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教育圣经：《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原文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
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
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
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译文
古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伦理道德”。不知何时，“记诵词章”的教育内容大为风行，因此取代了伦理道德，让古圣先贤所立下的教育真谛消失。
我认为，应该恢复古圣先贤所立下的教育内容，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儿童的基本功课。
首先，要引导孩子们吟唱诗歌来激发他们的志趣；其次，引导他们学习礼仪，让他们的仪容趋于严肃；最后，劝导他们读书，以开启他们的灵性和智慧。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让孩童吟唱诗歌、学习礼仪毫无用处。我说，这都是浅薄庸俗的见识，他们根本就不理解古人立教的本意！
大体来讲，儿童喜欢嬉戏玩耍而害怕受到束缚，就如草木刚露头发芽时，如果顺其自然，让它舒展畅快地生长，就能枝繁叶茂；但如果摧残它阻止它生长，必会枯萎。我们现在教育儿童，必须要鼓舞他们的兴趣，使他们内心喜悦，那么他们自然就会进步，不会停止不前。正如及时的雨露、和煦的春风，滋润了花草树木，自然萌芽发育，自然能一天天地茁壮生长。如果总是遇到冰霜侵袭，那么它们就会萧条枯萎而死。
所以凡是通过歌诗来引导儿童的，不仅仅是为了发展他们的志趣而已，同时也是把他们那与生俱来的蹦跳呼喊的精力转移成为有节奏的朗诵诗歌活动，让他们在音律中宣泄心中的郁结和不快；用礼仪来引导儿童，不仅是为了整顿他们的仪容而已，同时也是通过揖让叩拜的动作来活动他们的血脉，在起跪屈伸中强健筋骨；教导他们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开启他们的智慧，增长他们的知识而已，同时也是通过深入钻研反复体会而锻炼他们的思想，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宣导他们的志向。
这一切都是顺应引导他们的思想志向，调理他们的性情，在无声无息中消除他们的鄙俗，不知不觉中改变他们的粗鲁愚顽。如此，使他们日渐接近礼而不感到厌烦，性情在春风化雨中达到中正平和。这就是古代圣贤设立教育的深意。
可现在的儿童教育呢，真让人心寒。儿童教育者每天只是用标点断句、课业练习督促他们，要求他们严格约束自己，却不知用礼仪来引导他们；只要求他们聪明，却不知用好的方法来培养他们；只知道鞭挞束缚他们，如同对待囚犯，却不知儿童最讨厌的就是被束缚。于是，儿童们把学校看作是监狱而不愿去，把老师看作是强盗和仇人而不愿见，用逃避、掩饰遮盖来达到他们嬉戏玩耍的目的，作假撒谎来放纵他们的顽劣鄙陋本性。于是，他们得过且过，庸俗鄙陋，日益堕落。这是驱使他们作恶却又要求他们向善，纵是神仙，恐怕也难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我的教育理念！
评析
中国古代的儿童启蒙教育大都在家中完成，所以，《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虽非家信，其内容却洋溢着家训的味道。“训蒙大意”就是教育儿童的大致主张之意，“教读”刘伯颂是“教师”刘伯颂。这篇文字写于王阳明巡抚江西赣州时期，是一篇儿童教育圣经。
王阳明最先说的是，古时候教人的道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可后来教人的方法就变味了，专门让人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胡念，书里所说的道理根本不去理睬。照这个样子，即使读了几百车书，倒背如流，能有什么用？还有一种教育方法是，专门教学生做文章，文章做得天花乱坠，却不能实实在在地做忠、孝、信、义的事，这难道是成功的教育吗！王阳明特别痛恨后世教育的方法，专重在熟读古书、做好文章去应考，混个功名富贵，把古圣先贤教人实行忠、孝、信、义的道理，却抛在脑后。
是可忍孰不可忍！
接着，王阳明提出教人的根本主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它们被称为人生八德，是中国古代德育的全部内容。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这八德，或者是缺斤少两，那儒家就会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就不是个人！
