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基本问题
在春天的日子里，如果站在长岛海湾某个静静的河岸上，你可能看到雌性麝鼠大声尖叫着拼命游动，雄性麝鼠则狂乱地划着水紧追其后（无一例外的情况是，他最终总能捉住她，或她让他捉住）。在春天荒芜的海滩上，你还可能看到雄海鸥狂暴地驱赶雌海鸥，因为她不断地贴近他，想分享他的蟹肉。但一周后，你可以看到雄海鸥允许她叼走一块肉；再过一周，你会看到他正把一大块肉往她的嘴里喂；再过一两天，他则骑在她的身上，而她也默许着他的无礼。
据人们目前所知，这些动物从未问自己为何对方会这么做，也不知自己为何会这么做。只有人类才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这是我们给自己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心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早期的心理学家将行为的原因归结为情欲。在20世纪初，心理学家认为，由生理需要促发的行为取决于本能。
人类行为从解扣脱衣到写出十四行诗都有动机，但行为主义时代的心理学家只研究动物的动机。后来随着新认知主义的兴起，研究者着手调查人类的动机和情绪。但在起初的几十年里，他们的大部分兴趣集中在“直接认知”（信息处理、推理等），后来才转向“间接认知”。直到20世纪90年代，情绪才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占据了一席重要之地。
因为这一课题十分复杂，尽管不同的情绪研究者和理论家拿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但仍未出现一个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情绪理论。
但是，可以把这些理论分成三大类：一种是侧重情绪所引起的生理变化，如心率加速、体温升高、手心出汗以及大脑局部区域电波的变化等；一种是关注情绪所带来的感受，比如当我们问别人“你感觉如何”时自身的感受；一种是研究人们对于情绪的理解。
从20世纪到今天，人们对情绪的研究一直是沿着这个轨迹进行的：早期人们关注的是肉体理论，之后是与情绪和动机相关的自主神经系统（ANS）和神经中枢系统（CNS），最后是认知或思维过程。
心理学家的确只对情绪的较高级别发生兴趣：情绪服务于什么功能？是源于先天还是后天经验？是普遍存在还是因文化不同而有差异？肉体与精神过程是如何与其联系起来的？
心理学家还对下面一个实践问题很感兴趣：情绪如何与行为产生关联？
这样一来，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最终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中心问题，而情绪也被视作对这一问题的至关重要的回答。具体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解答。
第二节 肉体理论
谁会把一只老鼠饿上两天，再关在有食物的笼子里，可如果想拿到食物就要爬上通电的栅栏，从而爪子触电。谁会将一只母鼠放在笼子的一端，再将其幼鼠放在另一端。
虐待狂，你可能认为。但这是实验心理学家卡尔·J.沃登（Carl J. Warden）的“哥伦比亚障碍笼”，与虐待沾不上边儿。他希望通过上述实验观察并测量两种动机来源的力量，即饥饿驱动力和母性驱动力。
沃登的报告与其他行为主义著作一样，根本没有谈及本能，只提到了“驱动力”。驱动力是罗伯特·伍德沃思于1918年提出的概念，他认为驱动力将使动物趋向一个它已知的、可满足其需要的目标。心理学家假设，生理需要越大，驱动力也越大，该动物表现出来的活动也越多。为检测这一假设，很多心理学家进行了不同的实验。1931年，沃登的“哥伦比亚障碍笼”提供了检测同一驱动力的更有效方法。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发起了大量的实验来探索其他的主要驱动力，包括为满足水、氧气、性交、适宜的温度及避开疼痛需要的驱动力。1943年，这些动机的生理方面被行为主义者克拉克·哈尔（Clark Hull）归纳成一条简单的理论，即生理需要催生所有的驱动力，驱动力促使动物做出各种行为，当需要满足的生理需要被满足时，驱动力就减缓了。哈尔认为：动物的基本动机就是弱化驱动力。后来证明他的理论是不全面的。
还有些心理学家认为，生理变化正是情绪的来源，代表理论是詹姆斯-朗格理论。该理论认为，某项事实能激发某种情绪，并因此产生身体变化（如詹姆斯所言，我们遇到熊会发抖，并由于发抖而感到害怕）。
在许多年里，詹姆斯-朗格理论一直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到20世纪20年代，新的生理测量方法问世，研究者得以更客观地测量从前詹姆斯仅凭主观猜测所得出的身体变化，旨在观察血压、脉搏、出汗等受到自主神经系统（ANS）——大脑和脊髓之外的神经系统——制约的具体变化是如何与受试者所体验到的情绪发生关系的。许多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了詹姆斯-朗格理论的正确性。
