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自得其乐的性格，
让身陷囹圄的不堪也能转变为心流体验。
他说：“有的犯人会设法冲破铁丝网逃脱!
“对我而言，铁丝网根本不存在，
犯人总数并没有减少，
但我已飞到远方去了。”
前面我们讨论了一般人描述最优体验时提到的共同要素：觉得自己的技能足够应付当前的挑战，在一个目标明确、规则分明的行动体系中，对于自己表现的好坏，随时可得到清楚的回馈；注意力非常集中，完全没有空闲去思索任何不相干的事，或烦恼其他问题；自我意识消失，时间感扭曲。能产生这些效果的活动都会带来强烈的满足感，使人愿意纯粹为了活动本身而去行事，不但不计较回报，甚至为之冒险犯难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体验从何而来？偶尔因为各方面条件都能配合，心流会意外出现。例如，在朋友聚餐时，有人提出众人都感兴趣的话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笑话、讲故事，很快每个人都觉得气氛融洽，彼此都有强烈的好感。虽然这种事也可能自然发生，但如能预作细心安排，或者再搭配个人的带动诱导，就更容易进入心流。
为什么游戏能带来乐趣，而我们日常所做的事—例如工作或坐在家里发呆，却令人觉得无聊呢？为什么有人即使在纳粹集中营也能满心喜乐，有人到度假胜地旅游却感到单调乏味呢？先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比较容易了解提升自身体验、改善生活品质的方法。本章就要讨论、比较可能产生最优体验的活动，以及有助于进入心流的性格特征。
心流活动
值得强调的是，本书每次提到最优体验，都以作曲、攀岩、舞蹈、航海、下棋等活动为例。这些活动传导心流的效果特别好，因为它们的设计本来就是以实现心流为目标。它们的规则原本就要求学习新技巧，有一定的目标，提供回馈，使控制成为可能；它们尽量跟日常生活中所谓的“不可逾越的现实”划清界限，使参与者更容易集中注意力。例如，在体育活动中，运动员都穿上色彩鲜明的服饰，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队伍，跟普通人暂时有所区别。在比赛过程中，选手与观众都放弃常规的世界，全心关注竞赛创造的另一种现实。包括戏剧、艺术、游行、宗教仪式、体育在内的心流活动，主要功能在于提供乐趣。它们的构造特殊，有助于参加者与观众进入极为愉悦的心理状态。
从事心理研究的法国人类学家凯洛瓦把游戏（他把这个词广义地界定为任何形式不拘，只要能带来乐趣的活动）按照体验效果，分为四大类。“竞争”包括以比赛争雄为主的一切游戏，体育活动大多属于这个范畴；“投机”即赌博，掷骰子与宾果游戏均属此类；“眩晕”类活动会搅乱正常的知觉，使意识发生改变，例如骑旋转木马或高空跳水等；“模仿”则创造另一种现实，舞蹈、戏剧及一般艺术皆属此类。
根据这套分类，可以说游戏以四种不同的方式，提供超越日常体验的机会。在竞争性游戏中，参与者必须把技巧发挥到极致，以应付对手的挑战。英文的“竞争”（compete）一词，源自拉丁文的“con petire”，意为“共同追寻”。每个人追求的都是实现自己的潜能，在别人逼迫我们全力以赴时，这份差使就变得容易些。不消说，只有在注意力集中于活动本身时，竞争才能改善体验。如果一个人在意的是外在目标—诸如打败对手、给旁观者留下深刻印象、赢得一份高薪的工作等，那么竞争就只是令人分心的因素，不构成诱因。
投机性游戏能带来乐趣，因为它能产生一种控制不可知未来的错觉。北美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用做了记号的野牛肋骨，卜筮下次出猎的成果；中国古人用掷落地的正反面预卜吉凶；东非的阿善提人则借鸡（给神的献礼）死亡的方式测知未来。所有文化都有求神问卜的传统，目的无非是打破现有的限制，以窥将来。赌戏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于是野牛肋骨发展成了骰子，《易经》成了纸牌，占卜的仪式也成了赌博—一种凡夫俗子互相或以命运为假想敌，斗智取胜的活动。
眩晕是改变意识的最直接的方法。小孩子喜欢转圈圈，直到转到头昏为止；中东的伊斯兰教托钵僧也以同样的旋转方式，进入狂喜的境界。任何能改变我们感知现实的活动，都充满了乐趣，这也是今天不计其数会产生幻觉的药物普遍受欢迎的原因。意识其实是不可能扩张的，我们充其量只能就它的内涵重新搅和调换，制造一种扩张的错觉。可是绝大多数以人工方式造成改变的代价，却使我们对于本来想扩张的意识，完全失去控制。
模仿经由幻想、扮演或假装，使我们自觉超出现实的限制。我们的祖先戴上神的面具舞蹈，就对统治宇宙的无上威力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扮成野鹿的印第安亚奎族舞者，觉得跟他所扮的动物精灵合而为一。合唱团的成员在觉得跟自己创造的美妙歌声合而为一时，会有一阵寒战直下脊椎。小女孩儿玩洋娃娃，小男孩儿扮西部牛仔，都不仅是学习社会上依性别定型的成人角色—这么做也延伸了日常体验的极限，使他们暂时变得不一样，而且更为有力。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所有心流活动，不论涉及竞争、投机还是其他形式的体验，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带来一种新发现、一种创造感，把当事人带入新的现实。它促使一个人有更好的表现，使意识到达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境界。简单地说，它把自我变得更复杂，自我因而成长，这就是心流活动的关键。
