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心智进行解释，引发的最后一种担忧是：这种解释会剥夺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如果我们只是一种不断复制自身基因的机器，如果我们的欢乐和满足只是生物化学反应的结果，而这种化学物质某一天会被人为地制造出来，如果生命被创造出来并不是为了更高的目的和朝向更高尚的目标，那么继续活下去的意义何在？我们珍爱的生活只会变得非常虚假，会成为一个有着光鲜外表的波特金村庄。
担忧来自宗教和世俗两个方面。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96年给教廷科学研究院的一篇名为《真理不能与真理相矛盾》的致辞集中体现了宗教方面的担忧。教皇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只是假说”，因为许多独立领域中的发现都趋向于支持这一理论。但是他将“精神灵魂”划在了进化论之外，认为这是人类进化中的跃变，是一种无法被科学观察到的“本体论上的飞跃”。这种精神不可能“来自活性物质的力量”，因为它们无法“承载人类的尊严”：
人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生物……换句话说，无论是对人类种群还是对社会而言，都不能将人类个体看作一种纯粹的手段或者一种纯粹的工具。他自身就是价值。他是一个人。凭借其拥有的知识和意志，能够与同伴进行沟通，他会团结他人，也会舍己为人……人因受到感召而去探索知识，热爱上帝，这些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实现，成为永恒……
由于精神和灵魂的存在，人才拥有了尊严……如果人的肉体源于业已存在的活性物质，那么人的精神和灵魂则是上帝直接创造的……因此，进化论与它的根源哲学一样，要么认为精神是从活性物质中生成的，要么认为精神是这种活性物质的附带现象，这是与关于人的真理相矛盾的。它们不能承载起人类的尊严。
换句话说，如果大脑是由活性物质生成的，并且科学家的观点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价值和个人尊严，也不会与我们的人类同胞团结在一起，并给予他们无私的关心，我们将会放弃更高的目标，即通过上帝之爱以及了解上帝为人类所做的规划来实现这些价值。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使人类远离那样一种充满冷酷的剥削和玩世不恭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生活。
毋庸置疑，与教皇辩论只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耍嘴皮子。本章的这一部分不是要驳倒他的观点，也不是要声讨宗教，或是否认上帝的存在。宗教为无数人提供了慰藉、归属感和道德指引，甚至一些生物学家认为自然神论（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神学理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后就抛弃了它，不再支配生命，不再向自然现象施加影响力，也不再给予超凡的启示），许多宗教理论的这一演进方向，如果更复杂一些的话，从进化的角度对人类心灵和本性的解释是能够与之相兼容的。我在本章的目标是防御性的：反驳认为从物质主义的视角对心灵进行理解在本质上讲不道德的观点，以及认为宗教概念从本质上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应该支持这些宗教看法。
当然，即使是持最彻底的无神论观点的科学家也不会鼓吹冷酷的无道德主义。大脑是由许多普通物质构成的物理系统，但这些物质是以极其复杂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它能够赋予感觉器官感知欢乐和痛苦的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为道德的出现提供了舞台。连环漫画《凯文和跳跳虎》（Calvin and Hobbes）对这其中的缘由做出了简明扼要的解释。
Calvin and Hobbes©Watters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All rights reserved.