然而，在1927年，杰出的实验者与理论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1871—1945）经过大量调查发现，詹姆斯-朗格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因而于1927年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彻底否定了詹姆斯-朗格理论。在文中，他提出了五种以自己和他人的研究为基础的证据。
比如，按照詹姆斯-朗格理论，生理的变化（内脏变化）传递至大脑产生情绪。坎农通过外科手术将老鼠的内脏与交感神经系统切断，所以来自心脏、肺、胃、大肠等的所有内脏信息均与大脑中断了联系，可是实验对老鼠的情绪反应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甚至到目前为止仍在进行的实验中，不断地产生新的证据证明詹姆斯-朗格理论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正确的。这些原因使詹姆斯-朗格理论得以继续生存下来。
近几十年来，众多学者对情绪和身体症状哪个是第一位的、哪个又导致了另一个的出现给出了复杂的、多方面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辩论的双方都有道理，而且，情感和认知的神经系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
总之，肉体理论对于情绪的来源给出了一个合理但又不完全的答案。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探讨一下上一个世纪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对当今理论的形成功不可没。
第三节 ANS及CNS理论
沃尔特·坎农的实验工作引发了对詹姆斯-朗格理论的争议，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情绪和动机理论。这两种理论都对后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坎农的动机理论与詹姆斯相同，他认为，外围提示给动物以动机，口渴会引发饮水，胃响会引发进食。他的情绪理论却完全不同，他认为，周边或内脏条件并不是情绪的起因，而是其他原因的伴生效果。这使坎农和其哈佛同事菲利普·巴德想到，愤怒和其他情绪起源于丘脑，即大脑核心中从感觉器官（除鼻子之外）接受信息并将合适的信息传达至皮层和ANS中的原初结构。按照坎农-巴德理论，皮层通常控制并抑制丘脑，但当丘脑发出某种信息时，比如看见敌人，皮层就放松控制。丘脑将其情绪信息传达到两个方向：一是神经系统，因神经系统会产生对情绪合适的内脏反应；二是皮层的后部，情绪感觉在这里形成。因此，情绪的体验及其内脏症状是丘脑信息的平行效应。
坎农的两种理论，解释了驱动力。尽管它们一度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最终仍被其他的实验证据推翻。1939年，研究人员两度利用“假饮”进行测试。他们通过外科手术在狗的食管里接上一根管子，将狗饮下的水接出来，以使水流不进胃里。尽管狗的嘴里大量饮水，却无法减轻口渴。显然，干裂的嘴唇并不是引起口渴的驱动力，它来自于一种更深层的内脏信号，并通过神经系统变成行动。
然而，坎农-巴德的情绪理论仍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尽管为后来的一些研究所修改。后来的研究表明，ANS、丘脑和神经系统中的其他原初领域可以自行生成情绪，并不需要内脏任何输入式的参与。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瑞士生理学家沃尔特·希斯在实验狗的下丘脑（位于丘脑下部的部分大脑核心）中植入电极，令其释放微弱的电刺激，结果狗立即做出愤怒的反应。当希斯将同样强度的电流送入下丘脑前面的区域时，狗开始镇定下来，并很快入睡。
另一个证据是20世纪70年代由发展心理学家J.E.斯坦纳（J.E. Steiner）提供的。他给一些新生婴儿拍照，在婴儿第一次通过乳房或奶瓶吃奶之前，让婴儿喝下有甜味、咸味或苦味的水。甜水使婴儿吮吸嘴唇；咸水使婴儿噘起嘴唇，皱起鼻子表示不悦；苦水使婴儿张开嘴吐水，或作呕。斯坦纳接着给先天无脑的新生婴儿（无脑是一种畸形，胎儿的大脑主干以上部分没有脑组织，该婴儿很快会死亡）做同样的实验，发现他们表现出的面部表情和反应与前述的一样。这样一来，简单情绪及其面部表情看上去就是由脑干形成的。不过，在正常儿童中，这些反应通过高级神经中枢做了部分修改，因孩子能学会哪些是社会中可以接受的情绪行为。
