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普遍认为，非国大对《耻》的负面评价直接促使库切决定在2002年永远离开南非并定居澳大利亚。虽然这可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将他的离开全部归因于此未免过于简单化。库切经常遇到作品不被理解、得到负面评价的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国紧急状态时期，他在给迪克·彭纳的一封信中写道，无论以什么方式，只要有可能做出贡献，他就想留在南非。“作为一名作家，”他说，“我不希望远走他乡，部分原因是我看到流亡对作家产生的影响。”1然而，他移民前夕发生的事，特别是发生的一系列事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早在1989年11月，库切就曾受邀到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大学做驻地作家。这次访问发生在1990年。他的伴侣多萝西陪同访问，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探索游览了这个国家。1991年，多萝西在阿德莱德进行学术访问，这个城市以及受到的热情接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1年8月，他们又来到了澳大利亚，这一次是作为墨尔本大学英语系的客人，住在奥蒙德学院。他们四处旅行，在位于亚瑟·博伊德（Arthur Boyd）故居的艺术家聚居地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还参加了艺术节。他们还参观了阿德莱德，库切对阿德莱德的设施和环境印象极其深刻。之后，库切在堪培拉出席了一个作家座谈会，1996年，他和多萝西因为参加一个作家周的活动而再次访问阿德莱德。
从第一次访问开始，库切就被澳大利亚迷住了。“从一开始，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他在2001年8月接受安妮·萨斯坎德（Anne Susskind，南非出生的悉尼文学评论家）的采访时这样说道，“我感到一种来自土地和景观的强大吸引力。我来自非洲，那里的土地同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让人感觉到自身的渺小。”虽然曾在美国的不少城市居住多年，他从未能习惯北美的风景。在得克萨斯大学的日子里，他想念空旷苍凉的卡鲁，而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他也总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在英格兰做程序员时，他在萨里灰色的风景中总感到不自在。他认为，除澳大利亚和南非以外，唯一一个他可以定居的地方是法国农村，但如果是那样的话，虽然他通晓法语，但他将永远住在使用非母语的异国他乡。
在20世纪90年代多次访问澳大利亚的过程中，库切被这片土地强烈吸引，他认为可以在那里定居，进行一次“冒险”。辽阔而又贫瘠的土地让他想起了卡鲁。南非犯下的罪行这里都不曾发生。在给朋友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他写道，坐在悉尼北部鲸鱼海滩的长椅上，他欣赏着眼前田园诗般的场景：一个个家庭带着野餐篮，绿色的海湾伴着橙色的沙滩，远离危险的困扰。此外，正如他在采访中对萨斯坎德所说，澳大利亚的平等主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我所见而言，澳大利亚人自然地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他人。您可能会说，任何一个从存在严重种族隔离问题的南非走出来的人，都会有这种反应。但就我的经历而言，澳大利亚的平等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相当独特的。这当然是特定社会历史的结果。不过，我觉得这非常令人钦佩。”
1995年3月29日，距离《耻》的出版还有四年多的时间，堪培拉的罗宾·麦克马伦（Robin McMullan）就建议库切把简历提交给澳大利亚大使馆申请移民。所以那时他就已经在考虑移民，首选地点是阿德莱德，其次是墨尔本。然而，到了1999年10月，他才联系了各方面关系来帮助他进行移民申请，如澳大利亚艺术理事会的尼古拉斯·哈斯拉克（Nicolas Hasluck）、英联邦文学研究协会的萨坦德拉·南丹（Satendra Nandan）、澳大利亚作家协会的若泽·博尔吉诺（José Borghino）。1999年12月13日，他还请求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大卫·马洛夫（David Malouf）支持他的申请。他现在正要从开普敦大学退休，因此他说：“南非正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演变阶段，但对养老来说却不是什么好地方。自从1991年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我就感觉到了这个国家及其景观对我的吸引力。对我的伴侣多萝西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想试试到那里生活。我并不想再找什么学术职位，我的退休金、写作收入以及每年两个月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带来的收益，足以应付生活。”
