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不是一门适合胆小鬼的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可能会在一觉醒来之后发现，由于他们所选择的研究领域或由于偶然发现的证据，他们成了饱受鄙视的公众人物。比如，在日托服务、性行为、童年记忆或药物滥用等某些特定主题方面的发现，可能会招致政客们的诽谤、滋扰与干涉，甚至是身体上的袭击。就连左利手这样无辜的研究课题，也同样难以幸免。1991年，心理学家斯坦利·科伦（Stanley Coren）与戴安娜·哈尔彭（Diane Halpern）在一家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统计结果，该结果表明，从平均水平上看，与右利手者相比，左利手者可能遭遇更多的产前和产期并发症、意外事故或更早死亡的风险。很快，两位科学家就受到了左利手者及其拥护者们劈头盖脸的谩骂，包括法律诉讼和大量死亡威胁，以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被禁止在学术杂志上发表。
难道前一章中所述的下三滥策略恰恰正是人们向那些令自己不悦的行为主张发起进攻的另一个例证吗？或者，正如我暗示的那样，这些都属于一种知识潮流体系的组成部分—试图捍卫作为意义与道德渊源的“白板说”“高贵的野蛮人”以及“机器中的幽灵”？激进科学运动中的一些主要理论家们否认自己信仰“白板说”，因此只有对他们的立场进行认真核实后才能做出公正的判断。此外，我想探讨的是，激进科学运动在政治上的对立者，也就是当今的右派，对人性科学展开的攻击。
白板说
难道这些激进的科学家们真的信奉“白板说”吗？对于生活在一个充斥着非实体概念世界中的学者来说，“白板说”看上去似乎很可信。然而，对于那些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关于神经细胞和基因的机械论学说的头脑冷静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也真的会认为心灵是由个体所处的文化植入到大脑中的吗？从抽象的层面来讲，他们对“白板说”持否定态度，但是当涉及具体问题时，他们的立场很明显地沿袭了20世纪早期那些与“白板说”相关的社会科学传统。史蒂芬·杰·古尔德、理查德·列文廷以及其他署名者在他们的《反对〈社会生物学〉》的宣言当中写道：
我们并不否认，人类行为具有遗传的成分。但我们怀疑，与争斗、对妇女的性压迫、使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等具体的、有着高度分化的行为习惯相比，在人类的进食、排泄和睡眠等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方面将会发现更多的生物学共性。
注意看，他们提出的这一问题本身就带有欺骗性。那种认为货币属于一种由遗传编码决定的普遍原则的看法是如此荒谬可笑（这并非偶然，威尔逊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以至于其他任何看法看上去都要比这个更为可信。但如果我们对货币之外的其他例子从它们本身的角度进行检验，而不是将它们作为与关于货币的错误看法相对立的观点来看待，那么古尔德和列文廷表达的意思似乎是，人类行为的遗传成分主要存在于“进食、排泄和睡眠等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方面”。根据这种推测，人类大脑的其余部分则是空白的。
这种辩论策略（先否认“白板说”，然后通过使其与假想敌对立来让其貌似可信）在那些激进科学家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例如，古尔德曾写道：
因此，我对威尔逊的批评，并不是要借助于非生物学的“环境论”；我是用“生物潜力”这个概念以及“大脑能够决定所有的人类行为，但它先天并不会决定任何一种人类行为”的观点，来反对那种生物决定论的观点以及特定基因掌控特定行为的看法。
基因百分之百会导致某一行为的发生，这种“生物决定论”的观点，以及“每种行为特性都有对应基因”的观点，明显是很愚蠢的（但古尔德并不介意威尔逊一直没有支持这些观点）。因此，古尔德的两分法使“生物潜力”成为唯一合理的选择。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生物潜力与认为大脑“能够决定所有的人类行为”几乎是同义重复：在什么情况下，大脑才无法决定所有的人类行为呢？而且，认为大脑在先天上并不会决定任何一种行为的观点正是“白板说”的一个变体。从字面上看，“在先天上不会决定任何一种行为”意味着所有人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都是相同的。如果这个星球上的任意一个地方的任意一个人，在某些情境下发誓弃绝食物和性，用钉子刺穿自己，杀死自己的孩子，而大脑没有任何先天机制会促使他放弃这些行为而去选择其他行为，如享受食物和性，保护自己的身体或爱护自己的孩子。
列文廷、罗斯和卡民也不承认人类大脑是白板一块。但他们只在两种情况下认可人性的概念。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不是诉诸证据或逻辑，而是诉诸于他们的政治信条：“如果‘白板说’是真的，那么就不会有社会进化。”他们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其中之一是诉诸政治权威。他们自己的观点是“关于人性，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一点是，它的本质存在于建构它自己的历史之中”。这意味着任何其他关于人类心理构成的看法，如语言能力、对家人的关爱、两性情感和典型的恐惧情绪等，都是不合理的。
