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约翰·库切来说，他该上的大学毫无疑问是开普敦大学，因为这所学校与他家所在的隆德伯西营地路81号很近。1957年初他开始在该校上大学。
开普敦大学的前身是南非学院（SACS，South African College School），成立于1829年。1874年，该校开始承办大学教育。开普敦大学是南非的第一所大学，但是它在1918年才得到正式的大学办学许可。最初，学校的教学地点在市中心圣乔治大教堂附近的维多利亚女皇街，但是后来搬到了橙街，比较靠近山的地方。这个校园以后成为黑丁校区，兼职学生可以在这里上傍晚和晚上的课程。现在这里仍然是米氏学校、戏剧表演系和小剧场所在地。格鲁特舒尔校区是在1928年至1930年之间在魔鬼峰山坡上建立的。该校最初的校园可以俯瞰罗斯班克，建筑物上爬满蔓藤，是南非最迷人的校园之一。
库切上课的地方在文科楼，那里是英语系、其他语言系以及哲学系所在地，附近的贾格尔图书馆位于大学路的另一边，很方便。离他要去上课的数学楼只有一步之遥。在不远处的詹姆森厅的台阶附近是学生会所在地，可以吃些茶点。学校原来的两个学生宿舍，一个是斯穆茨男生宿舍，一个是富勒霍尔女生宿舍。行政大楼位于校园中区，接近罗斯班克的区域，库切就是在那里登记入学的。这个校园里还包括南非音乐学院，但是设备齐全的巴克斯特剧院是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库切已经被任命为英语系的讲师。1
库切稍有一点经济能力以后，他就搬进了莫布雷公主街杰弗林4号的公寓里，那里是中产阶级居住的区域。莫布雷有汽车直达校园，也有火车直接进城。他只是在冬季坐公共汽车去校园，因为那时南非冬季的疾风和暴雨让他根本无法步行。由于他在英语考试中获得了最高分，1956年，库切在开课前就获得了来自I.M.萨克斯的奖学金88英镑16先令3便士。他又成功地从大学申请到30英镑的助学金。这笔助学金是每年都发的，到了1958年涨至50英镑。在第一学年年底，他又获得了30英镑的怡和奖学金，该奖学金用于奖励贫困家庭的子女。1961年，他又申请了数学荣誉学位课程，并获得了100兰特2的国家奖学金，并于同年获得了400兰特的壳牌奖学金。这一奖学金他连续获得了两年。他将这笔钱部分用于申请攻读英语文学硕士学位。
租住莫布雷的公寓，库切付给开普敦房产中介每月11畿尼3的租金。他不得不打零工，以补充收入。从大学一年级起，他就受雇于一个补习学校，给那些数学不好的学生补习。4他的补习班里有一个英国学生，叫约翰·肯施（John Kensch）。他1958年搬到开普敦生活，但是需要补习才能通过大学录取考试。约翰·肯施写道：
我与隆德伯西的一个数学补习学校签署了合同，约翰·库切是学校派给我的导师。我们一起学了三个星期以后，他提出在莫布雷的公寓里教我，这样他就不必向补习学校支付一大笔费用了……我每周一次到他的住处学习纯数学教程。……作为一个数学家教，他的水准一流。他的教学中也包括他自己的数学课题，其中有一个课题让我们两个都很感兴趣。他喜欢给自己找难度高的数学题，越难越好。曾经有一次，解题用了一英寸厚的稿纸，结论是该命题不可行。就我所知，任何一种复杂抽象的问题都会引起他的兴趣，不过好像在我们的谈话中没有涉及任何文学的东西。……他很有趣，带着一种苦笑自嘲的方式，很有自己的特色。我的数学补习持续了一年，然后我去了米氏艺术学校，然后就与约翰失去了联系。5
库切打过各种各样的工。在放假期间，他为政府公共房屋管理部门整理调查统计数据，这一项目是由开普敦大学社会学学院发起的。6从1958年起，他在贾格尔图书馆值夜班，那时，图书馆的永久雇员，特别是女性，都不敢在黑夜独自一人走在这偏远的校区里。他这份工作的报酬是每月10英镑。71960年，在学习英语荣誉学位期间，他在开普辅导学校任教，报酬是每月20英镑。8他还在数学系指导数学小组的学习，每周的报酬是30英镑。每周五下午，他还帮助戏剧文凭课程的选修生学习莎士比亚的喜剧。用这些兼职收入，库切可以轻松地支付他的学习和住宿费用。他每周末用腔骨、豆子和芹菜煮一大锅汤，够他吃一个星期的。水果则在每周五到盐河市场买回来。9至于衣服，他有一件夹克和一条裤子，上课时才穿。1958年，他甚至还攒了足够的钱去买一辆二手菲亚特500型号的小汽车。10虽然他绝不是一个喜欢派对的人，聚会时也不喝酒，但他还是决定去上几次舞蹈课，好让自己更容易在聚会时与女性交往。11他的生活风格再一次向他证明，他可以自己活得不错，“每个人是一座孤岛，你不需要父母”。12
尽管在《青春》中有这样的语句宣告他的独立：“他利用自己的独立把父母排除在了他的生活之外。”13但是他并没有真正与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划清界限。当他的教母安妮姨妈1958年在开普敦去世时，他与母亲、弟弟一起参加了葬礼，并回忆了安妮姨妈说过的话：
“你知道得真多啊。”安妮阿姨曾有一次对他说。那不是赞扬：虽然她撮起嘴唇露出微笑，一边却在摇着头。“你小小年纪却知道那么多。你怎么能一直把那些东西都装在脑子里呢？”她弯下身子，用瘦骨嶙峋的手指往他脑门上戳一下。
这个男孩挺特别的，安妮阿姨对他母亲说，母亲后来告诉了他。可究竟特别在哪儿呢？没人说起过。14
安妮姨妈被安葬在沃尔特梅德的墓地。葬礼之后，承办葬礼的人让他们搭车回镇上，并在路上告诉维拉说，死者曾是他的老师。是的，母亲说，她教了40多年的课。他评论道：“那她身后名誉一定不错。”库切问他的母亲，安妮姨妈写的书怎么样了？他指的是那印了一大堆的《从不治之症到永久痊愈》。
母亲也不知道，要不就是不想说。从在公寓里摔坏髋骨到送进医院，后来又送进斯蒂克兰德养老院，最后进了沃尔特梅德陵园的三号墓地，根本没人在意过那堆书，除了安妮阿姨本人，那些书也从没人看过；现在安妮阿姨躺在雨中等待人家有空时来埋了她。只有他一个人在惦记这些事儿。他脑子里怎么会一直盘桓着这些事情，所有那些书，那些人，所有那些故事？如果他都记不起来了，谁还记得？15
库切在大学期间所打的所有零工是他的炼狱，正如他在《青春》中所说，因为经历了所有这些困难遭遇，他最后将进入光辉的艺术殿堂：
他将会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是早就已经确定了的。如果目前他必须是微贱可笑的，那是因为艺术家的命运就是要忍受微贱和嘲笑，直到他显示出真正的能力，讥笑和嘲弄的人不再做声的那一天。16
阅读《青春》时，读者会惊讶地发现，库切如此诚实地展现自己。他的形象展现原则是无所畏惧，很可能还带着些许“宽容”。17在那一阶段，他经历了最初的性经验：雕像般的桑迪，运动型的阿德里安娜，敏感的来自大洋彼岸的乔安妮，还有神秘的玛莉。18他坦率地描写这些关系，没有丝毫隐瞒，甚至连怀孕和流产都写出来。19如果《青春》可信的话，他在此期间所经历的似乎只是生理方面的爱情，好像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和他有真正意义上的关联。他不断地提醒自己，他要经历这样的洗涤成为一个新人：一个他要成为的人和作家，不受家庭和过去的影响。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情人的失败。他认为他的女朋友并不理解，作为一个作家，他所需要的内敛与孤独。他问自己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他的性经验转换成文学：“那么这样的感情又怎么可能加以变形使之成为诗歌呢？”20
