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初次见到山姆（萨曼莎更喜欢被这么称呼）时，她已经17岁了，但她看起来更年轻一些。在那个年龄阶段，我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活经历。那时的我从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并且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奖学金。而她却在一年之内更换了12处住所，包括寄养家庭、教养院、避难所、医院和拘留所，她从这些地方逃了出来或者说是被赶了出来。这种现实上的不匹配让我瞬间意识到，我正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条件下。
过来见我，这必然不是山姆的主意。山姆来见我之前在避难所居住了5个月，避难所要求其全体居民每周至少要做一次个别咨询。来见我之前，山姆一直用不睡觉的方式对这一要求表示拒绝、提出抗议。在此期间，山姆痛苦地看到其他居民通过调适得到了成长，迅速地获得了越来越多基本的生活权利，而这些权利正是山姆渴望得到的。在之前的5个月里，从打电话到看电视，山姆几乎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情，后来她终于屈服了，过来找我。但是，我很快发现，她的屈服仅仅是战术性的。
“你好，山姆。你能简单跟我说说是什么促使你过来找我的吗？”
“因为他们让我来的。”她头也不抬含糊地嘟囔着，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
“他们是用什么办法让你来的呢？”
“他们剥夺我所有的权利。”她回答道，这次的回答伴随着更多的力量和愤怒。
面对一个经历了如此大的动荡，而且毫无疑问有很多事情时时放在心上的青少年，治疗的开端并没有那么可怕。但遗憾的是，这个合适的开端将是我对山姆产生影响的最佳时间，这仅仅只有几周的时间。不久之后，对于自己所有的烦恼和不幸，山姆突然沉默不言了。而且，比我之前和之后遇到的任何患者保持沉默的时间都要长。作为一名临床医学家，我当然觉得山姆的表现是一种挑战，但这也从根本上反映出一个关于青少年的更普遍教训，这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