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让我陪她去卖房子。我的家人当时住的镇子离巴兰基亚很远。那天早上，她赶过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找我，四处打听。知情人指点她去世界书店或附近的咖啡馆找找，我一天去那边两次，和作家朋友们谈天说地。那人嘱咐她：“千万小心，那帮人疯得厉害。”十二点整，她迈着轻快的脚步，从码放着书的桌子间走过，出现在我面前，一脸坏笑地看着我，这笑让人想起她昔日的美好时光。在她说出“我是你妈妈”之前，我都没反应过来。
她变了，乍一看，都认不出来。妈妈四十五岁，将近十年怀胎，至少十年哺乳，生养了十一个儿女，早早地便已是满头银丝。她刚戴上老花镜，眼睛看上去大了一圈，眼神更显讶异。她身着重孝，为她的母亲服丧，尽管如此，她仍保持着婚纱照上的古典美，又添了成熟女人的韵致。拥抱前，她用她一贯郑重其事的口吻对我说：“我想请你陪我去卖房子。”
不用说哪栋房子、位于何处，这世上只有一栋房子属于我们：那座位于阿拉卡塔卡的外公外婆的老宅。我有幸在那儿出生，然而八岁起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念了三年大学，刚从法律系辍学，我的时间净用在读书（抓到什么读什么）和背书（背诵绝无仅有的西班牙黄金世纪诗歌）上了，借阅的译作已足以让我掌握小说创作的技巧。我在报纸增刊上发表了六个短篇，赢得了好友们的赞誉和一些评论家的关注。下个月，我就满二十三岁了。我逃过兵役，得过两次淋病，义无反顾地每天抽六十根劣质香烟，在哥伦比亚的沿加勒比海城市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游荡，为《先驱报》撰写每日专栏赚取聊胜于无的稿酬，天黑了，就随便在哪儿凑合一夜。前途一抹黑，生活一团糟，我还嫌不够，居然要跟一帮形影不离的朋友创办一本胆大妄为、穷途末路的杂志，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已经为此筹划了三年。我还有什么指望？
并非品位独到，而是因为囊中羞涩，我领先于潮流二十年：胡须如野草，头发似鸡窝，身穿牛仔裤和花里胡哨的衬衫，脚上是一双朝圣者的凉鞋。那时，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在黑灯瞎火的电影院里对别人说：“可怜的加比托没救了。”她不知道我就在附近。所以，当妈妈让我陪她去卖房子，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她。她说路费不够，我碍于面子，说我会出自己那一份。
靠报社，没法儿解决路费问题。每日专栏三比索，要是人手不够，写篇社论四比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想去预支薪水，经理说我早已债台高筑，欠了五十多比索。那个下午，我做了一件朋友们谁也做不出的事。我在书店旁的哥伦比亚咖啡馆门前堵住了书店老板，年长的加泰罗尼亚学者堂拉蒙·宾耶斯，向他借十比索。可他身上只有六比索。
当然，妈妈和我都没想到，这趟短暂、单纯的两日之旅对我来讲意义重大，纵使长命百岁，埋首笔耕，也无法言尽。如今，我已七十五岁出头。我知道，那是我作家生涯，即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决定。
从出生到少年时代，记忆关注未来，忽视过去。因此，我那时对故乡的记忆才会一如往昔，未被乡愁理想化。故乡宜居，大家彼此相识。镇子沿河而建，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黄昏（尤其十二月间），雨后初霁，空气如钻石般晶莹剔透，圣马尔塔内华达山脉白雪皑皑的山顶仿佛就在河对岸的香蕉种植园里，阿鲁阿科族印第安人像一排排小蚂蚁，背着姜袋，为承受生命的重担而嚼着古柯，沿着山脊蜿蜒前行。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幻想着能用常年积雪在酷暑的街道上打雪仗。天热得令人难以置信，午睡时尤甚。大人们总是抱怨，仿佛高温在每天都是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自出生以来，我总听到有人不知疲倦地唠叨，说铁轨是夜里铺的，联合果品公司的房子也是夜里建的，因为白天晒得滚烫的工具根本没法儿用。
从巴兰基亚到阿拉卡塔卡，只能乘坐破烂不堪的汽艇驶出殖民时期奴隶挖成的航道，穿过一大片浑浊荒凉的沼泽，来到神秘的谢纳加，最后转乘普通列车——刚投入使用那会儿，是全国最不普通的列车——前往辽阔的香蕉种植园，途中无数次停靠在尘土飞扬、热浪滚滚的村庄和孤苦伶仃的车站。这就是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晚上七点——正值狂欢节前夕——妈妈和我要赶的路。老天爷莫名其妙地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怀揣着三十二比索，要是没法按照事先说好的条件卖掉房子，这点儿钱勉强够我们回来。
当晚信风大作，我在河港费了好大的劲儿劝妈妈上船。她不是没有道理。汽艇是缩小版的新奥尔良蒸汽船，燃料却是汽油，整个船身发高烧似的抖个不停。船上有个小厅，可以高高低低挂好几层吊床；摆着几排木椅，乘客们推推搡搡，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货物、鸡笼甚至活猪抢占座位；客舱没几间，闷得厉害，像军队营房，两张上下铺，基本永远被下等妓女霸占着，她们在旅途中提供紧急服务。客舱没空铺，我们又没带吊床，妈妈和我只好占领中间过道上的两把铁椅，好歹能坐一夜。
妈妈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马格达莱纳河紧邻入海口，河水有海水的气势，暴风雨将这艘胆大包天的汽艇吹得摇来晃去。我在河港买了一大堆最便宜的香烟，黑烟丝，烟纸差不多就是粗包装纸。我按照当年的方式，用头一根的烟屁股点下一根，一边吸烟，一边重读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当年，他是我最牢靠的精神导师。妈妈死死地攥着念珠，仿佛那是能吊起拖拉机、将飞机托在空中的圆形绞盘。她一如既往地不求自身，只求十一个孩子富贵长寿。她的祈祷感动了上苍。汽艇驶进航道，雨势渐小，风儿柔和得只能驱赶蚊子。妈妈收起念珠，默默无言，久久地注视着周围喧嚣的人群。
妈妈出生在一户普通人家，成长于香蕉公司昙花一现的繁荣期，在圣马尔塔圣母学校受过富家小姐般的良好教育。圣诞假期，她和女友们在绷子上绣花，在慈善义卖会上弹钢琴，在她一位姑妈的看护下，和当地羞答答的贵族小姐们一起参加纯洁无瑕的舞会。没人见过她谈恋爱，直到她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镇上的电报员。从那时起，健康和幽默——她的两大优点——一直陪伴她走过坎坷崎岖的漫漫人生路。然而，最令人诧异也最令人信服的是，她能够巧妙地掩饰个性中强硬的一面。典型的狮子座性格使她能够树立起母性权威，以厨房为据点，一边用高压锅煮菜豆，一边不动声色、柔声细语地控制整个家族，连最偏远的亲戚都能辐射到。
旅途艰辛，妈妈却安之若素。我看着她，心想：她迅速接受生活贫困、坦然面对社会不公的能力在那个糟糕的夜晚得到了证明。蚊子摆出吃人的架势；汽艇一路都在翻搅航道中的淤泥，溽热难当，令人作呕；乘客们心中火烧火燎，夜不能寐。此情此景是对人性的最大考验，脾气再好的人也会发毛。妈妈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做皮肉生意的姑娘们或女扮男装，或浓妆艳抹，在邻近的客舱内纵情狂欢，大赚一笔。其中一个在妈妈身边进进出出，她的客人串花灯似的换个不停。我以为妈妈没在意。谁知，那姑娘一小时内进出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时，妈妈同情地看着她走到过道尽头。
“可怜的姑娘，”她叹了口气，“干什么不比干这个强？”
就这样折腾到半夜。船身抖得让人无法忍受，过道里灯光昏暗，看书看累了，我便坐到妈妈身边抽烟，希望能从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流沙中挣脱。去年，我在萧伯纳的鼓舞下从大学辍学（他说：“很小的时候，我不得不中断教育，去学校上学。”），妄想无师自通，靠新闻和文学为生。我无法和任何人争辩，隐隐觉得，我的理由只能说服我自己。
父母对我寄予了很大期望，家境贫寒却不惜任何代价供我读书。辍学这种傻事，甭想让他们接受。尤其是爸爸，他几乎什么都能原谅，唯独不能原谅我拿不回一张毕业证书挂到墙上，帮他圆大学梦。我不再跟他联系，差不多一年后，我还在想该如何当面向他解释。这时，妈妈来了，让我陪她去卖房子。在汽艇上，直到后半夜她才提到这事，似乎上天启示，此乃良机。无疑，这才是她此行真正的目的。她的说话方式、她的语气以及斟酌妥当的句子，多半是出门前在长期失眠的孤寂中思量好的。
“你爸爸很伤心。”她说。
怕也没用，地狱般的时刻终于来了。妈妈总是这样，不慌不忙地切中要害，让人猝不及防。为了应付这场面，我明知故问：
“为什么？”
“因为你放弃了学业。”
“我没有放弃学业，”我说，“只是转了行。”