事实上对动机和情绪的高层次皮层影响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一直处于科研的前沿。新近一个病例充分说明了额叶皮质（认知过程的中心）对情绪的影响。病人名叫艾略特，30多岁，由于眼睛后面有一个巨大的肿瘤而患了剧烈头痛症。医生为他做了切除手术，但未能去掉周边的额叶组织。艾略特很快康复了，然而却失去了决策能力。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从此对工作和生活中犯下的诸多错误没有任何反应。著名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斯奥（Antonio Damasio）为他做了检查后写道：“我和他聊了几个小时，可他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没有痛苦，没有不耐烦，对我无休无止的问题也没有一丁点的反感。”当人们把令人不安的照片（如严重受伤的身体）放在他面前时，他说，手术前他会感到不安的，可现在他什么感觉也没有。
哲学及宗教传统认为，我们的驱动力和感觉来自于动物或生理的一个方面，但现代认知心理学通过艾略特以及其他具体病例发现，我们的动机和情绪大多受到思维的影响，甚至有可能起源于思维。
第四节 认知学说
心理学家们首先强调的是动机的肉体来源，接着强调的是其丘脑和淋巴来源，唯一忽略的却是一项一般人坚信的日常事实：动机的产生常取决于人类和高等动物的心理需要，而不是生理需要。
养狗的人对此非常熟悉。将狗放在一个新的或不熟悉的宅院里时，它们会立即在屋子里四处嗅嗅，东张西望。这些举动并不出于饥饿或其他肉体需要，而出于需要了解环境的心理需求。
父母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往往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不厌其烦地按动各种按钮，四处拨弄存钱罐或类似玩具，以期待找到这些物件的运行原理。
大家都知道，由于暴风雨或生病等原因而在家闭门几天之后，人们往往产生一种出门的需要，想要四处走走，看一下其他地方和面孔。长时间做同一件事的人，也往往希望干别的什么来换换脑筋。
基于行为主义的哈尔与基于心理分析的弗洛伊德认为，动物的基本动机是弱化驱动力。但在20世纪60年代，当认知再次成为心理学所关注的焦点时，一批研究者开始认为，弱化驱动力并不完全正确。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了高级动物经常受到认知的需要驱动，其行为动机不是生理需要或原初大脑的激励，而是心理刺激。
20世纪50年代及之后进行的其他实验显示，与行为主义学说相反的是，老鼠能学会做一些得不到奖励的事情——至少不是食物、水或其他满足其生理需要的奖励。例如，它们学会在笼子过暗时按动杠杆开灯，或当笼子过亮时按下杠杆熄灯。
动物不仅受到新奇性的激励，也会主动地寻找新奇的情景，以使自己受到激励。人类最有可能尝试新鲜事物，以激励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我们时常观看恐怖电影以获得惊吓的效果；观看色情材料以激发自己的性欲；挑选势均力敌甚至强于自己的对手进行游戏以挑战自己；开动脑筋解谜；等等。心理学家弗雷德·谢菲尔德（Fred Sheffield）极有说服力地证明，强化人类行为的不是驱动力的弱化，而是驱动力的引发。我们看电影、读书或玩游戏，真正的动机并不在于将之看完、读完或玩完，而在于观看、阅读和玩的过程。
然而，我们不喜欢，也不追求过多激励，我们只喜欢适度刺激，不喜欢过于强烈、过于可怕或过于混乱的刺激。这个原理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凡开车者、玩生理或心理技能的游戏者，或给他人打工者大都知道，当自己无聊或昏昏欲睡的时候，根本无法将事情做到最好，想把事情做好的压力过大时也做不好。
自我激励和解释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是获取竞争和控制切身环境的欲望。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来自皮亚杰和其他人就儿童通过游戏和学校教育进行认知的研究。有一个例子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一天，皮亚杰给10个月大的罗伦特（其儿子）一块面包，罗伦特将面包扔在地上，摔碎后捡起来，再扔到地上。这个动作他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极有兴趣。第二天，皮亚杰写道：
他持续不断地抓取假天鹅、小盒子和其他几种东西，每次抓到后就伸开胳膊让它们掉下去。他有时竖直地伸开胳膊，有时斜着伸在眼前或脑后。当物件落在新位置时（比如枕头上），他会重复这一地方两三次，好像要研究其中的空间关系。然后，他就修正了这种情形。
