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库切在2003年曾说过，过去十年时间里围绕着他所虚构出的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已经成长起“一小批批评家”。1这种说法充满讽刺意味地指涉了依托库切的小说而兴起的庞大产业，这个产业在英文研究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最富洞察力和穿透力的文学批评。尽管人们对库切作品做了很全面和细致的探索，但是下面这点就很值得我们注意：访问有关研究库切的网站，或者随意浏览库切生平，我们会遇到数不清的不详信息，要么半真半假，要么完全经不起推敲。比如，有人声称库切出生时的名字是约翰·迈克尔·库切，但后来将他中间名改成了麦克斯韦尔2，这个信息就是错误的，但至今仍然流传，有时甚至影响到了对库切作品的解释。3
库切的出生证明上清楚地写着，他出生于1940年2月9日，名为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出生地是开普敦的莫布雷护理院。出生证上父母的“常住地址”一项，填的是大卡鲁的西维多利亚。他父亲的名字是撒迦利亚·库切（Zacharias Coetzee），职业为律师。看上去库切的父母，或至少他的母亲，是为了孩子的出生而特意前往开普敦的。库切母亲的全名是维拉·希尔德雷德·韦梅耶（Vera Hildred Wehmeyer）。出生证上没有提到的信息是，她是一名小学教师。
库切的祖先来自荷兰，他们移民到当时的殖民地开普（the Cape），这是荷属东印度公司（United East Indian Chartered Company）为了给远航船队提供补给，而在荷兰和东方诸国中间建立的一个“中转站”。这些历史背景，库切在他的《白人写作》（White Writing，1988）的导言中曾侧面提到过，该书是他的第一本批评文集，主要关于南非“文学的文化”。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1652年，欧洲人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好望角——建立了一个殖民点。其目的简单明了：给那些在荷兰和亚洲之间，从事商贸活动的东印度公司员工提供新鲜农产品。……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东印度公司试图……阻止人们向内陆殖民，他们希望这个殖民点保持其最先所规划的状态：一个贸易站，一个花园。4
早在17世纪就定居开普的荷兰人中，有一个名叫德克·库彻（Dirk Couché）的人，他后来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库茨（Coetsé）。5库彻在斯泰伦博斯地区的俄斯特河畔建立了库茨堡农场，后来又收购了相邻的土地。库茨堡农场的地契显示，1682至1692年间，该地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兼测量师约翰内斯·穆德（Johannes Mulder）用简笔画的形式最早在农场上勾勒出房子，烟囱上面飘着缕缕炊烟。6德克·库彻是斯泰伦博斯的首席公民——他先是被选为教会的执事，然后又被推举为教会长老，并在1687年成为村议会成员。1706年，他成为斯泰伦博斯步兵首领，挂上尉军衔。他很可能参与了针对当地总督W.A.范德斯泰尔（W.A.van der Stel）的抗争。该人于1699年继承父业，但因其独裁统治、个人标榜和裙带作风很不受欢迎，并于1707年被希尔十七世（Here XVII）召回阿姆斯特丹。从1714年的一份法律文件中可以看出德克·库彻和此次事件的关联，当时库彻夫妇为他们的孩子找了两位监护人，其中之一是亚当·塔斯（Adam Tas），而这位塔斯先生恰恰是斯泰尔抗争事件中的首领之一。7
1721年，库茨堡农场被过户给德克·库彻的儿子格里特（Gerrit）。他1683年在开普受洗，1722年与荷兰的苏珊娜（Susannah Loefke，后拼作Lubbe）结婚。格里特对库茨堡农场的所有权一直保持到1753年，同年，农场被改造成斯泰伦博斯地区的镇议会。
随后三代的长子都继承了家族的第一个长子的名字格里特。这个由荷兰语的“赫拉德”（Gerard）演变过来的名字，也成了该家族中J.M.库切所在这一支的常见名字。8虽然德克·库彻的儿子仍旧将自己的姓拼为“Coetsé”（库茨），但从家族的第三、第四代成员起，他们已经更多地选择“Coetzee”（库切），而后来的儿孙们也普遍采用了该拼法。
居住在开普的库切家族成员中，有一个人非常令人着迷，他就是第三代成员雅克布斯·库茨（Jacobus Coetsé）——约翰内斯·亨德里克·库茨（Johannes Hendrik Coetsé）和伊丽莎白·帕尔（Anna Elizabeth Paal）的儿子。9他是第一个具备足够冒险精神，勇于探索未知的内陆地区的人。当时，区域长官西蒙·范德斯泰尔（Simon van der Stel，1679至1699年任总督）奉行保守政策。他认为最初设立于开普的补给站，只应该建成小规模的农业殖民地。他不允许人们远离开普，最远不可越过斯泰伦博斯、帕尔和弗朗斯胡克等地，且不允许人们在任何内陆区域拓展定居点。J.M.库切在《白人写作》中这样写道：
