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简单的道理

李先生在9月22日《新京报》发表《我为什么起诉周国平》一文，他在文中宣布：“我是《纯粹的智慧》一书的作者”。这一本冒我的名字畅销而内容低俗的书，现在其真实的作者公开亮相了，这有助于澄清读者的误解，对此我深表欢迎。李先生还宣布：“我是以《纯粹的智慧》一书作者的名义去起诉的”。《纯粹的智慧》已被证实是一本伪书，一个人怎么能以一本冒名伪书的作者的名义去起诉被冒名者，这未免令人费解。不过，读了他的整篇文章，我发现，令人费解之处比比皆是，要和这位李先生讲清一些简单的道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想去反驳李先生所述的起诉我的理由，只想稍微分析一下支撑其理由的“理论根据”。他的“理论根据”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凡是经出版单位三审通过的出版物，在内容上均是合格产品”；第二，对于这些“合格产品”，“你有阅读的自由也有不阅读的自由”，但没有批评（例如批评为“文化垃圾”）的自由，否则就是“对他人创作自由的歧视和干涉”，就是侵权。

先说第一点。众所周知，相当时期以来，图书市场的情况十分混乱，一些书商与一些出版社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勾结，出版了大量内容低劣的书。这些书恰恰是“经出版单位三审通过”的，但“在内容上”绝非“合格产品”。无论什么产品，其生产单位的合法地位与产品质量的合格是两回事，前者并不能担保后者，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李先生强调三审通过即内容合格，特别的用意是要为伪书辩护。他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见9月23日该报）采访时声称：“打伪书是新闻出版部门和执法部门的事，跟周国平没有任何关系”，“打伪书不包含对内容的评价”，如果评价就是“在维权时明显违规”。这种论调的离谱简直叫人目瞪口呆。打伪书是新闻出版部门和执法部门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只是各有各的“打”法。作为普通公民，当然不能运用职权去禁止伪书，但可以也应该运用公民权利去揭露伪书，其中包括评价其内容。事实上，伪书往往是书商雇用写手草草炮制，内容多半低劣，伪书和垃圾书乃是共生现象。一本书即使不是伪书，人们仍有评价其内容的权利，何况伪书。

这就要说到第二点了。可是，我实在不好意思说下去了。无论什么公开出版物，读者当然“有阅读的自由也有不阅读的自由”，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批评的自由，这有什么疑问吗？出版自由不是出版物免受批评的自由，相反，批评的自由是出版自由的必要组成部分。李先生居然知道并且引用了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赞成你所说的话，但我要拼死捍卫你说话的自由。”他显然没有读懂这句话。我当然不能阻止李先生用他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我的名字出版任何书，然而，一旦出版了，他就不能禁止我对书中的内容说话，包括他不爱听的话。现在，他不但不肯“拼死捍卫”，反而试图用法律手段剥夺我说话的自由，所做的事恰与伏尔泰的主张背道而驰。

我一直诧异李先生想通过这个荒唐的官司达到什么目的，《中国图书商报》的采访为我解开了谜底，他坦然承认“算是一种自我炒作”，并宣称：“起诉周国平正好为我提供了宣传创商理论的平台和机会。”据他说，他的“这套理论是独一无二的，并注册了商标，它不是一个简单作品，是一套理论发明，不允许别人妄加评判”。这样奇特的逻辑真是闻所未闻。原来我不小心碰上了一个奇人，他手上有一套独一无二的“理论发明”，不过，这个“理论发明”不但需要通过注册商标，而且必须通过起诉我才能让世人接受。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论发明”的确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有人冒用五粮液商标销售劣酒，五粮液厂家揭露这不但是假酒，而且是劣酒，于是劣酒的制造者跳出来告厂家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我遭遇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