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会给家人(包括穆罕默德，他现在跟我们 住在一起)讲那次旅行的故事。每一样东西我都详细描述~停 机坪、机场、飞机、从飞机舷窗看到的云彩。每当想起自己在阿 姆斯特丹机场的自动通道上行走，我心里就有些激动。我从未见 到过如此多的白人，拖着行李来来往往，匆匆忙忙。我告诉他们我 遇到的人，我在纽约见到的高楼，人们在路上如何骂人;我当然会 极力渲染雪，讲解为什么天黑得那么早。
“这真是一次奇异的旅行，”叔叔说。他的话让我觉得好像 这一切都是在我脑子里发生的。
我和穆罕默德又上学了，在圣爱德华中学。我非常高兴。我 回忆起早晨步行上学，回忆起扫芒果叶的声音惊起飞鸟。小鸟尖 声叫着，好像在互相询问这种刺耳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我的学校 里只有一幢小房子，是用土坯建的，铁皮做顶。没有门，没有水泥地板，而且小得容不下所有学生。多数课都是在室外的芒果树萌 下上的。
穆罕默德记起学校缺少课本，我们还要帮老师在他们的地里 种庄稼。老师们已经几年没领到薪水了，只有种地才能活下去。 我讲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已经忘却了当学生是一种什么感觉，坐在 教室里，记笔记，做作业，交朋友，惹恼其他学生。我迫切想回到学 校。但在弗里敦第一天上学时，所有孥生都躲着我们，好像我和穆 罕默德会随时杀人。他们不知从哪里得知我们曾做过童兵。战争 不但让我们失去了童年，至今还给我们留下伤痛，而且这些经历也 给我们的人生留下了污点。
我们去学校的路上总是走得很慢。我喜欢这样，因为这样我 能思考下一步的人生该怎么走。情况不会，比从前更糟，这一点我 有信心，这种想法让我常常面带微笑。我还在逐步适应作为家庭 一员的生活。我还告诉别人说穆罕默德是我的弟弟，这样我就不 需要多作解释。我知道过去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但我不想再提 起，这样我就可以全心投人新的生活。
跟平常一样，我早早起了床，坐在屋后的石板上，等待城市醒 来。那是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城市不是被平常的声音唤 醒，而是被议会大厦周围的枪声惊醒。枪声惊醒了所有人，我和叔 叔、邻居都到了露台上。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可以看 到士兵在帕登巴路上奔跑，军车在监狱前来回奔驰。
整个城市枪声大作，持续了一整天。城里人站在露台上，紧张 得发抖。我和穆罕默德交换了一下眼色：“不会又来了吧。”中 午过后不久，中央监狱被打开，囚犯被释放。出狱的囚犯得到了新 政府发给的枪支。有的直接去了判决他们有罪的法官和律师家 里，见人就杀，见不到人就放火烧房子。其他人和士兵一起抢劫商 店。着火的房屋冒出烟，弥漫在空中，笼罩了整个城市。
有人在电台宣布自己是塞拉利昂新总统。他说自己叫约翰 尼?保罗?克罗马，是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AFRC)的领导人。这 个组织是一帮塞拉利昂军官发起的，推翻了民选总统泰詹?卡 巴。克罗马的英语说得蹩脚，他为政变找的理由更蹩脚。他要大 家返回工作岗位，说局势很平稳。就在他发表讲话的时候，枪声、 士兵愤怒的叫骂声和欢叫声几乎淹没了他的声音。
晚上，电台发出另一则通告，宣布“为了国家的利益”，叛匪 (革命联合阵线)和军队携手驱逐文人政府。前线的叛匪和军队蜂 拥入城。全国陷入混乱。我痛恨发生的一切。我不想再回到从前 的生活中去。我想这一次我可能难逃一劫了。