管理该殖民地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对开普以外的区域毫无兴趣。按照那时的报告，内陆区域贫瘠荒凉，人烟稀少，散居着原始的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加上探险队没有在那里发现任何矿藏，人们对那里的兴趣便越发减退。10
然而，东印度公司的政策在实际执行时松松散散，再加上西蒙·范德斯泰尔的儿子兼继任者W.A.范德斯泰尔（1699至1707年任总督）大力支持养牛业，这导致限制人口扩张的政策不管怎么说都非常失败。养牛业促使耕种农户进一步向内陆渗透，进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渐爱上了广阔的内陆地区，并在身体和心理两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应对开拓者的艰辛生活。因此，虽然库切家族的族长德克·库彻和十个孩子中的大部分人选择待在相对安闲的开普，但是他的子孙后辈中，很快便有人萌生了跋山涉水、探索内陆的愿望。他们先是挺进西北省，而后又来到洛基维尔德的萨瑟兰和大卡鲁的格拉夫热内。这种向着内陆不断前进的趋势也是不断壮大中的南非白人群体的特征。
最先离开舒适的开普盆地的，是族长的第四个和第五个儿子——约翰内斯·亨德里克（Johannes Hendrik）和科尼利厄斯（Cornelius）。按照东印度公司的农场租赁制度，他们两个购得今天的皮凯特贝赫附近地区的放牧权。而早在167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就为了保护荷兰殖民者不受住在大山对面的科伊科伊人的武装威胁，而在今天的皮肯尼斯克罗夫关隘下，设立了统治区最北端的军事哨所。科尼利厄斯去世之后，他的遗孀与约翰·海因里希·朗格（Johann Heinrich Lange）结婚。不过，在1758年该农场由约翰内斯·亨德里克的第六个儿子雅克布斯接管。雅克布斯在很小的时候就随全家人一起搬到了这个殖民区的边境地带。
雅克布斯是一个冒险家，胆子奇大无比。他出生于1730年，24岁的时候娶了玛丽亚·玛格丽塔·克卢蒂（Maria Margaretha Cloete），在1810至1816年间的某个时间点告别了人世。1760年，在总督瑞克·图尔巴（Rijk Tulbagh）的祝福下，雅各布斯向着今天皮肯尼斯克罗夫的北面，不属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区域开始了远征。11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在1660至1664年间曾经因为贸易需要进入这片领土与当地人交往，同时寻找传说中的莫诺莫塔帕和金色城市韦杰塔麦格纳。但是直到1683年，奥洛夫·伯格（Oloff Bergh）才真正深入到纳马夸兰的铜山区域。两年后，西蒙·范德斯泰尔也完成了这一壮举。
据说雅克布斯·库茨走得更远，他到了大河流域，一开始是葛瑞普，然后是奥兰治河，甚至深入了今天的纳米比亚南部。他看到了很多长颈鹿，而在那时，开普人还不知道长颈鹿是何种动物。他还发现了许多新植物，并将其中一种命名为骆驼刺，因为长颈鹿（kameelperde，阿非利堪斯语，字面意思是骆驼马）很喜欢吃这种树顶端的叶子。他很可能是第一个长途跋涉、深入该地区的白人。回来后，雅克布斯·库茨参加了斯泰伦博斯一年一度的武器展。其间，他有关旅途的讲述引起了轰动。有人劝说雅克布斯·库茨允许好望堡(1)的书记员把他的经历写出来，而库茨提供的消息，特别是有关达姆若克沃斯人（Damrokwas）“黄皮肤，长头发，身着亚麻布衣服”的传说，使得1761年的总督图尔巴批准亨德里克·霍普（Hendrik Hop）沿着同样的路线，进行一次官方远征，由雅克布斯·库茨本人陪同并担任向导和翻译。
雅克布斯·库茨的“描述”由当地官员记录下来，并由他本人签上一个“十”字以示确认。由此可以推断出，雅克布斯其实是个文盲。这一点很奇怪，因为他的祖父是斯泰伦博斯一位德高望重的村议会成员，无疑是会读写的。雅各布斯之所以不识字，或许可以归因于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开普镇，而边境地带又找不到好老师。雅克布斯·库茨本人是个沉迷大自然、喜爱野外并热衷于探索新天地的冒险家。由此来看，雅克布斯·库茨显然不是我们这位杰出作家J.M.库切在文学方面的前辈。而事实上，作为约翰内斯·亨德里克·库茨的儿子，他与J.M.库切来自不同的家族分支。
