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翰·库切1962年抵达伦敦的时候，与其他年轻人，包括英国本土的年轻人相比较，有着智力上的优势。但是他知道自己在殖民地所受的学术训练也存在劣势，他把自己看成一个“身在大英帝国、处于弱势和社会边缘的青年知识分子”。1他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情感上，还是新手。当时他只有21岁，他的生活经验主要来自于书本。但是他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人，希望“抖掉脚下乡野的尘土”。2后来，在《彼得堡的大师》（The Master of Petersburg，1994）一书中，他将这种情感投射到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
人们年轻的时候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烦。人们烦自己的祖国，因为祖国好像老旧没劲。人们要求新景象，新思想。人们以为在法国、德国或者英国能找到未来，而自己的国家太沉闷，不可能找到。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是施特劳斯家族的居住地，他们的华尔兹被认为是哈布斯堡宫廷风格与魅力的象征。20世纪20年代，随着海明威、毕加索、菲茨杰拉德和乔伊斯的到来，巴黎成为文化的桥头堡。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它又成为战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学术圣地，他们在那里探索新的哲学运动，比如存在主义，还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从超现实主义到荒诞剧不一而足。伦敦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赶上来的。虽然直到1966年，《泰晤士报》上才刊登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将伦敦称为“摇摆之城”，之前那个寒冷、正统的英国首府在1962年时已经发生了不少根本性的改变。这个城市21岁以下年轻人有500万，他们中的一些被垮掉派诗人和剧院中的愤怒青年所鼓动，正在推翻英国社会的传统。
继保守党内阁部长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因为性丑闻而下台后，保守党的统治也暂告一段落。1964年，工党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在竞选中险胜。当时他年方五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英国首相。1965年1月24日早晨，正是星期日，温斯顿·丘吉尔逝世，整个英国陷入悲痛之中。他的遗体被放置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三天，320万人排队几个小时，向他致敬。1965年1月30日星期六，丘吉尔的国葬仪式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之后他被埋葬在布伦海姆附近。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认为“这是近十年来国内发生的最重大的事”4，但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帕特里克·奥多诺万（Patrick O’Donovan）在丘吉尔葬礼后第二天在《观察家报》发文指出：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伦敦最后一次作为世界的首都。这是在哀悼一个帝国的过去。这标志着伟大英国的结束。
《时代周刊》是这样描述20世纪60年代英国首都所面临的变化的：
伦敦已经出现摇摆，其深刻的意义远远超过流行文化本身的丰富多彩。伦敦已摆脱了过去的那种嚣张气焰，那种妄自尊大和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的特权感和自豪感。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而让人看到这一点的正是伦敦人那特有的庆祝方式。5
按照《青春》的描述，库切这个在学校时完全不喜欢摇滚乐的人，也开始饶有兴趣地观察街头和地铁中的年轻人：长发男子，“穿黑色窄腿裤子，尖头皮鞋，有许多纽扣的盒子形的紧身上衣”；女孩则“来自世界各地：以服务交换免费食宿的互惠姑娘，学语言的学生，或就是来旅游的。她们的头发从两侧耷拉下来盖住面颊，眼睛涂黑色眼影，神态温文神秘”。6
在《男孩》里就有记述，库切自从16岁以来，就对女性和她们神秘美丽的光环感到着迷。他很疑惑且不满地发现英国在试图模仿美国的音乐和来自美国的最新潮流：
通俗报刊上登载着音乐会上大声尖叫的女孩子的图片。头发长及肩膀的男人用装出来的美国口音又是喊叫又是低诉，然后把他们的吉他砸烂。他简直无法理解。7
库切对于城市尘嚣的态度是退出，而不是参与。他不去妓院和酒吧，在一家名叫昂角街角的小饭馆里吃便宜又管饱的餐食。库切的另一个变体——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在2003年作品中讲述的经历很有自传性：“但就是这个女人，四十年前，日复一日，把自己藏在罕普斯戴德的卧室兼起居室里，自言自语；傍晚时分，她慢慢地出去，到雾蒙蒙的大街上，去买她赖以为生的鱼和油煎土豆片，夜里则和衣而睡。”8
库切所在的英国社会珍视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这与他所离开的南非是不同的。英国是第一个向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公民敞开国门的西欧国家，以至于伦敦这个城市的人口状况已在逐渐改变，而有时这个改变是英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库切在报纸上读到诺丁汉和诺丁山的种族骚乱，但是他至多只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
在国际大环境下看，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1961年，共产党建起柏林墙，阻止难民流入西方。比利时属刚果于1960年获得独立，其他非洲国家纷纷效仿。刚果独立后的动荡拉开了20世纪60年代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的序幕。1962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被迫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停火，并与被取缔的政府进行谈判。美国自由主义者约翰·F.肯尼迪在1961年当选为第35任总统，却在两年后被暗杀。