心流体验图
我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来帮助了解。假设下图代表一种特殊的活动—比方就是打网球好了。理论上，体验最重要的两度空间—挑战与技巧，我用纵轴与横轴表示。字母A代表艾利斯，一个正在学打网球的男孩，图形显示艾利斯学打网球的四个阶段。刚开始的时候，艾利斯不懂任何技巧，他唯一的挑战就是把球打过网去，这是A①。这种挑战没什么了不起，但艾利斯还是可能打得很愉快，因为难度正适合他粗浅的技巧。这时他很可能感受到心流，但为时不会太久。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的技巧进步了，他开始厌烦只是把球打过网去的动作（A②），或者他也可能碰到比他熟练的对手，使他发现球场上还有比高吊球更难应付的挑战—这时，他对自己拙劣的表现产生了焦虑（A③）。
意识复杂程度随心流体验渐增
厌倦和焦虑都属于消极的体验，艾利斯有充分的动机想回到心流。他该怎么办？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他在厌倦（A②）的位置，要回到心流只有一个选择：加强挑战（他当然还有一个选择：放弃打网球，那么图形中的A干脆就消失了）。他确立一个跟技巧难度相当的新目标—例如击败一个技巧比他高明一点儿的对手—就能进入心流（A④）。
如果艾利斯感到的是焦虑（A③），回到心流就需要加强技巧。理论上，他也可以降低挑战的难度，回到一开始时的心流（A①），但实际上，一个人知道存在挑战以后，是很难全然置之不顾的。
图形中的A①与A④都代表艾利斯正处于心流状态。虽然两者都能带来乐趣，但A④的情况远比A①复杂，它不但是更大的挑战，而且对打球者的技巧要求也更严格。但是就A④的复杂程度与充满乐趣而言，它并不稳定。艾利斯想继续打网球，不是因为发现新层次的发展有限而厌烦，就是因为自己能力不高而产生焦虑与挫折感。这么一来，为了再次寻回乐趣，他就势必设法回到心流渠道，而现在的复杂程度甚至比A④还高了。
成长的源泉
就因为这种充满动力的特性，使心流成为成长与发现的源泉。我们不可能长期做同种层次的事依然觉得乐趣无穷。我们不是因此感到厌烦，就是饱受挫折，然后寻求乐趣的意愿就会促使我们拓展自己的技巧，或发掘运用技巧的新方向。
我们不可机械地以为，只要一个人能客观地参与心流活动，就必然能获得对应的体验。因为仅是情况造成的真实挑战还不能算数，必须当事人先把它当做一场挑战才行。决定感觉的并不是我们实际拥有的技巧，而是我们自以为拥有的技巧。一个人或许把一座山当做一场挑战，而对于学习演奏一首乐曲却毫无兴趣；换一个人却可能只想学音乐，不想爬山。我们在某一特定时刻对心流的感受，往往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很大，不过意识仍能自由地根据它对情况的判断而行事。
游戏规则的原意是引导精神能量遵循能带来乐趣的模式，但它们能否发挥效用，决定权仍在我们。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玩”球时，说不定完全不带一点点心流的因素：他可能觉得厌倦，而且过分自觉—心中想的不是球赛，而是自己的合约与年薪。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一个人从本来有其他目标的活动中享受到很大的乐趣。对很多人而言，诸如工作、带孩子等活动，比游戏或绘画更能产生心流，因为他们能从平凡的活动中，找到别人找不到的乐趣。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每种文化都会发展出一些以改善体验品质为目标的活动，即使在科技最不发达的社会，也有某种形式的艺术、音乐、舞蹈，以及各式各样小孩儿或成人的游戏。新几内亚岛的土著花在搜寻丛林中五彩缤纷的羽毛作为宗教舞蹈装饰品的时间，比找食物的时间还多。类似的例子极为常见，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用于艺术、游戏及仪式上的时间可能都比工作多。
虽然这些活动或许也有其他作用，但能带来乐趣是它们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人类早在3万年前就已开始装饰洞穴，留下的壁画兼具宗教与实用价值。无论石器时代还是今天，艺术存在的理由始终未变—说穿了很简单，它对画家和观画的人都是心流的源泉。
宗教的幽远乐趣
事实上，自古以来，心流跟宗教一直有密切的关系。人类的很多最优体验都是在宗教仪式的背景下发生的。艺术、戏剧、音乐、舞蹈，都可以说是起源于今天所谓的“宗教”氛围中；换言之，这些活动都以把人与超自然的力量及实体结合在一起为目标。游戏也是如此，玛雅人的篮球可说是最古老的球赛，它本是宗教庆典的一部分，与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异曲同工。这样的关联并不意外，因为我们所谓的宗教，实际上就是创造意识秩序的最古老、最野心勃勃的尝试。由此可见，把宗教仪式视为最深远的乐趣来源，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有之。
现代艺术、游戏与人生，大致上已与超自然的力量脱节。过去从旁协助阐释人类历史并赋予意义的宇宙秩序，已瓦解为一堆不相衔接的残砾。多种意识形态企图取而代之，争相为人类行为提出最好的解释：市场供需规律与控制自由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希望说明人类在经济上基于理性的抉择；唯物史观提出的阶级斗争规律，针对的是非理性的政治行动；社会生物学的基因竞争，阐释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帮助某些人，却设法消灭另一些人；行为主义的效果定律，说明的则是我们如何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学习重复一些令我们感到愉快的动作，这些都是植根于社会科学的现代宗教。它们并不像过去那些解释宇宙秩序的模式，能获得广大支持，并产生美感的作品，或带来乐趣的仪式。