她谈兴正浓，穷追不舍。
“你爸爸说，那是一回事儿。”她说。
我明知不是事实，依然强词夺理道：
“他当年也放弃了学业，去拉小提琴。”
“那不一样。”她当即驳回，“小提琴他只在节日聚会上拉，演奏小夜曲什么的。他当年放弃学业，是因为没饭吃。可他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发电报。当年这行很好，尤其是在阿拉卡塔卡。”
“我也在给报纸写文章赚钱。”我说。
“你这么说，是不想让我难过。”她说，“你的落魄，瞎子都看得见。我在书店差点儿没认出你。”
“我也没认出您！”我说。
“不是一回事儿。”她说，“我还以为你是个叫花子。”她盯着我那双破凉鞋，又说：“连袜子都不穿。”
“不穿袜子更舒服。”我说，“两件衬衫，两条短裤，一洗一换，还要什么？”
“一点点体面。”她说，语气很快舒缓下来，“爱你才这么说。”
“我知道。”我问她，“我说，换了是您，会不会也这么做？”
“不会。”她说，“这么做是跟父母作对。”
想到当年她如何在婚姻大事上拼命跟父母作对，我笑了：
“有本事，看着我的眼睛说。”
她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本正经地避开了我的眼睛。
“父母祝福过我，我才结的婚。”她说，“我承认，是我逼他们的。但他们祝福过我。”
她不争了，不是被我辩倒，是她想上厕所，又怕不卫生。我问水手长，有没有干净一点儿的地方。他说自己也用公厕，还说什么“大海之上，人人平等”，像刚读过康拉德一样。妈妈只好和大家一样将就，我很担心。谁知，她从厕所出来后，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说，”她问我，“要是我回去得了脏病，你爸爸会怎么想？”
午夜过后，航道里海葵的触须缠住了螺旋桨，汽艇搁浅在滩涂上，耽搁了三小时。乘客们不得不上岸，用吊床上的绳子把船拖下水。热浪和蚊子左右夹击，妈妈却打起了盹儿。家里人都知道，她说睡就睡，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边休息边聊天。船又开了，凉风习习，这下她彻底醒了。
“无论如何，”她叹了口气，“我得替你爸爸讨个说法。”
“您别担心，”我自认没错，“我十二月回去跟他解释。”
“还得等十个月。”她说。
“反正今年年内也没法儿跟大学交涉。”我说。
“你保证回去？”
“我保证。”我说，头一回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了着急。
“我能告诉你爸爸，你会答应他继续念书吗？”
“不能！”我断然否决，“不能这么说！”
显然，她在找权宜之计，但我没给她可乘之机。
“那我还是实话实说，”她说，“免得一听就是瞎话。”
“那好，”我松了口气，“您照实说。”
我们说好，就这么办。不了解她的人会以为尘埃落定，但我明白，她只是暂时休兵，去喘口气。过了一会儿，她沉沉睡去。微风吹走了蚊子，空气清新，花香四溢，汽艇好似帆船般轻盈。
我们位于大沼泽，儿时的另一个传奇之地，外公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上校——孙辈们都叫他“老爹”——带我从阿拉卡塔卡去巴兰基亚看望父母时，走过几次。“遇到沼泽，别怕，要敬畏。”他说小池塘也好，桀骜不驯的大洋也罢，只要是水，脾气都摸不透。雨季有山里来的暴风雨。十二月到四月本该风平浪静，可只要北方信风呼地一吹，就会夜夜凶险。外婆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大家都叫她“米娜”——轻易不敢过沼泽，除非十万火急。她受过一次惊吓，困在里奥福利奥港等待救援，直到天明。
幸好那晚风平浪静。天亮前，我去船头窗前呼吸新鲜空气，只见渔火点点，如水面繁星，数不胜数。未见渔民们其人，只闻其声，在沼泽上留下幽灵般的回声。我把胳膊支在窗台上，眺望远山，突然间，第一缕乡愁涌上心头。
也是在这样一个清晨，也是在大沼泽，“老爹”让我在客舱睡觉，自己去了酒吧。不知几点，生锈电扇的嗡嗡声和客舱铁皮的噼啪声后，一大群人在闹腾，把我吵醒了。我当时不到五岁，害怕极了，但我很快镇定下来，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早上，在谢纳加港，外公敞着门，对着门框上的镜子刮胡子。我记得十分真切：他没穿衬衫，背心上永远挂着宽宽的绿条纹松紧带，边刮胡子，边跟一个人聊天。那人的模样我至今仍能一眼认出：侧脸长得像乌鸦，肯定错不了；右手有水手文身；脖子上挂着好几条粗粗的金项链，两只手腕上戴着金手镯和金手链。我刚穿好衣服，正在床上穿鞋。那人对外公说：
“上校，别不相信，他们想把您扔进水里。”
外公笑了，接着刮胡子，并用他特有的傲慢反驳道：
“幸亏他们没那么做。”
于是，我明白了前一天晚上为什么那么闹腾。我很吃惊，居然有人想把外公扔进沼泽。
陪妈妈去卖房子的那个清晨，我正在欣赏第一缕阳光将雪山染成蓝色，突然回想起了这个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插曲。在航道里耽误了不少时间，我们有幸在日光下欣赏到大海和沼泽间那片亮晶晶的沙地。那里分布着好几个渔村，海滩上晒着渔网，蓬头垢面、瘦骨嶙峋的孩子们踢着破布做成的球。街头景象触目惊心，许多渔民未能及时扔出炸药，胳膊被炸飞了。汽艇驶过，游客们往水里扔硬币，孩子们便潜水去捡。
快七点时，我们被困在了离谢纳加不远的臭沼泽里。好几队装卸工蹚着过膝的淤泥，把我们一个个抱上岸，周围的母鸡打成一片，在泥沼里争抢食物。我们在码头慢条斯理地吃了顿早餐，有美味的沼泽海鱼和油炸青香蕉。就在此时，妈妈卷土重来。
“爽爽快快告诉我，”她头也不抬，“怎么跟你爸爸说？”
我要争取时间，好好想想：
“说什么？”
“说他唯一关心的话题，”她有点儿恼火，“你的学业。”
我很幸运。一位无礼的食客对我们激烈的谈话倍感好奇，也想知道我为什么辍学。妈妈答得很快，我有点儿被吓着了，她一向注重隐私。
“他想当作家。”她说。
“好作家很能赚钱。”那人说得一本正经，“替政府做事，赚得更多。”
不知妈妈是谨慎起见，回避话题，还是怕听插话的那人摆事实讲道理，两人竟大肆怀旧起来，感慨起我这一代人的不可预料，说到最后，挖出了许多共同的熟人，与科特斯和伊瓜兰家族沾亲带故。当年在加勒比海岸，这种事常有，而妈妈总是大惊小怪，认为这是值得庆祝的事件。
我们乘马车赶往火车站。拉车的只有一匹马，没准拥有传奇血统，全球范围内仅此一匹。妈妈凝视着从港口沼泽铺向天边的贫瘠的盐碱地，此地与我有一段历史渊源：三四岁时，外公牵着我的手，快步走过骄阳下的这片荒地，没告诉我去往何处。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绿色的水面，直冒泡，上面漂着一大群溺水的母鸡。
“这就是海。”他告诉我。
我很扫兴，问他海的那边有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海没有那边。”
今天，从这边和那边见过无数次大海后，我依然认为，那是外公最经典的回答之一。之前思来想去，大海都不是这副寒碜样。海滩上尽是沙砾，在腐烂的红树植物缠结错杂的枝条和贝壳尖利的碎片中，寸步难行，十分可怕！
妈妈应该也在想大沼泽的那片海。刚从马车左边看到海，她便感慨道：
“没有哪片海会像里奥阿查的海那样！”
这时，我跟她说起那群溺水的母鸡。她和所有大人一样，说那是小孩子的胡思乱想，然后继续看着沿途风景。根据她不同的沉默方式，我明白了她对每一处的感受。我们经过铁轨另一边的红灯区，彩色的房子，生锈的屋顶，年迈的帕拉马里博鹦鹉站在屋檐边的铁环上用葡萄牙语招呼顾客。我们经过机车的加水站，硕大的铁皮屋顶是候鸟和迷途海鸥的栖息地。我们环城而过，看见宽阔荒凉的街道、辉煌不再的房屋：平房，落地窗，练琴声曾经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妈妈忽然用手一指：
“瞧，”她告诉我，“那里曾经上演世界末日。”
顺着她的指头看过去，我看见了车站：树皮脱落的木屋，双坡锌皮屋顶，长廊形阳台，正对着一个光秃秃的、最多能容纳两百人的小广场。妈妈说，那里就是一九二八年军队屠杀香蕉工人的地方，死亡人数一直没有定论。从记事起，我听外公说过无数次，当年的场景几乎像我亲身经历过一样历历在目：一名军人宣读法令，宣布罢工者均为不法之徒，限五分钟内离开广场。毒辣的日头下，三千名男女老少一动不动。军官下令开火，机枪嗒嗒嗒吐出灼热的子弹，惊恐的人群就在这一成不变的嗒嗒声中，被欲壑难填的机枪一点点吞噬。
上午九点，火车会停靠在谢纳加车站，捎上从汽艇和雪山上下来的人，一刻钟后，接着往香蕉种植园腹地行驶。妈妈和我八点多赶到车站，不过火车晚点了，而且我们是仅有的乘客。她走进空荡荡的车厢，开心地叫道：
“真奢侈！是专列！”
我觉得她内心酸楚，在强颜欢笑，因为岁月的创伤在车厢里历历可见。这是过去的二等座，不过柳条座椅没了，上下开合的玻璃窗没了，只剩下被穷苦老百姓光滑温热的屁股磨光了的木头板凳。车厢和列车都成了老掉牙的古董。过去分三种座位：最穷的坐三等座，长条凳上的木条是直接从装香蕉和屠宰牲口的木箱上拆下来的；二等座有柳条座椅、铜镶边；政府高官和香蕉公司高级职员坐一等座，过道铺着地毯，包着红色天鹅绒的扶手椅可以转向。要是香蕉公司老总、老总的家人和贵宾乘坐，车尾会加挂一节豪华车厢，镀金窗檐，遮阳玻璃，外加露天茶座，可以在旅途中坐在小桌边喝茶。我认识的人里，没人见过这节梦幻车厢的真面目。外公曾两任镇长，花起钱来也挺大方，可只有偕女眷出门时，才坐二等座。问他为什么坐三等座，他说：“因为没有四等座。”当年，火车最让人怀念的是它的准时准点，汽笛声和镇上的钟表分秒不差。
