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把生活过成“说走就走”的模式是一种态度，那么在这种态度之余，三毛还有她的勇气、执拗与不顾他人。学业也好，喜好也罢，多多少少是带着“我想到这样，所以我就这样做了”的行动力的。
她的率真与敢作敢为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积蓄的思索和忖度，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白纸，也不去疑虑之后的生活如何继续，如何与自己和新环境相处，所以初到西班牙的三毛，其艰辛和孤独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或者说从这时起，三毛终于有了自己强烈的选择意识，摒弃了畏缩与犹豫，变成一个用强硬且主动的方式来择选自己生活的人。她用迂回且谦卑的方式来进攻，这也不能掩盖住她自立的光芒。这并不奇怪，更甚说，这时的三毛愈发成了一个自作主张的人，并将这样的习性贯穿了一生。
于是只管行走，不管前程；于是只管行动，不管后路。
而为何选择去西班牙，说来又是一桩一时兴起的举动。还是在读文化学院哲学系三年级的时候，三毛听到一张西班牙古典吉他唱片，被曲调深深打动。于是西班牙的小白房子，小毛驴，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都成了衔着浪漫与质朴气息的诱惑物，在三毛眼里这是生活与梦想的天堂，是值得她只身前往并且去滞留的地方。
于是，不怕劳顿、不惧孤独、不畏艰辛。靠的也只是那份孤勇与执拗。
怎么能不怕呢，那么小的年纪，又恰逢情感的创伤，这样的外出求学是疗伤与赌气的结果，又带着骑虎难下的不能退缩。
而结果是，天堂依旧是天堂，刚刚落脚的人却显得格格不入。
三毛的父亲陈嗣庆在《我家老二》里写过三毛初到西班牙的场景：
三毛在西班牙做了三个月的哑巴、聋子，半年中的来信，不说辛酸。她拼命学语文了。
半年之后，三毛进入了马德里大学，来信中追问初恋男友的消息——可见他们通信不勤。
一年之后的那个女孩子，来信不一样了。
她说，女生宿舍晚上西班牙男生“情歌队”来窗外唱歌，最后一首一定特别指明是给她的。她不见得旧情难忘，可是尚算粗识时务——开始新天新地，交起朋友来。学业方面，她很少说，只说在研读中世纪神学家圣·多玛斯的著作。天晓得，以她那时的西班牙文化程度怎能说出这种大话。后来她的来信内容对我们很遥远，她去念“现代诗”“艺术史”“西班牙文学”“人文地理”……我猜想她的确在念，可是字里行间，又在坐咖啡馆、跳舞、搭便车旅行、听轻歌剧……这种蛛丝马迹她不明说，也许是以为不用功对不起父母。其实我对她懂得享受生命，内心暗喜。第二年，三毛跑到巴黎、慕尼黑、罗马、阿姆斯特丹……她没有向家中要旅费，她说：“很简单，吃白面包，喝自来水，够活!”有一天，女儿来了一封信，说：“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从今以后，一定戒烟。”我们才知道她抽烟了。三毛至今对不起我们，她说：“会戒死。”我们不要她死，她就一直抽。她的故事讲不完，只有跳过很多。
被父亲的朋友接下飞机后，到达的第一站是一所在西班牙被叫作“书院”的女生宿舍。
书院向来没有中国学生，在这个混杂的大环境里，大家都是异国人。语言不通、环境不熟、面孔陌生，除了极强的独立能力之余，还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和适应力，更何况在那个年代，出国留学并不是常见的事。
或者说，当三毛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她所代表的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孤勇，这份孤勇是力量，也是寂寥和担当。
而那个时代的大背景，女性尽管仍旧受到很多限制，不能在公共角色上发挥太大作用，却在生活领域和情感领域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意识，她们开始要求更多的“自我感受”。
而三毛，是不折不扣的领路人，她在那些犹豫和迟疑的脚步里，把远行树立成一种铿锵，在大时代的洪流里，显得尤为可贵。
所以当父母仍旧持着“忍耐”的态度叮嘱三毛时，三毛自然也没有全信“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忍让，吃亏就是便宜”，她从来都不是墨守成规的人。
带着新鲜与适应，三毛开始了一段异国之途。
最开始必然是异常艰辛的，语言不通带来的隔阂感让三毛整个人都沮丧起来。能够传递感情的，除了写信给家人，再无其他。
第一次跟外国人相处，初来乍到的三毛也做得彬彬有礼，为人谦卑又温和。所以最开始的两个月，三毛跟整个宿舍的人关系都非常好，同学知晓三毛语言不好，下了课回来总是有人教她说话。上课时候跟不上老师的速度，也有男同学主动拿来笔记借给三毛抄写。
四个人住的宿舍房间，内务是要做好的，每天九点钟院长会上来查看。最初的一个月，同房们对三毛太好，除了铺床之外，其他事情都抢着替三毛做，扫地之类的体力活儿，也是几个人争争抢抢，不许三毛动扫把。
三毛偏偏是感恩的人，真性情又善良，于是三个月之后，她不定期地除了铺自己的床也开始铺别人的床。除了擦干净自己的桌子，也开始帮着别人收拾衣服，清洗地板，甚至帮助别人清理垃圾。
更甚的是，热情亦如三毛。她柜子里的漂亮衣服，有越来越多的人过来借着穿，从开始的有借有还，到了不予通知就自行去拿。大家对三毛的称呼更热络了，变成了“我的宝贝”“太阳”“美人”，说起三毛来，每个人都是赞不绝口。
于是就成了“三毛，天下雨了，快帮去收衣服”，“三毛，我在外面吃饭，你醒着别睡，替我开门”，“快来替我烫头发，你的指甲油顺手带过来”，“三毛，今天院长骂人了，你怎么没扫地”。
当大家把三毛热心做的一切都当作理所应当的时候，三毛的反叛情绪终于暴露出来。她终究也不是逆来顺受的人，待人带着九分真性情，却是需要得到反馈与回报的，抛出去九分收到零分的事情，三毛做不来，也不愿意伪饰成一个勤劳的、宽忍的中国好人。
于是吃多了亏的三毛，在大家眼里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便宜人。
于是当院长铁青着脸走进宿舍来，看到宿舍几个人都躺在三毛的床上喝酒时，想也不想就判定三毛是始作俑者，她看着靠在床边的三毛，怒气冲冲：“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分上，从来不说你，你给我滚出去，我早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孤独一人也好，语言不通也好，劳累辛苦也好，唯独受错怪受屈辱，这是绝对不行的。
三毛在这一刻，把心中积蓄已久的委屈和愤怒全部爆发出来，她尖叫着哭着喊着，把那些生涩的处事经验踩在脚下，她才不要管那些哩！她拿着扫把冲着宿舍的几个同学又喊又打，背后被人抱住也不肯停手。
有人喊着“快报警啊”，三毛也不惧怕。她举起桌上的大花瓶，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
院长气坏了，呵斥三毛跟大家道歉。三毛也不顾，狠狠瞪了一眼院长，一个人跑到顶楼的小书房，痛哭到天亮。
而那些被修理过的同学，终于知道了三毛的厉害。再也不一味地指使和命令三毛，从此之后大家和和气气，生活都变得规矩起来。
三毛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她只是想着过去她尽的义务太多太多，现在豁出去，就像大闹一次天宫，大不了她就滚开，反正也不是死罪。而奇怪的是，她并没有被勒令离开，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当她把宽容和忍让那一套暂时抛下之后，居然是外国人倒过来礼仪对她了。
