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 19世纪及现代思想的开端

精神疾病医学治疗的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8世纪晚期，法国医生菲利普·比奈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和英国教友派信徒威廉·图克（William Tuke，1732—1822）从根本上改变了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1793年，比奈尔担任巴黎比塞特的院长，那是个专门收容男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收容所。在他的《疯癫回忆录》中，他提出精神疾病常常是可治愈的，而且应该运用适当的治疗方法，医生应倾听和观察患者的行为，了解疾病的自然历史以及有哪些事件导致其发生。他主张收容所里要保持安宁和秩序（Tan＆Yeow，2004）。他在比塞特和被称作萨勒贝特里埃的女性收容所里摘下了患者身上的锁链。比奈尔提倡患者白天参加活动，如工作或进行职业疗法以确保他们晚上能有个良好的睡眠，以取代之前对患者的约束。

同一时期，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威廉·图克建立了约克静修所（Edginton，1997），那是一处精心设计的富有同情心和宗教氛围的乡间小院，用来供精神病患者生活、工作和放松。图克用铁框将玻璃窗的窗格分开，以此来替代原有窗上的栅栏，他甚至将这些铁框涂上颜色使其看起来更像是木头做成的。约克静修所建在一个小山上，尽管它有隐藏的沟和墙来确保患者与外界的隔离，但从建筑内部却看不到这些屏障，这给人一种家的错觉，而不是一个体制化的区域（Scull，2004）。比奈尔和图克的工作都预示着道德治疗（moral treatment）的开始，“将其归结为两个词就是仁慈和工作”（W.A.F.Browne，1837，Cited in Geller＆Morrissey，2004）。道德治疗很全面。在美国，道德治疗包括将患者与其家庭以及之前的联系相隔离，其充满尊重与和善的治疗包括“体力劳动、周日宗教活动、良好习惯和自控力的养成、远离病态思维”等（Brigham，1847，p.1，cited in Luchins，2001）。

在美国，提到道德治疗时人们通常将它与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1745—1813）和多萝西娅·迪克斯（Dorothea Dix，1802—1887）这两个人联系起来。拉什是一位著名的医生，他在宾夕法尼亚医院工作，他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他致力于精神疾病的临床实践，他认为精神疾病的原因在于大脑血管的问题（Farr，1994），这个理论后来被证明是错的。拉什认为人类的心灵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他后来被称为美国精神病学之父（Haas，1993）。

在美国，提到人道关怀时人们最先想到的名字就是波士顿教师多萝西娅·迪克斯，她终生致力于精神疾病及其治疗的改革。通过她的努力建立了32个机构，这些机构的服务涵盖了精神病治疗、研究和教育等多个方面（Gold，2005）。迪克斯认为通过对收容所的正确设计和操作，是可以对精神疾病进行治疗甚至治愈的。尽管迪克斯把精神疾病的困境引入了公众的视线中，但依然有很多种精神疾病无法仅通过单纯的道德治疗而治愈。事实上，精神病院变成了与永久体制化、监护、隔离和希望渺茫相联系的地方。

在欧洲18世纪晚期，精神障碍的治疗方式已不仅是提供休息和人道关怀。维也纳医生弗兰兹·安东·麦斯麦（Franz Anton Mesmer，1734—1815）几乎没有遵循传统医疗机构的做法。他的学术论文探讨了占星术的临床寓意（McNally，1999）。麦斯麦认为身体是一个磁铁，通过利用作为第二个磁铁的医生身体，即可实现对精神疾病的治疗（Crabtree，2000）。麦斯麦认为人体内存在一种叫作动物磁力（animal magnetism）的物质。当它自由流动时，身体即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当它流动不畅时身体就会产生疾病。治疗涉及医生将双手放在患者身体上以使“磁力通行”（McNally，1999）。一个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著名的法国化学家安东尼·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在内的科学家和医生委员会严厉地批评了麦斯麦术。

尽管如此，麦斯麦的实验仍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章节。尽管他的动物磁力说和花哨的治疗（包括披肩、音乐、用来接触身体各个部位的魔棒、磁化水）最终都被揭穿，但这些却揭示了安慰剂效应的力量。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是指症状的消除和减轻不是因为任何特定的治疗，而是因为患者相信该治疗是有效的。安慰剂可以从农作物如玉米淀粉中提取并制成药片的样子。安慰剂也可以表现为治疗者或医生所展现出的关心患者的态度。然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尽管安慰剂可以改变患者的感受，但其效果通常是暂时的。安慰剂与实际的治疗还是不一样的。

一个为某些心理疾病建立生物学基础的重大事件发生在19世纪晚期。科学家发现了梅毒（一种性传播疾病，由细菌引起）能导致被称为麻痹性痴呆的慢性病，表现为身体麻痹和心理疾病，最终会导致死亡。在对异常行为的理解上，身体疾病可导致精神障碍的发现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我们现在知道，细菌并不是导致大多数精神障碍产生的原因，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心理症状可能会有医学基础。

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丕林（Emil Kraepelin，1856—1926）的工作也为异常行为的研究史写下了重要的一章。早在医学院时，克雷丕林就听过现代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在实验室上的课（Decker，2004）。他应用冯特的科学方法来测量行为偏差，希望能为精神病学提供理论基础，比起当时的普通医学和心理学，精神病学在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在冯特的建议下，克雷丕林开始研究“异常”（Boyle，2000）。1899年，在观察了数以百计的患者后，他引入了两种诊断分类，其分类基础不仅是不同的症状，还有病原学（原因）和预后（进程和结果）。克雷丕林术语里的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现在称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见第10章），特征表现为心理退化。躁狂抑郁症预后良好，被定义为一个独立障碍。克雷丕林最出名的工作是他对早发性痴呆的研究，他认为早发性痴呆是由自体中毒导致的，身体代谢异常造成脑细胞自体中毒。尽管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原因或身体代谢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克雷丕林无论是在分类系统还是在对精神分裂症描述上的贡献都不能被夸大。

另一个对大脑有研究兴趣的医生是让·马丁·夏柯（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他在巴黎的萨尔贝蒂耶建立了一所神经学学校（Haas，2001）。夏柯对癔病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由于大脑退行性改变引起的。然而与此同时，其他研究者安布罗斯·奥古斯特·李厄保（Ambrose August Liébeault，1823—1904）和希波莱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1837—1919）在法国南锡正进行实验以确定癔病是不是一种自我催眠。在夏柯和南锡学派的医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大多数科学数据支持南锡学派的意见。出于科学家的信誉，一旦证据确定，夏柯就成了“癔病是一种自我催眠”这种观点的大力支持者。

大约在同一时间，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1842—1925）正在研究催眠术的效果。布洛伊尔运用催眠治疗癔症，患者包括一名叫安娜·欧的年轻女子。该患者曾照顾她生病的父亲直到他去世。之后不久，她发现自己视力模糊、讲话困难、无法移动右臂和双腿。布洛伊尔发现在催眠状态下，安娜·欧能谈及自己平时无法回忆起来的事件和经历。此外，在讨论了这些痛苦事件之后，她的症状消失了。布洛伊尔将他的治疗称为谈话疗法（talking cure），此方法为一种新的精神障碍治疗方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