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和革命联合阵线，合称“武联”，用火箭 筒和炸药炸开银行金库，将钱洗劫一空。有时候，武联拦住行人搜 身，将搜到的东西尽数拿走。他们占领大中学校校园。白天，除了 待在露台上就无事可做。我来到叔叔家之后，他就一直在盖新房， 他决定把房子盖完。我们早晨去，干活到下午，被枪声赶回家，躲到床下。但日复一日，在室外抛头露面越来越危险，流弹击中许多 人。不久，我们停工了。
致装人员强行抢走市内商店和集市上大部分食物，外国进口 食品和全国各地进城的食品被停运。剩下的食品很少，而且要在 混战中寻找。劳拉?西姆斯一直给我寄钱，我攒下一些。我和穆 罕默德决定进市区，去买些木薯粉、沙丁鱼罐头、大米，能找到什 么就买什么。我知道这要冒碰上以前战友的危险，如果他们知道 我已经退出行伍，非把我杀了不可。但那时我不能老待在家里。 我必需搞到食品。
我们听说市里有个秘密市场，开在一所废弃屋子的后院里。 那里向市民出售一些别处买不到的食品。价格是通常价格的两 倍。但这些花销和风险还是值得的。我们一早出门，非常害怕遇 到熟人。看到叛匪或者士兵，我们就低下头匆匆走过去。走到那 里时，小贩刚刚把货摆出来。我们买了些大米、棕榈油，盐和鱼; 刚买完，市场里就挤满了人。人们急匆匆地买下买得起的东西。
我们刚要离开，一辆路虎车呼嗦而来，武装人员没等车停稳就 跳下来。他们冲到平民中间，开枪示警。指挥官手持扩音器，命令 所有人放下食品袋，双手抱头,脸朝下趴到地上。一个妇女慌里慌 张地想跑，被头戴红箍的持枪者击中头部。她尖叫一声，“咚”地 倒在坚硬的地上。这下大家更慌了，四散逃命。我们抓起食品就 逃，躲藏起来，这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
我们跑开后，另一辆路虎车开过来，他们或开枪，或用枪托击打众人的头。我们躲在一堵墙的后面，这墙把市场和大街隔开，然 后沿着临近海湾的一排房屋后面的小路小心地跑。在海湾尽头 处，潮水击打着一艘沉船。我们把货物挟在臂下，跑到大街上，开 始走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在走近市中心的木棉树时，我们看到一 群抗议者跑过，手里举着“停止杀戮”等标语。他们身穿白衣，头 上缠着白布。我们本想不理这帮人，但刚转过街角，一伙持枪的人 朝我们冲来,有的穿军装，有的穿便装，朝人群开枪。我们没法离 开人群，只好混进去。武装人员投掷了催泪弹。一些平民在人行 道上呕吐，鼻子流血。大家都朝基西街跑去。呼吸很困难，我用手 捂住鼻子，鼻子里像灌了辣椒水。我紧紧抓住食品袋，拉着穆罕默 德一起逃，怕在人群中跟他走散了。我脸上淌着泪，眼睛睁不开。 我满腔愤怒，但还是克制住自己，因为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脾 气失控，那样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我心里明白，自己现在是个 平民百姓。
我们和人群一起跑，想突围出去赶紧回家。我嗓子痛起来。 穆罕默德咳嗽咳得脖子上青筋暴露。我们终于逃出来，他把头伸 到公用水泵下冲洗。突然，另一帮人朝我们拼命冲来。原来是士 兵在追赶他们，我们只好拎起食品袋朝前跑。
我们夹在抗议学生当中跑到一条街上，街两旁都是高楼。一 架在空中盘旋的直升机朝人群俯冲下来。我和穆罕默德知道将会 发生什么，跑到最近处的一个排水沟躲进去。直升机降到地面高 度，在离人群约二十五米处，突然旋转横过身来。一名坐在机腹处的士兵用机枪扫射，人们纷纷倒地。剩下的人四散逃命。一分钟 前还舞动着小旗，回荡着口号声的街道，顷刻变成了寂静的坟场， 只有无数新添的冤魂在挣扎。