直至后来与院长交谈，三毛也从未低头，一再重申自己被冤枉。她说：“这个世界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着尊重。一个横蛮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国民外交固然重要，但是在建交之前，绝不可国民跌跤。那样除了受人欺负之外，建立的邦交也是没有尊严的。”
诚然，这是多么深刻的道理。初入他境，交手的第一回合，竟然是全胜。
这是多么勇敢又要强的女子啊！
后来的日子变得格外忙碌起来。
三毛是不服输的人，自然也不会让自己的成绩落于他人之下。后来她研读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的著作，这篇全部用西班牙文写作且极为深奥的书，三毛已经能读得畅通了。后来又读“现代诗”“艺术史”“西班牙文学”“人文地理”……
三毛的学识是交杂式的，但凡能接触到的领域她都不肯放过，于是书越啃越多，才发觉自己懂得的如此浅薄，压力和负担也重起来。正如父亲陈嗣庆所说：“天晓得，以她那时的西班牙文程度怎能说出这种大话。”可见初入西班牙的三毛所承受的心理负担之重。
而三毛也是热情的人，骨子里又善于流露自己的感情。后来她不再故意去克制为难自己，待人对事也显得通达起来。在给父母的家信里，她提到一到晚上女生宿舍就有西班牙男生“情歌队”来窗外唱歌，最后一首一定特别指明是给她的。而同时三毛也在坐咖啡馆、跳舞、搭便车旅行、听轻歌剧……一边是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不辜负父母的血汗钱，另一边又在充分履行自己的喜好。
充分去享受生命，且携带无限的精力、热情与勇气，这是三毛初入西班牙时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印象。
所以，当无数人还在纠结于要不要出国完成自己的梦想，或者是到了异国他乡如何生存获得别人尊重的时候，三毛已经用她的行动力证明了“她能行”，她能站住脚，且站得掷地有声。
三毛早也意识到活着不是为了凑热闹的，归属感与停泊对她而言并没有意义。她要的是一种漂泊的仪式感，这份仪式感带给她的满足与人生历练远远大于稳定在一处过一份循规蹈矩的生活。
生活有太多一成不变的规律，但如何把它潇洒地用掉，且用的毫无遗憾，这才是生命的意义，也才是唯一对自己有价值的事。
三毛想通了这一点，所以她早早就获得了自由，从身体上，从精神上。
所以一九六七年，当那个十七岁的男孩子出现的时候，三毛并不想从这种自由里挣脱出来，她不想被感情和责任所束缚，她追求的爱情，是稳妥的又遍布甜蜜的，因为太祈求爱情的美好，所以不愿承担伴随它而来的争吵、猜疑、厌倦和平淡。
于是索性暂时把自己锁起来，做一个不说话的爱情哑巴。
而他偏偏也执拗，对爱情，对三毛。
他是荷西。
那一年荷西还不叫荷西，叫Jose，荷西是三毛后来给他起的中文名字。而中文名字的由来，仅仅是因为荷西这个名字比较容易写，三毛原本的用意是叫“和曦”，取义为人祥和又如晨曦，在三毛眼中，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曦”字太难写了，荷西怎么也学不会，所以三毛索性顺口喊出了“荷西”，这个名字也一直用了下来。
三毛刚认识荷西的时候，荷西只有十七岁。
那天是圣诞节，三毛在朋友家里，荷西也来这里向一些中国朋友祝贺圣诞节，荷西从楼上跑下来，三毛第一眼见到荷西的反应是“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英俊的男孩子”，接下来又想到“如果有一天可以做他的妻子，在虚荣心上，也该是一种满足了”。
只是这终究是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想法罢了，对于受过一次情伤且未痊愈的三毛，如何再经营一段感情她还没有想过。此后三毛倒是常去这个朋友家里玩，荷西也住在附近，两个人就经常一起打棒球，有时候下雪，也在院子里打雪仗，或者是一起去逛旧货市场。
荷西像个温柔宽厚的弟弟一般，随着三毛的脚步，听从三毛的建议和喜好。
那一年，荷西高三，三毛大学三年级。他们相差了八岁。
直到有一天，三毛在书院宿舍里读书，听到同学们喊：“表弟来喽！”
“表弟”在西班牙文里有嘲弄的意思，起初只听到同学们不停地喊“表弟来喽”，三毛觉得奇怪，她没有表弟，所以并没有想到是来找自己的。后来同学们一直喊，三毛就到阳台上去看，那个站在楼下的男孩子，就是荷西。
荷西手里抱了几本书，另一只手捏着一顶法国帽，整个人都紧绷绷的，看起来紧张得能捏出水来。
三毛见是荷西，自然被刚才同学的嘲讽搞得恼怒，于是她气冲冲地下楼去找荷西，说：“你来做什么？”那个大了荷西好多岁的三毛，总是拎着忘不掉的年龄差，说起话来也总是一股姊姊的教训口气。
荷西说：“我有十四块钱，正好够买两个人的入场券，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但是要走路去，因为已经没有车钱了。”
三毛这才明白了荷西的用意，她是敏感且聪慧的，怎么会看不出这个男孩子对她动了情。
只是这时候的三毛还不懂得拒绝人，也或者她不忍心拒绝这个小她八岁的腼腆羞赧的男孩子，于是三毛答应了荷西的邀请，两人去一家较近的电影院看电影。
于是后来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荷西都逃课过来找三毛，他就站在楼下的那棵大树下，也不敢进会客室。于是同学们又纷纷起哄，朝着三毛喊：“表弟来喽！”
三毛劝荷西不能再逃课了，荷西也不听。两个人都没有钱，就只有在街上走，有时候也到皇宫去看看，去捡人家垃圾场里的废物。这些三毛自幼便有的喜好，在外人眼里是多么怪异的一件事，而荷西却给出了极大的热情，甚至让三毛感觉到他是出于内心地对自己的行为认同且赞成。
当三毛从荷西身上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与依赖感时，她也真的意识到，这段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个男孩子感情认真了。她听到荷西一脸认真地说：“再等我六年，让我四年念大学，二年服兵役，六年以后我们可以结婚了，我一生的想望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公寓，里面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太太，然后我去赚钱养活你，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梦想。”
倘若说世界上最悲凉的事便是孤独终老，三毛当然不会允可自己做这其中的一个。只是荷西的感情太强烈了，在这种层面上，他与三毛分明是一种人，一旦决定就不留后路，万劫不复也不肯折头。
所以这一次，三毛怕了。她对荷西说：“你从今天起不要来找我了”。话一出口又怕伤害到这个初恋的男孩子，弄得自己心里又愧疚又难过。
荷西拗不过三毛，只得妥协，他说：“我不会再来缠你，除非你自己愿意，我永远不会来缠你。”那个满脸委屈的男孩子，在马德里少见的雪天里慢慢跑起来，一边跑一边回头喊着：“ECHO再见！ECHO再见！”他走出去很远了，仍旧挥着他手里的法国帽，频频地回头。
三毛难过坏了，她看到荷西逐渐消失在雪地里，心里拼命喊着：“荷西！你回来吧！”只是话终究没有讲出口，那个心里隐隐作痛的三毛，尚且不能真正抚平年龄的隔阂，她需求的那份安稳荷西愿意给她，但是谁能够相信一个只有十七岁的男孩子呢？
三毛不敢赌，于是只能早早松手，让荷西好好去成长。
当时的三毛一定不曾想到，几年后那个站在树下拿着法国帽等他的男孩子，已经长成了大人的模样，他的笑容依旧温和，胸襟也依旧宽阔，他带着珍爱和亲昵看着三毛，那是三毛一生最爱的人。
当时的三毛也一定不曾想到，如今看到的爱与怕在时间的辗转里，都显得不值一提，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日后谈论起，竟然都静默如涓流。就是有这样的人，偏偏苦也不去托付，习惯的仍旧是假逞强，却也带着个微笑。
