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1996年，J.M.库切的名字就曾与诺贝尔奖联系起来，但这一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波兰的维斯瓦娃·辛波丝卡。12000年，人们再次就获奖者进行了猜测：特立尼达出生的V.S.奈保尔、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比利时的雨果·克劳斯或者是库切。不过，最后获奖的是华裔作家高行健。2001年，瑞典文学院的院长安东尼·弗莱舍尔（Anthony Fleischer）亲自提名库切，但最终获奖者是奈保尔。2002年，弗莱舍尔再度推荐了库切。
库切在接受采访时说，在被提名诺贝尔奖的这些年里，他对任何与奖项相关的动静都不是很感兴趣。曾有人告诉他，任何一个作家协会和组织、任何一所大学里的讲席教授都有权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后来才知道，有些作家目光牢牢锁定诺贝尔文学奖，请有影响力的人来支持他们当选，并通过翻译和其他手段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培养了一定的声誉。他在采访中说，他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作家被提名，但如果真的是数以百计，他也毫不惊讶。他觉得也没有人为他获奖而做过宣传。2
2003年9月，约翰和多萝西前往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履行为期三个月的年度授课职责，他将和乔纳森·李尔一起就“伟大的著作”开一门课，而多萝西将在英语系授课。库切已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多年客座教授，2003年7月，他晋升为“杰出贡献教授”。10月1日星期三的晚上，约翰和多萝西与李尔和他的妻子共进晚餐，随意地谈天，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3周四早上，李尔正要出门去学校，他的妻子叫他接电话。电话来自瑞典，对方说库切获得了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询问库切的电话号码，希望能亲自向他传达这一消息。李尔知道，库切当时用的是别人的手机，不希望号码被公开，但他听到消息非常高兴，没有多想就把号码说了出来。
得奖的消息公布后的几个小时内，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记者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向库切发起猛攻，都想听他说一说得奖的意义，并要求安排拍照；电视网络和广播电台也想采访他。所有这些请求都被库切拒绝或忽略了。10月3日，他在阿德莱德写信给友人黛安娜·施韦特（Dianna Schwerdt）：“我现在日子不好过，一方面是失眠，另一方面是那些粗鲁的记者。”部分采访请求被发送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宣传部长那里，由他转达给李尔。这迫使库切在大学的网站上发表声明：
今天上午6点，我接到斯德哥尔摩的电话，获知了这一消息。消息对我来说很突然，我甚至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要公布了。非常高兴诺贝尔奖在秋季揭晓，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在芝加哥大学度过。芝加哥大学，特别是社会思想委员会，在过去的七年里一直是我的精神家园。委员会的前辈索尔·贝娄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今年我和同事们共同教授两门课程，一是和哲学家乔纳森·李尔一起讲授柏拉图，一是和诗人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一起讲授惠特曼。我当然会继续我自己的工作。我正在创作新的小说，还有一本荷兰诗歌译著也即将交稿。
显然，库切对不间断的电话感到束手无策，他问朋友：“请问你愿意帮我处理这个问题吗？”李尔乐意帮忙，于是所有电话都呼叫转移到了他那里。10月6日下午，当库切和李尔出现在柏拉图课上时，迎接他们的是一大群记者，想要拍照并进行采访。学生们不得不进行干预，迫使记者们离开，以便继续上课。库切被这一切逗乐了，很欣赏同学们的这种精神。4
继1991年纳丁·戈迪默获奖之后，库切成了南非的第二位诺贝尔奖得主，在非洲则是第四位，另外两位是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1986年）和埃及的纳吉布·马哈富兹（1988年）。霍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l）在宣布库切获得2003年诺贝尔奖时说，当年的选择十分容易：
我们都确信他在文学方面所做贡献的持久价值。我不是指书的数量，而是种类，以及非常高的水准。我认为，作为一名作家，他将继续被人讨论和分析，我们认为应该将他纳入我们的文学遗产。
瑞典文学院在正式报告中说，库切“描绘了无数伪装之下的……局外人令人惊讶的参与”。他的小说具有以下特色：
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
他们总结说：
库切的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财富。这里没有两部作品采用了相同的创作手法。然而，他以众多作品呈示了一个反复建构的模式：盘旋下降的命运是其人物拯救灵魂之必要途径。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作为对记者的警告，同时也是保护库切隐私的预防措施，芝加哥大学的宣传部长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作家本人不会接受采访，但他安排了一些同事就此事发表看法。英语系教授韦恩·C.布斯在声明中说：
