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心理学模型

生物学模型在大脑或身体运作里寻找异常行为的原因。相比之下，心理学方法则强调父母和文化等环境因素对异常行为的发生和持续所造成的可能影响。事实上，父母的影响可能是生物学和心理学两方面的。父母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子女，但他们给子女的影响比这更广泛。父母至少可以通过4种途径来影响子女的行为：通过直接互动，通过他们对孩子行为的反应，通过对某行为的塑造或仅仅是通过给予指令。当然，孩子所处的环境远非只是父母及直系亲属这么简单。其他环境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本章前面已经介绍。举另一个例子，环境事件如与亲生父母分离会增加青春期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Cuffe et al.，2005）。此外，在某些情况下，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可能产生在一种文化里被认为是异常的而在另一种文化里是正常的行为，像之前玛利亚的例子就是这种情况，在菲律宾两代人共享一张床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现象。像这种文化造成的影响会在下面加以说明（见“社会文化模型”）。

1.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异常行为的根源可在个体前5年的生活经历中找到。因为它们发生得太早，他相信个体会对此保留无意识记忆而无意识记忆会对行为产生终生影响。要理解精神分析的观点，有必要研究弗洛伊德理论三个方面的内容：心理结构、面对危险使心理保持稳定的策略以及对于正常或异常行为的发展都很重要的性心理发展阶段。[1]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心理包含三个方面：伊底[2]（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伊底是基本本能驱力和被称为力比多（libido）的心理能量的源泉。伊底是追求快乐的，总是试图满足力比多的欲望。伊底是完全无意识的，所以它的欲望和活动是我们意识不到的。我们可以将伊底当成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我想要高薪，我想要签约金”的想法。当伊底与现实接触时就发展出了自我。我们可以将自我当成一个体育经纪人，在伊底的冲动（运动员的欲望）和现实的要求与限制（老板能答应的要求）之间做调解。与伊底总是追求快乐不同，自我总要照顾现实，就像弗洛伊德所说，自我遵循现实原则。自我既有意识成分也有无意识成分，所以我们经常能意识到它的行动。最后，还有超我，它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人的良心。超我给伊底的冲动（尤其是那些性或攻击冲动）施加道德约束。我们可以将超我当成球队老板或联盟理事长，他对破坏团队或联盟规则的人处以罚金。当违背道德规则时，超我用负罪感惩罚个体。与自我一样，超我既有意识成分又有无意识成分。自我和超我的一个功能是管理或抑制伊底的冲动。因为这三种内心力量为了表达自己不断竞争而会产生各种冲突，这就形成一个动力学系统，即心理动力学系统。

人的心理控制破坏性欲望或不想要的感受时的另一种方式是避开它们。弗洛伊德认为，防御机制阻止那些不受欢迎的想法和感受到达意识层面。通过使用这些防御机制，消极的或痛苦的想法和感受以一种伪装的、可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弗洛伊德认为，一些防御机制防止个体出现异常行为。其他的防御机制（如退行）可能会导致异常的或与年龄不匹配的行为。表1-3列举了一些被弗洛伊德确认的防御机制。

与伊底、自我和超我几乎同样知名的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在从婴儿到5岁这个时间段里都会度过这些发展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孩子如何应对将会对其心理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口唇期（oral phase）发生在出生到1.5岁的时候。此时吸吮和咀嚼是愉快的经历；攻击冲动出现在长牙后。肛门期（anal phase，从1.5～3岁）恰逢对孩子进行排便训练。在这段时间里，父母会强调规则和控制，于是权力斗争开始了。孩子的攻击冲动可能会发展出消极和固执的人格特质，以及敌意的、破坏性的或施虐的行为。在性蕾期（phallic phase，3～5岁），性心理能量集中于生殖器区域，孩子们通过触摸或摩擦生殖器区域以获得乐趣。在这个阶段，孩子们可能对异性父母发展出性幻想或依恋。还有两个性心理阶段：潜伏期（latency phase）和生殖器期（genital phase），通常被认为在异常行为形成方面扮演着不太重要的角色。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精神障碍如焦虑和抑郁是由于负性经验引起的。根据负性经验发生时的年龄，个体会固着（停滞不前）于某性心理发展阶段，这会在无意识层面留下心理痕迹。例如，父母在排便训练时过于严厉的话会导致小孩憋大便的行为结果。这个孩子长大后会在金钱和礼物上表现出吝啬的特点。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尽管个体意识不到那些早期经验，但其日常功能仍受其影响。简而言之，当在某性心理发展阶段发生固着时，个体行为会体现该发展阶段的心理特点。

