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1964年年中，库切已经开始感到，在布拉克内尔的ICT做计算机程序员对他来说将是一条死胡同。在后来接受大卫·阿特维尔的采访中，他说：“1964年，我住在英格兰，在计算机研究实验室工作。我无处可去，我需要改变方向。”1他觉得有必要参考他的朋友甘纳帕西的意见，探询在美国一所大学获得助学金的可能性。
但是，他的主要兴趣仍然是诗歌，特别是庞德的作品，尽管他的硕士论文写的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小说，但那正是因为庞德曾推崇这位作家。现在他对塞缪尔·贝克特从1947年至1951年的文学创作比较了解，这些作品爆发了现代文学的一系列伟大的创意：《莫洛伊》、《马龙之死》、《无名氏》（三部曲）、戏剧《等待戈多》（他曾经在开普敦看过该戏剧的上演），还有《无意义的片段》（Texts for Nothing）。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贝克特的小说是《瓦特》，他觉得这部作品与贝克特其他的戏剧有很大不同。他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贝克特也写过小说？在对福特的研究中，他总有一种不愿意承认的“自命不凡的元素”；而贝克特，特别是在《瓦特》中，所指出的方向就是他自己创意写作希望遵循的方向：
《瓦特》和贝克特的剧作很不一样。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斗争，仅是一个流动的声音在讲述一个故事，声音一再因怀疑和顾虑而突然中断，故事的进度完全符合他自己心理的进度。《瓦特》还很有趣，使他笑得打滚。他读完后又从头读起。2
因为现在要认真考虑进一步做文学研究了，库切写信给他在开普敦大学的硕士导师盖伊·豪沃思教授，请求他帮忙咨询哪些学校可以提供助学金。库切仔细分析了所有可能的学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罗切斯特的纽约州立大学、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厄巴纳的伊利诺伊大学、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和柯林斯堡的科罗拉多大学。
虽然没有亲自见过面，但是库切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克逊·伯吉斯（Jackson Burgess）教授曾在1962年任教于开普敦大学。另外他在1961年见到过得克萨斯大学的约瑟夫·琼斯教授，参加了他在开普敦大学的课程。
豪沃思教授可能建议他亲自给这些学校和教授写信打听奖学金和助学金的事宜，库切照做了。1964年1月22日，他写信给伯吉斯教授，他想必也给其他学者和机构写过这样的信：
1962年，当您在开普敦大学做客座教授讲授美国文学时，我因为获得了大学奖学金——就是那一年以及之后的1963年，在伦敦撰写关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硕士论文。去年我已经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不过我的主要兴趣是研究20世纪诗歌。现在，我正在英国工作，同时正在阅读庞德的作品。盖伊·豪沃思教授建议我在继续研究的同时尝试申请美国大学的助教岗位。我现在没有资格申请专为南非学生设置的国家政府奖学金，因为我目前没有居住在南非共和国。豪沃思教授告诉我，您可能会给我提供一些建议。如果您能告诉我，我是否可以申请在加州大学的助教职位（应该是1965—1966学年，因为目前我还要在英国待上一段时间），我将不胜感激。我需要养活两个人，同时要继续学业。我的妻子是一所高中的老师，但我不确定，根据美国的法规，她是否可以在美国就业。
不久，库切正式收到加州大学助教的申请表格。如果他的申请成功，他将注册成为一名学生，并有2750美元的助学金。1964年1月24日，来自得克萨斯大学的约瑟夫·琼斯教授的回复信件如下：
得州是学习现代美国诗歌的一个不错的地方。我们有两三位教师本身就是诗人，而且这里有大量的手稿资料。我猜你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你会发现我们的教员中也有和你一样搞福特研究的人，阿姆布鲁斯·戈登（Ambrose Gordon）教授本人也写过关于福特的书籍。
我建议你在申请助教岗位的同时也申请奖学金……人们通常两个都申请，最后获得助教岗位，因为奖学金的机会相对少些……
你妻子的工作问题将需要与美国领事馆沟通。他们有时很不好说话，所以你们最好来之前把这个问题问清楚。
相比较而言，奥斯汀是个生活费用不高的地方，我认为你会喜欢这里的。它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平坦、沙化和干旱，也不是一个文化沙漠。
库切申请的大部分大学都给他提供了1965—1966学年的助学金，数额从2200到2800美元不等。这与他在接受采访时经常说的有些不同3，种种迹象表明他的申请给这些学校留下很好的印象。库切特有的模式就是贬低自己的成就，然后与自己获得的奖励和奖项保持安全距离。比如，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就曾告诉他，他是从“一大群格外强劲的申请者中被筛选出来的”。
他最后决定在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学习，那里给他提供的助教报酬是2300美元4，条件是他要申请入学登记做学生。为了申请签证，1965年6月4日，他在英国给美国领事馆写信，说明他已经获得并接受了“得克萨斯大学的交换访问者项目”的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该奖学金规定，获得奖学金的候选人学成后必须返回自己的原籍国为祖国的文化贡献自己学到的知识和价值观。在库切收到的来自得克萨斯大学的信件中，他的责任被清楚列明：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签发该证书是希望你在美国学习的同时记得自己要负的一定责任。在美期间要遵守所有相关的移民归化局法规。来到美国后要第一时间到相关办公室报到，并通报有关居住地址的任何变更情况。