那天不知怎的，火车晚点了一个半小时才开动。等它凄惨地嘎吱一声、慢吞吞地起步时，妈妈画了个十字，瞬间回到现实。
“这列车的弹簧该上油了。”她说。
或许，整列火车上都只有我们两个乘客。直到那时，还没有发生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事。我不停地抽烟，沉浸在《八月之光》里，时不时抬头望一眼，认一认途经的每一处。火车长鸣，穿过盐沼地，全速行驶在橙色石子铺成的凹凸不平的轨道上，车厢颠簸得让人吃不消。但十五分钟后，火车减速，悄悄喘息着，驶进了种植园凉爽的绿荫。空气越来越闷，感受不到一丝海风。不用放下书，我也知道，火车进入了香蕉种植园的王国。
眼前的世界变了。种植园大道分布在铁轨两侧，平行地蔓延开去，供运送青香蕉的牛车通行。突然，在不宜播种的土地上出现了红砖营地、挂着粗麻布窗帘和吊扇的办公室以及孤零零地矗立在虞美人田野上的医院。每条河边都有一座村庄，火车怪叫着驶过铁桥，在冰冷的河水中洗澡的女孩们如鲱鱼般跳了起来，乳房一闪，让乘客们有些不知所措。
几家阿鲁阿科族印第安人在里奥福利奥车站上车，带了满满几包雪山种植、全哥伦比亚最美味的鳄梨。他们怯生生地在车厢里走来走去，找位子坐。可是，等车再次开动时，只剩两个带着一个婴孩的白种女人和一位年轻的神父。孩子一路哭声不断；神父穿着靴子，戴着头盔，像探险家，粗布长袍上打着好些四方形补丁，像船帆。孩子哭个不停，他说个不停，仿佛站在布道坛上，主题是分析香蕉公司能否回来。公司撤走后，这片地区就再没别的话题了。观点分两派，有人希望公司回来，有人不希望公司回来，谁都把握十足，信心满满。神父属于反对派，他的论调太过自以为是：“香蕉公司所到之处，无不一片荒芜。”女人们认为他在胡说八道。
神父说的话只有这句不算老套，他却解释不清。最后，抱孩子的女人说上帝不会支持他，让他感到很挫败。
怀旧总会无视苦难，放大幸福，谁也免不了受它的侵袭。透过车窗，只见坐在自家门口的男人和沙砾河滩的洗衣妇一脸期待地目送火车经过。在他们眼里，提着公文箱的外国人就是回来重整旗鼓的联合果品公司代表。无论见面、串门还是写信，这句话迟早都会被提起：“听说公司快回来了。”谁说的？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回来？没人知道，但也没人质疑。
妈妈以为自己早已不受那些幽灵的纠缠，父母死后，她和阿拉卡塔卡就断了联系。可是，她的梦出卖了她。她会一边吃早餐，一边把最有意思的梦说给我们听，至少，那些梦都包含着对香蕉种植园的思念。最难熬的日子她都挺过来了，没卖房子，幻想着联合果品公司一旦回来，房价能翻四倍，可到头来，还是没顶住现实生活的压力。在火车上听神父说公司有可能回来，她脸一沉，对我耳语道：
“可惜咱们等不了，要不然房子能多卖点儿钱。”
神父侃侃而谈那会儿，我们经过了一个小镇，广场上麇集着一群人，炎炎烈日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在我眼里，所有镇子都一个样。“老爹”带我去堂安东尼奥·达孔特新开的奥林匹亚影院看电影，我发现西部片里的车站和我们的车站很像。再后来，我开始读福克纳，小说里的镇子和我们的镇子也一样。这不奇怪。我们原本就是把联合果品公司当救世主，按照美国临时营地的风格建造的镇子。我记得所有这一切，广场上的教堂，仿佛来自童话世界的三原色的房子；我记得一群群在傍晚高歌的黑人短工、那些坐在庄园棚屋前看货运列车驶过的雇工，还有一大早在庄园地界旁的水沟里发现的被砍掉脑袋的收割者，他们总是在周六晚上醉酒闹事；我记得铁轨那边阿拉卡塔卡和塞维利亚的美国佬驻地，围着通电的铁丝网，像硕大无比的鸡笼，夏日凉爽的清晨，被烧焦的燕子黑压压一片；我记得孔雀和鹌鹑悠闲地在清冷的蓝色草坪上散步，住宅的屋顶是红色的，窗前有防护网，露台上灰扑扑的棕榈树和玫瑰花间，摆着就餐用的小圆桌和折叠椅；透过铁丝网，有时能看见戴着宽檐薄纱帽、穿着麦斯林纱裙的弱不禁风的美人拿着金剪刀在花园里修剪花枝。
自小我就分不清这些镇子，二十年过去，更分不清了。车站门廊上的牌子掉了，图库林卡、瓜玛奇托、尼兰迪亚、瓜卡马亚等田园诗般的地名随之消失，所有镇子都比记忆中更荒凉。上午十一点半，火车停靠在塞维利亚车站，换机车、加水，度过漫长的十五分钟。天热起来了。火车再次开动，只要拐弯，新换的机车就会向后甩出一股股的煤烟，吹进没有玻璃的窗户，弄得我们一身黑。神父和那两个女人不知在哪站下了车，我们没有留意。如此一来，我和母亲更觉得这列幽灵般的火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乘客。妈妈坐在我对面，望着窗外，已经打了两三个盹儿，突然醒来后，又问起那个吓人的问题：
“我跟你爸爸到底要怎么说？”
看来，她不会让步，无论如何都要让我打退堂鼓。先前她提了好几个办法，都被我立刻挡了回去。我知道，她只是稍事休息，不会停战太久。即便如此，她再次试探时，我还是吓了一跳。或许是为了打另一场徒劳的持久战，我用比之前稍微镇定些的语气回答道：
“告诉他，这辈子我只想当作家，也一定能当上。”
“你想当什么，他不反对，”她说，“只要你能拿个学位。”
她没看我，假装欣赏窗外的风景，没心思说话。
“您明知我不会让步，还这么坚持干吗？”我说。
她立马盯着我的眼睛，好奇地问：
“你怎么知道？”
“因为您和我是一路人。”我说。
火车停靠在一个没有镇子的车站，没过多久，又途经路线上唯一一片香蕉园，大门上写着名字：马孔多。外公最初几次带我出门旅行时，我就被这个名字吸引，长大后才发觉，我喜欢的是它诗一般悦耳的读音。我没听说过甚至也没琢磨过它的含义；等我偶然在一本百科全书上看到解释（热带植物，类似于吉贝，不开花，不结果，木质轻盈、多孔，适合做独木舟或厨房用具）时，我已经把它当作一个虚构的镇名，在三本书里用过了；后来我又在《大英百科全书》上见过，说坦噶尼喀有一个名叫马孔多的种族，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也许，这才是词源。不过，我没做过调查研究，也不知道马孔多树长什么样，在香蕉种植园区问过几次，谁也说不清楚。也许，这种树根本就不存在。
火车会在十一点经过马孔多种植园，十分钟后停靠在阿拉卡塔卡车站。陪妈妈去卖房子那天，火车晚点了一个半小时。火车加速时，我在厕所，破车窗里吹进干热的风，旧车厢震天响，鸣笛声听了魂魄散。我的心抖抖索索，胃里翻江倒海，直犯恶心，手脚冰凉。遇到地震才会这么害怕，我飞快地冲出厕所，见妈妈不动声色地坐在位子上，高声报出一个个地名。它们从窗外掠过，如同昔日不再重来。
“那就是他们卖给我爸爸的那块地，说地里头有金子。”她说。
基督复临派教师的住所像流星一般闪过，花园里鲜花盛开，门牌上用英语写着：阳光普照。
“那是你学会的第一句英语。”妈妈说。
“不是第一句，”我说，“是唯一一句。”
火车驶过水泥桥，沟里的水浑浊不堪，美国佬给河流改道，引水进种植园。
“红灯区！男人们整夜跳昆比安巴舞，把一卷卷的钞票当蜡烛点燃。”她说。
散步道旁的长条椅，被阳光映红的巴旦杏树，我在那里学会认字的蒙台梭利学校的公园。转瞬间，在二月那个明媚的周日，阿拉卡塔卡镇的全景在窗外闪亮登场。
“到站了！”妈妈感叹道，“没人等火车了，这世界变化真快。”
火车鸣笛，减速，一阵长长的呻吟后，停下。首先震撼我的是寂静，一种有形的寂静，即使蒙上眼我也能在世上的其他所有寂静中分辨出它来。热浪滚滚，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流动玻璃。目力所及之处，无生命迹象，到处都蒙着一层薄薄的、滚烫的灰尘。妈妈望着死寂的镇子和空无一人的街道，又坐了几分钟，惊恐地叫道：
“天啊！”
下车前，她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火车在时，我们没有感到全然孤独，但当它突然撕心裂肺地鸣着笛开走后，妈妈和我相对无言，无助地站在大太阳底下。镇子沉甸甸的凄凉扑面而来，锌皮顶、木结构、长廊形阳台的老车站，像挪到了热带的西部片场景。我们穿过无人照料的车站——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裂——走进在巴旦杏树的庇荫下沉睡的午后。
我自小痛恨午睡，大人躺倒，孩子无所事事。“嘘！别说话，我们在睡觉。”午睡的人在睡梦中悄声提醒。商店、学校、公共机构十二点关门，下午快三点才开门。屋里的空气让人昏昏欲睡。有些屋子里实在太热，人们索性在院子里挂起吊床，在巴旦杏树的树荫下摆上凳子，当街坐着午睡。开门的只有车站对面的旅馆（含酒馆和台球厅）和教堂后面的电报所。镇子和记忆中一模一样，只是小了点儿，破了点儿，被如暴风骤雨般袭来的厄运夷平：房子渐渐腐朽，锌皮屋顶被锈蚀出了窟窿，防洪堤上散布着花岗岩长凳的残骸和令人伤感的巴旦杏树。灼热的灰尘虽说无形，却能扭曲视线，灼伤皮肤。铁轨那边，香蕉公司天堂般的私人领地没有了通电的铁丝网，没有了棕榈树，灌木丛生，断壁残垣间开出了虞美人，医院也只剩火后废墟。每扇门、每道墙缝、每处人留下的痕迹都与我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共鸣。
