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无人区
问：在现代心理学中，什么领域忙碌且高产，但迄今仍没有确切身份，甚至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答：社会心理学。
与其说它是一个领域，毋宁说它是介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片无人区，与两者彼此重叠，涉及许多其他学科。心理学家以一种方式为其定义，社会学家则以另一种方式为其定义，教科书里也模棱两可，似乎认为两者都对，又都不确切。
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也不是从某个理论的种子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像一片杂草一样从社会科学的领域里丛生出来。1965年，哈佛的罗杰·布朗在其著名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引言中宣称，他可以列出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课题清单，但其实它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共性。20多年之后，在这本教科书的第2版里，布朗不再废话，他没有给出任何定义。因为的确十分难以定义。
我们首先研究一下社会心理学的几个例子，对这一领域摸个虚实：
一位本科生志愿者U.V.来到心理学大楼的实验室参加“视力感觉”测试，已有6位志愿者候在那里。研究者说，实验主要是区别线条的长短。房间的前面有一张写字板，上面有一根竖直的线条，右边另一张板上有三根线条，编码为1、2和3。志愿者要说出右边的三根线条中哪些和写字板上的线条一样长。U.V.轻松地看出，线条2符合标准，线条1和线条3稍短。其他志愿者也说出了自己的选择，答案与U.V.的一样。实验者换了一张写字板，过程重复一遍，结果仍是这样。
可是，在用下一张写字板时，第一位志愿者认为是1号，在U.V.看来，1号明显太长。当其他人依次明确地说出是1号时，U.V.越来越感到不安。轮到他时，他感到犹豫不决，紧张得不知该说点什么。调查证明，他和其他处于同样情况下的受试者当场有37%的人选择屈从，即违背自己的判断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
实际情况是，每次只有一个人——本例中为U.V.——是真正的受试者，其他所谓的志愿者都是所罗门·阿什这位研究员的助手，他要这些作为志愿者的助手们有时故意做出错误的选择。这项进行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标准实验，旨在确定产生依从——屈服于实际或想象的压力而与集体成员中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倾向——的条件。进一步的诸多实验证实，依从存在许多原因，其中有保持正确的欲望（如果大家都同意，也许他们是对的），还有不愿被人看作唱反调者或怪人的愿望。
两位志愿学生就日常文书杂务等进行讨论和演练，之后，实验者要求他们玩一种叫作“囚犯二难”的游戏。前提为：
两名嫌犯被扣留起来，分开羁押。地方检察官确信他们犯下一桩罪案，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们。他对两个人中的每一个说，如果没有人招认，他就从轻判决，每人服刑一年。如果一个招认，另一个不招认，招认方将得到特别处理（只判半年），另一方则从重判罚，肯定不少于20年监禁。如果两个人同时招认，他就会请求宽大处理，各判8年。
由于1号囚犯不能与2号囚犯共同讨论方案，他只能进行想象，如果他招认，2号不招认，则他（1号）只服刑半年，而2号却被判20年。可如果他和2号都招了，那么每个人都要服刑8年。因而，最好的结果就是不招认。如果他不招，2号也不招，则每人只服刑一年，结果不算太坏。但是，如果他不招，2号却招了——则2号只判半年，他却得服刑20年！
30多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囚犯二难”选择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实验，以研究信任、合作及产生这些东西的条件和相反条件。
在加利福尼亚的帕罗阿尔托市，一个大学生挨家挨户按门铃，自我介绍是“安全驾驶公民活动”的代表，并提出一个荒谬的要求：允许其在该家前院的草坪里放置一块写得很丑的巨大牌子，上面写上“小心驾驶”的字样。当然，大多数居民没有同意，但有些人却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请求。两周前，另一位学生自称是“交通安全居委会”的志愿者，请求在他们院中矗立一块3平方英寸的标志牌，上面整齐地印着“安全驾驶”，他们已答应下来这一无害的要求。先前没有被这一要求软化的居民中，只有17%的人允许树立牌子，而先前同意在院中矗立3平方英寸标志牌的居民中，有55%表示赞同。
这项实验进行于1966年。此后，人们又进行过多次类似的上门法实验。这一办法后来被融资者大量运用，他们总是在第一次上门时求取一点点，尔后再来求取更大的份额。他们的结论是，认同较小请求的人往往将自己看作一个乐于助人且有民生思想者，而这种自我感觉使其在下一次要求更多的情况下仍愿意提供帮助。
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的员工说，X先生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位衣着整齐的中年人来医院时说自己幻听。他对接受住院的精神病医生说，这些声音不很清楚，但“就我所能分辨的是，它们好似在说‘空的’ ‘假的’ ‘砰砰声’”。于是他获准住院，此后再也没有提及那些声音，且行为非常正常。但医院的员工仍然说他是精神病患者，护士们还在他的卡片上记录一个频繁发生的反常行为：“病人有写作行为。”他的几个同室病友却不这么看，其中一位说：“你没有疯。你是个记者或教授。你是来体验医院生活的。”
