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领导找我谈话了。说实话，谈话内容令我非常难过，难过得想辞职。
领导开口第一句就是：“其实你的病，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你心态不够好……你呀，看的书太多了，懂的道理太多了……答案你早就知道，是你自己不愿意勇敢去面对……你可能觉得我们都是俗人，但你干吗那么不接地气呢？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仙气飘飘呢？……”
我举了很多例子，掰开了又揉碎了，努力辩解。可是，他听完我那些例子之后，说：“天啊！你身边怎么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这么多抑郁的人？你要多和乐观的人在一起，不要去和那些抑郁的人接触。”
我只好长叹一声。
他问我：“你认同我说的吗？”
我在那一瞬间迅速做出了判断——在“不得罪领导”和“身体健康”二者之间，我选择健康。
于是我摇头，坦诚说：“我不能认同你说的话。
“我能接受你对我的不理解，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你是抑郁症患者，我是正常人，我也一定无法理解你。我也知道你对我的善意，包括所有同事和领导对我的善意和好心，但我没有办法做到你们要求的积极和快乐。
“比如，有时候过道上有几个人在开心地聊天，我就不敢穿过过道去上厕所，哪怕是憋到尿裤子也不敢从人群中走过去。
“这不是理性与否，读书与否，坚强与否，心态良好与否的问题。一个3岁的孩子，都知道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尿尿要去厕所。可这些，我就经常做不到。
“有一次我因为憋尿，把内裤抠出两个洞。还有一次尿了裤子。由于长期如此，我憋尿憋成了膀胱炎尿血，吃了几个星期的药才痊愈。
“你看我平时挺积极，还有点儿‘蛇精病’，大多数时候还能漂亮地完成工作，所以恐怕更难以理解我怎么会有抑郁症。
“我知道你是善意劝解，也知道你是好心。我一度也非常想辞职，因为歉疚，因为我觉得自己给全台带来了低气压，给同事带来了工作上的负担，这让我非常自责。
“但我知道辞职是消极的方式，医生也不建议我做任何重大决定。”
话说到这里，我已经感到心悸了。我说：“我只能尽量做到在上班的日子里、在节目中控制好情绪。我在办公室里尽量不说话。我不传播负能量。我尽量提前请假，不给你的管理造成困扰。我积极治疗、按时吃药。如果我实在做不到这些，就只能辞职了。我不能让自己成为你团队中的毒瘤，给你造成管理上的困扰。”
领导无奈地说：“讲道理我讲不过你，你比我还理性。那好吧，彼此都积极努力吧。”
走出办公室，我躺在沙发上好久，才慢慢恢复了正常心率。凌晨，等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我才能正常编稿。想起昨天另一位同事在朋友圈里发的生病感悟，不由得感到无奈和悲凉。
别的大部分疾病，都可以大大方方地交病假条，住院时身边都有鲜花水果和温暖的探望，都可以晒坚强、晒乐观，都不会被人说“离他远一点，别被他影响”。即便是传染病，也有慰问和理解。
别的疾病住院可以走医保，最贵的教授门诊挂号费也只有30块。可抑郁症挂号费动辄上百，药费上千，手术费上万，而这些都是全自费，这还不包括其他检查项目。
住院在精神科，“精神病”是骂人的话，人们唯恐避之不及。骨折了、感冒了不会被人指责和误解，不需要承受和躲避世人的误解。可我无论身处医院、家中还是办公室，都只能靠自己硬挺着，看时间一秒秒熬过去，把饭一口口咽下去。这种孤绝和无助，没有得过抑郁症的人，永远不会懂。
只有抑郁症，即便在张国荣去世这么多年之后，依然不被了解，更别谈被理解了。比如同性恋，我并不觉得它真的被大家了解和接受了。想起今年4月1日时，有篇文章在问：他身后的世界变得更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