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还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听的第一场讲座是由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泽鲍姆（Joseph Weizenbaum）主讲的。他是早期人工智能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并且因为他的Eliza程序著称于世，这一程序曾经让人们一度误认为计算机能够进行对话，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输出一些事前录入的机敏回答而已。魏泽鲍姆当时已经出版了《计算机能力与人类推理》（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一书，该书对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的认知模型进行了批判，被誉为“过去10年间最重要的计算机书目”。我对此书心存疑虑，因为它缺乏论证，而对科学的虔诚又太过假装。例如，他认为人工智能的某些特定观念，比如那种将神经系统与计算机相结合的科幻主张，是“纯粹的亵渎。对于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这些‘应用’的真实意图只能增加他们的反感……人们可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影响到这些提议者对生命的感知，以及对自己作为生命连续统一体上的构成要素的感知，以至于他们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而那天下午的讲座也同样缺乏论证，让我觉得连去哈佛大学科学中心图书馆查找资料进行验证的必要也没有。
魏泽鲍姆讨论了计算机科学家艾伦·纽厄尔（Alan Newell）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类比性基础上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如果该程序知道一个问题的解决途径，它就会将这一解决途径运用到其他具有类似逻辑结构的问题上去。魏泽鲍姆告诉我们，事实上，这一程序是为了帮助五角大楼寻找如何镇压越南反抗的解决方案而开发的。据说越南人“在丛林中的行动就像鱼儿游在水中那般自如”。他说，如果向该程序输入这一信息，将会得出这样的推断：就像竭泽而渔那样，可以将丛林铲除，从而暴露出越南人的行踪。接着他又谈论了有关计算机言语识别的研究。魏泽鲍姆认为，对言语知觉进行研究，唯一可以想象的原因就是方便中央情报局对数百万计的电话聊天内容进行同步监控。魏泽鲍姆建议在座的所有学生听众要联合起来抵制这一研究课题。然而，他又补充说，如果我们不听从他的忠告也不要紧，因为他深信，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都已经逝去了，对此观点，他毫不怀疑。最后，魏泽鲍姆向年青一代说了一番鼓舞人心的话语后便结束了他的讲座。
后来证明，有关我们的死亡的传闻被极度夸大了，那个下午魏泽鲍姆提到的其他预言也没有得到证实。在推理中使用类比，绝非什么邪恶的工作，恰恰相反，这是当代认知科学领域中非常重大的课题之一，且被普遍认为这正是人类智慧的关键所在。言语识别软件通常被用于电话信息服务，并被压缩组装在家用电脑上，这对于那些残障人士或反复遭受压力性损伤的人来说，无异于上天的恩赐。魏泽鲍姆的批判性立场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以政治妄想症和道德表现狂为特征的大学生活，在那个时期，对当前人性科学的批评已经出现了。
学术话语会被引入美国的文化殿堂，成为文化中心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我怎样设想，或许都不应该感到惊讶。纵观历史，观点之间的论战过程中往往充斥着形形色色、道德化、妖魔化、夸张的以及其他更为糟糕的论调。人们认为，科学应该是这样一个场域，只针对观念而非针对个人进行抨击，可证实的真相与政治观念之间是相分离的。然而，当科学开始向人性这一主题进军时，旁观者对此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他们对一些重大发现（比如彗星的起源或者蜥蜴的分类等问题）的反应，科学家们恢复了道德说教式的思维倾向，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中自然而然存在的现象。
有关人性方面的研究在任何时期都存在争议，但关于它的科学研究方面的新进展遇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这就使它成了公众注意的焦点。在20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转变成了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传统观念中对人性的疑虑，成了坚定的左派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于是那些在生物学背景下对人类心理进行研究的科学家，被认为是极端保守的国家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批评者宣称，这些科学家是“激进的科学运动”的一部分，由此，关于这个群体，我们便有了一个便捷的称谓。
魏泽鲍姆对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领域将心智和机械统一起来的尝试极为反感，但与人性相关的另一门科学也遭到了强烈的批评。1971年，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IQ》的文章。虽然赫恩斯坦是首次提出这种看法，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他写道，随着社会身份越来越不受那些不合理的遗赠（如种族、门第和继承财富）的影响，它将更多地由天赋决定，尤其是（在现代经济中）由智力决定。由于智力上的差异具有部分的遗传性，由于聪明人倾向于和其他聪明人结婚，因此，当一个社会更加公平的时候，它就会按照遗传基因来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聪明人会进入到上层社会中，于是他们的子女也会处于上层社会。赫恩斯坦的这些观点很老套，因为它建立在数学必然性的基础之上：在影响社会地位的诸因素中，当非遗传因素所能解释的变异量下降时，遗传因素所能解释的变异量就会增加。只有在智力天赋对社会地位没有影响（这要求人们不再喜欢雇用聪明人或者与他们做生意），或者遗传对智力没有影响（这意味着人们的大脑要么是白板，要么是依据同一个模本克隆出来的）的情况下，这个结论才是错误的。