随着现代心流活动趋于世俗化，古时的奥运会与玛雅球赛那套强有力的意义体系也不复存在了。一般而言，它们的内涵纯为娱乐：我们希望它们能改善我们身心的感觉，却没有预期它们会成为我们跟上帝联系的桥梁。尽管如此，我们用来改善体验品质的步骤，对整个文化而言，仍非常重要。我们一直用生产性的活动来描述一个社会的特征，例如渔猎采集社会、畜牧社会、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心流活动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跟终极意义来源有更密切的关系，因此用它来描述文化，或许更能彰显我们的本质。
心流与社会文化
美国式民主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把追求幸福当做有意识的政治目标—也就是政府的责任。虽然《独立宣言》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份明文规定这个目标的政治文献，但任何社会体制若是摆明了不帮助人民争取幸福，恐怕都维持不久。当然，有不少压迫性的文化，人民仍愿意容忍暴君的统治；建造金字塔的奴隶之所以不造反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出路，而为专制的法老工作，前途还算是乐观的。
文化相对论
最近几代社会科学家已渐渐不再愿意对各种文化进行价值评判。凡不完全基于事实的比较，都有失之公允的危险；而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措施、信念或制度优于他种文化，也显有不妥。19世纪的工业文明，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比科技较落后的文化优越，处处表现得盛气凌人，20世纪初的人类学家对此种民族优越感进行反思，于是提出了这套“文化相对论”。
然而，西方民族的优越自信已成为过去。如果一名阿拉伯青年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撞向一所大使馆，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我们可能无法苟同他的做法，但是我们不会再自命道德上比他优越，对于他相信天国会为奋不顾身的战士保留特别席位的信念，不再嗤之以鼻。我们逐渐认清，我们的道德观只适用于自己的文化。在此信念下，不能用一套价值标准去评判另一套价值标准。由于任何跨文化的价值评判，都必然迫使所评判的文化暴露于另一套全然陌生的价值标准之下，因此根本无从比较。
如果我们肯定最优体验是每个人的最终目标，每个社会体系都可以对精神熵加以评估；衡量脱序现象时，凭借的不是其他信念体系的理想秩序，而是根据社会成员自行确定的目标。首先，我们可以说，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好”，因为有较多的社会成员能拥有与他们的目标相契合的体验；其次，则强调这些体验应该尽可能帮助更多人培养更复杂的技巧，使他们实现自我的成长。
各种文化追求的幸福内涵可能不一，这似乎显而易见；若干社会的生活品质远超过其他社会。18世纪末，英国人的生活远比过去困难，直到100年后才有起色。证据显示，工业革命不但缩短了人类的寿命，也使人类变得更凶恶残暴。很难想象当时的纺织工人5岁就死在“恶魔工厂”里，他们每周得工作70个小时，直到精疲力竭而死，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共同价值观或信念，都不可能从这样的生活中找到幸福。
原始部落的文化差异
再举一个例子，人类学家里欧·福琼记述了多布岛民的文化传统，他们对巫术怀有强烈的恐惧，又非常记仇，连亲人也不敢相信。这些人上厕所都成问题，因为他们认为独自在林中会被黑魔法所害，而解手却非得到树丛中不可。多布人自己似乎也不喜欢这种恼人的生活，但他们找不到变通之路。他们陷入长时间演变而成的信念与措施的纠葛中，难以达到精神的和谐。
很多民族志的记载都指出，史前文化中便已包含精神熵的因素，显然与“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说法不符。乌干达的伊克族人面临环境剧变带来的粮荒，把超乎资本主义想象的自私行径变成了制度的一部分。委内瑞拉的亚诺马密族人，跟其他以战士为主的部落一样，比现代的军事超级强权更崇拜暴力，而且把到邻村烧杀掳掠视为最大的乐趣。而劳拉·博安南的研究中，一个受巫术和阴谋所害的尼日利亚部落，几乎没有人知道欢笑是怎么回事。
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部落刻意选择了自私、暴力、令人恐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使他们变得比较快乐，相反他们活得很痛苦。这种妨碍幸福的措施与信念，既非不可避免，也非必要；它们乃是意外造成的，是应付意外情况所产生的随机反应。一旦它们成为文化规范的一部分，人们就以为事情本该如此，再也没有别的选择。