他的这个问题揭示出，作为艺术家的库切有猎人的一面，他要把猎杀经验用于创作，他要把这些经验提炼为诗歌。21很明显，他欣赏艾略特的名言：“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22他意识到，真正的艺术品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在的戒律，诗人的任务就是要永远“与词汇和韵律斗争”。这一提法表明，库切知道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艾略特认为诗人的活动就是“始终留在一场跟语言和含义∕作无法容忍的扭打中”，它要求诗人“驾驭语言”。诗歌是：
向无法言述的事物发动的袭击，最后总是溃不成军，
只留下不准确的感觉乱作一团，
一群没有纪律的激情的乌合之众。23
库切认同艾略特对直接情感的回避和艾略特所坚持的“诗人必须经历艰辛”的观点。这让人猜测（尽管没有什么长诗可以用来证明）库切学生时代所写的《世之初》不是任何直接的忏悔诗。他宁愿将影像伪装起来，为其找一个“客观对应物”24来隐瞒个人在背后的困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的库切认为自己是一个诗人。事实上，他在开普敦大学期间的学生时代，是他为了实现诗人梦而做的最后努力。
二
1957年，库切就读于开普敦大学之时，南非国民党已经执政近九年，并已部署了一系列歧视性法案。
此时，大学教育的法案扩充正在审议之中。1959年，该法案颁布实施，开普敦大学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不可以继续接受混血人种学生和黑人学生，有色族裔的年轻人只能参加由其他机构专门为有色族裔设计的部分课程。两所大学都认为这项法案违背了全球公认的学术自治原则，也就是说大学有权决定教什么、谁来教，或者去教谁。1957年在开普敦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校方发表了题为《南非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ies in South Africa”）的文章。与会者认为一所大学可以有许多功能，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真理的追求：
在一所大学里，知识就是目的，而不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大学变成教会或国家或任何部门利益的工具，那大学就不再是真正的大学。大学的特点是自由探索的精神，其理想就是苏格拉底的理想：“跟随着辩论走。”这意味着大学有权力审查、质疑、改或拒绝传统观念和信仰。教条和假设是不相容的，一成不变的教条是与大学精神相违背的。其学者关注的不仅仅是增加和改既定框架下的事实，更是研究既定框架本身，并不断正它。25
正是因为这个寻求真理至上的原则，开放型大学反对这个法案：
开放型大学不认为大学的大门应该对非白人学生关闭，他们忽视已经建立的南非传统，以确保“开放”。种族隔离不是唯一在南非建立的传统。开放型大学的传统在开普殖民地的历史中有着深厚的渊源，它符合基督教义。26
库切对这一观点的态度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猜测他是了解这种情形，并赞同这一观点的。1959年该法案通过之时，开普敦大学发起了一系列的“学术自由讲座”，并持续到该法案废止。被邀请的发言人将重点放在，当大学的自主权受到政府的威胁时，大学在一些方面面临的特殊任务。
然而也有一些政治运动和骚乱是库切没能绕过去的。1959年总理H.F.维沃尔德博士（Dr.H.F.Verwoerd）推出”班图斯坦（Bantustans）自治法”，将特兰斯凯选出来作为“独立发展”的样板。黑人可以在南非继续工作，但他们将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由自己的“政府”代表。表面上看，这一法案似乎能解决种族隔离政策所带来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强制家庭搬离以及随之而来的腐败注定这个思路的失败。维沃尔德反对白人资本的投资使事态更为严重，因为这可能导致特兰斯凯经济动荡。27
这些措施加之法案的通过让黑人越发不满。1960年3月21日（周一），在德兰士瓦沙佩维尔，抗议导致暴力冲突，警察对和平示威的人群开火，导致69人死亡，200余人受伤。28在宁静的开普敦市黑人区尼扬加，6人被枪杀，其中包括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诗人英格丽德·约恩克（Ingrid Jonker）为此写了一首诗《善意死去》（Die Kind，1960年3月22日）29。大屠杀遭到美国、英国、挪威、加拿大和荷兰等国的强烈谴责。在《青春》中，库切这样表达他对这种暴力行为的意见：
在德兰士瓦警察向人群开枪，然后疯狂地继续对着逃跑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后背开枪。这种事自始至终使他感到厌恶：法律本身；流氓打手警察；拼命喊叫为谋杀者辩护、谴责死者的政府；以及报纸，吓得不敢站出来说明只要长着眼睛的人都能看得见的事实。
在沙佩维尔大屠杀以后，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即使在平静的好望角省，也有罢工和游行。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游行，就有持枪的警察在周边守候，等待有个借口好开枪。30
库切间接地经历了一个抗议活动。在3月30日（周三）凌晨，警方对兰加发动了一场残酷的突袭。他们破门而入，把人们从床上拖出来，袭击他们，把他们追赶到街上。这引发了20万人的游行。抗议者聚集到市中心卡利登广场警察总部前，要求与司法部长F.C.伊拉斯谟F.C.Erasmus）谈判，让他释放前一天被拘捕的示威领导人。上校特波兰茨（Colonel I.P.S.Terblanche）出面安抚群众，承诺安排人们与司法部长会面。然后在警察的监视下，人群和平地散回兰加。这次没有伤亡事故，但是伊拉斯谟从未出面。这次示威游行是过去几个星期以来，黑人城镇爆发的各种游行事件的最高潮。库切的朋友，诗人兼小说家乔迪·德莱弗（Jonty Driver），在帕特里克·邓肯（Patrick Duncan）的传记中描述道：“非洲人中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不光源自警察在那天清晨的暴行。”31
库切在数学系做助教的时候，经历了游行的后续影响。他在《青春》里这样介绍：
一个下午，当他正在上辅导课的时候，形势发展到了紧急关头。辅导课的教室很安静，他正在书桌间走动，检查学生的指定练习做得怎么样，尽力帮助有困难的人。门突然打开了，一个高级讲师大步走了进来，敲着桌子。“请注意！”他大声说道，声音里带有一丝不安的沙哑，脸上通红，“请放下笔，注意听我讲话！就在此刻，在德瓦尔大道上有工人在游行。为了安全的缘故，叫我来宣布，在得到进一步的通知前，谁也不许离开校园。我重复一遍：谁也不许离开。这是警方的命令。有问题吗？32
库切不禁要问自己，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让这样的声明打断数学辅导课。他根本不相信警方封锁校园——这个左倾思想温床33——是出于对学生安全的关心。他们真正的目的是防止学生中的同情黑人者参加游行。