J.M.库切在英国工作和在美国学习的过程中，曾在大英图书馆和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那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中，读到早期非洲南部移民的报告。在奥斯汀，他碰巧读到了雅克布斯·库茨的官方叙述。因为觉得这个故事是如此令人着迷，库切把它用作素材，巧妙地调整成一个伪纪实作品《雅各·库切之讲述》，用作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 Duskland，1974）的第二部分。J.M.库切虚构的父亲——历史学家S.J.库切博士——在《幽暗之地》的后记中提到，官方叙述来自好望堡的一位尺二秀才，一个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小文员，一个不得不记下雅克布斯·库茨经历的笔墨匠。12作为一位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官派记录员，他只能以干巴巴的口吻记述雅克布斯的经历，而《幽暗之地》的附录也模仿了这种表述方式，这就让全书的第二部分更像一份官方文件了。争权夺利与暴力事件本来没有出现在小文员的记述中，但是在库切笔下，这些内容成了《雅各·库切之讲述》中的真实事件。这是库切对原官方“叙述”的重写，也是他强调的“真相”。
在小说《幽暗之地》出版之前，拉万出版社的彼得·兰德尔（Peter Randall）让J.M.库切提供一些他自己的身世细节以供图书宣传，库切并不是非常愿意这样做。在1974年1月17日给兰德尔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关于我的家庭背景只占南非所有姓库切的人口的万分之一，除了能说雅克布斯·库茨是所有这些人的先祖外，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后来兰德尔违背库切的意愿，把这句话印在了《幽暗之地》的封皮上。从其表述看，好像库切本人并不真正了解雅克布斯·库茨在库切家族中的位置，并把他看作是自己的直系祖先。也许，作为这个家族在南非的一名后裔，从文化角度来说，库切对自己的定位同《幽暗之地》中的雅各·库切一样：“我只是历史手中的工具。”13
二
库切的爷爷名叫格里特·麦克斯韦尔·库切，他是弗雷德里克·劳伦斯·约翰内斯·库切（Frederik Laurens Johannes Coetzee）和伊丽莎白·艾格尼丝·米尔斯（Elizabeth Agnes Mills）的长子。1868年11月19日，格里特出生于霍普菲尔德，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来自苏格兰的玛丽·安·富勒（Mary Ann Fuller），比他小两岁。尽管玛丽·安不是 J.M.库切真正的祖母，但是他们的婚姻给库切家族的这个分支带来了英国的影响。格里特与玛丽·安一共孕育了四个孩子，但不幸的是，两个女儿早逝，仅余一儿一女：艾琳·琳达（Irene Linda，1899—1990）和斯坦利·麦克斯韦尔·布勒（Stanley Maxwell Buller，1901—1985）。1902年，小儿子斯坦利出生两个月后，尚且年轻的32岁母亲便告别了世界，很可能死于分娩并发症。1905年，格里特·麦克斯韦尔·库切第二次结婚，这次的妻子名叫玛格达莱纳·卡特琳娜·德比尔（Magdalena Catherina de Beer），昵称列尼（Lenie）。她1884年出生于阿尔伯特王子镇，1978年在南非开普敦高龄逝世。
库切家族这次的亲家德比尔家族在阿尔伯特王子镇很有名。141804年2月，旅行家辛里奇·利希滕斯坦（Hinrich Lichtenstein）曾经在J.W.詹森总督的陪同下参观他们位于大斯瓦特贝赫山脚下的科维克瓦里农场。1802至1806年间，开普镇曾被巴达维亚政府短暂控制，J.W.詹森（J.W.Janssens）在此期间担任总督。为了欢迎来访者，德比尔强征当地的全部白人，约二十人列队持枪，他们家的大孩子演奏八孔直笛，房子上空飘扬着巴达维亚政府的旗帜。他为客人提供了精美的菜肴，还送给利希滕斯坦一些德比尔家自酿的葡萄酒，让他带回欧洲。尽管德比尔如此热情地款待了利希滕斯坦，但后者看出他是一个自负且虚荣的人。在英文版《南非游记》中利希滕斯坦这样写道：
他性格的主要特点是虚荣、偏执和控制欲强，热衷于政治，还很爱发牢骚……他很是瞧不上他的邻居，觉得自己比他们聪明得多。……与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他认为只要农民不那么懒惰和愚蠢，非洲就是世界上最有福祉的地方。他认为非洲的土地是最肥沃的，可以长出任何人们需要的东西。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他以自己的经验为例，些许夸张地讲述他是如何使自己的这片土地变成沃土的。15
塞缪尔·德比尔用两位法国将军的名字为他的两个孩子起名：波拿巴和莫罗。当亚眠和平条约签订时，他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开普镇又一次回到了荷兰手中。而它之所以回到荷兰人手中，是因为战争中荷兰一直作为法国的盟国，对抗英格兰。奇怪的是，库切家族的后人却会有相当强烈的亲英情绪，到了20世纪，会对南非白人民族主义侧目而视，按理说他们家的人是不应该与如此反英的德比尔家族联姻的。德比尔家族的后裔——撒迦利亚·约翰内斯·亨德里克斯·德比尔（Zacharias Johannes Hendricus de Beer），昵称扎格（Zaag），出生于1858年。他是一个较为温和的商人，在阿尔伯特王子镇拥有两家商店，并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担任教会执事、长老和书记员，此外他还在镇议会任职。正是他的女儿列尼·德比尔嫁给了格里特·麦克斯韦尔·库切，而扎格的妻子是加布里埃尔·雅克布斯·勒鲁（Gabriel Jacobus le Roux）的女儿。加布里埃尔·雅克布斯·勒鲁的子孙里出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艾蒂安·勒鲁（Etienne Leroux），其代表作品是《西尔伯斯坦斯七日》（Sewe Dae by die Silbersteins）。就这样，虽然细碎，但南非的这两位重要的作家仍然有亲戚关系。
