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下五旗私属关系的终结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由子侄分任各旗旗主，旗主与旗下有严格的主从关系，皇帝要调发旗下人员，必须通过旗主。旗下隶属于旗主，同皇帝是间接关系，也就是说旗下有两个主人，即旗主和皇帝。各旗内亲王、贝勒、公是世袭的，他们世代掌管所在旗。这样在对待旗民的统治上，皇帝要直接掌管旗民，加强皇权，旗主要维持对旗下的所有权，因而产生皇权与旗主权的矛盾。自清太宗起的清朝前几代皇帝都谋求削弱旗主的权力，太宗、顺治两朝使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成为上三旗，由天子自将，于是剩下其他五旗，即下五旗旗主问题。康熙在统治后期，派皇七子胤祐管理满洲、蒙古、汉军正蓝旗三旗旗务。当今皇帝的儿子到下五旗中作管主，代替原来的旗主，实际上削弱了旗主的权力。所以雍正以前，八旗旗主势力逐渐衰微，已无力与皇权抗衡，但是他们还拥有一部分权力，影响着皇权在八旗中的进一步行使。
雍正继位初年，承袭乃父遗策，任用亲信弟兄和王公管理旗务，如以康亲王崇安管理正蓝旗三旗事务，皇十七弟果郡王允礼管理镶红旗事。他在对管主的使用中，发现它和皇帝及八旗内官员的矛盾，管旗务的诸王因身份崇高，还是影响皇帝对旗民的直接统治，而管主同都统等官员职权难分，往往互相摩擦，对于“公事，亦未免耽误”，雍正遂于六年（1728年）减少管主，取消崇安、锡保及信郡王德昭等的管理旗务。七年（1729年），雍正“命庄亲王允禄管理镶白旗满洲都统”，九年（1731年），改“命庄亲王允禄管理正红旗满洲都统事务”，十年（1732年），用平郡王福彭“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允禄、福彭是管理都统事务，与管旗务大不相同，管旗务是八旗都统的太上皇，是管主，都统得唯命是从，管理都统事务，本身相当于都统，或是兼职都统。都统是所谓掌“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以赞上理旗务”。是八旗的军政长官，是一种职务，由皇帝临时任命，不能世袭，与所在旗的旗民是官民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允禄是雍正第十六弟，又以亲王身份管都统事，他已不是管主，降为一旗长官了，而这不是他个人的荣辱问题，因为他长期受雍正信任，后来为乾隆顾命大臣之一，他的出任管理都统事务，表明皇子、亲王在八旗中地位的降低，表明管主的被取消。至此，清代管理八旗事务人员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变化：旗主——管主——宗室贵族管理都统事务，每一次的变化，都是旗内主从关系的削弱，下五旗的负责人，即长官不再具有原先的旗内自主权，皇帝将它剥夺净尽了。这个三部曲是皇权在八旗内（主要是下五旗）强化的过程，雍正的宗室贵胄管理都统事的办法，则是它的终结。这是八旗制度内皇权、旗主权消长过程的主线，围绕着它，雍正还采取了许多相应措施。
八旗都统，清文为“固山额真”，印信即以此为文，“额真”，满语意为“主”。雍正元年（1723年），给事中硕塞条奏：“额真二字，所关甚巨，非臣下所可滥用”，请加改定。雍正为正名分，崇君主，接受他的建议，命将“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意为总管，即汉文的都统，又将“伊都额真”改为“伊都章京”，意为领班。臣下不能称为“主”，只能尊奉一个主人——皇帝。“固山额真”，是努尔哈赤建旗时的老名称，后来的都统早已不复是旗主的意思，至此，雍正又在文字上加以改变，从意识形态上革除旗主的痕迹，从而也标志旗主权力的实际消失。