乔迪·德莱弗曾写过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讲述开普敦大学的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校园进行抵制政府的行动。校园确实被警方视为左派的温床。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参加学生运动的部分原因就是抵抗种族隔离。德莱弗本人曾因为参加此类活动在出国之前被关进监狱一段时间，之后他被禁止返回南非，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不能回国。在开普敦学生时代，德莱弗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演员和演讲家，也是学生报纸的编辑，偶尔也做学生文学杂志《格鲁特舒尔》（Groote Schuur）的编辑。他还是文学期刊《狮子与黑斑羚》（The Lion and the Impala）的合伙创始人。这两本出版物刊登库切和其他年轻诗人的作品，比如杰弗里·哈里斯奈普（Geoffrey Haresnape）、丹尼尔·哈钦森（Daniel Hutchinson）、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等。
艾伦·布鲁克斯（Alan Brooks）是德莱弗的一个朋友，他强烈反对种族隔离。和德莱弗一样，他加入了南非全国学生联盟（National Union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s，NUSAS）以及艾伦·佩顿（Alan Paton）和帕特里克·邓肯领导的自由党。布鲁克斯被NUSAS学生代表理事会主席艾德里安·莱夫特威克（Adrian Leftwich）出卖，被指控为颠覆国家罪获刑两年34，最后他永远地离开了南非。德莱弗文章中涉及的大多数学生最后都走上了自愿流亡国外的道路，即使在实行民主选举的1994年之后也从未回过南非。对于南非这样缺乏专业人才的国家，失去了这些有强烈道德原则和高超智慧的模范人物，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德莱弗认为：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到南非武装部队服役。流亡者有时发现他们在新的落脚地也不能完全安定下来。他们可能又回到南非，或尝试去另一个地方，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或英国。但更多情况下，他们很好地安定下来，只是在有家庭婚礼或葬礼的时候回南非。最终，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孩子们则完全融入了一种新的文化，只是有时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种消除不掉的口音。35
除了德莱弗，库切在学生时代不知道遇到过多少类似的人。20世纪60年代初，司法部长B.J.沃斯特（B.J.Vorster）颁布法令，可以不通过起诉或审判直接扣押被拘留者，警方也可以随时继续他们的审讯和拷打。这时，库切已经离开了南非。
尽管库切与乔迪·德莱弗友谊深厚，但他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示威或抵抗活动。在学习期间，他我行我素，既避免国民党的右翼政治（这在校园几乎是不存在的），也远离左翼政治以及学生们的暴力政治话语。与他的《男孩》和《青春》一样，他的《双重视角》也用客观化的第三人称清楚地表明他避免加入任何激进的活动，包括学生的政治运动：
在伍斯特，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看透南非白人右翼是如何的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残忍暴力，这足以让他终生难忘。事实上，即使是在到了伍斯特之前，他或许就已经看过更多不应该给孩子看到的残忍和暴力。因此，在学生期间，他游离在左翼的边缘，而没有成为左翼分子。他同情左翼的人性关怀，但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他对所有的政治语言都有一种异化感。其实，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对法律条文有一种不适感；当人群涌动的时候，他感到恐慌。他不能或不想跟着喊或跟着唱。他的喉咙发紧，他会感到厌倦。36
库切永远是一个局外人，他喜欢作为一个观察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来思考和判断。
三
早在1957年，库切就已经打定主意在完成学业后离开南非，并定居海外。他厌倦了父亲乱花钱的坏习惯和酗酒的行为，这些给他的家庭带来了耻辱；他厌倦了他们所经受的贫困；他对政府以种族隔离的名义对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感到震惊。
他打算把自己的时间用于创意写作，但要通过“体面的”职业来赚他的生活所需，至少在一开始他就知道，他是不能够通过写作来谋生的。他在《青春》里这样写道：
当他在国外完善他的诗歌技巧的时候，他将以默默无闻但体面的工作维持生活。既然伟大的艺术家命中注定会有一段得不到承认的时期，他设想自己将作为一个在后屋里恭顺地把一行行数字加在一起的小职员，服满见习期。他肯定不会做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也就是说，不会做一个酒鬼、寄生虫和游手好闲的人。37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库切决定在学习英语、古典文化和拉丁语的同时，也修纯数学的课程。最终他选择双修英语和数学。在二年级时，他选修了逻辑和形而上学的课程，作为对数学课程的补充；三年级选修了应用数学。因为拥有了数学这一学校里的强项专业知识，同时配合他的英语专业，他今后便可以在国外顺利展开职业生涯。保罗·雷蒙特在《慢人》中修科学课程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库切为什么主修数学：
所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选定了科学。在那时候科学似乎是一种很好的赌博。那看上去前程似乎很有保证很安全，而那是我母亲为我姐姐和我想要的高于一切的东西：在这个外国的土地上，我们为自己找到某种安全的工作。38
对于像库切这种不是特别容易和别人打交道，也不关注周围环境的人39，数学是一个很好的领域，可以让他独处。正如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所说的，抽象的几何数学思维可以渗透到人类意识层面的精髓处。40在数学系，库切的其中一位老师是非常著名的数学家道格拉斯·西尔斯（Douglas Sears）。他不仅耐心地教授学生数学知识，还教学生如何成为数学家。41教授库切数学逻辑的斯坦利·史丘斯（Stanley Skewes）也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曾同A.M.图灵一起工作，因1933年发表的关于“最大数字”的文章而备受数学界推崇。他是一个乐于助人、不矫揉造作的人，但要他忍受一个傻瓜他也不会高兴。库切做事情的系统化方法，还有他在学校的勤奋和努力，都说明他有数学的头脑和对完美的追求。不过人们还是会奇怪，数学的思维推理是怎么和语言艺术的思维融合的？玩文字的人是怎么从具体的世界中收集原材料，然后根据自己的感觉来理解的？