那时，库切委托悉尼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处理他和多萝西的申请，他则负责整理一些辅助材料。2001年1月上旬，澳大利亚驻南非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未来一两个月内就会有结果，并且会是一个好结果。即使在提交申请前，库切和多萝西就已经安排好了在2001年2月前往阿德莱德，多萝西将在那里担任客座教授进行讲学。“我要去凑凑热闹，”库切在给大卫·阿特维尔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他可能也想去阿德莱德再看看，毕竟他们打算在那里定居。两人均定于2月3日离开，库切待到3月7日，多萝西则待到4月底。
既然这次访问他们必须持有签证，并在边境出示医疗证明和无犯罪记录证明，比勒陀利亚澳大利亚大使馆的菲尔·洛夫林（Phil Lovering）意识到，如果马上签发移民签证，对所有人来说，事情都会变得简单。2001年2月1日，库切写信给处理他们移民事宜的悉尼律师韦恩·普赛尔（Wayne Purcell）：
我有好消息。如果我能在明天（2月2日星期五）下班前，带着多萝西和我自己的护照，到达比勒陀利亚的澳大利亚高级专员公署，我就可以得到移民签证。然后，我们将乘坐2月3日（星期六）的航班，2月4日（星期日）就能出现在珀斯机场的移民官员面前，以移民的身份登陆澳大利亚。
我的快乐简直难以言表。感谢您所做的一切……高级专员公署的菲尔·洛夫林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
到达阿德莱德后，库切收到了澳大利亚作家协会的若泽·博尔吉诺发来的电子邮件，告知说他们永久居留的申请已经通过。他喜出望外，官僚主义的车轮竟运行得如此顺利。2月13日，库切写信给博尔吉诺：
我今天一直想要给您写信，告诉您这个好消息，感谢您不辞辛苦为我所做的一切。事实上，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十天前，我们还在南非沮丧地想着还要等多久。然后，就在原定飞往阿德莱德前——我的伴侣多萝西在那里担任访问学者——我们收到高级专员公署的电话，告诉我们申请通过了。我飞往比勒陀利亚在护照上盖上签证，几个小时后，我们就出发了。多萝西将在这儿待到4月底。我会在3月初返回南非。从6月起至11月，我们还有工作要做，首先是在南非，然后是在美国。因此，直到12月，我们才能真正安置下来。现在看来我们会定居在阿德莱德——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舒适宜居的城市。
库切最后说，只要达到要求，他非常愿意加入澳大利亚作家协会。
库切于2001年12月从开普敦大学退休。12月28日，他结束了芝加哥的年度工作回到开普敦，开普敦大学校长纳布罗·恩德贝莱为他举行了一场告别宴会。他们的计划是，多萝西暂时保留在开普敦大学的教授席位。她将往返于开普敦和阿德莱德之间，每年第一个学期在开普敦履行授课的职责，第二个学期则与库切团聚。
对于他即将步入的澳大利亚文坛，库切在与安妮·萨斯坎德的访谈中说，他不能假装自己已经对它有了充分的认识：
我在年轻时读过澳洲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如肯尼斯·斯莱塞（Kenneth Slessor）、A.D.霍普（A.D.Hope）、朱迪丝·赖特（Judith Wright）等，我认为他们比南非本土的作家都要优秀。后来我中了帕特里克·怀特的魔咒，读了他所有的作品。我也读彼得·凯里的书，并且很欣赏他，特别是最近关于内德·凯利（Ned Kelly）的那本书。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莱斯·穆雷（Les Murray）都是一个重要的诗人。我非常喜欢彼得·波特。至于年轻作家的作品，我只零零散散地读过一些。我最近读了迈克尔·米汉（Michael Meehan）的第一部小说，并为之折服。雷蒙德·盖塔（Raimond Gaita）的童年回忆录也是如此。
关于萨斯坎德问到离开南非后，库切会怀念那里的什么，他回答说：
我不知道自己在身后留下了什么。确切地说，我想只有在以后回顾过去时，我才会知道自己留下了什么。我会怀念什么？或许是在多语言环境中的生活：走在街上，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我也会想念开普敦大学……不是作为一个机构，而只是作为一种氛围，人们可以非常自然地和那些漂亮、快乐、自信的年轻人走在一起，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和背景，世界在他们的脚下。这是一项特权，并不是每一个老年人都拥有这一特权。