我几乎读过库切的每一部作品，可以诚实地说，如果我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他前两年就该得奖了。这样的强烈感觉来自他设身处地地将自己想象成这么多不同的角色。5
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约翰·U.耐夫杰出贡献教授乔纳森·李尔说：
约翰·库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伟大作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教师中的一员。在典范和见证的传统下，他教导我们怎样阅读一本伟大的书。他教我更清晰地认识人类灵魂，他课内外的言论都是我毕生难忘的回忆，一直在我耳边不断回响。
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库切曾在20世纪60年代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地方，校园中心22层的高塔，为庆祝库切获得诺贝尔奖而灯火通明，这一景观通常只有在学校取得重大体育胜利时才会出现。6贺电从四面八方涌来，来自朋友、同事、出版商、代理人和以前的学生；阿德莱德大学和开普敦大学的校长也送来美好的祝福，对他与各自机构的联系表示高兴。
曾经的同学、终身的好友尼克·斯泰撒基斯从他居住多年的瑞士写信给库切说：“如果你仍与凡夫俗子交往，我这会为你备着一盆豆子和一（两）张床。”1991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纳丁·戈迪默说：“我很高兴，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觉得这非常棒，我是第一个，现在他是第二个。这对南非来说太棒了。”罗德斯大学的英语教授马尔文·范维克·史密斯（Malvern van Wyk Smith）在贺信中说，《东部省先驱报》在头版向多萝西致敬，用大字称她为“库切背后的推动者”。诗人布莱顿·布莱顿巴赫发给库切的邮件在主题栏写着“Hêppie hêppie！”“快乐快乐”的俚语变体，通常用于圣诞节和新年），正文用阿非利堪斯语写着：“最衷心地祝贺你获得大奖！我们为你感到高兴和骄傲。你得奖实至名归。祝未来的风雨里一切都好。”安德烈·布林克大感惊喜：我仍然沉浸在这个好消息中，说不出什么有创见的话。你是我们的骄傲。现在我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别的人比你更值得获奖。”历史学家赫尔曼·吉利欧米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约翰，好样的！……听说你得奖的消息可把我乐坏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进行范维克·洛主题旅行，穿过荒芜的博克威尔德山。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求生意志有一种宏伟的荒凉感，让我想起了你和你的作品。你能够获奖，对这片广袤而悲怆的土地上艰难求存的人们有着巨大的意义。”在稍后的一封电子邮件里，吉利欧米写道：“南非白人媒体称你为南非白人。是真的吗？”库切回答说：“关于群体认同我总是说：你不能只是挑选和选择，你也得被挑选和被选择。如果他们想要我，他们可以把我算作他们的一员。”吉利奥米回复说：“我们确实想把你算进来。你只需要决定自己属于哪个群体：混血南非白人（阿索尔·富加德），一个普通的南非白人或者是一个纯粹的南非白人。我自己属于除此以外的南非白人。”库切的回应是：也许是一个充满怀疑的南非白人。”
库切的密友之中唯有前学生、同事杰弗里·哈里斯奈普的评论语带告诫，他在2003年12月的《文字新闻》上发表文章表示庆贺，但也提出接受诺贝尔奖是否明智，鉴于这位瑞典大富翁凭借炸药获得了财富。乔迪·德莱弗简要回应道：“如果戴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可以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我认为在道德方面可以冒冒险！”
文学奖公布前夕，约翰内斯堡《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品味生活》（Lifestyle）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朱塔出版社的科林·鲍尔（Colin Bower）。他认为库切的风格呆板而毫无生气，他笔下的人物不过是在玩弄文字；他的小说没能表现真实的情感和经验。“库切是个骗子。”一篇占据了整个版面的文章以这样的挑衅开端，而后文没有出现任何证据支持。在诸多抱怨中，他指出库切的艺术视野空洞无物。他写道：“我试图在库切的作品中找到证明他文学技艺的证据，能配得上那一（两）个布克奖的技艺，但我一无所获。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的写作脱离生活……这使具体描绘的内容令人反感。”7
这篇冒失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03年10月5日，亨克·罗素（Henk Rossouw）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中写道：“科林·鲍尔的文章就像养老院用的茶：加了大量的奶和糖精，茶味很淡。关于J.M.库切的批评值得放上《品味生活》的版面，但应该写得具有权威性和把握。”2003年10月19日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系列回应中，有一封信来自G.W.贝尔斯托（G.W.Bairstow），显然他曾和库切是同学：
科林·鲍尔是一个白痴。报纸上竟然能发表你这样的文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现在已经赢得了诺贝尔奖。
