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迁西洋人于澳门和开闽粤洋禁
一、驱逐传教士于澳门、广州
清朝政府自始就使用西洋传教士中的技艺人员，并坚持下来，就中出现过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而后有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的容教令，康熙末年的礼仪之争与禁教令，雍正厉行康熙的禁教政策，备受西方传教士的抨击。
以历法之争为契机，康熙热衷于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对算学、几何学、天文学、历法多有关注，他的西学教师是西洋传教士，因而对天主教有好感。康熙三十年（1691年）浙江巡抚查封教堂和强迫中国教徒退教事件发生之后，康熙以传教士有劳绩，应当允许天主教的传播，于三十一年（1692年）发出容教令：“西洋人治理历法，力造军器，差往俄罗素，诚心效力，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康熙认定天主教不是“左道”，它的宗教义理不是“异端”，因此允许天主教传教和中国人信教。容教令宣布之后，天主教在各地自由传教，中国人自由信教，教会得以迅速发展，直到康熙帝于五十九年（1720年）决定驱逐传教士为止，这段时间成为“基督教胜利传教时期”。可是在天主教内部发生在中国传教方式的派别之争，而且愈演愈烈，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反对利玛窦派的传教方式，于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发布禁约，禁止中国教徒偶像崇拜——教徒不许入孔庙、祠堂行礼，不许在家中、坟茔和丧葬吊唁举行与天主教不合的礼仪，并于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先后派遣使节铎罗、嘉乐来华执行。罗马教廷挑起的仪礼之争，迫使康熙认定天主教为小人异端之教，驱逐传教士，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于五十九年（172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嘉乐发出谕旨，宣布禁教政策：“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其准留之西洋人依着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
康熙驱逐传教士于澳门，只是部分地实现了，有的传教士潜匿下来，继续传教，浙闽总督满保鉴于传教士传教的严重状况，于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奏请禁止，雍正令礼部议处，十二月十四日礼部拟出赞同满保意见的驱逐传教士文书：“查西洋人留京者，供修造历日及闲杂使用；至在外各省，并无用处。愚夫愚妇听从其教，起盖天主堂，会集诵经，男女混杂，于人心地方甚属有害，应如该督（觉罗满保）所请，除奉旨留京办事人员外，其余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查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毋得潜居内地。……所有起盖之天主堂皆令改为公馆之用。其向来误入其教者严行禁谕，令其改易，如有仍前聚众诵经等项，从重治罪。”雍正于十七日批准施行，并就遣送传教士具体方法发出上谕：“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混行扰累，著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予半年，或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雍正和康熙一样，在驱逐传教士的同时，留用西洋技艺人员，在钦天监和宫廷服务。
