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
康熙后期，官吏贪污、钱粮短缺、国库空虚的情况，雍正即位前就知道了。他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这是讲的中央财政状况，地方呢？他在即位之初就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雍正要想他的国家强盛，就不能不把整理财政、清查赋税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
雍正正式即位前，内阁官员草拟登极恩诏，按照惯例，开列了豁免官员亏空一条，雍正认为这样做是助长贪官污吏侥幸心理，继续侵占钱粮，当即不准开载，表明他对官员贪婪不法的深恶痛绝的态度。不多日，即他掌权的一个月——十二月十三日，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钱粮的命令。他说各地亏空钱粮，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都是非法的。在先，大行皇帝宽仁，未对赃官明正法典；所谓勒限追补，也不过虚应故事，亏欠依然如故。但库藏因此空虚，一旦地方有事，急需开支，则关系非浅，因此决定清查：
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分外，其实在侵欺入己者，确审具奏，即行正法。倘仍徇私容隐，或经朕访闻得实，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即如山东藩库亏空至数十万，虽以俸工补足为名，实不能不取之民间额外加派。山东如此，他省可知，以小民之膏血，为官府之补苴，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既亏国帑，复累民生，大负皇考爱养元元之至意，此朕所断断不能姑容者。
雍正明确规定了在地方上清理钱粮的方针、政策和注意事项。一个月后，即元年（1723年）正月十四日，发出在中央设立会考府的上谕。他说钱粮奏销中弊病很大，主要是看有无“部费”，若没有，就是正当开支，计算也清楚，户部也不准奏销，而一有部费，即靡费百万，亦准奏销。当日大行皇帝也知道这种弊端，不过不欲深究，从宽处理，然而“朕今不能如皇考宽容”，此后一应钱粮奏销事务，无论哪一部门，都由新设立的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都要由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雍正要求允祥严格推行他的清查政策，对允祥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出”。雍正一再表示他不宽容，决心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把惩办贪官、清理亏空的斗争迅速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原来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行奏销，会考府设立后，由它来稽核，就不能自行营私舞弊了。会考府成立不到三年，办理部院钱粮奏销事件550件，其中驳回改正的有96件，占所办事件的17%。户部库银，经允祥查出亏250万两，雍正责命户部历任堂官、司官及部吏赔偿150万两，另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清查中涉及贵族和高级官僚，也不宽贷。康熙第十二子履郡王允祹曾管过内务府事务，追索其亏空，他将家用器皿摆在大街上出卖，以便赔偿。第十子敦郡王允䄉也有应赔银两，赔了数万金，尚未全完，后查抄他的家产。内务府官员李英贵伙同张鼎鼐等人冒支正项钱粮百余万两，雍正就抄了他的家。因为厉行清补，人们责怪主持其事的允祥“过于苛刻”，“过于搜求”，雍正说这不是允祥的事，是他为“清弊窦”，饬令着追，自己承担了责任。
在地方上的清查亏空，雍正元年普遍开展起来。雍正在盛京将军唐保德等奏请拿审亏空钱粮官员奏折朱批：“诸多年来各官仰仗皇考仁慈，窃取国家钱粮，贪赃枉法，勒索百姓，已成常事，朕决意革此流弊。”清理地方亏空的态度异常鲜明和坚决。当年被革职查封家产的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前江南粮道李玉堂。山西巡抚苏克济，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起任职，六十年（1721年）丁忧去职，雍正元年六月潞州知府加璋告发他勒索各府州县银450万两，于是籍没家财，以偿亏空，并责令其家人赵七赔偿20万两。原河道总督赵世显克扣治河工料，侵蚀钱粮，下刑部狱，家财充公。苏州织造李煦亏空银38万两，抄家赔补。雍正指斥李煦“不安分”，与光棍为伍，“谎用、亏空织造衙门银亦不少，理应将李煦立即拿获”。
赃官一被揭发，雍正为使他们退出赃银，保证归还国库，主要是采取抄家籍没的手段。元年八月，通政司右通政钱以垲提出追补办法：“凡亏空官员题参时，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封其家产追变，庶不致隐匿寄顿。”官衙与原籍同时抄检，避免隐藏，一切家产估价变卖，就可以较多地完纳应偿亏空。这项建议被雍正采纳了，大多数犯官的清偿都照此进行。于是社会上流传雍正“好抄人之家产”的说法，甚至人们打牌，把成牌称作“抄家湖”，这固然表现了一部分人对雍正抄家的不满，反之也表明用它作为对付赃官的手段是行之有效的。对人们的攻击，雍正也作了辩解，说明抄家的必要：“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赀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吏，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