我和穆罕默德沿小巷朝前跑。前面遇上一道篱笆，正对着一 条大路，路上设置了路障。武装人员在这一区域巡逻。我们在排 水沟里躺了六个小时，等着天黑。晚上逃离死亡的机会要大一些， 因为黑暗里可以看到子弹的红色轨迹。还有别的人跟我们在一 起。一个穿蓝色T恤的学生，满脸是汗，每过一会儿就用衬衫擦 脸。一个年轻妇女，可能只有二十多岁，坐在地上，头埋到双膝间， 全身发抖。还有一个长胡子的男人倚墙而坐，用手抱着头,衬衫上 沾满了别人的血。我感到非常沮丧，但不像这些人那样害怕，他们 从来没经历过战争。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经历，看着他们的样子真 让人伤心。我希望叔叔不会为我们过分担心。又传来一阵枪响， 催泪弹的烟雾飘过来。我们捂住鼻子，直到气体被风吹散。夜晚 迟迟不来，我们像是在等待世界末日。但黑夜毕竟还是会来的。 天黑后，我们猫着腰躲在屋后，跳过篱笆，一路跑回家。
叔叔正坐在露台上，满脸泪水。我打招呼时，他像见到鬼一样 跳起来。他拥抱了我们很长时间，说再也不要我们进市里了。但 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要想搞到食物，就只能出去。
此后的五个月中，枪声没停止过。枪声成为城市的新景观。 早晨，各家各户坐在露台上，紧紧抱着孩子，盯着市里的街道。街 上成帮结伙的持枪人员四处游荡，肆意抢劫、强奸、杀人。每当枪声密集时，母亲们就会搂住孩子。多数人吃的是水泡生米加糖， 或木薯粉加盐，每天收听收音机，希望能得到一些好消息。有时白 天会从房子上冒起几大股浓烟，那是武装分子放的火。我们能听 到他们对着燃烧的房屋兴奋的笑声。1天晚上，离叔叔家不远的 一个邻居收听非法电台广播，广播中谴责新政府对平民犯下的罪 行。几分钟后，一辆载满士兵的卡车停在他家门前，把他和妻子、 两个大儿子拖出来枪杀，把尸体踢进了排水沟。看到这一暴行，叔 叔恶心得吐了。
最初几个星期，人们都吓得不敢外出。但不久之后，大家对枪 声和暴行就习以为常了。人们不顾被流弹击中的危险，开始每天 四处去寻找食物。小孩子玩游戏，互相猜枪声是AK_ 47、G3、火 箭筒还是机枪。我多数时间和穆罕默德坐在门外的石板上，两人 都不爱说话。我心里想，自己为躲避战争跑了这么远，还是未能避 开。在这里，再也无处可去了。
我和身居纽约的劳拉失去联系长达五个月。之前，我和她时 常通信。她告诉我她在做什么事情，让我多保重。她的信是从世 界各地寄来的，因为她在那些地方有讲故事的项目。最近我每天 都打对方付费电话给她，但都没打通。塞拉利昂的国家电话公司 塞拉电信已经不通了。我每天都和叔叔、兄妹们坐在露台上，远 望市区。我们已经不听讲故事的磁带了，因为天黑之前就开始宵 禁。叔叔的笑声越来越少，叹气声越来越多。我们一直盼望情况 会发生变化，但却越变越糟。
叔叔病倒了。一天早晨我们坐在露台上，他说自己感觉不舒 服。晚上他开始发烧，躺在屋里哼哼。我和阿里到附近店里买了 药回来，但他几天持续高烧。萨莱婶婶逼他吃饭，但每次刚喂完， 就会吐出来。医院和药店都停止了营业。我们在市里到处找医生 或护士，但还没逃走的人都不愿意出门，生怕再也回不了家。一天I
晚上我坐在叔叔身边给他擦额头，他一下子从床上掉下来。我把 他托起来，把头放在腿上。他的颧骨在圆脸盘上很突出。我从他 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已经失去了希望。我求他不要离开我们。 他想说点什么，但双唇停止了抖动。叔叔走了，我抱着他，心里想 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诉婶婶。婶婶正在厨房里给他烧开水，她过了 一会儿走进屋里，热水壶落在地上，溅了我俩一身。她不愿相信自 己的丈夫已经死去。我还抱着叔叔，脸上流着泪。全身都已麻木， 坐在那里动弹不了。穆罕默德和阿里进来，把叔叔从我身上抬走， 放到床上。几分钟后,我才站起来。我走到屋后，用拳拼命捶打那 棵芒果树，直到穆罕默德把我拉走。对我来说，重要的东西总是会 失去。
我的兄妹们都在哭，在问：现在谁来照管我们？这事为什么 要发生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
市区枪声不断。