幸亏还有很多文化靠着运气或远见，成功创造了容易达到心流的环境。举个例子，科林·特恩布尔描写的伊图里森林中的矮人族，彼此或与环境之间都处得非常和谐，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极为有用而具挑战性。当他们不忙于打猎或整修村落时，就唱歌、跳舞、奏乐或讲故事。这个矮人族社会跟很多所谓的原始文化一样，每个成年人都必须不时扮演演员、歌手、画家、历史学者和娴熟技艺的工人。如果单从物质成就来看，他们的文化可能不太高明，但若以提供最优体验为着眼点，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极为成功。
重建新意义
另一个说明文化如何将心流融入生活方式的好例子，来自加拿大的民族志学家库尔对英属哥伦比亚印第安部落的描述：
舒什瓦普地区在印第安人心中是片富庶之地，盛产鲑鱼及猎物，还有大量可食用的块茎及根茎植物。该地区的人民在此建造永久性的村落，从环境中开发所需要的资源。他们有一套复杂的技术，能有效地运用资源，生活因而满足丰富。但众长老说，当周遭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时，生活就没有了挑战；没有挑战，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因此，这些睿智的长老决定全村每25~30年迁徙一次。全村都搬到舒什瓦普的另一个地区，并在此迎接新的挑战。他们必须熟悉新的溪流、新的打猎小径，找到盛产凤仙花的新地区。现在生命又有了意义，值得用心投入。每个人都觉得返老还童，并且更加健康。同时，这也让经过多年开垦的土地，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日本京都的伊势神宫与此恰成一个有趣的类比。大约1 500年前伊势神宫建立于两块毗邻土地之中的其中一块上，每隔20年左右，僧侣就把神宫全部拆除，改建到另一块空地上。1973年是它第60次重建（14世纪时因王权分裂，发生内战，改建暂时被迫中断）。
舒什瓦普人与伊势神宫的僧侣所采取的策略，也是若干政治家梦寐以求的。美国杰斐逊总统和中国毛泽东主席都相信，每一代人为了主动参与控制他们生活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发起一场革命。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能在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生活可行的选择之间，调配得恰到好处。大部分都有过犹不及之处，不是把求生搞得太辛苦，就是自陷于一个严格的模式，扼杀了下一代的行动机会。
文化无所不包
文化是对混沌的一种防御。它适应环境的反应，正如鸟的羽毛或哺乳动物的毛皮一样。文化制定规范，推动目标，建立信念，帮助我们克服生存的挑战；同时，文化必须把很多细枝末节的目标与信念排除，因而也局限了发展的可能性。唯有把注意力限制在一组特定的目标与手段上，才能在自行创造的疆界里，进行毫不费力的行动。
在这方面，文化与游戏颇为相似。两者都可说是由独断独行的目标与规则构成，使参加者在行动中尽可能不感到疑惑或分神。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规模：文化无所不包，它规定一个人如何出生、成长、结婚、生子和死亡；游戏只是文化脚本中的一个小插曲，它只在文化不涉及注意力可能漫游到混沌的领域时，为我们的闲暇提供集中注意、采取行动的理由。
一种文化若能成功确立起一套目标和规则，不但能吸引其成员，又能配合他们的技巧层次，使他们能经常感受到强烈的心流，那么它就更接近游戏了。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说文化已变成了一场“伟大的游戏”。若干古典文明很可能已臻至这个境界，如雅典公民、言行以美德为准的罗马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以及印度那些动静之间都追求优雅与和谐的婆罗门僧侣。而雅典城邦、罗马法、一切秉承天命的官僚制度，以及无所不包的印度精神秩序，都是文化促成心流的不朽例证。
乐趣未必止于至善
能促成心流的文化，在道德上不一定就是善的。以20世纪的观点来看，斯巴达式的规范残忍得没有道理，尽管它控制下的子民几乎没有二心。鞑靼骑兵和土耳其禁卫军觉得战争和屠杀乐趣无穷，令人难以置信。许多欧洲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崩溃与文化震荡下神心丧失，把纳粹法西斯政权下的意识形态视为极具吸引力的新游戏，当然也是事实。因为纳粹的目标简单，回馈明确，并且为处于焦虑与挫折中的人们带来了解脱及重新投入生活的机会。
同样，心流虽是强有力的诱因，却不保证体验到心流的人道德高尚。如果其他条件相同，能提供心流的文化或许比不能提供心流的文化更好，但是当一群人奉行一套能为他们带来更多人生乐趣的目标与原则时，别人很可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正如雅典公民的心流建立在奴隶的劳动上，美国南方庄园优雅的生活情调则靠进口奴隶维持一样。
盖洛普民意调查
我们还没有能力正确度量不同文化在最优体验上能提供多少帮助。1976年一项大规模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北美洲的人有40％认为他们“非常幸福”，欧洲人是20％，非洲人是18％，远东的受访者却只有7％。另一项调查却显示，美国公民对个人幸福的评价跟古巴人和埃及人相去不远，但古巴的人均国民收入不到美国的1/5，埃及更连1/10都不到。联邦德国人和尼日利亚人的幸福程度相同，但人均国民收入却相差15倍。到目前为止，这些矛盾只证明我们用来衡量最优体验的工具还相当原始，但差异的存在似乎是千真万确的。