赫恩斯坦的观点并没有揭示出，种族之间在平均智力水平上的任何差异是属于先天性的，这是心理学家亚瑟·延森（Arthur Jensen）早在两年前就提出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假设，赫恩斯坦本人也明确否认自己持这种主张。那个时候距离学校废除种族隔离才不过一代人的时间，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获得法律认可还不到10年，因此，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在平均智商方面的差异可以很容易被归结为机会上的差异。认为赫恩斯坦的推断意味着按照遗传进行分层，非裔美国人终其一生只能待在社会最底层，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将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强加在赫恩斯坦的头上。该假设认为：就遗传的角度而言，非裔美国人的平均智力水平不如白人，而这一点正是赫恩斯坦极力回避的。
然而，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精神病医学专家阿尔文·普森特（Alvin Poussaint）认为，赫恩斯坦“成了非裔美国人的敌人，他的观点对每一位在美国生存的非裔美国人都是一种威胁”。他又反问道：“我们应该拉个条幅，支持赫恩斯坦的言论自由权吗？”在波士顿地区的大学里，有人散发传单，鼓动学生“抨击哈佛教授的法西斯谎言”，哈佛广场贴满了赫恩斯坦的照片，上面写着“追求种族主义”这样的字眼，以及所谓的关于他的文章的五处错误引用。赫恩斯坦受到了死亡恐吓，而且，他也不能谈论自己的研究专长—鸽子的学习，因为不管他到哪里去作学术讲座，报告厅里总是挤满了抗议的人群。例如，在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们宣称要堵住礼堂的门，逼着他回答有关IQ方面的争议问题。有几场讲座甚至被取消了，因为主办大学认为他们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先天性差异，这个问题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我在后边的章节里将会对其进行检验。但人与人之间拥有天生的共性，这样一种看起来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的观点，也让许多学者感觉很愤怒。20世纪60年代末期，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发现，微笑、皱眉、冷笑、鬼脸以及其他一些面部表情，是全世界人类都有的表情，大家也都能理解这些表情的意义，即便那些之前与西方人没有接触过的原始人也是如此。他认为，这些发现证实了达尔文1872年的著作《人与动物的情绪表达》（The Expressions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中的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进化过程赋予了人类情绪表达的天赋；另一个观点认为，所有的人类种族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这在达尔文的时代显得比较激进。而玛格丽特·米德对这些激动人心的发现视而不见，她认为艾克曼的研究是“无耻的”“骇人的”，是一个“耻辱”—而这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反应。
在美国人类学学会的年会上，艾伦·罗马克斯（Alan Lomax）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大声咆哮，认为不应该让艾克曼发言，因为艾克曼的观点是法西斯主义的。在另外一个场合，一位非洲裔美国活动家指责他是法西斯主义，因为艾克曼竟然声称非裔美国人的面部表情和白人一样。有时候，你是无法获得辩论上的胜利的。不单单是人类在与生俱来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一观点会让激进主义者愤愤不平，只要是认为任何一个物种存在着天生能力上的差异的观点，都会招致这样的反应。神经学家托斯坦·维瑟尔发表了他与戴维·休布尔合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他们认为，猫的视觉系统很大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当时另一位神经学家愤怒地称维瑟尔为法西斯主义分子，并且发誓要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
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
有一些反对意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会随着激进时尚的消退而逐步消失。然而，有两本进化方面的书，关于它们的反对意见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并且已经成了知识界主导潮流的一部分。
第一本书是1975年爱德华·威尔逊写的《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社会生物学综合了许多动物行为方面的文献，使用了来自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以及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的自然选择方面的新观点。这本书回顾了沟通、利他主义、攻击性、性和子女养育等的进化原理，并将这些原理应用到了对一些主要的社会性动物（如昆虫，鱼类和鸟类）的归类研究之中。这本书的第27章将这些原理运用到了对人类的研究中，把人类作为动物王国的一个分支来对待。它还对研究不同社会的普遍性和差异性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对语言以及语言对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假设，认为一些普遍性（如道德情感）可能源于自然选择形成的人性。威尔逊希望这一观念能够将生物学与社会科学和哲学联系起来，这也是他后来的出版的《论契合》（Consilience）一书的主题。