与抄家同样重要的手段是罢官，凡是贪官，一经被人告发，就革职离任，不许再像以往那样留任以弥补亏空。元年二月，雍正谕吏部：“亏空钱粮各官，若革职留任催追，必致贻累百姓”，不可复留原任；若已清还完毕，尚可为官的，由大吏奏请。雍正看到，若允许留任清补，必然要以新的贪污补偿旧项，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他严厉打击贪官方针的实行，被罢官的很多。三年（1725年），湖南巡抚魏廷珍奏称，该省官员“参劾已大半”，表示再查出舞弊，继续纠参。十年（1732年），直隶总督李卫说，通省府厅州县官，在任三年以上的寥寥无几，官员的频繁更换，原因之一是被撤职的人多。
既要保证亏欠归还国库，又不许赃官得好处，雍正还采取了许多措施：
命亲戚帮助赔偿。雍正说有的犯官把赃银寄藏在宗族亲友家，这些人也有平时分用赃物的，这时要帮他清偿，所以往往抄没这些人的家产。这样被触动的人多，株连太广，不得人心，实行四年之后，把它停止了。
禁止代赔。过往追赃时，有以地方官和百姓代为清偿的，雍正概不准行。元年五月，新任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由该省官员帮助前任总督赵弘燮清补亏欠，雍正说纵使州县官有富裕，只可为地方兴利，不可令为他人补漏。二年四月，雍正说令州县代赔之事，弊病很多，可能是不肖绅衿与贪官勾结，利用题留复任，也可能是棍蠹借端科敛，因此不准通行。
挪移之罚，先于侵欺。挪移多是因公挪用，常常有不得已的情况；侵欺是贪污。两种情况，都是亏空，性质有所不同，在处分上也大不一样。一般的惩治，先抓贪污，后及挪移。官僚遂因之取巧，将侵欺报作挪移，避重就轻，希图免罪。雍正对这种情弊了如指掌，他说贪婪的官员，“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至于万难掩饰，则以多者为挪移，少者为侵欺，为之脱其重罪，似此相习成风，以致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为对付贪官的钻空子，雍正改变成例，在挪移和侵欺两项追赔中，不管哪个案子发在先头，一律“将挪移轻罪之项令其先完，侵欺重罪之项令其后完，使捏饰挪移希避重罪之人无所施其伎俩”。他这种办法，显然把轻重倒置了，具有不合理的成分，但却又含有合理因素，即对惩治贪官确有好处。他是不拘成规，想得出，做得出的人。这个办法只能在特殊情况下行于一时，随着打击贪污取得成效，情况有了变化，就恢复旧日先完侵欺后完挪移的成法了。
对畏罪自杀官员加重处理。四年（1726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奏参肇高罗道李滨亏空钱粮，李即自杀。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参革兴泉道陶范，还未审理，陶已自尽。雍正说：这是犯官“料必以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为子孙之计”。为使他们的狡计落空，令督抚将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所有赃款着落追赔”。
使用这些办法，清查了三年，取得一定效果。各省清偿了一部分亏空，有的省做得比较彻底。如直隶总督李维钧在二年八月报告，该省亏欠银41万两，到本年六月已完20万两，下余21万两明年可以偿清。河南等省也清查较好，下面即将讲到。雍正并不满足，他深知一些封疆大吏没有很好地执行他的政策，即他们开始纠参属员时很严厉，审结时从宽开脱，以使属员怀恩感畏，所以到了三年清查期满，事情未能完结。雍正下令展限三年，要求务必达到预期目的，他说：
凡各省亏空未经补完者，再限三年，宽至雍正七年，务须一一清楚，如届期再不全完，定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如有实在不能依限之处，著该督抚奏闻请旨。
他的决心很大，搞不彻底，绝不罢休。
在整个清查过程中，有的督抚积极开展，有的由雍正派员前往审理，都反映了地方清查的进行情况。
二年（1724年），田文镜就任河南布政使，旋升巡抚，他一到任，就着力清查亏空，当年四月初六日奏折表示：“臣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设法严查，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
对犯有贪污罪的官员，毫不徇情，坚决题参革职审查。三年，参劾信阳州知州黄振国“狂悖贪劣，实出异常”。克山县知县傅之诚吞没雍正元、二、三年耗羡银1400多两，田文镜将他革职题参。到四年夏天，他共参奏属员22人。经过田文镜及其前任石文焯的努力，雍正二年就把欠在藩库的亏空补清，欠在州县的三四十万两也严催急补。到十年（1732年），河南布政司库存耗羡银七十多万两，表明河南绝对没有亏空现象。雍正对田文镜的雷厉风行很赞赏，说“田文镜参官最多，鄂尔泰从不轻弹，然二人皆各有道”。对他的清查及各项政事非常满意。田文镜因此与推行改土归流的鄂尔泰成为“模范督抚”。
四年（1726年），大规模清查江西钱粮。江西各府州县仓谷亏空很多，巡抚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