叔叔第二天早晨就下葬了。虽然一片混乱，但还是有很多人 来给他送葬。我走在棺材后面，每走一步都觉得心里很痛。我和兄妹们还有穆罕默德手拉着手。婶婶想来墓园，但刚要出门就倒 在地上。在墓园里，伊玛目诵读了几段经文，叔叔被放入坑穴，埋 上土。人们很快四散讨生活去了。我和穆罕默德留下来，坐在叔 叔墓前跟他说话。我告诉他，很抱歉，没能帮他找来医生，希望他 知道我非常爱他，希望他能活着看到我长大成人。说完后,我用手 摸着土堆，无声地哭泣。我一直在哭，不知在墓园待了多长时间。 天已经晚了，宵禁即将开始。我和穆罕默德飞速跑回家。再晚些， 士兵就该朝你开枪了。
叔叔下葬几天后，我终于给劳拉打通了电话。我问她,如果我 能去纽约，能否和她待在一起。她说，行。
“不是这样的。我想让你好好想想。如果我去了纽约，我能 住在你家和你一起生活吗?”我又问。
“是的，”她又说。我告诉她“我会把这个计划具体化”，等 我到科纳克里之后再给她打电话。科纳克里是几内亚首都，是当 时邻国中唯一一个保持和平的，也是塞拉利昂的唯一出口。我必 须离开，如果我在弗里敦再待下去，可能又会去当兵,如果拒绝的 话，以前的战友就会杀死我。有些跟我一起接受改造的朋友已经 重新入伍了。
叔叔去世后的第七天早晨，我早早离开了弗里敦。除了穆罕 默德，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要走的事。等婶婶伤心过去之后,穆罕默 德再把这事转告她。自从叔叔去世，婶婶就开始绝世独居，不与任何人交往。我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离开的，当时天还不太 亮。宵禁尚未解除，但我必须趁太阳升起之前出城。这个时间走 路安全些，因为那些武装人员在打瞌睡，夜幕下从远处不容易看到 我。寂静的城里回响着枪声，晨风吹在脸上有些寒冷。空气中有 腐尸的臭气和火药味。我跟穆罕默德握手告别。“我到后会告诉 你我跟他说。他拍拍我肩膀，没说话。
我只带了一个脏乎乎的小包，装了几件衣服。带着大包或显 眼的包走路是很危险的，武装人员会以为你带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可能朝你开枪。我融入黎明前的黑夜，将穆罕默德一个人留在露 台上，我有些担心。这场面对我太熟悉了。我在一根电线杆边上 停下来，用力喘口气，朝空中狠狠地打了几拳。我心想，必须想办 法出去，如果不行，就只能回军队了。我不愿意走那条路。我匆匆 走近排水沟躲起来，只听一辆汽车开过。街上只有我一个平民在 走，有时我要通过哨卡，必须从排水沟里爬过去或从屋后躲着走。 我安全地来到城市边_一个废弃的公交车站。我浑身是汗，眼皮 在跳，朝四周看一看。这里有不少男人，看上去都有三十多岁，还 有女人，有几家带着五六岁的孩子。他们在破墙下站成一排。有 的手里提着包袱，有的拉着孩子的手。
我走到队伍后面，蹲下身去,摸摸右脚下，袜子里的钱还在。 我前面的人一直在自言自语，离开墙又回来，往返多次。这让我更 紧张了。静静地等了几分钟，一个站在队伍中的男子声称自己是 司机，让大家跟他走。我们走进废车站，走过坍塌的水泥墙进人一片空地，在这里上了一辆大巴。大巴全身涂成黑色，连轮圈也是黑 的，跟黑夜融为一体。大巴黑灯瞎火地慢慢驶出车站，从小路开出 城。这条路已弃用多年，汽车像是在丛林中走，树叶和树枝重重地 敲打着车身。车在黑暗中跑了彳夜，直到太阳初升。有一次我们 要过一座小山，不得不下车跟在车后面走。没有一个人说话，个个 都吓得紧绷着脸，因为我们还没安全离开市区。我们回到车上，一 个小时后，我们在一座旧桥边上下车。
我们给司机付了车费，每次两个人通过生锈的桥，然后又走了 一整天来到一个地方，等候男一辆第二天早晨到达的汽车。这是 走出弗里敦的唯一办法，否则就会被新政权的武装人员打死。因 为他们不愿让人离城而去。
路口大约有三十人。大家坐在林边的地上，等了一整夜。没 有一个人跟别人搭话。我们知道，还没有完全逃离战乱。父亲跟 孩子说话时要贴近耳边，生怕发出声音。有的盯着地面，有的在玩 石子。微风中传来微弱的枪声。我坐在排水沟沿上，嘴里嚼着从 塑料袋里拿出来的生米。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因战争而逃亡？如 果汽车不来怎么办？这条唯一的出境线路是弗里敦的一个邻居告 诉我的。到现在为止，还算安全，但我很担心，因为我知道，在这种 情況下，形势会急转直下。