这些活动所取得的是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机制，并获得在某种程度对其控制的能力。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儿童时期，在成人阶段，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在强制自己增强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程度及处理环境的能力。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学家就认知对动机产生的影响方面有了新发现，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情绪经验及其生理症状的主要源泉是思维，而不是内脏、丘脑或边缘系统。
到目前为止，认知对情绪影响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实验，是1962年由斯坦利·沙切特（Stanley Schacter）和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er）进行的。该项实验所得出的理论整整主宰了20年的情绪研究。
沙切特认为，认知因素可能是情绪状态的决定性因素。他和辛格提出假说，认为人类不能从体验到的生理症状里找到情绪，要想做到这点，他们必须靠外部的提示。思维通过这些提示将身体所体验到的东西分类为愤怒、喜悦、害怕等。
为检验这一假说，沙切特和辛格请志愿者注射苏普拉欣，以检测这种维他命制剂对视力的影响。事实上，所注射的药物为类上腺素阻断剂，可引起心跳加快、面孔发红、双手颤抖等较为强烈的情绪。他在事先告诉一些受试者，说苏普拉欣有上述副作用，但对另一些人保密。
在受试者开始感觉到药效之前，他们被带入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假装也注射过这种药物的学生（合谋者）待在一起，各自填写一张长达5页的问卷。此时，合谋者将其早已预演好的两段戏之一表演了出来。当着某些受试者的面，他显得非常轻浮、愚蠢、开心，总是胡写乱画，将揉皱的纸团扔进远处的废纸篓里“投篮”，折纸飞机满屋乱飞，玩呼啦圈，等等，同时信口胡言，比如：“今天我真高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当着其他受试者的面，他会一边填问卷一边牢骚满腹，说里面的问题让他烦心（这些问题问得越来越接近个人隐私，越问越具有侮辱性，最后的问题是：“你母亲与多少男人有过婚外恋关系？”——对这个问题，多重选择答案中最低水平的次数是“4次及以下”）。最后，他会将问卷撕掉，把碎屑扔在地上，大骂着冲出房间。
研究者通过单面透镜观察受试者的行为，并给这些行为定分数，之后请志愿者填写一份表格，表明他们愤怒、气愤、讨厌或相反感觉的程度。结果非常有趣。在预先未告诉该药有副作用的受试者中，那些看到合谋者兴奋的人也会产生类似行为，说他们感到了兴奋；那些看见他气愤的人也会有类似的行为表现，声称自己的确感觉到了同样的情绪；而事先知道该药有生理副作用的受试者却没有类似的反应。沙切特和辛格的历史性结论是：
假如没有给人即时解释某种生理激励状态，他会给这种状态标上标签，并以他所知道的认知术语来描述他的感觉。在情绪状态取决于认知因素的程度下，我们应能预测的是，正好相同的生理激励状态可为“喜悦” “愤怒” “嫉妒”，或任何能叫出名字的情绪标签，具体什么情绪则取决于当时的形势。
情绪激励的认知学说立即走红。它不仅显示出认知，这个心理学家所喜欢的新课题的重要性，而且使先前得出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发现具有了意义。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心理学家们进行了数量繁多的相关实验，其中一些证实或反驳了沙切特-辛格学说，但大部分对之进行了确认与丰富。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主要在50年代，心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动机及情绪的主要来源。我们无法一一介绍这些种类繁杂的研究成果，在此只选举四例，并列出少量段落：
一
20世纪30年代中期，哈佛性格研究专家亨利·默里创立“主题知觉测试法”（TAT）以测试性格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无意识方面。他利用心理分析学说将这些方面编组为35种需要，如整齐、控制、顺从、进取、贬抑、教育、联系（归属和友谊）等等。35种需要中的每一种都是动机激发力量，此后的几年里，人们便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一一调研。