《青春》中并没有反映这些事件。不过库切确实提到了核裁军运动在伦敦市中心组织的游行，反对在英国奥尔德马斯顿（Aldermaston）建立原子武器基地。
库切表达了他的困惑：英国总是与美国人站在同一边对抗俄罗斯，而自1854年以来，就他所知，在所有战事中俄罗斯一直都是站在英国一方的：
又不是英国人真喜欢美国人。报纸上的漫画家总是挖苦美国来的旅游者，抽着雪茄，大腹便便，身上是印花夏威夷衬衫，挥舞手里攥着的大把美金。依他之见，英国人应该效仿法国人，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让美国人和他们的新朋友西德人去抱着他们对俄国的怀恨不放好了。
报纸上满是关于核裁军运动的消息。报上刊登的骨瘦如柴的男人和头发蓬乱、相貌平平的女子挥舞着标语牌喊口号的照片，没有使他先入为主地对核裁军运动有好感。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刚刚实现了一招战略高招，在古巴建立了导弹舱以对抗包围俄国的美国导弹。现在肯尼迪威胁，如果俄国导弹不从古巴撤出去，就要轰炸俄国。核裁军运动鼓动人们反对的是美国在英国的基地将会参加的核攻击。他不能不赞同他们的立场。
美国的间谍飞机在俄国货船横跨大西洋向古巴行驶时拍摄了照片。美国人说货船运载着更多的导弹。在照片上导弹——防水帆布盖着的模糊的外形——用白色圈了起来。在他看来这些形状也完全可以是救生艇。报纸对美国的说法没有任何怀疑，这使他感到惊奇。
觉醒吧！核裁军运动的人叫喊道，我们正处于核灭绝的边缘。这会是真的吗？他想每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会灭亡吗？
他去参加了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核裁军运动大会，小心地待在外围，以表示他只是一个旁观者。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群众大会：挥舞拳头，喊口号，总的来说是在煽动情绪，使他反感。他的看法是，只有爱和艺术才值得无保留地为之献身。
群众大会是核裁军运动的坚定分子一个星期前在奥尔德马斯顿城外英国原子武器基地开始的五十英里大游行的高潮。几天以来，《卫报》一直在刊登湿漉漉的游行者行进中的照片，现在，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人们心情很沉重。他听他们讲演时渐渐明白，这些人，或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确实真的相信他们说的话。他们相信伦敦将会受到轰炸，他们相信大家都会死去。
他们正确吗？如果他们是对的，那就显得太不公平了，对俄国人不公平，对伦敦的市民不公平，但是对他最不公平：由于美国的好战，他将被烧成灰烬……
跳出油锅又落进了火坑！多么大的讽刺！逃脱了要抓他壮丁的南非白人和要把他赶进大海里去的黑人，结果发现自己在一个不久将被烧成灰烬的岛屿上。他生活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人在哪里才能找到没有狂热政治的地方……
群众大会结束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几天以后危机突然过去了。在肯尼迪的威胁面前，赫鲁晓夫投降了。货船被命令掉头返航，已经在古巴的导弹被拆除了。俄国人提供了一种形式的话语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显然丢了面子。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只有古巴人胜出。他们毫不气馁地说，不管有没有导弹，他们发誓要为保卫自己的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他赞成古巴人，赞成菲德尔·卡斯特罗。至少菲德尔不是一个懦夫。9
虽然库切一再宣称，他希望能够超越殖民地出身者心态，做一个世界公民，或至少做个英国大都市的市民，但他仍然关注南非的动态。他意识到，没有人能逃脱出身——他至少部分地属于南非白人。20世纪60年代，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南非变得越来越孤立。1960年2月，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开普敦议会发表了他的题为“风向变化”的演讲，表达了他对南非“独立发展”政策的忧虑。他表示，英国接受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国家独立斗争的现实，英国将促进英属殖民地的政治解放，并从非洲大陆撤出。在全民公决中，南非白人选择共和政体，H.F.维沃尔德总理带着南非离开了英联邦，因为后者对南非的内部种族政策表示强烈反对。联合国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多次对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南非被各种国际组织和体育机构拒之门外。在南非境内，种族隔离政策同样受到强烈批判，这些批判首先来自说英语的神职人员，接着是荷兰归正会，律师和哲学家也表达了反对态度。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来对付黑人民众的动乱，动员警察和公民力量进行反击，限制人身自由，未经审判就可以拘留公民。
关于南非被排除到英联邦之外以及英国对南非政权的态度，库切这样写道：
作为南非人，现在待在英国不是个好时候。南非表现了巨大的自我意识，宣布自己是一个共和国，很快被开除出了英联邦。开除所包含的信息是清楚明确的。英国已经受够了布尔人和布尔人领导的南非，一个从来麻烦多于其价值的殖民地。10
按照《青春》中的记述，库切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对南非发生的动乱、警察对黑人的暴力和政治犯所谓的自杀表达了极为愤慨的态度：
俄国人不应在联合国发表一个又一个的演讲，而应该立刻入侵南非……他们应该派伞兵降落在比勒陀利亚，俘虏维沃尔德和他那帮人，把他们靠墙排成一排，枪毙他们。
…………
南非是他无法摆脱的沉重负担。他想除掉它，他不在乎怎么个做法，除掉了以后他才能够开始呼吸。11
库切在英国期间，46岁的纳尔逊·曼德拉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还有他七个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ANC）同事都被指控在境外力量的协助下招募和培训人员，准备发动战争和阴谋侵略共和国。在法庭上四个小时的陈述中，曼德拉没有谈论黑人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希望南非创设新宪法，形成新的态势，消除种族界限和阶级差别，致力于经济整合，允许民营企业的发展。