妈妈挺直腰板，步履轻盈地往前走，丧服下微微出汗。她一言不发，苍白的脸色和瘦削的侧影暴露出她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走到防洪堤尽头，我们才看见一个人。哈科沃–贝拉卡萨街拐角出现了一个瘦小的女人，看样子很穷，端着一口白镴小锅，盖子没盖好，一路都在响。她从我们身边走过，妈妈没看她，悄悄对我说：
“是比塔。”
我也认出来了。她自小在我外公外婆家的厨房里干活，要是她肯看我们一眼，即便我们变化再大，她也能认得出。可是她没有：她行走在另一个世界里。直到今天，我还在问自己：是不是在那天很久以前比塔就已不在人世？
拐弯。尘土渗进凉鞋，十分烫脚。无助感压抑着我。这时，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妈妈，就像儿时看见一个小偷的妈妈和妹妹。在我看见她们前一周，小偷想撬开玛利亚·孔苏埃格拉家的门锁，被她一枪击毙。
凌晨三点，大门外有动静，有人想撬锁，玛利亚·孔苏埃格拉醒了。她摸黑起床，在衣橱里摸到一把“千日战争”后就再没人用过的老式左轮手枪。黑暗中，她找到大门，双手握枪，估准高度，对准锁眼，闭上眼，扣动扳机。她以前从没开过枪，但那一枪穿过大门，正中目标。
那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死人。早上七点，我去上学时，尸体还在人行道上，地上的血迹全干了。死者的脸被打得稀巴烂，子弹穿过鼻子，从耳朵里出来。他穿着法兰绒彩条水手服、普通裤子，裤带是根龙舌兰绳，光着脚。他身旁的地上是一整套撬锁工具。
就玛利亚·孔苏埃格拉将小偷击毙这件事，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纷纷上门对她表示慰问。那晚，我和“老爹”也去了。她坐在一把硕大的马尼拉孔雀藤椅上，被热情的朋友们簇拥着，把那个故事讲了上千次。她说因为怕才开枪，所有人都点头称是。外公问她，枪响后，有没有听到其他声音。她说，开始很静很静，后来金属撬锁工具“哐当”一声掉在水泥地上，紧接着是虚弱而极度痛苦的声音：“哎哟，我的妈！”看来，外公问起，她才意识到那是令人心碎的呻吟，那时她才失声痛哭。
事情发生在周一。接下来那周的周二中午，大家都在午睡，我和我一生中最早结识的朋友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亚在玩陀螺，突然发现午睡的人们都提前醒了，趴在窗口。这时，我们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看见一个身着重孝的女人牵着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女孩抱着一束花，花枯了，用报纸包着。太阳毒，她们打着黑伞，对张望的人视而不见。她们是被击毙的那个小偷的妈妈和妹妹，要去坟前献花。
这一幕在我脑海中萦绕多年，是趴在窗口的所有人共同的梦境。后来我写了篇故事，才算解脱。问题是，直到陪妈妈去卖房子，直到自己也在午睡时分孤零零地走在同一条街道上时，我才意识到当年那对母女厄运之下，尊严犹在。
“我感觉我像那个小偷。”我说。
妈妈没听明白，经过玛利亚·孔苏埃格拉家门前时，也没瞅上一眼。子弹打穿了门，修复的痕迹还在。多年以后，我和她回想起那次旅行，证实了她分明记得那件惨案，但她宁可忘记。经过堂埃米利奥故居时，这点更为明显。我们都叫他“比利时人”，他是一战老兵，在诺曼底雷区双腿瘫痪，为了告别痛苦的回忆，获得永远的解脱，在一个五旬节的周日吸氰化金自杀了。那年我才六岁，但早上七点的死讯引发的混乱却犹如昨日发生的一般历历在目。我们回镇上去卖房子，妈妈才打破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沉默。
“可怜的‘比利时人’！”她叹息道，“就像你说的，他再也下不了象棋了。”
我们原本计划直接去老宅。可是，走到还差一个街区时，妈妈突然停下，在前一个路口拐弯。
“从这儿走！”我想知道原因，她说：“我怕。”
于是我明白了自己感到恶心的原因：害怕，不仅仅是怕见到那些幽灵，而且是什么都怕。因此，我们舍近求远，走了另一条与老宅平行的街，无非是为了不经过老宅门口。“看房子之前，我得先找人说说话。”妈妈后来似乎这么说过。于是，她几乎是拖着我，未经通报就闯进了阿尔弗雷多·巴尔沃萨大夫在离我家老宅不到百步的街角开的药店。
大夫的妻子阿德里亚娜·贝尔杜戈心不在焉地坐在老式摇柄缝纫机旁，没留意到妈妈站在她面前。妈妈轻轻地叫她一声：
“大妹子。”
阿德里亚娜戴着厚厚的老花镜抬起头。她摘下眼镜，迟疑片刻，张开双臂一跃而起，哀声叫道：
“哎呀，大姐！”
妈妈绕进柜台。两人没说话，相拥而泣。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站在柜台外面看着，心里很感动。我知道，这个泪眼婆娑、相对无言、长长的拥抱在我自己的人生中绝不会出现。
这是香蕉公司时代最好的药店，然而昔日的影子只剩药柜抽屉的烫金字母和搪瓷把手。缝纫机、天平、墨丘利节杖、依然在走的摆钟、印着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亚麻油毡壁毯、快散架的摇椅，儿时见过的物品都在，还在原处，只是经历了岁月的沧桑，有些走样。
阿德里亚娜本人也在与时间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尽管和过去一样穿着热带大花裙，但那股中年过后依然声名远扬的精神头儿和精明劲儿早已荡然无存，始终不变的只有那股让猫闻风丧胆的缬草味儿，余生中我时常怀着一种灾祸之感想起这股味道。
阿德里亚娜和妈妈哭完，只听隔板后传来短促剧烈的咳嗽声。她再现了部分昔日风采，隔着木板大叫：
“大夫，”她问，“你猜谁来了？”
大夫脾气不好，在隔板那边用粗重的声音索然无味地问了一句：
“谁啊？”
阿德里亚娜没有回答，招呼我们去店后面的小屋。儿时的恐惧突然袭来，让我迈不开步子，嘴里直泛苦水，但我还是跟着妈妈往里走。这里原本是杂乱无章的实验室，如今改成了临时卧室。阿尔弗雷多·巴尔沃萨大夫比陆地上和海洋中的所有人和动物都要苍老。他没穿鞋，裹着那件传说中的粗棉睡衣——像忏悔服——仰面朝天，躺在那张永恒的破吊床上，直愣愣地望着屋顶。听见有人进来，他转过头，黄眼珠亮晶晶的，盯着我们看。他终于认出妈妈，惊呼道：
“路易萨·圣地亚加！”
大夫像老家具般疲惫不堪地从吊床上坐了起来，总算像个人了，他跟我们快速握了握手，他的手很烫。他注意到我的反应，告诉我说：“一年来，我一直在发烧，原发性的。”紧接着，他从吊床上下来，坐到床上，气息奄奄地对我们说：
“这个镇子经历了什么，你们怎么也想不到！”
只这一句总结了一辈子的话，足以让我看出，大夫还是老样子，既孤独又悲伤。他又高又瘦，发质好，带金属光泽，胡乱剪剪就成，黄眼珠炯炯有神，我小时候最怕见到他。下午放学后，我们趴在他卧室的窗台上，越怕，越想往里看。他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晃得很高，好让自己凉快一些。我们就这样死死地盯着他，直到他发觉，猛地回头，眼里直冒火。
第一次见他，我才五六岁。一天早上，我和同学溜进他家后院，去偷树上的大芒果。院子一角有个木板搭成的厕所。突然，厕所门开了，他一边系裤带，一边往外走。他穿着白大褂，在我眼里，像外星人，苍白，瘦削，那对黄眼睛仿佛地狱里狗的眼睛，永远盯着我。别人都从小门跑了，只有我被他盯得愣在原地。他看看我从树上摘下的芒果，伸出手，喝道：
“给我！”他眼神十分轻蔑，将我上下打量，“院子里的小毛贼！”
我把芒果扔到他脚下，落荒而逃。
他是我的噩梦。一个人走，我会绕很远的路，为的是不从他家门口过。跟大人走，我也只敢偷偷地往药店瞟一眼：阿德里亚娜永远坐在柜台后面，缝纫机边，仿佛在服一种无期徒刑；隔着卧室窗户，只见大夫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晃得很高，看一眼，就足以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二十世纪初，大夫和无数委内瑞拉人逃离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暴政，从瓜希拉省入境，来到阿拉卡塔卡镇。两股相反的力量让他加入了先驱者的行列：他们国家暴君的残暴和对我们国家“香蕉热”的幻想。大夫来到镇上，靠仁心仁术——当年叫临床眼光——赢得声誉，成为外公外婆家的常客，那时家里常设流水席，招待乘火车来的客人。妈妈是他大儿子的教母，外公也教那孩子防身术。我在委内瑞拉先驱者的陪伴下成长，后来又在逃离内战的西班牙流亡者的陪伴下长大。
妈妈和我坐在离床不远的地方，听大夫絮叨将镇子摧毁的悲剧的种种细节，而早已被人遗忘的大夫当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激起的恐惧所残留的最后一点儿痕迹，此时也消散了。在热得透不过气的房间里，他说得绘声绘色，每件事情我们都仿佛亲眼所见。万恶之源当然是军队屠杀香蕉工人，但历史真相如何，死了三个还是三千个，依然迷雾重重。大夫说，也许没死那么多，可每个人都根据自身的伤痛将数字往上加。如今，香蕉公司早已一去不复返。
“美国佬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下了定论。
唯一铁板钉钉的是，他们卷走了一切：钱、十二月的清风、切面包的餐刀、午后三点的惊雷、茉莉花香和爱。只留下灰头土脸的巴旦杏树、耀眼的街道、木头房子、生锈的锌皮屋顶，以及被回忆击垮、沉默寡言的人。