那些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想必远比鲍尔更有资格做出评论吧？
约翰·M.库切总是十分优秀。从小，他在每门课程中的表现都堪称神童。我们这些同学那时候就知道这一点，也接受现在仍是如此的事实。他还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也一直是一个绅士。
他十几岁时就不喜欢出风头，只凭这一点他有什么值得诟病，尤其是出自一个无名小卒之口？
安德烈·布林克2003年10月5日在《报告》中向库切致敬道：
一周前《星期日泰晤士报》掐准了时间发表了一篇史上最凶狠、固执的攻击性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是一名出版商，一个叫科林·鲍尔的人，这使人感到更加不快。但如今，瑞典文学院一下子就使这篇深度近视的讨厌文章暴露了。
虽然对鲍尔的文章有这样激烈的回应，库切的成就公布后，南非人并没有载歌载舞走上街头。法国报纸《世界报》评论这一事件说，库切作为一个小说家，在祖国很少有人阅读并理解他的作品。克里斯托弗·霍普评论说：
困惑和嘲讽背后是这样的感觉：通过给那些批评本国的作家授奖，“他们”（新南非话语中的“西方”和“北方”，与过去南非话语所指的“外面的世界”大概是一个意思）正在联合反对“我们”。受到攻击的不是库切的写作，而是他对生活、解放以及新南非的态度。他是一个具有煽动性、触及理性的小说家，迷恋孤独、自由和负罪感的问题。这在政治上令人担忧，而且不太南非。一位评论员写道，库切是“西方”的作家，只是碰巧生活在非洲，是为“西方”写作的“白人”作家。
霍普的评论或许是以非国大对《耻》的回应为基础的，那一次的回应不仅是最近的记忆，也让他清楚地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种族隔离政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黑人作家的激烈反应，还提到了针对“60年代人”的激烈运动，这些“60年代人”敢于触犯南非白人统治集团的禁忌。
总统塔博·姆贝基曾在1999年将库切诋毁为一名种族主义者，现在却准备祝贺他获奖，认为这是南非和整个非洲大陆的胜利。贝奇·库玛娄（Bheki Khumalo）代表总统在声明中说：“我们脱帽向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致敬，和他一起沉浸在这项至高荣誉放射出的荣光中。”这并不意味着ANC准备宣布收回其先前对库切的谴责，这也是民主联盟的要求。据非国大发言人斯穆茨·古尼亚马透露，非国大坚决服从人权委员会的决定，并且认为将库切称为种族主义者和祝贺其获奖之间不存在冲突。
继姆贝基的颂歌之后，库切收到的另一份意料之外的祝贺来自南非共产党。这份声明这样说道：“和南非以及文学界共同祝贺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获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南非共产党向库切致敬，因为他对社会不公一贯的且精辟的分析和批判。”
一些重要文章都提到了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精辟的评论来自2003年10月3日到9日的那期《邮卫报》（Mail & Guardian）：
自1969年塞缪尔·贝克特（库切关键性的影响之一）得奖之后，诺贝尔奖第一次授予这样一位作者：与任何事业都毫无联系，对救赎的可能性如此悲观，对人类的进步和道德行动的能力如此怀疑。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似乎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压迫者和解放者之间的可怕战争中，库切拒绝让他的主角迈克尔·K加入到自由战士中。不同于纳丁·戈迪默笔下的人物：无论遭受过何种失败，他们通常选择加入解放部队（虽然都会经历内心深处的斗争），迈克尔·K选择照看他的蔬菜。《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这样的小说仿佛发生在戈迪默作品中怀疑的裂缝里，她选择弥补这一裂缝，而库切的作品里裂缝仍然存在，甚至扩大。就这一点他饱受抨击。
同样，库切最著名的小说《耻》是他第一部明确以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为背景的小说，并不是一本充满希望和安慰的书。通过其叙事框架，它似乎认为对南非建立新政治制度和新伦理空间的承诺没有实现。它引起了非国大一些不够世故的读者困惑的怒喊。
但库切无情地解构了我们的自我妄想，包括我们对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伪饰，通过换位思考重新发现了我们人类的基础。出于这个原因，同时也因为他的写作具有如此冰冷的美感，他获诺奖一事应在南非广泛庆祝。
可惜他现在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我们仍然需要他清澈的目光。
诺贝尔奖公布的几小时内，库切的书在斯德哥尔摩阿卡德米布克汗顿书店销售一空，伦敦和纽约的大型书店也明显出现了相同的趋势。根据《报告》的一份报告，库切如今正处于聚光灯下，他的书在南非书店里卖得非常好。兰登书屋的一位发言人说，自诺贝尔奖公布后，对他的书的需求增加了一倍。
二
库切非常注重个人隐私，两次获得布克奖时均未出席颁奖典礼，对于他是否将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人们议论纷纷。《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在库切获奖时已经出版，小说的主人公说：“我应该要求他们别搞什么典礼，用信封装着把支票寄过来就行了。”
然而，不用担心。库切于2003年11月在纽约林肯中心公开朗读了自己的作品。人们为了抢票大打出手，还有票贩子在公共图书馆外出售黄牛票。之后，他和多萝西离开美国前去参加颁奖典礼。