3月初，库切回到开普敦。5月，他和多萝西前往西班牙，和一群人一起骑车旅行，从法国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沿着古老的朝圣之路骑过大约800公里的距离。因为车友的骑行速度对他们来说有点慢，八天之后，他们与其他队员友好告别，独自南下。两个人都过得非常愉快。自行车之旅后，他们游览了德国、荷兰、法国和英国，之后飞往芝加哥做年度系列讲座。
2001年初，一些报纸已经提到库切即将离开南非的消息，记者们希望他能确认这一打算并谈谈移民的原因。然而，库切不愿意与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讨论自己的移民问题。2001年3月21日，他写信给伦敦的代理人布鲁斯·亨特说，自己已决定离开南非移民澳洲，当一名独立作家而不谋求学术职位。他写道，实际的移民，会到2001年底或2002年初才可能实现。他将继续与亨特所属的大卫·海厄姆联合出版公司（David Higham Associates）合作。澳大利亚媒体一周前就收到了他和多萝西即将移民的消息，南非的报纸也发布了这一新闻。“我之所以移民，”他写道，“是出于个人的考量，只关系到我个人和一些亲近的人，与他人无关；但记者们显然喜欢对此加以政治上的解读。我想，最好不要让自己陷入争论之中。”
兰登书屋（塞克沃伯格成为其附属公司）的杰夫·穆利根从库切那里得知了他们的移民计划。在3月21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穆利根请库切提出建议，他们的南非代表应该怎样回应记者的提问。库切回复说，他比较欣赏的一句是直截了当的“无可奉告”。“我认为澳大利亚兰登书屋，”他用轻快的笔调继续写道，“已经接受过采访了。他们的发言人说，关于移民我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这是真的），我被猎人谷的小袋鼠迷住了（这对我来说倒是新闻）。”
从库切对萨斯坎德问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决定离开南非的：
访谈或许并不是探讨道德或智力复杂性的最佳方式。离开一个国度，在某些方面来说，就如婚姻的解体。这是一件私密的事。
虽然库切从未吐露过移民的原因，但从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或许可以得出一些结论。1961年底，当他离开南非前往英格兰定居时，他为祖国转向种族隔离的政治路线感到震惊，因而打算不再回国。1966年，他凭富布赖特奖学金在得克萨斯大学学习，后来又在布法罗授课，那时他想在美国永久定居。然而，越南战争期间，他在布法罗参加了一个和平抗议，反对警察出现在校园里，他与其他44名工作人员被捕，尽管他和其他被告人在随后的审讯中都被宣告无罪，但这一事件仍导致他的签证未能获得续签。加拿大和香港一度为他提供了永久教职，但他宁愿回到南非，或许他直觉地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人的真正使命存在于他试图逃离的南非。无论如何，回国的决定促使他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以独特的形式阐释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面临的问题，同时，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解体，他以自己的方式所抵制的“耻”被认为是过去的事情，但冲突造成的后果依然存在。在1987年的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答谢辞中，库切指出，南非的种族冲突占据了作家的全部心灵，以至没有为其他主题留下任何空间。在种族隔离的年代，他从未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现在，他仍然不想做出积极干预，但即使身处另一个国家，他也将继续在文字方面做出贡献。库切大半生都在创作以南非为中心的书，他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成功地逃离这个国家。2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再告诉人们，自己并没有离开南非，只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事实上，今天世界上1/4的人口都不再生活在祖父母出生的国度。移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现象。3人们并不一定因为无法忍受而离开一个国家：他们也可能是为了寻求更环保绿色的牧场。对库切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与拥有大量25岁以下人口的南非相比，澳大利亚有更多的人口在50岁以上，更少的人口未满20岁。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与一个年轻人占大多数的国家相比，它的经济和医疗都能更好地适应老年人的需求。令库切感到震惊的是，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其他地方，澳大利亚的政治议题都十分琐碎，特别是与南非相比——那里重大的政治议题往往涉及意义深远的民族问题。但在澳大利亚，重大议题是过去的事情，民主已经高度进步：他们以一种健康的玩世不恭和轻蔑看待政治和政治家们。