那天下午，锌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如雨点在敲，吓了我一跳，大夫这才第一次正眼瞧我。“是秃鹫，”他说，“成天在屋顶上走来走去。”他又有气无力地指着关好的门：
“晚上更糟，能听见死人在街上走。”
他留我们吃午饭，没有理由拒绝，卖房子只需签署正式合同就行了，买主就是房客，细节都通过电报事先谈妥了。时间够不够？
“足够！”阿德里亚娜说，“如今连火车什么时候来都没准儿。”
于是，我们一起吃了顿克里奥尔风味的午饭。粗茶淡饭，跟钱没关系，大夫过日子——包括饮食——崇尚简朴。清汤入口，沉睡的世界在记忆中醒来。儿时的味道，离开镇子后久违的味道，又一勺勺原封不动地喝回来了，一阵阵让我揪心。
刚开始聊，我就觉得自己还是那个趴在窗台上嘲弄他的孩子，所以当他用跟母亲说话时那种既严肃又亲切的口吻跟我说话时，吓了我一跳。小时候情况不妙、心慌意乱时，我会快速、连续地眨眼。大夫一看我，我就不由自主地条件反射，快速、连续地眨眼。酷热难当，我走了一会儿神，不禁纳闷：如此和蔼、恋旧的老人怎么会是我儿时的噩梦？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不知说到什么无关紧要的话题，他露出祖父般的笑容望着我。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了不起的加比托。”他问我，“在念什么？”
为了掩饰我的心慌意乱，我魂不守舍地历数学业：在公立寄宿学校念完中学，成绩优异；在法律系念了两年多大学，乱七八糟；做新闻，边干边学。妈妈一听，想让大夫帮腔，赶紧开口。
“您瞧瞧，大妹夫，”她说，“他想当作家。”
大夫眼睛一亮。
“太棒了，大姐！”他说，“老天有眼。”他转头问我：“写什么？写诗？”
“写小说和故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他顿时来了精神，问我：“读过《芭芭拉夫人》吗？”
“当然，”我回答道，“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全部作品我几乎都读过。”
精神振奋的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说，罗慕洛·加列戈斯在马拉开波做讲座时，他去听过，深感他人如其文，对他仰慕之至。事实上，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密西西比河的家世小说，开始觉得我们的本土小说存在种种缺陷。不过，能和儿时的“大恶魔”交谈甚欢，已是奇迹，索性随了他的兴致。我跟他聊我在《先驱报》上的每日“长颈鹿专栏”，首次披露了我们即将创办一本杂志的意图。我越聊越自信，不仅聊到刊物定位，还提前透露刊名为“纪事”。
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我。
“你文笔如何，我不知道。”他说，“不过听你的口气，已经是个作家了。”
妈妈赶紧解释，我想当作家，谁也没拦着，只要能拿个学位，这辈子有个保障。大夫才不管这么多，只谈作家这个话题。他说自己当年也想成为作家，但他的父母和我母亲的理由一样，劝他当兵不成，又逼他学医。
“您瞧，大姐，”他最后说，“我当了医生，手上死的病人，上帝唤走多少，我害死多少，根本说不清。”
妈妈没辙了。
“最糟的是，”她说，“我们辛辛苦苦供他上学，好端端的法律系，他居然不念了。”
但大夫反倒觉得这恰恰是个人志向无法动摇的明证，只有爱情的力量可以与之媲美。尤其是艺术志向，最为神秘，让人甘愿奉献一生、不求回报。
“个人志向与生俱来，背道而行，有碍健康，”他说，伴着共济会终身会员的爽朗笑容，“顺势而行，妙药灵丹。”
大夫居然言我所不能言，我惊呆了。妈妈恐怕也这么想，她默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随后欣然认命。
“怎么跟你爸爸说？”她问。
“就照大夫的话说。”我答。
“不行，那样没用。”她又想了一会儿，“你就别担心了，怎么跟他说，我自有办法。”
不知她有何办法，还是后来又想了别的辙，不过，争论到此为止。钟敲了两下，像滴了两滴水，妈妈一激灵。“天啊！”她说，“我把来这儿的正事给忘了。”她起身告辞：
“我们得走了。”
站在街对面，我看了老宅第一眼，跟记忆中大不一样，哪里还是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宅子？门前的两棵巴旦杏树——多少年来，它们就是家的标志——早已被连根拔去，孤零零的宅子暴露在风吹日晒中。烈日底下只剩区区三十米宽的门面，一半是砖坯墙外加瓦片屋顶，让人想起玩具屋，另一半是没有刨平的木板。门关着，妈妈先慢慢敲了几下，后来使了点儿劲，隔着窗户问：
“有人吗？”
门慢悠悠地开了一条缝，一个女人站在阴影里问道：
“请问有何贵干？”
妈妈的口气不由得威严起来：
“我是路易萨·马尔克斯。”
门大开。一个骨瘦如柴、面容苍白、身穿丧服的女人好似从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客厅尽头，有个老人坐在轮椅上晃来晃去。作为这里多年的房客，他们提议把房子买下来。可他们不像能买得起房子，而房子也没什么卖相。妈妈收到电报，房客说愿意先付一半现金，她开收条，余款等年内办完手续再付。但他们谁也不记得安排了这次会面。说了半天，等于鸡同鸭讲，唯一弄明白的是，不存在任何协议。妈妈说晕了，也热晕了，汗如雨下，环顾四周，不禁叹了口气。
“可怜的房子就快倒了。”她说。
“早该倒几百回了。”老头说，“没倒，是因为我们花钱做了维护。”
他们有一份维修拖欠款清单，租金能抵一部分，算来算去，我们倒欠他们钱。妈妈虽说心慈手软，遇上生活的险阻也能迎头而上。她据理力争，但我没帮腔。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发觉买家有理。电报里并未说明售房日期和售房方式，这些都有待商榷。老毛病：家里人又在瞎蒙。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场景：收到电报后，在饭桌上拍板。不算我，还有十个拥有相同权利的兄弟姐妹。最后，妈妈东拼西凑了几个比索，收拾了一个她学生时代的书包上路，身上带的钱只够买一张回程票。
妈妈和女房客决定从头理论，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发现，这买卖没法儿做。有些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我们都忘了这房子做抵押贷了一笔款，好多年后才能结清，结清了才能卖。女房客又想扯出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妈妈毅然决然地拦住了她的话头。
“这房子我们不卖了！”她说，“就当我们生在这儿，也要死在这儿！”
那天下午余下的时间里，在火车到站之前，我们以怀旧之情回忆起有关那座充满鬼魂的宅子的点点滴滴。整栋宅子都是我们的，但只有临街出租的部分还能住人，外公曾在那儿办公。其余墙面千疮百孔，锌皮屋顶锈迹斑斑，蜥蜴爬来爬去。妈妈站在门槛旁，目瞪口呆，十分坚决地叫道：
“房子不是这个样子的！”
她没说该是哪种样子，儿时，关于老宅的历史，大家各执一词，至少有三个不同版本。听外婆说，这里最早是印第安人的棚屋，她的口气很不屑。后来，外公外婆将它翻盖成泥巴苇子墙、棕榈叶屋顶的宅子，客厅宽敞明亮，餐厅像露台，花团锦簇，卧室有两间，庭院里种着一棵参天栗树，菜园精心打理过，山羊、母鸡和猪在牲口圈里和平共处。按最普遍的说法，这栋宅子在某年的七月二十日，独立日庆典时，被落在棕榈叶屋顶的烟火烧成了灰烬。那些年战事频仍，到底哪年谁也说不清。大火过后，只留下水泥地和两间朝街的房子。“老爹”任公务员的时候，常常在那里办公。
余烬犹温，家里人便建造了这最后的栖息地。八间房一字排开，长长的走廊，栏杆旁一溜秋海棠，女眷们趁下午凉快，坐在那里绣绣花，聊聊天。房间式样简单，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一眼就看出，我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时刻就隐藏在这些房间无数的细节里。
第一间是会客室兼外公的私人办公室。屋里有开合式书桌、沙发转椅、电风扇。空荡荡的书柜里，只有一本硕大无比的绽了线的书：一部西班牙语词典。紧邻的是外公的金银作坊，他在那儿制作身子会动、镶着绿宝石眼睛的小金鱼，不为糊口，只凭兴致，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他在那儿接待过大人物（特别是政治家）、丢了饭碗的公务员和退伍老兵。两位历史人物也在其中，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将军和本杰明·埃雷拉将军分别来家里吃过饭。乌里韦·乌里韦将军饮食有度，让外公终生难忘：“他吃得像小鸟一样少。”
根据加勒比文化，女眷禁入办公室和手工作坊，正如法律明文规定，镇上的酒馆禁止女性入内。可是后来，办公室居然变成了病房，佩特拉姨姥姥在里面去世，“老爹”的姐姐、久病不愈的维内弗里达·马尔克斯临终前几个月也是在那儿度过的。再后来，那儿又变成女眷专用客房，许多女眷曾在那儿暂住或久住，儿时的我有幸成为唯一能在两个世界里都得到优待的男性。