对于库切来说，这两者的明显冲突不构成问题；事实上，他曾经给哲学学会做过题为“诗与数学的语言”的演讲。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攻读数学学位。他享受到了学习的乐趣。他还说，那时候他如果了解一点国际象棋，也可能会学国际象棋。42在出版于2007年的《凶年纪事》中，第一部分“危言”的第18章“芝诺悖论”表明了他对数学学习的终身兴趣。43另外的一个例证是在2009年，他为萨拉·格拉兹（Sarah Glaz）和乔安妮·格鲁尼（JoAnne Growney）的文集《奇怪的吸引者：爱情诗与数学》（Strange Attractors:Poems of Love and Mathematics，2008）写书评时，他在首段就通过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谈到诗歌。这一联系对于他的小说创作也是至关重要的：
亚里士多德说，智力的最高类型体现在能够看到前人看不出的类比关系。根据某学派诗人的观点，真正的诗意的火花迸发时，就是诗人把以前从未一起出现的事物合起来的时候。科学发现往往开始于一种预感，认为两个看似无关的现象，其实是有关联的。44
虽然库切赞赏拉丁语的句法逻辑，但是他在学习拉丁文记述的历史和地理的过程中，在处理那些史实和数据时，会遇到困难。他不能理解“维吉尔和贺拉斯的任意性词序和令人讨厌的个人语型的词汇”。45在拉丁语一级的课程上，他们学习卡图卢斯的爱情诗，还有翻译过来的塔西佗诗句。虽然没有能力阅读拉丁原文，翻译版中“对帝王肆无忌惮的暴行的枯燥叙述”46还是让库切有些许感触。他很欣赏两位古典文化教授：安东·帕普（Anton Paap）和莫里斯·蒲伯（Maurice Pope）的课程，所以，交给他们的论文作业，他总是整齐手写，精心编辑注脚，通常老师给他的成绩是A或B。这些论文的题目包括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古典戏剧中合唱的功能、斯巴达教育、荷马的《伊利亚特》等。
在库切学习期间，开普敦大学英文课程包括两部分分量相当的必修课程，分别是文学和语言。在语言部分，第一学年，学生们学习高级英语文体学、英语语言的历史、乔叟的选篇等；之后第二学年学习古英语和英语语音、英语语言学的课程。到了第三学年，学生可以选择专注于语言或者文学方向，但所有学生必须上语言部分的有关乔叟和朗兰的课程。在文学部分，学生一开始是学习英语文学入门（包括英美文学和英联邦国家文学），阅读各种流派的文本选本，然后在第二学年进一步选修诗歌、戏剧和小说。在第三学年，所有学生都必须阅读悲剧和现代诗歌，然后，文学方向的学生还要学习日记文学和现代小说。1957年，库切的必读文本，除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之外，还包括萧伯纳的《芭芭拉上校》、艾略特的《大教堂谋杀案》、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勃朗特的《简·爱》，以及麦克纳布（Macnab）和格斯顿（Gulston）主编的《南非诗歌：新选集》（South African Poetry:A New Anthology）。在第二学年必读的文本中除了有弥尔顿和蒲伯的作品以外，还有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康拉德的《黑暗之心》、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1959年的第三学年课程书目包括华兹华斯的《前奏曲》、庞德的《诗集》、霍普金斯的《散文诗集》、叶芝的《诗选》、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和托马斯的《诗集》。1960年，文学专业荣誉学位的学生要学莎士比亚以及其他古典和现代文学课程，同时还要学文学批评原理与实践。有单独一组课程涉及旧手稿研究的目标和方法，以及旧文本的编辑。47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乔伊斯所写的重要的小说《尤利西斯》并不在本科生必读书目之内，但1959年英语三级课程的学生曾经讨论过这本书。2000年8月21日，库切在一封给德里克·阿特里奇的信中说：“你可能有兴趣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学生期间（1957年至1959年），开普敦大学英语三级课程会要求读《尤利西斯》。事实上，如果有父母或监护人写一张免读条，学生就可以选择不读它，或不上关于这本书的课。”这可能是库切第一次经历文字审查制度，而这种制度将很快在南非正式实施，它将给南非文学带来巨大的损害。
在库切就读于开普敦大学之前，该校英语系的W.S.麦凯（W.S.Mackie）是英语语言方面的教授，奥斯瓦德·道蒂（Oswald Doughty）是英语文学方面的教授。英语系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两派的摩擦，因为两位教授在教学方法和几乎其他一切方面都各持己见。道蒂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英国学者，注重作品的版本和传记，所以他的课程讲述的是伟大作家的生平与不同作品。48而高级讲师菲利普·西格尔（Philip Segal）受I.A.理查兹和F.R.利维斯（F.R.Leavis）的影响而在课上倡导的“文本细读”，对于道蒂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说：“我非常怀疑不成熟的批评。我让学生成为批评家的最好的方法，是让学生享受过去传递下来的最好的东西，而不要（如哈代说）’如此细读文本，以至于不见了诗意’。”49麦凯则认为道蒂的讲课风格“太严肃和沉闷，全都是一些人名、日期、阶段、影响和趋势什么的”50，这对于学生来说是过时的，他们要了解文本本身。学生都更加喜欢菲利普·西格尔。他以“旺盛的精力和雄辩的语言，向学生展现英语文学”51，完全迷住了他的学生。“我们可以连续听他讲上几个小时，着迷于他完美无瑕的语言、他的睿智机智和难以抗拒的幽默。”52
1957年库切开始他的大学生涯时，英语系的钻石级英语语言教授是刘易斯·卡森（Lewis Casson），而英语文学的第一把交椅是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盖伊·豪沃思（Guy Howarth）主任。英语系的派系斗争似乎根深蒂固，卡森和豪沃思几乎不与对方说话。如果非要沟通，他们就用写信的方式，或者通过迷人的高级讲师多萝西·卡弗斯（Dorothy Cavers）来传递。库切这样写道：
卡森，驼背、白发，以严格著称。我穿着靴子，嘎吱作响地去上他的乔叟课，可他根本不看我，也不看其他任何人。他讲课的样子似乎是对着空房间，根本不提任何问题。他说话的语气传递着一种暴躁和不屑。对于我来说，他对中古英语语调的精通让我着迷。53
库切与卡森的唯一接触是听他讲课。卡森确实是一个强大甚至让人害怕的人。但在多年以后接受采访时，库切表示，他认为卡森是一位令他佩服的很专业的老师。54他后来发现他在卡森的英语二级课上所记录的笔记，完全涵盖了英语音韵学的历史，这本笔记库切在2009年时仍然保留着。