列文廷、罗斯和卡民也确实承认过生物学，但他们承认的不是心理和大脑组织，而是身体的体积。他们注意到：“如果人类只有1.2米高，那么就没有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类文化了。”这是因为一个小人国的国民是无法控制火源的，他们无法用鹤嘴锄刨开石头，也不具有足够的大脑容量来支撑语言功能。仅仅在这一点上，他们才承认人类的生理构造可能会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
八年后，列文廷重申了这一关于“人性是什么”的理论：“关于人类基因，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使我们拥有了现在这样庞大的身躯，使我们有了一个神经中枢系统及众多神经联结。”我们需要再次对他话语中的修辞进行细致地剖析。如果对这个句子进行逐字解析，我们就会发现，列文廷说的只是关于人类基因的“最重要的事实”。这样一来，我们又会发现，逐字解析这句话根本是毫无意义的。所有基因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它们产生的上千种作用进行排序呢？如何从中挑出一两种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呢？我们的身高比我们拥有心脏、肺或眼睛更为重要吗？我们拥有神经突触的数目比我们体内含有的钠泵更重要吗？要知道，没有后者，我们的神经细胞会因为充满阳离子而停止运作。
因此，从字面上解读这句话是不得要领的。对这句话唯一合理的，也符合上下文语境的解读是，这是人类基因对人类大脑具有的唯一重要的影响。成千上万的基因对大脑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使大脑有了无数的神经联结；而这些联结的模式以及大脑的组织（比如，海马、扁桃体、下丘脑以及可划分为各个区域的大脑皮层）是随机的，或者说可能是随机的。基因并没有赋予大脑多重记忆系统，复杂的视觉和运动束，学习语言的能力或各种情感（又或是，虽然基因造就了这些机能，但它们并不“重要”）。
约翰·华生认为，他能够将任何婴儿培养成“医生、律师、艺术家、商界巨子、乞丐或窃贼，而无须考虑他的天赋、趣味、倾向、能力或其祖先的种族和职业”。列文廷写了一本书，可以看作是对华生这一主张的升级，这本书封面上的摘录是这样写的：“遗传使我们在心理和生理发展上具有可塑性，因此，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从胚胎到死亡，每个人都可以担当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身份，不管其属于哪个种族、阶层或性别。”华生承认他的观点“不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这一说法有情可原，因为华生写作的时候还没有这方面的事实。但列文廷这本书的观点，即任何个体都能担当任何身份（即便假定个体在种族、性别和阶层方面是一样的），则是在向60多年来行为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发起挑战，是在公开宣称自己对异乎寻常的纯洁性的信仰。1992年，在一本书的结论部分，列文廷再次竖起了涂尔干曾经在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竖立的那堵墙，列文廷提出，基因“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层面的因果关系所取代，为社会互动以及它本身的规律和本质所取代，而我们只能通过独一无二的体验形式和社会行动来理解和探索社会互动”。
因此，尽管古尔德、列文廷和罗斯否认他们信奉“白板说”，但他们对进化和遗传的部分认可，即认为正是进化和遗传促使我们需要饮食、睡眠、排泄以及比松鼠长得高，并引发社会变革，反映出他们是比洛克本人更为极端的经验主义者，因为洛克最起码承认人类需要拥有“理解”这样一种先天性能力。
高贵的野蛮人
“高贵的野蛮人”学说，也是那些评论家们在抨击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时偏爱的信条。在《社会生物学》一书中，威尔逊提到，部落间的战事在史前社会很常见。那些社会生物学的反对者认为，这种看法“早已被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证明是虚假的”。我查看了这些“研究”，它们主要集中在阿什利·蒙塔古的《人类与攻击》（Man and Aggression）一书中。事实上，这些研究主要是对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剧作家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等人的著作进行的毫不客气的评述。毫无疑问，有些批评是这几位作者应得的：阿德里和劳伦兹相信一些古老的理论，如攻击是压力的释放，进化是出于种群的利益。
但对阿德里和劳伦兹更为激烈的批评则来自生物社会学家。例如，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的第2页写道：“这些著述的最大问题在于，这些作者的观点彻头彻尾都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在任何一种情形下，这些评论都没有提供部落战事方面的证据。蒙塔古的评述文章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他只是旧调重弹了几十年前行为主义者对“本能”这一概念的攻击。这本书中只有一章用数据“驳斥”了劳伦兹关于战事的看法，但用的是乌特印第安人（Ute Indian）的例子——认为他们并不会比其他土著部落发动更多的战事！