我们试着去归纳的人生，总是与年岁开着荒诞玩笑。有些人总是要遇到，即便它历经三百六十度磨难，也终究会重逢。
我们管这些，叫作命。
荷西不再来，那棵荷西过去等待的树旁，如今空空。那个被同学们嬉闹称作“表弟”的男孩子，如今也懂得隐忍自己的情绪，在远远的校园中、家里静默不做声。
只是甘于寂寞绝非易事。空空如也的心和房子一样，也需要人气来支撑。即便在三毛与感动、接纳、给及之间，隔着的是那双恐惧与退缩的眼睛。
那段时间的三毛便是这副模样，她的心里时常会想到荷西，那个陪他一起捡垃圾的漂亮男孩子。
后来三毛在《一个男孩子的爱情》里写下过当初拒绝荷西的经过：
有一日，天已经很冷了，我们没有地方去，把横在街上的板凳，搬到地下车的出风口，当地下车经过的时候一阵热风吹出来，就是我们的暖气。两个人就冻在那个板凳上像乞丐一样。这时我对荷西说，“你从今天起不要来找我了。”我为什么会跟他说这种话呢？因为他坐在我的旁边很认真地跟我说：“再等我六年，让我四年念大学，二年服兵役，六年以后我们可以结婚了，我一生的想望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公寓，里面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太太，然后我去赚钱养活你，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梦想。”他又说，“在我自己的家里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我听到他这个梦想的时候，突然有一股要流泪的冲动，我跟他说：“荷西，你才十八岁，我比你大很多，希望你不要再做这个梦了，从今天起，不要再来找我，如果你又站在那个树下的话，我也不会再出来了，因为六年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我也不会等你六年。你要听我的话，不可以来缠我，你来缠的话，我是会怕的。”他愣了一下，问：“这阵子来，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我跟你讲这些话，是因为你实在太好了，我不愿意再跟你交往下去。”接着，我站起来，他也跟着站起来，一齐走到马德里皇宫的一个公园里，园里有个小坡，我跟他说：“我站在这里看你走，这是最后一次看你，你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他说：“我站这里看你走好了。”我说：“不！不！不！我站在这里看你走，而且你要听我的话哟，永远不可以再回来了。”
那时候我很怕他再来缠我，我就说：“你也不要来缠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跟我班上的男同学出去，不能再跟你出去了。”
这么一讲自己又紧张起来，因为我害怕伤害到个初恋的年轻人，通常初恋的人感情总是脆弱的。他就说：“好吧！我不会再来缠你，你也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因为我们这几个星期来的交往，你始终把我当作一个孩子，你说‘你不要再来缠我了’，我心里也想过，除非你自己愿意，我永远不会来缠你。”
讲完那段话，天已经很晚了，他开始慢慢地跑起来，一面跑一面回头，一面回头，脸上还挂着笑，口中喊着：“Ｅｃｈｏ再见！Ｅｃｈｏ再见！”我站在那里看他，马德里是很少下雪的，但就在那个夜里，天下起了雪来。荷西在那片大草坡上跑着，一手挥着法国帽，仍然频频地回头，我站在那里看荷西渐渐地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与皑皑的雪花里，那时我几乎忍不住喊叫起来：“荷西！你回来吧！”可是我没有说。以后每当我看《红楼梦》宝玉出家的那一幕，总会想到荷西十八岁那年在那空旷的雪地里，怎么样跑着、叫着我的名字：“Ｅｃｈｏ再见！Ｅｃｈｏ再见！”
他跑了以后，果然没有再来找过我，也没有来缠过我。我跟别的同学出去的时候，在街上常会碰见他，他看见我总是用西班牙的礼节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脸，然后说：“你好！”
我也说：“荷西！你好，这是我的男朋友××人。”他就会跟别人握握手。他留了胡子，长大了！
对于三毛来说，这段彼此潋滟却交错的时光，也是幸福的吧。她选择埋没自己的心事，成全一种孤勇的青春。但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情深。在那段关于彼此初遇又错过的时光，三毛仍旧是倔强的，而荷西亦是。两个倔强的孩子，就这么任性地，为难着自己，又凭借年轻来挥洒青春。
也或许，他们还抱着一种莫名的侥幸，不去深究探寻，以严肃的口吻来对待那一次转身。哪怕经年之后，三毛诉说着那时的悔意，但我仍旧相信，在当下他们是快乐的。他们做了选择，也承担了因果。
也不是没有酸意，在三毛大咧咧地介绍自己的男朋友时，荷西终究是心痛的吧。但他那么自然又潇洒地问好，和三毛礼貌式地亲吻，一切那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到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命定的错过。却不知，爱情真是件百转千回又一意孤行的事，期盼做他的女神，又驻足于平常人家的温存。想要做他的女人，又孤羡于圣洁高贵的灵魂。希望做他的女孩，又感怀于独当一面的强韧。甚至想做他的女儿，被他无尽溺爱。
在舍得与舍不得的形态里，他们做了最好的选择。
后来又有人给三毛送花，他也站在楼下等三毛，这些最普通的恋爱模样，于三毛而言并不陌生。
她读书太早，识字太早，对人情的理解自然也较通透。只是生性洒脱，也不愿让自己在精神和情感上受压迫、受委屈，于是待人处事都带着一股散漫劲儿，不敢轻易付出，大抵也是害怕再受一回伤罢了。
这回是一个日本人，算起来也是三毛身边的男孩子里少见的有钱人。他在马德里开了一家日本料理餐厅，生意兴隆，处事也热络，是个开朗大方的人。
在这之前并没有人给三毛送过什么贵重的礼物，就算交朋友，也大多是大家各尽所能，不会有财务上的明显悬殊。而三毛从来也不是富裕的人，再加上懂事孝顺，到了西班牙之后都能省则省，不会跟家人多要一分钱。
在生活上，三毛是拮据的。尽管如此，她却拒绝了日本朋友送来的珠宝和金银首饰，她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也不觉得这些贵重的东西会让别人多尊重她多青睐她一眼。在西班牙的生活是苦的，多少有了清贫味道，但这并未让三毛低头，所谓的留学也好，旅行也罢，说清了都是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饱受精神和物质的压力。
并非是父母不肯提供再多的生活费，是她一再重申不需要更多的钱罢了。
也并非是对物质真的没有任何需求，没有人会将好生活拒之门外，只是不想以此为代价，将自己的自由捆绑住罢了。
一物换一物，这样才是公平。三毛当然懂得这个道理。
只是经过了荷西，三毛到底是放下了一些心结，她开始试着接纳一份新的感情，一来是为了让荷西放下，二来自己本身便是追求爱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的男朋友，用他的耐心和浪漫住进了三毛的心。
他们两人交往时是说日文的，三毛只会一点日文。男朋友就耐心地教她，交往半年下来，三毛的日文已经说得很好了。这个日本男友没有一点大男子主义，他对待三毛宽仁、包容、尊重，让这段感情愈加稳定起来。
爱情便是如此，当它根深蒂固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仪式感来成全，所以当日本男友提出“嫁给我好吗”的时候，三毛的心慌了，她想起那个文化学院的女孩子，她哭着闹着想用婚姻来捆住一个人一颗心，只是最后她失败了，她被一次次的拒绝伤得遍体鳞伤，她也想起那些最后的关头都在试探的话：“我明天就要走了哦！你看哪！我明天就要走了，你真的不给我一个答案？”