病人们说对了，员工则犯了大错。1973年进行的这项实验旨在研究精神病院的员工与病人之间的相互影响。1位心理学教授和7名助手住进东海岸和西海岸的12家医院，全部声称自己幻听。一旦住进医院之后，他们立即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作为病人，他们得以公开地观察员工对病人的态度和行为。反之，如果是研究人员，他们将永远无缘目击这些情况。令人震惊的发现有：
——精神病院的员工一旦认为某个病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对于该病人日常生活中的正常举动，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给以错误的解读。平均来说，假病人需要19天的正常表现才能使自己离开医院。
——认为某病人有精神分裂症的员工尽量避免与病人接触。一般来说，他们对病人的直接提问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抬眼皮走开。
——员工们常在工作或彼此交谈时置病人于不顾，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身边。
在一所大学的心理实验室里，6位二年级男生坐在单间里，每人戴一副耳机。参与者A通过耳机听到研究者说，等他倒数结束时，参与者A和D均要扯开嗓子大喊“啊——”，声音拉长几秒时间。第一轮过去之后，A接到指令说，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喊，下一次是6个人一起喊。有时部分受试者可能接到假的指令，比如，参与者A接到的指令是6个人都喊，可事实上，其他几个人接到的指令是不喊。事实上6人在每次测验时在耳机上听到的喊声都是事先的录音。
所有的骗局只有一个严肃目的：对“社会投机”进行研究。社会投机是指人们在集体中不发挥最大能力的倾向，除非其所做的工作得到别人的认可。在本例中，证据是测量出来的喊叫力度（每人装一个麦克风）。当一名学生相信自己是与另一名学生一起喊叫时，只用独自喊叫时所发力量的82%。当他认为6个学生一起喊时，力量输出则减少至独自喊叫时的74%。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总结说：“在人类的本质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社会投机潜势。”
以上的例子都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戈登·奥尔波特多年前曾描写，社会心理学旨在“理解和解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何受到别人实际、想象或暗示的存在的影响”。这不能算作定义，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小的描述。但读过上面的例子之后，你是不是也开始对他的意思有所理解，同时也开始体会到将其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难处。
第二节 多重父系的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既非常现代，又有着悠久的传统。这是因为，它于60年前才以现代形式出现。但其相关的理论，譬如说我们的精神过程和性格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等，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其实早就开始构建了。曾有许多人都对社会心理学的议题阐发过论述，但并没有形成实验科学。
有许多人对社会心理学领域进行了探索。自1897年起，诺尔曼·特里普勒（Norman Triplett）就对常识社会心理学的假定进行了测验。他让10～12岁的孩子单独或成对地卷钓鱼线（但不告诉他们真实的意图），结果发现，许多孩子在他人在场时的确卷得更快。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教育的穆扎法·谢里夫（Muzafer Sherif，1906—1988）通过实验证明，个人的判断很容易受到他人的看法影响而动摇（随大流）。而大家公认的这一领域的真正父亲则是犹太心理学家勒温（Lewin）。
勒温戴着一架深度眼镜，一副儒雅风度，富有社交能力，与人为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勒温于1890年出生于波森（当时隶属普鲁士，现隶属波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他家在村上开一间杂货铺。他在学校的成绩并不太好，也未显示出任何天赋。但在其15岁时，他们举家搬迁至柏林，他在学业上迅速后来居上，并对心理学开始产生兴趣，最终在柏林大学获得该学科的博士学位。当时的大多数心理学课程教授的都是冯特的传统理论，这些理论处理问题过于琐碎无聊，于是，他决定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心理学。勒温在他们的格式塔理论中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寻求的东西。
为实现自己的夙愿，他于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即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并在那里召集了一群一流的研究人员和顶尖级学生。这个中心迅速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主流的主要培训基地。1947年，年仅57岁的勒温因心脏病发作而不幸去世，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很快搬迁至密歇根大学，他的学生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继续传播他的思想和方法。