意料之中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南非粉丝都能以平常心接受库切的离开。2002年12月29日，玛丽安娜·斯沃特（Mariana Swart）在一封诚挚的信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写道：
几周以来，我一直想写这封电子邮件。而现在，手持一杯（便宜的）桑格利亚汽酒（来壮胆），听着博凯里尼的音乐，我要拿起键盘，敲出我必须说的话。
对于您离开南非，我很愤怒——是的，愤怒在我的心中，愤怒在我的指间（酒已生效，将我指间的愤怒撕成碎片），而这一切将有一个悲伤的结局，毫无疑问，您将快速（尽管困惑）地点击删除键来清除我的话。毫无疑问。但因为您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文学英雄，我希望您能切实负起责任，读一读我要说的话，然后再把它移入您的电子垃圾桶（说回收站会有点自不量力，我想）。
简单来说，事情是这样的，每当我看到您在隆德伯西骑自行车，或在切克斯拿着购物篮，或是走过贝尔蒙桥，我都会感到一阵安慰。因为我总是想，如果这个男人，我心目中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作家，还在这里，他一定是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无论是多么干枯贫瘠的未来。
我常常好奇作家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读者（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您是否意识到，我们……读您的书，并从中得到一些东西，也许是一种美感，无论多么朴素，也许只是一个段落，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因为缺乏写作技能，或者是不够聪明，我们往往无法说清“得到”了什么。但通过阅读您的文字，我们获得智慧、灵感与真理……我们不仅阅读您的文字，同时关注您的行动，无论那是多么不公平或是没必要。
我问自己：您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做什么？我只是想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您选择了离开……您应该在卡鲁的某个地方安顿下来，着手创作自己最后的两本或三本（或更多的）书。或者，也许您真的相信白人在非洲没有立足之地，您在道义上感到必须离开？但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您为什么要去澳大利亚呢？虽然和非洲大陆的历史不同，它也有类似的殖民历史。这件事为什么花了您这么长时间？
不，一定不是上述这些原因；它们让我感到恐惧和怯懦。当人们出于恐惧和幻灭离开，我们（这里我指最广义的南非人）怎样对待这一事实？而且看起来，人们确实在成群结队地离开。当然，我知道我也感到恐惧，我也是一个懦夫，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尽管我坚信，即使恐惧，我也必须留在这个国家——我们的国家，但谁知道有机会离开时，我会怎么做呢？
我最好的朋友中有四个已经离开，前往美国、英国和新西兰。我知道这封电子邮件或许应该发送给他们，但事实是他们仍然是我的好朋友，我想继续和他们做朋友。而您，恐怕不得不承受我的怒意——现在怒意已经消散，碎成一小堆失望。我害怕被抛弃在这个我——在非洲大地上繁衍十代后的产物——仍然不懂却深爱的国家。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您属于南非。正如我相信，您将永远只能在这里进行写作。您需要这片土地来滋养您。
我恐怕并不长于言辞，而作为一个阿非利堪人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我想说的很多话没能表达出来或有些词不达意。
尽管我很失望（我才不在乎，我听到您说），我会永远欣赏您的作品，并永远做您的读者。
二
库切选择阿德莱德，而不是更大的悉尼，是出于对农村和小城市的偏爱。4阿德莱德是南澳的首府，其宽阔的马路，漂亮的广场，方正、几乎对称的城市中心以及其坐落于托伦斯河畔的地理位置，都源于威廉·莱特（William Light）上校1836年的设计。虽然阿德莱德同时拥有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大教堂，但南澳这个州并没有哪种宗教占主导地位。所以尽管这座城市最初因为140多座不同宗派的教堂而被称为“教堂之城”，但它的两座大教堂并不具备中心地位。幸运的是，城市里还有140多家酒吧，形成了一种健康的平衡。
