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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蒙的《我所知道的普鲁斯特》乃是《格拉蒙回忆录》中间的一段，从未发表过，用法文撰写，由约翰·罗素译成英文，发表在《伦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里，格拉蒙叙述他于一九零一年第一次结识普鲁斯特的情景；同时回忆普鲁斯特病危时打给他的最后一次电话。此外，格拉蒙还提及他的妹妹伊莉莎白在一九二五年写的那本《孟德斯鸠与普鲁斯特》。这是一本重要的著述，它对前者给青年普鲁斯特的影响有非常精细的分析。
“普鲁斯特逝世后，”格拉蒙这样写：“他的著作变成很多新作家的灵感。许多作家，不乏著名人士，开始研究普鲁斯特，分析他的作品，及于最小的细节……”
普鲁斯特就是这样的一个巨人。《前卫文学》能够在创刊号译出这篇重要的回忆录，应该被视作一个非常适当的挑选。
此外，我还准备选译几封乔也斯的书简，配合在一起，可以让读者对二十世纪的两位文学巨人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如果本港的文艺工作者对撰写《颂扬爱情的诗集》之类的作家感到“茫然”的话，是绝对不会变成笑话的；但是作为本港中国作家的“代表”就不能对“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天才之一”詹姆士·乔也斯一无所知——我想。）
（作家在革命时代的最大任务应该是表现时代，反映时代，刻画处于这一时代的物象的内心，并对精神世界作大胆的探险。时代与环境给与作家的责任，决不是歌颂爱情。这里是一首刊于《颂扬爱情的诗集》封面上的代表作：
走去找那个女人对她说：
我要跟你生活在一起……
跪在她脚边因为她还年轻
而且漂亮。
不要抚摸她，当她的眼睛
望着你。
……
啊！她是年轻又极漂亮，她的手
在你发间，
现在不要怕她，噢，现在好好地抚摸她！
她已接受你。
如果有人询问此间文艺工作者对这样的“诗”，或者这样的诗人，有何意见时，即使“茫然”，也决不是可耻的事情。——我想。）
（詹姆士·乔也斯被严肃的批评家一致公认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杰出作家，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无法加以否认。许多优秀的作家们如浮琴妮亚·吴尔芙，如海明威，如福克纳，如帕索斯，如汤玛斯·吴尔夫等等，都在作品里接受他的影响。乔也斯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不比毕加索在世界绘画史上的地位更高，至少也应该被视作相等的。试问：一个参加国际性绘画会议的香港中国代表，如果连毕加索的名字都没有听见过的话，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假定那个国际性绘画会议讨论的主题第一项是：“绘画中的传统与现代性”，而香港的中国“代表”们对毕加索又“多属茫然”，等到正式开会时，“代表”们又将发表些什么样的意见呢？）
（这是资格问题。）
（“代表”们是以代表香港这一地区去参加会议的。如果“代表”们在别国代表们面前出了丑，凡是香港居民都有权提出抗议。“代表”们是代表香港这一地区的，“代表”们在国际场合中说错了话，等于香港全体居民说错了话。）
（假定这一次举行的是埠际足球赛，我们在遴选代表时，为了某种关系，故意不选姚卓然，黄志强，刘添，黄文伟等等球技卓绝的球员作为香港的代表，反而糊里糊涂选了一些专踢小型足球的人凑成一队，前往外地比赛，结果大败而归，丢尽香港人的面子，那个领队人不但不准别人指出弊端；还沾沾自喜地说：“除了我本人是领队外，其余诸位有的是积数十年经验的老球员，有的是练球甚勤的年轻朋友，总还不至于像某些人所指摘的，是不踢球的球员。”）
（……唉！这些事情，不想也罢。香港是个商业社会，只有傻瓜才关心这种问题。我是傻瓜！我是傻瓜！我是傻瓜！）
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我似梦初醒地走去接听。
是麦荷门打来的，问我格拉蒙那篇文章有没有译好。
我说：
——刚着手译了五百个字，就被一些问题侵扰得无法静下心来。
——明天排字房赶着要排的，我怕你又喝醉了，所以打个电话提醒你。
——我没有醉，不过，现在倒很想喝几杯了。现实实在太丑恶，我想暂时逃避一下。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现实，除非死亡。我们还有更严肃的工作要做，你不能一开始就消极。
——今天晚上，我心绪很乱，无法再译稿了。
——不行，你必须将格拉蒙那篇文章译出来，明天拿去印刷所发排。
——我心绪很乱。
——这是严肃而且有积极意义的工作，必须控制自己，将战斗精神集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