仍在芝加哥时，库切收到瑞典外交部的英格丽特·维特奎斯特（Ingrid Wetterqvist）写来的一封信。她告诉库切，诺贝尔基金会指派她协助处理他们访问瑞典期间的一切事宜，让一切变得尽可能的容易，并确保各项活动顺利进行。她在信中列出了诺贝尔奖得主需尽的责任，并提到了其他可选的活动。她写道：“这一奖项将带来诸多利益，而且我知道一定已经有大量利益相关的个人和组织直接联系过您。我也理解您不想被各方面打扰。为您过滤访客是我的职责之一，另一个是代表您进行协调和回应。”想到那些很有可能以他为主题的新闻报道，他请她帮忙拦住记者们。他只接受一次采访，但机会将留给他所熟悉和信任的大卫·阿特维尔。访问中出现的唯一问题是库切最初想保留获奖演说的版权。后来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他同意将演讲尽可能地广泛传播，但他将保留在未来的小说中使用该获奖演说的权利。
约翰和多萝西到达时，斯德哥尔摩天寒地冻，迎来了当年的第一场暴风雪。他们被安置在市中心雄伟的大饭店内。12月7日周日晚上，客人们聚集在大厅里，在闪闪发光的水晶吊灯下聆听库切的诺贝尔奖致辞。瑞典文学院的专职秘书霍拉斯·恩达尔向大家介绍了库切，没有提到他杰出的职业生涯，只是说获奖者接下来将就作家作为一个人的渺小来发表演说。
灰白色的头发和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身着暗灰色西装和白色衬衫，打着领带，库切站到了演讲台上，小心地摘下眼镜，不慌不忙地换上老花镜，这一举动他将在接下来的诺贝尔周中重复几次。仿佛暂时忘却了身边的世界，而专注于眼前的文字，他用低沉的声音开始读稿，但明显带着权威性。他讲述了9岁的自己曾在想象中遭遇船难后的鲁滨逊和他的仆人星期五，他对封面上的名字丹尼尔·笛福感到万分困惑。他查阅了《少儿百科全书》，并认为笛福一定是鲁滨逊的笔名。接着以《他和他的仆人》为题，他发表了演讲。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了鲁滨逊起初在妻子的喋喋不休中工作，之后成了鳏夫，住在布里斯托海滨的一间房间里，只有一把褪了色的伞和一只死鹦鹉为伴。他接收关于鸭子以及瘟疫折磨下的伦敦的死亡事件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是一个步伐轻快敏捷的年轻人，看起来很可能就是笛福，11年来一直担任秘密特工和政治记者。这样，库切切换了鲁滨逊和笛福的角色，但是这个人也可能是星期五。就故事的所有权、叙述的复杂性以及寓言解释的相对性，问题就此产生。最终，人们发现库切的演讲并不局限于虚构人物。就像《男孩》和《青春》那样，第三人称的叙述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他自己的经历。
12月8日星期一，下午，库切在斯德哥尔摩阿卡德米布克汗顿书店签名售书。签名开始前一个小时，等待的队伍就从书店排到了街上。库切在签名时总是沉默，最多对赞美和恭维说一声“谢谢”。几个小时后，他出现在皇家剧院，朗读《男孩》中的三个段落：段落讲述了他童子军的经历，以及他如何出于对罗马人的喜爱而在伍斯特宣称自己信仰罗马天主教。绝大多数观众是瑞典人，他们报以热情的笑声和掌声，与原计划相比，库切不得不在舞台上停留更长时间。
12月9日星期二，南非大使馆为库切举办了一次正式午宴。记者们惊讶地听到大使说，她曾与库切进行过一次愉快的交谈。她说，他是一个谦逊、朴实的人，愿意耐心地回答问题。出席午宴的还有瑞典文化事务部长、瑞典文学院的代表以及外交使团的成员。库切在这顿饭中表现出的热诚与他面对记者的反应形成强烈的对比，记者们没能从他那里挖出一个字。只有路透社记者设法引出了仅仅四个字：“我不确定。”
12月10日星期三，刚过4点，诺贝尔奖得主们在音乐厅的舞台上接受家人、朋友以及崇拜者的祝贺。舞台饰以6000朵红黄紫三种颜色的花朵，花朵来自意大利村庄圣雷莫，在那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走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和其他获奖者一样，库切身着燕尾服，从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颁奖结束后，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第八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接下来的活动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厅前的500支火炬将1300名宾客从冰冷的黑暗中引入大厅。蓝厅内的桌子上摆满了餐具和玻璃杯，接下来的皇家晚宴由当年瑞典年度厨艺大赛的冠军呈现。库切回到阿德莱德后，丽莎·卡麦克Lisa Garmack）问他瑞典人有没有为他准备优质的素食，并告诉他说，197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艾萨克·辛格在用餐时等了半个小时，不得不离开餐桌，最后人们发现他在厨房里喝茶。库切向她保证，访问期间两次宴会上的饭菜都非常好。“文学院的厨师炮制了一顿有14道菜的中式素食大餐。最后，我们在离大饭店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家很好的素食餐厅。因此，对于食物，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一个星期后，人们都习惯了他的沉默，他却发表了一段在所有获奖者中最为个人化的饭后演讲，使客人们都大为惊讶：
陛下、各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
前几天，正当我们在谈论完全不同的东西时，我的伴侣多萝西突然说了下面这段话：“另一方面，”她说，“另一方面，你的母亲将会多么自豪！真可惜她已经不在人世！你的父亲也是！他们会为你感到多么自豪！”
“甚至比我的儿子是博士还要自豪？”我说，“甚至比我的儿子是教授还要自豪？”
“还要自豪。”
“如果我的母亲还在世，”我说，“她将是99岁半。她或许患有老年痴呆症。她并不会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事。”
