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典型的状况，你等了好几年希望事业有所突破，突然你面前出现了两个机会。终于有两个大使的职位供潘妮选择：两个都是南海岛国，国土面积、地理环境与气候相似。拉利塔里亚有着严格的法律，婚外情、酒、毒品、大众娱乐乃至美食一律被禁止，该国只允许艺术与音乐等“高档的娱乐”。事实上，拉利塔里亚在推广这类活动，因此岛上拥有世界级的交响乐团、歌剧院、艺术廊以及“合法的”戏剧院。
相反，拉维塔里亚是思想与文化的沙漠；尽管如此，它却是享乐主义者的天堂。拉维塔里亚有很多很出色的餐厅，有蓬勃发展的喜剧与讽刺剧巡演，对性与毒品也持自由的态度。
潘妮不愿在拉利塔里亚的高档娱乐与拉维塔里亚的低俗娱乐之间选择，因为她两者都喜欢。事实上，对潘妮来说，理想的一天应该包括美食、好酒、高档的文化与低俗娱乐，但是她必须二选一。在被迫做出决定之下，潘妮的选择会是什么？贝多芬还是惠灵顿牛肉？罗西尼还是马天尼？莎士比亚还是小甜甜布兰妮？
资料来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1863。
这两个奇怪的国家，哪一个能让人过得更轻松？也许你认为这只是偏好问题。让艺术爱好者到拉利塔里亚，喜欢派对的就去拉维塔里亚。两个都喜欢的，应该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就得决定自己最喜欢什么，或者至少决定失去哪部分更容易接受。
然而，如果这只是品味与个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高档的娱乐总是能获得政府补助，而低俗娱乐总是被征收重税？如果听威尔第歌剧得到的愉悦感与听摩托头摇滚乐不相上下，为什么摇滚俱乐部无法像皇家歌剧院那样得到相同的补助？
诸如此类的思考让许多人认定知识分子的“高档”娱乐与精致的美学欣赏有优越之处。然而，一旦这个观点遭到质疑，我们就很难想出理由来区别高档与低俗。有人怀疑这种区别只是一种偏好、势利或精英主义，只是以客观判断的名义进行掩饰。
这个问题困扰着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认为道德的目标是最大化人的幸福。穆勒面对的问题是，他的哲学似乎将充满浅薄与感官愉悦的生命看得比数量较少却更具思想的生命更重要。生活满足的猫过得比烦恼的艺术家要好。
解决的方式是区分娱乐的质与量。只充满低俗娱乐的生命，比除了低俗娱乐还拥有一点儿高档娱乐的生命更差，但这仍未解释为什么后者更幸福？
穆勒提出一项测试。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裁判才有资格下决定。曾经同时体会过高档与低俗娱乐的人才有资格决定哪一种更优。而正如“高档”与“低俗”的分类所展示的那样，弥尔知道该如何思考这些人的选择。
如果弥尔是对的，潘妮身为有资格的裁判，将会选择拉利塔里亚。她也许会遗憾自己无法享受低俗娱乐，但是不能享受高档娱乐会让她更苦恼。相比从未欣赏过艺术或从未沉溺于低俗娱乐的人，潘妮的意见更有分量。不过，潘妮真的会这样决定吗？她的判断真能告诉我们，高档娱乐一般都比低俗娱乐更优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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