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天启元年（1621）看起，明朝的高层的人事变化，总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方面，东林党人的扩张意识很强，一路似乎都在高歌猛进，其势头一直到天启四年（1624）都没有止。到这一年的年初，还是可以称为“众正盈朝”。可是另一方面，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却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魏忠贤分而击之，逐出舞台。
当最终的决战爆发时，阉党居然能轻松得手！
所有的“正人”，于一夜之间飘落！
史书上，用了一句极其悲凉的话来形容：“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明史·列传第一九三》
——就像有人在摇晃枯木一样。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大明朝为什么永远是“魔高一丈”？
难道，这就是千年的宿命、百年的轮回？
我们从天启元年（1621）看起。这一年的六月，东林大佬叶向高起复，入京做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内阁名单，看上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你看：叶向高、刘一璟、韩爌、何宗彦、朱国祚。
个个都是“正人”，也几乎个个都很能干。除了朱国祚没有显著政绩外，其他人各有各的作为。但是，即便朱老夫子也绝对是个好人。
可是到了七月，内阁里挤进来了一个人——沈潅。
这个家伙，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他年在翰林院为词臣时，曾在“内书堂”任教，给宫中的宦官们授过课。因此《明史》上说，魏忠贤、刘朝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对这一点，有人不信。因为魏忠贤一直就不识字，而且内书堂是培养小宦者的，魏大叔似乎没有资格入学。
姑且听之吧，反正是两人在宫内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这个沈潅，除了是最早一批投靠魏忠贤的文官之外，他在历史上还做了另一件事非常闻名。
万历四十四年（1616）那时候，他任南京礼部侍郎，在方从哲支持下，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士。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大“教难”。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科学家徐光启（曾任礼部侍郎）与叶向高等人，对传教士们则是很友善的。
沈潅入阁，并非出于魏忠贤之力——那时魏大叔还没这么大能量。早在万历末年“会推”（评选阁臣候选人）时，沈潅就被三党人士提名，还没来得及任用，万历就死了，然后泰昌才将他列入阁臣人选。等到实际入阁，已经是天启元年的七月了。
阴差阳错，东林党人把持的内阁，忽然就打进了这么一个楔子来！
他一来，从此事多！
东林党人的各路大员，从这一刻起，宿命般地开始了多米诺骨排式的倒下。
沈潅为了交好魏忠贤，公开支持魏开“内操”。其实，开内操并不是魏的发明，前代几个皇帝时都有过。但是像天启这样百事不问，只顾玩，情况就比较危险。一万人的武装人员进出皇城，很容易出现参与政变的事（后来在天启死的那天，情势就相当危急）。
东林党人看不过眼去，群起攻击沈潅为“肘腋之贼”。其中刑部尚书王纪攻击尤力，干脆撕破了脸，直指沈潅为当代蔡京。
彼时刑部有一个主事徐大化，笔头功夫甚好，主动投效于魏忠贤门下，给魏出谋划策、代写文书，还常常出头乱咬正人君子。王纪恼恨他的劣行，就上疏弹劾他玩忽职守。王纪在奏疏里质问：“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弹劾，而与正人君子势同水火？”王纪那时在天启面前说话很有分量，不久，徐大化就被罢。徐大化的同党、御史杨维垣颇为不平，上疏向王纪叫板：你说的大臣没说出姓名，请指实！究竟是说谁？
他原本想将王纪一军，猜想王纪大概不敢指名道姓，这样便可压一压王纪的威风。
哪知道王纪不听这个邪，立刻上疏道：此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内阁大学士沈潅。他与宋奸相蔡京，代际不同，所为相似。
这一激可倒好，王纪这下不仅点了沈潅的名，也等于公开点了客、魏二人的名。“妇寺”之意，就是娘们儿和宦官，明朝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客、魏听说这事后，慌了，双双跑到天启那里痛哭流涕，替沈潅洗清，也为自己辩白。天启也知道沈潅跟客、魏确实扯不清，但还是给了客、魏面子，说王纪的话说得太多，应该给予申斥。就这么表示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
沈潅这个家伙，白做了一回斯文书生，自甘下流到了不堪的程度。在阉党之中，他是第一个投效的高官，也是第一个投效的阁臣，所起的示范作用极其恶劣。甚至，由此引发了魏忠贤想控制内阁的念头。