但显然我没有领会她的意思。多萝西是对的。我的母亲将会一直充满自豪。我的儿子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不管怎样，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母亲，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些能使我们获得诺贝尔奖的事情呢？
“妈妈，妈妈，我得了一个奖。”
“太棒了，亲爱的。赶快趁热把胡萝卜吃了。”
为什么当我们可以跑回家，带着足以弥补过去给他们带来的所有麻烦的奖项的时候，妈妈们已经99岁长眠在地下？
致敬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他已经在地下长眠了107年；致敬基金会，这样忠实地管理他的遗嘱并为我们创造了这个美好的夜晚，我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致敬我的父母，你们不能出现在这里，我很难过。
谢谢。
库切接受了大卫·阿特维尔的采访，发表在瑞典《今日新闻》上。当被问及在个人和更广泛的层面上如何看待这一奖项的意义，库切回答说：“从概念上来讲，文学奖属于这样的时光，作家仍能凭借他的职业被视为智者，虽然不属于任何机构却能就我们的时代和道德生活提供权威的言论。（顺便说一句，我总是感到很奇怪，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没有设立一个哲学奖，另外他设立了一个物理学奖而不是数学奖，更不要说音乐奖了，毕竟和基于特定语言的文学相比，音乐更具有普遍性。）将作家视作智者的想法如今已不复存在。否则，扮演那样一个角色我一定会感到很不自在。”
就2003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在未来会遭遇什么的问题，库切回答说，这使他想起自己越来越不愿意在会议上发表论文或是扮演公众角色：“我已经收到许多前往世界各地讲话的邀请。我一直把它视作文学声誉的一个奇怪方面：你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创作故事的能力，然后人们嚷嚷着要你发表演讲，告诉他们你对世界的看法。”当阿特维尔问他如何看待自己和南非的关系，正如他的作品中表现的那样，库切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对自己创作的复杂历史位置的认识：“从表面上看，作为一个历史标本，我代表了16世纪到20世纪中叶基督教时代欧洲的大规模扩张运动，在美洲和大洋洲，这一运动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征服并设立殖民地的目标，但在亚洲这一运动完全失败了，在非洲则是几乎完全失败。我说自己能代表这项运动，是因为我的思维模式显然是欧式的，而不是非洲的。”
最后，被问及根据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的文本改写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最后一章的作用时，库切重申了从《幽暗之地》开始他就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我总是拒绝让我解读自己小说的邀请。如果存在一种更好、更清晰、更简短的方式来讲述小说的内容，为什么不把小说抛开呢？伊丽莎白——C女士——声称要以语言的极限进行写作。如果我跟在她后面，努力解释以她的才智都未能表达的意思，对她来说岂不是一种侮辱？”
三
经历了斯德哥尔摩的寒冷和大雪，库切和多萝西很高兴能回到阿德莱德更宜人的环境中。在回家的路上，他是否想起了荷兰诗人A.罗兰·霍尔斯特（A.Roland Holst）简短的警句诗《得奖年》（Prize Year）？
带着空洞的敬意
他回到家
大量繁衍了
老鼠的后裔。
他在给澳大利亚兰登书屋的简·帕尔弗雷曼（Jane Palfreyman）写信时表达了些许不高兴：“除了诺贝尔奖得主，斯德哥尔摩对每个人来说都很有趣。”瑞典外交部的英格丽特·维特奎斯特在他们访问期间负责协助处理事宜，虽然得了重感冒，但仍一丝不苟地完成了任务。不幸的是，讨厌的病毒迁移到了约翰和多萝西身上，回到阿德莱德后，他们感冒加重了。虽然在访问期间，他们十分佩服接待员的毅力，但现在，流着鼻涕，他们真是宁愿她当时在家卧床休息。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约翰和多萝西就已经计划好了在2004年3月27日至6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学术访问。然而，现在库切希望能够完全不受学术工作的束缚，专心写作。2004年1月25日，他写信给苏珊·韦尔奇（Susan Welch），告知他已经终止与芝加哥大学每年教课3个月的协议。他在信中说，关于美国签证申请的繁文缛节，以及为了使酬金生效而要填写的无数表格实在让他倒尽胃口。他写道：“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你可能也知道申请美国签证是一件多么费时、昂贵而又屈辱的事情。又一个留在家里的理由。”
但与他对繁文缛节的不耐烦相比，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再公开发表演说或者履行学者的职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受到了各种地方的讲座请求的狂轰滥炸，现在他以自己不擅长演讲为由拒绝这样的邀请，这个借口出现在众多的电子邮件中，显然与一代代满怀感激的学生的证词相悖。举例来说，收到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邀请后，他于2004年2月5日写信给彼得·罗斯（Peter Rose）：