库切与豪沃思的联系开始于1957年。因为库切双修英语和数学，而这两个专业的课程都是从上午10点35分开始。他能够两面兼顾的办法是上午10点35分去听数学一级课程，然后下午坐校车或火车到黑丁校区去上6点05分的给商学专业学生开设的英语一级课程。上这门课的老师都是系里年轻的讲师，因为资深的教师不愿意开车费时来上这门课。55这门课需要交三个报告才能得到学分。第一份作业是初级文学讲师B.琼斯（B.Jones）博士布置的，是对安德鲁·马韦尔（Andrew Marvell）的一首诗进行批判性分析。尽管库切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但他最后得到的成绩是C。他发现，做琼斯布置的批判文章作业是不会有好成绩的。于是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跟着豪沃思的课程走，学生可以提交创意写作的文章来替代批判性分析的文章。所以在接下来的英语一级课程必须完成的两个作业中，库切选择交给豪沃思他所写的诗，结果两份作业都得到了A的好成绩。得到这样的肯定，他更积极地去上豪沃思的课。他继续将创意写作的文章交到豪沃思那里，最后豪沃思把他收在门下。到了1959年，他上英语三级课程的时候，豪沃思为他提供了助教的机会，并持续到他拿荣誉学位的那一年。这样一来，他与豪沃思就更为熟悉了。
豪沃思是一个业余诗人，在每周五下午开一门没有学分的创意写作课程，选课的学生都是对创意写作感兴趣的人。库切从他大学一年级起就开始参加这些课程。他写道：
我第一次接触盖伊·豪沃思时，还是一个一年级的文科学生。我听说有一门所谓创意写作的课程每周上一次课，于是我就提交了一首诗（因为那时的规定是你不写东西就不能参加课程），然后去上课了。教室里有十几个学生，我谁也不认识。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一个很矮很胖的穿着深色西装和学术袍的男老师匆匆地走进来。他的脸长长的，表情较为严峻，但他说话的方式很柔和，将他的澳大利亚口音都掩盖住了。
我们提交的作业被返还回来。豪沃思坐在一个角落里，要求我们走到讲台上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互相讨论。豪沃思会时不时地加入进来发表意见。下午四点，我们的课程结束。
在我的本科四年中，豪沃思读了我写的许多诗，有时我用诗替代批判性分析文章。在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对那些诗或我这个诗歌作者的具体评论。我的作业发回来时，有他用铅笔整齐地写着的A……我感觉到了来自他的亲切鼓励，但也毫不怀疑任何其他的年轻诗人也从他那里得到同样的鼓励。56
在大四荣誉学位课程那一年之前，除了创意写作课程以外，库切只上过豪沃思英语三级这一门课程。该课程讲授的是16和17世纪的作家，大多数学生都觉得这门课很无聊。豪沃思会拿着他的笔记来上课，然后在课上将笔记上的东西读出来。这种上课方式与学生们所喜欢的菲利普·西格尔的讲课有着鲜明的对比。后者只会在笔记上写上几个要点，然后来课上即兴发挥，讲一首诗或一本小说。但库切觉得西格尔的风格有点像耍宝，他还是更喜欢豪沃思的专业上课方式。大四时，库切是唯一选修豪沃思的早期英语散文课的学生：
他们每周在豪沃思的办公室上一次课。豪沃思大声读讲课稿，他记笔记。讲过几次后，豪沃思干脆把讲课稿借给他拿回家自己看。
讲课稿是用色带已经很淡的打字机在脆而发黄的纸上打出来的，来自一个似乎存有包括了从奥斯丁到叶芝之间的每一个英语作家的文档的橱柜里。要想成为英语系的教授是不是必须这样做：阅读所有被社会承认的作家，就每一个作家写一篇讲稿？这要吞噬掉一个人多少年的生命？这对一个人的精神会有什么影响？57
虽然豪沃思被大多数学生认为是一个平凡的讲师，但却被像库切和乔迪·德莱弗这样的学生欣赏。他们感激这位老师对他们在创意写作方面的鼓励。库切对于笨拙尴尬的弱势者总是心怀善意，他觉得能理解这位温柔、和善的老师，他在那些不愿意听他课的法律或商科学生面前显得那么忐忑，他只是想传达诗歌的某种意义：
当他站在这些无聊、粗俗的年轻南非白人面前，用他那敏感、抒情的方式背诵诗歌，当诗达到了高潮，他的激动似乎传递到了脚趾，然后他停下来邀请我们思考诗这里的快行连续，那里的交错法。我的心在为他流血，但我一直保持与他的距离，希望他能明智一些。58
豪沃思专注研究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他在悉尼大学上学时，学的是澳大利亚文学。他创立了杂志《南风》（Southerly），这本杂志现在仍然存在。他主编了企鹅图书版的《澳大利亚诗歌》（The Penguin Book of Australian Verse,1958），为祖国他那一代人所创作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也是研究澳大利亚诗人肯尼斯·斯莱塞（Kenneth Slessor）的权威。除此之外，他继续了他在牛津大学的研究：从杂散的资料里收集文本。他的这门课可能是英语系最不受欢迎的，目的是让他的荣誉学位学生可以像他那样成为从事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重点是17世纪英国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他的戏剧作品有《白色恶魔》（The White Devil）和《马尔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他专注韦伯斯特传记的创作，虽然该书已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拒绝出版，但是他仍然沉浸于研究之中。库切后来在伦敦生活的几年中，曾帮助豪沃思做一些研究，到大英博物馆收集关于韦伯斯特的资料。豪沃思的专业研究聚焦在一个日益过时的领域，但是从学术上来讲，这些研究实际上在某些阶段还是很重要的。另外，由于他讲课风格不好，又与卡森一直存在分歧，因此他在英语系一直不被尊重。59
不过，有些学生确实欣赏豪沃思，特别是因为他的课程中包括了南非作家，如萨拉·格特鲁德·米林、罗伊·坎贝尔（Roy Campbell）、波林·史密斯（Pauline Smith）、威廉·普洛默（William Plomer）、劳伦斯·范德普斯特（Laurens van der Post）、艾伦·佩顿和纳丁·戈迪默。除了设立创意写作这门课程以外，他还与乔迪·德莱弗创办了杂志《文学杂记》（A Literary Miscellany），并安排每年从美国请老师来讲美国文学。在库切求学期间，来自美国的学者是得克萨斯大学的约瑟夫·琼斯Joseph Jones）教授。这位老师在库切之后申请留学美国的奖学金时，成为他的一位重要的联络人。豪沃思对南非文学表现出谨慎的态度，这对库切也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让他在创作中不要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事实：
现在和未来关于白人和非洲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像佩顿这些作家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可能暂时高估了一个地方或一段时间的重要性，在美国人看来，这些问题和美国发生的问题都是相似的。60