研究最深的也许莫过于成就需要，或按心理学文献中的术语，是成就欲。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戴维·麦克莱兰德（David McClelland）及其同事对成就欲极强者的性格和行为及其来源进行过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研究。他们发现：成就欲较强者喜欢那些能提供具体反馈信息的任务，因此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增长和扩张的工作。成就欲较强的男孩，在其很小时其母亲必定期望他能够独立，并依靠自己生活，她们对孩子的限制也远低于那些成就欲较弱的孩子的母亲。对23个现代社会的调研发现，社会看待成就的价值观往往反映在儿童故事中，并与其近几年电力生产的增加有所关联。
所有这些指明，取得成就的动机是从一个人的母亲和社会那里得来的，因此在本质上属于认知型。
二
弗洛伊德认为，在孩子学会控制他或她的即时满足的冲动，并为得到更大的回报或因不能为社会所接受而推迟其冲动之时，自我，或很大程度上有意识的自我，会慢慢形成。因此，较大儿童和成人身上的动机尽管受快乐原则的力量影响，但在方向上属于认知型。
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发展心理学家收集到的实验证据支持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发展理论。比如，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chel）及其合作者让孩子们在直接但较小的满足和延迟但较大的回报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7岁孩子选择的是直接满足，大多数9岁孩子则选择延迟但较大的回报。
同时，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茨·哈特曼的著作一直成为改变心理动力心理学的焦点。人们发现，自我比原来想象的更有力量，更有影响力，本我的力量则相当有限。对于致力于心理动力学研究的心理学家来说，这一发现意味着成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意识的愿望、自我保护机制和价值观所激发的。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治疗者和学院式心理学家大都在热情地探索自我如何利用积极的认知力量以战胜压力，并在犹豫不决时抵消焦虑，同时也探索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无理防范和自我防御。
三
20世纪的大部分心理学家，从弗洛伊德到斯金纳，都是决定论者。作为科学家，他们相信，人类行为就像现实世界里的所有现象一样，皆是有因的。按照这一观点，个人的行为中有一些或大多数取决于他们的意志。然而，“意志”一词在20世纪中期即从心理学中完全消失，今天，在大部分现代教材中，甚至连一句也没有。然而，这一概念并没有死亡。它改头换面，以别的名字存活下来，且理由充分。
一方面，心理治疗学旨在使病人从无意识力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只能意味着，病人能有意识地在选择中进行衡量和判断，并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不是意志行为，那么，这一决定又是什么呢？
另一方面，发展心理学家发现，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元认知”——对自己的思想过程和管理这些过程的能力的认识慢慢出现。儿童渐渐发现，他们有多种方法来记住一些事情，形成问题的求解策略，并对物体进行分类。他们开始练习，对自己的思想过程进行有意识的、自愿的控制。
再有，认知心理学需要设计一种现代的意志对等物以解释决策现象，它们可见于思想与解决问题的无数次研究之中。人工智能专家指的是一些程序中能刺激思维的“经理功能”，也就是那些能衡量在任何点上所取得的成果并能确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步骤的程序部分。值得强调的是，人类无论将决策视作完全可预测的管理过程，还是将其视作自愿的行动，其动机在起源上都是认知型的。
四
默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社会因素是动机的来源，但这一提议未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在50年代，他的这一提议成为1954年由亚伯拉罕·马斯洛所整合的动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斯洛也成为50年代和60年代人文主义心理学运动的领袖人物。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和来自需要的动机是一种结构或金字塔。它的宽大基座由生理需要构成，其他一切均建立在这一基座之上；它的第二层由安全需要构成（安全、稳定、不再害怕等）；再上一层心理需要，这里的大部分在本质上表现为社会性（归属感、爱、联系感、接受以及得到尊敬、同意和承认的需要）；最后，在塔尖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自我的需要，使自己成为能够成为的事物）。