20年后，古尔德写道：“现代智人并不是一个邪恶的或者充满破坏性的物种。”他的新观点来自其所谓的“伟大的不对称”（Great Asymmetry）。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真理”，他写道，“善良和仁慈者的数量，远超过其他类型人的数量，是他们的上千倍”。此外，“我们为彼此做上万件微小的、不值得记录的善事，是非常好的，但可惜的是，片刻的残忍就能将这些抵消”。构成这一“必不可少的真理”的统计数据是凭空得来的，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精神病患者明显不是“善良和仁慈的人”，但他们约占人口总数的3%或4%，而不是百分之零点几。
但即便我们接受古尔德的这些数据，他的观点中暗含的假定是，一个被认为是“邪恶的或充满破坏性的”物种，必然在任何时间内都是邪恶的或充满破坏性的，就像一个精神错乱的邮递员会不停地横冲直撞一样。正是由于某一个行为能抵消掉上万个善行，我们才会视这样的行为是“邪恶的”。然而，假定人类都站在天堂门口，以此来对我们这个物种做出评判，这样的评判有意义吗？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是“邪恶的或充满破坏性的”，而在于人类是否在拥有邪恶的或充满破坏性的动机的同时，还拥有向善的、建设性的动机。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就可以试着去理解这些动机究竟是怎样的，它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古尔德反对一切试图通过人类的进化环境来理解战争动机的做法，因为“每一起种族灭绝事件都有无数的社会善行与之相对应，每一个残忍的群体都有一个爱好和平的部落与之相对应”。古尔德又一次凭空编造了这样一个比值。在第3章中，我们已经用数据表明，“爱好和平的部落”要么不存在，要么是在数量上远逊于“残忍的群体”。但对古尔德来说，这些事实并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他认为从道德立场来讲，必须要相信爱好和平的部落是存在的。他认为，只有在人类不具备任何先天行善、为恶或其他任何情感倾向的情况下，我们对种族屠杀的反对才拥有坚实的基础。下面就是古尔德头脑中想象出来的进化心理学家的立场，他对此持反对意见：
也许，所有最流行的关于我们人类为何拥有实施种族灭绝的能力的解释，都会将进化生物学作为一个不幸的来源，都会认为它是推脱一切道德责任的根本原因所在……一个不仇外、不懂得杀戮的群体可能总是要臣服于其他基因编码中存在区分种群内外的能力和杀戮倾向的群体。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会聚集起来有计划地杀戮邻近群体的成员。也许基因注定我们也会按照此类方式行事。这些可怕的天性在过去促进了那些用牙齿和石头武装起来的群体的生存，但它们的破坏性仅止于此。但在今天这个发明了原子弹的世界里，这样恒定不变（也许是无法改变的）的天性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或者至少会给我们带来悲剧），然而，不能因为这些道德上的失败就对我们加以指责，因为是那些可恶的基因使我们成了内心黑暗的生物。
在这段话中，对于科学家为什么认为可以用进化来阐明人类的暴力行径，古尔德提供了一个或多或少有些合理的结论。但他随即就陷入了令人无法容忍的不合逻辑的推理之中。例如，“一个推卸所有道德责任的根本性原因”“不能指责我们”，就好像科学家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一样。在这篇文章结尾处，古尔德是这样总结的：
1525年，德国有上千名农民被杀害……而在意大利的美第奇教堂，米开朗基罗正在进行雕塑创作……这两起对立的事件均表明了进化而来的普遍人性。我们最终会选择哪一种呢？在解释导致种族屠杀和毁灭的可能路径时，我们会采取生物学的立场。然而事情并不必然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有其他选择。
这其中暗含的意思是，任何人，只要他相信通过了解人类的进化构成就能解释种族大屠杀的原因，事实上，他的立场就是赞成种族屠杀的！
机器中的幽灵
关于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成员“机器中的幽灵”，情况又怎么样呢？那些激进的科学家都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是很难相信非物质灵魂的。但对于任何表达清晰的替代性的看法，他们同样会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会束缚他们的政治信条，即相信人类能够共同实现我们选择的任何社会安排。吉尔伯特·赖尔描述的笛卡尔的困境在这里有了一个升级版：作为科学领域的聪明人，他们只能拥护生物学观点，而作为政治人物，他们无法接受生物学观点所附带的令人沮丧的含义，即人类在本质上只与钟表存在着复杂程度的差异。