1960年4月12日，在另一个场合，豪沃斯对南非民族精神和政策法规的评论对库切的创作应该也产生了影响：
这个国家需要从殖民抗争和自相残杀的斗争思路中解放出来，当然如果这种思路可以出现的话。重新确立早期土著人和殖民者的界限比关注蒙昧主义与开化更重要。61
当豪沃思教授1971年辞职回到澳大利亚时，他创意写作课的一个学生，也是开普敦大学英语系高级讲师杰弗里·哈里斯奈普是这样向他致敬的：
豪沃思教授来这里［南非］创办了创意写作课，这门课程开设至今。它的影响力是不能用冷冰冰的统计数字来衡量的。但是可以非常令人高兴地看到的是，这门课的很多早期成员，现在在这一领域都表现得非常好。小说家C.J.德莱弗和诗人斯蒂芬·格雷（今年州级诗歌奖的获得者）就是两个例子。谁知道现在这个班年轻的学员们在未来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呢？62
库切也对豪沃思教授培养年轻作家以及在文学上的奉献表示了敬意：
很多年轻的南非作家都上过豪沃思的创意写作课，得到过他善意的帮助。很多人在努力取得成功。对于我来说，他让我知道，也许一个老师本身没有许多的内在价值意义可以传递，但他仍可以塑造他的学生，对他们发挥影响力。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全身心投入文学研究的人。63
四
库切在学校试图借助语法、磁带和练习册，自学法语；虽然他在青春》里说自学并不成功，但是他还是学到了足够的知识，足以流畅地用法语阅读。他学习西班牙语也没有遇到多大困难，但是学德语对于他来说是最容易的：“在南非荷兰语［阿非利堪斯语］仍残留耳际之时，他感到德语的句法很熟悉。”64
库切不希望等他到了欧洲，显得像个来自殖民地乡间的愚笨文盲，所以之前他就大量阅读各种经典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詹姆斯、康拉德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作品。65最吸引他的诗人是庞德。比起艾略特来，现在的他更喜欢庞德。在《荒原》的前言中，艾略特将庞德称作更好的匠人。他以休·肯纳（Hugh Kenner）所写的关于庞德的书为指导来理解“诗章”系列。庞德的信件也让他有所收获，特别是1915年1月写给哈里特·门罗（Harriet Monroe）的那封信，给库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将其大段地誊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这些段落对库切后来的文风有很大的影响：
诗必须写得像散文一样好。它的语言必须是美好的语言，用词正确且简洁。诗中不应该有书面语，不应该有模棱两可的话，也不应该有倒装的话。它必须像莫泊桑最好的散文一样简洁，像司汤达的文章一样强硬。
诗中不应该有感叹词。每个词都应有所指。当然人无完人，但是这种意图每个诗人都应该有。
节奏必须用得有意义。它不能只是一个粗心的使用，和词与意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
诗中不能有陈词滥调、固定短语，或形式化的词语。诗歌必须精准，诗人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到底要表达什么上。不论一首诗是两行，还是两百行，对于一个诗人的考验就是他是否有这样专注的能力，是否能用这样浓缩的能力一直写到诗的最后。
客观，再客观，表述不要遮遮掩掩，不要乱用形容词，不要用丁尼生式的语句。不要用任何做作的表述。每一个文绉绉的词，每一个书面语，都可能让读者失去耐心，从而无法感觉你的真诚。如果一个人真正感觉到了或想到了，他会尽量地往简单说。而只有一个人的慌张了，不淡定了，他才会觉得很容易——哦，那是多么容易！——写出那些我们已经读到过的书或诗歌。
语言来自于具体事物。不具体的泛泛的语言是懒惰的。那只是说话，而不是艺术，也不是创造。那只是作家反应上的，而不是作家的创造性的行为。“词语”通常是抽象的，我指的是他们在讲述诗歌的书籍中所谓的“词语”。唯一值得用的形容词是那些表达必不可缺的词语，而不是那些用来做装饰的词语。66
另外一篇对库切的创作产生影响的作品是艾略特所写的一篇关于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论文。库切将文章中的部分内容誊抄到他的笔记本中。艾略特对德莱顿在诗歌中对词语的高超控制能力感到震惊。与爱用花哨词语、言之无物的斯温伯恩（Swinburne）不同，德莱顿的词语使用相当精准，他能将事物具体化，而不是简单地指涉一下：
考利的诗，聪明人就可以写出来，德莱顿的诗只有真正的诗人可以写出来。他的诗没有众多诗歌所必不可少的惊喜的元素……德莱顿的杰出在于他的诗意能力……德莱顿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有能力让小变大、让平淡无奇变得富有诗意，让琐碎变得气势磅礴……德莱顿有智力，也有一颗平常心。我们认为，他的能力不是比弥尔顿更强，而是比他更宽广……斯温伯恩也是一个用词高手，但斯温伯恩用词言之无物。他之所以言之无物，是因为他言之过多。而德莱顿的用词则很精确，那些词语涵盖无限，却不空洞无物。67
在开普敦大学，库切属于一个小的诗人圈子。该圈子包括乔迪·德莱弗，杰弗里·哈里斯奈普、丹尼尔·哈钦森和哈罗德·贾乌瑞克Harald Jawureck）。他们的部分诗歌最早出现在豪沃思的创意写作课上。杰弗里·哈里斯奈普后来回忆说，库切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是十分审慎的，有时也是令人不安的：
他会读几首短诗，通常都是T.S.艾略特或庞德风格，但是在随后的讨论中绝对保持沉默。他的沉默会让人感到不安，而他却沉默得特别淡定。68
所有这些学生最初写的诗，包括南非诗人布莱顿·布莱顿巴赫，都刊载在《格鲁特舒尔》或其他的学生刊物上。人们总觉得库切是一个孤僻、强调自己隐私的人，但是他在学校期间，与其他人打交道时，特别是对年轻的作家，是非常友善和乐于助人的。圈子里的其他成员都很佩服库切杰出的智力，他是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是领导型成员。德莱弗写道：“尽管我们没觉得他会成为小说家，但是约翰绝对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有才华的人。我怀疑他自己当时是否看得到自己将会成为作家。”69他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发挥着他的主导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他为1959年的文学杂记》所写的前言中看出来。他是这样评价豪沃思教授指导下的创意写作课程的：
该课程的目的一个是让学习文学的学生尽可能多地看到作家将面临的基本问题，另一个目的是鼓励年轻作家产生自我批评的意识。所以学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为自己的作品找批判型的听众，另一种是通过倾听和批判，让文学有更多的活力。不论是作者还是评论者都感到受益颇大。特别重要的是，学生中的核心成员——那些对自己还不自信的新手已经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鼓励。