尽管结果有所出入，但所有大规模调查都显示，一国人民生活越富裕，教育水准越高，政治越稳定，幸福度与人生满意度也越高。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算是最幸福的国家，美国虽有高离婚率、酗酒、犯罪、吸毒等问题，落后也不是太多。就美国人花在追寻乐趣的大量时间与资源而言，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一般美国人每周只工作20个小时（还有10个小时在办公室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诸如做白日梦或与同事闲聊等）。他们花较少的时间（每周约20个小时）从事休闲活动：7个小时看电视，3个小时阅读，两个小时从事慢跑、弹奏乐器、打保龄球等较积极的活动，7个小时用于社交、参加宴会、看电影、招待亲友等。每周还剩下50~60个清醒的小时，用于维持性质的活动，像进食、通勤、采购、烹饪、清洗、修理物品等，或从事无特定目标的活动，像瞪着窗口发呆等。
闲暇不等于乐趣
虽然许多人有充裕的闲暇，可以从事多种休闲活动，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经常体验到心流。潜力不见得都能实现，质与量也无法互换。以今天最普遍的休闲活动—看电视为例，它几乎不可能产生心流。实际上，工作时全神贯注，挑战与技巧完全配合，且有掌控与满足感，体验心流的机会是看电视的4倍。
我们这个时代最讽刺的一个矛盾就是，大量的闲暇并不能转换为乐趣。跟只不过数代以前的人相比较，我们享受人生的机会大多了，但事实上我们一点儿也不比老祖宗生活得更快乐。光是机会还不够，我们更需要善用机会的技巧。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控制意识，但大多数人都不懂得如何培养这种技巧。置身于五花八门的休闲设施中，大多数人仍然觉得生活很无聊，甚至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挫败感。
这个事实向我们揭示了最优体验的第二个条件：一个人重组意识达到心流的能力。有些人不论到哪里，都能自得其乐；有些人即使美景当前，仍感到枯燥乏味。因此，除了外在条件（亦即心流活动本身的构造），我们也应该把促成心流的内在状况列入考虑之内。
自得其乐的性格
把日常体验转变成心流并非易事，但几乎每个人都能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每个人控制意识的潜能是否完全相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能轻易控制意识的人跟不能控制意识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有些人好像天生不能体会心流。心理医生把精神分裂症描述为“缺乏苦乐感”，这种症状跟“过度包摄刺激”有关，亦即精神分裂症患者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所有不相干的刺激，接收所有资讯。而很悲惨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并没有控制任何事物进出意识的能力。有些病人把这种现象描述得很生动：“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一点儿也控制不了。我好像再也没有主导事情的力量了，有时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事情太快地涌进来，我失去控制，终于迷失了。一下子要处理那么多事情，结果我什么事情也没做。”
享受快乐的心理障碍
无法集中精神，每件事都分不出轻重，就导致病人享受不到一丁点儿乐趣。但“过度包摄刺激”的症状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一部分或许是遗传的问题，有些人天生集中精神能量的能力就比较差。在学龄儿童的学习障碍中，有多种被重新归类到“注意力失调”下，因为它们都具有无法控制注意力的特征。虽然注意力失调很可能跟化学平衡有关，但童年的体验感受也可能使它减轻或恶化。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注意力失调不仅妨碍学习，也使心流体验不易产生。控制不了精神能量的人，既无法学习，也找不到真正的乐趣。
过分的自我意识是一种不太严重的心流障碍。一个人若时时都在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害怕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或做出不妥当的事情，就注定与乐趣绝缘。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也一样，这种人通常并不是自觉，而是对所有资讯的判断只以它是否有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为标准。对于这种人，任何事情本身都毫无价值可言。一朵花除非能够利用，否则就不值得去看第二眼；一个人除非能带来什么好处，否则也不必在意。因而，意识完全围绕着自己的目标打转，与目标不符的一切都不容许存在。
虽然自觉性强的人在很多方面都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同，但这两种人都因对精神能量欠缺控制，很难进入心流状态。他们的注意力太僵化，无法投注到活动本身；自我吸纳了太多的精神能量，不受羁绊的注意力又严格受到自我需求的引导。在这种情形下，要对事物本身的目标发生兴趣，并沉浸在活动的互动效应中，不求其他报酬，实在很困难。