阿德莱德的市区和郊区、生活区被一条由公园和花园组成的隔离带分隔开，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对库切来说，阿德莱德的好处是，离开市中心，驱车30分钟就能到达农村，如果骑自行车则稍久一些。他和多萝西决定在罗斯特雷弗区建一座房子，那里是阿德莱德山的一部分。5因为库切爱骑自行车，这个区域非常适合他。“即使在最干旱的夏季，”一本指南类图书写道，“距离市区30分钟车程的阿德莱德山也能为您提供更清新的空气，葱郁的林荫地，以及树上传来的桉树叶的清香。到了秋季，尤其是在洛夫提山周围较湿润的中心地带，引进的落叶乔木更为这一切添上几抹绚烂的色彩。沿着风景如画的狭窄道路前行，你会看到石头小屋、橄榄园、葡萄园和一车车出售的新鲜农产品。当地人笑得合不拢嘴，因为美好的生活而感到幸福。”库切，也许不至于乐得合不拢嘴，但阿德莱德的种种迷人之处也着实让他感到高兴。在接受学术期刊《流明》（Lumen）采访时他说：“在我看来，阿德莱德是一座宜居的城市，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文明，有着良好的艺术氛围。对那些爱骑自行车的人来说，还有来自山丘的诱惑力。”
库切发现阿德莱德的居民非常热情好客，很快使他和多萝西感受到了家的感觉。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就交到了一批很好的朋友。这里的气候适合他，他也喜欢这里的建筑。如果说与繁忙的大都市相比，阿德莱德有一点慵懒，那也正符合他的口味。
在澳大利亚定居后，库切成为阿德莱德大学文科部的一名研究员，这是一个荣誉职位，没有薪酬，实际上也无须承担义务。他有时会充当文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学生的指导老师，或修改荣誉学位考试的试卷。他对《流明》杂志这样解释他与阿德莱德大学的关系：
大学里的人一听说我要在这儿定居，就非常友好地联系了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在学术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从1969年开始直到2001年退休，我一直在全职做学术），我非常乐意接受。我从这样的联系中得到了很多：与志同道合的人们接触的机会，把握下一代澳大利亚作家脉搏的机会，使用大学研究设施的自由。坦率地说，这样的参与也避免了我每天仅仅在家坐在书桌前可能滋生出来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立感。
2005年12月20日，库切接受了阿德莱德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校长詹姆斯·麦克瓦（James McWha）教授说，阿德莱德大学很幸运能与库切这样的人产生联系：“库切教授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们对与他的联系感到非常自豪。我感到非常高兴，阿德莱德大学可以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以此表示我们对他在文学领域所做贡献的支持和赞赏。”
2004年2月，库切从欢呼的民众手中象征性地接过了城市的钥匙，他将阿德莱德称为人间天堂。他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够在阿德莱德度过半年，并在美国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客座教授度过另外的半年。“我不能假装，”他说，“自己已经赢得了’阿德莱德诗人’这一特殊的奖项，我或许活不了那么久，不足以成为‘阿德莱德诗人’。”6
2004年的阿德莱德作家周，成千上万的人从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赶来，聚集在城市中心的草坪上，听自己最爱的作家读书。这一年有一位不寻常的嘉宾：一名跨越了鸿沟的作家，即来自南非，定居在南澳大利亚的约翰·库切，以他2003年的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的最后一部分“在大门口”为线索，库切读了一段未发表的文字，向阿德莱德市致敬：
时值3月，天气炎热，但沿着托伦斯河有林荫道可走，黑天鹅静谧地滑翔。
这是什么样的地方，我问自己——难道是人间天堂？
住在这里需要做什么？
首先需要死亡吗？
为崇拜者们签了几本书后，库切就离开了，让他的书代表他发言就足够了。
三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请特别注意是“课”，而不是“讲座”）中的大部分都曾在其他地方出现，只是有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现实主义》和《邪恶问题》的早期版本曾发表在《杂录》（Salmagundi）杂志上。2001年9月，《邪恶问题》在芝加哥曾作为演讲内容出现；《非洲的人文学科》是他在斯坦福大学以及堪培拉做过的演讲，之后被收录在彼得·克雷文（Peter Craven）编辑的《2002年澳大利亚最佳故事》The Best Australian Stories 2002）中；《非洲的小说》也曾作为演讲发表，地点分别是1998年3月在墨西哥历史中心，2000年5月在悉尼作家节上，以及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动物的生命》的两个部分组成了库切1998年在普林斯顿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s）的内容，并以图书形式出版。