其他人对社会动机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了类似的课题，并清楚地说明了社会动机是如何与个人的性格紧密关联的。比如，性格不稳定的人需要赞同，其结果是，他们持续不断地要求传达社会大多欲求的特性。在性格测试中，他们会宣称自己具有令人赞扬但很少是真实的情操，比如：“我从未十分反感什么人。”他们往往否认自己拥有那些不好但经常是真实的习惯，比如：“我很不喜欢说闲话。”大部分人都以这种方式寻求社会的赞同，但特别需要赞同的人在这样做时往往达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别人常认为他们是假正经。
社会动机的另外两个方面成为许多实验的课题，分别是：对联络的需求（研究显示，焦虑者比不焦虑者更需要联络）；对自我价值感的需求（研究显示，自我价值感较高的儿童往往比自我价值感较低的儿童更愿意从事谋取领导地位的社会冒险活动）。在两种情况下，社会行为中的一部分取决于认知因素：前者取决于个人在朋友中焦虑的弱化感觉，后者取决于个人自我价值的有意识评估。
社会动机的其他方面也成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该领域的热门话题。研究之多，不胜枚举。社会动机内容非常广泛，我们所提到的仅仅是沧海一粟。然而，我们的确不能在此浪费更多的时间。在过去30年里，尤其是近15年来，情绪与动机这一领域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发现。那还等什么呢？让我们快点徜徉在该领域重要发现的海洋里吧。
第五节 缝缝补补的被子
在心理学领域似乎是这样，早期的理论往往为后来的实验研究所否认并抛弃，同时，新的理论不断推出。但现实总是复杂许多：再后来的证据往往重新证明旧理论的有效性，而所谓的新的学说似乎又与证据不符。因而，在心理学中，人们很少能证明某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反之，它们看上去总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但当其与其他学说串在一起，拼凑成一床虽不整洁但屡经缝补的理论被子时，却显得很有价值。
詹姆斯-朗格学说就是一则很好的早期理论的例子，直至今天，它仍然在这块理论的杂拼被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它看上去似乎被坎农的研究抛弃，接着又被沙切特-辛格的实验一举推出历史舞台。但在1980年，著名研究者和科学挑战者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却以新的形式使它复活。
扎伊翁茨出生于波兰，由于德国对波兰的战争干扰，他直至35岁才完成博士学位课程。然而，尽管起步较晚，他仍然完成了许多具有相当意义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社会心理学方面，为此也赢得了许多荣誉。他极不安分，喜欢解决令他“烦恼”的问题，并总是大胆地勾勒出它们的答案，然后便弃之不顾，让其他人来完成细节。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扎伊翁茨对“接触效应”进行过若干实验。扎伊翁茨让志愿者观察一些日本商标，有些只给看一次，有些商标则给看27次之多。然后，他问志愿者哪些是他们认识的，哪些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最喜欢的是看过多次的商标，即使它们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