通常，在讨论一位学者的学术观点时，是不应该将他的政治信仰牵涉进来的，但列文廷和罗斯却坚持认为，学者们的科学信仰与政治信仰是不可分割的。列文廷与生物学家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合著了一本书，名为《辩证的生物学家》（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他们在书中写道：“作为进化遗传学和生态学领域的科学研究者，我们尝试着有意识地运用哲学来指导我们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不在我们的基因中》这本书中，列文廷、罗斯和卡民宣称他们“致力于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将他们的“批判科学看作了创造那种社会要进行的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书中的某一处，他们表达了对还原论的不同意见：
与用这种简约的还原论来解释所有人类行为的观点完全对立，我们依据的是另外一种观点：一些革命实践者和理论家，他们主张人类拥有有意识地解释和改变世界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建立在对生物领域和社会领域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基础之上的：生物领域和社会领域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也并非属于行为当中独立的构成部分，从本体论上来讲，它们具有一致性。
列文廷和罗斯致力于辩证的方法，这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否认人性的存在，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承认自己对这一点的否认。在他们看来，那种认为存在持久不变的人性，可以不考虑人类与环境之间不断变化的互动关系而对其进行研究的观点，是一种非常愚蠢的错误。这种错误不仅忽视了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列文廷和罗斯早已击倒了他们假想的持这种看法的竞争对手。在他们看来，更深层次的错误在于，这一思路试图首先从人性与人类环境（包括社会）互动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分析。即便是为了指出这两者如何进行互动，从而在头脑中将两者分离，也必然是“以有机体和环境的分离为前提”的。这与辩证法是相矛盾的，因为依据辩证法，两者“在本体论上具有一致性”，这并不是从很细微的角度认为任何有机体都并非生活在真空中，而是说就整体而言，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由于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且任何一方都不会直接导致另一方的发生，因而有机体能够改变这种辩证关系。在反驳“决定论者”时，罗斯多次表达了这一观点：“我们有能力建构自己的未来，即便身处不属于我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亦是如此。”然而，如果“我们”指的不是高度结构化的神经回路（大脑的这种结构必然是部分源于基因和进化的），那么这个代词到底指代的是什么，对此，罗斯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们将这种理论称为机器中的代词理论。
古尔德并不是一个像罗斯和列文廷那样的教条主义者，但他也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好像这样做就能够以某种方式来反驳基因、遗传与人类事件的相关性。他说：“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使我们采取这种立场……我们可以有别的选择。”
所谓敏锐的认识，事实上是在用自由意志的同义词“意愿”（并且考虑或者不考虑“不同的要素”，不论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来对其进行解释，并将其归因为同样神秘的“意识的演进”。从本质上说，罗斯和古尔德是在努力使他们发明的二分法具有意义，在这种二分法中，一方是自然选择的、具有遗传性的以及具有一定结构的大脑，另一方是对和平、正义和平等的渴望。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
机器中的代词理论并不是激进科学家们的世界观中一个偶然的疏忽。这一理论与他们对激进变革的渴求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仇视是一致的。如果生物学确实带给“我们”自由，那么一旦“我们”明白了这点，就能进行自认为正确的激进变革。但如果“我们”只是一种不完美的进化产物，拥有的知识和智慧有限，易受到身份和权力的诱惑，会被自我欺骗以及道德优越感这种错觉所蒙蔽，那么“我们”在建构所有的历史之前最好三思而后行。正如本书关于政治的那一章中论述的，宪政民主是建立在一种对人性存在偏见的理论之上的，在这种理论视角下，“我们”始终面临着跌入傲慢和堕落的陷阱的危险。民主制度中的审核和平衡显然是针对人类那些不完美的危险野心而设计出来的。
当然，相对于政治左派来说，“机器中的幽灵”这一理论显然更受政治右派的欢迎。心理学家莫顿·亨特（Morton Hunt）在其著作《新一无所知党：人类本性方面的科学研究在政治上的仇敌》（The New Know-Nothings：The Political Foes of the Scientifc Study of Human Nature）中指出，对人性的科学研究持仇视态度的包括左派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只针对这一问题的介于两派之间的各色狂热分子。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讨论了极左派愤怒的原因，因为人性方面的科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大学和主流出版社的思想战场上。虽然最近极右派分子针对的是各种不同的目标，在不同的领域展开斗争，但他们也感到很愤怒。