勒温大胆和富于想象力的实验风格远远超出了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并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最突出特质。以他的一项研究为证。勒温和他的两名研究生罗纳德·里比德和拉尔夫·怀特为11岁儿童设立了一系列的俱乐部。他给每个俱乐部提供一位成人领导，以帮助他们学习手工、游戏和其他活动，并让每位领导采取三种管理方式中的任何一个：独裁、民主或不干涉主义。实行独裁制的一组小孩子很快变得充满敌意或非常消极，实行民主制的一组则很友善，具有合作精神，而实行不干涉主义的一组小孩子也非常友善，不过非常淡漠，不情愿去做任何事情。勒温对此项实验的结果十分自豪，因为它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想法，即独裁制有百害而无一利，民主制则对人类有百益而无一害。正是这类课题和实验成就了勒温对社会心理学的坚实影响。
尽管勒温的努力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但在若干年里，社会心理学仍然只在少数较大城市的大学里落脚，其他地方仍是行为主义的天下。然而，二战期间，军事上的需要使社会心理学开始受到重视，成为研究士兵行为和士气的重要手段。战后，发生的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或问题使社会心理学家对如何进行纪律教育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些事件及问题有：美国人口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及个人问题，在不断扩大的商业世界里寻找新的、更具说服力的销售技巧，等等。
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开始四处拓展疆土，美国各地的心理学系纷纷开设这门课程。60年代美国青年的反叛、越战引起的思想混乱、黑人、妇女和同性恋激进主义及其他社会问题越来越使这门科学成为受人重视的研究领域。
勒温如果在世，一定会为后继者的成就感到自豪。
第三节 定案
许多心理学家感到，他们的领域常常受到潮流的影响。学科中研究“热门话题”，一度是一种潮流。而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精髓问题，如今看起来早不那么热门了，原因在于社会心理学的本质。在其他大部分学科中，有关某个特定现象的知识是逐渐积累并丰富深化的，但社会心理学要处理的却是一系列根本不同的问题，且其知识也根本不存在积累这一说法。其结果是，许多现象的确引起社会心理学家的兴趣，他们也处心竭虑地对其中的个案进行研究，并就其本质加以解释。正当他们要在案卷上详加注明之时，该卷宗的封面却已被标上“案子已结”字样，也就是说，此案已了结。
下面是三个著名的定案。
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类如果存在互为矛盾的想法时，将感到紧张和不愉快（比如，“某某让人烦” 但“我需要某某做朋友”）。此时，他会想方设法地减轻不和谐因素（“要是你了解某某的话，他也没那么讨人厌”或“如果我不和他做朋友，我也过得挺好的”）。
20世纪30年代，勒温和他的学生里昂·弗斯丁格（Leon Festinger）共同研究这一课题。在这之后的1959年，弗斯丁格和同事J.麦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继续研究，该项研究后来成为古典认知失调实验的经典之作。
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让本科的男大学生受试者做一件极烦人的工作：将十几把汤匙装进一只盘子，然后再一把把拿出来，然后再放进去，一直重复半个小时。然后，他们要转动记分板上的48个木钉，每个顺时针转1/4圈，再转1/4圈等，一直转半个小时。
待每个受试者做完以后，一个研究者会告诉他说，实验的目的是观察人对某件事情是否有趣的想法将影响其完成事情的效率，还对他说，他现在已在“无期待组”里，但仍需要告诉其他人，说这件工作非常有趣。研究者继续说，本应该将这一情况告诉下一个受试者，但他的助手刚才打来电话说有事不能来了。他需要有人来接替助手的工作，并要求受试者帮忙一下，受试者也可因此而得到1美元或20美元的报酬。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把明显是说谎的内容告诉下一个受试者（而实际上，这个人是真正的同谋）。他们在通知下一个人时，会问受试者觉得这件事有没有意思。前面所提之事显然没有一点意思，而对别人撒谎就会形成认知失调（“我对别人撒谎了，可我并不是这种人”）。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否能够引导其减少认知失调，从而认定这些工作是有意思的。
从直觉上看，人们也许会想，那些得到20美元的人——在1959年应算很大一笔收入——是否比那些得到1美元的人更倾向于改变观点。但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所预测的却与事实相反。得到20美元的受试者将会有更加坚实的理由来为自己撒谎，得到1美元的人能为自己找到借口的机会则非常微小。他们虽然仍感到失调，但减轻的办法是，这些工作真还是有趣的，因而他们也就没有真正撒谎。实验结果正是如此。
认知失调理论也招引许多敌对的批评。但认知失调理论本身很有说服力，因而比较容易逃过各种攻击。然而，对认知失调理论的另一种批评却不是轻易就可以驳倒的。研究者们几乎总是哄骗志愿者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为钱撒谎），或在他们不认可的情况下要其去做一些劳神费力或荒诞不经的事情，或把他们自己身上不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从而使其自尊心受损。研究者事后会“征询”受试者，向他们解释实验的真实目的，并说合理欺骗是必需的，他们的参与使科学受益无穷。这种做法虽说部分地恢复了他们的有益感，但批评者坚持认为，欺骗实验者是不道德的。