注意力失调与“过度包摄刺激”是因为精神能量太过飘忽不定，妨碍心流的产生；而过度自觉或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正好相反：注意力太狭隘而缺乏弹性。这两种极端都使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处于两极的人找不到乐趣，学习常感困难，因此也就丧失了自我成长的机会。但相互矛盾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法变得更复杂，因为他把全部精神能量都用于实现眼前的目标，不肯去尝试新目标。
追求乐趣的阻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心流障碍都在自己心里，但环境中还存在很多追求乐趣的强大阻力。这些阻力有些来自大自然，有些则是社会因素。例如，住在北极或卡拉哈里沙漠的人，享受人生乐趣的机会就极为渺茫，但即使是最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不能完全消灭心流。爱斯基摩人在荒凉而充满敌意的冰原上，学会了唱歌、跳舞、说笑话、雕刻美丽的艺术品，还创造了一套复杂的神话，赋予自己的体验以秩序与意义。在冰天雪地或沙漠中生活得不快乐的人，很可能到头来不是离开就是绝种，但仍有人存活下来，这一事实证明了混沌的大自然并不能阻绝心流。
阻碍心流的社会因素或许不太容易克服。奴役、迫害、剥削及文化价值观遭到摧残，都会破坏乐趣。加勒比海岛屿上现已绝灭的土著居民被迫到西班牙征服者的农场工作时，生活变得太痛苦，太没有意义，以至于丧失了求生的意志，不再生育下一代。许多文化可能也是在相同的情形下，因生活不再能提供乐趣而消失的。
有两个用于社会病理学的名词，在描述使心流难以产生的状况时也适用—“失范”（anomie）与“疏离”（alienation）。“失范”原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特指行为规范被扰乱的社会状况。当什么可以或不可以做已混淆不清时，人的行为举止就变得反复无常、没有意义，靠社会规则建立意识秩序的人就会感到焦虑。失范的现象会在经济崩溃或本土文化遭受外来文化摧毁时出现；当经济急速繁荣、注重勤俭的旧的价值观被推翻时，也可能发生。
疏离在很多方面恰巧相反，它是一种人们被社会体制逼迫而采取与本来目标相悖行动的状况。一名工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生产线上重复千百遍单调无聊的动作，这时就很可能产生疏离感。当社会陷于失范状态时，一件事情是否值得投注精神能量就变得不清不楚，很难产生心流；当社会为疏离所苦时，问题则出在个人没有办法把精神能量投注于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阻碍心流的社会因素，就作用而论，跟个人病理学上的“注意力失调”与“以自我为中心”可以说是相互呼应。在个人与团体的层次上，心流的障碍就是注意力的运作太零散（失范与注意力失调）或太严格（疏离与以自我为中心）。在个人层次上，失范对应于焦虑，疏离则对应于厌倦。
快乐是遗传的还是习得的？
有些人天生肌肉协调性就比别人好，同样，也有些人与生俱来就拥有控制意识的禀赋。有些人对注意力失调独具抵抗力，因而比较容易感受到心流。简·汉密尔顿博士针对视觉与大脑皮层活动所进行的研究，颇能支持这个论点。她有一组测验，要求受测者先看一个自相矛盾的图像，然后在脑海中把它“翻转”过来，即把画面中向外凸出的部分想成向内凹，把内凹的部分则看成外凸。简·汉密尔顿博士发现，不太能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行动诱因的学生，需要看见较多个点，才能把矛盾图形翻转过来；而较能从日常生活中得到满足的学生，只需看到少数几个点就能成功，有时甚至只要看到一个点，就能翻转过来。
这些结果显示，完成一项心灵考验所需要的外来线索的多寡常因人而异。需要大量外来资讯才能意识到现实的人，很可能在运用思考上也非常依赖外在环境；他们对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力，相应地也不太容易享受到体验的乐趣。不需要太多外来线索刺激，意识就能发生作用的人，受环境的钳制则较少；他们的注意力比较有弹性，能轻易重新调整体验结构，更常达到最优体验。
另一组实验中，将自称常有和不常有心流体验的学生分为两组，令其注意实验室的指示灯或警铃。在测验过程中，监控受测者因刺激而产生的大脑皮层活动，再把平均值分为视觉与听觉两组，并把这种数据称为“受激潜力”。简·汉密尔顿博士的研究结果显示，很难体验心流的人表现得正如预期：对灯光刺激反应时，他们的大脑皮层活动大幅升高。但经常体验心流的人测验结果却出乎意料：他们集中注意时，大脑皮层活动竟然减少了。全神贯注不但没有耗费更多心力，反而似乎减轻了脑力负担。另一项单独针对注意力而进行的行为测验证明，这样的人在从事需要长期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时，也做得比较精确。