您一定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命中注定不再是作家，而成为巡回演说家。我决定避免这样的命运。过去的三个月，我收到了多得数不清的邀请，邀请我去演讲、发表文章、评论书籍、在请愿书上签名，等等等等。
我唯一接受的讲话邀请来自诺贝尔奖组委会和《纽约书评》，我也只是朗读了小说的片段，而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演讲。
写小说是我从前寻求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讨厌发表演讲，而且讲得很糟糕——但问题是，这些作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写，远比传统的演讲要费时，而我目前抽不出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拉筹伯大学的邀请。我可以去读我的作品，但我想这可能不太符合要求。我很抱歉。
李教授也邀请他访问中国清华大学，他在2004年4月17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拒绝了：
十分感谢您邀请我在2004—2005学年访问清华大学并发表演说。您所在的大学享有世界性的声誉。
然而，很遗憾我无法接受这一邀请。自从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收到的邀请已经多得超过我的承受范围。我试图避免过去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共同命运，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写作，而在全球范围内发表演讲。
十分感谢您的邀请，这是一种荣誉，但请原谅我不能接受。
同样，库切越来越多地拒绝人们的要求，虽然他仍然很乐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其他作家。他写信给南澳大利亚作家中心的芭芭拉·威斯纳（Barbara Wiesner）说，他不想做什么演讲，但可以一对一地给中心的作家提供创作上的帮助。他还通过签署各种请愿书来推动受到独裁政权压迫的作家们的写作事业。然而，当被要求签署一份请愿书，发起对以色列的学术抵制时，他坚定地回答：“我恐怕并不支持学术抵制，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其他地方。”
库切获得诺贝尔奖后，一如既往地不愿接受记者采访。但是，为表达对阿德莱德大学的善意，他接受了本·奥斯本（Ben Osborne）的书面采访，发表在4月份的《流明》杂志上。当被问及诺贝尔奖对他个人和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抑制还是激励，库切回答道：
在诺贝尔奖颁奖的过程中，我有幸在瑞典文学院享用晚餐。瑞典文学院负责决定文学奖的归属。在我的印象中，文学院的成员是聪颖、博学而有洞察力的人，而不是神。他们也没有假装自己是神。该学院在过去做出了许多明智的选择，有时也会有不那么明智的选择。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他们2003年的选择是否明智。我说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下面的观点：如果我认为，与一年前相比，我现在突然成了一个更好的作家，这将是非常愚蠢的。换句话说，我最好脚踏实地，别被冲昏了头脑。
有时候，通常是出于与联系人的友谊，他会允许一位记者通过邮件提问。即使这样，他对那些幼稚问题的不耐烦十分明显地出现在回复中。比如迪迪埃·雅各（Didier Jacob）在2004年5月代表《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对库切进行了电子邮件采访。雅各说库切很少向媒体发言，并询问他更喜欢沉默、音乐还是文字。库切回答说：“我喜欢沉默？与喋喋不休相比我当然更喜欢沉默。我喜欢音乐，但我通常全神贯注地听音乐。我不会边听音乐边写作，音乐会干扰到我行文的节奏。”就他的作品中存在的大量暴力以及记忆中最暴力的时刻，他淡淡地回答说：“我这一生都在平静，甚至是静谧中度过。”当记者提到贝克特远离社会生活，并询问库切是否也在尝试类似的东西，他回答说：“贝克特真的过着脱离社会的生活吗？贝克特有朋友，贝克特在剧院里积极工作。我有朋友，我已经在大学里教了30年的书。我的学生们如果听到有人说他们不构成社会的一部分，会感到非常惊讶。”当雅各问他，尽管不愿意接受采访，是否仍然通过媒体紧跟时事，他的回答相当生硬：是的，我当然知道世界上的大事。”当被问及是否对文学的未来感到悲观时，他只简单地回答说“不”。
对于人们可以从他的书中学到什么，以及他希望通过作品影响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库切没有给出答案。当雅各问他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已经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回答说：“在根本上并没有。诺贝尔奖几乎总是授予身处暮年的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固定了。”关于在阿德莱德的生活，他只能说自己过着“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最后，雅各问他：您是否愿意准确描述一下自己写作的房间？”库切认真提供了最完整的，但充满讽刺意味的冷淡回答：
我的书房在二楼，面向西边，可以俯瞰高大松树荫下满是石头的小溪。我写作的桌子对着空白的墙。身后是书架。右边是我读书时用过的书桌，书桌抽屉里放着文具。
四
库切从斯德哥尔摩回来后，最想做的就是全心投入到写作中，以反驳作家获得诺贝尔奖后，就再也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普遍观点。