长期以来，右翼对人性方面的科学研究的反对主要是出自各种宗教的教义，尤其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不接受进化思想的人自然也不相信心灵的进化，而那些相信非物质灵魂的人，肯定也不会相信思想和情感属于大脑组织信息加工的构成要素。
出于几种道德上的担忧，宗教对进化的反对进一步激化了。最明显的是，进化对《圣经》中的创世故事的真实性提出了挑战，从而也对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宗教权威性提出了挑战。正如一个相信神创论的牧师所说的：“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圣经》是错误的，那么当《圣经》谈及道德和救赎时，我为什么要相信它呢？”
但对进化的反对，并不仅仅出于捍卫《圣经》经律主义的目的。当代信仰宗教的人可能不再相信《圣经》中描述的每一种奇迹的字面意思，但他们依然相信，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的降生到人世的。也就是说，人类在按照上帝的旨意过着有道德的生活。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人类只是化学复制物经过突变和选择之后的偶然产物，那么道德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就会不通过大脑，而只会听从于生物性冲动的支配。一位神创论者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指证这种危险时，援引了一首摇滚歌曲的歌词：“宝贝，你和我只是哺乳动物，让我们像探索频道里的哺乳动物一样去行事吧。”1999年，科罗拉多州哥伦比亚高中两个十几岁的少年开枪打死了13个人。该事件发生后，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议员汤姆·迪莱（Tom Delay）指出，只要我们的教育系统一直教导孩子：他们只不过是长得好看的猿猴，是从最原始的泥浆进化而来的，那么这类暴行就不可避免。
右翼对进化论的反对导致的最糟糕结果是，神创论运动中那些活跃分子使美国科学教育出现了堕落的迹象。在美国最高法院于1968年做出判决之前，各个州都可以禁止学校教育中直接讲授进化论的内容。自这个判决作出之后，神创论者一直试图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来削弱进化论。他们的行为包括指责进化论不符合科学标准，认为它“只是一种理论”，弱化有关进化论课程的讲授，反对教科书封面上印有的进化论内容，或者是强制要求教科书封面上必须印有神创论的内容。近些年，美国国家科学教育中心发现，从美国40个州的情况来看，这些手段在以大约每周新增一种的速率出现。
不只在进化论方面，神经科学也会挫败宗教信仰。通过将幽灵驱逐出机器，脑科学正在瓦解建立在这一理论之上的两种道德教条。第一种教条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它使得个人能够发现价值，实践自由意志，对自身选择负责。如果行为受到的是大脑中的神经回路的控制，而神经回路又遵从化学定律的话，那么选择和价值就变成了神话，也就看不到道德责任的可能性了。正如神创论的鼓吹者约翰·韦斯特（John West）所说的：“如果人类和他们的信仰只不过是其物质存在的无意识产物，那么人类生活中任何被赋予意义的事物（如宗教、道德和审美）也就都不具有客观的基础。”
另一种道德教条是，灵魂是在胚胎期进入肉体中的，而在人死亡之后又会离开肉体，这样一来，就可以定义什么是有生命权利的人了（大多数但并非全部的基督教教派中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这一教条使堕胎、安乐死以及从胚胎中获取干细胞变成了与谋杀等同的行为。它使人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也使克隆人类成了对神圣秩序的冒犯。然而，所有这些都受到了来自神经学家的挑战，因为在神经学家看来，自我或者灵魂本质上存在于神经活动之中，神经活动是在胚胎期的大脑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动物的大脑中也能看到它的踪迹，而衰老和疾病会使它变得支离破碎。我们将在第13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但在右翼阵营中，并非仅圣经佬和电视福音传道者在反对人性方面的科学研究。当今，进化论受到了一些参加过以前世俗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极具思想深度的理论家的挑战。这些人拥护的是生物化学家米歇尔·贝希（Michael Behe）首创的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假说。贝希认为，细胞的分子机制不可能以一种极其简单的方式运作，因此，细胞无法通过自然选择逐一进化。相反，必须将其视为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创造出来的一种有效的发明。从理论上讲，这位设计者可以是一个来自外空间的高度智慧的外星人，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理论的弦外之音是，这个设计者必定是上帝。