故事的结局是这个女孩子裹挟着摔碎的心，漂洋过海来到了西班牙疗伤。
所以当“结婚”两个字再度呈现在三毛生命里的时候，她最本能的反应是压抑的、痛苦的、惧怕的，这个词等同于毁灭和决绝，它就是有这样的杀伤力，能把一切美好都毁于一旦。
宿舍的修女、舍监都对三毛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但是当日本男友拿出车子来当作订婚礼物的时候，三毛没有应允周围声音的附和，她觉得正派的女孩子是不应该收人家这么贵重的礼物的。然后她当着日本男友的面哭了起来，男友当然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只是一遍遍哄着三毛，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吓到你了，对不起。”
这是一个对的人，有担当有气魄，也懂得珍惜三毛。
只是那时候的三毛尚且不想将心完全交付，不想停止自己前进的脚，从此做一个生活优渥而失去自由的豪门太太。
也许是时机不对，才错过了这个发誓要一心对三毛好的男人。
而三毛的一生，就是把自我、纯粹与自由活得淋漓尽致。
日本男友当然是难过坏了，因为三毛从此就躲在宿舍里再不肯出来见他。于是那棵过去在荷西等待的树旁，又成了他在等待。
三毛不敢出去，却又非常自责，只能躲在窗边偷偷看楼下的日本男友。
别的同学过来劝三毛，说日本男友伤心得要自杀，希望三毛可以出去安慰一下。三毛始终也没有出去。
倘若不肯辜负自己，就定是要辜负别人了，这样的自责不比受屈辱轻松，受了屈辱自己尚且可以疗伤，而辜负别人就要背负重重的人情，这让三毛喘不过气来。
当三毛在窗边不停用日语说着“对不起……对不起……”的时候，楼下的男友当然也看不到她的难过。
拒绝人和被拒绝都是心酸的，有过经历的人不难懂得，更何况三毛本性又善良不想伤害别人。
没办法，这与她的人生观违背甚远。
这段交往了半年的感情，因为三毛的退缩而终结。或许求婚只是一个分手的导火索，她此时想要的并不是稳定的生活，她需要的是行走带来的历练，是书籍和阅历带来的充实。
没有在合适的时间里以对的姿态出现，这一局就是人生。
西班牙学习的课程结束后，三毛的西班牙语已经流畅自如，她的努力和语言天分使得她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外面更广的世界。后来在肖邦和乔治桑住过的一个岛上做了三个月的导游，赚了一些旅费和去德国的机票。
然后三毛离开西班牙，离开这个治愈她情伤并鼓舞她的第一站国外旅地，前往德国。
而西班牙于三毛而言，却再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处异地，这一次，它治愈了三毛初恋的伤口，让她重新站起来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在这一处异国他乡取得自信与尊重，她热情大方的性情，独立坚韧的性情，都在这段经历中被塑造和完善。
所以七年后当三毛再一次受到情感的重创，她才会本能地选择西班牙这个能给她力量和元气的地方，选择再次前往。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那是一九六九年。
抵达德国的三毛，是以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的结业证书申请进入西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就读的。当时的三毛各项条件都复合，唯独是讲不了德语，这给她继续学业造成了极大困扰。
在校方的建议下，三毛先进入了歌德学院，专攻语言。
在德国的日子，是三毛一生中最最贫乏的一段，她的时间和全部精力都用在努力学习语言上，一天念十六七个小时的德文，九个月就取得德文教师资格。三个月后，学校的老师叫三毛去录音，让大家都听一听：就是那个三个月前连德语“早安”都不会讲的青年，在三个月的努力学习后，无论从语调、文法和发音上，都是初级班成绩的最优生。
三毛拿着那张成绩单，飞奔去邮局挂号寄给父母。从学校到邮局，一路漫漫，天地都是一副灰蒙蒙，三毛跑着跳着也不觉得累，只是走着走着竟然流下了眼泪，这种想大哭一场又屡屡抑制的情绪，让那个没有一点点物质享受，没有一点时间去过年轻女孩该过的日子的三毛，显得分外妖娆美丽。
那三个月，三毛大半是吃饼干过日的，不然就是黑面包泡汤。对于任何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样的成绩都是实属不易。
三毛就是有这样的本事，以至于后来父亲陈嗣庆也说，三毛在背后的努力和辛酸都是多于常人好多倍的。我们看到的风光和阅历都在眼前了，学识与天赋也显得惊羡，而躲在她内心里的挣扎与困惑、茫然与困苦都被吞进喉咙，伴随着成长起来的年月，都渐渐隐匿不见。
在刻苦与自强这一方面，三毛的确是所有留学人的标杆。
那时候她一天到晚都在读书，即便已经有了西班牙独处和自立的经历，到了德国之后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重新面对的语言不通和陌生环境，让三毛整个人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对德国的风情和人事，她一概不知，她认识的德国，只是她上学的那条路和几个博物馆、美术馆。
这对于享受生活和热爱旅行的三毛而言，是极大的精神煎熬。所以对德国的印象也远不如西班牙，西班牙的风情、浪漫和生活情调，与德国的严谨、理性形成了鲜明反差。她曾说，她情愿没有拿到过什么证书，情愿说不好德文，而去真正了解一下德国的风土人情和衣食住行。
这期间陪伴三毛的，是她的德籍新男友约根。
约根也是十分努力的人，青年才俊，志向远大，他誓要做外交官，学习起来也比他人更刻苦。他自己睡眠时候，枕头下面也放着小录音机，播放着白天念过的书籍。有时候约根陪三毛一起读书，并给三毛制定严格的学习计划和规范。有一次三毛考试考坏了，男朋友也不安慰，数落起三毛来：“这样的小题都错了，将来怎么做外交官的太太？”
不会甜言蜜语，不懂得花前月下，却的的确确在三毛的学业上给予了莫大的帮助。如果说每一段感情都有它的切实意义，梁光明的恋爱是打开了三毛的心门，让她懂得爱情的正确意义和内容；在西班牙与日本男友的恋爱则是让三毛有了休憩空当来治愈自己的情伤，这段感情让她重拾自信，让她在物质和荣华面前不卑不亢，也在与异性相处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与这位德籍男友的恋爱，则是给予了三毛最切实的利益，看似是平淡的、枯燥的、不声不响的，却是填补了三毛那一刻最最需求的“养料”。
当前于三毛而言，学业仍旧是最头疼的事，因为生活拮据，又不肯跟家里要更多的钱来供自己享受和玩乐，三毛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读中级班的课程。偏偏又赶上那段时期天气酷寒，屋外冰雪连天，也得按时间到学校来继续课程。贫寒与懂事让三毛学会了委屈自己，鞋底脱了，还有一个大洞，也舍不得把钱挪出来一部分去买一双新的鞋子。于是穿两双厚的毛袜，毛袜的里面包住塑胶袋。出门等公交车的时候实在是太冷了，她就在鞋子外面再裹上另外一个袋子。有时候冰雪在路上没有融化开，路面就很滑，她便用橡皮筋绑住鞋底鞋面来防滑。
三毛是要面子的。等进了城，估计着快要遇到同学了，她便找一个隐蔽地方悄悄把脚上的塑胶袋取下来。脱了底的鞋子，她用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起来，颜色太相近了，也没有人会盯着她一双脚不放，竟然也从不曾被人识破。只是鞋子上破了的洞，不停地渗进去雪水，在寒冷的冬天简直就是煎熬。
三毛钻进教室总会找一处离暖气管近的位置坐下来，为了取暖，也为了烤一烤湿透了的鞋子。尽管如此，她的脚上仍旧长出了冻疮。