从库切手中的小说手稿中可以看出，《在大门口》创作于2001年5月作者在斯坦福访学期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的后记则是根据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钱多斯大人的信》（The letter of Lord Chandros）改写而成。
从这八堂课的不同来源中可以看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的起源很显然与库切的其他小说存在显著不同。从主题来看，它也不同于库切早期作品关注的南非现状以及殖民或后殖民问题。7从结构上来说，不同于大部分小说，这八堂课没有明确的情节或复杂的线索，主人公与次要人物的性格也保持静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一名澳大利亚作家，在作品开始时她的年龄已经66岁。她访问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并进行演讲，儿子约翰有时陪着她。然而，或多或少地，她的演讲经常遭到误解，这让她感到狼狈和迷茫，问自己究竟想通过讲座传达什么信息。此外，她无法与儿子和妹妹形成一定程度的亲密关系，也无法与作家同仁们友善相处，这似乎证明了她自身的精神空虚。除了最后一章，她反复濒临绝望，认为自己本不该来。
她摆在听众面前的往往是大问题，涉及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邪恶的真正本质、责任、信仰、爱和欲望，以及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有时她就作家的任务发表意见，例如在《非洲的小说》中——尼日利亚作家伊曼纽尔·艾古度反对她的看法——她指出，在一个缺乏阅读传统的国家，一个作家面临的具体问题依赖于口头文化，这迫使他在国外寻求读者。她的尘世历程以最后一章中到达“大门”而告终，她在那里寻找入口（显然是死后）：
她想象着那扇大门，想象着大门的另一边，不让她看见的那一边。在门口，挡着道，躺着一只伸展着四肢的狗，一只老狗；它的侧面有着狮子般的毛色，有着被无数次伤害的疤痕。它紧闭双眼，它正在休息，正在打盹。在它外面，除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戈壁，什么都没有。她第一次幻想了这么长时间，她不相信自己的幻想，尤其不相信那个谜一样的词语“上帝狗”。“太文学了”，她又想道。这是对文学的诅咒！8
关于这一段文字，简·波伊纳（Jane Poyner）在《非洲书评》（The African Review of Books）上的评论很有启发性，阐释了库切是如何与广大作家和文本进行对话的：
这段话引出我们熟悉的库切式主题：例如塞缪尔·贝克特对神性的荒谬颠覆，卡夫卡那个被德里达解读为关于批评家工作的寓言故事，不可能在文本中找到“正确”的意义，以及对简约的寓言创作的警示。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不同寻常的内容结构会引起一些读者的误解和批评，这早在意料之中。2003年9月19日贾斯汀·卡特赖特在《开普敦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
跃入脑海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库切要为他的坦纳讲座披上一层虚构的外衣？其次，他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以小说的形式将那些讲座和其他文章汇集到一起……或许是因为从虚构的人物口中更容易说出作者的观点。但是，受邀就伦理问题发言时，自己不承担所有的责任是一种逃避的做法。
2003年9月23日，米希尔·海恩斯在《开普敦时报》上对卡特赖特的评论进行了进一步讨论。他严厉指责了卡特赖特评论中普遍存在的粗陋”和“明显缺乏思考”之处，以及想法之间毫无条理的跳跃。“他的一个重要观点——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一人物未能完全实现她的理想——被不成熟的想法的迷雾所掩盖而显得模糊不清。”2003年10月5日的《星期日独立报》上，海恩斯本人发表的文章极富启发性，文章主要讨论了小说的中心主旨”象征的观念”，以及小说的最后一节《在大门口》。在最后一节中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到达后世的大门，作为进入的条件她必须宣告自己的信仰：
虽然在一开始，她抗议说：“我是写东西的，写作是我谋生的手段……”她只会暂时保持某种信念，但最后，她仍然需要宣告自己的信仰，即使仅仅存在于澳大利亚达尔加侬河泥滩里的小青蛙身上：在干旱的季节，它们确确实实要去往地下，等待雨水给他们重新注入活力，“使夜晚的空气充满歌声”。或许，科斯特洛认为，这些青蛙体现了最纯粹的、无自我意识的、无须思考的生命和死亡、死亡和复活的伟大对立。