1965年8月30日，库切和菲利帕坐上从南安普敦开往纽约的“水母”号轮船。他们乘坐的这艘意大利轮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部队服役，但是现在挤满了从国外去美国求学的年轻人。库切当时25岁，为进入他生活的新阶段做好了准备。9月8日，他们在纽约下船，前往奥斯汀。
库切对得克萨斯大学所知甚少。他只知道这所大学的语言学研究是强项，另外这里有50万册藏书，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的手稿和英国文学的珍本。但他不知道，这些手稿将会对他的将来产生什么影响。他不知道大学校长哈里·兰森（Harry Ransom）在几年前就开始让图书馆大量收集珍贵书籍。多年以后，库切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选择去得克萨斯大学，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学和文学方向很强大。当然还因为他们给我资助。那是一所规模很大、发展并不均衡的大学，但语言学系是非常优秀的，在美国即便不是数一数二，也不出三四名。5
2300美元的津贴对于库切和菲利帕来说绰绰有余，因为他们习惯节衣缩食，生活并不奢华。他们搬进学校附近的格鲁姆街708号，后来又搬到了里约格兰德大道2815号。
二
在他们逗留奥斯汀期间，这个得克萨斯州首府的人口约186500人。该城市当时并不是一个时髦的新技术的中心，而是各种工业和农业活动（包括从小麦到畜牧业，尤其是养牛业）的中心。得克萨斯大学创建于1881年，库切就读期间，主校区的学生有23000名。行政大楼位于校园的中心，楼高32层，带钟楼。在那里，游客可以将全市的景致尽收眼底。
库切不喜欢汽车，所以他骑自行车探索全城，然而，他并没有考虑到得州的夏季通常很热。有一次，他曾被困在奥斯汀以东约30公里、巴斯特罗普附近的一个农场的道路上。他带的水温度已经达到体温，根本无法为他降温。虽然他曾经在大卡鲁的百鸟喷泉农庄经历过夏日的炎热，但是与得克萨斯州的炎热有所不同：
得克萨斯州中部的夏天，黎明的时候温暖而潮湿，云聚拢覆盖在土地上，就好像壶上的盖子。到十点，日头照得你四肢沉重。这样的太阳，将白色的皮肤晒成木棕色，从浅橡木色到深核桃色，不是不好看的颜色，但绝对不是和煦阳光晒成的那种蜂蜜金色。
这里的太阳也不像非洲高地的太阳，后者会让身体干到骨子里。在这里，人好像处于一个潮热的袋子里，毛孔都冒着汗。6
抵达奥斯汀的时候，库切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的语言背景。他读书时除了学习英语和阿非利堪斯语，就只有拉丁语。他在开普敦大学一年级时学的拉丁语，但是觉得并不感兴趣。在开普敦和英国期间，他学习了一些法语和德语知识，甚至还可以借助词典读西班牙语文献，但仅此而已。他在这里遇到的问题与中学学历史和地理的经历是相同的：需要背诵基础知识，现在，基础知识就是词汇。他在接受大卫·阿特维尔采访时说：
我想通晓多国语言，但我做不到。我与语言的关系是亲密但令人沮丧的。我不善于听，又不喜欢记忆。我可以很快地学会一门新的语言的原则，甚至会很有感觉，但之后就想寻找捷径，然后就会感到厌倦。因此，我学语言的模式就是先集中精力学一段时间，通常出于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然后又把它放在一边，去做别的事情，结果也没有学成什么。7
库切在奥斯汀修了德语和法语课程。因为钦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甚至尝试学习俄语。在德语学习中，他研究语法和文体、德式抒情的问题，以及拉丁美洲中世纪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关系。因为他能用阿非利堪斯语读写和交流，他认为自己应该利用这个本领研究一下荷兰和荷兰文学。在伦敦，他开始接触西蒙·温肯努赫（Simon Vinkenoog）的作品。西蒙·温肯努赫曾是荷兰新一代诗人——无调诗人的发言人和辩护者，但自己的诗歌创作很快被同时代的诗人吕斯贝特（Lucebert）和赫里特·高文纳尔（Gerrit Kouwenaar）超越。在《青春》中，住在伦敦的青年约翰认为温肯努赫的诗歌“喧闹、粗俗，没有任何神秘性”。他认为”如果温肯努赫是荷兰唯一能够拿得出来的诗人，那么他最坏的猜想得到了证实：在所有的民族之中，荷兰人是最乏味、最和诗歌相左的民族”。8然而，在奥斯汀的库切对荷兰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上了弗朗西斯·布尔豪夫（Francis Bulhof）教授的荷兰语与荷兰文学课，该教授是非常著名的荷兰和佛兰德语诗歌的译者，翻译过佩龙（E.du Perron）的小说《出生国》（Country of Origin）。库切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阅读荷兰文学，并参加了19世纪和20世纪荷兰文学的考试。为了加强语感，他甚至开始自己翻译荷兰语作品。
库切也通过研究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奥古斯都时代的讽刺作家、拜伦、亨利·詹姆斯以及詹姆斯以来美国的小说来扩充自己的英语文学知识。他修了一门有关美国文学中的哥特元素的课程。在开普敦的时候，他研究的主要是诗歌，而现在他开始研读现代文学，特别是散文。这表明他的文学创作重点发生了转移。他对拜伦的兴趣为他后来的小说《耻》（Disgrace，1999）的创作提供了内容。他进一步学习了文体学、词法和句法，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以及美国政府要求外国学生必修的课程。