走廊拓宽一段，便是餐厅，女眷们坐在栏杆旁绣花。餐桌可坐十六人，客人每天中午乘火车到来，有意想之中的，也有意料之外的。妈妈重回旧地，看着残破的秋海棠花盆、腐烂的花根和被蚂蚁蛀空的茉莉花树干，缓过神来。
“茉莉花香有时浓郁得让人无法呼吸。”她望着炫目的天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可从那以后，我最怀念的是午后三点的惊雷。”
我听了一惊。我也记得惊醒午睡的那声巨响，像石头连续滚过。不过，我从未意识到雷声只在午后三点响起。
走廊后面还有一间会客室，只在特殊场合使用。日常待客，男宾在办公室，女宾在秋海棠长廊，一律用冰镇啤酒招待。神奇的卧室世界从那儿开始：头一间是外公外婆的卧室，门很大，面向花园，雕花木板上刻着落成年代：一九二五。在那里，出乎意料地，妈妈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她用胜利的口吻叫道：
“这儿就是你出生的地方！”
我要么之前不知道，要么就是忘记了。而我睡到四岁的那张婴儿床在下一间卧室里，外婆一直留着。我原本把它忘了，但一见到它，我就回想起自己穿着簇新的蓝色碎花连衫裤、大哭大闹叫人来换装满屎的尿布的场景。当时，我只能勉强抓着那张婴儿床的围栏站立。床又小又不结实，像婴儿睡篮。亲戚朋友们老笑话我，说我这个小屁孩着急起来的样子像个大人。我说，那么着急，不是因为大便恶心，而是怕弄脏簇新的连衫裤。换言之，不是爱干净，而是爱漂亮。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是身为作家的我最初的记忆。
那间卧室没有祭坛，摆放着真人大小的圣徒像，比教堂里的更逼真、更阴森。外公的表妹弗兰西斯卡·西莫多塞娅·梅希亚一直住在这儿，我们叫她“婶婶”。在她父母双亡后，她俨然成了家里的女主人。我睡在旁边的一张吊床上，长明灯下，圣徒眨巴着眼睛，把我吓坏了。那盏灯等到所有人都去世后才会灭掉。妈妈没出阁前也睡在这儿，也被圣徒们吓得够呛。
走廊尽头的两间房大人们不让我进。外间住的是胡安·德迪奥斯舅舅婚前的私生女萨拉·埃米莉亚·马尔克斯表姐。她由外公外婆一手带大，自小天生丽质，个性鲜明，有全套卡列哈精美童书，彩色插图，它们勾起了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可她怕我把书弄乱，怎么也不让我碰。这是身为作家的我最初的失落。
里间是杂物间，堆着没用的箱子和其他物品，我好奇了好多年，就是没办法进去寻宝。后来我才知道，当年妈妈放假约同学来玩，外公外婆专门购买的七十个便盆也放在里面。
隔着走廊，那两间房的对面是大厨房，有原本石砌的小灶和外婆后砌的大灶。外婆是专业面包师加甜点师，小动物形状的糖果大清早香气扑鼻。厨房是女人们的地盘，她们在这儿干活，也在这儿生活。外婆的活儿头绪多，大家边唱边忙。了不起的洛伦索是外曾祖父母留下的鹦鹉，恐怕有一百岁了，会喊反抗西班牙的那些口号，唱独立战争时的歌曲。它瞎得厉害，掉进过汤锅里，幸好水刚开始烧，这才让它捡回了一条小命。某年的七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它凄厉的叫声差点儿把房顶掀翻：
“公牛！公牛！公牛来了！”
男人们都出门去参加国庆斗牛比赛了，家里只剩下女人，她们都以为鹦鹉老年痴呆，胡说八道。她们知道怎么跟鹦鹉交流，但直到一头从广场上的牛栏里逃出来的野牛怒吼着冲进厨房，瞎撞一气，她们才明白它在叫什么。做面包的家什和灶台上的锅都遭了殃。女人们吓破了胆，一阵风似的往外逃。我正往厨房走，被她们一把抱住，躲进了食品储藏室。那头失控的牛在厨房里的怒吼声加上走廊水泥地上急促的牛蹄声震得房子一个劲儿地晃。突然，天窗里探进牛脑袋，它灼热的口气和硕大的眼睛吓得我手脚冰凉。长矛手赶来，把牛带回牛栏，如火如荼的讨论就此展开。咖啡一壶壶地煮，布丁一盘盘地上，戏剧性的场面一遍遍地说，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叽叽喳喳，有滋有味。每说一遍，劫后余生的女人们的形象就又高大一些。
庭院看起来好像不大，树的种类却不少，一个没有屋顶的洗澡间，外带一个水泥砌成的蓄水池用来接雨水，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平台，要爬一架三米左右、不太结实的梯子才能上去。那儿放着两只大桶，外公大清早摇手摇泵，将水打满。再过去是马厩（木板没有上漆）和仆人房，最后是开阔的果园。家里唯一的粪池也在那儿，印第安女佣日复一日地在这里倒尿盆。最郁郁葱葱、热情好客的当数那棵早已跨越时空的栗树。上世纪打了那么多场内战，至少有两位退役上校是在那棵古树下撒尿时死去的。
在我出生前十七年，外公外婆把家搬到了阿拉卡塔卡。当时，联合果品公司垄断全球香蕉市场的骗局刚刚上演。一同搬来的还有他们二十一岁的儿子胡安·德迪奥斯、十九岁的女儿玛格丽塔·马里亚·米尼亚塔·德阿拉克盖和当时五岁的我的妈妈路易萨·圣地亚加。妈妈出生前，外婆怀过一对双胞胎，四个月时意外流产。怀上妈妈后，她说四十二岁了，生完这个，再也不生了。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同样年龄的妈妈在同样的情况下说了同样一番话，呱呱坠地的埃利希奥·加夫列尔是她第十一个孩子。
举家迁往阿拉卡塔卡，是想忘记过去。尽管奴隶制已经废除，他们还是按一人一百比索的价钱买来了两名瓜希拉印第安男仆阿利尼奥、阿波利纳尔和一名印第安女仆梅梅。上校曾在捍卫荣誉的决斗中杀过人，事后追悔莫及。往事不堪回首，他带上必需品，想逃得越远越好。多年前，他曾途经此地，当时还在打仗，他以总军需官的身份前往谢纳加，出席《尼兰迪亚协定》的签署仪式。
新家没有给他们带来平静，贻害无穷的自责情绪甚至会传染给某个误入迷途的玄孙。外婆米娜眼睛瞎了，脑子也有些糊涂，时常激动地回忆往事，我们这才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年，谣言满天飞、大祸临头时，只有她是事后才得知决斗这回事。
事情发生在巴兰卡斯。它坐落在内华达山脉的支脉上，是个太平繁荣的小镇。上校在这里跟他的父亲和祖父学会了金匠手艺，签署停战条约后，他回归故里。对手是个大个子，比他小十六岁，跟他一样，是个死心塌地的自由党人，天主教徒，农民。大个子家境贫寒，结婚不久，有两个孩子，听名字就是个好人：梅达多·帕切科。最让上校痛心的是，与战场上遭遇的无数不知名姓的敌人不同，他们是老朋友、党内同志兼“千日战争”战友。太平年代，两人却要生死相搏。
那是现实生活中第一桩激发我创作灵感的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自懂事起，我就发现此事对全家举足轻重，然而，细节始终云山雾罩。妈妈当年只有三岁，老觉得那是一场不着调的梦。大人们当着我的面闪烁其词，说法不一，让我永远琢磨不透。最可信的说法是：梅达多·帕切科的母亲听说外公出言侮辱了她，便唆使儿子去报仇，替她挽回名誉。外公当众辟谣，向母子俩做了解释。谁知梅达多·帕切科积怒未消，出言反攻，说外公身为自由党人，行为可耻。是何行为，我也不甚清楚。外公颜面扫地，约他择日决一死战。
上校从挑战到决斗期间的所作所为堪称表率。他悄无声息地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命运只有两种安排：要么死，要么入狱。无论怎样，他都要确保家人的安全。他不慌不忙地变卖了最后一次战争后仅剩的家产：金银作坊和他父亲留下的、他用来养山羊和种甘蔗的一小块土地。六个月后，他把所有资金压在箱底，静候决斗日的到来。日子是他定的，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二日，发现新大陆纪念日。
梅达多·帕切科住在镇外，他不会错过那天下午纪念圣女皮拉尔的宗教游行，我外公知道。出门前，梅达多·帕切科给妻子留下一封情深意切的短笺，告诉她钱放在哪儿，对儿女的将来也各有规划。他把信放在两人共用的枕头底下，妻子睡觉时一定会看见。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便出门去迎接他的恶时辰。
就连那些最不可信的说法也一致认为：决斗发生在十月的一个星期一，那天是典型的加勒比天气，乌云压顶，凄风苦雨。梅达多·帕切科身着节日盛装，刚拐进一条死胡同，就被马尔克斯上校拦住。两人都有武器。多年以后，外婆说胡话时，总说：“上帝给过亲爱的尼古拉斯机会，让他饶了那个可怜人的性命，可他不知道抓住机会。”外婆这么想，恐怕是因为上校跟她说过，他突然拦住梅达多·帕切科时，看见他眼里闪过一丝痛苦。上校还说，他硕大的身躯倒在灌木丛里，发出呻吟，没有言语，“像小猫落水时的惨叫”。“老爹”去向镇长自首，套用了一句对仗工整的俗语：“荣誉之弹战胜了权力之弹。”很有当年自由党人的风度，但我觉得这不像是外公说的话。问题是没有证人。外公和双方证人的呈堂证供本该是最权威的说法，只可惜卷宗即使存在过，也已不知所踪。我听过无数版本，没有任何两种雷同。
这件事让镇上的家家户户吵翻了天，连死者家人也持不同观点。有些提议复仇，有些却把特兰基利娜·伊瓜兰和她的儿女们接到自己家里去避风头。儿时，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背着上一代人的罪过，深切自责，直到如今，落笔之时，我依然更同情死者家人，而非自家人。