有一些同学笑三毛爱美，天气这么冷还不肯穿厚靴子。她们哪知道是因为三毛的脚太小，在柏林根本买不到现成的靴子，而定做的价格又不是她能够支付得起的。当然，她不会在给父母的信中提到这些事情，也不会跟父母要额外这些的生活费，要勤俭，要孝顺，要让父母安心，要做一个规矩的、自立的好女儿，三毛早就跟自己讲得清楚。
只是，有些事情即便三毛竭尽全力，也不全然是收到好的结局。
有一次成绩下来，三毛成绩很不理想。男友约根如往常一样严格要求她，没有给一句安慰的话。三毛突然就恼怒了，那些酸涩的日子、那些拼命学习的劳苦和这样的一份成绩单分明是不对等的呀！
于是她抱着试卷和书本就冲了出去，给父母写信说自己没有考好，一边检讨自己一边禁不住又拿出书本，责怪自己没有继续努力。
在那样晦暗又不着边际的日子里，三毛是抓不到一根稻草的，支撑她前行的不是爱情，约根没有给她这样的动力，他只是严谨的、透支的形态象征，他是拿着鞭子鞭笞三毛让她更加努力的人，却不曾真的走进三毛的内心，瞧一瞧那些因为过度操劳而千疮百孔的伤痕。
仍旧是那颗不服输的心，它让三毛在辗转难眠的夜里打开灯，翻开书本，继续一页页读下去。也是那颗敏感脆弱的心，让上床前的三毛在准备上学用的橡皮筋时，趴在床沿，对着自己糟糕的成绩单，号啕大哭起来。
你看，三毛终究是孩子气的。她热爱自由，却曾试图去捆绑一段不属于自己的人生。她渴望安稳，却拒绝一份来之不易的光明未来。她骄傲任性，却压榨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换取一份肯定。
青春活力的时光里，留给三毛的不是浪漫与闲适，不是坐看云起时的享乐，也不是那个年代正常女孩子循规蹈矩的平稳生活。
她给自己安排了一条辛劳又寂寥的路。在这条路上，父母也好，男友也罢，都不能给予她任何精神上的支持，是三毛自己单枪匹马支撑起了独居海外的天空，并且将数不尽的压力和磨难、误解与辛酸化成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这样当初如荆棘的鸿沟，日后竟都成了三毛写作和创作的源头，她的生活也因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美丽。
只是当初三毛并没有料想到这些，她也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作家，靠自己的生活经历落实到文字上来赚钱谋生。小时候她是有过梦想的，因为喜欢毕加索的画，便时时刻刻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可以嫁给毕加索，做他的女人。她曾回忆说：“我从来没有立志要做作家。小时候，父母会问，师长会问，或者自己也会问自己：长大了打算做什么？我说就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太太。”
所以海外留学也好，拼命勒令自己取得优秀成绩也好，这样的结局最初都不是三毛所愿。她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人，不曾给自己做出什么宏图大志的规划。她要走遍万水千山，要接纳各地风土人情，要交朋友学习新的知识，大多也只是为了顺从自己的心，这都与志向毫无关联。
可以毫不留情地说，在台湾读文化学院的三毛，初期是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去西班牙留学的；而在西班牙留学的三毛，也不曾想到日后自己竟然走遍了德国、美国甚至南美洲。
她是如此随性又坦率的人，刻苦这样的事原本是与她不相干的，却在每一次都做了她日后可以恣情游历的资本。
每一件事，都在我们还没有认清它意义的时候，便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给日后经验和生活以启迪，以历练。所以不要抱怨你现在做的一些琐屑的繁杂的事，或是嗔怪生活的艰苦与坎坷，所有的事件，好的、坏的，自有它的道理。耐心等一等，它在后面的意义总会慢慢来到。
那些不起眼的细节，抑或是动情的梗概，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来说都是致命的，都可能变为最后一根稻草。三毛完整地诠释了一个只愿意追随本心，没有任何计划的人如何一步步建立自己的城堡。
而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的。那时的三毛，是不愿意接受任何接济与同情的。所以即使在最难的时候，她也没有向家人打一个电话诉苦，没有对一个朋友吞吐心事。只是倔强地逼自己去融入一个新的人生，一个看似和男友同一个方向的理想。在这样一种执拗里，她失去了本能的判断。一切都是“不服输”在强撑。但这样才是三毛，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三毛。
在德国的三毛不曾向家人吐露自己潦倒的生活，学业上的不如意也不开口说，她倔强地、要强地命令自己去挣钱养活自己。于是为了筹学费，她被迫停课，去外面打工。她看到广告上征求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于是想为什么一定要漂亮的日本女孩子，难道我不可以吗？于是她寄了自己十几张彩色的照片，竟然顺利地应征到这份工作。
那是三毛第一次为了赚两百美金生活费而“抛头露面”，做一家化妆品店的香水女郎。连续十天，身上洒满了香水，穿上租来的东方式样的缎子衣裳，站在那里不断与身边擦过的路人微笑。
可是站立的时间太久了，她实在是站不住了，脚都肿了起来。一到休息时间她就极快地脱下丝袜，将脚放进冷水里。休息时间一过，又重新穿上丝袜，开始她的香水女郎工作。
钱终于是挣到了，三毛显然是厌恶透了这份工作，“第一天简直羞愧得不得了，一点不觉得是一种骄傲，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
有一次，实在是太苦太累了，上课又迟到了，三毛就站在车站牌下，想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地遭受折磨。想着想着竟然投入进去，班车过去一趟又一趟，她仍旧站在站牌底下，一动不动。她想着逃课吧，冻死了也好，死了好了，死了好了。
后来三毛曾在《倾城》里写过这段日子饱受的煎熬：
那天，十二月二日，终于大哭特哭了一场。不过才是一个大孩子，担负的压力和孤寂都已是那个年龄的极限。坐得太久，那以后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经痛也是当时死钉在桌前弄出来的。而自己为什么苦读——虽然语文是我心挚爱的东西，仍然没有答案。
在这种煎熬里，三毛不曾想过依靠男友约根来减轻自己的苦痛。她的心依旧是朝着自己的，依旧是那个特立独行的倔强女子。
那时候三毛与约根已经交往两年了，约根进入了外交部做事，三毛仍旧在读书。两个人感情稳定，却谁也没有提及以后的感情应该如何发展。
还有一次约根与三毛去逛街，约根看到一床漂亮的双人床单，便问三毛这个颜色好不好看，三毛说好看，约根便买下了。在回去的路上，三毛憋着一股气不发作，又实在是不痛快，于是一句话也不肯跟约根讲。约根急坏了，大抵也明白了是因为这床单，于是又重新回到百货公司，打算把床单退掉。
约根退床单之前，又问了一次三毛：“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三毛斩钉截铁：“确定不要！”最后约根退掉了床单，带三毛去吃烤鸡。吃东西的时候，两个人都不说话，约根的泪就衔在眼眶里，整个人都委屈极了。
仍旧是不想被感情束缚住，却因为成长多了担当和责任，于是心里的抉择和反对也不愿讲出口，怕伤害到约根，也怕伤到自己。可到底是敏感的，三毛早就知道了约根的用意，这个踏踏实实的男子将感情与事业都做得一丝不苟，他不曾怠慢三毛，只是用他的方式将三毛变成更好的人。
只是那些，当时的三毛并不需要罢了。
西班牙的历练与经验早已经让她学会了自持，与各个国家的人打交道如何能够保持礼节而又不失掉尊严，三毛拿捏得恰到好处。与冰凉的爱情同步进行的，还有初去德国时候的冰岛邻居。
