男孩时，他被布兰代斯法官（Brandeis）和卡多佐法官（Cardozo）的生活所激励，他们是一本名为《9个老男人》（The Nine Old Men）的书中的人物。他相信这是自己所能追求的最高理想了。然而在体会了洛温塔尔先生课上的极度喜悦后，他感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在于写作。他从来没有犹疑不前：16岁的时候他进入了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并且认识了一群诗人和作家，他们成为一生的朋友。他们有文学社、文学杂志。总之，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小小的学界。斯特恩从大学进入哈佛，然后来到艾奥瓦州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在那里可以通过写小说，而不是写学术论文来获得博士学位。
在艾奥瓦州，他的小说开始大量出版。1951年，他的一篇故事被收入了享有盛誉的《欧·亨利最佳短篇故事集》（Best O’Henry Stories）。正是在那里，他开始创作带给他小说家声誉的作品《一个名叫戈尔克的男人》（Golk）。同样重要的是，他在艾奥瓦州为文学杂志《西部评论》（Western Review）工作，结识了一些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并与他们建立起了友谊。索尔·贝洛（Saul Bellow）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与他变得格外亲密，最后贝洛和斯特恩都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在斯特恩旅行期间，他还认识了欧洲一些最杰出的作家。托马斯·曼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诸如此类的交往是成为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所必需的，因为首先它们为评价自己的作品树立了标杆。其次它们提供了竞争，激励一个人去超越自我。另外，它们提供了有益的批评。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对一个人的进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和信息。
正如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的，一个人通常是为了恢复某种秩序而求助于写作的。玛德琳·恩格尔担心宇宙的混乱会威胁到人文精神的生存；安东尼·赫克特有感于战争的愚蠢；希尔德·多明为纳粹主义的悲剧及母亲的死所深深触动。斯特恩也会利用写作来祛除某些罪恶。在他的眼中，罪恶似乎更具有个人性质，不那么引入注目，与寻常生活中的折磨更为相关。也许一个人会说，他的本意是探索精神熵对生活造成的破坏，比如受到阻碍的情感、自私的行为、背叛以及不可避免的失望。这些情况就像砂砾，作家要用文字的棉花把它们包裹起来，以减轻痛苦：
这种工作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方面是，你所拥有的每一种感情，甚至每一种消极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宝贵的。它们是你的建筑材料，是你的石头，是你用来构建作品的东西。我要说转化消极情感非常重要。因此我告诉自己，也试图这样教导想成为作家的学生：不要畏惧痛苦。它是宝贵的，它是你的金矿。
我知道自己的有些事情是恶劣的、卑鄙的、反常的、脆弱的或存在其他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谈及它们，也许永远都不会谈及。不用谈论它们，我便能从中汲取力量。正如我在前面说的，作家利用那些事情，它们是作家的素材。
为了克服存在的痛苦，人们必须诚实地对待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弱点。他们要像外科医生一样，愿意深深地剖析灵魂中溃烂的痛处。
为了克服存在的痛苦，人们必须诚实地对待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弱点。他们要像外科医生一样，愿意深深地剖析灵魂中溃烂的痛处。拒绝承认或反复琢磨令人失望的事情会消耗掉太多的精力。当被问及在生活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时，斯特恩是这样回答的：
我想那是自我中没有价值的部分。可以用虚荣、骄傲、失望、嫉妒等来描述它。我非常努力地去克制它。非常幸运的是，我有足够的积极情感可以抵消掉暴躁、易怒及怨恨。我曾因为怨恨而让比我更有才华的同事和同伴失去了勇气。我想说主要的障碍是自己。
发现生活中的问题比纠正问题更容易。像大多数诚实对待自己的人一样，斯特恩知道虽然怀着所有最美好的意愿，但世界上依然会存在怨恨，一些没有得到回报的抱负令人难以释怀，一些过往的选择引发懊悔。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宽恕其他人的弱点。斯特恩赞同帕斯卡（Pascal）的格言，“理解便是宽恕”。事实上，他觉得成为作家最令人兴奋的机会是选用恶棍或罪犯作为作品中的角色，然后展示什么使这个人物变成了这样。更困难的是宽恕自己，但写作对此也会有所帮助。毕竟作家也是人类的一部分，在他解释人物是如何堕落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原谅了自己。能够编写故事的一个乐趣在于为读者的生活增添意义：
当读者在对称性、人物和情境中起起落落，享受其中的乐趣、感到自己的理解在加深时，作者便获得了最大的回报。他们感到快乐，而这与我创造的东西有关。我给孙子、孙女，给我的小外甥、小侄女讲故事。在讲故事的时候，看到两个、四个或五个孩子的脸上呈现出专注的表情，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之一。我认识一些演员，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和我的工作是相通的。在书中或舞台上塑造生活会使人类变得可理解，它让观众一下子明白了那里发生了什么，那是什么。
用文字对抗现实的混乱