20世纪初，列尼在斯泰伦博斯学习钢琴、风琴和小提琴。她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一直弹到90多岁。她在晚年给自己的儿孙辈讲述她的父亲当年在斯瓦特贝赫开设的贸易站，那个时候重要的斯瓦特贝赫关口正在修建之中，最终在1886年开通。她讲到自己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有一天和父亲在山上突然遇到暴风雨，是一个修路的犯人扛着她回到了镇里。她家有一柄银勺，是当时的筑路工程负责人托马斯·贝恩Thomas Bain）赠送的礼物。帕特里夏·斯托拉（Patricia Storrar）16把这位负责人称为“道路巨人”。在布尔战争期间，16岁的列尼曾因在英军士兵面前，公然演奏德兰士瓦省歌而被软禁家中。17
“麦克斯韦尔”并不是库切家族旧有的名字，而是在格里特·麦克斯韦尔之后被使用的。人们很容易猜想，这是格里特·麦克斯韦尔的母亲伊丽莎白·艾格尼丝·米尔斯嫁给其父时带来的名字，但是米尔斯家族中并没有人叫“麦克斯韦尔”。在一封既没有注明日期，也找不到发信人信息的寄给J.M.库切母亲的信件残片中18，写信人说道：“麦克斯韦尔并不是家人的名字，它来源于弗雷德里克·劳伦斯·约翰内斯·库切的一位朋友，其人是开普敦麦克斯韦尔和厄普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原本由约翰·埃本·麦克斯韦尔（John Eben Maxwell）经营，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公司由他的遗孀和儿子罗伯特·米勒·麦克斯韦尔（Robert Miller Maxwell，1862—1935）经营，当时的合伙人是爱德华·约翰·厄普（Edward John Earp）。他们的经营内容主要是餐具和五金，当然可能也包括铁匠的工具。19也许因为弗雷德里克·劳伦斯·约翰内斯·库切与麦克斯韦尔一家是如此亲密的朋友，所以加上他们的名字，将儿子叫作“格里特·麦克斯韦尔”。
格里特·麦克斯韦尔在开普西海岸靠近韦德瑞夫的奥罗拉长大，而后与他的父母及十个弟弟妹妹搬到了塞雷斯。20他的兄弟中有两个会计，一个邮政局长，和一个银行经理。尽管不是什么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但都是正直而受人尊敬的公民。格里特·麦克斯韦尔有点例外：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和农场主，在他的圈子里，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可能是因为父亲的财产被查封而带来的财务问题，他在学校大概读完七年级就到卡鲁打工了。起初，他靠跑运输谋生，后来在兰斯伯格附近的古布站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再后来，他到当地一个姓富勒的人的店里打工，之后还娶了他的女儿为第一任妻子。这位妻子去世的时候，他名下的财产包括兰斯伯格的一个店铺和一个屠宰场，以及弗雷斯伯格路（后来的利乌哈姆卡）的一家旅店和一个屠宰场。后两项产业由两个未婚的妹妹负责经营。从他首任妻子的遗产清算和分配单据上可以看出，格里特·麦克斯韦尔与麦克斯韦尔·厄普公司的交易颇多。21像他的父亲一样，他与罗伯特·米勒·麦克斯韦尔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弗雷德里克·劳伦斯·约翰内斯·库切总是要求孩子们在给长子取名时加上“麦克斯韦尔”。这种友谊的性质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情谊很深，弗雷德里克的子孙也都很尊重他的要求。