跳跳虎，就像与它同名的那个人（即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一样，论证了为什么一个不道德的利己主义者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利己主义者如果从来没有深陷泥潭，那么他可能会过得好一些，但如果他本人不愿意克制自己不去把别人推到泥潭里，那么他就很难要求别人克制自己不去把他推到泥潭里。既然不把别人推倒在泥潭里，也不被别人推倒在泥潭这一结果远胜于把别人推倒在泥潭里，以及被别人推倒在泥潭里所造成的后果，那么即使付出一些成本，坚持一种道德规范依然是值得的。正如过去数百年中道德哲学家指出的那样，一旦个人从客观的立场出发，把自己看成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人，那种“不管别人，只管自己”的生活哲学顷刻就会土崩瓦解。这就如同某个人坚持自己当下所处的空间位置是宇宙中的一个特殊场所一样。
凯文和跳跳虎（漫画中的两个角色）的对抗性态势是社会有机体之间与生俱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解决这种对抗的方案（即道德感）是人类从进化中得来的，而不是我们每个人从泥浆中爬起来后退出这场争斗，进而思索而得来的。仅仅1岁半的孩子就会自发地将玩具让给别人，为他人提供帮助，尝试着去安慰那些明显处在悲伤中的大人或其他孩子。不管生活在哪种文化中，人们都会区分对与错，拥有一种公平、公正的观念，都会帮助别人，都会强调权利和义务，都相信错误应该纠正，强奸、谋杀和其他一些暴力行为应该被禁止。这些道德情感在那些我们称之为精神病患者的人身上显然看不到。因此，宗教理论中关于道德来源的解释，应该为我们的道德感是由进化赋予的看法所取代，而且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我们通过理性（掌握了用我们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进行交换的逻辑）、知识（明白了长期合作带来的好处）和同情心（拥有了能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经验），不断地扩展着道德感的运用范围。
我们怎样才能判定哪种理论更可取呢？进行一个思想实验，就可以让两种理论互相批驳。如果上帝命令人们要自私、残忍，而不是慷慨和仁慈，那么正确的行为方式是什么呢？那些将自己的价值观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人将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自私和残忍，而诉诸于道德感的人将会认为我们应该拒绝上帝的命令。这表明，（我希望）我们的道德感应该是居于首位的。
这一思想实验并不是13岁的无神论者所钟爱的智力测试题，他们可能更喜欢“如果上帝能看到未来并知晓一切，那么他为什么要关注我们的行为呢”这一类的问题。宗教历史表明，上帝确实曾命令人们做了各种自私自利和残忍之事：如大规模屠杀米甸人，绑架他们的妇女，向妓女扔石头将她们砸死，绞死同性恋者，烧死女巫，杀死异教徒和离经叛道者，将异教徒从窗口扔下去，禁止对奄奄一息的儿童进行治疗，向堕胎诊所开枪射击，在公共场所引爆自己，驾驶飞机撞击摩天大楼。假借上帝之名而实施的罪恶行为反复出现，这表明它们并不是偶然现象。一个没有人能看到的万能权威，对于那些希望征募圣战勇士的邪恶领导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无法证实的信仰，必然是经由父母或者同伴传达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它，因此，信仰必然会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这就造成了不一样的认同标识。
谁说关于灵魂的教义比把大脑理解为一种物理器官的看法更为人性化？治愈肝炎、帕金森氏病等疾病的希望可能来自对干细胞的研究，而这却是宗教运动所试图禁止的，因为这种研究使用的是能孕育出“本体论飞跃”的“灵魂和精神”的细胞。但如果让人们死于肝炎，或者被帕金森病反复折磨，有什么尊严可言？如果不把思想和情感看作非物质的灵魂表现形式，而是把它们看成生理和基因的产物，那么阿尔茨海默病、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充满悲剧色彩的疾病的症状可能会减轻不少。
即便相信有来世能够带来情感上的慰藉，也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我们的大脑死亡，我们停止存在时，生活将会失去它的意义吗？反过来，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感觉到的每一分钟都是一份无比珍贵的礼物，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呢？而当我们告诫自己“生命苦短”时，会有多少争斗因此而得以避免，有多少友情得以延续，有多少时光不再被荒废，有多少友善会被播散啊！
世俗主义的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担忧生物学会使生活失去意义呢？这是因为生物学看起来会贬低我们最珍视的价值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对子女的爱只是大脑分泌的后叶催产素作用的结果，其目的只是保护我们的基因投资的话，养育子女的崇高伟大不会被削弱吗，父母的牺牲精神不会被贬低吗？如果同情心、信任和对正义的渴望只是进化的结果，只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帮助，防止欺骗，那岂不是意味着不存在像利他和正义这样自身就是其存在原因的事物？我们嘲笑那些通过捐助节省税赋从而为自己谋利的慈善家；我们嘲笑那些在电视上对反对罪恶大谈特谈，背后却寻花问柳的福音传道者；我们嘲笑那些只有在照相机对着他们的时候才会维护受压迫者利益的政客们；我们嘲笑那些只是为了将之视为一个吸引女性的好方法而去支持女性主义的新新人类。进化心理学似乎在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样一些伪君子，而且一直如此。