弗洛伊德发展出的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包括：洞察（insight），将令人不快的经历意识化；宣泄（catharsis），释放心理能量。有一些技术用来实现这些目标。在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中，个体将意识的控制最小化且不加选择或审查地告诉分析者进入他意识的一切，以使分析者找出与无意识冲突有关的信息。在梦的解析（dream analy-sis）中，鼓励个体回忆和叙述他们的梦，在分析部分会将这个梦拿出来做讨论。弗洛伊德把梦称为“通往无意识的光辉大道”。他认为梦的内容包括许多能够帮助揭示无意识冲突的象征性形象。第三种技术是解释（interpretation），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类似于考古学家或侦探的工作，通过从可用的碎片来试图重建一个过去的时代或事件。

2.现代精神分析模型

弗洛伊德的思想被大量理论家所继承和修订。最初，弗洛伊德将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作为他的继任者。然而，他们在理论的几个关键部分发生了分歧，荣格离开了他并创立了分析疗法（Analytic Therapy）。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荣格认为行为的动机是心理的和心灵的而不是性的，行为更是指向未来的而不仅是由过去决定的。弗洛伊德的另一位前同事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也离开了他而后建立自己的精神分析学派并称之为个体心理学（Inpidual Psychology）。阿德勒不像弗洛伊德那么全面，他以生活性语言提出了很多与异常行为有关的概念：同胞争宠（sibling rivalry）、出生顺序（birth order）的重要性以及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指的是真实的或感知到的自卑导致个体付出努力来补偿自身不足。

更新的精神分析模型包括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它更关注有意识的动机、人类功能的健康形式、人格的完整性（而不是被分为三个部分）。例如客体关系理论（object relations theory），强调人们与重要客体（与个体有关的人和事）的情感关系。该理论强调，社会交往是人们的基本动力，这个基本动力比简单的满足性或攻击本能要强大得多。治疗运用患者和治疗师的关系来检验和建立患者生活中的其他关系。

3.行为模型

与心理动力学认为内部心理要素对行为施加影响的观点不同，学习理论强调外部事件对异常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根据学习理论，行为是个体学习史的产物。异常行为因此是由适应不良的学习经验造成的。行为理论未忽视生物学因素，相反，它承认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影响行为。严格的行为主义者专注于可观察和可测量的行为，而不检查内在心理原因、人格的内部结构和正在进行的心理过程。他们相信环境事件塑造个体的未来行为，异常行为也是这样形成的，如造成小艾伯特恐惧的条件反射事件。与精神分析理论不同，行为理论认为重要经验不仅发生在个体生命的前5年，而是可以发生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候。

尽管巴甫洛夫、华生、雷纳、琼斯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行为疗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处于其初级阶段。一位南非的精神病学家，约瑟夫·沃尔普（Joseph Wolpe，1915—1997），因对精神分析不满意，开始在动物身上研究实验性神经症（焦虑）。使用经典条件反射范式，狗知道在出现圆而不是椭圆时会有食物。然后，沃尔普逐渐改变圆和椭圆的形状以使分辨它们（它是圆的，还是椭圆的？）变得越来越难（食物信号也因此难辨）。狗挣扎着，变得激动，开始狂吠并猛烈攻击试验设备，表现出意味着存在负性情绪的行为。沃尔普也观察到恐惧在新情境中的严重程度与新情境和首次获得恐怖的情境间的相似度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沃尔普展示了经典条件反射原理是如何解释焦虑产生的，他又运用相同的原理来消除恐惧。在他的划时代著作《交互抑制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 by Reciprocal Inhibition,Wolpe，1958）中，沃尔普提出，如果一个与焦虑不相容的行为（比如放松）同时发生，刺激就不会引起焦虑。换句话说，不可能同时体验焦虑和放松（或焦虑和高兴），因为它们是不相容的。玛丽·科弗·琼斯通过选择一种能够促使个体感到轻松的情境（房间里其他玩耍的孩子）来给小皮特进行治疗。相比之下，沃尔普则专门教他的患者如何放松。然后他刻意将产生恐惧的事件与放松（不相容的反应）进行配对。多次重复配对后个体将消除焦虑。