这家伙肚子里坏，却长了一副好皮囊，大概也是一表人材。据说，他跟客氏还有一腿。那一段时间，客氏经常跑出宫去，就是与他幽会。
魏忠贤耳目灵通，早摸清了这情况，但又不敢得罪客氏。于是到后来，只要客氏一跑出去，魏忠贤就矫诏——下圣旨，说有急事让客氏马上回宫。
圣旨谁敢违抗？明知是假的也得遵守。魏忠贤就是以这个办法，来阻止客氏给他戴绿帽。这个事，在一定范围内被传为笑谈。
在沈潅挤进来之前，内阁中就已经先走了一位东林骨干——孙如游。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在位时，他因抵制郑贵妃谋封皇后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在“移宫案”中，也是个主张撵走李选侍的坚定分子，因此上了魏忠贤的黑名单。在杨涟被挤走后，魏忠贤就瞄准了他。
但是，孙如游在个人品质和为官上是个无可挑剔的人。于是，受魏忠贤的指使，几个言官就在他的入阁程序上做文章。孙如游是由天启“特简”（直接任命）入阁的，没有经过“会推”（开会评议）。言官们就说他的任用不合法度，要他走人。
其实，皇帝“特简”阁臣，在前代就有过很多先例，并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只要任命得当，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这次言官的攻击，只抓住“不合惯例”这一点不放。
而且，东林党人的行动也不够协调。比方，同是在“移宫案”中立了大功的左光斗，竟然也加入了反对孙如游的行列。为了标榜公正无私，他强调：“如游去，而天下晓然：不得以私意用一人，不得不以公议去一人。”（《明熹宗实录》）
这样，孙如游就非常被动了。同时他也不愿跟魏忠贤之流较劲，于是先后十多次上疏求归。
倒是天启还明白，下诏说：“累朝简用阁臣，都是皇帝说了算，前论已明，如何又无事生非？”
他说得没错。嘉靖、万历两代的内阁中，就有张璁、夏言、徐阶、李春方、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许国、赵志皋这样一批名相，都是“特简”的，干得很不错。不知为什么到了孙如游这儿，就成了问题。
到天启元年的二月，由于讨厌耳根子不清静，皇帝最终还是把孙如游免了，但是给的退休礼遇很隆重。
孙如游一走，下一个轮到的就是刘一璟。
刘一璟人品也是好，怎么会成了靶子？事起沈潅这个花花阁老。
沈潅支持开“内操”等诸多劣迹，引起了言官的普遍不满，对他交章弹劾。弄得老沈焦头烂额。在方从哲退休和叶向高回京之间，有几个月内阁实际上是没有首辅的，只有刘一璟的资望最高，目标也最显眼。沈潅不思己过，反而怀疑是刘一璟在幕后发动，于是就授意给事中孙杰上疏攻击刘一璟。
这下可把刘大人给冤枉了，因为刘一璟自恃清白，从来就不跟言官勾搭，甚至连好脸色都没有。言官们对他怨望颇大，不可能给他当枪使。
刘一璟之所以被锁定目标，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在泰昌元年（1620）九月份，刘一璟曾经向天启当面申奏，要求驱逐客氏。因此，搞掉刘一璟，肯定在客、魏的计划之内。
此外，刘一璟在那时还坚决要求处死“盗宝案”中的刘朝、田诏等，对天启以修陵（万历之墓）有功的名义荫封魏忠贤持有异议。泰昌元年的这些老帐，是要一块儿来算的。
不过天启对刘一璟在移宫案中的护卫之举，印象极深，他还不至于立刻就忘恩。首攻刘一璟的候补御史刘重庆，就被天启怒而贬官。但是接下来，攻势并未减弱，反而越来越猛。
最让刘一璟感到沮丧的是，不仅郭巩、霍维华这类渣滓蹦得欢，就连素有直声的给事中侯震旸、陈九畴也加入了攻击的战团，讥讽他“结纳王安”。前面那些乌龟王八蛋跳出来，刘一璟心里很明白，这是魏忠贤在搞报复，可是侯震旸等人为了博取直声而口无遮拦，就未免让人太寒心了！
以明朝士大夫的一贯观念，最恨、也最怕人家说自己进身不由正途。勾结了宦官。这是一个很大的污名。刘一璟不得不连上四道疏为自己辩解，并按惯例要求解职。
魏忠贤等的就是这个效果，连忙矫诏：准予刘一璟致仕回乡。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时刻。在外廷，大家都把形势看得很清楚：须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出面说服天启，坚决挽留刘一璟。
这个任务，惟有刚刚回到内阁的叶向高能胜任。可是叶向高并不很积极。
他对刘一璟有误会。
本来刘一璟是个心胸坦荡之人。在方从哲去职后，按例是应由刘一璟递进为首辅。但刘一璟坚决不干，要把首辅位置留给将要回来的叶向高。
这一片冰心在玉壶，叶大人却完全不能理解。
早就投靠了魏忠贤的霍维华、孙杰，偏巧正是叶向高的门生（叶是他们考进士的主考老师）。两人不断在老师面前搬弄是非，为魏忠贤粉饰，对刘一璟大加诋毁。他们说，刘一璟对叶向高的复出非常嫉妒，很不情愿让出首辅的位置。
三人成虎，此乃万古定律。如果有一百个人对你说，秦桧这人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你也会慢慢生出好感来。
叶大佬本来就不是激烈之人，受了门生的鼓惑，对魏忠贤抱有幻想。他不是看不到客、魏坐大之势，但总想以“调停”来解决问题，不想与之发生正面冲突；而对刘一璟则冷眼旁观，尤其这个时候更不想出手相救。
他还有一个门生叫缪昌期，比他清醒，跑去劝老师说：刘一璟乃国之栋梁，如何能坐视其被逐？宫中诏令，可不必听。