旗员的官缺，向分旗缺、翼缺、公缺数种。旗缺，是某一官职例由某旗人员充任；八旗又分左右两翼，翼缺是专属于某一翼的人员的官缺；公缺是所有八旗人员的。旗缺、翼缺只在某旗某翼内进行拣选，旗主、管主可以把持这些缺位，也使得各旗之人具有向心力，团结自固，但在八个旗内，各旗人才不一，因而有的旗升转较快，有的则较迟滞，也不公平。这一问题，康熙初年即着手解决，八年（1669年）、十年（1671年），分别将各部堂主事、郎中改为公缺，通同论俸升转，但员外郎、主事仍按旗升转。雍正六年（1728年），以铨法划一为理由，将原属于旗缺、翼缺的各部员外郎、主事、内阁中书、监察御史、给事中、工部造库郎中，一律改为公缺。既解决铨法的不公平，亦不使旗主、管主干预旗缺中任何一部分旗员的任用。对八旗内部缺分的补授，雍正亦行更改，原来下五旗王公所谓公中佐领之缺，只在该王属下拣选，八年（1730年），雍正认为这样做不易得到合适的人，命于该旗中拣选官员引见补授，若该王属下之人可用的当然也可以拣选。企图使诸王所用人员尽量少同他有密切关系。
佐领是八旗基层牛录的主官，职位虽不甚高，但地位重要，特别是原管佐领（勋旧佐领），系清朝开国时期率族众归来的，被编为牛录，佐领在一个家族世袭，也即使它永远掌握这个基层组织。世管佐领，也是早期投入后金政权的部众，佐领也是世袭。雍正于四年（1726年）二月说，他们中年幼的，愚昧的，衰老不能办事的，只给佐领的俸禄，不许管理事务，其事另选择该旗大臣官员兼理。这就等于取消了原管佐领、世管佐领的世袭罔替。可见雍正对八旗各级主人下手，褫夺他们的统治权。
对于王公与属下的关系，雍正作了许多规定。元年（1723年），禁止王公在所属佐领内滥派差役，只许挑选人员充任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不许兼管家务，若用作包衣官职，或令跟随子侄，都要列名请旨，并且要知会该旗都统，由都统复奏。若属下犯罪，王公要奏闻，交刑部处理，雍正说：“不请旨，断不可也”。这是说王公对属人没有任意使用权和处罚权。二年（1724年），雍正不许下五旗王公听信谗言，将属下妄加残害，或借端送刑部治罪，若有此种情况，则将这些被害者撤离原主门下。同时规定，王公属下有被问罪发遣的，不许发往该王公打牲处所，免得他们发生联系，私自回到该王公门上。政府惩治王公属下，不容原主包庇，王公迫害其属下，政府不容其肆恶，这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即不许王公与属下有不正常关系。同年，更定王公拥有的护军、领催、马甲数，亲王为护军、领催40名，马甲160名；郡王护军、领催30名，马甲120名；贝勒护军、领催16名，马甲80名；贝子护军、领催16名，马甲64名；镇国公护军、领催12名，马甲48名；辅国公护军、领催8名，马甲32名，比原来的数目减少了。同年还下令，诸王所属佐领，凡移出的，其内人员不得再与旧主往来，否则从重治罪，使王公对旧部不能发挥影响。
雍正特别不许王公勒掯属下，元年（1723年），他说五旗诸王不体恤门下人在外省做司道府县官的，向他们分外勒取，或纵容门下管事人员肆意贪求，为除此弊，他允许该等官员封章密揭。次年，他发现公爵星尼向属人王承勋勒取几千两银子，为此特发上谕，说星尼才是公爵，而王承勋不过是州县官，就要这么多银子，若主人是王府，属人为地方大员，则不知要多少了。他就此事警告王公，若不悛改，“必将五旗王府佐领下人一概裁撤，永不叙用”。十一年（1733年），太原知府刘崇元告发他的佐领李永安，在其回京时，李永安到他家索去银子一百二十两及马匹、衣物，后李永安又派人到他任所，勒取骡头、潞绸，还要三二百两银子。雍正下令对李永安严行查处。
削弱八旗王公与属下的私属关系，在雍正初年有特殊意义。雍正严禁诸王滥役属人时说：早先诸王对属下尚知恩抚，而“朕之兄弟，分给包衣佐领之人既少，而差役复多，其余诸王亦从而效之”。他把诸兄弟视作罪魁，借此整饬，收回王公任用属人的权力，所以这是他打击宗室朋党的一个内容。他把严禁王公勒索旗下，纳入了清查钱粮、打击贪赃、肃清吏治的措施之中。他指责王公的勒逼造成旗下官员的贪赃：“该员竭蹷馈送，不能洁己自好，凡亏空公帑，罹罪罢黜者多由于此”。可见他在继位之初，急急忙忙地改革旗务，是同打击朋党、整顿吏治紧密结合。
二年（1724年），雍正下令设立宗学，为八旗的左右两翼各立一学，招收宗室子弟学习，每学设正教长、副教长，由翰林院编修、检讨充任。宗学招收宗室子弟，学习满文、汉文，演习骑射，由政府按月发给银米、纸笔。每年雍正派大臣去考试，进行奖励和惩罚。七年（1729年），雍正因宗学不能容纳觉罗子弟，特于各旗设立觉罗学，令觉罗子弟读书学射。此外，雍正还设立咸安宫八旗官学，选择八旗子弟中俊秀者入学，内务府包衣佐领的景山官学中的优秀者亦可入选。雍正对他兴办宗学的原因作过说明，他认为宗室中人各怀私心，互相倾轧，把骨肉视为仇敌，更有甚者，“要结朋党，专事钻营”；还有一种人骄奢淫侈，荡尽产业，也是不肖子孙。为改变这种风习，要作许多工作，但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以事挽救——“急筹保全之道，若非立学设教，鼓舞作兴，循循善诱，安能使之改过迁善，望其有诫”。他又说：“必教以典礼伦常及治生之计，俾各好善恶恶，崇俭戒奢，方可谓教育有成”。他把办宗学与削夺诸王权力、宗室朋党同时进行，以巩固他在政治上的胜利。
