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现在又碰上了好运气。若在嘉靖以前，一个宦官再怎么牛，也不要指望会有廷臣大批来投靠，有人愿意跟你暗通款曲就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万历末年，情况已很不同。知识分子（士大夫）里有一批人，基本上连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的原因，在于道德已经崩溃。
明朝是最先将科举试题“八股”化的朝代，做文章一讲八股，就等于把道德文章变成了技术性文章。学孔孟，成了大家公认的敲门砖，用完了就可以扔，傻冒才会在实践中照着办。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图腾”了。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世俗民族，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做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一般又都比较“唯物”，谁还管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糜。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绫罗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的唯一标准是腰包里的银子重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想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几句，得要偷偷摸摸的。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做扒手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死后名声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的什么？
无非就是敢“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也和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干部问题上有极左倾向，即——非我党人，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1622），正是东林党在朝中气势正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形成天下晏然的稳定局面。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案”，基调之高，远超过“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程度。将浙党党魁方从哲指为“红丸案”中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罪不可胜诛”。
“水至清无鱼”，他们偏就要求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生存空间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帝听取了东林党人中个别头脑清醒的人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打，处理得非常谨慎（很难得）。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哥们儿，哪个地方好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1621）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臣武官效忠于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过，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老天给魏忠贤送来的一支劲旅。
正因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其为一个“党”。阉党的成员在知识结构上已经不输于东林党一星半点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少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就是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微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在其中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明史》）。共点了叶向高等70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帝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魏广微，北直隶南乐（在今河南）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人，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坐大后，他密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60人名单，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启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时人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微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踏地的投靠，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由于他的父亲魏允贞与东林党重要人物赵南星是至交，他在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就是不见，且叹息曰：“见泉（魏允贞的别号）无子！”自此，魏广微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是在杨涟上疏的事件中，他又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1625）不得不请辞。