剧作家阿索尔·富加德（Athol Fugard）在写给他住在伦敦的朋友玛丽·本森（Mary Benson）的信中是这样看待曼德拉和他同伴的入狱的：“这个可怜的、无望的国家还曾有过更丑陋的时刻吗？这种不公正的污点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印得更深吗？我想不可能了……是的，南非是丑陋的，她是如此丑陋，连真正爱她的人现在都开始恨她了——这是个悲剧！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需要爱。”12
在《青春》中库切并没有对里沃尼亚审判和非国大成员被判刑的事做出评价，也没有谈论过1964年6月13日非国大同情者从布莱顿到伦敦的夜晚游行。那次，被告确实已被判有罪，并可能被处死。不过后来，库切在《纽约书评》评价一本有关曼德拉的书时，对此事做出评论。他说，如果南非政权在20世纪50年代已与非国大达成谅解，那么出现的将是一场由小资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和平主义者运动。结果，政府将其定性为颠覆性运动，领导人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这步棋让南非、特别是南非白人，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3
库切是摆脱不了南非的。举例来说，如果他想申请英国公民身份，需要到南非办公室去办理。他通过什么来申请身份呢？他既不是难民，也不能说自己是难民。他们不会接受他是被压迫的说法，或者说，他不想返回到南非是出于无聊，或者是因为那里的道德价值观已经崩溃。他们会接受他说那是因为耻辱吗？因为他的父辈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耻辱的历史，让他想逃离自己的国家？
他对南非的矛盾感觉又回来了。虽然南非是他“内心的创伤”14，他不能无视自己祖先的坚韧与无畏，还有他们曾在卡鲁流过的汗、吃过的苦。他的祖先不是为了欢笑快乐而生的，他本人也不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他读到早期开普开拓者的探险笔记，看到熟悉的南非地名，他感到一种亲和力，并意识到，“他读到的是他的国家，是他心中的国家”。他问自己：“爱国精神，开始折磨着他的是爱国精神吗？他是不是在证明自己没有祖国不可能生活？”15
二
离开南非去伦敦时，库切已经计划好用他的数学背景找一份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后，就可以有时间去开展自己的写作计划。他在写作生涯一开始就意识到，仅凭写作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他向卡夫卡、艾略特和华莱士·史蒂文斯这些先辈学习，先找一个安静的办公室安顿下来，再利用空闲时间来提高文学素养，并坚持写作。
起初，库切与另一个来自开普敦的朋友保罗住在一起。他住的是一个单间，配备了燃气灶和水槽，但只有冷水。他尽管打算通过数学技能获得收入，但只申请了代课老师的工作，并对这工作没有兴趣。后来，他成功地申请到了罗萨姆斯特德农业站的工作，在那里用一台计算机进行数据分析。但是，当他得知自己必须住在农业站，而这样可能会错过诗歌朗诵会、电影、与伦敦诗人和画家的聚会，甚至恋爱的机会时，他拒绝了这份工作。
后来他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了IBM公司招聘计算机程序员的广告，于是，他便去了这家行业里最大，显然也是最好的公司求职。经过一系列面试和智商测试，几天后，他就得到了这个年薪700英镑的工作机会——在伦敦西区中心牛津街附近的纽曼街的办公室里做程序员。他是第一代计算机程序员，坐在巨大的霍尔瑞斯机器前工作。虽然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但他发现公司的男性员工往往很晚还留在办公室里，很少会在晚上十点前回家。他与另外九个同事共用一间办公室，里面摆放的都是灰色家具。同事中有一个新西兰女子，年轻貌美，还有一个年轻的伦敦男子，名叫比尔·布里格斯（Bill Briggs）。午饭时，他和他们会有一些交流。每月有了固定收入后，他有了经济能力在北伦敦牌楼路附近租了房子，在那里他可以吃自己做的饭了：燕麦粥、苹果、面包、奶酪和香肠，有时可以见到其他房客。
至于娱乐方式，库切会去罕普斯特德的人人电影院，看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的电影，其中一部名叫《裂片》（L’Eclisse），意大利女演员莫尼卡·维蒂（Monica Vitti）在里面扮演在一个日照过度、被遗弃的城市的街道上彷徨的女人。他幻想着她那“完美的腿、性感的嘴唇和心不在焉的神情”。16他也看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电影，如同报纸所评论的那样：寂寞的人物，时刻面对着核毁灭的恐惧或上帝死后的不确定性，虽然《观察家报》认为，人们对这些担心并没有太认真对待，认为那些感觉是“生活在北欧漫长的冬天、晚上过量饮酒和宿醉的结果”。17库切很喜欢英国广播公司（BBC）三台的节目，里面会讲到艺术发展的新方向，如最新的美国诗歌、电子音乐和抽象表现主义等。他听到了以前从未听到过的音乐，也了解了很多有价值的讲座和讨论。例如，他从一系列讲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节目中了解到，布罗茨基曾被判处在冰天雪地的北方服五年的苦役，罪名是社会的寄生虫。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他也知道了英格堡·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和波兰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他们的作品“再一次告诉他诗歌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因而他自己可以是什么样子的”18。他听到了勋伯格和贝尔格（Berg）的音乐，也头一次听到安东·冯·韦伯恩（Anton von Webern）的音乐。他到泰特美术馆参观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作品展览。他站在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画前足足一刻钟，却不知道作品要向他表述什么。但是，在另一个展厅，他深深着迷于一幅画：白色的背景上，仅有一个长方形的黑色色块。这是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的《西班牙共和国的挽歌》Elegy for the Spanish Republic）：