正如琼斯在治疗小皮特的开始阶段把兔子放在房间对面的角落里，然后逐渐移动它以接近皮特，沃尔普使用等级（hierarchy），他将引起焦虑的对象用渐进的方式展现出来。对于飞行恐惧者来说，等级可能包括去机场、在候机室坐着、登机、起飞，等等。在等级中的每一步都要配合放松。这种疗法被称为系统脱敏疗法（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 therapy），能有效解决一系列的焦虑问题。与三四十年前相比，尽管系统脱敏疗法在今天使用较少，但它仍是当前许多行为疗法建立的基础。

“我越告诉他坐下，他越是要站起来。”这句话是德里克的二年级老师说的，说明了关注对个体产生的强大影响。有时对孩子的不良行为大吼大叫反而会增加这些行为的发生。要知道为什么，有必要先了解B.F.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斯金纳观察到，没有无条件刺激的情况下许多行为也是会发生的。用动物模型，他证明了稍后发生的事件会使个体习得一种行为或改变原有行为，这种被称为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的原则与个体、群体和整个社会的行为有关。

操作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强化（reinforcement），它被定义为能够加强它前面行为的一个偶然事件。在其最简单的形式里，一个强化物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奖励，如一个孩子做家务后得到一周的零花钱。如果零花钱仅在完成家务后给（只发生在做家务之后），孩子很可能将再次做家务。零花钱就是一种强化物，因为它的功能是增加行为的发生。斯金纳确定了一些强化原则。首先，强化物总是个人化的，适用于这个人的强化物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人（巧克力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强化物）。其次，有初级强化物和二级强化物。初级强化物如食物、水甚至是对个体的关注。它们有各自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它们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或者使人感觉良好。二级强化物因为与初级强化物相关联而获得价值。金钱是二级强化物，因为它象征着能够获得其他强化物（寒冷天气里的热、口渴时的冷饮）。斯金纳的大部分工作是致力于安排强化程式，确立“何时”以及“如何”强化行为并为更可能获得的行为或不太可能消退的行为进一步设置条件。斯金纳的研究被应用到育儿、教育、心理学和行为的许多其他方面。斯金纳的工作怎么应用到德里克身上呢？对孩子们来说，成人的关注是一个强有力的强化物。如果每次德里克站起来，老师就喊出他的名字（给他注意）请他坐下来（或更糟，把他叫到一边，花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站起来），这种积极关注就是增加他再次站起来可能性的强化，当德里克希望自己受到关注时他就会再次站起来。

强化能够增加行为发生的频率，对行为的惩罚（punishment）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它减少或消除一个行为。惩罚的目的可以通过施加痛苦（打屁股）或去除一些愉快的东西（不让看电视）的做法来达到。有时为了迅速消除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而使用惩罚是很有必要的，如当一个严重精神发育迟滞的孩子做出自残行为时。去掉一些愉快的东西，比如让孩子在角落里坐几分钟，在孩子情绪激动时使用这种做法通常是有效的。斯金纳鼓励使用强化而非惩罚。惩罚只是压制了行为，如果没有学会替代行为的话，被惩罚的行为会再度出现。因此，当用惩罚来压制某行为时，要同时强化一个替代的积极行为。

水族馆里的海豚是如何学会跃入空中、旋转三次，然后沿着斜坡滑下以获得观众掌声的？教练员使用了称为塑造（shaping）的训练过程，该训练通过细密的步骤或者逐次逼近的方法，达到目标就奖励。海豚训练师开始时对海豚类似旋转的任何尝试或轻微的动作都进行强化（用食物）。慢慢地，教练需要一个较大的旋转才给予强化，直到最后，海豚必须完成旋转才被强化。在儿童和成人中，行为塑造是获取新行为的一种有效程式，这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还会进行讨论。

