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刚好跨越中国诗的黄金时代，成为两个高峰，他们只相差十一岁，可是两个人个性明显不同，我们称李白为诗仙，称杜甫为诗圣。
李白之所以被称为诗仙，是因为在诗的国度里，他是一个不遵守人间规则的人。“仙”的定义非常有趣，李白本身建立起来的个人生命风范，不能够用世俗的道德标准去看待，比如李白的好酒，李白的游侠性格，李白对人世间规则的叛逆。可以说李白把道家的或老庄的生命哲学做了尽情发挥，变成一种典范。杜甫是诗圣，“圣”与儒家学说有关，儒家生命的最高理想是成为圣人。“圣”需要在人间完成。“仙”是个人化的自我解放，“圣”则是个人在群体生活当中的自我锤炼。
虽然同时分享了大唐盛世时的诗歌高峰，李白呈现出来的生命意境，与杜甫呈现出来的生命意境非常不同。很多人喜欢争辩李白好还是杜甫好，其实生命里面常常充满两难，为什么一定要非做其中的一个选择。为什么不可以同时喜爱李白与杜甫两个诗人？读书时，我很大一个困扰就是在李白和杜甫之间的矛盾与游移。
在青春期，很自然会喜欢李白。李白的生命里所呈现出的自由形态，他的《少年游》、《少年行》中的青春形式，在正统文学当中不被鼓励。在整个文化体制中，受鼓励或赞赏的是经过很多历练之后的成熟与稳重。青春的热情、冲动、勇气或冒险，在文化当中是被忽略的。早期思想家并非没有碰到这个部分，只是生命充满了两难，为了有所偏重，势必造成对某一部分的忽略。李白式的生命形态在我们的历史当中越来越少，尤其是宋之后。这样的生命形态，年轻、大胆、冒险。《蜀道难》把我们带到一个惊险的世界，对非规则世界发出感叹，这是我们很少有的体验。我们在成长与求知的过程里，一再听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是行万里路其实很难。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在书房中，生命的真正历练，其实非常少。
在青年时对李白的爱好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那个时候很想背叛学校的教育，很想背叛家庭的规矩，很想像李白一样出走冒险。这未必是对李白绝对正确的理解，可是李白令人感觉到他的生命可以豁达到孤独地出走。那时候大家聚到一起，念的多是李白的诗句。今天对于杜甫的感动，是在进入中年的沧桑之后，开始明白他对人世间的悲悯，以及他把个人放入群体当中，对使命与责任的承担。
杜甫的社会性很强，李白根本没有社会性，“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亮与影子都要解脱社会性。李白鼓励个人把社会性的部分切断，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个人角度思考生命意义和价值。儒家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一定是放在群体当中考虑，比如孝与忠，是在家族与国家里完成自我，如果抽离了家族和国家，个人的意义无从讨论。李白不讨论这些问题，他就是一个决然的个人。“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杜甫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都是把自己放到群体当中。
圣与仙是非常不同的两种形态。在中国的整个思想极度成熟，文学达到登峰的时刻，李白体现了老庄思想的最高完成，杜甫体现了孔孟哲学的最高完成。
宋朝就开始讨论到底李白、杜甫孰优孰劣，从文学的技巧上来讲，杜诗可以学，李白不能够学。李白才气纵横，杜甫有严格的规范，在杜甫诗的国度中，有踪迹可循。
宋朝的苏辙认为李白这样的诗人完全不道德，说李白，“白昼杀人，不以为非”，白天杀人都不认为不对，因为李白的诗句当中，有“笑进一杯酒，杀人都市中”。其实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一样，很难用社会的功利去解读。任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如果用社会功利去解读，都没有办法存留。比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十四五岁的小孩爱得天翻地覆，最后自杀。如果多想一点社会道德或者社会现实，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应该禁掉。宋朝开始就已经对李白的诗很害怕，因为李白诗里有很多对个人出走的鼓励，后来的教育都害怕这种态度。在《蜀道难》中，哪里有前人开好的路？《蜀道难》最令人感动的是你必须披荆斩棘自己开路，《蜀道难》的快乐正在于此。宋以后的教育体系害怕李白是因为李白的创造力。创造力常常被理解为毁灭力，因为太冒险了，太不遵循人间的规则。杜甫逐渐成为正统文学里的伟大代表者，而李白则备受争议。