我把生米放回袋里，沿着土路去找个坐着过夜的地方。有些 人睡在车站旁的树丛里。这样如果汽车晚上开过来，他们就可以 听到。有的人走得远一些，在树枝交错的李子树下清理出一块睡觉的地方。他们把干树叶用手推到一边，在地上拢起一堆新鲜树 叶做枕头。有一个人用树枝扎了一把扫帚，轻而易举地把树叶扫 到一旁。我跳过水沟找棵树倚着坐下，整夜都在想叔叔、父亲、 兄弟、朋友。为什么他们一个个地死去，而我却还活着？我沿着 路走来走去，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怒火。
早晨，人们站起来拍打身上的尘土。几个男人借着露水洗把 脸。他们摇晃小树的枝叶，把水珠抹到脸上和头上。又焦急地等 待了几个小时，终于听到引擎突突地响着沿路开过来。我们不确 定是不是这辆车，所以把包裹收拾起来，藏进路边的树丛中。隆隆 的引擎声越来越响，终于可以看到汽车了。所有人都从藏身处跑 出来，呼喊着让汽车停下。我们迅速挤进车里，车马上就开动了。 售票员走过来收车费。我交了半价，因为我还未满十八岁，但那个 时期半价也比和平时期的全票还贵。我从车窗看着树木一棵棵向 后闪过。后来汽车慢下来，树木变成了端着步枪的士兵，枪口对着 路面和汽车。他们命令所有人下车，然后走过一道路障。我四处 张望,发现树林里还有许多持枪和榴弹发射器的人。我观察他们 的队形，差点撞在一个朝汽车走去的士兵身上。他用充血的眼睛 盯着我，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我可以要你的命，杀了白杀。” 这种表情我很熟悉。
他们搜查了汽车，没人知道为什么。几分钟后大家又上了 车。车慢慢地开动，我目送那道路障出了视野，想起过去经常袭击 这种路障。在记忆把我带回过去之前，我就将它从脑子里驱除了。路障一个接一个，每一处的士兵表现各不相同。有的要钱，即 使旅客证件齐全。如果拒绝，就要冒被遺送回市区的危险。如果 没有钱，士兵就把手表、珠宝或其他值钱的东西拿走。每次碰到 关卡，我都默默地祈祷，希望这样能帮我顺利通过。
下午四点左右，汽车到达终点站坎比亚镇。从离开城市之后， 我第一次见到有些旅客的脸上松弛了一些。但很快，我们的脸又 紧张起来，因为移民官也要我们交钱才能过境，大家都抱怨着，手 伸进袜子、裤兜、头巾里掏出剩下的钱。一个带着两个七岁孩子 的妇女向军官哀求，她需要钱在科纳克里喂养孩子。那人伸开着 手,冲她嚷嚷,叫她滚一边去。塞拉利昂入竟伸手向因战争而逃难 的人要钱，真让我憎恶。这不是趁火打劫嘛！离开这个国家,为什 么还要付钱？我只是心里想想，但不敢去争吵。我不得不交钱了 事。移民官要三百利昂，才给在护照上盖一个离境章。这笔钱相 当于两个月的薪水。
护照一盖章，我立即越过边境进入几内亚。到首都科纳克里 还有五十英里路，我加快脚步，去赶一辆去首都的汽车。我以前压 根儿没想过，我在几内亚一种语言也不通。我有些担心，但能活着 走出国门，心情已经轻松多了。
要乘到科纳克里去的汽车，必须通过几内亚士兵设置的哨 卡。哨卡周围有人兜售几内亚货币，汇率由他们随意定。我以为 士兵会查禁外汇黑市交易，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我换汇后朝哨卡走去。边境上士兵群集，他们根本不会讲英语，或装作不懂英 语。他们端着枪，摆出准备射击的姿式，好像随时会有情况发生。 我避开他们的目光，担心他们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曾有过当兵打 仗的经历。
我必须经过一幢褐色的木房子才能上汽车。房子里有士兵在 检査包裹，检查通过后再出来把证件交给军官。我走进木屋,士兵 把我的包裹撕开，里面的东西全撒落在地上。东西没几件，重新包 起来也不费事：两件衬衫、两件内衣和三条长裤。