囚禁心理
这些道德问题在认知失调研究中可以说司空见惯，甚至还出现在更为严肃的社会心理学调研当中。最著名的案例发生于1971年，是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教授及3名助手所做的一项实验。
为研究囚犯的社会心理，他们招收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分别充当看守或犯人。所有志愿者都要接受会晤和性格测试，其中有21位中产阶级白人性格被评定为情绪稳定、成熟和守法型，因而得以成功入选。大家扔硬币决定角色，10人充当犯人，11人充当看守，共进行两周体验。
“犯人”们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早晨遭到“逮捕”。他们被戴上手铐，在“警局”登上名册，然后被带入“监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中的一个套间），在那里脱衣，搜查，除虱，配上囚衣。“看守”们则配上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的工作是维持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可自行设计控制“囚犯”的办法。“典狱长”（津巴多的同事）和“看守”共设计出16种办法限制“囚犯”：进餐、休息和熄灯后必须保持沉默；只准在进餐时进餐；彼此只能称呼号码，所有“看守”须称管教者为“干部”；等等。触犯任何条例都将招致惩罚。
“看守”和“囚犯”的关系很快进入一个模式：“看守”们开始认为这些“囚犯”次人一等且十分危险，“囚犯”开始觉得“看守”们是流氓和施虐狂。一位“看守”这样报告：
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让他们彼此对骂，并赤手清洗便池。实际上我是将这些“犯人”当牲口看的。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得小心“看守”他们，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开始组织一次反叛活动。他们把身份证号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看守”们用灭火器喷他们，让他们从门后退下，接着撞开“囚室”，扒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床铺，总体来说，大大地吓唬了他们一顿。
此后，“看守”们不断增加新的管制条例，经常在半夜三更唤醒“犯人”点名，迫使他们从事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并因“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犯人”开始对不公的处罚习以为常，一些人甚至渐渐感到大脑失常，其中一个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因而在第5天时，实验者开始考虑将其提前放出。
“看守”思想中很快形成的施虐心理可从其中一个“看守”的日记中看出。实验开始前，这位“看守”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从不喜欢进攻别人，更无法想象自己会虐待他人。到第5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把这人（一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极想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不喜欢他……新“囚犯”（416）不吃这种香肠……我决定强行让他吃，可他还是不吃。我让食物从他的脸上滑下去。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我竟能干得出来。我为逼迫他吃东西而感到内疚，并为他不吃感到窝火。
津巴多及其同事没有料到两个组会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他在报告中写道：
这次模拟监狱体验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这些极为正常的年轻人身上竟能被非常轻易地激发出施虐行为，而在这些因情绪稳定而严格挑选出来的人中间，竟会很快散布出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病状。
到第5天，为保护所有的受试者，实验者突然宣布中断实验。然而，他们感到这次实验极有价值，它表明，“正常的、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迅速地发生转变”是件多么轻易的事情。
这项发现的确非常重要，但在许多伦理学家看来，该实验实在是与道德不合，因为它在志愿者身上施加了生理和情绪上的压力，而这些是受试者所没有预料或没有认可的。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违反了1914年最高法院强调的一项原则，即“任何有正常头脑的成人均有权决定在自己的身上从事什么”。由于道德问题，监狱实验再也没有重复，它已经成为一桩定案。
然而，这桩定案若与另一桩同样有价值、同样成为定案的实验相比较起来，真还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现在就打开卷宗，看能从中学到什么，看它又是如何异乎寻常的。
服从心理
大屠杀之后，许多行为主义科学家都在寻找办法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德国人为何竟对其他同类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
