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纽约的概念源于说唱乐。我想象中的纽约，人们当街互 相交火，杀人可以不偿命;街上没什么行人，只有开着跑车寻找夜 总会和寻机施暴的车匪。我对这样疯狂的地方一点都不向往。因 为在自己家乡，我已经经历得够多了。
飞机在k尼迪国际机场降落时，天已经黑了。时间是下午四 点半。我问塔姆巴博士，这个国家为什么天黑得这么早。“因为 现在是冬天，”他说。“哦!”我点点头，但还是不明白。我在莎 士比亚的剧作中读到过“冬天”这个词，我想我应该再查一下它 的意思。
塔姆巴博士拿着护照，跟移民局打交道的事都由他包办。我 们拿着行李朝自动门走去。我想可能不应该这样冒险上街，但塔 姆巴博士已经出去了。我和巴阿一出门，迎面吹来一阵刺骨的寒 风。我身上的皮肤收紧，脸上没了感觉，耳朵好像冻掉了；手指冻 得生疼，上下牙齿直打架。寒风吹透了我的夏裤和T恤，好像跟没穿衣服一样。我跑回航站楼，浑身发抖。我一生中还从来没经历 过这么冷的天气。这种地方，人怎么能生存？我一边想，一边搓着 双手，四下里蹦跳着取暖。巴阿和塔姆巴博士站在楼外，他抱着双 臂，抖得控制不住。不知为何塔姆巴博士有一件茄克，我和巴阿却 没有。我在楼内等候，塔姆巴博士招来一辆出租车，我跑出来钻进 车内，迅速关上车门。天上落下来一些白白的小东西，积在地上。 我心里想，天上掉下来的白东西是什么呢？塔姆巴博士手里拿着 一张字条读了读，告诉司机我们要去的地方。
“这是你们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来吗？你们喜欢漂亮的雪花 吗?”出租司机问道。
“是的，我们这是第一次来。”塔姆巴博士回答，一边忙着把 我们的证件收拾好。我以前从未听到过“雪”这个词。塞拉利昂 是没有这东西的。但我以前看过关于圣诞节的电影，其中就有这 种蓬松的白色东西。我想，莫非这里天天都过圣诞节。
我们进城的时候，高耸入云的大楼看上去都像被人放了火似 的。从远处看，有的大楼像用彩灯建造的。全城灯火通明，我感到 目不睱接。在弗里敦，我自以为见识到高楼大厦，但这里的楼已经 不能用高来形容了，而是刺破天空。大街上汽车太多，即使在红灯 亮的时候都在不耐烦地鸣着笛。随即，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人在走， 我揉揉眼睛，发现纽约大街上确有行人。这里并不像别人说的那 么危险。至少现在不是。电灯比家乡的亮，我四处找电线杆，却没 找到。
我们来到四十七街上的范德?基尔特青年旅社，提着行李进 大堂。我们跟着塔姆巴博士来到前台，取到房间钥匙。这是我平 生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而且还有一台电视机，我看了整整一夜。 房间里热得出奇，我把衣服脱了，大汗淋漓地坐在电视机前。两天 后我才得知，房间温度过高是因为暖气打在了最高档。我连温控 器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怎样调低或关掉。我记得自 己还觉得这个国家怪事多：室外冷冰冰，室内热乎乎。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来到自助餐厅，来自二十三个国家的五十 七名儿童正在等候吃早餐，并开始联合国第一届儿童大会。他们 来自黎巴嫩、柬埔寨、科索沃、巴西、挪威、也门、莫桑比克、 巴勒斯坦、危地马拉、美国(纽约)、南非、秘鲁、北爱尔兰、印 度、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拉维等地。我正在寻找巴阿和塔姆巴博 士，一个白种女人把我拉到一边，作自我介绍。
‘‘我叫克里斯滕，来自挪威。”她伸出手来。
“我叫伊斯梅尔，来自塞拉利昂。”我和她握了手。她打开 一个装姓名卡的信封，在我衬衫上挂了一个。她笑着要我排队吃 早餐，然后去找其他还没有领到姓名卡的孩子。我跟在两个孩子 后面，他们的语言很陌生。他们知道要吃什么，我不知道，连那些 厨师做的菜叫什么都不知道。会议期间，我一直没搞清楚，只是点 “同样的一份”，或者看到别人取什么，我也放到盘子里。有时 候，我拿的食品自己很喜欢吃，但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那么回事儿。 我问塔姆巴博士，他是否知道哪里能找到棕榈油炖鱼和米饭、木薯叶、或秋葵汤。他笑着说，“入乡随俗。”
在喝橙汁时，我想，我应该从家乡带一些食品来吃，直到自己 能适应这个国家的饭菜。