在英国，虽然有一些人对小说和学术著作的“奇异”配对感到不满，但大多数批评家都正面评价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年8月30日D.J.泰勒（D.J.Taylor）在《独立报》上写道：“这是库切最好的小说之一，燃烧着创作的激情。”2003年8月31日，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中指出它“极具启发性、大有裨益”。2003年10月23日的《伦敦书评》中，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提到了库切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完善了框架记叙的技巧，在小说中套入小说，这比作者对某种观点的单纯逃避要复杂得多：
所选形式的悖论是，一方面，库切似乎在玩克制的老一套：著名的苦行者、苍白的非救星、非受访者，他并不把自己束缚在一系列命题上，而把这些命题诉诸一个虚构的人物之口，并在她身后溜走；然而，另一方面，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想通过演讲表达的想法是如此激烈，如此热情，有时甚至不太合乎理性，它们的极端性鼓励我们跟随它们回归隐藏着的作者，库切本人。如果库切只是出于谨慎才将论点戏剧化而不是正式提出，为什么要提出如此激烈而不谨慎的论点呢？
在美国，批评界对《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非常青睐，尽管有些评论家也质疑小说的奇特形式。2003年10月26日的《纽约时报》上，朱迪思·舒勒维茨（Judith Shulevitz）说，小说“像库切的所有作品一样令人难以忘怀，因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就是这样的人物。这证明了库切用简洁的笔触写活人物的能力，在小说狭窄的框架内装入科斯特洛的八堂课，创造出如此迷人而又矛盾的女预言家——在原则上富有同情心，在现实中却冷漠疏离，特别是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在《纽约时报书评》中，小说家、文学学者大卫·洛奇（David Lodge）在长篇评论中指出，库切融合并超越了通行的文学创作手法。坦纳讲座出版时，某些方面对库切表示反对，认为关于动物权利，他采用了极端、难以容忍、审判性的论断，并假借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之口来回避责任，无须为“他的”观点负责，然而在小说更大的背景下，这两堂课就这一点而言并不存在问题。与此同时，小说再度确认了读者心中库切的作家形象。他从不沽名钓誉。“他的书总是让人难以平静、意外和不适。他似乎是当代文坛中一个比较超然的人物。”
韦恩·C.布斯在写给库切的电子邮件中高度评价他的作品，布斯是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的荣誉教授，最卓越的小说研究家之一，著有许多极具影响力的书籍，如《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1961）和反讽修辞学》（A Rhetoric of Irony ,1974）。布斯写道：“我刚刚读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再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您发明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不用我说您也知道）一些评论就这一点意见颇多，但像我这样的读者陶醉其中。再次感谢。”
在南非，作家、文学学者马琳·范尼科尔克（Marlene van Niekerk）就《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写了许多热情而富有洞见的评论。她在2003年11月30日发表在《报告》上的评论开头就宣称这本书“对很多读者来说，是一段不寻常的、神秘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阅读体验”。她还认为：
这样说是因为这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副标题里明确出现的“八堂课”对小说进行了公开的自我介绍，这应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绝对依赖这一明确的表述，特别是在面对库切这样一位违反常规、充满讽刺意味、超越自我意识的作家时。
我们拥有的是一幅动态、间接的库切画像，或者说是伪自画像，一个老年女性艺术家的肖像。如果说《男孩》和《青春》是作家本人的自传，那么，我把这本书视为作家作为自我的哲学家的形而上自传，反思在这个时代，作家（或许是对神性和救赎的最后怀疑）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库切的作品中经常遇到这些自我审问的思想和活动。他将自己的最新作品称为“思考的散文”（prose that thinks），一如既往，行文残酷清晰，想法和描述明确，以爆炸式的讽刺和自我反思的符号剥去一切饰，深入本质，展开质询。