第二节 试图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清朝入关之初，八旗人口微少，他们为官作宦，当兵吃粮，又有旗地可以耕作，不存在生计问题，但时间稍长，如到雍正继位，已八十年了，这时人口增殖甚多，而官职缺额和兵额都有限量，旗地没有增加，除了上述职业以外，清政府又不允许他们自谋生活出路，因此出现了新添人口的生活问题，此外旗人因长期脱离生产，出现生活上追逐奢华的问题。二年（1724年），雍正向八旗官员和民人说：
尔等家世武功，业在骑射，近多慕为文职，渐至武备废弛；而由文途进身者，又只侥幸成名，不能苦心向学，玩日愒时，迄无所就；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室用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且沉湎梨园，遨游博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糜费，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
他敏锐地看到旗人逐渐丢掉尚武精神，向追求生活享乐方面发展。对后一方面感受尤深，他知京中一部分旗人以酗酒、赌博、赴园馆、斗鸡、鹑、蟋蟀为事，京外他去过盛京，见旗人以“演戏、饮酒为事”，以至城中酒肆多得不得了。他还知道，有的旗人的享乐，靠着变卖家产和钱粮来维持，他说他们“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卖房产者，即如每饭必欲食酒，将一月所得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罄尽矣。又将每季米石，不思存储备用，违背禁令，以贱价尽行粜卖”。
雍正针对一些旗人糜费和不善治生的问题，采取种种措施维持旗人的生活，希望他的国家的根本——八旗军不致为生活问题而动摇。
雍正告诫旗人“量入为出，谋百年之生计”。他严厉禁止旗人分外享乐，元年（1723年），不许旗人酗酒、斗鸡，重定公侯及八旗军民婚丧仪制，让旗人崇尚节俭是重要的原因。到十二年（1734年），他就此事说：“近闻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习，以夸多斗靡相尚者”，因命八旗都统务必加强教育。这些禁令，主要是进行教育，收效自不会多，即如变卖禄米，仍是司空见惯之事。五年（1727年），顺承郡王锡保报告，贾富成私自偷买旗军甲米，又向旗人放高利贷，雍正命他加以追查，将所买甲米及高利贷本利银追出，赏给破获此案的官兵。他感到一个一个追查不是根绝旗丁出卖禄米的办法，于六年（1728年）令在京仓附近设立八旗米局24个，即满、蒙、汉军每旗一个，在通州仓附近按八旗左右两翼，设立米局两处，每局都派有专官，稽查禄米的买卖。这是限制旗人的糜费，以便量入为出。
雍正为增加旗人的收入，实行优恤政策。元年（1723年），发内帑银80万两，分给各旗，作为官兵婚嫁丧葬的费用，于是规定护军校、骁骑校等婚事给银十两，丧葬给银20两，马甲、步军等给银递减。这是临时性的补助，对八旗生活帮助有限。
旗人繁衍了，而八旗兵额是固定的，所以出现很多余丁，没有职业，生活无着。雍正想扩大兵额，但又受政府财力的限制，就略为增加兵数，令从满、蒙、汉军中选取4800人为养育兵，每一旗满、蒙、汉军分配六百名，其中满洲460名，蒙古60名，汉军80名。每一个满洲、蒙古养育兵每月关饷银3两，汉军每月也应为3两，但实给2两，多余的饷银给额外增加的养育兵，这样汉军每旗又可增添40人，这次总计添加养育兵5120人。同年，雍正又特别增长汉军额数，把汉军265个佐领又二个半佐领，扩充为270个佐领，兵额从17528名，增至2万名。适当增加八旗兵额，雍正坚持了这项政策。九年（1731年），西安将军秦布奏称，他所管辖官兵定额8000名，然因户口繁盛，旗丁已近4万人，因请在余丁中挑选1000名当差，每月仅给饷银1两、米3斗，雍正批准了他的要求。就此，他考虑到驻防各地的八旗情况相类似，因命其他驻防地也扩大兵额，挑选余丁充任。