生物学家反对贝希的观点，原因是多方面的。贝希关于生物化学的“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观点是没有经过检验的，或者说根本就是错误的。他将所有进化历史中尚未为人们理解的现象集合起来，认为它们是由于缺乏设计而导致的。而对于智慧设计者来说，贝希突然放弃了所有科学上的考虑，没有质疑这个设计者从哪里来或者这个设计者是如何工作的。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进化过程并不是智能的或是有特定意图的，而是充斥着浪费和残忍，而贝希对此却视而不见。
然而，智慧设计的观点受到了新保守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拥护，这些人包括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和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其他拥护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出于道德原因对神创论持同情态度，比如，法律学教授菲利普·约翰逊（Phillip Johnson）、作家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专栏作家汤姆·贝瑟尔（Tom Bethell）以及令人窘迫的生物伦理学家莱昂·卡斯（Leon Kass）。卡斯是小布什总统的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主席，也是美国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否定达尔文》（The Deniable Darwin）的故事标题曾令人惊讶地出现在《时论》（Commentary）这本杂志的封面上，这意味着这份曾经被世俗的犹太知识分子视为顶级论坛的刊物，现在对进化论的怀疑要远甚于对教皇的怀疑！
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这些世故的思想家们真的认为达尔文主义是错误的，还是他们觉得对其他人来说相信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具有重要意义。《风的传人》（Inherit the Wind）这部电影中有一幕是关于“猴子审判案”的，控方律师和辩方律师（原型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和克莱伦斯·丹诺）在法庭上辩论了一整天之后，他们相约一起放松一下。控方律师是这样评价田纳西州的当地居民的：
他们是单纯的人，贫困的人。他们工作很艰辛，他们需要信仰点儿美好的事物。你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的这点儿信仰呢？要知道他们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啊！
这与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相去不远。克里斯托曾经写道：
如果关于人类境况只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就是：无论是哪个群体，只要它相信，它的成员是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里过着无意义的生活，那么这个群体就无法存活下去，即使它对此有所怀疑，结果也依然如此。
进而，克里斯托详细说明了自己的道德推论：
在不同的人看来，有着不同的真理。有的真理对儿童来说是正确的；有的真理对学生来说是正确的；有的真理对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来说是正确的；有的真理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来说是正确的。那种认为存在一套适合所有人的真理的看法是一种现代民主主义谬论。它根本不起作用。
许多持保守主义观点的学者与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沆瀣一气，共同反对神经科学和进化心理学，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研究提供的解释消解了灵魂、永恒价值和自由选择。卡斯写道：
借助于科学，现代理性主义的前锋已经实现了对世界的逐步祛魅。如果还有坠入爱河这回事的话，那么按照现代趋势，像看到美丽的阿弗洛狄忒（Aphrodite，古希腊神话人物，爱与美的女神。罗马神话中称之为维纳斯），因而灵魂受到冲击变得着魔（爱罗斯，Eros，小爱神，是阿弗洛狄忒的儿子，对应于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这样的解释是行不通的，丘脑下部的多肽荷尔蒙这种尚未得到确认的化学物质才是解释的关注点所在。宗教情感和宗教理解的力量也消退了。即便大部分美国人依然公开宣称自己信仰上帝，也只有小部分人会因为担心上帝的审判而颤抖。