对《社会生物学》的批评，首先是针对它那些主要的“异端邪说”展开的。在一本批评性的书中，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将“粗俗的社会生物学”视作对涂尔干和克罗伯的超机体概念的挑战。超机体学说认为，文化和社会存在于一个独立于个体及他们思想和情感之外的领域。萨林斯写道：“粗俗的社会生物学将人类的社会行为解释为人类机体的需求和内驱力的产物，并将需求、内驱力等秉性看成由生物进化塑造的人性的一部分。”萨林斯承认，他担心这可能会侵入自己的学术地盘。萨林斯又补充道：“核心的学术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和文化研究的自主性。社会生物学试图挑战文化作为自在之物以及作为独特的、符号性的人类创造物之间的统一性。”
萨林斯这本书的书名是《生物学的应用和滥用》（The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据说，滥用生物学的一个例子是，汉密尔顿的包容适应性理论能够解释家庭纽带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汉密尔顿的研究表明，为亲人牺牲的倾向是可以通过进化获得的。亲人之间具有共同的基因，因此，有机体去帮助亲人，实际上是在间接地实施自我复制。如果帮助亲人带来的成本小于给予亲人帮助带来的收益，那么这个基因就会出现激增。当然，给予亲人帮助带来的收益会随着亲近程度的疏远而减少（亲兄妹或后代带来的收益为1/2，堂兄弟为1/8，等等，以此类推）。萨林斯提出，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缺乏分数的概念，因而他们无法指出亲戚关系的系数，以便知道自己该帮助哪个亲人，又该提供多少帮助。萨林斯的这本书混淆了近因和远因，就好像是在说由于大部分文化中并没有三角这样的数学概念，而这又是构成立体视觉的基础，因此，人们不可能看得更深入、更彻底一样。
无论如何，“粗俗”都不及对它批评的一半。著名生物学家C.H.沃丁顿（C.H.Waddington）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赞同社会生物学的书评之后，社会生物学研究小组包括威尔逊在哈佛大学的两位同事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理查德·列文廷（Richard Lewontin），也在这上面发表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攻击性书评《反对〈社会生物学〉》（Against‘Sociology’）。他们将威尔逊和优生学的倡导者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延森认为种族之间存在着先天智力上的差别的假设视为一丘之貉，之后，这些作者们在该书评中写道：
这些周期性的决定论之所以会残存下来，是因为它们总是倾向于从遗传的角度为社会现状以及特定的阶层、种族、性别群体的优势地位提供辩护……这些理论为美国1910年到1930年《绝育法》和《限制移民法》的颁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些理论也是优生政策的思想来源，而这一政策导致了纳粹德国毒气室的建立。
……威尔逊的这本书向我们表明，研究者不仅很难排除环境的影响（例如文化的传播），而且研究者摆脱个人偏见和所属社会阶层的偏见也很困难。威尔逊加入了生物学决定论者的行列，这些人的研究目的是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责任排除在外，以巩固他们所处社会的制度。
他们还指责威尔逊探讨了“种族灭绝的益处”以及“奴隶制这样的制度……在人类社会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这种制度在生物王国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说这种联系在这里还不够清楚的话，其中一位作者在另外一个地方还写道：“通过最终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生物学研究为优生学转化为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行为提供了概念框架。”
我们肯定能够在《社会生物学》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发现值得批判的地方。现在我们知道，威尔逊论述的一些普遍性是不准确的，或者说表达得过于粗糙，威尔逊认为道德推理在未来某一天会被今后的生物学取代，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但《反对〈社会生物学〉》一文对它的批评显然也是错误的。威尔逊被他们称作“决定论者”，他们认为威尔逊相信人类社会遵循的是机械僵化的遗传法则。但威尔逊对自己的观点是这样表述的：
首要的，也是最容易确证的人类社会的特性是，它本质上是服从统计学分布的。人类社会性组织的参变量与其他哺乳类动物社会性组织的参变量相比，更加多样化……为何人类社会具有这样的灵活性呢？
同样，一些人指责威尔逊，认为他盲目地相信人被束缚在了由其种族、阶级、性别和个体基因组决定的社会地位上。但事实上，威尔逊曾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地位能够稳定地遗传”“人与人之间在遗传方面并没有差别”。而且，威尔逊认为：
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极端复杂的程度，因为人类有智力、会变通，从而能够扮演任何专门化的角色，能够依据不同场合的需求扮演不同的角色。现代人类在很多方面都扮演着相应的角色，因此，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需求时，人类会因自己的局限而力不从心。