八旗庄田是公田，旗人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是时间长了，实际上成了所有者，因而能将所使用的旗地典当或出售，当然这是不合法的。七年（1729年），雍正过问这类事情，他考虑典卖旗地之事相沿已久，不便依法惩治，又不能不处理而任其发展，因此命各旗查明典卖情况，动支内库银按原价赎回，留在旗内，限原业主一年之内取赎，过限不赎，准本旗及别旗人照原价购买。十二年（1734年），命清查直隶旗地。他力图保持旗人产业，不令流落八旗之外。
限制出卖甲米和旗地，是消极的防范措施，雍正还着眼于发展旗人生产，即位之初，就兴办热河屯垦。元年（1723年）六月命于热河、喀喇和屯、桦榆沟三处屯田，从京城满洲、蒙古八旗中择取没有产业的旗丁八百名前往，编设佐领，另设总管从事经理。十一年（1733年），命喜峰口驻防兵屯田，每名给地150亩，菜园四分，照民田例交税，税银留充兵饷。
雍正下力搞的是八旗井田。孟子讲的井田制，二千年间，真正试行者是雍正。二年（1724年），他批准户部侍郎塞德的建议，设立井田，令拨京南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县官田200多顷，作为井田，在京城八旗内，选择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没有产业的人员前往耕种，按照孟子所说的井田制精神，每户授给100亩为私田，十二亩半为公田，八家共有公田100亩，又给每户十二亩半作室庐场圃之用，官给盖房屋，按人口分配。另给每户发银50两，购置耕牛、农具、种子。私田收入归井田户，公田收成，在三年后全部交公。为办理此事，设置井田管理处，派建议人塞德前往料理。实行以后，愿去的人很少。五年（1727年），雍正说：那些没有产业，游手好闲的旗人，依靠亲戚为生，使好人受累，而他们却能为非作恶，遂强迫他们迁往井田处耕种，那些犯了枷号鞭责罪的革退八旗官兵，也罚往耕种。以后，又把侍郎哲暹、尚书石文焯等先后发往井田处效力。由于所去旗人多“非安分食力之人”，不仅不好好从事生产，反而偷卖官牛，私自出租井田。管理官员又将井田分成等第，徇私调换，干没公田租课。种种情弊，不断发生。乾隆继位就把井田改为屯田，不愿屯田的井田户撤回京中原旗，留下田房交地方官出租，愿意留下屯种的，按地亩完纳钱粮。雍正试行井田制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关于井田制，议论者多，然都不敢贸然实行。康熙年间亦有议行的，康熙说井田法好是好，但形势已不允许它实行了，“后世有欲于旷闲之壤仿古行井田之法者，不惟无补于民，正恐益滋烦扰。天下事兴一利不如去一弊之为愈，增一事不如省一事之为得也”。雍正不怕多事，他宣布：“特开井田，以为八旗养赡之地”，希望它能解决八旗的生计，滋扰之弊，在所不计。但是，他的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第一，一部分旗人因长期脱离生产，成为寄生虫，要他们改变习性和生活习惯，不是一般的行政命令所能做到的，所以用他们实行井田制，他们就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第二，实行井田制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事情，它同土地所有制、政治制度、赋税制度等相关，在地主土地私有制已流行千百年后，没有经历社会革命，实行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即使在一片国有地上实行，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包围下，它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必然会出现将井田私租出卖的现象，如此，井田怎能维持！第三，纵令雍正的井田法得以长期维持，垦田不过二百余顷，户民不过约二百家，人、田均极少，而要想扩大，政府给田、房、开垦费就要增多，也是力量所难达到的，这就是说井田很难大规模发展。那样的小规模进行，根本解决不了旗人的生产生活问题。因此，雍正实行井田制，虽力求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勇于实践，但以主观代替客观，盲目实践，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雍正晚年谋图扩大旗人的生产地区，令人往黑龙江、宁古塔等处调查，规划分拨旗人前往居住耕种，正当就绪之时，由于他的故世而没能实行。