它的力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既不像西班牙也不像任何别的东西的不规则的形状，却在他内心激起了丰富的神秘的感情。它并不美，然而毋庸置疑地表达了美……这个力量是不是和使他的心在看见一个女人而不是另一个女人时狂跳一样的力量？《西班牙共和国的挽歌》和存在于他灵魂之中的某种幻象是一致的吗？那么将会成为他的命运的那个女人又怎样呢？19
库切在周六逛书店、美术馆或电影院。每逢星期天，他先在自己的房间里读《观察家报》，然后在汉普斯特西斯公园散步，或再观看一部电影。他在查令十字街上的书店浏览，那里一直开放到晚上六点。福伊尔书店号称出售地球上的每一本书，实际上那里很让他失望。他更喜欢高尔街的迪龙斯书店，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些小众的诗歌杂志：
他每样买了一本，把这堆杂志拿回家里专心阅读，力图弄明白谁写了什么，如果他也想出版东西的话，什么最适合于他。
英国的杂志里面主要都是关于日常思想和经历的令人感到气馁的一般性小诗歌，半个世纪前这种诗歌不会引起任何注意。英国诗人的雄心壮志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们没有从庞德和艾略特，更不要说从波德莱尔和兰波、希腊讽刺短诗家、中国人那儿学到什么吗？20
难道这些年轻的诗人不学习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和他远离自我的写作戒律吗？库切的数学背景促使他很欣赏休·肯纳在一本关于庞德的书中所说的话：
诗是一种带有灵感的数学，它会给我们方程式，但不是抽象的数字、三角形、球体什么的，而是人类情感的方程。如果一个人的头脑倾向于魔法，而不是科学，那他会喜欢讲这些方程式的咒语，它们听起来更玄奥、更神秘、更高深。21
逛过书店后，库切可能会加入星期六晚上狂欢的人流，假装在外流连或去约会。不过，最终，他还是要坐地铁回到牌楼路他孤寂的房间里，问自己：“那么他在英国干什么？到英国来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吗？换地方是不是太晚了？”22
如果《青春》讲述的内容可信的话，年轻的库切是郁闷的，正试图在寒冷的、迷宫般的伦敦寻找出路，正致力于创造伟大的艺术理想，等待完美的神秘女性来点燃他男性神圣的艺术火花，开始他的艺术生涯。在千篇一律的牢笼般的计算机编程生活中，他和许多女性发生性关系，但获得的只是生理的满足，并没有激情。按尼采的话说，他必须拥有艺术，才不会被真相击垮。他梦想着自己能成为像庞德一样的诗人，但是却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创作和心理的僵局之中。他在惨淡的天气中，漫步在伦敦惨淡的街头，无人相约，无从交友：
他沿着大拉塞尔街跋涉到托特纳姆大院路，然后往南向查令十字街走去。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多数是年轻人。严格地说，他和他们是同时代人，但是他却没有这种感觉。他感到自己已是中年，过早到了中年：那些苍白、谢顶、筋疲力尽的一碰皮肤就会起片剥落的学者中的一个。但深层的他仍是一个孩子，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无知，充满了恐惧、不知所措。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巨大而冷漠的城市里，在这里，仅仅为了能活下去就意味着需要永远死命拼搏、力求不要倒下？23
在地铁上，他有意地读着诗集，希望有女士可以看到他那少有的艺术品味，但希望总是落空。
他收到开普敦大学的一封信，通知他，因为成绩优异，他获得了200英镑的克罗尔研究生学习助学金。用这笔钱在英国大学学习是不够的，所以他申请在异地完成开普敦大学的英语硕士学位，由盖伊·豪沃思做他的导师。他打算写关于庞德的《诗章》的论文，但最终决定写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小说。庞德认为福特是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但被文学界所忽略。在读过五本福特的小说之后，库切完全同意庞德的判断：“福特的复杂、时间上交错排列的情节，和他随意做出的、毫无雕琢痕迹加以重复的暗示，这些在许多章以后显露出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的暗示在创作手法上之巧妙，都使他倾倒。”24他花了许多个星期六，以及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夜间开放的两个晚上，研读了福特的所有作品。他觉得福特的早期作品是令人失望的，很难从中找出杰作。福特的《汉普蒂·邓普蒂先生》（Mr Humpty Dumpty）是如此乏味，以至他读着都快睡着了。他唯一擅长做的事似乎就是应对痛苦：
他能够引上身并且承受的痛苦似乎是无限的。甚至在这样的时候，当他沉重而缓慢地、无目的地在这个外国城市的寒冷的街道上行走，仅仅是为了把自己走得筋疲力尽，以便回到住处以后至少能够入睡，他都没有在自己心里感到哪怕是最微小的、在痛苦的重压下垮掉的倾向。痛苦是他的生存环境。他在痛苦之中犹如鱼儿在水里那么自在。如果废除了痛苦，他就会不知道该把自己怎么办。25
有证据表明，库切在伦敦的经历并不是完全像《青春》里所说的那样一直忧郁和痛苦。在接受记者乔安娜·斯科特（Joanna Scott）的采访时他表示，从数学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程序员工作中，他也发现了一定的喜悦，并乐在其中：
数学是一种游戏，智力游戏。我对数学的应用——那些将数学应用到工作中的方式——从来就不太感兴趣。对我来说，游戏是人类的特征之一。我用怀疑的眼光看“工作”这个词。当人们谈论自己的工作时，我问自己：以工作的名义，有什么要被出卖，被牺牲？26
使用计算机工作还教会他更简洁、更浓缩的表达方式：
我花所有的时间去写系统程序……好处就是精练。人们都会很合理地希望程序员在结束一天的劳动时，可以完成五行代码。这五行指令将非常巧妙地以自己的方式节省空间和时间。这对二十出头的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天写几行的观念，让那个年轻的我习惯了花费无尽的时间去改和削减，而这正是我写作的方式。27
这期间，库切也劝他的弟弟大卫来伦敦尝试新闻工作。大卫曾就学于开普敦圣约瑟和隆德伯西男子中学。由于经济原因，大卫不得不中断学业，到帕丁岛的羊毛局工作。其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在米氏艺术学院学习，打算做一个艺术家。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这让母亲维拉很欣慰。和他的哥哥一样，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心灵手巧：他可以把一辆汽车拆了，然后重新组装。他花了很短的时间就学到了一个修车师傅的全部手艺。周末，他同不同肤色的年轻人混在一起醉酒，生活很不着调，在法律的边缘行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交白人女朋友、从事“白人”的职业、过“正常”的中产阶级生活，对他来说意味着自己被种族隔离所劫持。他回到开普敦大学师从非洲研究教授杰克·西蒙斯（Jack Simons）。但最终这位老师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工作，并离开了南非。28大卫在1965年也离开了南非，绕道希腊到达伦敦，成为一名记者，后来得到了北伦敦报业的一个重要职位。因为两个儿子都在伦敦，维拉在此期间来到英国。