雍正的禁教，传教士自然不满意，认为遭到劫难，冯秉正在当年伤感地概述禁教情形：“我们神圣的宗教在中国被完全禁止了，除了在北京的传教士以外，我们的所有传教士都被驱逐出中国，我们的教堂或者被拆毁，或者被移作他用。诏书已经颁布。诏书命令基督教徒们放弃信仰，禁止中国人入基督教，违令者将受到严厉惩罚。”次年（1725年），传教士龚当信说雍正帝对基督教“苛刻，几乎失去理智”。其实，雍正帝做得是有分寸的，如遣送传教士去澳门，采取护送方式，不令他们在途中受到他人危害，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给传教士去澳门几个月或半年的准备时间，不使他们匆迫，料理好事务再动身。雍正又根据在朝廷服务的西洋人请求，允许传教士居住广州。
禁教令执行中，西洋人戴进贤请求不要把他们全部驱逐到澳门，雍正饬令有关督抚讨论，两广总督孔毓珣认为西洋人于吏治民生原无大害，只是别为一教，“原非中国圣人之道，愚民轻信误听，究非长远之计。”因请将各省西洋人，不必尽送澳门，可在广州等候该国船来搭乘回国，其中老弱不愿归去的，令其居住于广州天主堂内，不许出外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其他地方的天主堂一律改为公所，入教的民人令他们放弃信仰。雍正说他对“西洋教法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我中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不过聊从众议耳”。西洋人只要没有大恶，应从宽对待，不要绳之过严。同时批准了孔毓珣的建议。他和康熙一样禁止西洋人传教，把他们驱逐到澳门，或集中于广州，但在人身上保证他们安全。此次被驱赶到广州的有三十五人。
驱逐西洋传教士的政策，在各地执行得比较缓慢，因为后来允许俄国人在京建立教堂，不得不从缓进行。五年（1727年）十一月，浙江巡抚李卫称奏，西洋人传教，以金钱引诱中国人，因而许多人暗中入教，现在虽无大害，但应禁革。雍正说：“姑且以理化导，不宜遽绳以法，何也？现今都中许其行教，一旦严惩，人岂诚服？若论沿海省份，尤当禁革，徐徐逐渐为之甚是”。李卫还是积极办理，八年（1730年），把西洋人马德诺遣送到澳门，将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雍正禁止传教，用意是在不许中国人信教，尤其不准满人崇信。贝勒苏努的儿子苏尔金、库尔陈、乌尔陈等信奉天主教，苏努因是允禩党人遭到打击，雍正多次指责他的信教的儿子们背祖宗、违朝廷的罪过。李卫在报告地方上信教情形时，特地说明“驻防旗下亦染此风”。他们君臣怕人信仰天主教后背离儒家的纲常大义。
雍正二年的驱逐，对天主教是一次较大打击，清末北京主教樊国梁说：“各省大小圣堂，一时俱拆毁尽净，其圣堂之房屋院落，或改为仓廒，或改为书院，一所不留。京师顺天府属之文安县、古北口、宣化府等处，均有圣堂，至是尽改为官所，京都之北堂，亦改为病院矣。其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从来中国圣教之厄，未有烈于是时者也”。反映了教堂被摧毁的情况。
在驱逐的同时，也有传教士自愿离华的，这是他们自身宗教信仰所决定的，如马国贤，他竟然带走中国信徒，培养成神父回中国传教，这种意想不到的事，就发生在雍正时期。他是意大利人，由天主教教廷传信部派到中国传教，他会绘画，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月到达北京，以绘画、印刷技术服务于内廷，因任西洋医生的翻译，而得见康熙起居的具（题）〔体〕情况，除了近侍太监，是他人所不可能见到的。雍正继位，选中马国贤、安吉洛神父、希普三人直接为他服务。允礼通知马国贤等人，以后有事，同内务府联系，不得再像过去那样进入内廷，马国贤认为此举是将欧洲人驱逐出宫廷。马国贤在北京开了两个小教堂，举行宗教仪式，离开北京前的几个月还给一个读书人洗礼，另一个传教士德理格也打算这样传教，清朝官员知道马国贤的行为，就让他和其他西洋人一起居住，而不能传教。雍正下旨修造喷泉，安吉洛作出设计；雍正要铸造铜钟，安吉洛又表示能够设计。这两件事，马国贤认为是信仰魔鬼和信佛的表现，不让安吉洛去做，因而使自身受到官员责备。而他明确表示天主教禁止参与制造任何从事偶像崇拜的东西。于是不仅为清廷怀疑，其他西洋人也离开他，他遂决定回国，雍正赏赐他二百件瓷器和珍贵丝绸，允禄也赠送丝绸、工艺品及两匹马。因马匹不许出口，允禄让他写申请带走的马匹、人和武器的数量，得到批准。于雍正元年冬季带着四个中国学生和他们的三十多岁老师（即那个受洗礼者）离开北京。