库切在得克萨斯大学的导师是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学和文学领域很有威望的威廉·B.托德（William B.Todd）教授。他负责文献书目教学，教授库切如何借助辛曼校对机比较两份手稿，用计算机分析文体差异，这种方法有效地和他在英国的电脑方面的工作经验联系起来。在修温妮弗雷德·莱曼（Winifred P.Lehmann）的早期英语课程时，他写了一篇论文研究中世纪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的修辞技巧。他的风格并没有打动她，得到的成绩是A-。用她的话说，他这样的研究会给语言学带来坏名声。9他把这个批评记在了心上，也为此改变了他后来的科学研究方向。
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的重心正逐渐从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结构主义转型到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欧洲的结构主义，尤其是罗兰·巴尔特和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观点也开始得到注意。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人类学结构主义在民间诗歌的研究让库切看到区分所谓“高雅”的欧洲文化和”原始”文化是错误的。10他在得克萨斯大学语言学大师——阿奇博尔德·希尔（Archibald Hill）教授的课程上，写了一篇文章，比较那马语、马来语和荷兰语。这三种语言本来彼此不相关，但在荷兰殖民者带着来自东方的奴隶到达开普敦时，他们开始发生联系。这篇论文将他带入异域语言的句法之中，并发现”原始”这个词对于语言来说毫无意义。例如，700多种婆罗洲语言都像英语语言一样连贯和复杂。他在1984年所写的《回忆得克萨斯》（Remembering Texas）一文中这样回顾他在奥斯汀的岁月：
我读了诺姆·乔姆斯基、杰罗德·卡茨（Jerrold Katz）和一些新的通用文法学家的著作，并开始问自己：现代要是再有一艘方舟，可以将人类最好的精华带到其他星球重新开始，我们会带什么？我们会不会留下莎士比亚的戏剧或者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而把船上的位置留给最后一个澳洲迪尔巴尔族土著（Dyirbal），即使这个说迪尔巴尔语的人是个浑身发臭、老是挠痒痒的胖老太婆？11
他开始注意英语语言和其他的可能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语言之间的关系（而英语是他研究的语言，是他希望有一天能运用来进行创意写作的语言）：
对于一个学习着英语这门世界上最广泛语言的学生，这似乎是个古怪的立场。而对于一个具有文学野心的人来说，这种立场就更离奇了——尽管他的这种野心是如此模糊，以至于将来有一天，当他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他发现自己甚至开始怀疑语言究竟能否让人充分表达。12
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回忆，有一次，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五点，他路过负责教授乔叟以及英语音韵学课程的詹姆斯·斯莱德（James Sledd）教授的办公室，听到里面传来打字机的声音。多年后，在接受《淑女》杂志采访的时候，他说在美国做学生期间，“学到了很多，特别是美国人的精力充沛和勤奋”。他一定觉得很奇怪，他的那些在殖民地的老师慵懒的生活方式与此真是迥然不同。他在美国目睹的活力和奉献精神与他在南非农村看到的那种懒惰、空虚又是多么不同。库切后来在文集《白人写作》中就关注了这个主题，用一章深入介绍了“南非的懒惰”。13
人们不禁感到惊奇：库切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还上了如此多的课程，而且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他所有参加考试的课程中，他总是能得到A。除此之外，他竟还有时间骑自行车和参加周日下午的板球赛。1968年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年鉴的第321页上有一张照片，是一张校板球队合影，球员主要都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都是来自殖民地怀旧的弃儿”14，库切位于左起第三位。那时他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个子几乎是最高的，深色的鬈发，络腮胡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他带着这一运动项目特有的护具，右手拿着一双手套。这在得州可是一个不寻常的景象。
在《回忆得克萨斯》一文中库切写道，他周围都是博士生，都租住公寓，公寓里满地婴儿玩具。大家都在忙着完成课程或准备口试或写博士论文。他们的目标是怎样赚钱，“到亨茨维尔或特克萨卡纳找一份工作，真正赚些钱”。15库切并没有他们这么多具体目标，他对研究古英语课本和德语语法书很满足。2003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在奥斯汀的同龄人几乎都不记得他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有23 000名学生的大群体里，他足可以消失。但是他在开普敦的数学老师史丘斯教授确实记得这个“平和、勤奋、不显山不露水的学生”。得克萨斯大学的同学托马斯·凯博（Thomas Cable，后来在该校任教）记得库切，他记得和库切一起上令人害怕的希尔教授的课，并共同讨论乔姆斯基具有挑衅性的理论。凯博在这位安静同学身上看到了一丝光彩。16