这个与常识迥异的结果，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心流较强的那组人能关闭其他资讯的管道，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接收闪光的刺激上。这使我们联想到，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找到乐趣的人，有能力对外来刺激进行筛选，只注意与这一刻有关的事物。虽然一般认为，注意力集中时会增加处理资讯的负担，但对于懂得如何控制意识的人而言，集中注意力反而更轻松，因为他们可以把其他不相关的资讯都抛在一旁。他们的注意力同时极具弹性，跟精神分裂症患者完全不由自主的注意到所有刺激，恰成强烈对比。这种现象称为“自得其乐的性格”，或许能提供神经学上的解释。
然而，神经学方面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某些人特别能控制意识、体验心流是遗传造成的优势。前面提到的研究结果与其说是遗传，倒不如说是习得的成果。集中注意的能力与心流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但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何者是因，何者是果。
家庭环境的影响
有些人等公共汽车时能保持心情愉快，而有些人却不论置身多么愉快的环境仍觉得厌烦，这种差别或许不能只用神经系统处理资讯能力的优劣来解释，童年时期所受的家庭影响也能决定一个人体验心流的难易。
大量证据表明，父母跟孩子互动的方式，对孩子成年后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持续的影响力。我们在芝加哥大学的一项实验中，凯文·拉森德发现，亲子关系属于某种类型的青少年，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没有这种关系的同伴更快乐、满足而坚强。有助于产生最优体验的家庭环境具有五个特点：第一是“清晰”，青少年知道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在家人互动关系中，目标与回馈都毫不含糊。第二是“重视”，孩子觉得父母对他们目前所做的事、他们具体的感受与体验都有浓厚的兴趣，而不是一味巴望他们将来念一所好大学，或找一份高薪的工作。第三是“选择”，孩子觉得自己有很多选择，包括不听父母的话—只是他们得准备好自己承担后果。第四是“投入”，亦即让孩子有足够的信心，放开自卫的护盾和自我意识，全心全意去做他感兴趣的事。最后是“挑战”，也就是由父母为孩子安排复杂渐进的行动机会。
这五个条件构成所谓“自成目标的家庭环境”，因为它们提供了享受人生乐趣的理想训练。这五大特色很明显与心流体验相通，在能提供明确目标、回馈、控制感、全神贯注，并着重事物本身动机及挑战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通常更能掌握生活的秩序，享受心流。
更有甚者，能提供自成目标环境的家庭，会为家庭成员保留可观的心灵能量，从而提高对任何事物的乐趣。孩子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不必老是为规制与控制权而争吵；父母对他们未来成就的期望也不会像一片阴影，永远笼罩在他们头上；同时不受混乱家庭分散注意力的因素所干扰，可以自由发展有助于扩充自我的兴趣与活动。在秩序不佳的家庭里，孩子的大部分能量都浪费在层出不穷的谈判与争执，以及不让脆弱的自我被别人的目标所吞噬的自我保护上。
毋庸置疑，家庭能否提供自成目标的环境，在孩子们未离家之前影响最大：享有自成目标环境的家庭生活的幸运儿，一定比较快乐、坚强、活泼、满足。孩子自修或在学校上课时，自成目标的家庭背景也有助于他们获得最优体验。只有当他们跟朋友共处时，差别才会消失不见：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跟朋友在一起时，都觉得信心十足，家庭是否为自成目标型已不再重要。
父母对待婴儿的方式，很可能在人生开端就决定了他们日后享受乐趣的难易，但目前还没有长期追踪研究帮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因果关系。依理推之，一个受虐待或经常面临失去父母疼爱威胁的孩子，必然要竭力保全自我，不让它在忧虑下支离破碎，到头来能用于追求事物本身报偿的精力就极其有限—不幸的是，现代文化中遭受这种待遇的儿童的比例，似乎一直有增无减。受虐待的孩子成年以后，往往不寻求复杂的乐趣，只要能从生活中找到一些享乐的机会，就会心满意足。
在困顿中体验快乐
“自得其乐的性格”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能在一般人无法忍受的情况中找到乐趣。不论是在南极迷了路或被关在牢房里，总有人能把自己的困境改善得还能过得去，甚至成为一场充满乐趣的奋斗；换成其他人，很可能就向艰难困顿俯首称臣了。在钻研了很多人在困难中的自述之后，罗根的结论是：他们都因为能把悲惨的客观条件转变成可以控制的主观体验，才得以生存下去；他们正是依心流的蓝图行事。首先，他们密切关注环境中的细节，并从中发掘可以跟他们有限的能力搭配的行动机会；然后制订出一个现实状况所能容许的目标，通过所得到的回馈，密切注意一切进展。只要一实现目标，他们就提高赌注，为自己部署更复杂的挑战。
自力救济找乐趣
克里斯托弗·伯尼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纳粹的长期单独禁闭，他的体验可说是上述过程的典型：
如果体验的范畴突然受到囿限，思想与感情濒临“断粮”，我们往往会开始关注周遭有限的事物，并提出一连串近乎荒谬的问题：“它有用吗？怎么用？它是谁做的？用什么做的？我在什么地方见过类似的东西？它还能引起我什么样的联想？”一条美好的联想之流潺潺不断由心问流通，它的源源不断与复杂性很快就淹没了起点的微不足道。以我的床为例，它跟任何学校宿舍或军营里的床差不多……床太简单，无法在我的思绪盘踞太久，结束床的联想，我摸摸毯子，估计它有多暖和，研究窗子的构造，厕所的不便……计算牢房的长度、宽度、坐向与高度……