类似的，专栏作家安德鲁·弗格森（Andrew Ferguson）告诫他的读者，进化心理学“肯定会使你毛骨悚然”，因为“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是否有价值，这样的命题是这门新科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无法提供的”。弗格森认为，这门新科学认为人只不过是“肉傀儡”，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信奉的“人从生命伊始就拥有灵魂，为上帝所创造，具有无限珍贵性”的传统观点相比，是一种令人恐惧的转变。
即便是对左派持抨击态度的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依然对它们的道德意蕴表示担忧，尽管沃尔夫很欣赏神经科学和进化心理学。在沃尔夫的文章《抱歉，你的灵魂死了》中，沃尔夫写道，当科学最终杀死了灵魂（“价值的最后庇护所”），“随之而来的可怕的狂欢，将会使（尼采的）警句‘所有价值被完全腐蚀’相形见绌”：
与此同时，自我的概念—一个能够自我约束、延迟满足、控制性欲、停止攻击和犯罪行为的自我，一个能够通过学习、践行、坚持不懈以及面对巨大不幸时绝不服输，从而引导自己变得更加聪明、达到生活巅峰的自我，这种通过进取和真正的胆识取得成功的旧式观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远去了……远去了……
“这将把自我控制置于何种境地呢？”沃尔夫质疑道，“事实上，如果人们相信这个幽灵般的自我并不存在，那么大脑如何能够彻底证明这一点呢”？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否认，使持极左和极右两种对立的政治立场的人发现，他们竟然置身于同一战壕之中，而原本他们彼此是互相瞧不起的。回想一下，《反对〈社会生物学〉》那篇文章的作者们是怎样得出这种看法的：像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之类的理论，“为优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从而导致了纳粹德国毒气室的建立”。2001年5月，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众议院教育委员会通过决议指出：“阿道夫·希特勒和其他一些人曾经使用达尔文以及那些受其影响的人的种族主义观点……来为自己的恶行辩护，他们杀死了数百万据称是低劣种族的人。”这份决议（最终还是失败了）的发起者们援引古尔德的一篇文章来为自己辩护。事实上，这并不是古尔德第一次获得神创论者的赞同，古尔德的文章也被神创论者用来为他们摇旗呐喊。虽然古尔德是一名孜孜不倦的反神创论主义者，但他也一直孜孜不倦地反对着认为进化能够解释心灵和道德的观点，而这种达尔文主义暗含的意思却正是神创论者最惧怕的事情。
左派和右派都同意人性这门新科学威胁到了“道德责任感”这一概念。威尔逊指出，人类与其他许多哺乳动物一样，其男性成员相对女性成员来说，会渴望拥有更多的性伙伴。罗斯指控威尔逊的言下之意是：
各位女士，不要责备你的配偶四处留情，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基因注定了他们如此行事。
沃尔夫的风凉话与之相比，调门稍低：
人类雄性成员的基因注定了他们是一夫多妻制的拥护者，决定着他们不会对其法定配偶保持忠诚。任何看杂志的男性都能很快理解这一点：是300万年的进化促使我这么干的！
在联盟的一边，古尔德极富策略地问道：
我们为什么会想借助于基因来推脱自己对暴力和性别主义应有的责任呢？
在这个联盟的另一边，弗格森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这种“科学信仰”似乎是要腐蚀任何自由意志、个人责任或普世的道德感。
在罗斯和古尔德看来，“机器中的幽灵”就是那个“我们”，这个“我们”是可以任意创造历史和改变世界的。对卡斯、沃尔夫和弗格森来说，这个幽灵就是“灵魂”，它能够依据宗教戒律做出道德判断。但他们都将遗传学、神经科学和进化论看作对自由选择的场所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场所不可小视。
这将当今知识界置于何种境地呢？笃信宗教的右派对人性这门科学的仇视在增加，但这些右派的影响在于，人们感觉其对政治家更有吸引力，而无法改变知识界的风气。这些笃信宗教的右派对主流知识界生活的任何入侵，都会受到他们对进化论本身的反对的制约。不管它是叫“神创论”还是叫“智慧设计”这样的委婉说法，都会有大量证据表明，自然选择理论是正确的，从而使那些对进化论的否定站不住脚。但在这种否定销声匿迹之前，它对科学教育和生物医疗研究会造成什么样的额外伤害呢？目前尚未可知。
另一方面，激进的左翼对人性这门科学的仇视，则在现代知识界打下了实实在在的烙印，因为这些所谓的激进科学家现在已经是知识界的当权派。我曾经遇到许多社会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他们骄傲地宣称，他们的生物学知识完全来自古尔德和列文廷。列文廷被许多知识分子推崇为进化和遗传方面的绝对权威，许多生物哲学家都花费了大量时间向列文廷学习。罗斯对任何一本新出版的人类进化或者遗传方面的著作的嘲讽性述评，是英国报纸杂志上的固定栏目。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一本图书的简介中写道：“古尔德不可能出错。”阿西莫夫对古尔德可能并无嘲讽之意，但在许多专栏作家和社会科学家看来，他就是这个意思。专栏作家罗伯特·怀特（Robert Wright）在《纽约》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阿西莫夫是“高视阔步之徒”，带有“阴茎妒忌”情结的“年轻朋克”，因为他只会草率地批判古尔德的逻辑和古尔德列举的事实。