格里特（或称其为“格特”）续娶了小他15岁的列尼·德比尔之后，仍然生活在兰斯伯格。他们前三个孩子都出生在这里。他也曾于1907年至1908年担任过这个地方的市长。22每到星期六，他经常乘坐火车到附近的马杰斯方丹。在那里，有一个很红火的酒店，由年轻的苏格兰人吉米·洛根（Jimmy Logan）经营着。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旅行者，坐着牛车、马车、长途汽车或火车光顾这里，然后继续向金伯利钻石区域进发。洛根将他所在的村子开发成了一个美丽的维多利亚式的休养与度假胜地。欧洲人也会跑到这里来，因为卡鲁干燥的空气可以治疗他们的肺病。开普敦著名的政治家塞西尔·约翰·罗德（Cecil John Rhodes）以及英国的许多贵族都是这里的常客。另外还有奥立弗·施赖纳，世界名著《非洲农场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1883）的作者，她不仅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还经常回访。她的一部主要著作《南非思》（Thoughts on South Africa，写于1896年，但是在她去世后的1923年出版）的构思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布尔战争期间，马杰斯方丹城外曾经驻扎了一个拥有一万军队和两万马匹的军营，酒店的部分房间转型为英国军官的疗养院，中间还修了一个小瞭望塔以侦察敌人。
作为一个狂热的板球运动员，格特非常喜欢参加洛根（同样也是一位板球迷）每周六在马杰斯方丹组织的板球比赛。他的妻子列尼也是一个热心的参与者，她总是站在球场上的所谓“自杀点”上。为了在南非推进板球事业，洛根可以说是不惜工本。他曾经邀请英国板球队MCC到南非，而在他组织的主场队里，格特也是其中的一员。23
帮助经营酒店和屠宰场的一个妹妹结婚以后，格特和列尼带着他们的孩子搬到了弗雷斯伯格路（即利乌哈姆卡）。在那里，他们买了第一辆汽车：BSA(2)，有的时候为了找乐子，他们会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与火车赛跑。1916年，格特买下了沃杰尔方丹农场（Vogelfontein），家人都称其为百鸟喷泉农庄（Voëlfontein），并于1919年举家迁到那里。那时的格特手中有很多产业，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除了养殖羊群，大规模种植水果之外，他还是一个估价师，连续30年在农展会上为牲畜估价。在百鸟喷泉农庄居住期间，他还担任附近默韦维尔镇议会的议员。他和妻子为这小镇上的荷兰归正宗教会的教堂捐赠了布道坛。24
现在，这个家庭农场归杰拉尔德·库切所有，他是J.M.库切的一个表弟。农场的面积有14130摩根（相当于3万英亩/1.2万公顷），距离利乌哈姆卡约30公里。格特在这里建了一个美丽而宽敞的宅子，带有开普特有的荷兰角山墙。每年，这个家庭的成员们都会到这里过圣诞节或复活节，有时聚会的甚至多达40人，而且随着各个家庭的扩大，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成员越来越多。这里宽阔的门廊上留下了许多欢声笑语和共同的回忆。从门廊可以看到远处明亮的卡鲁，房子的一边开着繁茂的三角梅，正前方还有一片橘园。对于男人来说，这里的清晨是捕猎野生鸟类或小羚羊的好时候。对于孩子来说，阁楼里面蕴藏着许许多多的秘密。房子里面几乎每一个房间都有床、床垫或折叠床，有的孩子甚至睡在屋外门廊上，还有的甚至睡在后面的皮卡车上。25在宽阔的厨房里，列尼在她的女儿、儿媳和众多农家妇女的帮助下，为大家提供早间咖啡和美味的糕点，也为客人做大餐。农舍的上方有一个水库，每次有访客来之前，都会有人专门清理一番，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游泳。农舍的周围是厚达两英尺的牛栏围墙。许多子孙继承了格特和列尼的音乐天赋，而且几乎所有的后代都喜欢运动。在这些家庭聚会中，子女们会打板球，而其余的家庭成员则坐在宽敞的门廊上观看。
格特和列尼的幼子们的儿时教育由他们同父异母的姐姐艾琳负责，她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再大一点之后就到阿尔伯特王子镇接受教育。在那里他们可以住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家里。20世纪30年代，格特和列尼将农场交给他们的两个儿子斯坦利（格特的第一任妻子所生）和杰拉尔德·撒迦利亚（常被称为“桑”）打理后，也搬到了阿尔伯特王子镇与列尼的父母德比尔一家住在一起。1935年9月至1941年9月期间，格特担任阿尔伯特王子镇的镇长。26孩子们长大一些后会被送到开普的中学接受教育：女孩子们进入温贝赫女子高中，男孩子们则被送进帕尔男子高中。
格特是一个亲英派，有一半英国血统，沉迷板球。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统一党选民，支持斯穆茨（Smuts），令人奇怪的是他竟然与德比尔家族的后裔联姻，因为德比尔家族在20世纪是南非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在1949年参加了比勒陀利亚开拓者纪念碑（Voortrekker Monument）的奠基典礼。格特和列尼在家里说阿非利堪斯语，但是他们的英语也说得不错，这要归功于19世纪开普殖民地学校的英语教学，这在当时十分普遍。