在IBM工作之余，库切通过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读来扩展他的文学知识。除了阅读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小说以外，他也读到了塞缪尔·贝克特中期的小说，从《瓦特》到《无名氏》。他写道：“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那些书。那种反复的文本细读几乎影响到一个人说话甚至思维的习惯。”29他也阅读了很多亨利·詹姆斯和D.H.劳伦斯的小说，不过劳伦斯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让他感到不安，他从未成为劳伦斯派的成员。住在伦敦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诗歌，另外还写了一篇故事，但没有写任何散文。
在《青春》中，库切只是淡淡地提到他写的诗歌，这些诗都不曾在杂志上发表，也没有保留。但是1963年4月，他确实在开普敦大学戏剧社出版的杂志《狮子和黑斑羚》中发表了一个有趣的实验性创作，表明他在做电脑程序员期间所做出的成绩。该诗也曾发表在《开普敦时报》上，标题是《电脑诗》（“Computer Poem”）：
黎明，鸟，一条小溪，一个平静的早晨，
你站在树木之间，孤独又紧张。
你哭过。
夜晚你不在我身旁，
恐惧，迷茫
在猫头鹰和黑人之中，
渴望暴力。
库切这样描述该诗的成因：
这首诗是在伦敦西一区纽曼街58号的1401号计算机生成的，后由我编辑。我在编辑中试图尽可能少地减少那些“独创性”诗句（就电脑版本和编辑版本的关键词而言），但是如果没有我的编辑，（用我设计的程序）生成的电脑诗歌将很简单、很无聊。
我使用“简单”这个词的意思是，如果用一个更复杂的程序，现在大多数编辑能做的工作都可以由电脑来做。这包括规划诗句的结构，选择相应词语，并从最终产生的数据中筛选。显然，在低级别的复杂程序的使用中，还需要有基本评判能力的编辑来创造诗歌。总之，我为本诗设计的程序如下：
1.结构：这首诗由八部分基本陈述组成，每个陈述都基于以下模板：
你躺 现在时动作
在床上 地点
单独地 过去时动作
你思考 现在时动作
在卧室里 地点
阴沉地 方式
无望 方式
这里的每一个陈述的初级形式都没有“你/我/他们”，这些人称是随机添加的；然后再随机（有点玩世不恭地）插入带有自然性质的描述。
2.词汇：如果编辑懒惰但很明智，他会迅速选定一个生活区域，找出这一区域的几个关键词，然后使用罗杰特词库提供四种——表示动作词汇，表示地点词汇，表示方式词汇，玩家随机的自然性质词汇。这里所选择的生活区域是和个人疏离的。词汇总计约800字。
3.选择：电脑根据被提供的词汇、诗的结构和程序生成诗歌，直到所有的词汇用尽，也就是去说，直到用词汇和结构所能生成的所有可能的诗都已经写入。编辑通读所有已经打印出来的诗歌（在这种情况下，以每分钟75首诗的速度生成2100首诗），做出选择和删减，最后发给出版编辑。
在一篇发表于1968年的文章中，杰弗里·哈里斯奈普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回忆了在盖伊·豪沃思创意写作聚会上是如何朗读和讨论诗歌的。他用一位名叫博费德福莱德·琼斯（Perfeddwlad Jones）的人物来影射库切——一个喜欢酸奶、鸡蛋，笑容高深莫测的家伙，“像霍迪尼（Houdini）(1)一样神秘”。他还提到了库切的电脑诗：
“你可能不知道，”他说，“一台电脑可以将我们不同的经验关联起来。能生成这种例子的机器起码有350000的内存。”
“你的意思是它确实能写作吗？”汉娜急切地问道。
这给了博费德福莱德一个机会可以显得像德尔斐神谕一样高深莫测。他悄悄地说：“这取决于你所说的写作是什么意思。”
他接着解释说，自己已经将所有必要的数据输入到机器中，并指令它写一首激情诗。如果不是那么正统地想，创作的结果可以被看作是一部简洁的杰作：
我的红色嗝（hic）
在树的蓝色阴影中
我们堆砌（caboobled）着
迷人的嗝花。
博费德福莱德赶紧向我们保证，他绝对没有使用一台喝醉酒的电脑。“hic”只是一个技术故障。“Caboobled”应该拼写为“considered（考虑）”。
他总结道：“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超越詹姆斯·乔伊斯的自由联想和意识流文学流派。”这里面有无数的可能性。30
库切在伦敦除了写诗以外，还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关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硕士论文，这进一步证明，他在《青春》中说自己在英国期间一事无成，是不对的。论文题目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研究》，于1963年11月向开普敦大学提交。
福特在20世纪初与约瑟夫·康拉德密切合作，早期创作的都是轻小说和历史小说。他早期创作的最高成就是《好兵》（The Good Soldier，1915），内容来自作者本人的经历和苦难，库切在论文里将这部作品描述为“英文作品中最好的纯数学文本”。小说详尽叙述了四个人的生活经历，他们一起和谐友善地居住了十余年，但小说的结尾处透露出完全不同的实情。福特比较在意要在正确的地方使用正确的词语，字斟句酌，所有元素要完全整合。这为库切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例。
论文结构严谨，引用翔实，对作者背景足够重视，这些特点也体现在库切后来为《纽约书评》写的文学评论中。该硕士论文显示出他是一个成熟的文学评论者。下面的硕士论文节选显示了库切早期完美的写作技巧，以及他进行评论时的信：
直到最近，美国以外的国家对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介绍似乎仍停留在文学教科书中的脚注上：“康拉德还与F.M.惠弗（F.M.Hueffer，福特曾用名）合作了三部作品。”去世23年后，福特依然被含糊地称为亨利·詹姆斯的拉斐尔前派朋友、一位美国纯文学作家或庞德曾短暂迷恋过的作家。他的书根本无人关注。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完全被忽略的命运对于这位优秀的作家来说有些不公平。他出生于一个著名的拉斐尔前派家庭；17岁时就发表了一部小说；詹姆斯是他的朋友，也是他一本作品中的人物原型；约瑟夫·康拉德是他多年的合作者；他本人是一本著名评论杂志的主编，该杂志在几个月内连续出版詹姆斯、康拉德和劳伦斯（首次出版）的作品；他也是另一本评论杂志的主编，该杂志出版了乔伊斯、庞德和海明威的作品；他是本世纪最好的浪漫历史小说作者，是英语界最优秀的法国小说作者；他写过关于一战最好的小说；他对海明威和格雷厄姆·格林产生的影响世界公认；福特似乎不仅应该被评论，而更应该被认可。