从一定意义上看，对激进科学家的尊敬程度之高他们首屈一指。除了他们的科学成就之外，列文廷还是一个对许多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深刻洞见的分析家，古尔德写了数百篇极为杰出的自然历史方面的小文章，罗斯著有一本非常优秀的书，从神经科学角度分析了记忆问题。同时，他们对自己在知识界的定位也是极富智慧的。正如生物学家约翰·阿尔科克（John Alcock）所说：“古尔德憎恶暴力，他大声疾呼反对性别歧视，鄙视纳粹主义，他揭示出种族屠杀的恐怖之处，他永远与天使站在一起。谁会与这样一个人辩论呢？”这种关于豁免权的争论，使得激进科学家对其他人的不公正指责变成了一种传统智慧。
当今许多作家常常很随意地将行为遗传学等同于优生学，好像研究遗传与行为的相关性就等同于控制人们生育孩子的决策。许多人还将进化心理学等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好像研究人类进化的根源就等同于认为穷人的地位是他们所应有的一样。这种混淆不仅来自科学门外汉，而且还来自一些声望卓著的出版物，如《科学美国人》和《科学》这样的刊物。当威尔逊在他的《论契合》一书中说将人类知识划分为各个领域的做法将要成为过去时，历史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对此挖苦道：“对于威尔逊的下一本书，我有一个建议……建议他讨论一下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曾为希特勒所采用的教条，以及阐释一下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社会生物学的不同之处。”2001年，当“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时，该计划的领导者们对“基因决定论”这种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观点进行了惯例式的谴责，他们指出，“人的所有特性都已在基因组中确定好了”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许多科学家完全醉心于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这种观点，而是因为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实验，需要一个其视野之外的探测工具，就像他们需要换换脑子一样。正如人类学家约翰·托比（John Tobby）和心理学家勒达·考莫斯迈德（Leda Cosmides）观察到的那样，认为生物学本质上与人类社会秩序无关的教义，为科学家提供了“安全通过现代学术生活中的一些政治化雷区的指导”。正如我们即将要看到的，即便是当今社会的人，如果胆敢挑战“白板说”或者“高贵的野蛮人”学说，有时候也会在面对示威者时沉默无语，甚至会被谴责为纳粹分子。即便这些攻击是零星出现的，它们也制造出了一种恐吓的氛围，极度扭曲了学术研究。
但知识界的氛围已经有了变化的迹象。关于人性的观点，虽然仍会让一些学术研究者和权威专家感到反感，但已经有了聆听者。科学家、艺术家以及人文学者、法律学者和善于思考的非专业人士都表露了对来自生物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中关于人类心智新见解的渴望。虽然激进科学运动在言辞上获得了成功，但实则极度欠缺经验事实上的支持。长达25年的研究成果对激进科学运动进行的那些预测都很不利。与蒙塔古所说的不同：黑猩猩不是爱好和平的素食动物；人类的遗传智力也并不是零；IQ不是一种没有任何遗传基础，与大脑、个性和社会行为无关的“具体事物”；性别差异也并不是“心理与文化因素期望”的产物；凶残部族的数量也并非等同于爱好和平的部落的数量。
与之相反的是，社会生物学并没有像萨林斯预测的那样，成为一场短命的学术时尚。阿尔科克于2001年出版了著作《社会生物学的巨大成功》（The Triumph of Sociobiology），我们仅看其标题就能完全理解这一点：在有关动物行为的研究中，甚至再也没有人谈论“社会生物学”或者“自私的基因”了，因为这些概念已经成为该门科学的一部分。在人类研究领域，有一些涉及人类的主要体验—审美、母爱、亲属关系、道德感、合作、性行为和暴力等，对于这些体验，只有进化心理学提供了唯一的条理清晰的理论，开拓了无数令人兴奋的最新研究领域。行为遗传学使人格研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随着来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知识的应用，这一学科还将会扩展到更多研究领域。认知神经科学将会毫无畏惧地把新工具应用到人类心智和行为研究的各个方面，这其中也包括人们曾经出于情感或政治原因对其大加指责的领域。
问题不在于是否会有越来越多来自心灵、大脑、基因和进化科学领域的关于人性的解释，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来自这些领域的知识。关于平等、进步、责任和人的价值的观念，其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至关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恐惧和反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必须要借助于理性。而这也正是本书下一部分所要达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