为探索这类问题，1960年早期，有人在纽黑文市的一家报纸上刊载了一则广告，寻求志愿者到耶鲁大学协助从事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任何非在校就读的成年男性均可报名参加，参加者可获得每小时4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0美元）的报酬，外加交通补贴。
40名20～50岁的男子中选，并约定于不同时间见面。每个受试者都要到一间很大的实验室里会见一位打扮整齐、身着灰色实验制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同时到场的还有另一位中年“志愿者”，一个模样讨人喜欢的爱尔兰籍美国人。穿实验制服者显然是研究人员，实际上是一位31岁的中学生物学教师，中年人则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两人都是进行这项实验的心理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莱姆（Stanley Milgram）的合伙人，在此将担当斯坦利所拟定好的角色。
研究人员向两位男人——真、假志愿者——解释说，他在研究针对学习的惩罚效果。其中一位将扮演教师，另一位扮演学生。每当学生犯一次错误，老师就要给他一次电击。两位志愿者抓阄决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通过设计，真志愿者抓到的都是“教师”。
然后，研究者便带着两位受试者来到一个小房间里，学生（受试者）坐在一张桌子前，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他说，他希望电击不要太重，因为他有心脏病。然后，教师被带入邻近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对学生说话，也可听到学生的声音，但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闪亮的金属盒子，里面安装着电击发生器，上面陈列30多个开关，每个开关上标着电压数（15～450伏），另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字样，在435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还有两个开关，上面简单地标着“XXX” 。
教师这个角色，研究者说，是宣读一些成对的词（如蓝、天；狗、猫）给学生听，然后考查他的记忆力。先念一组词中的第一个词，然后念四个可能的答案，让他选择其中正确的一个。学生只要按动面前的按钮，教师桌上的灯泡就会亮起来。每当学生选择出错误的答案，老师就按动开关给他一次电击，从最低的水平开始。每当学生再犯错误，老师就给他一个更高级别的电击。
刚开始，实验进展得非常顺利。学生给出正确答案，也给出错误答案，老师在每个错误答案之后给学生轻微的电击，然后继续进行下去。但随着学生所犯错误的增多，电击强度越来越高——当然，这些仪器都是摆设，实际上根本没有电流从里发出——情况也越来越糟糕了。到75伏时，学生发出了可听见的呻吟声；到120伏时，他喊出声来，说电击已使他非常痛苦了；到150伏时，他叫喊道：“放我走吧，我不想试了！”每当教师动摇时，站在旁边的研究者就说：“继续下去。”到180伏时，学生喊叫起来：“我实在受不了啦！”到270伏时，他号叫起来。教师再次犹豫不决，研究者说：“实验要求你进行下去。”后来，学生开始撞墙，再后开始尖叫，研究者严肃地说：“你得进行下去，这是绝对必须的。”超过330伏时，隔壁只有沉静——与选择错误答案的解释一样——研究者说：“你别无选择，必须进行下去。”
令人万分惊讶的是——米尔格莱姆本人也甚为惊讶——63%的教师当真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一直进行到底。然而，他们并不是施虐狂，相反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遵照研究者的命令进行下去时，自身却体验着切肤的痛苦，甚至几近崩溃。
对于实验结果，他的解释是，整个实验玩弄的是文化期待可产生对权威的绝对服从现象。志愿者进入实验时要扮演合作者和受试者角色，而研究者则扮演权威角色。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也包括其他许多社会，孩子们从小就受到教导要遵守权威，根本不问权威者让你去做的事情是对是错。在实验中，志愿者感到有必要执行命令，他们可对无辜的人施以痛苦和伤害，因为他们感到，是研究者而不是他们自己，须对整个行动负责。
在米尔格莱姆看来，他的系列实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正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竟会从事死亡集中营之类暴行，或至少接受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及其他受到厌恶的民族的集体屠杀命令。
米尔格莱姆不断地变换着实验方法，从而证明他的解释是正确的。有一种变化是这样的，在研究者还没有来得及向教师说完继续使用更高电压的重要性时，突然有电话找他，他的位置将会被一位志愿者接替（也是串通好的）。志愿者好像对按需要加压非常感兴趣，不断要求教师继续加压。但他是个替代者，并不是真正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20%的教师会一直干下去。米尔格莱姆还不断地调整受试者队伍。一般情况是，学生长得和善、矮胖，且是中年人，研究人员则穿戴整齐，严肃而年轻。他尝试着将角色倒换过来，此时，教师一路进行下去的比例果然减少，但也只降到50%。显然，是权威与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各人的性格，在起主要作用。