主角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一名66岁的澳大利亚作家，以小说《爱可尔斯街的房子》而著称，她在其中“充实”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莫莉·布鲁姆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位著名作家，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在全世界到处奔走，领取奖项，发表演说，获得荣誉。但这也是通过苦难或朝圣之路前往已被滥用的卡夫卡式裁判所的大门，在那里，作为看不见的事物的书记员，她将讲述自己的真理和信念，并在法官面前为自己辩护。
她的生活，从行李箱，从简陋的酒店客房和奇怪的房子，从陌生的浴室和洗手间，从船舶和飞机上，从她待在各种无名的服务区中身体的异化、错位、孤独和慢性疲劳中，被灼热的精度和同情心所激发。同样被激发的还有她参加文学巡讲时的不情愿与坏脾气，面对愚钝的崇拜者，文学界贪得无厌、装腔作势之徒的不耐和恼怒。
科斯特洛被描绘成易腐的肉类祭品，受到杂食性文学学者、传记作家以及对写作人生的合法性存疑的批评家的残酷或者说微妙地供养。她把一切都献给他人，她的命运就是那些想成为作家的人的命运——为了他人，做你自己。穿着海军蓝的外套，白色的鞋，顶着偶尔邋遢的头发，她在自己哀伤的儿子眼中就像那只著名的黛茜鸭。
库切确实赋予了另一个自我以令人疑虑的尊严。她偶尔笨拙的预言和说教都不是听众们想听到的。他们想得到安慰、提升、温暖和肯定（就像库切小说的读者一样），但她一直固执地讲着自己残忍的观点。
在描述了八堂课的大纲以及特别关注主人公科斯特洛访问她妹妹的情节（妹妹是罗马天主教修女，在一家艾滋病医院工作）之后，范尼科尔克指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从始至终都是“一次扣人心弦、感人而又富有诱惑力的阅读冒险，虽然它并不正统，也无法准确归类”。她还指出：
在书中，一种脆弱而充满激情的理性得到确立，以对抗自信的科学逐渐枯竭的论证和教条式的宗教虔诚。
这种理性旨在通过人类终将死亡的事实来表明灵性价值的不堪一击，这种理性通过在不可治愈的小说的伪装中的自我陶醉和自我降温，来融合其自身的差异和内部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是一种“表白”和“证明”，而不用陷入湿漉漉的多愁善感、公众的愤怒和指责、肉体的鞭打抑或仅仅是对敝帚自珍的资料的无聊堆砌之中。我们这个国家的自传作者总希望能做到详尽无遗，完美收官，让读者和作者都感到精疲力竭，不妨学学这个例子！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与诸多“普通”的小说家穷其一生胡乱写就的作品相比包含更多的启发、思想、独创性、写作技巧和令人战栗的残酷性。事实上：如果能读到这本书，谁还愿意读一部“普通”的小说？
库切是一个作家中的作家，但我曾听到一些甚至相当成熟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抱怨，认为他的小说不够“活泼”“丰富”“人性化”“温暖”“激情”和“风景如画”。我认为这样评价库切的人没有读懂他的作品。此外：问题难道不是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作家，才会让读者产生猜测、疑问和感觉上的震撼吗？（如关于“人性化”，它的局限性和它的最大限度）不管怎样，批评仍在继续，毫无减少的意思。南非的每一所大学都应该设立一个库切研究的教授席位。这将使人文学科获得新生。
四
2006年3月6日，阿德莱德作家周开幕当天，库切在一个帐篷里，通过一个特殊的仪式，正式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仪式由移民部长、参议员阿曼达·范斯通（Amanda Vanstone）主持。她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指出一位有库切这样地位的人决定加入澳大利亚国籍，澳大利亚人应该把它当作一种赞美。作家周的观众见证了这位新公民效忠澳大利亚的宣誓，聆听了他对人们发表的演讲：
要成为一名公民，就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这些义务和责任中，有一点是无形的，无论一个人出身或背景是什么，都要把这个新国家的历史当作自己的过去。
然而，库切也保留了他的南非国籍，并重申了过去曾多次表达过的情感：
南非是我存有深厚情感的国家，我并不是离开南非来到澳大利亚。我来到澳大利亚，因为从1991年第一次访问时起，我就被这里人们自由和宽厚的精神所吸引，被土地本身的美丽所吸引。当我第一次看到阿德莱德，我就被这个城市的优雅所吸引，现在我很荣幸地将这个城市称为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