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被判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人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往下，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光荣的东林队伍，但遭到当然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1624），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行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帝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魏忠贤的大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这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极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有如此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经内阁票拟，直接由皇帝发出诏令），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用为心腹，日与计画”（《明史》），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宫禁事皆预知”，直接参与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1625）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工部右侍郎，监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他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士，俨然成了一大盟主。
天启七年（1627）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可惜，戏到高潮时也就快要散了。
“五虎”的其他四位，是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龙。这几个，大都是万历末年因故被劾被纠，又在天启五年（1625）以后逐渐靠上阉党的。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投靠了阉党之后，都晋升得极快。尤其吴淳夫，“岁中六迁，至极品”，由兵部郎中累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这是除入阁以外，把官做到了顶了。
与文臣的“五虎”相对应，武臣里也有“五彪”，是专门给魏忠贤充当打手和杀手的。
“五彪”之首，是田尔耕，任丘人。因老爹当过兵部尚书，他本人得以军功荫锦衣卫职，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1624）后掌锦衣卫，成了特务机关总头子。其人狡猾阴险，有“狼贪之行”，与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是好友。魏忠贤兴起大狱整治东林党，他为之出力甚多。史称，彼时侦卒四出，罗织无辜，“锻炼严酷，入狱者卒不得出”（《明史》）。在他的把持下，锦衣卫如同地狱，“人望之者不啻屠肆矣”，简直就是屠宰场！就古代中国的通讯水平和组织能力来说，这家伙在整治东林党时搞的“白色恐怖”，网罗之严密，反应之迅速，无不至极。那时的一位亲历者，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个我们留在后面再谈。
他与魏忠贤关系密切，情同父子，当时有歌谣称之为“大儿田尔耕”，且又与魏广微是儿女亲家，盘根错节。他出的馊主意，魏忠贤“言无不纳”。那些想入阉党的无耻之徒，多是通过走他的门路来投靠的，以至家门都要被人挤爆了。
“五彪”里的另一位，许显纯，也极其有名。许显纯是定兴人，老爹是驸马都尉，本人武举出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后投靠魏忠贤，当了魏的“义子”。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嫌原镇抚司（锦衣卫下属机构，主管诏狱）的头头刘侨办案不力，换上了杀人魔头许显纯。
此人性情极端残刻，史书说他“深文巧诋，捶楚之下，魂飞魄摇，无可名状”，就是说他搞逼供信非常有一套。东林党人里有数十人就惨死于他手，史书上的有关记载可谓字字泣血。所有东林党人犯的“口供”，实际上都是他一人编造出来的。每逢“鞫问”，魏干爹都要派人来，坐在许显纯身后旁听，名曰“听记”。他对干爹毕恭毕敬，如果哪天“听记”偶然未到，他就袖手不敢审讯。
“五彪”的其他三位是崔应元、孙云鹤、杨寰；三人都是厂、卫中级官员。凡是许显纯要谋害东林党人，他们三人都有所参与。
如此，魏忠贤手下文有“小诸葛”，武有“来俊臣”，又愁何事不成？
再往下一等，是“十孩儿”。这一层属于散布在朝中的骨干力量了。代表人物为御史石三畏、太仆寺少卿鲁生等。
又下一等，是“十狗”，顾名思义就是狗腿子了。代表者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
最后，还有“四十孙儿”，估计都是死活都要往上巴结的虾兵蟹将了，攀不上“义子”，当个三孙子也成——脸都不要了，认个没卵的爷爷又有什么丢人？
除了这些乌龟王八儿孙之外，还有大批文臣也在阉党之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
这个外廷爪牙团队，也是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魏忠贤在整个天启年间，不断在充填这个框架。从一开始一个小小的给事中来投奔他，他都欣喜若狂，到后来对阁老也敢颐指气使，如斥家奴。正是无良朝士的软骨，使他胆子越来越大，对“众正盈朝”的东林阵营，也敢步步紧逼，直至迫使对方退无可退，惟有背水一战。
据今人苗棣先生统计，在后来被定为“逆案”人员的200多人中，除去魏、客本人，他们的亲属，还有太监、勋臣、武职和监生以外，共有194名各级文官。这中间，竟然有159人为进士出身，占总数的82%（见《魏忠贤专权研究》）。这个统计，相当有意义，可以说令人震惊。
一个高素质、高学历的邪恶集团，一个以孔孟之道为招牌的无耻队伍，他们所玩的花样，远比文盲加流氓更来得更精致，同时他们的堕落也就更不可饶恕。
明朝，是宋元以来太监为祸最烈的一个朝代。本朝的王振、刘瑾几乎已经玩得登峰造极了，同时他们的下场也是极其悲惨的。王振被人用铁锤砸烂了脑袋，刘瑾被剐3357刀。尤其是刘瑾，死前被杖刑、扇耳光，备受侮辱。行刑的头一日，剐了357刀，晚间寄押在宛平看守所，尚能食粥两碗。第二天继续剐，因他在行刑过程中不断在说宫内的秘事，刽子手便往他嘴里塞了两个核桃堵嘴，又割了几十刀后气绝。剐够了刀数后，有圣旨下，予以剉尸免枭首（剉尸一般是把尸体砍烂，然后砍头）。刽子手对准死刘瑾，当胸一大斧，骨肉飞出数丈远，“受害之家争取其肉”（《端岩公年谱》）。
这样的史实，进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员，不可能不清楚。阉竖专权，罕有好的结局。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地去投靠坏人？
说白了，还是为了贪，为了威风。苗棣先生总结，入阉党的文官分三类。位置本来就很高的公卿，要保官；原是邪党成员的，要翻身；下层的小官僚，一心想往上爬。只有当了高官，才能敞开了胸怀受贿，安插私人，挟嫌报复，把几十年寒窗苦读的投资加倍捞回来。
他们根本不想留一世清名，更不想留万世英名，捞一天算一天，等船翻了再说船翻的事。
他们也有“主义”，那就是投机主义——老天是瞎眼的，百姓是无权的，皇帝被彻底蒙住了，天地间还有什么人能阻挡他们为恶？
——惟有清流！惟有万古忠义！
因此他们视东林党为寇仇，有我，就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