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致力于意识形态的宣教，具体表现在科举、儒学、宗教等领域，并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
第一节 向孔子顶礼膜拜和教育方针
历代王朝的尊崇儒学和它的鼻祖孔子早成定制，作为素王的孔子被顺治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尊号已经无可再加，但还有别的空间。雍正对孔子的尊崇，超越于前辈帝王，做人所未做，言人所未言，也留其特性于后世。
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追封孔子先世为王。他说：天地君亲师是人人所至力尊重的，而阐明天地君亲大义的则是教育，教育又以孔子为最优，所以自幼读书，就极其崇敬他。他既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已脱离人臣的封号，遂决定追封孔子五世先人。把他们由前代封的公爵，改封为王爵。即肇圣、裕圣、诒圣、昌圣和启圣王。二年（1724年），雍正将“幸学”改称“诣学”。他在举行临雍释奠礼以前，谕告礼部，过去帝王去学宫，称作“幸学”，尊帝王之巡幸，这本是臣下尊君的意思，但“朕心有所未安”，以后凡去太学，一应奏章记注，“将幸字改为诣字，以申崇敬”。同年六月，曲阜孔庙火灾，烧了大成殿及两庑，雍正命工部堂官赶去兴修，三年（1725年），雍正终归想出尊孔的新花样，命对孔子的名讳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凡地名、姓氏均加改易。礼部议请：除天坛圜丘之“丘”字不避外，凡遇姓氏都加偏旁，作“邱”字，如系地名，则改用他字，至于单用“丘”字，则书古体“㐀”字。雍正说：今文出于古文，若改用“㐀”字，还是没有回避，这个字还有“期”音，以后除“四书”、“五经”外，并加“阝”旁，作“邱”字，地名也不必改，通用“邱”字，读“期”音。四年（1726年），雍正亲书“生民未有”四字匾额，悬挂于天下学宫。为曲阜孔庙书写“德冠生民，道隆群圣”对联，并书大成殿榜额，还应衍圣公孔传铎之请，为《圣迹图像》作序文，亲自书写，又亲祭孔子。过去帝王在奠帛献爵时，从不行跪拜礼，雍正径行下跪，事后告诉礼部和太常寺官员，他不按照仪注所定行礼没有错误，因“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他是把孔子真正当作老师来对待了。五年（1727年），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圣诞，其典礼规格同于康熙圣诞节，这一天禁止屠宰，命天下虔诚斋肃。孔子诞辰祀典，过去本为中祀，至此改为大祀了。八年（1730年），雍正以圣庙执事人员没有爵秩，不足以光祀典，因特设执事官，三品的二员，四品的四员。这些人员由衍圣公在孔氏子孙内拣选，报礼部备案。同年十月，曲阜孔庙大成殿修成，“黄瓦画栋，翻仿宫殿制”，所用器皿，也由宫中颁出，用银115万两。雍正命皇五子弘昼、淳郡王弘景前往参加落成告祭典礼，弘昼回京复命，奏报孔林围墙倾圮，雍正又遣官往修。
雍正如此尊孔，为他避名讳，改诞辰的中祀为大祀，改幸学为诣学，又封其先世为王，自有他的认识。他说：
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有所则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
又说：
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他直言不讳，讲君主从孔子学说得的利益最多，所以才极力尊崇他。孔子思想，教人各守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一实现，没有犯上作乱的，君主的统治就安稳，当然是帝王从中受益最多了。过往人们只讲遵循孔子名教，使风俗端淳，于民有益，不懂得对君主的好处更大。他体察到了，公开地讲出来，这有他坦诚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在孔学与维护君主统治的关系上，他比大多数统治者要认识得深刻。
雍正对于儒家的思想，也有他的理解，并且有超出常人之外的。五年（1727年）会试，出的论题有“士人当有礼义廉耻”，雍正看了试卷，认为贡士们所答，“皆词章记诵之常谈，未能真知题中之理蕴而实有发明”。批评他们“所言止于仪文末节而已，非礼义廉耻之大者也”。他认为礼义廉耻所指甚远，所包甚宏。他说所谓礼，若讲究进退周旋、俯仰揖让，这是小礼，“化民成俗，立教明伦，使天下之人为臣皆知忠，为子皆知孝”，这才是礼的本意。至于“义”，主要是讲开诚布公，荡平正直，使天下之人无党无偏，和衷共济；讲信用，不欺人，谨言行，这是对义的狭隘理解。做官的不吃喝老百姓的东西这是小廉，而真正的廉，是要善于理财，教民务本崇俭，做到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耻”，对不同的人，要求也不一样，作为人君，当以一夫不获其所为耻，而人臣则当以其君之不为尧舜为耻，一般百姓以不失言于人、不失色于人为耻，则是耻之末意。他的结论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有致君之责，不可徒知小节而不懂它的大义，拘于小节，检束一身，不敢担负天下重任，这是小民的行为，而不是士人之道。即此一端，可见雍正从君主的需要出发，解释儒家的思想，使它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