格特于1946年6月21日在百鸟喷泉农庄去世，享年77岁。在墓地里，他的墓碑被其他农场早期居民的墓碑所环绕，上面刻着他的死亡日期和年龄，写着：“永远怀念我心爱的丈夫格特·麦克斯韦尔·库切。那里没有黑夜。”最后一句来源于《启示录》21：25与22：5。格特的孙子后来对这个大卡鲁荒凉土地上墓地的描述有所质疑：“不管怎么死的，生老病死都一样：皮肉都会给蚂蚁吞噬干净，骨头都会给太阳晒得发白，就是这样啦。然而，穿行在这些墓地中，他的脚步踏得战战兢兢。地上是一片静穆，浑然的静穆似乎在发出嗡嗡的声儿。”27祖父去世的时候，约翰刚刚6岁，在他的记忆中，祖父“是一个弯腰弓背的老人，脾气很暴躁”。28这位富裕且衣冠楚楚的祖父被称为“打着领带的农民”29，用他孙子的话来描述是这样的：
他祖父喜欢把自己弄成一副绅士模样，他不但拥有农庄，拥有一家旅馆和弗莱瑟堡路那家杂货商店的一半股份，而且在默韦维尔还有一幢房子，房前的旗杆是他为英王生日悬挂英国国旗用的。30
他的儿子们会把他称为“一位真正的老绅士和真正的沙文主义者”，并认为应该把这个称谓刻在他的墓碑上。约翰的母亲则奚落地指出她的这些兄弟是如何害怕她的公公：“你们甚至长大以后都不敢在他面前点火抽烟。”31约翰的表妹玛戈特在《夏日》中半真半假地讲述：
吃过午饭后，整幢房子里马上就阒然无声：祖父要睡午觉了。即便在她当时的年纪，她还是能够惊奇地注意到，这个老人居然能让那些成年人见了自己就像老鼠躲猫似的。然而，没有这个老人，她就不会在这儿，约翰也不会……此人从smous［沿街叫卖的小贩］开始做起，向他的乡亲们兜售印花棉布，还有锅子、盘子和成药，随后等他攒够了钱，就跟人合伙买下一家旅馆，后来又把旅馆卖掉再买土地，然后安顿下来，做一个有身份的人该做的事儿，如养马、牧羊。32
玛戈特觉得，与这位强势的老人相比，其他姓库切的人就像没一点胆量的“软蛋”（slapgatte）。33
他们的老爹暴跳如雷大声吼叫，吓得他们浑身颤抖，这当儿他们的母亲踮着脚走来走去活像一只老鼠。其结果是，一旦进入社会，他们都成了毫无勇气、缺少血性的人，没有自己的信念和胆略……
这些特性使库切们成为很随和（gesellig）的人，友好相处的同伴关系正是他们所偏好的一种现成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天性使得圣诞聚会变得如此有趣。他们从不跟人争吵，他们自己也决不斗嘴……他们的孩子进入社会后，原本期待着世界是另一个slap，另一个gesellig的地方，只不过是放大了的百鸟喷泉农庄。可是，却傻眼了，原来不是那样！34
三
格特和列尼一共生养了十个孩子：利奥诺尔（琳妮），康斯坦茨（康妮），杰拉尔德·撒迦利亚（桑或桑尼，即百鸟喷泉农庄的经营者），撒迦利亚（杰克），珍妮特·艾格尼丝（格里，后来嫁给约书亚·茹贝尔·奥利维尔，居住在威利斯顿区一个农场），艾格尼丝·伊丽莎白，乔伊，阿尔弗雷德·肯尼思（巴伯斯），艾伦·休伯特和詹姆斯·米尔斯。巴伯斯在威利斯顿区经营农场，以冷幽默著称。艾伦则经常给报界写些诙谐的文字。格特所有的孩子，从第一次婚姻的两个孩子，到第二次婚姻的十个孩子，几乎都认同南非文化，在家里使用阿非利堪斯语，只有一个是例外。
这个唯一的例外就是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后来叫扎克或杰克）。他1912年9月29日出生于阿尔伯特王子镇，1988年6月30日在南非开普敦去世。他的名字来源于外祖父和曾祖父德比尔。他从小就非常希望成为一名水手，在神奇的海洋中航行，涉猎异域，但他的父亲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35他的这些童年梦想表明他是一个浪漫的梦想家，这与库切家谱的主线条是不一致的。他最终并没有到未知的大海中航行，而是在卡利登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做职员，之后又到开普敦短暂地工作了一阵。然后在西维多利亚自己独立开业。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尤宁代尔区欧德沃尔维卡拉农场主皮特·韦梅耶（Piet Wehmeyer）的女儿维拉·希尔德雷德·玛莉·韦梅耶（Vera Hildred Marie Wehmeyer）。维拉1904年9月2日出生于尤宁代尔，1985年3月6日在南非开普敦去世。虽然她可以很流利地讲阿非利堪斯语，但是很可能是受她母亲路易莎的影响，她在家里和孩子说英语。路易莎小时候曾经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所以更喜欢用英语。维拉在开普敦大学完成了一年的小学教育的课程后，就开始在西维多利亚教书。在那里，她与杰克相识并坠入爱河。他们于1936年结婚。孩子出生时，英语已经成了他们的家庭语言。从长子约翰的出生证明可以看出，他们结婚的时候，杰克24岁，维拉32岁，两人年龄相差8岁，这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寻常的。36
据J.M.库切回忆37，母亲告诉他，外婆路易莎一辈子都厌恶南非布尔文化，所以一直与她的孩子讲英语。路易莎在美国度过的童年时光让她学会了英语，同时，她还从父母那里学会了他们讲的德语。正因如此，路易莎给她的孩子们所起的名字也都来源于英文：罗兰，维尼弗雷德，艾伦，维拉，诺曼，兰斯洛特。即便如此，因为她和孩子们要在尤宁代尔区生存，他们就必须会讲阿非利堪斯语。令人惊讶的是，皮特·韦梅耶竟然是尤宁代尔区国民党的创始成员之一。尽管他的妻子强烈反感，他的很多朋友都有布尔文化背景。也许，这对夫妻能够接受对方不同的政治立场，这种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的南非白人之间很常见。