这一发现解释了我们之所以转而喜欢某些产品或人，仅仅因其名字或形象在我们面前重复的次数太多。扎伊翁茨从这里看到了某些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东西，感觉反应（感觉状态）可在认知之外发生，也可在认知性评估之前发生，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比认知更为负责。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富有挑衅性的文章——《感觉与思想：偏好不需要推论》，文章里讲到了情绪生理来源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激怒了许多认知心理学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理查德·拉扎罗斯成为扎伊翁茨的最主要对手，他激烈地抨击着扎伊翁茨的观点。他在同一家杂志上提供大量的反证，最著名的是他自己收集到的数据，其中受试者的情绪被电影唤起，又被给出不同信息的声道形式改变。拉扎罗斯此前曾利用电影中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剧情做过实验。在片中，土著人用锋利的石片对少年男性做阴茎下皮开槽手术。当这一切开仪式的声道着重强调其痛苦和残酷时，一些观众感到极其难受，但当声道强调少年目不斜视地正视这一仪式并因此获得地位和成人的好处时，观众的反应则平缓下来。拉扎罗斯的结论是：
认知活动是情绪产生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要体验一种情绪，人们必须得理解——不管是原始的评估知觉或是高度不同的象征过程——它们的好处均包含在一种转换之中，不管其是好是坏。对那些为自身得到好处而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毫无知觉，就不会产生情绪反应。
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他在情绪的认知作用上抱着“最坚决的态度”，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且完全的条件。（“完全”一词是指，思想能够产生情绪；“必要”一词是指，情绪不能在没有思想参与的情况下产生。）
扎伊翁茨和拉扎罗斯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但其他人的研究似乎在指明，两种认识都没有过错，他们的发现并非彼此不容。
譬如说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刘易斯及其同事的发现。人的六种基本情绪（喜悦、害怕、愤怒、悲伤、厌恶和惊讶）是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出现的，但另外六种情绪（窘困、移情、嫉妒、骄傲、羞耻和内疚）则是在孩子发育了认知能力和自我意识之后才出现的。
尽管没有达成一致，这一领域里的许多著名人士却大多采取一种新的达尔文式情绪理论。他们认为，这些情绪是信息源，可让我们评估并判断出应采取哪些行动才能达到目的。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情绪和认知均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即自我保护。
这一点仍然没有解答我们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何经常体验一些可误导我们的、无用的或可使我们受伤的情绪。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尼可·弗里吉达（Nico Frijda）提供的几种答案是，坏情绪有时来自于对情景的错误估计，有时来自于一些个人所不能应付的偶然事件，有时来自于一些特殊情形中产生的应急反应。在这里，稍加迟缓和更为深沉的评估可能对我们更加有利。
当面对一种威胁性较大或非常紧张的情形时，我们的情绪并不是行动的指南，而是痛苦和疾病的来源。被狂徒扣押的人质、前线的战士、晚期癌症患者都不能从他们的情绪中得到任何益处，只能受到它们的伤害。最后，如果我们产生互相矛盾或不可兼有的欲望，或产生与社会禁忌相左的欲望，我们就能体会到病态的情绪。
近几年来，许多动机和情绪研究者一直在东挖西采，虽未找到富矿，也没有惊人的发现，却为刚刚出现的有关情绪与动机的多元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他们的研究范围很广，从体细胞到神经再到认知，无所不包。下面是各种各样的例子。
——比如，一些人探索出具体的神经传递器是如何影响动机和情绪的。一簇神经传递器分子可堵住某些神经接收器，并以此来影响食欲，肥胖者在服用这种化学药品后能减少进食。然而，这一点并不能反证沙切特的发现，即肥胖者受思维的提示而产生吃东西的欲望；它只能说明，他们的进食可能受到不止一种因素的影响。