至于说攻击的不可避免性—这是人们批评威尔逊时发表的另一种危险的观念。威尔逊是这样认为的，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攻击性受到了约束，灵长类动物那些旧式的统治习性为复杂的社会技巧所取代”。指责威尔逊（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带有个人偏见，为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不公平、奴隶制和种族灭绝辩护是特别不公正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诽谤和滋扰他的人，都是只听反对者的口号而没有去阅读威尔逊的著作的人。
哈佛大学中出现了针对威尔逊的传单和座谈会，一名抗议者拿着大喇叭要求校方解雇威尔逊，他的教室里会冲入高喊口号的学生。当威尔逊在其他学校演讲时，抗议者称他是“右翼父权主义的倡导者”，号召人们在他演讲时高声喧闹。威尔逊本来打算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于1978年举办的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说，但却涌进来一群拿着标语牌的人（其中一个拿着纳粹党徽），他们冲上讲台，高喊：“威尔逊，你这个纳粹分子，放下你的伪装，我们要控诉你对种族灭绝的宣传。”一个抗议者抢过了麦克风，对着听众高谈阔论，而另一个抗议者则捧着一个大水罐向威尔逊泼水。
在随后的许多年中，《社会生物学》声名狼藉，而且这本书引用了汉密尔顿和特里弗斯的许多原创思想，导致这两位研究者也成了人们批评的对象。人类学家伊尔文·德沃尔（Irven DeVore）和莱昂内尔·泰格尔（Lionel Tiger）在教授这本书的某些观念时就是这么做的。影射特里弗斯是种族主义的鼓吹手，是支持种族压迫的右派，这是对他的一种中伤，因为特里弗斯本人是一个政治激进分子，是美国黑豹党（Black Panthers）的支持者，是休伊·牛顿（Huey Newton，美国黑豹党的领袖以及创立者之一）在学术上的合作者。特里弗斯认为，如果非要说社会生物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它是一种可以促进政治进步的力量。
他的这种看法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有机体的进化不是为了家庭、团体或者种群的利益，而是因为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在基因层面存在冲突，只有捍卫自己的利益才能生存下去。这一观点瞬间推翻了那种令人觉得自然而然的观点：掌握权力的统治者会为所有人谋福利，这使得公众注意到了社会中那些被遮蔽起来的行动者，如女性和年轻人。而且，通过揭示利他主义的进化基础，社会生物学指出，公平感在人类大脑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并不会与人类有机体的本性相冲突。通过揭示自欺会发生进化（因为最好的撒谎者是会相信自己的谎言的人），社会生物学鼓励人们进行自我审视，帮助人们揭穿虚伪和腐败。我将在第16章中，继续讨论特里弗斯和其他“左派达尔文主义者”的政治观念。
后来，特里弗斯对那些针对社会生物学的批评做出了回应：“虽然一些批评者是著名生物学家，但这些批评从学术角度而言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显得没有做足功课。只要这些批评能够为政治上的斗争提供一个有利的位置，那么人们对它们在逻辑上的过失就会视而不见……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我们是统治利益集团的御用文人（在我看来，这些批评者也是这一集团的御用文人），是这一集团的代言人，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公众的欺骗，从而保持统治精英不公正的优势地位。虽然从进化论的角度进行推理，人们的争论终究（有时候是故意的）都是带有私心的，但从先验的角度来看，邪恶完全属于某一派代言人，而美德完全属于另一派代言人的现象似乎不太可能。”
特里弗斯所说的“著名的生物学家”指的是古尔德、列文廷以及英国神经学家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e），他们属于激进科学运动在知识界的先驱人物。25年来，他们不屈不挠地从事着反对行为遗传学、社会生物学（后来是进化心理学）以及具有敏感的政治含义的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议题（如性别差异与大脑疾病）的斗争。然而，他们的主要批评目标还不是威尔逊，而是理查德·道金斯。道金斯于1976年出版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sh Gene），内容涉及很多与威尔逊相同的观念，但他的论述是依据新的进化理论展开的，而没有迷失在动物学的细枝末节中。关于人类，他几乎没有进行任何论述。
这些激进科学家反对威尔逊和道金斯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两个词：“决定论”和“还原论”。他们的批评文章中充斥着这样的字眼，但是他们并不是从技术的层面来使用这些词汇的，而是滥用，使人弄不清楚这些词汇的真正意义。例如，下面这两段代表性文字，就出自列文廷、罗斯以及心理学家利昂·卡民（Leon Kamin）编著的一本带有“白板说”理论色彩的挑战性著作《不在我们的基因中》（Not in Our Genes）：
社会生物学是从还原论、生物决定论角度对人类的存在进行解释的学问。它的信奉者们认为，现在以及过往的种种社会安排都是基因的特定作用的必然表现形式。
还原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特性不过是构成社会的单个个体的行为与意向的总和。例如，社会之所以“具有攻击性”，是因为构成社会的个体“具有攻击性”。
我们在本章前面对威尔逊的引用表明，他从来没有表达过与这类荒唐的观念相近的观点，而道金斯也没有表达过此类观点。例如，在讨论雄性哺乳动物相对于雌性哺乳动物来说倾向于寻求更多的性伙伴之后，道金斯专门用了这样一段话来表达他对人类社会的看法：