这个邻居并不安分，隔三差五喊来很多男友，于是小小的一间房子成了啤酒和棒米花的狂欢会。隔壁的三毛自然深受其害，她一边啃德文书一边听着隔壁的嬉笑声。这样的生活没有平淡下来，狂欢与嘶叫变本加厉。三毛终于忍无可忍，夜里十二点半的时候，她用力敲了一下邻居的门，直到冰岛女孩儿说“是谁？进来”，三毛这才走进去房间，于是看到裸体的三男两女。
三毛直了直身子，说：“请你小声一点，已经十二点半了。”
冰岛女居然被三毛的话激怒了，她一把把三毛推出门外，猛地关上门，又咔哒上了锁。
三毛明白这样的方法行不通，于是她录了一盘录音带，隔天去学生宿舍管理处找学生顾问，又把这盘录音带拿出来。
问题很顺利地解决了，冰岛女邻居搬走了。三毛重获难得的宁静，而学生顾问的话让她久久不能平静：
台湾的学生，很少有像你这样的。他们一般都很温和，总是成绩好，安静，小心翼翼。以前我们也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共住一个房间的宿舍，一个是台湾来的学生；他的同房，在同一个房间里，带了女朋友同居了三个月，他都不来抗议，我们知道了，叫他来问，他还笑着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同胞的忍辱负重像极了三毛出国前母亲再三叮嘱的话，只是三毛偏偏不是这样的人。她受不得委屈，更不能够将墨守成规、安分守己这样的大道理咽进喉咙。
站出来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要遭受非议，所以三毛听到隔壁的同学用中文说着“人家可风头健得很哪！来了没几天，话还不太会说，就跟隔房的同学去吵架。奇怪，也不想想自己是中国人——”
所谓的“老乡情结”是没有的，大家不会因为背井离乡遇到同肤色的人就分外熟络，也不会因为语言相通就迫不及待去拉帮结伙。相反的是，那个年代出了国的中国留学生，多数都默默遵循了“忍”的信条，不去反抗、不去排斥，而是一味地接纳与忍让，不去出头、不去争夺，凡事都是顺其自然地来或者走。
是三毛打破了这个规矩，把那些洋鬼子的尊严和逻辑“杀”得片甲不留。那些一味的和平相处在她看来是无能与懦弱，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去信奉自己的自由，那活着与死掉有什么差别？
所以三毛在德国的生活并没有交到中国朋友，而是听着一次次同胞对自己中伤，把书扭得稀巴烂，又一个人坐到远远的地方去吃饭。也是那时候才明白的道理，对洋鬼子可以百般争取毫不退让，对自己的同胞却要一忍再忍，不能去回嘴。
德国的晦暗生活没有太多的色彩与活跃节奏，正如三毛所言，在德国除了见到一些伟大的艺术品，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对于劳苦大众而言，艺术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住宅。
并非德国无情，只是它的理性和人文风格与感性的三毛难以融合罢了。正如卡波特曾在《夏日十字路口》中所言：“大部分的生活都乏味得不值一提，根本就没有不乏味的时候。换另一种牌子的香烟也好，搬到一个新地方去住也好，订阅别的报纸也好，坠入爱河又脱身出来也好，我们一直在以轻浮或沉重的方式，来对抗日常生活那无法消释的乏味成分。”
而这一次三毛对抗乏味生活的方式很明朗，她摸了摸身上的护照和二十美元的生活费，索性去了东柏林。
当时东德西德分治，三毛的护照是不易通关的。正当她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出现了。
甚至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在三毛进不去东柏林的时候他只用了片刻工夫就帮助她拿到了临时证；在三毛没有零钱拍照的时候，也是他拿出了自己的零钱给她；在排长队的时候，他就守在三毛身边，没有对话，也没有眼神交流，就那样跟着长长的队伍，一步一步往前挪着。
在最需要一个人帮助的时候，他就这么出现了。他是一位军官，他肩上的职位星也好，他热情的援助也好，他赞美地说你真美也好，都成了雪中送炭的情意，一寸寸抚平了当时三毛那怨愤的干涸的心，星星之火便燎起了一片爱情的原。
有一些是男友约根给不了也不愿给的，是再多的证书也给不了的，而那种情势下，一个素未相识的军官就可以给。他深深地望着三毛说“你真美”的时候，寒冷和凄怆都已经不见了，护照不通关的尴尬也不见了，能见的都是情意，漫天遍野的情意卷着军官英俊的脸，清澈的眼睛一齐涌过来，将三毛牢牢地拥抱住。
有一些情意是一瞬间的，不需要缘由和契机，就这样简洁从容，却势不可当。
三毛后来的《倾城》就是写给这段情缘的，看上去来势汹汹，甚至带着一些自恋的、自作多情的成分，感情也朦朦胧胧，不着边际，却都在三毛的诠释下有了根基。
好比在那个时候，但凡是常人，都会有同样的情感喷发，所有的时间都理所应当。我们除了做听客，还要置身之中来揣摩与应和。
他甚至来得那么不真实，好像一场幻觉一般，分不清这到底是绝望中的臆想还是身临其境：
不知过了有多久，我弯弯曲曲地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关，门口站着来接的，是中午那个以为已经死别了的人。他在抽烟，看见我出来，烟一丢，跨了一步，才停。
“来！我带你，这边上车，坐到第五站，进入地下，再出来，你就回西柏林了。”他拉住我的手臂，轻轻扶住我，而我只是不停地抖，眼前经过的军人，都向我们敬礼——是在向他，我分不清他肩上的星。
在车站了，不知什么时刻，我没有表，也不问他，站上没有挂钟，也许有，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一辆又一辆飞驰而过的车厢，我只看见那口井，那口深井的里面，闪烁的是天空所没有见过的一种恒星。
天很冷，很深的黑。不再下雪了，那更冷。我有大衣，他没有，是呢绒草绿军装。我在拼命发抖，他也在抖，车站是空的了，风吹来，吹成一种调子，夹着一去不返的车声。
没有上车，他也不肯离去。就这么对着、僵着、抖着，站到看不清他的脸，除了那双眼睛。风吹过来，反面吹过来，吹翻了我的长发，他伸手轻拂了一下，将盖住的眼光再度与他交缠。反正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
“最后一班，你上！”他说。我张口要说，要说什么并不知道，我被他推了一把，我哽咽着还想说，他又推我。这才狂叫了起来——“你跟我走——”“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我留一天留一天！请你请你，我要留一天。”我伸手拉住他的袖子，呀！死好了，反正什么也没有，西柏林对我又有什么意义。
怎么上车的不记得了。风很大，也急，我吊在车子踩脚板外急速地被带离，那双眼睛里面，是一种不能解不能说不知前生是什么关系的一个谜和痛。直到火车转了弯，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弯刀，一直割、一直割个不停。
这位素不相识的军官站在三毛身边，他年轻的、英俊的脸映在三毛的眼睛里，他如情人一般地帮助她、赞扬她、守护她。然而，分别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来往的车辆将最后的时间吹成一股长笛，不停在三毛的耳边盘旋。
终于还是要分开，名字都没有来得及问出口。
最最遗憾的是，连感谢都没有郑重地给出去，一段缘分，刚开了头，没有经过，就已经结了尾。
回到西柏林的那一晚，三毛生病了，被送进医院已经是高烧三天后。而她的心却还在刚才的车站处，它不停地喊，喊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动情就是噩耗。青春慢慢远了，送别也显得仓促。有些话尚且不能说，有些哽在喉头了。来不及看他最后一眼，来不及说一声珍重再见，被拉开，被隔远，被忘记，所以很多人说有遗憾的爱才弥足珍贵。
病房里的老太太热情，裹着毯子走过来与三毛交谈。三毛冷得受不了，将自己缩在被子里。