孝，就是孝顺。孝顺父母，乃其他七种美德的基石。人为什么要孝顺？因为我们必须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王阳明所说的孝顺，前面已谈到，一是让父母安心；二是并非儿女单方面的孝顺，还有父母的慈，所谓“父慈子孝”，双方是有互动的。
悌，是悌敬。兄弟姊妹之间的，就是兄弟友爱，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从善。在一个家庭中，悌的功能仅次于孝，它是联结同辈之间的黏合剂。
忠，是尽己，也就是尽自己全部心力来做一件事。在古代，它指的就是忠于皇帝。王阳明则认为，要忠于天下，其实就是忠于国家和民众。
信，是真诚不欺自己和他人。不能糊弄自己的良知，倘若你不糊弄自己的良知，自然就不会欺骗别人。要做一件事，就要恭敬而努力地去做，这做事的过程，就是个信的过程。
礼，是外在的礼仪。中国古代，礼仪纷繁复杂，如果你有兴趣打开《礼记》，会发现不胜枚举的礼仪向你招手。婚、丧、祭、朝、聘，每种礼仪都够你学上一年的。很多生性洒脱、不拘小节的古人把这些看成是繁文缛节，但它的确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行礼仪，让人首先从外在树起一种敬畏之情，惯性使然下，它会深入你内心，塑造你成为彬彬君子。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礼，所以他的主张就是，礼必须要有，但不必过于复杂。只要能深入你心，行之无妨；不深入你心，弃之也无妨。只要记住：一切礼都是为我们光明良知服务的。
义，很多人认为是义气，王阳明则认为是“适宜”。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在做和不该做之间有个点，这个点就是义。对朋友要义，无非是要你对朋友做适宜的事。所以，不适宜的江湖义气，是万万要不得的。
廉，是廉洁。依良知之道去追求利而不贪利，就是廉。
耻，是羞耻。凡是不合天理的事，就是不符合良知，绝对不能去做，做了就会感到羞耻。人正因为有“耻”，所以才会远离人欲，追求天理，才能成为一个好人。
王阳明认为，人生八德中的关键点不是基石“孝”，也不是尽心尽力的“忠”，而是“义”。他在《传习录》中说过，良知就是“义”，或称为“宜”，就是适宜。只要你做事适宜，不偏不倚，八德中的其他七德都是水到渠成之事。
适宜地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就轻而易举；适宜地尽心尽力忠诚于某人和某事，忠诚于某人和某事就自然而然。
所有的玄机都在“义”上，良知判断出的适宜与不适宜而已。
那么，如何让孩子学习并懂得人生八德呢？或者说，如何把人生八德教授给孩子们呢？
每天拿着人生八德的内容向孩子们灌输吗？
王阳明不认为这是好办法。他认为，人生八德的内容与生俱来，原本就在孩子心中，我们只须通过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方法，将其呼唤出来即可。
为此，王阳明提出三种：读书、歌诗、习礼。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文化课、音乐课、体育课。
中国人，尤其是古人，最重视文化课，文化课里最重视德育，音乐课也讲，但很少讲体育课，导致了中国人后来成为东亚病夫。这都是教育惹的祸。
在王阳明看来，读书、歌诗、习礼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背后有大深意。
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开启他们的智慧，增长他们的知识，同时也是通过深入钻研反复体会而锻炼他们的思想，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宣导他们的志向。
歌诗，不仅仅是为了发展他们的志趣，同时也是把他们那与生俱来的蹦跳呼喊的精力转移成为有节奏的朗诵诗歌的活动，让他们在音律中宣泄心中的郁结和不快。
礼仪，不仅是为了整顿他们的仪容，同时也是通过揖让叩拜的动作来活动他们的血脉，在起跪屈伸中强健筋骨。
这就是教育的真谛！
以上的三种方法实际上是王阳明从儿童的性情出发的，小孩子性情活泼，像初生的草木一样，不能压制他。现代教育心理学也认为，教育儿童，要顺着他的性情才好，设种种方法，引起他的欢悦心，使他乐于受教。然后施以合宜的教育，才能够开发他固有的智能和品德，这智能和品德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顺着儿童本原的性情意志，渐渐培养他的长处，警惕他的短处。王阳明并非要雷厉风行地把儿童的短处瞬间铲除，而是希望能潜移默化。大禹治水，是顺着水性，他老爹治水却是逆着水性，二者相比，高下立判。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是王阳明以良知为指引，写就的一篇儿童教育圣经，值得古往今来的家长们反复阅读，铭记于心，知行合一，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