这种令人惊异的多样性意味着男性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而不是基因决定的。然而，男性倾向于滥交，女性倾向于一夫一妻制，这种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我们从进化的角度也是能够预测出这一点的。男性和女性的这两种倾向，哪一种会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中取得胜利，取决于具体的文化环境，就像其他不同的动物种群受制于具体的生态环境一样。
“决定论”和“还原论”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数学家对这个词汇的使用是最准确的，在他们看来，一个“决定论”的系统，它的当前状态是由之前确定无疑的状态决定的，而不是由概率决定的。无论是道金斯，还是任何其他头脑清醒的生物学家，都不会梦想着人类的行为是“注定的”，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会做出滥交、攻击和自私的行为。在激进的科学家以及许多受到他们影响的知识分子那里，“决定论”这个词有了一个与真正含义相反的含义，即认为人们在某些环境中会有按照某种方式行事的倾向性，这种观点才是这个词汇现在的含义。这明显是“白板说”固有观念的体现，认为大于零的可能性必然等同于百分之百的可能性。不存在任何天性才是唯一被认可的观念，所有偏离这一主张的观点都会受到无差别的“决定论”的指责。
对于遗传决定论，批评者是这样看待的，那么对于“还原论”（在第4章我们已经探讨过这个概念）以及那种认为道金斯是“社会生物学家中最主要的还原论者”，认为道金斯相信人类的每种特性都源于基因的主张，批评者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列文廷、罗斯和卡民试图提供一种替代“还原论”的理论，他们称之为“辩证生物学”（dialectical biology），以此告诉读者事物运行的规律：
例如，思考一下烘焙蛋糕的例子：蛋糕的味道是各种原料—如奶油、糖和面粉—经过各个温度烘烤之后，发生复杂反应的结果；虽然每一种原料都是做成最终产品不可或缺的成分，但是产品的味道并不能分割为多少百分比的面粉和多少百分比的奶油。
我将用道金斯的话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评论：
如果是那样的话，辩证生物学似乎是很有意义的。也许我也是一名辩证生物学家。回想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些类似于这个蛋糕例子的论述？是的，在1981年，我这个社会生物学领域最主要的还原论者是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的：
“如果我们按照某本烹饪书中某个特定的菜谱，逐字逐句地进行操作，那么我们就能从烤箱里做出一个蛋糕来。但现在我们却不能把这个蛋糕分解成碎屑，然后说：这一块蛋糕碎屑对应的是菜谱中的第一个单词，这块对应的是第二个单词，等等。就像蛋糕顶部会放上樱桃一样，菜谱上的文字和蛋糕的‘碎片’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与蛋糕对应的是整个菜谱。”
当然，对于蛋糕的重要性，我并不感兴趣……但是我希望，菜谱和蛋糕的成分之间不存在对应性这一事实，至少能让罗斯和列文廷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在说明他们的批评对象并不是幼稚的原子论还原论者，但他们却拼命地希望是吗？
事实上，对“还原论”的指控是颠倒黑白的，因为列文廷和罗斯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是从基因和分子的层面来解释各种现象的，他们才是典型的还原论者。与列文廷和罗斯不同，道金斯接受的是动物行为学方面的训练，研究的是动物在自然习性下的行为。威尔逊是一位生态学研究的先行者，是这一处于危险领域的热情捍卫者，而分子生物学家则轻蔑地称这一领域为“鸟类和树木”生物学。
列文廷、罗斯和卡民的所有批评都失败了，于是他们一再错误地引用道金斯的话：“它们（基因）控制着我们，从身体到心灵。”这句话听起来带有很强的决定论色彩。但道金斯的原话是这样的：“基因创造了我们，包括身体和心灵。”这两句话的意思完全不同。列文廷在多个不同的场合都使用过这一篡改过的说法。
对于特里弗斯说的这些“过失”，我们能有任何宽容些的解释吗？一种可能是，道金斯和威尔逊在讨论像利他主义、一夫一妻制和攻击性等社会性行为时，使用了“一个负责什么什么的基因”这样的表达。列文廷、罗斯和古尔德紧紧抓住这类语言不放，在他们看来，这种表达指的是行为总是由基因导致的，而且基因是行为发生的唯一原因。但道金斯说得很清楚，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与某个基因座上的其他基因相比，某种基因增加了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一种平均率，是相对于其他在进化中与它伴生的基因而言的，是相对于拥有该基因的有机体所处的环境来说的。
这种对短语“一个负责什么什么的基因”的非还原论者、决定论者的用法，在遗传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那里很常见，因为这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些行为必然受到了某种基因的影响，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解释为什么狮子和绵羊的行为相异，为什么母鸡会孵蛋而不是把蛋吃了，为什么雄鹿会用头部攻击同性而沙鼠不会，等等。进化生物学的核心是要解释为什么这些基因进化成了这些动物，而不是进化成了其他动物。一个特定的基因在各种环境下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但它带来的结果具有一般性。这种一般性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这就是“负责”这个词在“一个负责什么什么的基因”这个短语中的含义。因此，古尔德和列文廷这两位进化生物学家竟然会对这种用法感到迷惑不解很难让人信服，如果他们确实迷惑不解，那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5年来他们的批评不得要领了。