包括遭恐怖分子绑架的外交官在内，凡是能承受独自监禁煎熬的人，都有这种设计心流活动、建立目标的禀赋。曾被苏联秘密警察囚禁在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一年多的陶瓷设计家伊娃·伊索，靠着估计如何用手头找得到的材料制作一件胸衣、在脑海里跟自己下西洋棋、用法文跟人进行虚构的对话、做体操、背诵自己写的诗句等办法，才不至于发疯。索尔仁尼琴在列弗尔托沃监狱的一名难友，把世界地图画在牢房的地板上，假想自己横渡欧亚大陆，前往美洲，每天只走几公里路。很多囚犯都发明了类似的“游戏”，以希特勒最欣赏的建筑师艾伯特·斯皮为例，被关在施潘道监狱的几个月间，他假设自己由柏林步行到耶路撒冷，靠想象力填充沿途风光和各种事件。
一位在美国空军情报机构服务的朋友，讲述了一个被囚禁在越南北部多年的飞行员的故事。该飞行员在丛林中瘦了80磅，健康也严重受损。获释时，他要求的第一件事是打一局高尔夫球。令他的同僚大为诧异的是，他虽瘦弱，球技却是一流的。他们询问他时，他答道自己每天靠想象打一局十八洞的高尔夫球，有系统地把球道分门别类，细心挑选球杆，设计球路，才熬过囚禁生涯。这样的锻炼不但使他保持神志清醒，显然也使他的体能、技巧突飞猛进。
在匈牙利，遭独自幽禁数年之久的诗人蒂博尔说，有数百名知识分子被关在维斯格勒监狱。他们设计了一个译诗比赛，整整忙了一年多。首先，他们必须选一首值得翻译的诗，光是把名单传到每一间牢房，就花了好几个月，等到用巧妙的秘密通信手段收齐选票，统计出结果，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最后，大家都同意把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哦!船长!我的船长!》译成匈牙利文，部分也是因为这是一首大多数犯人都能记得全的英文诗。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开始了：每个人都忙着翻译这首诗。由于没有纸也没有笔，于是蒂博尔在鞋底上抹了一层肥皂，用牙签把字母刻在上面。等他记熟了一行，就再涂抹一层新的肥皂。每译完一个章节，译者先把它背下，然后再传给邻室。不久，这首诗就有十来个不同的版本在狱中流传了，并由每个犯人加以评估和票选。惠特曼的诗翻译比赛结束后，接着翻译一首德国诗人席勒的诗……
在困难和威胁几乎使我们陷于瘫痪时，我们必须找到投注精神能量的新方向，一个不会受到外来力量影响的方向，以便肯定自己的控制力。即使所有希望都破灭了，我们还是得寻找一个有意义的目标，围绕着它重新整顿自我。那么，纵然在客观环境里沦为奴隶，主观上仍然保持自由，最不堪的情境也能转变成心流经验。索尔仁尼琴对这种事情描写得极好：
有时，跟一群绝望的犯人站在一起，周围环伺着荷机关枪叫嚣的警卫，我感到一阵节奏和意象汹涌显现，仿佛把我托上了半空……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自由而幸福，有的犯人会设法冲破铁丝网逃脱，对我而言，铁丝网根本不存在。犯人的总数并没有减少，但我已飞到远方去了。
不仅犯人会用这种策略收复对自己意识的控制，曾经在南极附近的小木屋里，独自度过4个月寒冷而黑暗日子的探险家、美国海军上将伯德，克服万难、单人飞越大西洋的林白，也都用相同的方法保持自我的完整。为什么有些人能实现内在的控制，其他人却被外在的困难击败了呢？
罗根在研究多位劫后余生者的记录后，提供了一个答案。他的研究对象都提到在极度艰苦困顿的情况下力量的来源，罗根认为，幸存者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一种自我意识不到的个人主义”，或者可说是有方向感、充满自信的目标。拥有这种特质的人，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都会全力以赴，而且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为这些人的动机在于行动本身，所以不易受到外来威胁的干扰。他们有足够的精神能量，可对周遭环境作客观分析与观察，也比较可能从中发现新的行动契机。如果要为自得其乐的性格选出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应该就是这一点了。只想保护自己的自恋者，在面临外在环境的威胁时就会崩溃，接踵而来的惊慌失措，使他们无法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内心，专注于恢复意识的秩序，根本没有余力应付外在的现实。
一个人若是对外界失去了兴趣，不愿主动跟外界建立关系，就等于把自己孤立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罗素在讲述他觅得个人幸福的过程说：“我渐渐学会对自己和自己的缺点漠不关心，我渐渐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外界事物上，例如，世界的状况、各式各样的知识和我喜欢的人。”这可能是如何培养自得其乐性格的最好的描述。这样的性格，部分应归功于遗传和童年的教育。有些人天生善于集中精神，比较有弹性，或幸运地靠父母训练成不过分自觉的个性；但这种能力也可以自己培养，经由不断练习和约束，臻至炉火纯青的地步。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该怎么做及如何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