早在2003年12月，库切就出版了获奖后的第一本书，虽然手稿肯定早在得奖前就开始酝酿了。这本书名为《划船者的风景》，是一本重要荷兰诗人的选集，每首诗的译文边上有原文供对照，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库切在2003年12月17日写给荷兰出版商伊娃·寇斯的信中说：“这本书只是我读过并喜爱的诗歌译文集。绝不是什么有代表性的选集，也不是能展现荷兰现代诗歌风貌的横截面。”他选取的诗人包括赫里特·阿赫特贝尔，60年代库切在得克萨斯大学读书时就翻译过他的《煤气修理工叙事曲》，还包括赛博伦·波莱（Sybren Polet）、雨果·克劳斯、塞斯·诺特博姆、汉斯·费弗莱（Hans Faverey，选集以他的作品为题）以及拉特格·考普兰德。令人惊讶的是，库切没有选择经典名作，既不包括赫尔曼·戈特（Gorter）和利奥波德，也没有奈霍夫和马兹曼的作品。他选择的都是那些虽然在本质和风格上有很大不同，但却推陈出新，拓宽了荷兰诗歌边界的诗人。他选的诗有一些十分复杂，需要读者全面深刻地掌握荷兰语，这也说明库切高度掌握荷兰语的脉搏，对最新的文学话语了如指掌。8
2004年1月14日，库切在伦敦的代理人布鲁斯·亨特告诉他，一家私人出版社里斯奥尼尔有兴趣以豪华版出版他的诺贝尔奖演讲。库切对此表示同意，但他指出企鹅出版社也打算出版一个精装版本，另外伊娃·寇斯也想发布一个荷兰语的翻译版。最后三方都推出了豪华版本，特别是里斯奥尼尔出版社的版本，在印刷、排版和装订等方面都非常精良。2003年新年，伊娃·寇斯限量发行了1500本库切的短篇小说《西班牙的房子》（A House in Spain）双语版，以礼品的方式赠送给朋友和熟人，这再次表明库切与其荷兰出版商之间的诚挚情谊。9
2004年1月15日，库切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一个女人年华老去》（As a Woman Grows Older）的故事，这个故事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为主人公，但并未收入2003年出版的同名小说。2008年，伊娃·寇斯出版了由彼得·伯格斯马（Peter Bergsma）翻译的荷兰语版，以及荷兰语版的《在大门口》，也就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最后一节。
库切还继续在《纽约书评》上发表关于作家和书籍的真知灼见。《内心活动》（2007）收录了他在2000年至2005年间发表的作品，还包括发表在其他地方的文章，德里克·阿特里奇为该书撰写了导言。
阿特里奇在导言中指出，在后期的作品中，库切经常将小说和非小说融合在一起，特别是通过虚构的澳大利亚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来谈论时事。这一做法将所有言论都归于他笔下的人物，但在文学评论中，库切自己直接表达观点，以创造性的眼光看待其他作者，在一种超然的注视中，流露出自己的信念、观点和信仰。
在阿特里奇看来，库切在文章中谈到的最重要的主题是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审美和色情之间的连续性、作家的责任、小说在伦理方面的潜力、文学的地位和目的以及它给作家带来的相应乐趣与挑战。阿特里奇指出库切的小说与自传都表达了相同的主题，证明了“他对艺术家职责的认识具有整体性和一贯性”。10库切作为小说家和批评家这两个身份之间不存在二元对立：两种活动背后是同一种推动力。
库切特别感兴趣的作家有：伊塔洛·斯维沃（Italo Svevo）、罗伯特·瓦尔泽、罗伯特·穆齐尔、瓦尔特·本雅明、布鲁诺·舒尔茨、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以及山多尔·马劳伊（Sándor Márai）。这些作家都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其中一些死于纳粹集中营。阿特里奇写道：“这组随笔所叙述的，是一个处于痛苦过渡期的欧洲，以及一批文学作品，这批文学作品的原创性被认为是艺术家对这场深刻变化的必要反应。”11阅读这些文章，读者无时无刻不为库切敏锐的洞察力和阐释的惊人效果所折服。他指出，与罗伯特·瓦尔泽的散文相呼应的是卡夫卡“那简明的句法安排、把高尚与平庸随便并置的手法和可怖地令人信服的似是而非的逻辑”12。这些元素在库切的作品中也都可以找到。在罗伯特·穆齐尔对其所处时代的回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库切与可鄙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关系，他在这一政权统治下度过了大半生：“穆齐尔的作品，从开始到最后，都只是一部作品：以逐渐演进的方式记录一个具有超凡敏锐感受力的男人与他所属的时代之间的对抗，那时代被他尖刻地但也正确地称为’受诅咒的’。”13他认为迈克尔·霍夫曼（Michael Hof- mann）翻译的约瑟夫·罗特太过英国化，使用的单词和表达会使美国读者感到困扰。库切呼吁使用较为中立的翻译：“就像必要时应译成译者运用得最生动的英语方言一样，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使用方言时应尽可能做到语言上中立，使大西洋两岸读者都能接受。”14以上评论再度显示了库切对翻译工作的兴趣。
《内心活动》中的第二组作家来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如保罗·策兰、君特·格拉斯、W.G.塞巴尔德和雨果·克劳斯。阿特里奇认为，虽然欧洲最近的黑暗历史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参照点，在第二组作家中更难以辨别出一个固定的模式。在W.G.塞巴尔德的作品中，库切发现了“穿越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之间的边境，甚至可以说熟视无睹了”15，这也是库切自己小说的趋势。尽管对约瑟夫·罗特的英译者持保留态度，他高度评价了保罗·策兰翻译的俄罗斯诗人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是一次异乎寻常的行为，也即进入另一个诗人的角色”16，这一评论同样适用于库切自己精心翻译的《煤气修理工叙事曲》。