认为科学知识会消解人类价值观的担忧使我想起了《安妮·霍尔》（Annie Hall）这部电影开头的一幕，年幼的阿尔维·辛格被带到家庭医生那里接受治疗：
妈妈：他抑郁了，突然之间什么也不干了。
医生：你为什么抑郁呢？阿尔维。
妈妈：告诉弗里克医生。（代替他回答）因为他读了一些东西。
医生：他看了一些东西？
阿尔维：（点头）宇宙在膨胀。
医生：宇宙在膨胀？
阿尔维：是啊，任何事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如果宇宙不断膨胀，那么它将会在某一天分崩离析，那样的话，对任何事物来说都将是世界末日。
妈妈：这关你何事呢？（转向医生）他不做家庭作业了。
阿尔维：做家庭作业有什么用呢？
这一幕非常有意思，因为阿尔维将两种不同层面的分析混为一谈：我们测量宇宙是以百万年为单位的，而我们测度生活是以天、年、10年为单位的。正如阿尔维的母亲指出的那样，“宇宙膨胀有什么关系呢？你在布鲁克林啊！它可没有膨胀！”
那些认为我们所有的动机都是自私自利的，因而感觉非常抑郁的人，实际上就像阿尔维一样，把事情弄混淆了。他们将最终的因果关系（为什么某种事物通过自然选择而得以进化）与当下的因果关系（这种事物在当下是怎么进行活动的）混为一谈。但这又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两种解释看起来非常相似。
理查德·道金斯提出了一个好方法，帮助我们理解自然选择背后的逻辑，这个方法就是把基因想象成有着自私自利动机的行为人。虽然我们不应该忌恨这个隐喻，但是如果不注意的话，就会跌入这个隐喻包含的一个陷阱。基因的动机带有一种隐喻的性质——复制自我——而由基因所衍生出来的有机体的动机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动机。这两种动机是很不一样的。有时候，一个基因所做的最自私的事情却会让大脑迸发出无私的动机——真心真意的、慷慨的，源自骨子里的无我利他。虽然从基因的角度（最终的层面）来看，对自己孩子的爱（他们将自己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对配偶的忠贞（对方基因的命运与自己基因的命运是一致的）、对朋友和伙伴的爱（如果你值得信任，他们会信任你），都可以隐喻性地认为有着自私自利的动机，但是从人类的角度（当下的层面）来看，这些爱可以是没有底线的，不用怀疑的。
这两种解释如此容易混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人们有时候会有一些隐秘的动机。他们表面上慷慨大方，而骨子里却贪婪吝啬，表面上对神灵虔诚，背地里却对神灵冷嘲热讽，表面上拥护柏拉图式的爱情，私下里却沉迷于欲海。弗洛伊德使认为人类行为背后普遍存在着隐秘性动机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些隐秘的动机深埋在心灵深处，不易察觉。将这种观念与将基因看成是人类的一种本质或者核心的错误看法结合在一起，你就会把道金斯和弗洛伊德的观念混杂在一起，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基因的隐喻性动机是人类深层的、无意识的、隐秘的动机。这绝对是错误的。正如前文所讲的，布鲁克林并没有膨胀。
即便是能够将基因和人类自身区分开来的人，可能也会觉得郁闷。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经验可能都属于大脑对信息处理后的虚构的产物。我们对红色和绿色体验上的本质差异，并没有反映出现实世界里不同光波的本质差异——使我们关于色彩的概念得以形成的光线的波长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在我们看来，红色和绿色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而实际上它们只是我们神经系统中的化学物质和神经线路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物质可能在有着不同的感色素或神经线路的有机体那里是不存在的；一般的色盲患者就是如此。而我们赋予一个物体的情感色彩就像我们感受到的这个物体的物理色彩一样，都是一种虚构的产物。水果的甜蜜、恐高症以及对腐肉的反感都是神经系统想象的产物，是我们从进化过程中获得的，目的是为了在面对上述这些事物时能够更好地应对。
关于人性的科学似乎是在暗示，对与错，有价值与无价值，美与丑，神圣与卑贱等情况也是如此。它们是我们神经系统构建的产物，是我们投射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画面，是作用于大脑兴奋区域的方法，并不比红色和绿色之间的差别更真实。当马雷的灵魂问斯克鲁奇（两人都是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的人物），他为什么怀疑自己的感觉时，斯克鲁奇回答说：“因为一件小事就会影响我的感觉。肠胃稍微有些不舒服，我的感觉可能就会欺骗我。你可能是一块没有消化干净的牛肉，一撮芥末，一小片奶酪或者一块半生不熟的土豆。不管你到底是什么，你都更可能是油荤而不是幽魂。”科学似乎在告诉我们，斯克鲁奇的话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珍视的任何事物。