20世纪60年代早期，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25—）和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们提出了第三种类型的学习。替代性条件反射（vicarious conditioning）的特点是没有尝试学习，个体不需要实际做出某行为即可学到它。当个体对一个展示行为的榜样进行观察时学习就发生了。通过观察他人可以对当前行为有一个去抑制或抑制的效果，或者可以教会其新的行为。这种社会学习可以用来解释异常行为如攻击行为的获得。

对行为治疗师来说，治疗就在于消除异常行为并获得新的行为和技能。患者当前的症状是治疗的目标。尽管过去的经历被认为对于理解患者的现在及其当前的心理痛苦而言是重要的，行为疗法却并不特别地关注患者的早期生活。此外，实现洞察被认为不足以造成行为变化。相反，行为治疗师的关注重点是直接帮助患者改变他们的行为以减轻他们的心理问题。

4.认知模型

认知模型提出异常行为是由扭曲的认知（心理）过程造成的，而不是内在力量或外部事件引起的。根据认知理论，并不是情境和事件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和行为。相反，是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感知方式或思考方式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想象你在变态心理学的第一次测试中考得很差，如果你跟自己说：“嗯，这个测试很难，但是我知道了老师的想法并且下次自己会努力做好的。”你可能会感觉良好并且会为了下次考试而努力学习。但是，如果想的是：“我真是笨蛋。为什么我会有自己可能成为心理学家的想法呢？”你可能会感到沮丧并且失去对课程学习的热情，甚至可能决定你应该放弃这样的学习。在这两种情况下面对的情境都是相同的。是你对情境和自己的看法影响了你的情绪和未来的行为。这是认知理论的核心。根据认知疗法创始人阿伦·贝克（Aaron Beck，1921—）的观点，抑郁的人有三种负性想法：对自己、世界和未来抱有消极的想法。贝克称之为“负性认知三联单”。这些负性假设通常被称为认知曲解。人们通常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影响他们情绪和行为的认知曲解（见表1-4）。

认知疗法主要是靠调整扭曲的认知过程来改变异常行为的。治疗师安排“行为体验”，即患者从事某种活动然后检查伴随行为的想法。通过治疗师的帮助，患者学会克服负性想法，对情境的评估更现实，并产生出替代的更积极的想法。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差异。首先，认知疗法基于这样的假设：内部的认知过程必须作为治疗的目标而存在，而行为疗法则假设改变行为后会导致认知的变化。其次，认知疗法比传统的行为疗法更依赖于使用传统“谈话”的心理治疗方式和洞察。尽管存在一些理论差异，但行为治疗和认知疗法对很多精神障碍都同样有效。在许多情况下，治疗开始使用这种或那种模型，然后两者合并了，于是就有了认知-行为治疗。

5.人本主义模型

该模型基于现象学（phenomenology），现象学认为个体持有的对世界的主观认识比实际世界更重要。人本主义者相信，人的本质是好的并且具备自我实现（发展自己潜能）的动机。自我实现的失败会导致异常行为的发生，这通常是由于人们未能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能建立实现潜能以令自己积极成长的过程和策略造成的。

与人本主义理论联系密切的心理学家是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他认为异常行为的心理病理学与心理不一致或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异有关。这种差异越大，个体体验到的情感和现实问题就更多。不一致源于有条件积极关注的体验，即一个人只有符合了他人制定的标准时才会得到尊重和关怀（即有条件的）。个体逐渐相信他或她只有在符合了这些标准时才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标准是错误的并且过于苛刻，因此会引起个体的情感或行为问题。

罗杰斯心理治疗的目标，称为来访者中心疗法，是通过与治疗师互动来发挥来访者的现有能力以达到自我实现（发挥潜能）。治疗基于三种因素：真诚（genuineness）是指从理智和情感上理解来访者的体验；共情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意味着治疗师用来访者的眼光理解来访者的世界；最后，治疗师要表达无条件积极关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即在完全理解的基础上真正接纳来访者，相信来访者拥有自我理解和积极转变的能力。精神分析疗法专注于了解患者的早期经验，来访者中心疗法则注重来访者的当前经验，相信来访者有重建意识的能力，并相信这些经验会给来访者带来积极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