然而，对他的忽视是可以理解的。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也许是太辉煌了，他45岁从战争中回来时，发现自己几乎被人遗忘了。他早期与康拉德的合作对他很不利，因为他的名字一直处于康拉德的阴影之下。作为《英国评论》的主编，他无私地给其他作家写评论，结果只是得到“青年精英前辈”的头衔，自己的成就倒被忽略了。他大量的创作将他最好的小说掩盖了起来，而后者是成功的关键。
大概还有一些和写作无关的原因：他的姓惠弗很难发音；他于1919年又改了名字；他的德国父亲；他无法谨慎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他给自己的作品选择品位不佳的名字；康拉德的妻子和前情妇对他的人身攻击；他生命最后17年自我流亡，离开了英国；他转向了美国大众，加上他头尾循环的名字，在一般英国读者眼中，他属于美国作家的范畴。
尽管在英国几乎被人遗忘，福特得到了美国人的重视。自1950年以来，他最好的两部小说《好兵》和《游行的结束》（Parade’s End）在美国得到广泛阅读。从1948年以来，批评家马克·肖勒（Mark Schorer）、R.P.布莱克默（R.P.Blackmur）、休·肯纳和罗比·麦考利（Robie Macauley）等开始研究他的作品；在过去两年里，美国已经出版了四本关于他的批评和学术书籍。其中，理查德·A.卡塞尔（Richard A.Cassell）的《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约翰·A.梅克斯纳（John A.Meixner）的《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小说》属于介绍类，第三本保罗·L.威利（Paul L.Wiley）的《三个世界的小说家》则是一本相当深入透彻的评论书籍，将福特放在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独特位置上。加之最近由格雷厄姆·格林编辑的、在英国出版的《博得里·海德版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所有这些迹象表明福特没落的日子可能即将结束。
三
1963年初，库切在伦敦的第二个冬天，他发现，从自己在IBM所挣的每月60英镑的收入中，他只能勉强节省10英镑。另外，他还发现，IBM的客户之一——庞弗雷特先生，在用数据为英国皇家空军开发一种新型轰炸机。这意味着，库切“极其偶然地、在极小方面……成为英国防务努力的一个部分，他促进了英国轰炸莫斯科的计划。这是他到英国来的目的吗？参与恶行，一种没有回报的，连最最虚幻的回报也没有的恶行”。他甚至想偷偷地篡改数据，“尽一份力量使俄国不受轰炸”。但是，《青春》中指出，这导致了他的另一种困境：“他有权利在享受英国的款待的同时破坏他们的空军吗？”31
库切在1963年的春天辞去他在IBM的职位。尽管他质疑自己在军工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但这样做最主要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写他的硕士论文。他不想一心二用。他告诉IBM的管理层，他辞职的原因是不能与同事们很好地相处。他们对这种解释不怎么接受，也导致了对他的一丝不满。因为没了收入，他不得不在住的方面精打细算。他为一个去希腊度假的女士看房子。后来，他与一个马拉维妇女和她的小女儿共住一栋房子，还得保护房子不被房东前夫破坏。这时的他开始戴眼镜，留胡子，并从此保持这样的形象。在业余时间，他会去伦敦的公园散步，就像小时候他的父亲失业期间在开普敦的酒吧消磨时间一样，他也要走很长时间再回家。32很快他发现，他的工作许可不允许他随意换工作，他的每一个变化都需要得到内政部的批准。他收到一封公函，要求他在21天内更新工作许可，否则他将不被允许留在英国。一定是IBM里有人告发了他，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回到南非去。他曾这样写道：“事实是，如果他回到南非，他就再也不能从那里摆脱出来了。他会变成和晚上聚集在克利夫顿海滩上喝酒、互相讲述过去在伊维萨岛上岁月的那些人一样了。”33他对那些聚集在克利夫顿海滩上的作家和艺术家是颇为嘲讽的，尤其是尤伊斯·克里格（Uys Krige），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长期居住在法国和西班牙，并翻译了维隆（Villon）和洛尔卡（Lorca）的作品，为南非文学带来了地中海的新鲜风情。
在《青春》中，库切以疏离的第三人称视角叙述，始终回避自我。库切在这里更进了一步，开始选择忽略某些事实。按照《双重视角》和他在开普敦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所说，他在保持自传的性质。在《双重视角》的一个采访中，他指出自传是“一种自我的写作，在其中你要尊重你自己的历史。但是要讲什么样的事实呢？要讲所有的事实吗？不需要，如果要讲所有的事实，那事实就太多了。你要选择那些符合写作需要的事实……从生活的记忆中选择内容来讲你的故事，在选择的过程中，你会漏除一些东西”。写自传者有权选用材料来写，因为他要从个人角度或故事结构角度做判断和删减。在接受采访时，库切说：“选择是很重要的一点。一本自传可能完全出于事实，然而，事实是可以经过选择的，因为你不可能将所有的事实都写进书中。所以真正的自传和虚构的自传之间的界限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明确。真正的自传取决于数据的选择和遗漏。”34
库切在《青春》中遗漏的事实有一部分是关于1963年的春天的。在他到达伦敦大约一年零三个月之后，他又回到了南非。他经喀土穆和坎帕拉中转飞回南非，并住在开普敦格拉德斯通街林登阁202号。他在那里完成了硕士论文。他再度与大学同学菲利帕·贾伯交往，当时她在拉罗谢尔女子中学教书。他们于1963年7月11日在约翰内斯堡结婚，因为当时菲利帕的父母和哥哥塞西尔都住在约翰内斯堡。库切还是决定返回英国，但他们不得不等到年底菲利帕在拉罗谢尔的合同到期之后。婚礼后，他们返回开普敦，菲利帕上班期间住在帕尔，周末到林登阁与库切相聚。35在硕士论文的致谢中，库切感谢妻子“帮助完成这份打字稿”。
他们结婚的决定很突然，之前没有漫长的求爱阶段。菲利帕比沉默寡言的库切更善于社交。她通常是快乐的，虽然并不总能保持冷静、平和。似乎她的社交技巧与库切是完美的补充。她是否从一开始就佩服他的智慧和才华，知道他要成为作家？无论如何，他们结婚时还都非常年轻，男方只有23岁，女方也只稍大几个月。他们两个都不可能预见婚姻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四