叶大佬问道：天子有诏，怎能不听？
缪昌期疾言道：师翁如能出面一争，则局面可为之一变，且可挫魏阉气焰。如听之，则矫诏一次，去国家重臣一次，他日又如何收场？
一番话说得叶大佬默然。
他后来终于去说了情，天启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慰留。但是刘一璟的心凉透了，“坚卧不起”，连上十二道疏求去。魏忠贤的意思，是只要他走了就好，于是在批红时也做了一点让步。事情拖到天启二年的三月，刘一璟算是体面地致仕（即退休）了。
刘一璟的离职，后世有评价说，这是东林党与魏忠贤斗争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对天启后期的政局影响甚大。
刘一璟是顾命大臣，威望极高，此次不过是魏阉方面几个小丑出手，就把他给撵走了，这无疑大长了魏忠贤的志气。过去，魏忠贤还不大敢挑战内阁，现在，他已开始酝酿：下一步要全面控制内阁了。
当然，阉党也并非一帆风顺。沈潅作为阁臣，被刑部尚书王纪点名责骂，老脸丢尽，他马上就进行报复，把王纪牵进辽东经略熊廷弼冤案中，导致王纪被削籍为民。
这样为非作歹，朝议对他就愈加不利。
叶向高此时也认识到刘一璟是个君子，霍维华说的那些都毫无根据，于是想为刘一璟出一口气，他很巧妙地对天启说：沈潅与王纪互相攻击，均失大臣体，如今只斥逐王纪，如何向公论交代？
首辅有了这样的说法，就意味着：沈潅的板凳也坐不稳了。另有阁老朱国祚也以此理由求去，认为自己不能与沈潅这样的家伙做同僚。人际关系搞得这样僵，沈潅只好求去。在刘一璟走后，他也离开了。
沈潅回到家乡湖州后，过了一年就死了。他这是走得好，也死得好，毕竟活着的时候还保住了体面，没有等到被崇祯皇帝上台后追究。
就在刘一璟离去的同时，东林党的另一员大将、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被阉党逼走。
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是那个小角色——兵科给事中霍维华。
这个霍维华，是北直隶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曾任金坛、吴江县令。应该说，他在当吴江县令的时候，还是个挺有良心的好官。他发觉地方上的徭役有轻有重，富户与穷人苦乐不均，便率手下对各乡地亩逐一清查，编造图册，防止隐瞒或遗漏徭役，并除掉了酷吏，以减轻百姓赋税负担。
变化是从泰昌元年开始的。霍维华有个内弟叫陆荩臣，在宫里当宦官。通过陆的引荐，他认识了魏忠贤。此后，这个原模范县长就以一个恶徒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了。
当年魏忠贤与王体乾达成交易，要干掉王安。这中间需要走一个程序，即外廷要有一个人出面弹劾王安，魏忠贤他们再通过矫诏或进谗言的办法，把王安贬黜。
王安是一位老资格太监，在外廷要找一个人来参他，很难。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头。
恰在此时，陆荩臣听到消息，就来鼓动霍维华下水。
霍维华权衡了利弊，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因此王安的死，与他也有关。东林党人对他既恨又蔑视。霍维华在外廷无路可走，只能更加死命的靠住魏忠贤。
吏部的人对他不屑，把他给外放，调任陕西佥事。这一调动很技巧，也可以说是整他，也可以说是正常调动。
霍维华当然只有一种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东林的阁臣刘一璟和吏部尚书周嘉谟在搞他。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周嘉谟确实是个容不得小人的组织干部。他和杨涟一样，也是泰昌、天启两代皇帝的保护神，在两次危机中立过大功。泰昌以来，他大量起复在万历年间因“争国本”而被罢官的正直人士，一面对三党分子施加压力，把他们大部分逼走。
至于拿开霍维华，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不认为霍维华算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动，却激怒了魏忠贤。那时外廷里肯不要脸依附魏忠贤的人，很少，霍是“首义之士”。如果调到了陕西，等于断了魏忠贤在外廷的一条线。
这不是打狗欺主么？魏忠贤决定反弹。
于是他“阴嘱给事中孙杰，纠弹嘉谟朋比辅臣，受刘一璟指使，谋为王安复仇”。同时还弹劾周嘉谟举荐辽东巡抚袁应泰、监军佥事佟卜年失察，导致辽阳失陷。那一时期对后金作战失利，跟袁应泰指挥无方有关，袁本人也战死沙场。但是任用袁应泰的，是前首辅方从哲，跟周嘉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两条都是诬陷。但是天启并未申斥孙杰的胡言乱语。这就意味着，皇上认为事出有因。周嘉谟感到名誉受到损害，只能提出辞呈。
魏忠贤还是那一招，矫诏。同意你的请求，走人吧您！
就这样，一个堂堂部院大吏，竟不能自保。天启元年十二月，一手创建了“众正盈朝”局面的周嘉谟，很窝囊地走了。
三党的“失地”，由魏忠贤来收复。小人们的额头开始放光了——他们看到了一颗大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