后来记者们描述的库切好像不是很好打交道，但实际上库切是一个非常睿智、幽默、让人喜欢的朋友。德莱弗和当时的女朋友简·帕里（Jann Parry，她后来在英国为《观察家报》写了多年关于芭蕾的评论）经常去库切在莫布雷的公寓探访他。库切是一个好厨师，那时候，大多数南非男人也就会在露天烤些肉，而库切做的煎蛋却非常好吃，即便过去50多年德莱弗依然记得。帕里是英语系一年级的学生，曾是库切做助教的那个班级的学生，好像也不知道如何去了解他或让他加入谈话之中。她在2010年3月8日的信中写道：“我记得他说话轻声细语，很严肃的样子，长着棕色的大眼睛。”
1957年，库切在开普敦大学念一年级期间，没有在任何学生刊物中发表诗歌，但是在1958年至1962年间，他发表了五首长诗和一系列短诗，他将其称为“平凡小诗”。“平凡小诗”是献给“一位女士”的，带着温文尔雅的侠义风格，里面引用了很多神话和小警句，而这位女士似乎并没有表现出要回报他的感情或满足他的欲望。我们这位自我意识极强的诗人大声地宣称：“你几乎不值得被编织到/我细腻的诗文之中。”在1958年的《文学杂记》中，库切发表了一首长诗，名为“情歌”（The Love Song），文字由古英语和现代英语交织而成。里面除了有一些自由体诗行以外，还有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韵律诗行。库切在这里也涉及莎士比亚，比如“没有任何意义”或“你没有阳光一般明亮的眼睛”之类，而标题和某些诗行（“那时候我该开口吗？/可是我怎么开始？”）让人不禁想起艾略特的《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这并不是一个浪漫情人向自己心爱的人诉说爱意，因为他知道，如果他那样做，她就成了“凡尘俗人”会慢慢老去、衰弱。他真有点像“哈姆雷特”，如此踌躇且自恋：“对着空无/诉说奇形怪状之事”。除了库切的一首短诗《从普罗丘拉至彼拉多》（“Procula to Pilate”）以外，同一期中还刊登了他写的一首长诗《阁楼》（“Attic”），里面提到他所在的写作群体——“一个游荡着伟大诗人灵魂的区域”。在他改写《普鲁弗洛克》和《前奏曲》时，这些幽灵马上出现了：
雾并没有光临我们的窗棂，
它只是挡住了我们看烟囱的视线。
幽灵的音乐从未引导过，
古时旷野中的妇人。
1959年，库切在《格鲁特舒尔》发表《真相沉没》（“Truth Lies Sunken”）一诗。这首诗指涉了厄科和那喀索斯，并得到了当年到南非访问的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的盛赞。诗的开篇很不错，它所创造的意境是一口锁住了真理的井，从井里散发出水声在水的表面泛起涟漪。这些涟漪向正在聚精会神地等待着的人类传达一个信息。罗德尼·埃奇库姆（Rodney Edgecombe）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个诗节，他认为库切通过这种表述，说明真理如同希腊的神谕，只有通过回音、嘲弄，或近乎羞辱的反应方式来回应，因为神谕不会提供直接明确的答复，它更倾向于谜语和令人沮丧的暧昧或晦涩：
真理陷在井底，
在我们呼唤时发出两个回音，
呼唤吧，就是在现在，呼唤吧。
看水中你的影像在颤抖；
站立；
站立，如果你不能呼吸，
观看，它会跟着你，
虽然在井底。
模仿着你的仪态。
因此，这些符号在向你闪耀，
反射着你更强的光芒；
所以，将我们的脸贴在水面上，我呼唤，
等待着我呼唤的回音，
收集着我们的流浪。
1959年库切在《文学杂记》上发表了一首三联诗《寒冷气候诗三首》（“Three Poems from a Cold Climate”）。在这首诗中他几乎是在写一首明确的爱情诗，虽然关于爱的表达仍然隐藏在意象之中：
如果现在你会爱我，
我们不应害怕
美洲豹，
因为在我们上方的
拱形，
是爱的象征。
如果现在你会爱我，
我们不应害怕
沙子，
因为在我们前面行走的，
将是一个拿着水罐的男孩
罐上镶着橄榄石，
那是爱的象征。
如果现在你会爱我，
我们不应害怕
石头，
因为在我们前面将站着
一个蒙面女子，
她的手中有一颗心，
心是碧玉制成，
那是爱的象征；
各种奇妙人物将来光顾
恋爱中的人。
在1959年出版的《格鲁特舒尔》杂志中，库切发表了诗歌剧《最后的春天》（The Last Spring）中的两场戏。这是一部讲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的诗歌剧，库切在大学毕业前便开始写，但最终并没有完成。在《青春》中，他写道：“这个古老的西班牙人的思想离他太遥远了，他怎么想也没法进入其中……”70
在此期间，约翰遇到了一个人——菲利帕·贾伯。关于这个人，他在《青春》中没有提及，在后来写的《夏日》中也没有提及。菲利帕·贾伯出生于1939年12月13日，比库切大两个多月，高中就读于圣温贝赫女子中学，与库切同一年上大学。但是大学期间因为骑马事故，在三年级时辍学一年，当时在英语系做助教的库切给她辅导过英语二级课程。她有一个年长11岁的哥哥，叫塞西尔·贾伯（Cecil Jubber），是约翰内斯堡SABC电台广播剧制作人。他在公司里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广播剧赢得了令人钦慕的意大利大奖（Prix Italia），但是后来，因为觉得工作条件越来越差，他的创作日渐减少，再也没有过去那些创造性作品出现。71菲利帕受哥哥的影响，学的是戏剧和表演专业，并在梅纳德韦尔出演莎士比亚戏剧，之后获得了教师文凭。她向库切介绍了阿努伊（Anouilh）和尤奈斯库（Ionesco）的作品，当时的戏剧学校经常研究并表演这些作品。可能是由于菲利帕的影响和鼓励，库切开始着手诗歌剧的创作。这是他唯一一次在该方面的尝试。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为剧院创作的兴趣不大。菲利帕是一个黑发的美丽女孩，身材修长，眉清目秀，他们的约会渐多，最后成了很好的朋友和恋人。
1960年的一个傍晚，豪沃思教授邀请库切去他们家做客。他和妻子要去海外6个月，他们需要有人来照看他们的房子和其他事务。这意味着库切可以住进来帮着稍微打理一下，同时不用付房租。库切马上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如果他不用再花钱租莫布雷的房子，他就可以节省更多的钱，更早地攒够去英格兰求学的费用。
库切住在豪沃思教授房子期间，丹尼尔·哈钦森发现了他幽默的一面，并在那时成为他的好朋友。之后当库切留学海外时，丹尼尔接替了看房子的任务。关于他看到的库切幽默的一面，哈钦森写道：“他开玩笑不是戏谑、俏皮话，或让人出糗，而是反讽某种特定的窘境、令人尴尬的经历，或社会的谬误，这些都是常人所会面临的，总是有人占上风，有人占下风。他对人与人之间动态的权利变化、他们的动机和借口有着极为敏锐的洞察力，但他会把这种能力巧妙地隐藏起来。”72在豪沃思的房子里，他们分享了很多乐趣：
他记得在那房子里干过一些恶作剧，比如访客的车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瘪了，或者踏板被卸掉了。有一次，约翰和当时的约会对象（令人难忘的利西翠妲）为工程专业的学生举办了一个烛光晚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骗进黑暗的房间和衣柜，然后门在他们身后砰地锁上。等他们满脸通红、恼怒地出来后，为了报复，他们偷偷地将楼梯上的地毯钉拔掉。豪沃思返回后，地毯滑脱，他重重地摔到地上，伤了脚踝，从此一直都需要用拐杖……我们每周都到镇附近的餐厅用餐，每人轮流挑选用餐的地方。（后来，他被诊断患有乳糖酶缺乏症，从而成为素食者。）有时我们开着他那辆破旧的小菲亚特车去看朋友。其中大多数是他的朋友，访友目的通常都很奇怪，比如：去看某人耳朵后面那个存在了三周的黑点是否洗掉了，或者去验证另一个人是否仍然穿着风景图案的睡衣睡觉。