然而，由于我们的大脑是按照某些方式来思考问题的，因此并不能推断出引起大脑思考的事物是虚构的、假想的。我们的很多能力已经进化得足以捕捉到这个世界上的真正实体的存在。我们形成的深奥的概念是大脑中复杂神经回路的产物，而这些神经回路是其他物种没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树木和崖壁等实体，或者说由此可以认为世界像烤薄饼一样是扁平的。同样，其他一些更抽象的实体也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对数字有着一种天生的感觉，这可以从数目推理在人类进化史上所具有的优势来进行解释。例如，有三只熊进入了一个洞穴，然后两只出来了，现在进去的话是否安全呢？但是，我们的数字能力是通过进化得来的这一事实，并非意味着数字只是一种幻觉。按照柏拉图学派的数字观念，数字和图像这些实体是独立于我们的心灵存在的，这种看法受到了不少数学家和哲学家的支持。数字“3”并不是虚构的；它是一种实体，我们可以发现它，对它进行探索。不具备理性的生物，即使拥有了理解数字“2”的概念和“加法”概念的神经回路，也只会认为3加1等于除了3之外的任何一个数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其他来自不同文化甚至于不同星球的人们也会得到相同运算结果的原因所在。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数字感觉的进化，就是为了能够获取这个世界上独立于大脑而存在的抽象真理。
也许，对于道德感，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按照道德现实主义的观点，正确和错误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它们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赞同某些道德主张，而反对其他一些观点。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对于博弈的双方来说，无私的行为会比双方都按照自私的方式行事的结果要好（不将别人推倒在泥潭里，也不被别人推倒在泥潭里，要好于将别人推倒在泥潭里以及被别人推倒在泥潭里）。人类的目标是生活得更好，因此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限制。那些不具备与道德理解有关的神经回路的生物，是不会将你伤害我的行为理解为不道德的，同样也不会认为我伤害你是不道德的。正如数字和数字常识的例子表明的那样，我们期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系统会向相近的方向演进。事实上，《利未记》（Leviticus）和《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的作者们，希勒尔（Hillel，公元1世纪初耶路撒冷犹太教《圣经》的注释者）、耶稣、孔子，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像霍布斯、卢梭和洛克这些主张社会契约论的学者，以及像提出“无上命令”概念的康德这样的道德哲学家，这些人多次提出过黄金法则（即你们愿意他者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者）。我们的道德感可能是为了啮合伦理的内在逻辑而演化出来的，而不能认为它是在我们的头脑内凭空产生的。
但是，即便是柏拉图学派的道德逻辑概念让你有点吃不消，你还可以将道德看成是一种超越社会传统或者宗教戒律的事物。不管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道德感是怎样的，它都是人类心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心灵，除了严肃对待道德直觉之外别无选择。如果我们的心灵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不得不从道德的角度（至少在某些时刻，面对某些人时）思考问题，这样一来，道德对我们来说就像是由上帝宣布的或者像被刻在宇宙中的那样是真实的。因此，对于人类的其他价值，如爱、真理和美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能否知道这些价值是真实的存在？或者我们认为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因为人类的大脑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它们真实存在呢？如果它们是人类的思考方式中固有的，那么情况会有多糟糕呢？也许我们应该对人类的境况进行反思，就像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中所说的那样：“有两样东西：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我们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历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会愈加充实我们的心灵。”
在之前的四章里，我论述了为什么关于人性方面的新科学发现并没有消解人类的价值观。相反，这些新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夯实对伦理的论证以及将这些价值观构建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简单地说：
那种认为“人的天性是没有差别的，因此歧视是错误的”的观点很蹩脚。
那种认为“人们的天性并不趋向于暴力和剥削，因此这些行为都是错误的”的看法很糟糕。
那种认为“引起人的行为的原因很神秘，因此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看法很差劲。
那种认为“我们的动机从生物学角度无法说明，因此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动机是有意义的”的观点不正确。
这些观点之所以很糟糕，是因为它们把这些价值看成了命运的赌注。它们认为，在未来的某一天，真实的发现会使这些价值变得不合时宜。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完全遮蔽了否认人性所导致的种种负面结果——迫害成功人士，强制性的社会改造，对其他文化中的苦难视而不见，对公平正义的逻辑缺乏了解以及贬低人类现世生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