次年一月初离开广州，五个中国人同行，即江南人、十三岁路西奥、直隶古北口人殷若望、顾若望及教师。1732年马国贤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创办“中国学院”，殷若望、顾若望毕业后，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被派遣到中国四川当神父传教，当年殷若望因惊吓致死。路西奥也成为神父，但在意大利精神崩溃，流浪，盗窃，被监禁，想回国而不可得。他们是中国第一批西方留学生。马国贤的事例表明，严明如雍正，力图控制基层社会的雍正朝，对善于钻空子的传教士也会失灵、失控，民间追求新的宗教信仰也是不可遏制的。
雍正与罗马教廷也发生过交往。三年（1725年）十月，教皇伯纳地哆的使臣噶达都易德丰朝见雍正，祝贺他的登基。雍正深感满意，表示对来华的西洋人，只要他们“慎守法度，行止无愆”，一定“推恩抚恤”。康熙时被囚禁的德里格，合于雍正即位恩诏的赦免条款，前已释放，尚有传教士毕天祥、计有纲也于康熙间关在广州，教皇要求援德里格之例把他们开释，雍正查检他们的犯罪情节，符合释放条件，同意了他的请求。
耶稣会士来华，既带来某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又在客观上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提供中国的各种信息先导。清朝政府的方针，一面利用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参与制订历法，测绘舆图；一面不允许其传教，然而很难防止他们的传教活动。雍正也执行这一方针。他的驱逐传教士于澳门、广州，是防范他们深入民间，影响民众思想。传教士是外来者，占据主动地位，雍正的措施，实质上具有防御性。雍正在驱逐时，强调做好护送工作，后又允许居留广州，做得有节制。在驱逐时，虽也命令精通技艺的西洋人留在北京服务，但对利用他们的科技知识，培养中国的有关人才，远不如康熙那样热心，这一点大不及于乃父。
对待西欧来的使臣，雍正以礼相待。五年（1727年），博尔都噶尔（葡萄牙）使臣麦德乐到北京，雍正召见，于常赐之外，又赐人参、瓷器、漆器、纸墨、字画、香囊等物，特遣御史常保住送到澳门，命他们走江南、浙江、江西一线，观看富庶和人文发达的地区，指示各地厚予照顾，使与“各国贡使不同”。常保住乘机图利，为勒索地方官，故意抬高麦德乐身价，以便得遂其私，因此各地督抚待以不寻常的礼遇。如江苏巡抚陈时夏出郭十里迎接他们，在常保住、麦德乐前跪请皇帝安好。设宴招待他们，陈时夏亲自往请，否则不赴席。他们一行到浙江，李卫因没有改变接待仪注的谕旨，认为像陈时夏那样做，是有损国威，于是只在常保住面前跪请圣安，让麦德乐在远处观看，使知中国尊君礼节，常保住要李卫等先拜见麦德乐，李卫坚持请麦德乐到官厅相会。使臣过后，李卫奏报麦德乐“骄横”，常保住“不顾国体，但借之以作威福”。雍正很欣赏李卫的做法，朱批说：“所奏殊属可嘉之至，各省封疆诸臣悉能如此居心，顾惜国体，天下何愁不治。”又指责“陈时夏身为大吏，不应卑躬失体至于若是”。要求李卫调查使臣离浙赴粤情况。使臣到澳门，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说常保住“一路廉静，待夷人亦甚得体”。雍正据李卫的报告，要求他据实奏闻。此后具折回奏：前报常保住廉静，是因他离广州时拒收各官公送程仪八百两。其实他在广东，来回都派家人打前站，所至勒要抄填勘合银、小包及其他费用，“在澳门收受西洋人食物，则人皆知道，收受西洋人是何礼物，则外人不知”。说明常保住确实不惜以伤国体捞取钱财。雍正对麦德乐的优待，使他深为感激，到澳门正值雍正寿辰，经征得常保住同意，率领西洋商人，在天主堂作祈祷，为雍正祝寿。雍正对天主教、西洋人，如前所述，并无恶感，他有西洋发式头部画像，也可以作为明证。
二、行商贸易
雍正中，西洋和南洋的商人来华贸易，均至广州，来的商船不算多，然而不少于康熙时期。三年（1725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总计十艘，其中英国船六只，载来货物有黑铅、番钱、哆罗（宽幅毛织呢）、哔叽以及胡椒、檀香等物，法国船一只，所载黑铅、番钱、羽缎、哆罗，大体与英货相同。噶喇巴（爪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