屋外是盘旋的乌鸦，天井里的枯树干巴巴的，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
老太太只是说：“你看，那边再过去，红砖公寓的再过去，就是围墙，东柏林，在墙的后面，你去过那个城吗？”
他们彼此深信
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
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
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
他们素未谋面，所以他们确定彼此并无瓜葛。
但是自街道、楼梯、大堂传来的话语……
他们也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
我想问他们
是否记得……
在旋转门
面对面那一刹
或是在人群中喃喃道出的“对不起”，
或是在电话的另一端道出的“打错了”。
但是我早知道答案。
是的，他们并不记得。
他们会很惊讶，原来缘分已经戏弄他们多年。
时机尚未成熟
变成他们的命运，
缘分将他们拉近，驱离。
阻挡着他们的去路
忍着笑声
然后闪到一旁……
有一些迹象和信号存在，
即使他们尚无法解读。
也许在三年前
或者就在上个星期二，
有某片叶子飘舞于
肩与肩之间？
有东西掉了又捡了起来？
天晓得，也许是那个
消失于童年灌木丛中的球？
还有曾被他们触摸
层层覆盖的
门把和门铃。
检查完毕后并排放置的手提箱。
有一晚，也许同样的梦，
到了早晨变得模糊。
每个开始
毕竟都只是续篇，
而充满情节的书本
总是从一半开始看起。
辛波斯卡的《一见钟情》，一切都是缘分，一切都是梦。
去过了那座城，心就被掏了一个大洞，露出来的是孤独、寂寞，是无可依偎，是不能驻足。于是再次行走也就不远了。
然而说起来，一切又都是多情罢了。
又过了一年，约根在西柏林机场送三毛上飞机，她决定去美国。临行前，约根说：“等我做了领事时，嫁给我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个严谨的、一心想做大使的男友，日后果真事业青云，并且苦苦等了三毛二十二年。
能让三毛停住脚步的，从来都不是爱情，是自己的心。
到这个时候，三毛已经历了几段感情。都不是完满的。但除了梁光明那一段，似乎都不会太狼狈。也或许是她在每一段感情中，都在试图找一种对等关系。要势均力敌，要百无禁忌。可哪有人是为另一个人量身定做的呢。
后来她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撇去她天生的难驯和固执，还有深入骨子里的倔强，似乎也没有理由再让自己松动。为了那颗争强好胜的心，为了那个不服输的臭脾气，她流了多少汗，流了多少泪。
三毛在美国的伊利诺大学得到一个主修陶瓷的机会。不再向家里索要生活费，只是赚钱也并非易事。一个月后，三毛找到一份工作，在伊利诺大学法律系图书馆负责英美法图书分类。工作的第一天，三毛已经很认真了，只是仍旧闹了大笑话。那种老式的盖图章的戳子她用不来的，于是把日期的图章全部盖好之后，才发现是十月三十六日。
到了美国的生活，有几件事是值得拿出来提一提的。
这些点点滴滴的抉择与对抗、自立与自爱，是三毛性格与人格的鲜明体现。她的不惧怕与不贪婪、不矫揉与吝啬，都让那个年代的美国人折服。当她站起来，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气度也好，风度也罢，都不曾让她有丝毫的失掉尊严。
尊严，是她对一切关系的底线。西班牙的经历让她懂得，不是退让就会有尊重，不是忍受就会有理解。所以在之后的每一次辗转，每一次驻足，她都是那么硬朗，以挺拓的姿态在风景里流浪。
三毛到美国的第一个住处，是跟两个美国大一的女生同分一幢木造的平房。到住处的第一天已经是深夜了，房间的门反锁着，三毛怎么打也打不开。终于有人来开门了，她走进去，房内漆黑一片，鬼影幢幢，女孩全裸着，身体重要部分涂着荧光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
这样的一群男男女女，一边对三毛说着“你来了，欢迎，欢迎”，一边继续吸着大麻，点着印度的香。他们每隔几分钟敲起一面小铜锣，也不是很吵闹。
这样的氛围并没有吵到三毛，大家都相安无事。只是每天三毛醒来，开门望去，一大群如尸体似的裸身男女抱在一起沉沉睡着，余香还燃着一小段。
美国室友的空虚与三毛的实际成了无法交融的两个群体，他们是明显两个世界的人，太过于格格不入，所以尽管彼此之间没有妨碍，也没有侵犯，三毛还是学了孟母，一个月就迁居了。
后来三毛搬去一个小型的学生宿舍，遇到了很多用功读书的外国女孩子。只是彼此都用功起来，却也不是相安无事。
三毛对间的女孩子，是一个正在念教育硕士的勤劳学生，她每晚做功课打字，有时候甚至要到深夜两点钟，三毛心里暗暗钦佩她的用功，便也习惯了这种打字方式，并没有告知对方。只是每次都要等到邻居打字完毕了，三毛才能安静下来好好读一会儿书。
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很久，三毛并没有去打扰她，只是默默遵循着这个时间表，不去多计较。
三毛怎么都想不到，一天夜里这个室友竟然找了过来。她打开门就劈头盖脸地说：“你不睡，我可要睡，你门上面那块毛玻璃透出来的光，叫我整夜失眠；你不知耻，是要人告诉你才明白？”
三毛懵住了，转过头看了看那盏桌子亮着的小台灯——它的光太微弱了，是实在不可能影响别人一整夜睡眠的。
这时候的三毛早已不会忍气吞声，更何况明明是对方无理取闹在先，三毛直了直身子，说：“你不是也打字吵我？”
对方依旧不示弱，说：“可是，我现在打好了，你的灯却不熄掉。”
三毛笑了，恶狗咬了她，她绝不会惧怕，也不会去反咬狗，她说：“那么正好，我不熄灯，你可以继续打字。”
毫不示弱又咄咄逼人的三毛小姐，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有了自己的人格与处事方式。并不会去为难别人，甚至本能上依旧有一些谦让的中国特质，只是当危难来临了，当枪指了过来，她是丝毫不会退缩的。即便有些话带着性情与冲动的成分，也会在维持自己权益的前提下，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样的道理三毛早就谙熟了，于是她更懂得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信条。
还有一次，是关于一个罗曼蒂克的月光下分账。
那时候有个法学院的男同学约三毛出去喝咖啡，喝完了咖啡男同学并没有征求三毛意见就把车开到了校园的湖边。然后停车，开音响，手很自然地圈住了三毛。
三毛拿开他的手，把车窗打开，又把音乐关掉，就那么定睛看着他，说：“对不起，我想你找错人了。”
男同学很干脆，将三毛送回宿舍，临别前又问：“下次还出来吗？”
三毛摇摇头，笑笑。男同学又开口说：“你介不介意刚刚喝咖啡的钱我们各自分摊。”
三毛很友好，点点头，马上打开皮包把钱付给他。
在夜色美丽的校园里，在晶莹的月光下，刚刚还在约会喝咖啡有说有笑的两个人，如今正为了最后一次见面而分摊一杯咖啡的钱。
三毛是不会示弱的，给钱很简单，只是以后不要再浪费她的时间罢了。
又有一天，三毛跟女友一起吃午饭，她们各自买了夹肉三明治，女友又叫了一盘炸洋葱圈。等到三毛吃完准备付账的时候，女友把洋葱圈推过来，说：“我吃不完洋葱圈，分你吃。”
三毛自然是吃光了剩下的洋葱圈。等到最后付账的时，女友把洋葱圈的钱一分为二，让三毛付一半的钱给她，因为最后剩下的一半是三毛吃掉的。
三毛同意，没有多说一句，按照女友的意思付款了。
也有一对经济条件很好的美国夫妇，她们在山坡上有一幢美丽惊人的大洋房，在镇上也开着自己的成衣批发店。
他们没有儿女，非常喜欢三毛，对三毛视如己出。直到有一天感恩节，三毛被请过去吃大菜。饭后美国夫妇满脸喜色，跟三毛说：“我们商量了好多天，现在决心收养你做我们的女儿，将来我们过世了，遗产都是你的。”
三毛气得要跳起来了，看来认女儿是他们两个人事先好久就商量的，可是竟然没有人问一句她是不是愿意。
三毛挤出一些笑，问：“做女儿总是有条件的啊！”