正如这5个例子所暗示的，文字领域确实非常有力。它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情感，用持久而共有的特性来描述它们。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和读者都能与直接的原始经历保持特定的距离，开始结合背景思考，并解释在其他场合会有怎样的本能反应。诗人与小说家对抗着现实的混乱。希尔德·多明构建了一个文字的避难所，在那里行为与情感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斯特兰德记录了转瞬即逝的体验，否则它们便会被遗忘；安东尼·赫克特构建了美丽的形式，以阻止命运的变幻无常；玛德琳·恩格尔试图找到我们细胞内发生的事件与星星之间的联系；理查德·斯特恩留下了人类赋予生活意义的记录。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这种抗争起到了启发灵感的作用。
所有这些作家在做出自己的贡献之前都必须沉浸在文学领域中。他们贪婪地阅读，选择自己偏爱的作家，记住他们喜欢的作品。总之，他们尽可能多地内化他们认为最好的作品。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自己成了文化前行的规范与标杆。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迟早会成为文学界的一分子。他们结交老作家，被先锋派的学校及期刊所吸引，他们与其他年轻作家有着密切的联系。最终他们通过教授文学，参与评审和编辑等成为学界的守门人。他们对死去的作家很着迷，但他们与现存作家的关系常常存在着问题。多明悲叹文学“黑手党”的混战；斯特恩感觉到同辈之间充满怨恨的嫉妒。然而无论如何，如果作家想被领域注意到，他们就必须与领域中的社会组织达成妥协。
作家之间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他们都再三强调理性与非理性、热情与克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无论我们将其称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童年的性压抑阴魂不散）还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种族原型的积淀），或者将它视为意识阈限之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以往的印象随机结合，直到碰巧产生了一个新联结），显而易见的是，所有作家都非常重视半夜突然冒出来“你必须写这个”的声音。
每个人都赞同聆听潜意识的声音是必要的，虽然不是充分的。当心灵未知领域中冒出来的情感或想法接受理性的分析，被命名、归类、苦苦思索并与其他情感或想法进行联系的时候，真正的工作才开始。正是在这个时候，技能开始发挥作用：作家利用以前的作家使用过的庞大的词汇、表达及形象库，选择最适合当前任务的内容，并且知道在需要的时候，如何创造出新的表达。
为了这样做，拥有超出文学的广博知识会很有帮助。多明利用了多门语言的知识；赫克特利用了音乐与几何的知识；恩格尔利用了量子物理和微生物学的知识。能够将不同领域的情感及观点编织在一起，是作家表达他们创造力的一种方式。爱情与死亡也许几千年都没有改变过，但每一代人理解它们的方式都会不同，它们也投射了我们对生活其他方面的理解。
当作家们施展自己的技艺时，他们所遵循的方法存在着很多相似点。他们所有人都随身带着笔记本，以备记录“缪斯”的声音，它通常会在清晨光临，作家仍躺在床上，处于半梦半醒时。大多数人多年来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他们通常从一个词、一个短语或一个形象开始创作，而不是从一个概念或一个计划好的结构开始。作品会自己不断发展，而不是依据作家的意愿，但作家挑剔的眼光通常会监督着它的发展。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是，作家必须同时关注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不要漏掉潜意识声音所传达的信息，还要把它装入一个意识的恰当形式中。第一个目标要求开放的感性，第二个目标要求理性的判断。如果这两个过程没有保持动态平衡的状态，那么写作流就会干涸。这种平衡需要数小时极端的专注，之后作家会感到精疲力竭，他们必须变换主题，去关注其他比较世俗的事情。然而，在工作过程中，富有创造力的写作对于拥有自己的世界是近乎完美的做法。在笔下的世界中，“真实”世界中的错误都被纠正了过来。
创新者小传
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1934— ），男，美国作家，美国国会图书馆桂冠诗人。曾荣获美国诗人学会的爱伦·坡奖（Edgar Allan Poe Award）和波林根诗歌奖（Bollingen Prize in Poetry）。他的作品包括Sleeping With One Eye Open和The Continuous Life等。
希尔德·多明（Hilde Domin，1909—2006），女，德国评论家、翻译家。曾荣获Rilke-Preis 和Bundesverdienstkreuz等奖。她的作品包括Nur eine Rose als Stutze和Ich will dich。
安东尼·赫克特（Anthony Hecht，1923—2004），男，美国诗人、评论家、教师，美国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曾荣获普利策诗歌奖、波林根诗歌奖、露丝·莉莉诗歌奖（Ruth B. Lilly Poetry Prize）。他的作品包括The Hard Hours、The Venetian Vespers。
马德琳·恩格尔（Madeleine L’Engle，1918—2007），女，美国作家，曾荣获纽伯瑞奖、塞阔雅奖（Sequoya Award）、女王奖（Regina Medal）、全美英语教师协会颁发的艾伦奖（Alan Award）和可蓝大奖（Kerlan Award）。她有4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A Wind in the Door、The Irrational Season、A Swiftly Tilting Planet、A Severed Wasp、An Acceptable Time、Certain Women、Troubling a Star。
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1928—2013），男，美国作家、教师。曾荣获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小说奖以及小说荣誉奖章（Medal of Merit for the Novel）。他的作品包括Golk、National Shocks、Noble Rot等。
[1] 业力（Karmic）是指个人过去、现在或将来的行为所引发的结果的集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