对他人的攻击能卑劣到何种程度？嘲笑反对者的性生活，这看起来是一部蹩脚的嘲讽学术生活的小说中才有的事情。但列文廷、罗斯和卡民就这么做了，在谈到社会学家斯蒂文·古德伯格（Steven Goldberg）的一个观点，即女性长于操控他人的情感时，他们的评论是：“这是多么令人同情的画面啊，古德伯格易受媚惑，由此可见一斑。”他们还提到了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的那本开创性著作《人类性行为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中的一章，西蒙斯在这章中提出，在所有的社会中，性爱通常都被看成女性提供的服务，或是女性施加的恩惠。“在阅读社会生物学的著作时，”他们评论道，“读者们常常会有成为窥淫癖者的感觉，常常有窥视写作者的自传体回忆录的感觉”。罗斯对这个玩笑十分满意，因此，14年后，在他的著作《生命线：超越决定论的生物学》（Lifelines：Biology Beyond Determinism）中，罗斯又重复了这个玩笑。
蒂尔尼的《埃尔多拉多山的黑暗》
200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所有希望这些策略成为过去时的幻想都破灭了。人类学家一直对那些在生物学背景下讨论人类的攻击性的研究者持仇视态度。1976年，美国人类学学会几乎要通过提议来谴责《社会生物学》这部著作，并放弃了两场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会。而在1986年，这个学会通过了一项裁决，认为德里克·弗里曼的著作《玛格丽特·米德和萨摩亚》（Margaret Mead and Samoa）“极为拙劣，不科学、不负责，带有误导性”。但与后面的批评相比，这已经算是很温和的说法了。
2000年9月，人类学家特伦斯·特纳（Terence Turner）和莱斯利·施彭泽尔（Leslie Sponsel）给美国人类学学会的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快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信中警告说，新闻记者帕特里克·蒂尔尼（Patrick Tierney）的一本书将会爆出人类学的一大丑闻。据说，丑闻主角是现代人类遗传科学的奠基人、遗传学家詹姆斯·尼尔（James Neel）以及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查冈因对亚马孙热带雨林雅诺马马人（Yanomamo）30年的研究而闻名于世。特纳和施彭泽尔写道：
这个可怕的故事—一位人类学家心灵的黑暗程度，超出了约瑟夫·康拉德（Josef Conrad，也许还不是他，而是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的想象—将很快为公众所知，大部分人类学家也会看到这一事件，这将会使整个学科接受审判。正如一位读者指出的那样，这本书将会动摇人类学的根基。这应该促使人类学研究开始思考，这些不道德事件的主角是如何流毒甚广、贻害无穷的，他们在西方世界受到了极大的推崇，一代又一代的研究生们把他们的谎言作为人类学的入门知识。我们不应该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指责真是令人感到恐怖。特纳和施彭泽尔指责尼尔和查冈故意向雅诺马马人散播麻疹病毒（这常常会导致土著居民丧命），然后不施加医疗救助以验证尼尔的那些“带有优生学偏见的遗传理论”。按照特纳和施彭泽尔对这些理论的解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生活在弱肉强食社会中的一夫多妻制的部落头人们比娇生惯养的西方人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因为他们拥有负责“先天能力”的“显性基因”，而这正是他们为了争夺配偶所展开的暴力竞争选择的结果。特纳和施彭泽尔认为，尼尔相信“民主，以及它对大众的无偿养育，对弱者的同情”的看法是错误的。两位批评者推断说：“这种法西斯主义优生学的政治含义很清楚，那就是，社会应该重新分割成较小的、孤立的、以繁育下一代的群体，在这些群体中，具有遗传优势的男性能够占据统治地位，淘汰或降服那些在竞争领导地位和配偶时失败的男性，将更多能够生育的女性纳入自己的后宫。”
对查冈的指控是骇人听闻的。在他关于雅诺马马人的著作和文章中，查冈确实记录了雅诺马马人频繁的战事与掠夺行为，也确实通过数据表明，参与杀戮的男子与那些没有参与杀戮的男子相比，拥有更多的配偶和后代。这个发现是带有煽动性的，因为，如果这些收益在原始社会是很典型的，而人类又是从原始社会进化而来的，那么就表明使用暴力这一策略将是进化过程选择的结果。特纳和施彭泽尔指责查冈伪造数据，凸显了雅诺马马人的暴力行为（指责查冈向他的访谈对象赠送金属罐和刀子，这使得他们陷入了更加狂热的暴力行为中），为了拍摄记录电影的需要而挑拨雅诺马马人发动致命争斗。他们指责说，查冈对雅诺马马人的刻画，成了入侵这一领地的淘金者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的依据。这些淘金者受到了查冈与“邪恶”的委内瑞拉政客们共同炮制的阴谋的挑唆。
毫无疑问，雅诺马马人确实在疾病和淘金者的侵袭下出现了大量的死亡，因此，将这些悲剧和犯罪行为都归到查冈名下，实际上是在控诉他犯下了种族灭绝罪。此外，特纳和施彭泽尔还指出，蒂尔尼的著作中提到，“对查冈过去的调查显示……他要求镇上的雅诺马马人为他提供女孩，以满足他的兽欲”。
《纽约客》刊登了蒂尔尼的著作摘录，他的著作《埃尔多拉多山的黑暗：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是如何毁坏亚马孙的》（Darkness of El Dorado：How Scientistsand Journalists Devastated the Amazon）也被公开出版，随之而来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类似于“科学家为了检验种族理论，不惜杀害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这样的报刊标题。在出版商雇用的负责诽谤问题的律师的建议下，这本书中一些更加耸人听闻的指控被删除了，或注入了一些水分，或修改成了源于委内瑞拉的新闻工作者以及无法追踪溯源的消息提供者之口。但其控诉的实质始终未变。