吃完早饭，我们在寒风中走了两个街区，来到一座大楼，大多 数的会议都是在这里开的。外面下着雪，我身上穿的是夏裤和长 袖衬衫。我心里对自己说，我可不愿意生活在这么寒冷的菌家，总 要担心鼻子、耳朵、脸被冻掉。
在纽约的第一个上午，我们花几个小时互相了解对方的身 世。有的孩子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会议的，还有的则走了数百 英里到邻国去搭乘飞机。互相之间刚说了几分钟，我们就得知，屋 里的孩子都经历过苦难的童年，有的在会议结束后还要回到那种 生活中去。互相介绍之后，我们围成一圈，由赞助人给我们讲他们 的情况。
大多数赞助人都是非政府组织的雇员，但有一个长了一双明 亮眼睛的矮个子黑发白种女人说，“我是个小说家。”我感到很 惊讶，于是对她非常关注。她用了很多手势，讲话很清晰，每个词 都要解释一番。她说她的名字是劳拉?西姆斯，又介绍了她的共 同赞助人特蕾泽?普莱尔。普莱尔是淡黑色皮肤，相貌像非洲人， 手里拿了一面鼓。没等劳拉讲完话，我就决定去参加她,的研讨 会。她说她会教我们如何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更吸引人。我很好 奇，这个生于纽约的白皮肤女人是怎样成为小说家的。
那天早晨，劳拉不停地朝我和巴阿看。没想到她已经注意到我们只穿了非洲的薄衣裤，坐在暧气边上，双手抱着瘦弱的身体， 不时地颤抖，好像寒冷已经侵入了骨头。午饭前她走过来问：“你 们有冬装吗?”我们摇摇头。她脸上露出痛心和关切，笑得很僵 硬。那天晚上，她带来冬衣、帽子和手套给我们。我穿了一件厚 厚的绿袍，身体感觉像是膨胀起来。但我很髙兴，因为这样可以在 每天的讨论会之后到市里去玩了。几年后，劳拉又给我一件她自 己的冬装，我不要穿，因为那是件女装。她开玩笑地说，她第一次 见到我时，我寒不择衣，穿女式冬装也不在乎的。
在会议中，我和巴阿跟劳拉和特蕾泽关系拉近了。有时候，劳 拉会讲我小时候听过的故事，让我很惊讶。一个大西洋彼岸的白 皮肤女人从未到过我的家乡，却知道我年幼时我们部族独有的故 事。这让我十分惊讶。后来我认她做了母亲。我经常讲，从善于 讲故事的文化中走出来的我和纽约的小说家母亲生活到一起，不 知是纯属天意还是事出偶然。
第二天，我给弗里敦的叔叔打电话。是阿米娜塔接的。
“你好,我是伊斯梅尔。让叔叔接电话好吗?”我说。
“我去叫他。你两分钟之后打过来。”阿米娜塔挂了电话。 我再次拨通的时候，叔叔接了。
“我在纽约，”我告诉他。
“噢，我应该相信你，因为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你了。”他笑着说。我打开宾馆的窗，让他听听纽约的声音。
“听起来不像弗里敦，”他说。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那边 怎么样啊?”
“冻死人，”我说，他笑起来。
“嘿！这可能是你进人白人世界的开始。好吧，回来给我讲 讲。不行就待在屋里，不要出门。”他讲话时，我好像看到了他家 周围的石子路，闻到了婶婶的花生粥。
每天早晨，我们飞快地踏过积雪，沿街走到会议室去。在那 里，我们把自己的苦难搁在一边，悉心讨论如何解决各国儿童面临 的问题。每当长时间的讨论结束后，我们的眼睛里都闪着希望的 光芒和对幸福的期许。通过讨论如何找到苦难根源并使世人尽 知，我们的苦难仿佛得到了升华。
第二天晚上，我和马拉维来的马多卡沿四十七街往西走，不知 本觉来到时代广场。我们忙于看大楼和人流，突然看到周围灯火 辉煌，大屏幕上正在播出节目。我们相互一视，这地方是多么神 奇。一个屏幕上是身穿内衣的一对男女，我想他们可能是在展示 内衣。马多卡指着那个屏幕大笑。其他屏幕上是音乐录像,屏幕 下方有数字字幕走过。所有东西都快速地闪烁和变化。我们在角 落里站了一会儿，被屏幕迷住了。恋恋不舍地移开目光之后，我们 又沿着百老汇走了几个小时，看橱窗。我感觉不到冷，因为人来人往，灯光闪烁，汽车轰鸣，我被完全吸引住了，如同做梦一般。那天 晚上回到宾馆，我们跟其他孩子讲了所见所闻。从那以后，我们每 天晚上都一起去时代广场。
计划中的观光还没开始，我和马多卡就溜出去看了市里的好 几个地方。我们到过洛克菲勒广场，在那里看到一棵挂满装饰物 的巨型圣诞树，天使石雕像和溜冰的人。他们一圈一圈不停地转， 我和马多卡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乐此不疲。我们还和怀特先生 一起去了世界贸易中心。怀特先生是我们在宾馆认识的一个加拿 大人。一天晚上，我们五十七个人一起乘坐地铁到南街港去，我问 马多卡：“这里为什么人都这么沉默?”他朝车上看看，说：“这跟 家乡的公共交通不一样。”尚萨是这次活动的摄影师，后来我回 到纽约定居，她成为我的阿姨。她把镜头对准我和马多卡，我俩摆 姿势让她拍照。每次出游，我都在心里记下哪些要跟叔叔、兄妹 和穆罕默德讲。我想他们肯定一点都不会相信。