美国夫妇说：“你不要结婚，你跟着爹地妈咪一辈子住下去，我们保护你。做了我们的女儿，你什么都不缺，可不能丢下了父母去结婚哦！”
那时三毛的经济并不宽裕，无论是从西班牙到德国，还是现在到了美国，她的生活都是拮据简朴的，如今这么富裕的人家要认她作干女儿，这是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事情吧，财富、保护、温暖，从此富裕平顺，不再饱受异乡的相思和孤苦。
只是到了三毛眼里，这样的财富竟然全如粪土。这样残酷的养儿防老，却是需要一个女孩子用全部的青春来换取。他们想用遗产来交换一个人的青春，还觉得这样的做法全然是有道理的。
三毛的脸色很难看，她站起来理了理裙子，说：“再说吧！我想走了！”
三毛走在雪中，黄昏时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风有些大，她紧了紧身子，把手插进口袋里。这段异国的路，一个人走了那么久，也不觉得心酸。只是都已经那么久了，还是不能习惯和接纳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在每一个国家总是会遇到与人相处不融洽的问题。
三毛困惑了，究竟是自己的性格太过于柔顺，还是在待人处事时太不懂得谦让。去赢得别人的尊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人人都不设防不抵抗，那外人岂不是次次都长驱而入吗！
人皆如此，在付出的同时，早已盘算好索取回报。无论是外国人，还是身处外国的中国人。
三毛终归是没有妥协的，她无法背着自己的心意去迎合，也无法讪笑着接受带着目的的“好意”。甚或，这好意便是一种交易。于是，她拒绝任何没有理由的爱，拒绝亏欠他人。
而这种坦荡，一直贯穿了她整个人生。这或许就是她出国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在人情往来中，干净持守。不背负太多期望，也不为几斗米动容。
这时的三毛，仿佛是一个战士，不惮于秩序和形式，不逆来顺受，也不陷于进退的胶着状态。对世间抱有敬畏与恩慈，孤身一人，克制自己的情绪，不去迁就和强求。最后是，心如明镜。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没有逢迎与吹嘘，也没有亲朋与酒意。潇洒得好像一切对谈都是形式主义。骨子里还是桀骜的，锋利的，却又带着温顺与柔情。一点都不突兀。处理任何人事都是利索的，甚至不留情面的，这也省去了日后互相拉扯的可能。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她又是极爱自己的。
所以她不刻意针对过分的邻居，不斜睨刻薄自私的美国夫妇。这是修养。但她赤裸地拒绝了，没有任何余地，也不推脱，这是本性。没有讨巧，没有转折。
你不能说，这样不给人情面的她是残忍的。到底，不探究竟的交往，太难得。
三毛到美国后，堂兄发现她所在的大学里恰好有自己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于是马上拨了电话给这位正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托他在美国照顾一下自己的妹妹。
这位博士朋友不负所托，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准时给三毛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每天皆如此。
后来有一天，博士朋友终于忍不住对三毛讲：“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爱情往往如此，每一段付出都是衔着索取回报的成分，这样的对比要等额，才能凸显自己所作所为是值得的。
博士朋友在学校也很受欢迎，喜欢他的女孩子实在不算少数。三毛的堂哥甚至拨来电话，劝自己的妹妹要懂得好好珍惜，这样的踏实男孩子实在是不多见了。
三毛口中一次次说着我知道，却又不肯真的为了一段感情妥协下来，进退维谷的时候，她终于决定回国。
已经出来太久了，出来看生活，看世界。目睹了伟大的事件，看到穷困者的脸、骄傲者的姿势、自私者的言谈；看到奇异之物——机械、武器、芸芸众生；也看到人类的杰作——绘画、建筑、雕塑。那么多千里之外的事物，必得通过漂洋过海这样的途径来探得，要经历孤苦、贫寒、飘零，还得持有自我。
那些隐匿于高墙和辉煌建筑里的事物，都已经见遍了，路也走了很多很多。无惧艰险的、勇往直前的、不卑不亢的，都已经如数交接。
如今，却是想到了那个生长了二十几年的家，想到了父母的温暖，甚至是家乡的植物、街道、色泽和味道。
三毛终于决定回国。
临行前，博士男友送三毛上飞机，他留不住三毛，却依旧开口说：“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回台湾。”
三毛没说什么，伸出手去理了理他的大衣领子。是又背负了一段感情债的，因为并不想从此停下来脚步，更不想被一个人一段感情捆绑住自己行走的心。
她着实辜负了一些人，若是说到自私，谁又不是如此，顾着自己的心不愿受委屈，却又善良谦和，不想为难别人。
等三毛到了纽约，男友的电话就追了过来，说：“我们现在结婚好吗？”
三毛并不讨厌他，甚至心里认定他是好的，是可以信赖和亲近的人，只是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求婚方式，还是让三毛手足无措起来。她后来讲到当时的心情，说：“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她已经明白多数恒久的感情都是花了心思的，以为不经意，倒是把宽容、忍耐、温柔这些褒义德行都纳入怀中，无一例外。而仍旧需要新鲜感与共同话题，于是又不停培养、搭建、完善，与其说两个人在一起是合适，倒不如说是看谁愿意去接受磨合罢了。
而这一次，三毛又选择了逃避。
一切都显得不紧要，除了顺从自己的心。
真是应了那句——在人生的长河里，谁亦无法泅渡谁。
那时的三毛，也是会有失重感的吧。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一段稳定关系的微微饥饿感，都在内心温柔的坚持中慢慢成茧。
她不与旧人藕断丝连，不愿相互亏欠。和任何人都划清界限，不管是金钱，还是人格。这是一种怎样的气势。
或许她仍旧怀揣一个温热的梦。面目清秀，等一段无拘无束的快意人生。在薄如蝉翼的人情往来中，在岁月的轻动流转间，默默地爱，默默地忘。
这一年是一九七一年，三毛二十八岁。
少小离家，时光荏苒，再返回家乡早已经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ECHO，又见你慢吞吞地下了深夜的飞机，闲闲地跨进自己的国门，步步从容地推着行李车，开开心心地环住总是又在喜极而泣的妈妈，我不禁因为你的神态安然，突而生出了一丝陌生的沧桑。
深夜的机场下着小雨，而你的笑声那么清脆，你将手掌圈成喇叭，在风里喊着弟弟的小名，追着他的车子跑了几步，自己一抬就抬起了大箱子，丢进行李厢。那个箱子里啊，仍是带来带去的旧衣服，你却说：“好多衣服呀！够穿整整一年了！”便是这句话吧，说起来都是满满的喜悦。
好孩子，你变了。这份安稳明亮，叫人不能认识。
长途飞行回来，讲了好多的话，等到全家人都已安睡，你仍不舍得休息，静悄悄地戴上了耳机要听音乐。
过了十四个小时，你醒来，发觉自己姿势未动，斜靠在床角的地上，头上仍然挂着耳机，便是那归国来第一夜的恬睡。没有梦，没有辗转，没有入睡的记忆，床头两粒安眠药动也没动。
这一个开始，总是好的。
《说给自己听》是三毛学成回国时写的一篇文章，全然是一份历经时间洗礼后的安然与成熟。这样的成长令三毛感到欣慰又感动。
二十四岁离家，远赴西班牙，二十五岁漫游欧洲，二十七岁抵达美国，二十八岁又回到台湾。
这漫长的四年时光，把年少时的软肋消磨殆尽，如今盔甲披身，再回来是一副新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