特纳和施彭泽尔承认，他们对尼尔的指控“依然是基于我们当前知识的一种推断，尼尔的著述或者有记录的演讲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样的话有点轻描淡写。在几天之内，了解这个事件的学者们，包括历史学家、流行病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电影拍摄者都对这些指控逐个进行了驳斥。
詹姆斯·尼尔（在这些指控发生之前刚去世没多久）远不是什么邪恶的优生主义者，而是一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科学家，而且他一贯对优生学持批评意见。事实上，人们认为，正是尼尔清除了旧的优生理论对人类遗传学的不利影响，使它成为一门受人尊敬的科学。事实上，特纳和施彭泽尔归咎到尼尔头上的那些蹩脚理论，在面对真正的人类遗传学时显得逻辑混乱，从科学角度看是极为无知的（例如，他们将显性基因与负责统治的基因混为一谈）。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丝毫证据能够证明尼尔持有与那些理论相近的信念。有关记录表明，尼尔和查冈对那里流行的麻疹病感到很惊讶，他们付出了英雄般的努力来控制疫情的蔓延。他们本来使用的是疫苗，蒂尔尼却指控疫苗正是麻疹病流行的根源，但事实上，在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接种疫苗的人中间并没有出现麻疹扩散的现象，而且尼尔和查冈的各种努力确实拯救了数百位雅诺马马人的生命。面对流行病学家对自己看法的公开批驳，蒂尔尼含糊其词地说：“我在写书时访谈的那些专家的观点，与他们现在公开表达的观点很不一致。”
虽然没有人能够证明，尼尔和查冈并不曾疏忽大意地将别处的疾病携带到了其探访的地区，但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这基本是不成立的。雅诺马马人散布在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与其他欧洲人的接触远比他们与尼尔和查冈的接触多，因为有上千名传教士、商人、淘金者和冒险家都曾进入过这一地区。查冈本人倒是记载过，一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可能是早些年爆发的一场麻疹病的病源。这与查冈对传教士代表团给雅诺马马人提供猎枪的批评一起使得他成了传教士的潜在敌人。因此，蒂尔尼的大部分消息来源都是那些与传教士代表团有关联的雅诺马马人，这绝非巧合。
那些专门针对查冈的指控就像对尼尔的指控一样，很快就消退了。与蒂尔尼的指控相反，查冈并没有夸大雅诺马马人的暴力行为，也没有忽视他们生活方式中的其他部分；事实上，查冈一丝不苟地描述了雅诺马马人解决争端的各种手段。那种认为查冈劝诱他们去表现出暴力行为的观点并不可信。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20年，关于雅诺马马人之间的劫掠和战争一直都有记载，也就是说，在查冈涉足亚马孙雨林很久以前就已经有类似的事情出现了。对这些行为的揭露，可以参考一则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报道—《雅诺马马：海伦娜·瓦尔罗，一个被亚马孙印第安人绑架的女孩的故事》（Yanoama：The Story of Helena Valero, a Girl Kidnapped by Amazonian Indians）。查冈基于经验事实得出的主要结论符合科学研究的黄金准则：可重复性。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查冈对雅诺马马人在战争中死亡率的估计，与其他研究得出的原始社会战争中的死亡率都处于同一个区间。即便是查冈最有争议的断言，即杀人者具有更多的配偶和后代，在其他群体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当然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存在争议的。蒂尔尼在其著作中对一本曾被认为是反驳查冈观点的书进行了总结，将他的总结与原著中的话进行对比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蒂尔尼是这样总结的：
对于黑瓦洛人（Jivaro，居住在秘鲁和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来说，猎取敌人的头颅是所有男性的宗教仪式，也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成人仪式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那里，大部分男性也是死于战争。然而，在黑瓦洛的头人中，那些猎获头颅最多的人拥有的配偶数量最少，而那些拥有最多配偶数量的人猎取的头颅最少。
事实上，那本书的作者人类学家埃尔莎·雷德蒙（Elsa Redmond）是这样说的：
那些杀过人的雅诺马马人往往拥有更多的配偶，这些配偶，要么是他们从劫掠过的村镇中劫持来的，要么是他们被这些配偶所吸引，通过常见的联姻方式得到的。对于黑瓦洛的那些战争领导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这些人往往有4～6位配偶；一个事实是，在20世纪30年代，阿潘诺河流域（Upano River）一位名叫图奎（Tuki）或者何塞·格兰德（Jose Grande）的伟大战争领导者拥有11位配偶。那些受人尊敬的勇士也会拥有更多的后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获得配偶方面更具优势。
一直以来，特纳和施彭泽尔都对查冈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且，并非巧合的是，尽管他们佯装在看到蒂尔尼那本书时受到了强烈冲击，但那本书的主要观点正是来源于他们自己）。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张，那就是维护“高贵的野蛮人”教条。施彭泽尔曾经说过，他要致力于“和平的人类学”，以建立一个“更少暴力，更加和平”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在他看来是“潜藏于人性之中的”。他反对“达尔文主义对暴力和竞争的强调”，最近又宣称，“在人类史前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非暴力与和平都是常态，人类之间的厮杀是非常罕见的”。施彭泽尔甚至承认自己对查冈的大部分批评源于“对任何用生物学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做法，以及有可能带来的生物学还原论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含义的近乎本能的反应”。