保险起见，“老爹”先被带到里奥阿查，又被带往圣马尔塔，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半年监禁，半年监外执行。他刚出狱，就带全家去谢纳加玩了几天；后来又去巴拿马，留下了一笔风流债和一个女儿；最后他在阿拉卡塔卡落脚，在地方财政部门任收税官，工作既危险又不受人待见。他不再持枪上街，哪怕香蕉工人暴动、时局动荡时也没有，只把左轮手枪压在枕头底下以备自卫防身。
经历过梅达多·帕切科的噩梦，阿拉卡塔卡也远非梦想中的乐土。这里原本是奇米拉族印第安人农庄，位置偏远，时运不济，既不受上帝眷顾，也不受谢纳加市法律制约，没有在“香蕉热”的光环下，而是在其阴影里被载入史册。阿拉卡塔卡（Aracataca）不是镇名，而是河流名。在奇米拉语里，阿拉（ara）的意思是“河”，卡塔卡（Cataca）是族人对首领的称呼。因此，我们当地人不把镇子叫阿拉卡塔卡，而是按原来的称呼，叫它卡塔卡。
当外公为了唤起家人的热情，说这儿遍地钞票时，米娜说：“钱是魔鬼拉的屎。”对我母亲来说，这里简直是恐怖王国，她对此地最初的记忆是蝗灾。当时她年纪还小，蝗虫把粮食全毁了。“你可以听到蝗虫飞过，就像刮了一场夹枪带棒的狂风。”回去卖房子时，她说。当时，吓坏了的居民们只能躲进屋里，自然灾害只有巫术能化解。
干燥的飓风随时可能席卷而来，掀翻屋顶，摧残刚栽不久的香蕉树，给镇子留下厚厚的一层灰。夏天，大旱让牲畜奄奄一息；冬天，暴雨让街道水流成河。美国佬工程师乘橡皮艇，在溺水的床垫和死去的母牛间穿行。联合果品公司将河流改道，人为改造灌溉系统是河水泛滥的罪魁祸首，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甚至冲出了墓地里的骸骨。
人祸甚于天灾。一列玩具似的火车将来自四面八方、打定主意在此立地生根的冒险家们运送到这片灼热的沙土地，冒失的繁荣造成了人口增长和社会混乱。这里距丰达西昂河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劳改营地只有五西班牙里，犯人们经常在周末溜出来捣乱。阿拉卡塔卡一点儿也不像西部片中的新兴城镇。奇米拉人的棕榈叶和芦苇茅屋渐渐变成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小木屋，双坡锌皮屋顶、挂着粗麻布窗帘的窗户和遮阳棚上爬着藤蔓植物，花朵上沾满灰尘。人们在大道上支起帐篷。男人们当街更换衣服，妇女们张着雨伞，端坐在箱笼上。一头头的骡子被丢弃，饿死在旅店的马厩里。在这一群陌生的面孔间，我们这些最早的居民反而成了新来的客人，成了永远的异乡客，外来户。
死亡不仅源于周六发生的口角争执。一天下午，街上有人大呼小叫，只见一个无头人骑着骡子经过，原来，香蕉种植园之间结算账目的过程中，他被人用大砍刀砍了，脑袋被灌溉水渠里冰凉的水流冲走了。当晚，我又听到外婆嘀咕：“这么可怕的事只有内地佬才干得出。”
内地佬在高原地区土生土长，和旁人比，不仅萎靡不振，恶习缠身，而且自诩为“上帝的使者”，面目可憎，以至于来自内地的军人疯狂镇压香蕉工人罢工后，我们不称军队里的人为士兵，而是直接叫他们内地佬。在我们眼里，他们是政权唯一的既得利益者，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现得嚣张跋扈，仿佛事实的确如此。不说这些就无法解释传说中“阿拉卡塔卡黑色之夜”的恐怖，那次屠杀在众人记忆中的痕迹十分模糊，是否发生过，并无确凿证据。
事情发生在一个比平时更糟的周六。一个本地人（没有留名的良善人）牵着一个小男孩走进酒馆，给孩子要了一杯水。有个独自在吧台喝酒的外乡人不让孩子喝水，非要他喝甘蔗酒。孩子父亲试图阻止，但外乡人坚持让喝。孩子吓坏了，不小心一巴掌把酒打翻。外乡人想都没想，一枪将他打死了。
这是儿时笼罩在我心头的另一个阴影。跟“老爹”去酒馆喝饮料时，他常提起。事情匪夷所思，连他都不敢相信。当时，他应该刚到阿拉卡塔卡不久，因为我母亲只记得家里的大人被吓得够呛。因为只知道行凶者带安第斯山区的做作口音，镇里人的报复对象不仅是他，还有无数持同样口音、同样可恶的外乡人。许多人举着甘蔗砍刀，冲向昏暗的街头，在影影绰绰的人群里随便抓个人过来，喝道：
“说话！”
单凭口音，就将他大卸八块，根本不考虑口音千差万别，这样做不公平。姑姥姥维内弗里达·马尔克斯的丈夫堂拉斐尔·金特罗·奥尔特加是地道的内地佬，他之所以能活到近百岁，是因为当时外公把他关进了食品储藏室，等事态平息后才放他出来。
来阿拉卡塔卡两年后，家里的掌上明珠玛格丽塔·马里亚·米尼亚塔撒手人寰，全家人心碎不已。她的照片多年来挂在客厅里，名字如同众多家族标志一样，代代相传。最近那几代年轻人应该不再会被那个身穿波浪裙、脚踏小白靴、长辫及腰的小公主所打动，他们绝对不会将如此精致的形象跟一位外曾祖母搭上关系。但我总觉得，与悔恨和幻灭相比，神经紧张对外公外婆而言，几乎相当于太平日子。无论在哪儿，他们都感觉像异乡客，直到闭了眼。
他们的确是异乡客，但混在从世界各地乘火车赶来的人群里，倒也没那么显眼。带着和外公外婆家同样的想法，菲尔库森、杜兰、贝拉卡萨、达孔特、克莱亚纷纷举家前来，希望能过上更好的日子。纷至沓来的还有意大利人、加纳利人和叙利亚人（我们称之为土耳其人），他们越过省界，前来追寻自由和在故土丢失了的生活方式。芸芸众生，形形色色。有些是魔鬼岛——法属圭亚那监狱——的逃犯，他们并没有作恶，只是持有异见。其中一个叫雷内·贝尔文诺伊特，法国记者，政治犯，他逃到香蕉种植园来撰写大作，披露监狱生活的种种不堪。阿拉卡塔卡鱼龙混杂，从一开始就是个没有边境的地区。
然而，最令人难忘的是委内瑞拉人。两名少年学生曾经前来度假，住在一户委内瑞拉人家里，大清早往头上浇凉水洗澡。他们是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和劳尔·莱昂尼，半个世纪后，先后就任该国总统。委内瑞拉人中，接生婆胡安娜·德弗雷特斯太太跟我们走得最近。她气色很好，讲故事水平高超。我正儿八经听过的第一个故事《布拉班特的格诺费瓦》就是她给我讲的。她把许多世界名著改编成儿童故事，像《奥德赛》、《愤怒的奥兰多》、《堂吉诃德》、《基督山伯爵》、《圣经》等的片段。
外公无权无势，却备受尊敬，连香蕉公司的地方主管也对他仰慕不已。他是自由党老兵，多次参加内战，签署最后两个条约后解甲归田。本杰明·埃雷拉将军起到了表率作用，每天下午，他的尼兰迪亚庄园都传来忧伤的华尔兹舞曲，是他用单簧管吹奏的。
妈妈在这片脏兮兮的土地上长大成人，斑疹伤寒带走玛格丽塔·马里亚·米尼亚塔后，她集全家人的宠爱于一身。妈妈原本体弱多病，童年过得心惊胆战，三天两头间日热，退完最后一次烧，病好了，彻底好了。她九十七岁高寿，膝下有十一个子女，外加爸爸另外四个私生子、六十五个孙子、八十八个曾孙和十四个玄孙（不知道的还未统计在内），于二〇〇二年六月九日晚八点半无疾而终。当时，我们已经在打算为她庆祝人生的第一个一百年。她去世那天，几乎在同一时辰，我写下了这本回忆录初稿里的最后一个句号。
妈妈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巴兰卡斯，家人刚走出战乱，开始新生活。她全名中的第一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上校的母亲路易萨·梅希亚·比达尔，那天距她去世正好过了一个月。第二个名字源于一个圣日，纪念在耶路撒冷被斩首的使徒大圣地亚哥。她觉得太男性化、太引人注目，藏了半辈子，谁知被我这个不肖子写进小说，泄露了天机。
妈妈读书很用功，除了学钢琴。钢琴是外婆逼她学的，在外婆心中，弹不好钢琴，就做不成淑女。路易萨·圣地亚加乖乖学了三年，在热浪滚滚、昏昏欲睡的中午练琴，日日如此。一天，她烦透了，果断放弃。阿拉卡塔卡的电报员年轻傲慢，芳龄二十的妈妈与他坠人情网，不能自拔。正是凭借倔强的个性，她才顶住了来自家人的压力。
关于那段坎坷的恋情，父母单独或一起说过无数次，让年轻时代的我惊讶不已，二十七岁的我创作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时，早已对其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但我依然觉得，如何下笔，仍需学习。他们俩擅长讲故事，回忆起那段甜蜜的爱情，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年过半百的我决定将它写进《霍乱时期的爱情》，真假虚实，难以分辨。
妈妈说，他们是在给一个孩子守灵时初次见面的。到底是哪个孩子，两人均语焉不详。妈妈和女孩们在院子里唱歌，按风俗，要给夭折的孩子唱九夜的情歌。突然，有男声混入合唱。她们回头一看，全呆了：小伙子真帅！“我们要嫁给他。”她们打着拍子唱出副歌。妈妈对他印象不深，只说：“又是个异乡客。”没错。他来自卡塔赫纳，初来乍到，本是医药专业学生，没钱，只好辍学，不久前当上电报员，在附近几个镇子收发电报，过着普通的日子。看当年照片，他就是一穷小子：四排扣紧身时尚深色塔夫绸外套、浆领、宽领带、有檐窄边草帽，时髦的细架圆框眼镜的镜片是纯天然玻璃的。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夜不归宿、放荡不羁、四处留情。其实他烟酒不沾，活到长寿。