用库切自己的话说，库切在那里教的学生对他来说像陌生人。他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文化娱乐、他们的期望和他们的选择。他觉得自己就像他所崇拜的贝克特——作为一个年轻人却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说服那些来自爱尔兰中产阶级新教家庭的少男少女，让他们明白罗萨德和司汤达是值得研究的。这里，库切又一次以他特有的愤世嫉俗的讽刺贬低自己作为讲师的业绩。事实上，他准备课程非常充分、知识讲解也非常清楚，所以给那些对他所教课程感兴趣的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英语系对库切担任讲师期间所做的工作也是非常满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例是：在第一学年，他就被指派在暑假期间指导三个学生，他的奖学金和助学金都被续到了1966—1967学年。1967年3月30日，他获悉自己得到了由院长办公室颁发的“研究生奖学金”，该奖项于1967年9月起生效。这让他不用担心自己的学费和其他所欠费用，也让他能够全力以赴投身他的学术工作。1967—1968学年，他被提升为“校级优秀研究生”，这一荣誉让他的奖金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三
因为之前所做过的研究，库切得以很快地开始他的博士论文写作。他感觉到可以将语言学、数学和文本分析放到一起，也可以充分利用他在计算机领域的经验。17
在伦敦时，库切就已经开始大量阅读塞缪尔·贝克特的散文，非常敬佩其文字的简洁。在2007年出版的文集《内心活动》（Inner Workings:Essays 2000–2005）中，他这样总结贝克特的全部作品：
这是一个要么空间逼仄要么荒凉不毛的世界，居住着不合群的、实际上是厌恶人类的独白者，他们无助地想终结他们的独白；他们是一些撑着衰弱的身体和不眠的头脑的流浪者，被罚去踩炼狱的踏车，反复排练西方哲学的伟大主题。一个贝克特以独特的散文呈现给我们的世界，他这独特的散文虽然也有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他耳际鬼魂似的低语，但主要是以法国文学为楷模，而他正以抒情和讽刺并重的手法使其臻于完美。18
人们很容易看出，库切的创作，尤其是后期的创作确实在参考贝克特的观点：“生活没有安慰，没有尊严，没有仁慈的承诺，我们所面临的唯一的责任——尽管莫名其妙又很徒劳，但仍然是我们的责任——是不要对我们自己撒谎。”这也可以在他《双重视角》中得到进一步证明，他认为写作和文学批评都是一种自传：
贝克特初出道时是一个不安的乔伊斯风格和甚至更不安的普鲁斯特风格的作家，但他最终在哲学喜剧中安顿下来，把它当作他的媒介，传达他那独一无二的性情，这性情是忧烦的、傲慢的、自我怀疑的、一丝不苟的。在大众心目中，他的名字是与那个神秘的戈多联系在一起的：戈多也许会来，也许不会来，但不管怎样，我们等待他，同时尽可能精彩地消磨时间。依此看，他似乎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情绪。但他的幅度要广得多，他的成就也要大得多。贝克特是一位着迷于这样一种人生观的艺术家……他正是以具有勃勃生机的力量和细致入微的才智的语言来表达这种人生观，而使自己成为20世纪一位散文文体大家。19
库切在伦敦时就开始对贝克特的《瓦特》表露出浓厚兴趣。贝克特在20世纪40年代住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农场里，边躲避德国人边写出来这部作品。现在，在奥斯汀的图书馆里，他极偶然地发现了一些贝克特的手稿。他在来得州之前，完全不知道可以在这里找到手稿。在这些手稿中，有一些练习册，上面有贝克特写下的《瓦特》。库切花费数周的时间研究页面空白处的草图和数字，对作品的创作过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说：“看到一本书怎么从一个不可能的开始发展出来，真是令人振奋：开始的出师不利，需要划掉的陈词滥调，没有灵感的煎熬。”20当读到迪尔德丽·贝尔（Deirdre Bair）在《贝克特传记》中认为贝克特的瓦特》不值一提时，库切难以抑制他的不耐烦，甚至是愤怒。他罕见地、措辞激烈地提出批评：
这是恶劣的文学批评。说贝克特写《瓦特》时是“糊涂”的，这简直太愚蠢了。说贝克特“削弱和掩盖任何意义和审美”，简直是无稽之谈。《瓦特》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有很多的研究可能帮助贝尔更好地理解和/或欣赏这部小说，当然前提是如果她真正查阅过这些资料（我没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她曾这样做过）。至于说“进入温暖而舒适的阅读”，难道这真是她想要从贝克特那里得到的东西吗？21
得克萨斯大学保存的《瓦特》手稿包括了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在1941年2月至1943年10月间，贝克特在法国鲁西永亲笔草拟了大纲框架；然后是一份不完整的打字稿，上面有贝克特的亲笔修改；最后是1945年2月，一份新的打字稿校对稿，上面有作者本人的亲笔校对。库切认为，对这些手稿和其文本历史的研究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为什么贝克特本人对写完的文本不满意，为什么花了八年的时间此书才得以出版。22《等待戈多》的作者在向劳伦斯·哈维（Lawrence Harvey）描述他的《瓦特》创作过程时，说那“只是一场游戏，一种保持理智的手段”，并将成果发给卢比·科恩，说那只是一个练习，创作该作品的目的是应对长时间的无聊，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在法语版《瓦特》出版时，C.J.阿克雷（C.J.Ackerley）这样介绍：
在作为手稿和书籍存在的前60年里，《瓦特》这本书一直处于混乱之中。致命的问题就是存在错误。《瓦特》在质疑理性探讨的基础过程中，到处都有错误：故意的错误，作者的错误，出版商的错误，加之意图的变化和其他的不清楚，导致问题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区别故意的错误和无意的错误，那么所有对文本的解释都是不可靠的。在某种程度上，《瓦特》可能将永远处于这种状态中，因为其文本的历史是如此复杂。但是从学术上讲，第一步是要决心尽可能出一个最好的文本（如果不能保证是最好的文本，至少应该是可能做到的最好的文本）。23