南非韦梅耶家族不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年轻的戈特利（第三代）可能是其中比较有作为的一个代表，达琳·马蒂（Dalene Matthee）在小说《费拉的孩子》（Fiela’s Child）中曾经提到他。曾有人口普查员来到他家，登记了费拉和家人的名字、确定了她所居住土地的归属。记录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土地。我的父亲和祖父一辈子都在为韦梅耶家服务。你可以说他们为韦梅耶一直工作到死。祖父去世后，欧德沃尔维卡拉农场这12摩根的土地被过户到我已故父亲的名下。尤宁代尔镇的凯恩克罗斯先生保存着遗嘱和所有其他文件。”38
四
对库切这一辈的孩子来说，外祖母的父亲（即他们的曾外祖父）是位令人着迷的前辈，但他的怪异行为也让人不得不怀疑其神智是否正常。路易莎是巴尔塞·杜比尔（Balcer Dubyl）的女儿。巴尔塞后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巴尔萨泽·杜比尔（Balthazar du Biel）。他1844年出生于波兰波兹南省的一个小村庄，1923年在斯泰伦博斯去世。他儿时除了帮助父亲放牛，还时常获得神启。一次，在经历神启后，他奉命去给异教徒传福音。他向巴门的礼贤会（Rhenish Mission Society）提交了档案，被任命为传教士。1868年年底，他被派往南非。1870年，他在南非与一名摩拉维亚传教士的女儿安娜·路易莎·布雷赫尔（Anna Louisa Brecher）结婚。杜比尔担任传教士的地方当时是德属西南非洲，但在1872年，他离开非洲前往美国，向那里的德裔福音派教徒传教。因为传教需要，他游走于美国多个地方，曾经在伊利诺伊州的布卢明顿生活过一段时间。1881年，在岳父费迪南德·布雷赫尔（Ferdinand Brecher）的推荐之下，他回到南非纳马夸兰，成为礼贤会一位老传教士的助理。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九个月之后，他投身荷兰归正教会，在尤宁代尔担任小学老师和助理传教士。八个月后，他断绝了和教会的所有关系，开始进入商界，到莫索湾地区做了商贩。
杜比尔和安娜·路易莎有六个孩子。路易莎·阿玛利亚（J.M.库切的外祖母）1873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梅纳尔区的彼得堡，1928年在尤宁代尔去世。
巴尔萨泽·杜比尔是约翰·库切祖先中第一个有案可查的作家。在夏日》中，表妹玛戈特讲的内容是接近真相的，她告诉传记作者，作家库切的“古怪”，也就是他的天赋，并不来源于他父亲的家族，而是继承自他母亲的家族，“来自东开普省的梅耶。梅耶，或是梅尔，或是梅林”。39雅克布斯·库切的“叙述”是好望堡里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产物。在南非的库切家族，除了安穆派·库切（Ampie）和克里斯多弗尔·库切（Christoffel）以外，并没有谁因写作而为人所知。40不过巴尔萨泽·杜比尔写过两本有关“心灵”的书籍。在他去世后，他的女儿安娜（或者叫安妮）将这些书从德文翻译成阿非利堪斯语，然后由她的弟弟艾伯特删减修订为《从不治之症到永久痊愈》（Deur’n gevaarlike krankheid tot ewige genesing，1934）和《相似与音乐流》（’n Ewebeeld en stroom musiek，1941）。这些书是根据杜比尔的日记所创作的。41书中讲述了饱受精神煎熬的人如何被各种异相所困扰。姨妈安妮也是约翰的教母，她在罗斯班克的寓所摔坏尾骨后，约翰同他的母亲和兄弟一起去医院看望她。库切在小说《男孩》中这样描述：她住处的储藏室里堆着许多旧报纸。这些纸原计划用来包装书籍，储物间里还有上百本没卖出去的《从不治之症到永久痊愈》。约翰打算读读这本书，但是没读几页就觉得很无聊了。他在《男孩》中这样写道：“一开始是叙述巴尔扎撒·杜·比尔(3)在德国的童年生活，书中充斥着诸如天空的闪电和来自天庭的声音在跟他叙谈什么。”42他的肖像也没有激发别人对他的喜爱：“安妮阿姨卧室的照片上，巴尔扎撒·杜·比尔瞪着一双冷酷的眼睛，紧紧抿着那张无情的嘴巴。在他旁边，是他那看上去无精打采满脸愁苦的妻子。”43约翰问他的母亲：“安妮阿姨的爸爸是个疯子吗？”她母亲的回答是：“没错，我想他是个疯子。”她继续解释说，安妮姨妈也许是因为害怕才同意翻译他的书。“他是个可怕的德国老头，非常凶狠而独断专行。他那些孩子个个都怕他。”44有人认为，这个家庭总是有两种力量交织出现，有时是极端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有时是艺术天赋。当艺术冲动找不到发泄渠道时，精神的不稳定就占据主导地位。45在巴尔萨泽·杜比尔这里，它形成了一种有害的宗教狂热和一堆前言不搭后语的书，也导致部分子孙与他对抗，成了反宗教者。到了约翰·库切这里，艺术才能得到自由发挥，延续了这个家庭的文艺特长，并将其从平庸发展至优秀。