婚礼后不久，库切在开普敦时就开始尝试找英国的工作。他咨询了英国教育部，并在1963年8月28日收到回信确认，他因为有开普敦大学的毕业证而被允许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小学和中学工作。他进一步希望自己的申请可以换来一份雇佣合同，让他在过海关时可以出示给移民官员看，以保证他留在英国。在后续的11月19日的信上，他被告知，赫特福德郡沃特福德的维多利亚中学缺一名英语代课老师，校方邀请他去面试，这一邀请可以让他在英国停留14天。学校的任命委员会秘书写信道：“我们受内政部批准，起草该信件并发送给您……凭此信您可以进入英国。它将证明您有可能担任教职。我们建议您将此信与教育部承认您可作为一名合格教师上岗的信件一起出示给移民官员看。”他又补充说：“虽然沃特福德有着乡村小镇的气氛，但它是一个宜人的地方，有市场，另外印刷业蓬勃发展。它位于赫特福德郡，距伦敦约18英里，有火车直接连通两地，交通便捷。”在一封写于1963年12月2日的信中，维多利亚中学的校长请库切于1964年1月13日去见他。
但这个职位并不像库切在1962年做的那份工作可以让他在伦敦享受那里的城市生活设施。这时，另一个机会出现了。他在1963年10月16日收到IBM在英国的竞争对手——国际计算机与制表有限公司（ICT）人事主管写来的信。信中说他们可以帮助他，但他们得先见他一面。他随信寄了一张申请表，让库切填好，并发回给他。
1963年12月30日，库切和菲利帕坐上了从开普敦开往南安普敦的轮船，并于1964年1月10日到达。库切在一封1978年1月25日写给迈克·柯克伍德（Mike Kirkwood）的信中将此次航行描述为“漫长、炎热而无聊”的旅程。和他们一起乘坐这艘轮船的还有他的同学里克·特纳。特纳要去巴黎，他醉心于萨特与诺曼·梅勒。他借给库切一本书，是梅勒的文论集《我自己的广告》（Advertisement for Myself）。特纳娶了美丽的芭芭拉·哈伯德（Barbara Hubbard），后来他们带着第一个孩子到库切在萨里郡巴沙特的家中拜访。“他们落下了一个半品脱容量的锅，我一直没有还回去。”
库切很可能是在1月13日与维多利亚中学的校长见了面，但他并没有接受这个职位。这个结果的原因不明。可能是库切不想教这个水平的英语，或者可能是校长有另一名更好的人选。
1964年2月10日，库切开始在伯克郡的布拉克内尔为ICT工作，年薪1209英镑，工作条件要比在IBM时好些。布拉克内尔位于伦敦以西33公里处的牧场森林里，始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9年。库切和菲利帕不住在布拉克内尔，而是住另一个小镇上——萨里郡的巴沙特。该地距布拉克内尔约一个半小时的巴士车程。库切发现，这个小城镇比城市更适合他。ICT总部设在一座庄园里，他可以与其他程序员在午餐时间打板球，就像在中学时那样。他的工作让他有机会与剑桥大学伟大的数学家打交道。他经常去剑桥，公司会为他支付在那里过夜的费用。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剑桥大学的数学实验室与奥尔德马斯顿的核设施有牵连——该实验室在冷战中站在同盟国一方。如果与奥尔德马斯顿合作，他将与邪恶同流合污，在英美对抗俄罗斯的冲突中，他成了参与者。与此项目相比，IBM那边鲍姆弗莱德的项目显得微不足道。他要继续参与这个项目，背叛他的道德原则吗？他回想起T.S.艾略特《大教堂凶杀案》中一句很有名的话：
最后的诱惑是最大的背叛：
为错误的因做正确的事。36
按照这话提供的思路，库切写道：“要紧的是做该做的事情，不管是出于正确的原因还是错误的原因，还是根本没有原因。”37
在ICT的日子里，库切结识了一位程序员同事——来自印度的甘纳帕西（Ganapathy）。甘纳帕西藐视关于英国的一切，更喜欢美国，因为他曾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库切也在问自己，他要在这个气候恶劣的可怜岛屿上做些什么？有一天，他们走在萨里郡乡间，甘纳帕西表示，这样的环境对他们两个都毫无意义。他说，在美国至少还有通宵营业的汉堡包店铺。库切并不在意汉堡包，但他朋友所描述的美国环境比他所知道的英国要明显好一些，尽管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道了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暴行。库切被美国人如此骇人的行径震惊了，他写信给中国驻伦敦使馆，希望通过当一名英语教师做些贡献，但这封信没有任何回音。
在接受肖娜·威斯克（Shauna Westcott）采访时，库切说，他在英国为两个不同的公司工作了两年多，“这意味着生活在一群对技术进步、文明开化等等没有任何批判信念的人中间。此外，作为英国人，他们从不怀疑他们所知的世界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这让我感到非常异化与短暂。但他们也有让人佩服的地方，比如辛勤工作的习惯。此外，他们大多数都很聪明，特别是我在剑桥大学遇到的并共事过的那些人”。38他过度谦虚地声称：“这最终让我决定退出：我的智力不在他们那个量级上。”在接受记者费尔南多·利马保罗（Fernando de Lima Paulo）采访时，他说：“我不是一个有创造性思维的数学家。我发现（为时已晚），我并没有真正的天赋。”39
他在英国的生活也没有给他带来创作灵感。两年来，他等待创作灵感来临，将他变为诗人，但他准备写作的纸仍然一片空白。40尽管如此，库切在英国的状态也绝不像他在1983年2月25日接受《淑女》（Fair Lady）杂志采访时说的那样失败。除了继续研读庞德的诗以外，他进行关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硕士论文创作。41他开始了解贝克特的小说，特别是《瓦特》，他后来学术生涯的最初几年一直在研究这部小说。他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越南的暴力，并在大英博物馆里探索开普敦早期定居者的日记，这些都是他为第一部小说做的初步研究和准备。他多年程序员的经历为他将要从事的研究提供了数学和文学的连接。
库切真的像《青春》里所说的那样对南非感到非常反感吗？住在伦敦期间，他见到了南非诗人西德尼·克劳茨（Sydney Clouts），后者曾在1961年定居英国。他们见面谈文学，克劳茨给库切看了一些他翻译的南非诗人范维克·洛（Van Wyk Louw）的阿非利堪斯语诗。后来，库切写信回南非，让母亲给他寄范维克·洛的诗集《提茨亚》（Tristia）。拿到书后，他很快被吸引了。42
尽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这期间没有阅读其他南非人的作品，但是西德尼·克劳茨对范维克·洛的高度赞扬让他开始关注南非作家。诗集会让他头脑中浮出某些景象，尤其是关于他心爱的卡鲁，那里是他心爱的百鸟喷泉农庄所在地，比如关于卡鲁镇一个夏夜的描写：“傍晚到来，远处呼啸的列车，青涩惨白的麦穗警觉地矗立在土块上。”43
他是否与范维克·洛有着共同的向往：在他那贫瘠、荒凉的土地上，橄榄也可以生长，那些小小的白色建筑也应该有一个拉丁名字，也应该与旧的文化传统保持一致？44