那是妈妈第一次见他，他却早在前一个周日八点的弥撒上就见过妈妈，弗兰西斯卡·西莫多塞娅表姑姥姥陪着去的（妈妈放学后，她始终不离左右）。周二，他又见到她们俩在门前的巴旦杏树下做针线活。守灵当晚，他已经得知妈妈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的女儿，而他手里有好几封致上校的推荐信。在那之后，妈妈也得知他单身多情，口才不凡，出口成章，舞技高超，小提琴拉得凄婉动人。妈妈说，清晨听他拉琴，总会潸然泪下。他的小夜曲保留曲目是浪漫至极的华尔兹舞曲《当舞会结束》，这也是他的社交名片。多才多艺加上平易近人帮他敲开了外公外婆家的门，他成了午餐桌上的常客。弗兰西斯卡表姑姥姥来自卡门–德玻利瓦尔，而他出生在附近的辛塞。表姑姥姥听了，与他一见如故。妈妈虽在社交聚会上和他玩得开心，却没想到他另有所求。他们俩之所以走得近，甚至是因为他和妈妈的同学偷偷约会，妈妈负责打掩护，还答应在他们的婚礼上做教母。后来，他叫她教母，她叫他教子。在一场晚间舞会上，胆大包天的电报员从扣眼上摘下玫瑰，对她说：“玫瑰和我的生命，献给您。”妈妈有多惊讶，可想而知。
爸爸多次表示，那句话绝非随口一说。认识所有姑娘后，他认定心上人非路易萨·圣地亚加莫属。妈妈以为他爱献殷勤，以为玫瑰只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舞会结束后就把花扔了，这被他看在眼里。妈妈被人暗恋过，那是个怀才不遇的诗人。她只当他是好友，火热的诗句打动不了她的芳心。不知为何，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玫瑰却让她辗转反侧，愁肠百结。我第一次正式跟她聊这段恋情时，她已经生了一大堆孩子。她坦言：“我气自己居然在想他，气得睡不着。更恼火的是，越气越想，越想越气。”她既想见他，又不能见他，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一周。教母教子，形同陌路。一天下午，她们又在巴旦杏树下做针线活，表姑姥姥调皮地取笑她说：
“我听说有人送你玫瑰。”
又是这样，路易萨·圣地亚加的心事早已路人皆知，只有她自己不知道。我们聊过多次，他们俩都说这场死去活来的爱情有三个决定性的时刻。第一个是圣枝主日的大弥撒。妈妈和弗兰西斯卡表姑姥姥坐在圣坛左侧的长椅上，听见砖地上传来爸爸的弗拉门戈舞鞋声。他从她身边经过，暖暖的润肤露香扑面而来。表姑姥姥装作没看见他，他也装作没看见她们。其实，他早有预谋，自她们经过电报所后，他就一直跟着。他站在靠门最近的柱子边，他能看见她的背影，她却看不见他。她憋了几分钟，没能憋住，回头往门边看，差点儿气死。他也在看她，四目相对。“正如我所料。”已至暮年的爸爸依然倍感幸福。妈妈则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她中了圈套，整整生了三天气。
第二个时刻是爸爸写给妈妈的信。她以为是这个天天偷偷摸摸为她拉小夜曲的人写来的情书，谁知是措辞强硬的短笺。他接下来那一周要去圣马尔塔，要她在那之前务必回复。她闭门不出，没有回复，决意斩断这根让她生不如死的情丝。后来表姑姥姥劝她悬崖勒马，乖乖就范，为了让她回心转意，还给她说了个故事：胡文蒂诺·特里略求爱不得，每晚七点到十点守在爱人的阳台下。爱人对他竭尽羞辱之能事，甚至从阳台泼尿下去，每晚如此，还是赶他不走。百般考验之后，爱人被他百折不挠的忘我精神感动，答应成婚。爸爸妈妈的故事可没这么夸张。
这场困境中的第三个时刻是一场盛大的婚礼，他们俩受邀做傧相。结婚的是她的近亲，她不能不去，被他料到了，他有备而来。她见他志得意满地穿过舞池，邀她跳第一支舞，她的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儿。“不知是气还是怕，血拼命往上涌。”妈妈告诉我。他看在眼里，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您不用说‘我愿意’，您的心已经告诉我了。”
她想都没想，把他晾在了舞池中央。她这么做，他懂。
“那一刹那，我很幸福。”爸爸告诉我。
路易萨·圣地亚加大清早在甜蜜撩人的华尔兹舞曲《当舞会结束》中醒来，怒不可遏，第二天一早就把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礼物全部退回。婚礼现场，她拂袖而去，他无端受辱。消息不胫而走，覆水难收。大家都以为这场夏日的爱情风暴已经平息，更何况路易萨·圣地亚加儿时常患的间日热复发，被母亲带到位于内华达山支脉上的“人间天堂”马纳乌莱养病。两人都说那几个月没有联系，但并不十分可信，因为当她病愈归来时，他们俩看上去也和好如初了。爸爸说看到米娜发来回家的电报，便去车站等候。路易萨·圣地亚加跟他握手问候，他说收到了爱的信号，她说没那回事。回忆往昔，她总是赧然。事实上，从那以后，他们俩就大大方方地在一起了。又过了一周，表姑姥姥跟她在秋海棠长廊上绣花，终于对她说：
“米娜知道了。”
路易萨·圣地亚加总说，自那晚在舞会上拂袖而去，将追求者留在舞池中央，就已将感情压在心底，后来是因为家人的反对，感情才会决堤。那是一场鏖战。上校本想置身事外，米娜却认为他难辞其咎，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在每个人看来，很显然不能容人的是外婆，不是外公，即使实际上族规里曾经写着，任何追求女儿者，均为闯入者。如此陈旧的观念余孽未消，导致女人独身，男人偷情，满街都是私生子。
朋友们按年龄分成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立场不鲜明的也迫于形势，二选一。年轻人希望玉成此事，特别是他的朋友们。他也乐得扮演世俗偏见牺牲品的角色。上年纪的人则多半视她为千金小姐，认为外来的电报员发起追求，不为爱，只为钱。路易萨·圣地亚加原本千依百顺，感情受阻，居然凶相毕露。吵得最凶那次，米娜气疯了，对着女儿抄起切面包的刀。女儿面对利刃，毫无惧色。米娜突然醒悟：急火攻心，差点儿铸成大错。她大惊失色地叫道：“我的天啊！”然后扔下刀，把手放在炉火上，拼命惩罚自己。
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谴责声中，有人说他是私生子，他母亲十四岁就和学校老师好上了，生下了他，但一直单身。他母亲名叫艾尔赫米拉·加西亚·帕特尼娜，是白人，身材苗条，思想开放，既不结婚，也不同居，和三个男人生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她住在故乡辛塞镇，咬着牙把儿女们拉扯大，她那种独立、愉快的精神正是我们孙辈在圣枝主日上所需要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完美地继承了家族里的穷光蛋气质，十七岁起，他结识过五位少女情人。这是新婚之夜，他们在里奥阿查海面遭遇风暴、被困在一艘风雨飘摇的小船上时，爸爸亲口跟妈妈说的。他说自己十八岁在阿奇镇做电报员，有个儿子，叫阿维拉多，快三岁了；二十岁在阿亚佩尔镇做电报员，有个女儿，叫卡门·罗萨，刚几个月，还没见过。他答应过会回去跟女儿母亲结婚，原本想说话算话，谁知爱上了路易萨·圣地亚加，走上了另一条人生路。他带儿子做过公证，以后也会带女儿去做公证。不过，这些只是走形式，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令人惊奇的是，爸爸的行为不端居然会让马尔克斯上校在道德上有所忧虑，要知道，除了三个婚生子，上校婚前婚后还有九个私生子，是和不同女人生的，但外婆一律视同己出。
长辈们的这些绯闻我什么时候知道的，我不记得了，也不在意。让我在意的是亲戚们独一无二的名字。先是妈妈这边的：特兰基利娜、弗兰西斯卡·西莫多塞娅；再是爸爸那边的：艾尔赫米拉奶奶，她的父母分别叫罗萨纳和阿米纳达布。或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坚信小说人物必须名如其人，方能生动鲜活。
最糟糕的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保守党积极分子——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尼兰迪亚协定》和威斯康星条约的签订只换来了部分和平，因为羽翼未丰的中央集权主义依然大权在握，而保守党和自由党要过很久才不再剑拔弩张。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保守党倾向或许是受家庭影响，而非个人信仰。可别人偏偏咬住这点不放，对他聪明机警、诚实可靠等优良品质视而不见。
爸爸既难被看透，又难讨好，比他看上去还要穷很多。他一生与贫困为敌，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凭借同样的勇气和自尊，他排除万难，和路易萨·圣地亚加苦苦相恋。爸爸蜗居在阿拉卡塔卡电报所后面的房间里，那儿总挂着一张吊床，他一个人睡的时候用。但是在吊床旁边还放着一张单身汉用的过了油的弹簧床，给夜晚可能来的任何人留着。他这种偷偷摸摸的猎人的生活方式一度让我十分羡慕。后来，生活告诉我，这种方式最孤独、最无趣。我很同情爸爸。
爸爸去世前对我说，在最难挨的日子里，一天，他和几个朋友去上校家做客，所有人都有座位，唯独他没有。妈妈全家始终否认有过这回事，认为他是旧恨难平，或者至少是记错了。谁知，近百岁的外婆突然迷糊起来，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