今天，研究者不再也不敢使用这样的方法了。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进行回顾而已。
旁观者效应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克尤公园里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全国也为之感到震惊。
这起谋杀案备受关注的原因跟凶手、受害者或其谋杀手段均没有关系。吉娣·格罗维斯是位年轻的酒吧经理，于凌晨3点回家途中被陌生男子温斯顿·莫斯雷刺死。使这起谋杀案成为重大新闻的原因是，整个过程历时半小时（莫斯雷刺中她，离开几分钟后折回来再次刺中她，再离开，又回头刺她）。在此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叫声和看到她被刺中的情形，但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助她，甚至没有人给警察打电话（有人的确打了——不过是在她死后）。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典型证据。但两位生活在该市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毕博·拉塔内（Bibb Latane）却另有看法，他们认为用社会心理学知识来分析的话，也许，38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其他人在看，这就是他们无动于衷的原因。
几周之后，经过周密的筹划和精心的准备，他们终于启动了一项针对旁观者在不同环境下应急反应的调查。
在研究中，纽约大学修习心理学入门课程的72名学生参与了这项未加说明的实验，并将之列入课程计划之内。达利、拉塔内或研究助手对每位参与者说，该项实验主要是针对都市大学生个人问题的讨论。讨论分为2人组、3人组或6人组，为降低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程度，他们将被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按安排好的顺序通过对讲机发言。
不管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假定是与另外的1人或2人或5人谈话——说到假定，是因为在事实上他所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者总是一位男生。他谈到了适应纽约生活及学习的难处，并承认在压力的作用下，他常表现为半癫痫状态。这些录音来自理查德·尼斯贝特，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目前为密歇根大学的教授。由于他在试演中表现最好，因而被选来扮演这一角色。第二轮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言语结巴，呼吸急促，前言不搭后语地叫：“哎呀，我的老毛病又要犯了！”接着开始憋气并呼救：“我快要死了……哎哟……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他大喘一阵，一点声音也没了。
在认为只有自己与癫痫病者对话的受试者中，85%的人甚至在病人还没有“休克”之前即冲出工作间报告；在认为其他4人也听到病人发作的受试者中，只有31%的人采取行动。后来，当问及学生别人在场是否影响其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他人在场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达利和拉塔内终于对克尤公园里发生的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于是管它叫“应急状态下旁观者介入的社会抑制”，或简称为“旁观者效应”。正如他们所假设的，正是由于在紧急状态下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才使旁观者无动于衷。旁观者效应，他们解释道：“更多地存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而不是存在于他的‘病态’性格中。”
达利和拉塔内的实验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也激发起人们的类似实验，大量的实验都证明，旁观者数量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
第四节 前进中的探索
最近几年，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探索自勒温时代以来在进行的一些课题。另一些课题是最近才冒出来的。这些前进中的探索虽然彼此并不相关，却存在一个共同的特质：关联性。几乎所有的课题都存在着科学的兴趣，且有着改善人类状态的深刻潜质。下面是两个著名的课题。
冲突解决
约半个世纪以前，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对下述问题产生兴趣：哪些因素可促进合作，而不是促进竞争；人们在哪些地方可更有效地工作，而在另外的地方则次之。之后不久，他们将这一课题重新定义为“冲突解决”。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荣誉教授莫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长期以来一直是冲突研究领域的元老。
研究领域中的焦点一直是人们在“混合动机情形”下的行为，如劳资争议或裁军谈判等。在这些情形下，当事双方都想获取更大的利益，但又存在着与对方的共同利益，因而并不想毁灭对方。20世纪50年代，多伊奇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这些情形，主要方法是动手修改“囚犯两难”游戏。