我从木屋中走出来,感到所有的士兵都在盯住我看。证件要 交给谁呢？桌子有好多，我不知道应该去哪一张。士兵全副武装 坐在芒果^[下，有的用背带把枪吊在椅子上,有的支.在桌子上，枪 口对着木屋。这样可以让人心里紧张，好乖乖地把钱交出来。
坐在这排桌子最远端的士兵嘴上叼着一根烟，招手让我过 去。他伸手要我的护照。我把护照交给他，没看他的脸。士兵说 的话我听不懂。他把我的护照放到胸前口袋里，把雪茄烟从嘴里 拿出来，双手放到桌上，严肃地看着我。我朝下看，但士兵托起我 的下巴。又检查了一遍我的护照。他的眼睛红红的，冷笑两声。 双手抱在胸前，身体往后靠到椅子上，盯着我。我微笑一下，士兵 大笑。他说了几句话，又把手放到桌子上。这一次他脸上的笑消 失了。我拿出一些钱放在他手里。他把我的护照从口袋里抽出 来，挥挥手让我过关。他拿起钱嗅了嗔，装进自己口袋里。
过关后有许多汽车，我搞不清哪一辆是去科纳克里的。我找人问路，但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我的话。法语我只会说一句“你好”。这句话没有什么用。
就在我茫然无措地寻找去首都的汽车的时候，碰上一个过 路人。
uWatck sussai you dae go，”那人用克里奥语说。
uMe na sorry，sir，” 我回答。“ f/oxt; de body，” 我一边跟这陌生人握手一边说。
uMe body fine en voaitin you dae do nay a so me pekin ? ”
那人问我。
我告诉他我正在找去科纳克里的汽车。他说他跟我同路。汽 车上挤满了人，路上大部分时间我都站着。通往首都五十多英里 的路上，哨卡不少于十五个，而且士兵个个凶神恶煞。每个关卡都 是一个模样。路旁停放着吉普车，车上架着枪。一条铁杠横挡在 公路上，两边是排水沟,两名士兵一边站一个。右边有士兵坐在柏 油帆布搭的棚子里。棚子里有几个隔间，士兵在里面搜查过路 人。他们为所有塞拉利昂人定了统一价格，付不起钱的会被赶下 车去。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人赶回边境的另一边。那个跟我一起 上车的人帮了忙，省了几个关卡的过关费。很多士兵以为我是那 人的儿子，所以没检查我的证件，只查验他的，又收了他两个人的 钱。我想他没发现;他一心想到科纳克里去，钱对他来说似乎不成 问题。在一个关卡处，我被士兵带进屋内,脱掉衣服。开始我不想 脱，但看到有个人被踢倒在地，衣裤全被撕破。一个士兵把我的腰带拿走了，腰带扣上有个狮子头，是我的心爱物。我一只手提着裤 子跑回车上。我咬紧牙关，握紧拳头，压下心中的怒火。
’通过最后一个关卡时，一个士兵要我双手抱头，让他搜查。我 一抬手，裤子掉了下去，有些乘客笑起来。那个士兵帮我提上裤 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鞋带帮我扎住裤腰。系好裤子后，他把手伸 进我的口袋里，掏出我的护照，翻了翻，又还给我。我排在队伍后 面等候盖入境章，气得身上发抖，但我明白，要想去科纳克里，就必 须克制住自己。我听到有人说人境费折合三百利昂。我手上只剩 一百利昂了，还有余下的旅程要走。我心里想这怎么办？白走了 这么远的路。现在即使想返回弗里敦钱也不够了。泪水涌入眼眶 里。我很紧张，但又没有什么办法。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一个 刚盖好章的男人拿了好多包要绕过关卡重新上车，不小心把两个 包弄掉了。我稍犹豫了一下，但决定冒险一搏。我走出队伍，捡起 两个包，跟在他身后上了汽车。我坐到后排，蜷缩着身体，偷看一 下那些士兵是否朝我这边看。直到所有人都重新回到车上，那些 士兵也没来找我。汽车慢慢地开动了，速度越来越快。这样我成 了非法入境，我知道将来肯定会有麻烦。