在书的后半部分，库切主要关注了英美两国的作家，如格雷厄姆·格林、塞缪尔·贝克特、惠特曼、威廉·福克纳、亨利·米勒以及菲利普·罗斯。谈到索尔·贝娄时，库切表示，他的部分作品没有指出谁应该引起读者的共鸣，不清楚谁是受害者，谁又是迫害者。缺少作者发出的“道德领域的指引”17是库切和贝娄的共同之处，就像他认为菲利普·罗斯的作品中虚构和现实相互作用，《反美阴谋》织出了他的《夏日》的经线和纬线。他归纳的塞缪尔·贝克特的短篇小说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如果不能说完全是，也适用于《内陆深处》和《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这是一个要么空间逼仄要么荒凉不毛的世界，居住着不合群的、实际上是厌恶人类的独白者，他们无助地想终结他们的独白；他们是一些撑着衰弱的身体和不眠的头脑的流浪者，被罚去踩炼狱的踏车，反复排练西方哲学的伟大主题。”18库切认为贝克特的散文具有“难以忘怀的词语之美”，有一种向形而上的意识逐步靠拢的趋势，接下来对贝克特的描述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用于描述他自己的作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和《凶年纪事》这样后期的作品除外）：
贝克特是一位着迷于这样一种人生观的艺术家，这种人生观认为人生没有安慰或尊严或高尚的承诺，在它面前我们唯一的责任——难以言明且难以实现，但毕竟是一个责任——是不对我们自己撒谎。他正是以具有勃勃生机的力量和细致入微的才智的语言来表达这种人生观，而使自己成为20世纪一位散文文体大家。19
选集最后讨论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具体作品，他们是纳丁·戈迪默、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V.S.奈保尔。和库切一样，奈保尔从殖民地来到英国。“接受的殖民地教育，按大都会标准，是滑稽过时的。然而，正是这种教育使他们成为是一种在’母’国已衰微的文化的受托人。”20库切继续写道，“没有幻想的才能；他只有一个在微不足道的西班牙港的童年可供利用，没有什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记忆（这正是特立尼达令他失望之处，也是特立尼达背后的印度令他失望之处）；他似乎没有题材。他要等到数十年辛苦写作之后，才终于像普鲁斯特那样明白到他一直都是知道他的真正题材的，而他的题材就是他自己——他自己和他作为一个在一种不属于他（他被告知）和没有历史（他被告知）的文化中成长的殖民地人想在世间找到一条出路所作的一切努力。”21既然没有良好的条件，他必须自己在世界上闯出一条路来。
纳丁·戈迪默的小说《偶然相识》（The Pickup，2001）中，主人公朱莉·萨默斯离开南非与阿拉伯情人在中东团聚。库切评论道：“最主要的是朱莉厌倦南非，这种厌倦尽管发生在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子身上似乎很难以置信，但是发生在戈迪默那一代某个人身上却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厌倦于一个具有数百年剥削和暴力和令人心寒的贫富悬殊之历史的国家每天对他们的道德良心提出的要求。”22库切想知道，像戈迪默这样出生在殖民后期社会的作家拥有怎样的历史语境来发挥一个作家的作用。他的回答不但含蓄批评了戈迪默，字里行间也表现出自己的境况：
她本人一生著作的伦理框架，根植于20世纪50年代，这时种族隔离的铁幕正落下，而也是在这时，她首次阅读让-保罗·萨特和阿尔及利亚出生的加缪的作品。在这种阅读的影响下，她担当了南非命运的目击者的角色。“作家的功能，”萨特写道，“是以这样的方式行动，也即谁也不能对世界视若无睹，谁也不能说他与世界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戈迪默在接下来的30年间所写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其人物，主要是南非白人，都生活在萨特所指的不诚实中，骗自己说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她自定的任务是把真实世界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粉碎他们的谎言。
现实主义小说的核心是幻灭这个主题。在《堂吉诃德》结尾，出发去纠正世界的错误的主人公，悲伤地回家，意识到他不仅不是英雄，而且现在这个世界已变成没有英雄了。戈迪默作为一位剥光一般幻想之衣服和撕掉殖民地不诚实之面具的作家，是塞万提斯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在那个传统里，她得以颇令人满意地作业至20世纪70年代末，然后她明白到，对南非黑人——而她是南非黑人的斗争的历史见证者——来说，左拉这个名字，更不要说普鲁斯特，是没有意义的；明白到她太欧洲化了，她在那些对她最重要的人眼中根本不重要。她这个时期的随笔表明她正没有结果地在一个问题的泥潭中挣扎，这就是为一个民族写作——为他们而写和代他们写，以及被他们读——意味着什么。
随着种族隔离的结束，随着曾经在种族隔离统治下以其紧迫性遮盖所有文化事务的意识形态的放松，戈迪默亦从自寻烦恼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她在新世纪出版的小说，显示一种令人欣喜的就绪状态，随时准备描写世界的新场所和新感觉。我们能感到，如果这些作品与她重要时期的作品相比显得有点儿无实体，有点儿粗略，如果体现在她最佳作品中的对真实世界的肌理的全力刻画如今只是间歇性地表露，如果她有时满足于向她要表达的意思打打手势而不是用文字确切地突显出来，那也是因为她觉得她已经证明自己了，不需要再表演那些大力士式的重活。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