库切1969年被授予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标题是《塞缪尔·贝克特英文小说文体研究》（The English Fiction of Samuel Beckett :An Essay in Stylistic Analysis）。为了能够得到许可引述贝克特的《徒劳无益》（1934），他于1968年3月19日写信给查托温达斯出版社。然而，贝克特严格对待他的作品，所以他们在库切不能说明要引用哪一部分之前拒绝给他许可。库切收到回信后，告知了查托温达斯出版社确切引用部分，然后收到回函，他们允许他将贝克特的部分内容放在他论文的附录部分，但是还有一个附带条件，如果以后库切要考虑将博士论文出版，需要再次征询他们的意见。贝克特对版权的保护可以从出版社发给库切的信中引用的贝克特的要求中看出：“允许你引用（最多）十次，每次不可以超过十行（查托温达斯版为准）。”这可能是库切第一次体验到一位著名作家是如何严格地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将引导他学会如何在后来保护自己的创作权益。
在博士论文中，库切采用的其他方法包括数值方法，也被称为风格统计法分析。论文中有无数图、列表和表格，（只有）懂电脑的人才能看得懂。希尔热烈赞赏这一研究，但该论文是在英语教授托马斯·惠特布雷德（Thomas Whitbread）的指导下完成的。库切后来说，他的文体分析和数值统计法是没有出路的，是他职业生涯的“错误拐点”，“是职业生涯的错误，也是文体学历史上的一个错误”。24尽管如此，研究让他意识到小说形式的多种可能性，意识到创作语言可以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游戏，这种观点对他几年后开始的散文创作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在论文最后，库切几乎反对用风格统计法作为研究手段。他写道：
我比较喜欢一个更极端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将数据统计限制在比较陈述中。我选择这一解决方案，就是拒绝用风格统计法来分析单一文本。我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反对量化，而是因为我相信，目前应用在文学作品分析中的统计技巧本质上使得文学作品简单化，因此是错误的。
除了反对风格统计法使文本简单化以外，库切认为这种方法没有任何新的见解。惠特布雷德后来回忆说，当他们讨论到这一部分时，库切顽皮地笑了笑，让他看到这位博士候选人的幽默和他对自己研究工作相对价值的洞察力。25
毕业之后的几年里，库切曾四次返回奥斯汀。1979年，他当时是一位客座教授，致力于了解语言学的最新发展，并利用这个机会来完成他的第三本小说《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1980）。后来，在1995年的秋天，库切开设了一门创意写作课程。根据瑞伊·纳德乐-奥林尼克（Rae Nadler-Olinick）的陈述，奥斯汀米切纳写作中心的主任詹姆斯·马格努森（James Magnuson）认为库切对学生”无比认真和慷慨地贡献自己的时间”，提出很多“非常精辟、透彻、发人深省”的问题让学生思考。26在后来回到奥斯汀时，库切着迷于奥斯汀的中央市场，这一市场在库切学生时代就已建立起来了。从1974年起，库切已经成为一个严格的素食者，他为不同的市场大厅的鲜明对照而震惊。在1995年的一篇题为《食肉的国度》（“Meat Country”）的文章中，他写道：
中央市场的店铺有两三个足球场那样大，这是美国人，至少富裕的中产阶级美国人都熟悉的状况。这样的规模是基于经济规模本身，同时给客户一个承诺：一切你想买的，不论吃喝，这里都有，甚至更多。所以你不需要去别的地方。
“甚至更多”是非常重要的。丰饶角（copia），神话传说中象征丰饶的羊角，溢出来的各种物品，比顾客需要买的要多得多。中央市场的店铺最根本的是保证食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不仅仅表现在量上，还表现在种类上：各种风味、颜色、大小，不同产地，不同养殖方法。完全达到了计划中的目的之一——令人目不暇接。
中央市场的第一大厅是水果和蔬菜中庭，在那里转悠一圈，就像走在神话中的鱼米之乡。那么，为什么到了下一个大厅——肉类大厅（肉、鱼和家禽），感觉就不同了呢？也许，部分的原因是气味已经发生改变。空气中保持的不是瓜果梨桃的香味，取而代之的是血腥和死亡的气味。尽管所有微笑的伙计在柜台后面卖力地擦洗和消毒，但是那气味就是无法赶走。
问题不仅仅是要在地狱般的气氛中操作。不论他们多么乐意给你建议，并将肉切片、称重、包装，但作为展示，他们就永远无法与水果和蔬菜摊竞争。现代营销手段与他们不同。现代的食品大厅摆放的只有一排排闪闪发光的冷藏台面，上面放着防腐包装，标识和定价清清楚楚，这些正在变得不合时宜。新的时尚是粗糙、平常、质朴：水果和蔬菜，层叠着摆满蒲式耳篮子，上面是手写的标识，说明从哪里来，味道怎样，如何烹调。换句话说，是起源的展示。27
他不知道肉类大厅是否将适应时代的变化：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肉类大厅不可避免地在转向中国广东市场的模式，在那里你可以挑选出一只鹅，让卖家在你面前砍掉它的头；或海滨餐厅模式，打着氧气的水缸里龙虾正等待着被挑选下锅；甚至香港饭店模式，黑脸猴会被当场带到您的餐桌，开颅，然后您可以用勺子品尝其温热的大脑（对您的性功能、长寿或智力有好处，我忘了到底是哪一个好处了）。换句话说，就是走向剧场化。