在多伊奇式游戏里，每个玩家都想在两种选择中选出一个较好的答案以增加收益——其结果取决于另外一个玩家同时做出的选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玩家1可选择X或Y，玩家2可同时选择A或B。在决定做什么时，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准备做什么，可双方都知道，他们所做选择的任何组合——XA，XB，YA，YB——都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比如，玩家1想：“如果我选X，而他选A，我们都可得到9美元。但如果他选B，我就会输10美元，他就会得到10美元。如果我选Y呢？如果我选Y，而他选A，我就会赢10美元，他则输10美元。但如果他选B，我们两人则各输9美元。”玩家2也面临同样的两难境地。
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会干什么，各方只好自己决定走哪一步最好。然而，就像在原来的“囚犯两难”游戏中一样，逻辑推理于事无补。只有当两个玩家彼此信任对方会选择最有利于双方的步骤时，他们才会分别选择X和A，同时各赢9美元。任何一方若不信任对方，或一心只顾及自己的利益，则他可能赢回10美元，对方则会输掉同样的数目。但也存在自己输掉10美元而让对方赢取相应数量，或与对方一起输掉9美元的可能。
多伊奇不断地对条件进行变更，以让学生志愿者既玩得刺激，又测验了不同情形中的实际效果。多伊奇说，令人鼓舞的结果是，“即使双方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也可产生彼此间的相互信任，条件是：整个形势能够引导一方期望自己的信任能够得到实现” 。譬如，这种结局可发生在下列情况之下，即玩家一方向对方提出合作方案，其中包含着规定和违规处罚；或一方在做出决定之前已知道对方的选择；或一方可对对方的选择结果施加影响，即让其知道违反协议并不是对方的兴趣所在。
经多伊奇修改后的“囚犯两难”游戏于是成为社会心理学中的开拓性研究，迅速引发出数以百计的类似研究。研究者修改并变更游戏的条件，以探索在冲突解决方案中可鼓励合作或竞争风格的其他因素。
多伊奇的兴趣很快转移至另一种游戏当中。在这个新的游戏中，他和助手罗伯特·M.克劳斯一起调查威胁如何对冲突的解决产生影响。在发生冲突时，许多人相信，只要发出威胁，就可使对方产生合作。例如，发生争吵的配偶往往发出分居或离婚的暗示，以使对方改变其行为；管理层也会警告罢工者，除非坐下来谈判，否则他们将关闭公司；发生冲突的国家，也会将军队调至边境，或进行武器试验，以逼迫对方让步。
多伊奇和克劳斯研发出来一种阿克姆-波尔特汽车运输游戏，其中有两个玩家，双方都是“卡车司机”，一方是阿克姆公司，另一方是波尔特公司。下面的地图表示他们相互行动的路线：
图 17 哪个办法更好？斗争到底还是合作？
时间是两个玩家关心的根本。近路意味着利润，绕路则意味着赔钱。两边同时以相同的速度开车（位置出现在控制盘上），双方都可选择弯曲的路或走近路。走近路虽是明显的好办法，可它涉及一段单向车道，一次只能通过一辆卡车。如果双方同时选择这条路线，他们将面对面形成塞车，其中一方或双方都得倒车，从而造成赔钱。显然，最好的路线是，他们达成协议，轮流过单行道，从而使双方均能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或赚取近乎平等的利润。
为刺激威胁，多伊奇和克劳斯让每个玩家在各自单行道的入口端取得控制权。谈判时，双方均可以此威胁对方，即对方若不同意自己的条件，便关掉自己的关卡。整个实验分三种情况，每一种可玩20轮：双边威胁（双方均可控制路卡），单边威胁（只有阿克姆一方控制路卡），没有威胁（双方都不能控制路卡）。另一个重要的变量是交流。在第一种实验中，玩家只通过所采取的步骤以传达意图；在第二种实验中，双方可彼此谈判；在第三种实验中，只能在每次尝试时谈判。由于双方均想尽可能多地赚钱，因而在总共20轮游戏中所挣钱的多少是其解决冲突成功与否的直接衡量。主要的发现如下：
——双方均不能威胁时获得最大利润（集体而言），单边威胁时稍差，还有，与常识看法相反的是，当玩家均能发出威胁时获取最少。（一般认为，“相互威慑”是避免核战的办法，这一想法是否为未经深思熟虑、代价高昂的错误判断呢？）
——交流的自由丝毫无助于达成协议，特别是当双方均能发出威胁时。如果双方均可构成威胁，交流便一无用处；不过，如果只有一方能发出威胁，交流仍会有用。
——如果双方均可发出威胁，发生僵局时口头的交流将比发生僵局前的交流更快地导致有用的协议。显然，陷入死局有碍于动机的实施。
——赌注越高，达成协议的难度也越高。
——最后，当实验由漂亮的女助手主持时，双方玩家——男大学生——往往以大男子主义的方式行动，即更频繁地利用其所控制的路卡，并在达成协议时设置更大的困难。
阿克姆-波尔特汽车运输游戏立即成为经典游戏，被多人引用不说，还获得了声望极高的社科研究AAAS奖。
近几年来，由师范学院多伊奇领导的“合作及冲突解决国际中心”、哈佛法律学院的“哈佛谈判项目”及其他谈判中心，已在教授谈判者以建设性方法解决争端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归因
20世纪70年代，作为社会心理学头等课题的认知失调理论已为一个全新的课题——归因——所替代。该词指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对事件的起因所进行的推理的过程。
归因现象可在一个古老的笑话中略见一斑。两个男人，一个信新教，另一个信天主教，看到一位牧师进入一家妓院。新教徒认为他找到了天主教虚伪信条的证据，因而报以不怀好意的一笑；天主教信徒看到的是另一种证据，即认为他们的牧师敢于去任何地方，即使妓院这样的禁地，以拯救天主教徒行将死去的灵魂，因而报以骄傲的一笑。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早在1927年就提出过归因概念，大约在1958年，他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概念，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中提出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概念，还认为，我们不是在对实际的刺激产生反应，而是在对我们认为引起这些现象的原因产生反应。