巴尔萨泽的另一个孩子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他的儿子约翰·阿尔伯特·恩斯特（Johann Albert Ernst）在20世纪20年代，以阿尔伯特·杜比尔（Albert du Biel）的名字出版了许多阿非利堪斯语小说，也取得了一定的声望。阿尔伯特从父母那里学习了读写，但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1928年，他与人合作，在帕尔开了一家小型的出版公司，出版杂志、刊登英文和阿非利堪斯语的文章，也出版了一些杜比尔的书。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该杂志社破产。
阿尔伯特·杜比尔15岁时才通过期刊上的故事和诗歌，接触到书面的阿非利堪斯语。虽然他的早期著作使用英语，但是他写小说和故事时则使用阿非利堪斯语，目的是给南非年轻人提供有教育意义的阅读内容。在《高山与平原》（Oor Berg en vlakte）系列读物的推介中，他希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能够以身作则，为年轻人提供积极的榜样，对读者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在小说中总是不断插入叙述者的说教，让读者不得不从故事的情节中抽离出来，停顿一下。讲述故事的历史背景时，他也会这么做。对讲阿非利堪斯语的大众来说，用阿非利堪斯语写的书还是很新鲜。为了保持这些读者的兴趣，在《父辈之罪》（Die misdade van die vaders）中阿尔伯特还采用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零星穿插一些浪漫的情节，比如一个神秘的骑手在夜里保护农民不受黑人部落的攻击。这样，浪漫故事就与19世纪大迁徙前夜，布尔人在东部边境的历史经历交织起来，按照P.C.斯库尼斯（P.C.Schoonees）的话说，他“将中世纪游侠巧妙地加以南非化”。46
他的小说集多以布尔战争为背景，此外，还有一些故事是讲述年轻的姑娘爱上了一位青年，而家长希望女儿嫁一个年龄大但富有的老头。父母的话对当代读者来说很肤浅：“如果你愿意嫁给克拉斯，你就可以一辈子吃上白面包，要什么有什么。”47
现在除了一些专业人士研究他作品的历史背景外，已经没有人阅读阿尔伯特·杜比尔的作品了。根据《男孩》中的内容，得到母亲的许可后，年轻的库切将阿尔伯特的书搬出姨妈的居所。他试着读《父辈之罪》，但还不到十页就读不下去了。母亲也告诉他，很多年前她也读过阿尔伯特的书，但觉得没意思，根本读不下去，也记不住里面的任何内容。她说，阿尔伯特的小说“很老派的手法，现在人家都不喜欢看那样的书了”。48
但是，杜比尔的作品对库切后来的创作很重要。《父辈之罪》的主题与库切作品的主题很相似：一个人的恶行和罪过被投射到下一代，让他们不得不带着耻辱生活。库切在《白人写作》中提到莎拉·格特鲁德·米林（Sarah Gertrude Millin）是南非重要的小说家，与奥立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和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不相上下。尽管如今，米林因处理种族问题的手法，在道德上不受欢迎而不受重视。在米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就是父辈的罪行变成“遗留下来的邪恶”影响着下一代。49在关于米林作品的评论中，库切将这一过程称为“血、污点、瑕疵、退化”。50
不过，库切在处理几代人的内在关联性时所采取的方法，与米林或阿尔伯特·杜比尔完全不同。虽然杜比尔也对退化与代代相传的罪恶感兴趣，但是他是从犹太基督教的角度，将其看作惩罚和训诫，这也是许多其他作家描述南非大农场的故事时所采用的视角。即使如此，我也时常怀疑是否正因为杜比尔，因为他叙述中的笨拙，而让库切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某个主题，让他能够从个人角度以及民族角度，多方位地进行探讨，也是由此，逐渐形成了他的伟大作品《耻》（Disgrace，1999）。早在他的第一本书《幽暗之地》中，主人公尤金·唐恩在接受医生治疗时，想要做的就是从“小心谨慎地调查我像迷宫般复杂的历史”，弄清楚之前的祖先到底犯了什么罪。在《幽暗之地》的第一部分《越南计划》的结尾，尤金·唐恩“深深盼望着能弄清楚我是谁的过错”。51
(1)好望堡（Castle of Good Hope）建于17世纪晚期，位于南非西开普省开普敦，是欧洲人在南非的第一个军事基地。曾作为荷属东印度公司总督的官邸，现在是威廉·菲贺艺术品收藏馆，军事博物馆。
(2)BSA：一种英国品牌汽车。
(3)在中文版《男孩》中，译者文敏将 Balthazar du Biel译作巴尔扎撒·杜·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