在激进科学运动大行其道之时，另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主张收复传统领域的左翼激进主义的出现，在这种观念看来，就连中间立场和自由主义立场都是反动守旧的。依照蒂尔尼的看法，“尼尔确信，民主以及它对大众的无偿养育、对弱者的同情都违背了自然选择规律”，因此，尼尔犯了“主张优生学的错误”。但事实上，尼尔是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他曾反对将用于贫困孩子的钱转移到对老龄化的研究上去，因为他认为这种转移将有益于富人。尼尔也呼吁增加对孕期护理、儿童和青少年的医疗保健以及普遍的素质教育的投入。至于查冈，蒂尔尼称他为“一个好斗的战士以及自由市场的鼓吹者”，证据则是引自特纳对查冈的看法！在特纳看来，查冈是“一个右翼分子，对那些他认为是左翼的人抱有偏执的态度”。为了解释查冈是如何接受右翼熏陶的，蒂尔尼告诉他的读者，查冈在密歇根州的乡村长大，“在那里，差异是不受欢迎的；在那里，仇外情绪很高涨；在那里，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aCarthy）得到了强烈的支持”。对自己这番话暗含的反讽意味，蒂尔尼毫不在意，他断言查冈是麦卡锡的“衣钵传人”，“完全继承了麦卡锡的精神”。而事实上，查冈是一个政治上的温和派，支持的一直都是民主党（麦卡锡是共和党参议员）。
蒂尔尼在自己那本书的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我慢慢地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一个呼吁者……传统的、讲求客观的新闻工作者角色已经不再适合我了。”蒂尔尼相信，对雅诺马马人暴力行为的描述，会使那些入侵他们家园的人将其描绘成野蛮的原始人，从而宣称为了这些土著人的利益，应该将他们迁往他处或者对其实施同化。从这个角度看，诽谤中伤像查冈这样的信息传播者，是一种高贵的社会行为，是为了保护土著居民文化而采取的措施（而事实上，查冈本人曾多次努力去保护雅诺马马人的利益）。
欧洲人携带而来的疾病以及持续500多年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得美洲的土著人数量急剧减少，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极大罪恶之一。但如果由此把罪责推到当前的少数科学家头上就很奇怪了，因为这些科学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在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因被同化而完全消失之前将其记录下来。而且，这种推脱罪责的策略是很危险的。毫无疑问，不管土著居民之间是否（像所有其他人类社会一样）容易发生暴力和战争行为，他们都有权利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那些自封的“鼓吹者”将土著居民的生存和“高贵的野蛮人”教条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实际上是将自己逼进了一个可怕的死胡同。当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时，这些鼓吹者要么为了土著人的权利会漫不经心地弱化事实，要么会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去隐瞒事实。
主张人类存在先天本性的观点会引起争议，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很明显，任何此类观点都应该接受检验，任何逻辑上、经验上的缺陷都应该被指出，因为任何科学假设都需要经历这样的检验。但对人性方面的新科学进展的批评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的学术之争，变成了滋扰、诋毁、歪曲或篡改对他人的引用，最近甚至出现了血祭诽谤（blood libel）。[8]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小肚鸡肠的行为，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20世纪，“白板说”在它的捍卫者看来是一条神圣的教义，要么完全相信它，要么完全放弃它。只有这种非黑即白的观念才会促使人们将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具有先天性这种看法，曲解为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先天性，或将遗传特性影响人类行为曲解成遗传特性决定人类行为。只有当“白板说”主张人类的智力差异百分之百是由环境导致的，它的捍卫者们才会被这样一种数学上的常识所激怒：当非遗传因素能够解释的变异量比例不断递减时，遗传因素解释的变异量比例就会上升。只有在认为心灵是一个干净的空白板的前提下，人们才会被这样一种主张所激怒：当我们高兴时，人性会使我们露出笑容，而不是露出怒容。
第二个原因是，那些“激进的”思想家们跌入了他们自己的道德训诫的陷阱无法自拔。一旦他们将自己的道德主张建立在这样一种缺少思考的主张之上—由于不存在人性这样的事物，所以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战争和政治上的不平等都是绝对错误的（这就使他们只注重于将自身与那种道德上的卑劣立场区分开来，而无视人性的具体情况），那么，依照他们的推理，任何人性方面的发现都无异于认为这些带来巨大灾难的观念并没有那么邪恶。这样的话，使那些发现人类存在本性的异端者丧失公信力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如果正常的科学争论无法实现这一效果，就有必要借助于其他策略。为了谋求更大的善，即使耍点手段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