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波澜不惊”来形容默克尔的青年时代是很恰当的，今天她能站在政治舞台上发光发热，便不可否认她年轻时即是个很有主见和思想之人。在其少女时代，发生了很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件，其中的一波风浪，让她开始引人注目起来。尽管这件事给不少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对默克尔来说，实在只是一件小事。
接受采访时她提道：“就算这件事当时给我带来什么影响，比如我因此受伤之类的，现在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而事实上，从默克尔在学校的表现来看，她成为这件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那是发生在1973年，默克尔升入大学前夕的事。
1968年，越南共产党的学潮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管是西德还是东德都受到了一定波及。联邦德国为了避免自己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出现隔膜，在许多国际发言上都谨慎小心，避免过多批评美国，对国内也加强了控制，许多西德的学生都对此憋着一口气。但在东德便完全相反。
民主德国要求民众对越南共产党表示支持：“要与我们的同胞——越南人民——站在一起！”遗憾的是，即将进入大学的默克尔和同学们对这个没什么兴趣。
彼时，按照要求，每个班都必须参加为声援越南共产党举行的文艺汇演，当时默克尔所在的十二年级二班全体团结一致拒绝参演。卡斯纳得知此事之后，警告女儿：你们全班有可能因此无法进入大学，就算你们现在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也无济于事。除此之外，你们班还会被学校公开在广播中批评。
最后，十二年级二班妥协了，表演了一个朗诵节目，内容是克里斯蒂安·莫根施特恩的诗歌：“人啊，好好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哈巴狗一样，和墙头草没区别，谈何自尊！”此外，他们班还用英语唱了《国际歌》。这样的“妥协”表演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当时看来，这是对学校、对统一社会党的挑衅。而随后举行的家长会则让事态进一步恶化，不少老师在家长会上批评家长们，觉得是他们唆使孩子们穿着西德的衣服来上学，而家长们则抱怨其根本不知道为孩子们选择衣服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为此，不少家长在家长会还没结束时就提前退场了。
事态影响扩大，班里的同学们受到了调查。默克尔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不少“有心人”想要找出她是领导者的证据。不过，当时的十二年级二班非常团结，他们坚持这是一项集体活动，没有任何领导者，出了任何后果都由他们全体承担。
所谓“法不责众”，班级学生并未受到惩罚，他们的班主任却倒霉了，因此被调离。直到今天，这位班主任仍不愿说起任何关于自己曾经的学生默克尔的事。
校方总是要息事宁人的，为促进事情的和平解决、避免让学生们陷入不能读大学的窘境，大费周章。卡斯纳也非常忧心，还为此去找了大主教帮忙，大主教则把这事儿报给了更高一级。最后，十二年级二班的全体学生收到了来自教育部的警告信。信中严厉批评了他们在此次活动中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的行为严重损坏了学生在公众中的形象，给学校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这不仅让他们自己蒙羞，还让他们的家人、老师、同学都被人鄙视。
信件措辞严厉，可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信里提到此次批评并不会被纳入学生的操行评语。这也是学生们关注的重中之重。有了这句话，学生都放下心来。
而参与其中的默克尔也只是普通的一分子而已，并没有任何脱离团体的感受，实在是被“冤枉”成了叛逆少女。
校长加布里艾尔后来证实说，当时的形势对年轻的默克尔而言之所以很严重，是因为一个牧师的女儿很容易被当作事件的始作俑者。后来，国家安全部的调查显然也想证明默克尔就是那个牵头的不良分子，但好在默克尔平时人缘不错，班上没有任何一个同学为了撇清自己而跳出来指认她。全班同学高度团结，出了事，所有人都想一起扛。
在家长会上，事件接着升级，这次是发生在教师与家长之间。学校的态度相当强硬，引起了不少家长的强烈抗议，结果一批家长集体起立离开了会场。当时，卡斯纳先生非常担心，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身份会给女儿带来些什么，他很怕女儿会就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卡斯纳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大胆的抗议行为。当时，我有个很有关系的朋友，他告诉我，如果我还不去找上边的人，这件事恐怕很难解决了。”
默克尔回忆起这件事情时总结说，在统一社会党领导之下的国家就是这样，如果在某一个层面上事情办不通了，就得去找上一级告状，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的判断上。卡斯纳先生于是找到了自己的上司——大主教舍恩黑尔，他通过舍恩黑尔大主教向统一社会党中央负责宗教事务的书记汇报了这件事，同时还给统一社会党专区领导写了一封请求信，把默克尔负荆请罪似的带到柏林交给民主德国教会最高法律专家、当时的教会监理会成员、现今负责东部建设的联邦交通部长施托尔帕。这些部门的介入使得国家安全部的调查有了顾忌，事情终于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至于校长加布里艾尔，当年的学生们对他的看法比较全面。
默克尔的一个高中同学在汇演那天正好缺席，所以幸运地没有卷入此次事件。他说，加布里艾尔很机智，在与魔鬼打交道时能看透魔鬼的诡计，警告但不记入毕业操行评语这一点恐怕也是他的功劳，总的来说，加布里艾尔还算是一个很为学生们着想的好校长。
而加布里艾尔对那件事的看法是，国家安全部对于事件的处理过于生硬，不符合教育学思想。他们根本不给学校时间，也从未想过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学生们的行为的确是在挑衅，但不是政治挑衅，所以当然没有必要把整个事情从政治角度上纲上线。他还说：“假如没有这件事，如今默克尔又如何证明她曾反对过那个国家呢？这件事是她求之不得的命运的馈赠。”同时他又指出，那所高中的确是“干部铸造厂”，学生很难被录取，因此教师们也都觉得有义务帮助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假如在毕业考试前已经分配下来的大学名额再被取消，对学校来说是很难堪的。
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人——默克尔的同学凯博内沃尔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的做法确实有些不对，也确实有很多纰漏，学生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个节目中所包含的内容有什么不妥。可是在学校看来，这不仅是对校长的挑衅，更是对上任不久的县督学的挑衅。
“墙”这个词，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显得格外可疑。再加上诗歌的创作者莫根施特恩是个资产阶级作家，默克尔和她的同学们排练的这两个节目当然会引来国家安全部的全面调查。学校既要应付政府，又不能让自己太过丢脸，因此在处理这件事务上总显得有些吃力，而且国家安全部当时也没有给学校太多的时间反应，事情闹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篓子捅得这么大，后果还如此严重，可默克尔丝毫没有激进愤怒的行为，她恰当地将自己埋藏在人群之中，尽管也有非常危急的时刻，也面临着可能无法顺利上大学的危险，但她仍然不动声色地颔首于人群之中，真叫人刮目相看。
从隐于人后到走出人群非常简单，难的是如何摆脱人群的目光并藏身群体之中。在学会前者之前，默克尔就已先学会后者，这是她日后政客身份的杀手锏之一——既能恰当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又不因太过出色引来注视。这一点，在她后来进入基民盟以及逐渐步入政坛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艺汇演事件只是虚惊一场，这一事件却无疑对默克尔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她越发反感这个缺乏必要的言论自由的国家，也越发痛恨自己有些与众不同的身份。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无法反抗，只有尽可能地韬光养晦，而这则是促使她选择放弃继承父亲的事业，转身投于并不真正热爱的自然科学的又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