库切和同学一起吃饭或恶作剧从不涉及酒精滥用问题。在搬到豪沃思家的第一个月，他要和豪沃思来自新西兰的朋友和她3岁的女儿共处一栋房子。那位女士是一个酒鬼，一天晚上，她来到他的房间，提议上床，被他拒绝。之后他们就相互回避，“偶然碰上也是把目光转开”。在青春》中，库切讲述这个情节，坚定地指出他反感酗酒和醉酒：
他此生还从来没有喝醉过酒。他憎恶醉酒。他提早离开聚会，就是为了躲避喝多了的人那结结巴巴的无聊谈话。在他看来，对醉酒驾车者的刑罚应该加倍而不是减半。但是在南非，人们宽宏大量地看待人在酒精作用下干出来的每一件过火行为。73
很可能是因为他父亲的酗酒和酗酒对他家庭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库切终身滴酒不沾。乔迪·德莱弗在2009年5月1日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库切家族的人有酗酒倾向，所以我欣赏约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作家，还包括他坚定的自律。”74
五
1960年，在修完英语荣誉学位课程之后，库切又申请了数学荣誉学位，他是通过开普敦大学的大学理事会特殊批准才得以申请英语与数理统计两个荣誉学位的。75到了年底，他英语荣誉学位的成绩是优异，数理统计荣誉学位是一等。1960年1月数学系的S.史丘斯教授写了一份证明，大赞库切的学习能力和勤奋。他所选的十门课程中，五门的成绩是一等。史丘斯知道库切在二年级时可以很轻松地在纯数学课程中获得一等的好成绩，却不得不在三年级学习英语三级和纯数学三级课程的同时，另修一门一年级的课程：
学业量之大导致他无法兼顾两方面。就我所知，他今年年初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英语三级课程，同时还要学数学。结果英语成绩得了一个一等，但数学三级课程的成绩却是二等。我知道他如果将时间花到数学上，也会得到一等的成绩，因为他并不缺乏数学学习的能力……库切先生是一个平和、勤劳的公民，并不爱出风头，几乎是默默无闻。然而，他的沉稳干练是常人所不能比的。对于一年级最差的学生，他可以用他的耐心和恰当的演示给以指导。所以，我不遗余力地推荐他做任何人的数学助理。
库切在完成英语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后，豪沃思也给他写了一封充满赞誉的推荐信。豪沃思提到在选修他的课程的六个学生中，库切是唯一的一个认真研读整个课程——涵盖从1500年到当代的作家和作品，并能够回答出考卷中所有问题的学生。“他确实是1955年设立荣誉学位以来阅读最为广泛的候选人。”他还继续说，
库切先生学识渊博，表达完美独特。他有独立思维的态度。总之他是完全合格的英语专业学士学位（毕业时是一级）获得者，并有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潜力。
库切先生完全值得获得奖学金，所以我大力推荐此名学生，希望他能够得到此项奖学金，以便让他继续到国外大学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另外，他完全可以胜任文学、编辑或其他学术职位。作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散文作者和诗人，他已经显示出卓越的才华。他成功地参与编辑《格鲁特舒尔》这本学生杂志，并曾协助我本人编辑和出版1959年的《开普敦大学员工和学生文学杂志》。他也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曾承担过英语文学课程的教学任务，目前也正负责这一教程的大部分助教工作。如果可能，我建议他申请贵系的研究生助教职位。
从我个人角度讲，库切先生是一个值得尊敬并在各方面都可以信任的人。
我相信不论他将来的职业是什么，他都会取得巨大成功。
库切在1961年12月被授予数学荣誉学士学位。但毕业那天，他没有参加典礼，因为1961年12月15日，他已经登上了从开普敦开往英国南安普敦的轮船。
他离开的一个原因是南非政治局势的恶化，他随时都有被要求服兵役的可能。他中学毕业时，国防军要求在每三个白人男孩中征募一名服兵役，他曾有幸被豁免。但现在事情可能会改变，他可能在任何时候收到一封信，要求他某个早上九点到比勒陀利亚附近的兵营报到。“他面前只有一条路：逃走。”76但是，除了不愿当兵以外，库切还觉得他在南非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在各方面都还有所欠缺。在198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是这样表述的：
在我待过的殖民地，我接受了传统的英语本科培训。也就是说，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正确地朗读乔叟的诗句，辨别伊丽莎白式的手写体英文；我熟悉珍珠篇诗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以及许多其他作家。我可以“做”文学批评，尽管我不清楚它与书评或礼貌地谈论书籍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这种高仿的牛津式英语研究，已经被证明是很沉闷的。77
他始终希望提高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学术功底，而所学的数学知识让他有了谋生的手段。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前）殖民地的局限性，他向往大都市，希望在那里摆脱所有限制。他在《青春》中写道：“南非是一个不好的开始，是个不利因素。一个平凡的农村家庭，不佳的学校教育，南非荷兰语［阿非利堪斯语］……”78在《夏日》中他这样写，阿非利堪人统治着南非，“会说一种孑遗于世的语言，他们不赞赏1945年以来扫荡老殖民世界的多种强势力量”。79
对于库切来说，地球上只有两个或三个地方可以让他充分感受生活，一个是巴黎，情爱与艺术之都；一个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之城，有勋伯格（Schönberg）的十二音音乐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第三个城市则是伦敦。但是，他发现他的法语水平不足以让他留学巴黎，而维也纳属于犹太人，他们要返回那里，争得他们的生存权。于是就只剩下了伦敦，南非人去伦敦是不需要签证的，而且那里也说英语。此外，这里是艾略特和庞德曾经生活过的城市。
1961年11月20日，他拿到了一本南非护照，并在12月坐船离开开普敦奔向南安普顿，然后从那里乘水陆联运列车到达伦敦。他还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他曾很喜欢百鸟喷泉农庄贫瘠的土地，他还未能预见伦敦的冬季会如何影响他；他也不知道一个来自”殖民地”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英国的首都往往是一个孤独的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