——其他人依旧沿着更古老的办法研究下去，即辨别情绪中的不同生理反应。在最近一项研究中，172名志愿者说出了他们感觉不同情绪的身体部位：羞耻感主要在面部，恐惧感可产生于许多部位，但主要集中地是肛门，厌恶感产生于胃部和喉部等。但这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并不意味着情绪经验主要来自于肉体体验。反之，他们认为，肉体信息是组合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一过程包括意识、认知评估和身体感觉，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再有一些人长期致力于对儿童的观察，旨在寻找移情和利他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他们发现，婴儿在听到其他婴儿啼哭时自己也会啼哭，显然，这是一种最为原初的移情形式（同一婴儿如果听到自己在录音机里的哭声却不啼哭）；还有，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将近1周岁的儿童在看到或听到另一人经历痛苦时，也会产生痛苦的表情，2～3岁的儿童则试图安慰甚至帮助另一个处于疼痛中的人。这些结果导向一个合理的结论：对他人的痛苦做出类似反应的倾向是天生的，但同情的情绪和因之而起的利他主义行为却是性格发育和社会化的结果，并在移情的基础上不断增长。
——安东尼奥·达马斯奥区分了两个概念，即情绪状态和情绪感受。情绪状态是指情绪所引起的身体症状，而情绪感受指的是对症状的认知。至此，他和威廉·詹姆斯的论调如出一辙。不过，和詹姆斯不同的是，他认为情绪状态和情绪感受可以是潜意识的，而且，对一种强烈情绪体验过后，便成为一种“体标记”，如对紧急情况的迅速反应以及迅速决策等。为了证明“体标记”的存在，达马斯奥对腹内额叶损害的患者进行了测试，并把测试结果和“实验对象”进行比较。双方对突然一声巨响这样的刺激都有反应，皮肤电导增加，这是与生俱来的特质。然而，当把一些灾难或身体伤残的照片摆在他们面前时，实验对象的皮肤电导急剧改变，而腹内额叶损害的患者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这种反应是需要后天学习的。患者以往的经验和他们的体系统不再有任何联系。
——与达马斯奥的研究相关的另一些研究对杏仁体（大脑颞叶内侧左右对称分布的两个形似杏仁的神经元聚集组织）受损的病人和正常人的吃惊反应进行了比较。两组人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都感到吃惊。然而，如果声音来自一个漆黑空旷的大街，那么，正常人的反应更为剧烈，而杏仁体受损的病人则没有任何反应。不过，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杏仁体受损的病人认为，漆黑的街道的刺激更为强烈。他们明知如此，可事实上却无动于衷。
——一些研究人员对情绪对认知和记忆的影响颇感兴趣。新近有这样一个研究，让受试者看单词。第一个关键词闪动0.4秒，接着是两个单词，其中一个单词他们刚刚看过。如果关键词代表某种情绪（积极的也好，消极的也罢），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而中性词则不然。显然，如果我们看到的东西对我们的情绪有影响，那么，我们便会很清楚地识别它。至于记忆，各种研究表明，如果情绪“对劲”，那么，受试者很容易回忆起某些事件和信息。情绪好时，会回忆起生活中愉快的事情；反之亦然。
——在过去几十年里，情感智商或情商成为很多研究和理论的焦点。情商是什么？因人而异。有人认为，情商就是理解情绪、控制情绪的能力。也有人认为，情商指的是人类在对行为进行判断时对情感的依赖。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在其著作《情商》中写道：“聪明有时和智商无关，但与自我意识、冲动控制、热情动机、感情移入和社会经验密不可分。”总之，他认为，我们的情绪有时非常聪明，有时极其愚蠢。一项人格测验表明，情商高的学生与他人相处得比较好，更容易得到父母的肯定，与朋友打交道也比较愉快。在对保险人员的研究中发现，情商高的员工在老板眼里也会有极高的评价，如更容易破解压力，更懂得社交，更具领导才能，因而，更容易获得晋升的机会，并因此获得更为丰厚的报酬、更好的待遇。
上述例子充分表明，情绪和动机这一古老的领域正在焕发勃勃生机。不过，过去80多年间的诸多发现能不能串在一起，形成一种纯粹的动机与情绪学说呢？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一点大有可能，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统一方案。不过，通过对顶尖级的教科书的调查发现，詹姆斯-朗格理论、坎农-巴德理论以及以沙切特、拉扎勒斯为代表的认知评估理论，这三大理论均有道理，其他理论也无不如此。的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让大家接受的统一答案。
现在，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我们何以这么做？”截止到今天，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或者一个总体设计来解释所谓的“被子理论”。那些希望得到一个简单易懂的答案的人，看来只能暂时放弃心理学了。至少，目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