有天晚上皓月当空，你一个人喝酒，感觉到生命的孤独与茫然，体会到李白的诗最美的部分；有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夜晚，在地下道里面，你看到一个乞丐在行乞，也许你会想到杜甫诗中最感人的部分，你会想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实是不同的感动，我不觉得在皓月下喝酒的那个我，走到地下道看到乞丐就不会有悲悯之心。这中间并不冲突，而是生命的两种完成，一味争论李白与杜甫哪一个更好，是把文化弄得小家子气了。写李白写得最好的诗，是杜甫的诗；对杜甫怀念最深的诗，是李白写的，他们两人是很好的朋友，至少在创作领域彼此交汇，在生命领域各自发光。我们看不到他们对立的痕迹。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很自然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对方生命的怀念与感动。
常常听到人说李白笑杜甫，杜甫笑李白，似乎很合理，因为这两个人太不一样了。按照幼稚简单的逻辑，不一样的人彼此会攻击、批评。其实不一样常常造成互相欣赏。杜甫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像李白这么潇洒，所以他最喜欢李白；而李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像杜甫那样关心生活里的小事物，所以李白也喜欢杜甫。这里有种生命的互补。大唐盛世的迷人不止是李白生命的丰富，更是李白与杜甫一起构成的大丰富，因为他们如此不同，又是同一个花园里开出来的花朵。他们彼此也知道各自的定位都是对方不能取代的。如果没有了李白，历史上很多亮光就没有了，李白让人觉得生命还可以发亮。如果没有了杜甫，也会遗憾得不得了，因为杜甫是照到最角落的地方的光。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有人在那个角落生活，可是杜甫看到了。
杜甫说李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曾经在路上看到李白在长安城行走，这个城市中这么多士绅崇拜他，可是这个人怎么这么孤独、这么憔悴。他非常清楚李白的孤独，但李白不会无缘无故地跟杜甫说“我孤独啊，孤独啊”，他是从作品里读出来的，比如《月下独酌》，里面就有繁华里面的荒凉和孤独。杜甫也预言“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觉得李白将来在历史上会留名到千古之外，那个时候李白没有去世，杜甫已经确定他未来的声名。“寂寞身后事”，死的时候很潦倒，因为他没有争现世的名利，潦倒以终。
杜甫与李白彼此间有种知己情谊，历史上最让我感动的画面，是李白与杜甫共同走过长安城，在酒楼上坐下来喝酒，谈他们的生命理想。这种感情就是“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大约五百年后，在佛罗伦萨，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两个人的对话关系，是历史上另一个令我深深感动的画面。李白与杜甫，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他们的相遇是不可思议的生命的撞击。从李白转到杜甫，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更有趣的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现属于李白的部分和属于杜甫的部分。每一个生命里面都有这两个部分：对个体生命完成的追寻，让我们放歌山林；回到这世界上，对于最卑微的生命又有同情、悲悯。
当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杜甫非常知道李白的豪迈，他也可以这样做，可是杜甫好像在生命的两难里，先选择了路边冻死的那些人，他想要去描述这些人，所以就暂时没有机会去描述李白那种豪情。这是生命的偏重，对诗人个人而言，他们也有生命的两难，在这个两难当中，他们选择了暂时要完成的角色。李白与杜甫都留下一个风范，但他们两人的风范是不一样的。
整整一千年当中，很多人在讨论李白、杜甫的优劣，这真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浪费。文学的美不是生命的窄化，而是让生命开阔的过程。文学让生命可以包容更大更多，如果李白能够以一个“妾”的身份吟唱，如果李白化为飞跃山峰的鸟，我们还在讨论李白与杜甫的好坏，会是蛮滑稽的状态。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白与杜甫的同与不同。同或者不同与好坏无关，他们都是不可取代的，樟树与榕树哪种更好？它们是不同的生命，在自然世界里，一定要分好或不好，是荒谬的，人的世界也是如此。李白、杜甫的生命分别抵达了不同的巅峰状态，如果非要去比较优劣，会偏离对他们的真正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