会议的最后一天，来自每个国家的孩子都在联合国经济与社 会理事会就本国及个人经历作简单发言。与会的都是外交官和各 种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身穿西服、打着领带，端正地坐在那 里听我们演讲。我自豪地坐在写着塞拉利昂的名牌后，边听边等 候发言。我有一篇发言稿是在弗里敦由他人写好的，但我决定不 读稿子，讲自己的心里话。我简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对结束战 争的向往——只有这样，成年人才会停止招募童兵。我的开场白是这样讲的：“我来自塞拉利昂。现在影响儿童的问题是战争。 战争迫使我们家破人亡，流落异乡，漫无目的地在森林里游荡。结 果，我们卷入战争冲突，去扛枪打仗，去驮运物资，去完成其他许多 艰难的任务。这一切都是因为饥饿，因为失去了亲人，因为需要安 全感，因为一无所有。我当兵是因为失去了亲人,因为饥饿难耐。 要替死去的家人报仇。要得到食物，要生存下去，加入军队是唯一 的办法。当兵不容易，但我们别无选择。如今，我已改造完毕，所 以大家不要害怕我。我已经不是兵了，我是儿童。我们都是兄弟 姐妹。从我的经历中，我得出的结论是，报仇是无益的。我当兵是 为家人报仇，为了生存。但我意识到，如果我报了仇，就会杀害另 一个人，他的家人也会想报仇，那样的话，你要报仇，我要报仇，他 要报仇，冤仇相报永无尽头……”
所有人发言结束后，我们唱了一首自编的歌，然后又唱其他歌 曲。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跳舞。那天下午极其令人感动，我 们都为即将离别而悲伤，因为我们知道，返回的地方不是和平之 地。我和马多卡搂在一起，随音乐跳起了舞。巴阿和另一组的人 在一起跳。塔姆巴博士坐在观众席上笑，这是他来纽约之后第一 次笑。跳完舞，劳拉把我拉到一边说，我的发言让她很感动。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家印度餐馆，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能吃到 米饭，我感到很高兴。我们吃了很多，互相聊天，交换地址，然后去 了劳拉在东村的家。我很纳闷，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要称为 “村”，跟我所知道的村完全不一样。我们的陪护人没跟过来。
他们回了宾馆。我当时不知道，劳拉的房子会成为我未来的家。 这里的墙上挂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传统纺织品；书架上搁着故事书 和动物雕像;桌子上放着漂亮的异国瓷瓶;还有竹乐器等奇奇怪怪 的东西。这座房子很宽敞，装下我们所有五十七人也绰绰有余。 一开始，我们坐在劳拉的客厅里，围成一圈讲故事，然后跳舞一直 到深夜。那是在纽约的最后一夜，这所房子是最恰当的场所。因 为它像我们这群人一样有趣，一样拥有许多神奇的故事。每个人 都感到惬意，每个人都能从中发现一些自己家乡的东西。在这所 房子里，就像我们已离开纽约，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第二天晚上，劳拉和尚萨陪我、巴阿和塔姆巴博士去机场。 一开始我们在车里都很安静，但不一会儿，除塔姆巴博士之外，我 们所有人都哭起来。在候机楼互相拥抱道别的时候，我们哭得更 厉害了。劳拉和尚萨给我们留下了地址和电话，便于联系。我们 离开纽约那天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离我的生日还有八 天。在回家的航班上，我仍觉得像是在做梦，一个自己不愿醒来的 梦。我不愿离开，但也很高兴能认识塞拉利昂之外的人。因为我 知道，如果我回家后被杀，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会有人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