然而，在英美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对这样的前景感到犹豫。几个世纪以来，欧美的餐桌文化已走向相反的方向，人们更加审慎，屠宰场和厨房里那些令人不舒服的景象正在往优雅的方面调整，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的《萨蒂利孔》（Satyricon）中，盛宴的高潮：巨大的鹅出现在猪肉盛宴中，鹅的腹中还放着鹌鹑，这种景象如今已经换不来欣赏的掌声，相反，会被视为庸俗，甚至令人反感。整只猪——包括猪尾巴、猪蹄、眼球，猪嘴里还放着个苹果——都已经从桌面子上消失，取而代之的肉块有着或委婉或比喻的名字，让人已经看不出肉是来自动物身体的哪一个部分了。砍切的技能在过去是男人需要的本领，证明他是一个猎人，并知道如何处理动物尸体，现在已经成为圣诞节或感恩节推出的一个古朴、有点滑稽的技能；食客的个人用刀已演变成餐刀，一个钝的工具，只是用来推动盘子中的食物。按照美国人现在的心态，他们根本无法忍受将肉类大厅变形为杀戮、剖腹、剥皮、分块的展示厅了。
人们会说，尊重生命……死亡并不让人反感。让人反感的是杀戮，对某类生灵的杀戮。杀戮伴随着“不必要的痛苦”。不知怎的，人们可以想象出别人的痛苦是什么样的……想象力所不能涵盖的是死亡。28
2001年，库切获得得克萨斯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同时获得了研究生院的杰出校友奖。与此同时，约翰·M.库切奖学金被设立以支持博士研究。对此，库切说：
从我在1965年到达这里的那一刻开始，得克萨斯州与得克萨斯大学给予了我无限的热情和慷慨。作为一名学生，另外还有后来的两次学术访问，让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我一直非常高兴与得克萨斯大学保持联系至今。29
然而，他在得克萨斯州思念的是空旷的景致：空旷的土地、空旷的天空，就像他所经历的卡鲁一样。在图书馆里，他阅读伯切尔的南非旅行记录，发现他对南非荒芜平原和荒凉卡鲁的描述，是风景如画的欧洲传统描述中所没有的。30得克萨斯州的绿色山丘与他在英国萨里郡看到的景观一样让他觉得陌生。他还怀念过去的语言——可以描述不同阴影和色调的变化。在他看来，得州的讲话方式缺乏细微的差别，或者有，但他还不会。31在《凶年纪事》中他讲到美国英语：
在美国的大街上，你听到的不堪入耳的声音就太多了，那是出自对歌曲的恨意，出自被歌者压抑的冲动，出自被禁锢的灵魂。但是在美国，年轻人却经受着那种机器腔的军事言语模式的反复灌输。灌输，来自拉丁文calx/calcis，其意是“脚后跟”。灌输：就是踩进去。
在世界各地，你肯定都能听到那种发育不良的机器腔的说话口气。可是，对此竟引为自豪的似乎美国是独一份。因为在美国，自我意识都是一个模子里翻出来似的，就像一部带魂儿的机器，毫无疑问几乎都处于同一流行阶段。这种美国孕育成长的美国身体，是一部精密复杂的机器，其中包括了发声模块、性模块，以及其他一些模块，甚至还有处理心理问题的模块。在这个人体机器里，那魂灵似的自我会检索数据，敲下按键，发出让身体执行的命令。32
尽管讨厌美国的景观和语音，库切对得州一直保留着温暖的感觉。在2010年，70岁的他再次访问奥斯汀，并接受邀请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再次感谢得克萨斯大学让他获得知识和全面发展。图书馆给他提供了无法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的书籍和手稿，还有他的老师让他有机会自由发展。
四
不用去上课或不讲课的时候，库切就去奥斯汀宽敞的图书馆看书。几年以后，在《幽暗之地》的第一部分，库切这样描述尤金·唐恩在一个图书馆地下室的工作，这与书生气的库切自己的经验很相近：
在那儿，埋头书堆之中，我时而体验到一种朦胧的幸福，一种极乐的、心智的愉悦……我坐在图书馆里头，浮想联翩。我属于体面的读书人，端坐图书馆中，却有十分清晰的视野。33
尤金·唐恩说他不能在图书馆继续有创意的工作了，必须把清晨在家中的时间留出来进行写作，这与库切自己的创作经历是一样的：
我的创作冲动仅仅在一大清早发作一阵子。那时我的躯体还未睡醒，还产生不出反对我大脑萌发的念头的敌意……天不亮我就起床，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桌前。外面，鸟儿还没有开始叽叽喳喳地鸣叫……我把已经完成的章节按在激动起伏的胸前，做了个感恩祈祷，然后把它们放回一个小箱子里。接着，我开始继续写，没有回顾昨天写的东西。新的文字从笔端流出。我脑海里的冰河融化了、开裂了，灵感涌动。我是这家里生气勃勃的勤奋的天才，正在编织着我的保护伞。34
令库切惊讶的是，他在图书馆里竟然发现了早期去开普旅行者的游记。其中很多都是由范瑞贝克学会（Van Riebeeck Society）发表的。这是一家历史学会，成立于1918年，出版或重印一些关于南非历史的稀有书籍和手稿。其中有一些，他在大英博物馆里读到过，但是在这里他有了更多的发现，特别是利希滕斯坦、戴普、科尔贝、斯巴曼、巴罗和伯切尔的游记。他大量阅读关于南非和西南非洲土著人历史的书籍，比如 H.韦德（H.Vedder）关于赫雷罗的章节，和C.H.L.哈恩（C.H.L.Hahn）的《西南非洲的土著部落》（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West Africa）。35他研究了南非的早期语言，这种语言的语法由像科伊这样的传教士编辑整理，但如今已经消亡。
在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日记里，他读到内陆农民是如何屈服于空虚的生命：女性丝毫不追求精致与文化，男性迟钝而且缺乏野心。“很少有人拥有像欧洲许多地方的农民那样开朗天真的面容，可以表达他们的简单和纯真。”36根据巴罗的记述，这里的许多农民在与土著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对付那些因为饥饿，或养家糊口而偷牛或羊的布须曼人时，极其残忍。另一方面，利希滕斯坦在《南非游记》中，讲到自己在洛基韦德旅行的途中，在德克·维克先生的农场被告知土著人是多么的极端残酷。让库切最感兴趣的是游记中说到一个人是库切的远祖。利希滕斯坦曾经遇到了一个人，该人见证了一个农场谋杀的事件，这在后来成为库切小说《耻》中讲到的一个情节：