库切对他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对他逃离到的新城市并没有感到多少喜悦。然而，是否如《青春》里所说，他真是如此不快乐，这是值得怀疑的。比如，他曾写道，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到外面溜达，迷迷糊糊，但还能意识到自己周围的事物：
这是他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状态：在他的身体里，他似乎感觉到地球的不停旋转。儿童们遥远的喊叫声，小鸟的歌唱，昆虫的嗡嗡声越来越大，集合成欢乐的颂歌。他的心中充满了激情。他想道，终于！终于来到了，和宇宙狂喜地结合的时刻！45
这里有必要提及当时在英国的库切的同龄人对他的印象。莱昂内尔·奈特（Lionel Knight），现已退休的教师，于1962年的冬天，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认识了库切。库切和菲利帕在巴沙特居住期间，他们经常一起散步或去拜访奈特的父母家。当库切的母亲来英国看望她的两个儿子时，她与奈特的父母一起住了一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奈特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了库切留给他的印象。其中所呈现出库切做事周到、充满人情味的形象，在后来对库切的采访中不太常见：
我没想过他未来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依稀记得他曾向我展示他写的东西。但我的确记得他获得一些数学奖项的自豪劲儿。他从IBM离职前跟管理层有过一个面谈，然后我们一起吃午饭。IBM的人想知道他辞职的原因。我想，他一直是想礼貌地回避这个问题，他觉得可以有更好的机遇。他后来为ICT工作吗？还是在加入IBM之前为ICT工作？我记得，他认为ICT管理太松散，但是正因如此，他在出差去剑桥的途中或在那里等待任务的时候，可以有时间读书。我猜，他似乎不满意那里的工作，所以申请去布法罗46学习。他很赞许某人说的一句话，认为英国是一个“渐冷的星球”。
当然，他给我看他正在写的关于F.M.福特的论文，我记得他回南非是为了最后完成这篇论文。说到福特时，库切称赞福特所写的“句子质量很高”。我记得和库切一起走在国王十字火车站附近拥挤肮脏的街道上，听他谈论《瓦特》和《墨菲》，这两本书他经常提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坐在我父母的花园里，听库切激愤地评论——他很少这样激烈地谈论任何人或事——可能是关于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或有人问为什么有些作家要写那么多，为什么不少写一些却写得好一些，等等。我记得他生气地回应说：就好像任何称职的作家都会写个不停，就好像他们愿意这样似的。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离群索居的人。我没怎么见过他的朋友或熟人。偶尔见过南非人，比如乔迪·德莱弗，还有他的弟弟大卫。大卫那时是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说话很直接，但像约翰一样很注意倾听对方说话。有一个小伙子47来自印度马德拉斯，约翰前几年还问到他。我告诉约翰我在一个公共图书馆见过这个人，但是，我们的友好交谈并没让我更多地了解马德拉斯或他的生活。他可能是个对文学感兴趣的数学家，但总归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30多岁了还没有正式工作，日常生活慢条斯理，但说话很直接。约翰喜欢他。我不记得约翰提及他的父亲，但他提到过他的母亲。她曾住在我母亲那里，一次或两次？她是一个非常强势而直接的人，心地善良，举止得体。她很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尤其是（当时）约翰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我知道，他会给任何见过他的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把他介绍给我在剑桥的一个学者朋友。当时我朋友年轻的博士妻子在给尖叫着的儿子洗澡，浴盆就放在地毯上，我们也围坐在周围。在这样嘈杂的环境，约翰能够继续谈话，指尖并拢，安静而体贴，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约翰有时会很俏皮。他脑子反应快，会问一些不寻常的问题，把人当场镇住，然后他仔细地观察他们的反应。我还记得我们在小镇弗吉尼亚沃特徒步时，他会突然从树后跳出来，有时会拍些照片。（我们一般是长途跋涉，后来我的未婚妻加入我们的行列。走的时候菲利帕会开玩笑地说自己累了，然后我和约翰一人出一个肩膀，扛着她走。）我记得，他对照片很感兴趣（他后来还要我将我们家人的照片发给他），但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审美表现。有一次，他到我在伦敦北部的海格特住处做客（那时他住在一栋都是非洲，或许是尼日利亚的租客的房子里），他看到了两张唱片，是拉维·香卡（Ravi Shankar）和乌斯塔德·维拉耶甘（Ustad Vilayat Khan）的歌。那时我们都没怎么听到过印度音乐，但他问我更喜欢哪张唱片。我选择的是相对肤浅的香卡的唱片，他则很老到地告诉我他更喜欢维拉耶甘的演唱风格。我花了很长时间提高自己的音乐品味。
他是一个说话、思考都很严谨的人，我必须得说，他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对菲利帕和我的妻子都很好。当我们在开普敦见面时，他绝对不是一个冷淡质疑的旁观者。他给我和妻子提供了很多关于开车和旅行的建议，当时我的妻子穿着纱丽，这在南非还是很显眼的。我还记得一个灰色的黄昏，在牌楼路我和可爱的菲利帕聊天，约翰外出有事。然后我发现他的新婚妻子刚刚到达英国仅几个小时。48
莱昂内尔·奈特在邮件中给我们所展现的生活在伦敦的库切与《青春》里展现的有很大不同。邮件中展现出库切嬉闹、幽默和人性化的一面，这一般不会出现在其他对库切的采访中。库切在接受肖娜·威斯克的采访时说，他觉得英格兰是寒冷和灰色调的，并补充道：“我不知道，除了学会去自助洗衣店，我在这里还学会了什么东西。”49他这么说确实有些夸张。他在英国三年半的时间，以及他在大英博物馆里所做的研究都为他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事实是，尽管库切在英国扩展了自己的视野，他总是感到不开心。他期待着变化，特别是可以完全献身于文学和创意写作的工作机会。没多久，他想到，他可以参考甘纳帕西的意见，探索申请助学金到美国学习的可能。
(1)美国著名魔术师、遁术师，20世纪早期以能从各种镣铐和容器中脱身而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