汽车驶向科纳克里，我担心起来，因为我不知道到达后该怎么 办。我听说过塞拉利昂大使允许难民临时睡在大使馆的院子里， 但我连大使馆在哪里都不知道。我身边坐着一个富拉尼人，名叫 雅罗，说他曾在弗里敦生活过。我们聊的是战争给国家带来的破 坏。后来他把电话号码给了我，说在城里有事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想告诉他我无处可去，但还没来得及鼓起勇气，他就下了车。我 在汽车周围找碰到的那个塞拉利昂人,但没能找到。几分钟后，汽 车停在一个大站，这里是终点站。我下了车，看到人们一个个出了 站。我叹口气，手抱着头，走到长凳那儿坐下。我双手捂着脸，对 自己说：“总不能在这里坐一夜吧。”
出租车很多，到站的人都乘车离开了。我不想让自己显得像 个迷路的外国人，于是我也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说了几句法 语。我知道他问我要去哪里，我对他说：“塞拉利昂领事馆， m——大使馆。”我从车窗望出去，路边的电线杆上耷拉着几盏 路灯;这些路灯似乎比月亮要亮一些。出租车在大使馆门前停下， 司机指着绿、白、蓝三色旗给我看，确认我找对了地方。我点点 头，付了车费。下车后，大使馆门口的士兵用克里奥语要我出示护 照。我拿出护照给他们看，他们让我进了院子。
院内有五十多人，这些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处境。大多数人 都露天躺在院子里的席子上，行李包裹放在一边。其他人正在从 行李中往外取席子。我想这些人只是晚上睡在这里，白天会出 去。我找了个角落，倚着墙坐在地上，喘得厉害。看到这些人，让 我想起当年逃难时走过的几个村子。我很担心，第二天会陷入怎 样的乱局。尽管如此，能逃离弗里敦，已属万幸，用不着担心再当 童兵。这让我感到些许安慰。我从袋子里掏出剩下的生米嚼起 来。离我几步远，有个女人跟两个孩子坐在一起，一男一女，不会 超过七岁。她给孩子讲故事，声音压得很低，怕打扰别人。看到她夸张的手势，我的思绪把我带回到小时候听的一个故事。
那是个晚上，我们坐在炉边，一边伸出手烤火，一边听故事，看 月亮和星星隐没云间。黑夜中红红的炭火照莫了我们的脸庞，缕 缕青烟升人空中。我一个朋友的外公瑟塞大爷那天晚上给我们讲 了很多故事，但在讲最后一个故事之前，他反复强调：“这个故事 很重要。”他清了清嗓子，娓娓道来：“有一个猎人到林中去打猴子。他刚搜索了几分钟，就发现 一只猴子懒洋洋地坐在低矮的树枝上。他踩着干树叶走过去，虽 然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猴子却并不搭理他。他走到近处，藏在一 棵树后，猴子已豁然在目。他端起枪瞄准，刚要扣扳机，猴子说话 了： ‘你要是开枪，死你妈;不开枪，死你爸。，猴子说完又原样躺 下，吃起了东西，不时地搔搔头，摸摸肚皮。
“如果你是那个猎人，你会怎么办?”
在我们村，人们每年都把这个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一遍。讲故 事的人通常年事已高，讲到煞尾处，会当着父母的面把这个无法回 答的问题拋给孩子，要求在场的每一个孩子说出自己的答案。每 到这个时候，轮到我回答时，我总是对讲故事的人说，让我好好想 想。这当然算不上是一个好的答案。
故事会结束以后，我和伙伴们——六至十二岁的所有孩 子一就绞尽脑汁，想出几个办法，能让父母有一个活下来。没有 正确的答案。如果你饶过猴子，会有人死;如果你杀死猴子，也会有人死。
那天晚上，有一个答案我们一致同意，但立刻遭到否决。我们 告诉瑟塞大爷说，如果我们是猎人，压根儿就不会去猎杀猴子。我 们说：“还有其他动物可以打，比如说鹿。”
“这个答案不行，”他说。“我们的假设是猎人已经举起了 枪，他必须做出决断。”他把可乐果打碎，笑了笑，拿起一片放到 嘴里。
我七岁时找到了一个答案，对我来说，这个答案是有道理的。 但我怕母亲听了会伤心，所以从未跟别人说起过。如果我是猎人， 我必定开枪杀死那只猴子。这样的话它就再也不可能把其他猎人置于同样的困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