这个人已经上了年纪，很胖，他的大女儿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因为她两年前经历了可怕的事情。她嫁给了一个名叫库切的人，住的地方跟她父亲的房子不远。她的家庭生活前景美好，已经有孕在身，就要成为一个母亲了。她就快生的一天，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些奴隶和霍屯督人（后者中，很多是布须曼人）突然出现，当着她的面残忍杀害了她的丈夫、她的公公和婆婆、她丈夫的一个妹妹，然后抢走一切值得抢的东西。她幸存下来。可能这些野蛮人看到她的情形也都产生了怜悯之心。但是她被堵上嘴，掠走了，他们带着她，赶着牛车拉着抢来的货物和金钱，走了很多天，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后才放了她。37
1799年，《亨德里克·雅克布·维卡游记》38记录了雅克布斯·库茨在1760年沿西海岸，途经纳马夸兰，到达奥兰治河和更远地方的经历，这部分内容成为库切之后就要开始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的故事来源。
但库切不只对南非的历史和早期旅行者的记录感兴趣。当他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之中。他和菲利帕每天晚上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到美军在空袭越南首都河内。1974年，《幽暗之地》发表后不久，他在接受《星报》彼得·坦普（Peter Temple）的采访中说：
我在想电视转播的空袭在小屏幕上产生的效果。暴力在你面前展现，成千上万吨的高爆炸药被投掷下去。战争成了一种发泄渠道，许多被压抑的感觉，虐待狂都通过战争来发泄，它不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人们的起居室中。39
库切的同胞布莱顿·布莱顿巴赫在编辑诗集《遗迹》（Oorblyfsels）的过程中，要写一首题为《为河内祈祷》（“Bid vir Hanoi”）的诗（他娶了一名越南女子为妻），但是这首诗和其他的政治诗歌一样，最初不能在南非发表：
为他们祈祷，呛在苦烟中的人们
他们躲藏在黑暗的洞里
不要被歌唱的死亡天使追赶
（这天使满腹苦难和燃烧弹）
（1967年3月的春天，70000吨的炮弹）
大地上孩童的尸体像血淋淋的牛排
……
你们这些不信主的人
也会
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
必然惊恐得跪地呕吐
面对着巨大腐溃
新世界民主的
杀人机器
为河内祈祷
希望它快些结束40
在《幽暗之地》的第一部分中，库切讲到这场战争。他自己在做计算机程序员时，也曾不知不觉地参与到战争之中——在奥尔德马斯顿所研发的核武器已经让他看清楚美国打着道义的幌子所进行的军事侵略。《幽暗之地》包含两个故事，一个以越南战争为背景，另一个以他的祖先雅克布斯·库茨为题材，两个故事都在平行地记录着不同年代、殖民统治下的道德沦丧。
在《得克萨斯日报》中，库切以书信的形式写了一篇讽刺越南战争的评论。因为他的观点很微妙，一些读者甚至误解了他的反战立场。他的同龄人托马斯·凯博觉得这篇文章如此优秀，以至于后来他让自己所教的一年级学生将这篇文章与乔纳森·斯威夫特18世纪的杰作《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相提并论，后者曾提出一个建议解决爱尔兰的乞丐问题。后来，他开玩笑地说，他是第一个将库切作品介绍到课程中的教师。库切的文章标题是《误解》，内容如下：
这封信的目的是回应约翰·摩比（John Morby）在10月20日《得克萨斯日报》中提到的认为越南战争是“失误”和“罪行”的表述。他关于战争是误解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过于天真。我希望表明的是，无论是从世界的战略格局，还是从更小范围的越南方面来看，美国所采取的政策都是聪明人的行为。
首先，从世界战略方面考量，可以看到越南采取的强硬立场已经向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表明，苏联是缺乏意愿的，而中国是没有能力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外施加重压的。随着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失败，美国大可以信心满怀地期待着亚非拉友好政府结成巩固联盟，悄无声息地消除各地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在印尼所发生的那样），让中国难以成为可能的世界强国。这是沃尔特·罗斯托说越南是最后一个重要战争时，所要表达的意思。
在美国制定的越南战略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清晰和系统化的思维迹象。1965年南越民族解放运动组织（NLFSV）有许多优势：1）它有革命运动的热忱，认为自己的运动符合历史的潮流；2）它已经成功制定了一项打败殖民军的战略；3）它在南方拥有唯一的各层次政治组织；4）它有人民的同情；5）它可以寄希望于西方人的一个信念，那就是白人男子的生命如此珍贵，以至于不该与黄种人的生命一对一对换。
简单地说，美国在开始的时候有技术的优势，但美国所采纳的战略已经证明：1）如果一方足够有力量，“历史的大潮”可以被逆转；2）有无限空中支持的军队是不会被没有空中支持的军队打倒的；3）不管一个政治组织多么根深蒂固，如果由受过培训的人用现代和传统的方法审讯那些涉嫌政治利益者，那么它就可以被瓦解；4）如果面临残酷的报复，大众的支持也会退却；5）白人可以想办法用自己的一条命换10个黄种人的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摩比先生坚决反对使用的武器——诸如凝固汽油弹、杀伤炸弹、气泡炸弹——却在被使用。对付那些手无寸铁的敌人，使用这些武器是恰当的。那些越南村庄的居民看到家人死于凝固汽油弹，就会明白民族解放阵线是不可能实现保护他们的承诺的。一个已经看到现代科技如何运作的越南人一定明白真正的“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向。这样的越南人更有可能去投奔西贡政府，因为他们提供了和平，并可以让他们返回祖祖辈辈生活了近千年的家园。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精心算计的策略被认为是一个“失误”。历史会向林登·约翰逊总统证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挫折，美国将再一次得到巩固和扩展。至于在越南的“罪行”，一个脸上满是汽油弹伤的死者和被箭射在肚子上的死者不是一回事吗？