例如，如果妻子不理睬她的先生，并故意使他生气，他可能的猜想是，要么她心情不好，要么他做出什么对不住她的事情。他的反应并不是取决于引起她行为的真实原因，而是取决于他所理解的原因。
有关人类归因因素的知识将极大地增大对人类行为的可预见性，人们对归因的兴趣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至70年代，归因随之成为社会心理学中的又一个热门话题。
它仅是热门话题而已，还远没有构成理论。的确，实际上它是一大堆琐碎理论的集合体，每一种理论都是把某种社会心理学现象用归因术语做出的重新解释。归因研究产生了一大堆全新的发现。著名的案例如下：
——李·罗斯（Lee Ross）与两位同事邀请成对的学生志愿者玩一种“测验表演游戏”。一个假装提问者，另一个假装竞赛者，要求提问者拿出10个相当困难但他知道答案的问题，让竞赛者回答（竞赛者平均可答对6个）。之后，要求所有参与者对彼此的“总体知识”进行评定。几乎所有的竞赛者会认为提问者比自己更有知识，实验的公正观察人也这么认为。即使大家都知道，提问者所提的都是自己知道答案的问题，但他们仍旧因其所扮演的角色而被认为知识面更广。
——人们对穷人、嗜酒者、事故受害者、强奸受害者等其他不幸者的反应大多以“公平世界假说”进行解释。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善有善报。这就导致人们认为，受害者的不幸是自己不小心、懒惰、冒险、易受诱惑等类似原因造成的。有研究发现，受害者受到的损失越大，人们越认为其活该。
——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华林斯（Stuart Valins）邀请男大学生观看裸体女人的幻灯片，并给她们的美丑评分。学生们一边观看，一边还通过耳机上的听筒听到他自己的心跳，而在事实上，这些心跳是华林斯事先录制好且由他进行控制的。志愿者听到的扑通扑通声会在某些幻灯片出现时加快，而在另一些幻灯片出现时稍慢。后来，在评定这些女人的吸引力时，他们往往认为，那些似乎使自己心跳加快的女人更有吸引力。
——一些考得并不好但却被通知其考得很好的志愿者，倾向于将考试的所谓顺利归因于自己的努力或天才，所谓的不顺利归因于外部，如考试不公平、考试环境太吵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归因理论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进更为广泛的“社会认知”领域之中。这个领域研究人们对社会问题是如何认识的。在这个框架中，归因理论仍然保持其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界的中心地位，并使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范围大为拓展。
它还衍生出许多实际应用，如教育（告诉学生，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努力不够，不在能力不足）、忧郁治疗（让忧郁症患者尽量减少其个人责任感，告诉他们，生活中的负面影响不是他的责任）、提升畏惧失败者的进取心（引导其将所担心的失败归因于缺少练习和技巧，而不是性格缺陷）等等。
许多既有科学兴趣又具有实践意义的课题，比如人际交流、集体交流及说服、吸引、利他主义、态度的改变（劝说）、偏见、群体决策、社会神经学等，也在最近几年为社会心理学家所探索或正在探索。
第五节 社会心理学的价值
跟其他许多心理学分支一样，社会心理学也承受着一连串的外界批评和内部反叛。其混杂的课题、延伸过长的战线、大胆且有时带有冒犯性的实验方法及整体理论的缺乏，都使其成为众矢之的。
最严厉的攻击来自它的内部。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至最近几年，在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危机期间，社会心理学家大都卷入一场自我批评的狂潮之中。他们招来各式各样的攻击，譬如说，对实际的应用注意过少（实际情况是，他们对理论发展注意过少），对无足轻重的细节花费精力过多（实际情况是，他们从一个主题跳向另一个主题，从没有将其细节弄清楚），仅凭其在美国大学生身上所做的小小实验即对人性做出无法证实的概括，等等。
其中攻击最猛烈的人是斯瓦思摩尔大学的肯尼思·杰根（Kenneth Gergen）。1973年，他在一篇猛攻自己职业的文章中甚至认为，社会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他对外宣称，要找到适用于全人类的行为准则，但在实际上只是对一些符合历史上某个特定时间和某个特定文化背景的人的一些行为进行了解释。
在杰根的刻薄批评之后，许多年来，社会心理学家召开过无数次搜索灵魂的学术会议，主要是解决他的论点问题。最后，这场辩论并没有回答由杰根和其他人提出来的一些辛辣问题，也没有把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形象恢复起来。
再后来，为彻底反驳杰根的攻击，佛罗里达大学的巴里·谢伦克（Barry Schlenker）指出，自然科学开始时也只有有限的和互相矛盾的观察结果，慢慢才发展出一些可将看似矛盾的不一致现象统一起来的普遍理论。同样，社会科学在有限的环境里已分辨出什么是全人类共通的东西，并把一些分布甚广的证明收集在一起。社会心理学和自然科学走的是同一条路。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场批判危机终于退潮。至今仍然正确的是，社会心理学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但其许多理论经证明都是极其有效的，其大量发现对人类行为和本质的理解也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