在八旗人员逐渐地脱离生产、追逐享乐、生活窘迫的现实面前，雍正力图挽救危机，劝诫他们节俭，为他们堵塞钱财漏洞，又希望用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财源。他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没有阻止得了旗人的腐化趋势，旗人的生计问题依然存在。他以后，问题更趋严重。这是清朝一代的问题。清朝对八旗用养起来的办法，使他们渐渐成为寄生者，渐渐成为废人，这个基本政策不改变，旗人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雍正希望发展旗人的生产，是有识之见，但没有从根本上变更对旗人的方针，所以就不可能改变旗人的状况。
第三节 满汉关系的调处
在曾静案一节提到雍正反对华夷之辨，强调满族统治的合理性，至于满汉关系，他还有具体的处理办法。
一、为明朝皇帝立嗣
反满复明思想，自清朝入关后，就在一部分汉人中流行着，有的人积极实践，故而朱三太子事件不断出现。
崇祯有七个儿子，第二、五、六、七四子都殇逝，长子朱慈烺立为皇太子，三子朱慈炯为周皇后所生，封为定王，四子慈炤生母为田贵妃，受封永王。李自成进北京，获朱慈烺，封之为宋王，得朱慈炯，封为宅安公，朱慈炤下落不明。李自成退出北京，朱慈烺和朱慈炯兄弟也不知存亡去向，可是不久有人自称是故太子朱慈烺投奔南京福王政权，因真伪莫辨，被朱由崧囚禁。据《明史》记载，该人为明驸马都尉王昺之孙王之明，迨清军至南京，乃投降清朝。至此，崇祯的长子已不为人所注意，他的遗胤最尊贵的就是第三子朱慈炯了。因为此人不知所终，汉人正好利用他的名号反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京城有人称朱三太子，记载说他叫杨起隆，又叫朱慈璊，他草创政权，建年号广德，封了大学士、军师、总督、提督、齐肩王、护驾指挥、黄门官等官，联系郑成功部下降清将领，准备在首都起兵，被人告发，“朱三太子”逃亡，其妻马氏及齐肩王等被捕。此后，有人诈称杨起隆，也即诈称朱三太子，在陕西造反，被抚远大将军图海拿获，于十九年（1680年）解至北京遇害。与杨起隆活动的同时，蔡寅在福建称“朱三太子”，组织数万人，与在台湾的郑经联合，攻打清朝的漳州，被清朝海澄公黄芳世打败。有个明朝后裔叫朱慈焕，赘于浙江余姚县胡家，生有六子，本人流浪四方，教书为生，化名何諴、王士元。清朝政府对他有所察觉，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将他的三个儿子拿获下湖州长兴县监狱。其时，在宁波、绍兴等府，有张念一（张廿一、张君玉）、张念二（张廿二、张君锡）、施尔远等人从事反清活动，尊奉朱慈焕为朱三太子，四十六年（1707年）十一月，清军对他们围剿，他们打败官军，进入四明山中的大岚山坚守，次年初失败。在苏州，有一念和尚，也声称尊奉朱三太子（慈焕），秘密组织群众，当清军围攻张念一时，他们竖起大明旗号，头裹红布，抢劫太仓州典铺，声言攻打州仓库，当即被州官镇压。江南、浙江两案发生后，康熙派遣侍郎穆丹到杭州审查，张廿一、张廿二、朱慈焕、一念和尚先后在苏州、山东、吴江等地被逮捕。康熙以朱三父子为首恶，将他们杀害。又据吴振棫记载，江南有金和尚，诈称崇祯第四子永王朱慈炤是朱三太子，将之拥立，聚众于太湖，准备在康熙南巡时起事，活捉康熙，届时发炮不响，遂为清军破获。康熙最后一次南巡是在四十六年春天，吴振棫所记，与一念和尚的活动在同时同地，但情节又有所不同，因此尚难于断定为一件事。如果金和尚就是一念和尚，则他的活动计划是较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