菲利帕一直没能找到一个教学工作，所以在库切每天在图书馆做研究时，她会去古典语言系做半天的秘书。这个系是奥斯汀最好的院系之一，提供各种课程。其中有一门是现代希腊语，菲利帕选修了这门课，希望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她试着翻译伊利亚斯·维尼吉斯（Ilias Venezis）的13个故事，后来她返回南非之后，其中有一个故事——《海鸥》在杂志上发表。她似乎很羡慕她丈夫对事物的处理和天主教式的接受态度，但是她从未成为他为自己所创造的生活的一部分，她觉得自己无所适从。库切在《双重视角》里公开承认他在各方面的吝啬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关系的恶化：“我通常会激怒那些不得不与我一起生活的人，这是我身上非常不可爱的特点。”结果是，菲利帕和库切都不能在婚姻里给对方情感上的安全感。
1968年4月，菲利帕带着他们不到两岁的儿子尼古拉斯飞回南非，看望了她在约翰内斯堡的父母和库切在开普敦的父母。他们曾谈到离婚，但菲利帕决定继续维持婚姻。8月10日，菲利帕带着尼古拉斯回到库切身边。那时，他已经搬到布法罗。当尼古拉斯年纪稍大一点的时候，痴迷于漫画，库切也与他分享这种热情。在给孩子读19世纪美国小说的同时，库切对美国船长小说也做了一定研究。这类小说在当时的孩子中风靡一时。41
库切在美国对南非的情况仍然很关注。随着南非政府颁布的应急条例，南非进入最黑暗的时期。因为政府对黑人政治组织的禁止，南非国内对种族隔离的反抗被迫转入地下。1966年9月6日，在开普敦，一位希腊议会信使在众议院为下午的会议做准备期间谋杀了总理H.F.维沃尔德。《奥斯汀政治家》当天下午就在头版报道了这一事件：
总理H.F.维沃尔德今天死于一白人暗杀者手中。
行凶者身着议会信使的制服，在议会手刃维沃尔德。他举刀刺向南非白人至高无上统治的象征，拔出后又刺了两刀，维沃尔德瘫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伤口鲜血直流。绿色的地毯上形成一摊红色血泊……南非通讯社说，刺客是一名希腊血统的白人男子。根据南非广播的报道，他的名字是德米特里·特萨芬达斯（Dmitri Tsafendas）。
库切本人在奥斯汀也经历了一场暴力行为。1966年7月31日，得克萨斯大学建筑系25岁的学生查尔斯·约瑟夫·惠特曼（Charles Joseph Whitman），到戴维斯五金店买了一架望远镜和一把刀，将他的妻子和母亲杀死在各自的房子中。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8月1日，他租了一辆推车，又回到戴维斯五金店买了一把M1卡宾枪用于“野猪狩猎”。然后，他到另一家店买了一把霰弹猎枪。除了这两件武器以外，他又将其他三把手枪和设备装上推车，并在上午11时30分进入中央行政大楼。他乘电梯到27楼，也就是钟楼下面的一层。当接待员问他要学生证时，他用枪托把她击倒。他用力太过猛烈，该接待员后来重伤死在医院。然后，惠特曼到了上层的钟楼——狙击手的首选位置，在那里他疯狂扫射，打死10人，打伤31人。受害者不仅是在校园里的人，也有街头的行人和校园办公楼玻璃后的工作人员。除了接待员以外，塔楼上还有2人死亡，他们只是欣赏美景的游客。死伤人数总共是45人。
下午1时22分，惠特曼被两名警察放倒。在尸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脑部长了一个恶性肿瘤，这可能是引起他反常行为的原因。他很可能活不了多久。
奥斯汀事件上了国内与国际报纸头条。那时库切是助教，与另外两名成员共享帕林大楼的一个办公室。那时是夏季放假期间，校园里没有太多活动。他听到了枪声，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枪声持续了很久，他把头伸出窗外，但看不到任何情况，于是回头继续进行他的工作。突然，一名保安出现在门口，说：“趴在办公桌下面，有人在从窗外往里射击。”过了一会，该建筑物的所有人都被带领到了地下室。那里没有窗户，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枪击案结束。库切后来发现有人和他一样从窗口伸头往外看，结果被枪击中。
这对于库切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经历。今天如果有谁经历了同样的事件，是需要接受心理辅导的，但当时心理辅导的概念还不为人所知。421966年8月2日，库切写信给南非作家杰克·考普（Jack Cope），他曾在当年5月，通过卡内基奖学金访问奥斯汀。库切告诉他，他在奥斯汀认识的人没有在这次大屠杀中遇害，并这样描述：
我竟然像傻瓜一样，有五分钟的时间站在办公室的窗口，不知道枪声从哪里来。
整个奥斯汀都被吓休克了。现在是上午11点，南广场根本没有人，昨天大多数死者都躺在那里。大概他们正在学习如何防范周围的人。43
库切于1968年离开了得州。在《回忆得克萨斯》的文章中，他说，不知道得克萨斯大学和美国纳税人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让他放纵自己的奇思怪想。他去那里学习是富布赖特交流计划的一部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项目是很有远见的，它并不要求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能即时做出反应，或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回报。库切享受着奥斯汀给他的学术自由：
没有人想要教我，对此我很感激。我在这三年过程中所学到的内容是不可忽略的，尽管大多数收获都是不经意间得到的。那里给我提供了一座伟大的图书馆，图书馆里藏书如此之多，这是我之前从未能想象得到的。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