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研究者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严格地限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态度太过严谨。事实上，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不良行为与青少年的年龄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方面的证据是有力的。例如，人类学家爱丽丝·施莱格尔（Alice Schlegel）和赫伯特·巴里（Herbert Barry）曾经开展了一项详尽的而又意义深远的研究。他们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从赫鲁晓夫时代的俄罗斯乡村到伊拉克东北部的库尔德人，他们对来自186种前工业社会青少年的交谈和描述进行评估。如果在其他文化背景和时代下的青少年中没有发现这些普遍的不良行为，那么对于用大脑和激素来解释这些行为而言，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恰恰是施莱格尔和巴里在呈现其研究结果时所感到为难的。
施莱格尔和巴里发现，在所调查的一半以上的社会形态中，几乎不存在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在这些社会形态中，当个别的年轻人作出某些让人讨厌的行为时，他们会被看作另类的，而不是典型的。实际上，在很多社会形态的语言中，甚至不存在“行为不良”这个词语。在他们的词典中，青少年违法犯罪和老年人违法犯罪都是不存在的。特别是，这些社会形态中的青少年往往会很快融入成年人世界。他们与成年人一起工作，与成年人进行社交，而且他们参加成年人的宗教仪式。当青少年要为社区完成特殊任务时，他们才会被按照同龄人进行分组，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感到自豪的。在这些社会形态中，成年期迅速到来，行为不良现象并不存在，就像几代人之前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情况一样。
事实上，对于“无尽的青春期与青少年的生物学基础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观点，我们甚至不必通过外国的社会形态来加以理解。看看几代人之前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情况，我们就会非常清楚青少年独立活动的潜力有多大。例如，历史学家乔·克特（Joe Kett）描述了一位中等收入的年轻人的生活。这位年轻人名叫威廉·奥特（William Otter），1803年，他与一艘商船签约。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幸遭遇了海难，后来他被征召进入英国海军，随后又私逃到纽约，在那里成了一名学徒。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16岁那年。苏珊·赫尔（Susan Hull）曾写过一套全书《联邦娃娃兵》（Boy Soldiers of the Confederacy），书中描写了青少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杰出成就，在这些青少年中，很多只有13岁。我那伟大的曾祖父就是在17岁时离开家乡和亲人，扬帆远航来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在这片新的土地上，说着新的语言，完全独立地生活着。他是非同寻常的，埃利斯岛的花名册就是极好的佐证。很明显，这些青少年有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潜力，而且他们将这种潜力发挥了出来。
考虑到营养和教育的作用，如果说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区别的话，在大脑发育方面，过去的这些青少年或许不如现在的青少年成熟。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激素的发展并没有发生。如果我们想把青少年的依赖、固执、玩世不恭和消极被动归咎于他们的大脑，那么从世界范围内和整个历史上来看，将会有很多鲜明的反例来反驳我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