雍正宣传儒家思想，重要的途径是学校教育和科举。雍正以前的乡试、会试，各考三场，头场试题从“四书”、“五经”里出，会试“四书”题由皇帝裁定，二场作策论、判文、表文，三场作经诗时务策。三场中最重要的是头场，解释“四书”经文。雍正取士，第一重视“四书”文，十年（1732年），敕谕负责科举事务的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他认为只有“四书”文才是检验士子真才实学的标准，加以提倡。他要求“四书”文一定要做得“雅正清真”，“雅”、“清”当指文章优美，分量适中，“正”是思想醇正，“真”是讲解真切，符合于儒家圣贤的原意。他的这个要求，针对科场文风而发，他感到当时“士子逞其才气辞华，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要求考官衡文，“支蔓浮夸之言，当所屏去”。以科举衡文制约文风。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考“四书”，是以他的注释为标准，雍正重“四书”文，要求士子按照朱注观点，发表议论。但是科举早已成为人们进身的敲门砖，以“四书”为内容的八股文已经不可能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的文体了。雍正中，沈近思上疏说：“近来士子惟知习学时文（按即‘四书’文），以为梯荣之具，身心民物，久置度外”。这是老问题了，但它的严重，与雍正的提倡有很大关系。后来乾隆也如乃父以经义取士，敕命学士方苞选辑了《钦定四书文》，颁布为标准。经过两代人的倡导，于是士子“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把通晓经典和古今之变的看作“杂学”，写作诗古文辞的目为“杂作”，不精于“四书”文的不被承认为有学问。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学风，把人束缚于“四书”及朱注，不研究实际问题，不关心国计民生，使士人成为汲汲于个人私利而又没有真才实学的庸人。雍正声称改变唐宋以来科举积弊，但是他对科举制本身不作任何变动，就不可能去触动它，以朱注为标准的八股文取士的传统不变，士人攻习章句就不可能振作有为，所以他的提倡“四书”文，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忠实于帝王的奴才。
雍正提倡“四书”文，是以儒家理学为正宗，这是继承了康熙传统政策。但在实践上，他对理学并不迷信，他用什么，根据需要来确定。他要讲求孝道，就恢复顺治时乡会试二场从《孝经》出题的办法，舍弃了宋儒的性理著作，他说：“宋儒之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悉备”。十一年（1733年），福建学政杨炳条奏，认为《孝经》中可出的题目不多，要求在它之外，也从性理著述中选出一些题。雍正不答应，他说：《孝经》是孔子的撰述，宋儒理学再好也是解释圣人著作的东西，两者不能等量齐观。他所以还让士人留心理学，“盖欲其实体圣贤之德性，非徒记诵宋儒之文辞”。所以还是专从《孝经》出题。不仅如此，国子监司业那布尔建议，把录取童生复试时用的“小学”试题，改用《孝经》之题，雍正痛快地把它接受了。不过《孝经》确实分量小，可出之题不多，所以乾隆继位，乡会试二场的论题，就参用性理之书了。但是雍正对程朱理学还是尊崇的，提倡的，他是把儒家鼻祖孔子的原著和宋儒的注释视为一体，在使用时有所侧重。
有统治思想，必然会有对抗思想的出现，异端的出现。雍正四年因参劾田文镜而被发往阿尔泰军营效力的谢济世，不以惩罚在身而有所顾忌，批注《大学》，被当权者说为“毁谤程朱”。当时他究竟关于程朱写了些什么，没有记录，无法获知。后来，他在乾隆初年出版经书注疏，批评朱注《论语》、《中庸》“错误支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己意笺释释之”。他自己在《进学庸注疏疏》中，就指责他毁斥程朱一事辩解说：“盖以诽谤者因先儒之有疵，讽刺者特行文之失检也。”他主张“发挥孔、曾、思、孟，何必拘泥周、程、张、朱”，“遵古本而不遵程朱”。他大胆攻诘程朱，不怕获罪。这虽是乾隆初年的言论，想雍正中可能锐气更盛。雍正不允许他抨击程朱，又认为他是借题发挥，讥讪时政，进一步罚他在军营当苦差效力赎罪。谢济世是在清代朱学地位提到高峰之后，早期反对它的一个代表，此后，不满意它的人增多，至乾隆后期，形成“宋儒语录，言不雅驯，又腾空说，其义虽有甚醇，学者罕诵习之”的局面。由此可见，雍正坚持的儒家及其理学，在统治阶层内部也不甚得人心，他用它愚弄人民和训练忠实奴才，与社会的进步背道而驰。
科举是读书人的仕进之路，科举的做法实际上起着指导教育的作用。雍正反对朋党，打击过科目人，但并非不要科目人，他不满意的只是科甲朋党，对于教育、科举、科甲出身的官僚相当重视，采取了许多优崇士人的措施：
增加科目和科次。雍正即位后，下令于元年举办恩科会试，考虑到入闱官员的子弟需遵例回避，这个规矩不能破，还要不使他们向隅，决定另开回避卷，使他们得以应试。雍正在即位恩诏中，要求府州县卫官员各举孝廉方正，暂给六品顶戴荣身，以备召用。数月后没有官员推荐，雍正再命各省督抚速遵前诏，“广询博访”，属民中“果有行谊笃实，素为乡党所推者，即列名具奏”。次年根据浙江、直隶、福建、广西疆吏的荐举，各用2人为知县，年龄在五十五以上的用为知州。这是清朝实行孝廉方正科的开始，此后新皇帝继位照例举行。三年（1725年），命在八旗、汉军中推举孝友读书人士。五年（1727年）四月，又要州县官会同该地教官，在每个府州县学的贡生、生员内，公举“居家孝友，行己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的一个人，于年底申报上司，偏僻之地无人可举，要县官、教官出具印结，避免人才的遗漏。这两项也是举行孝廉方正科的意思。雍正元年，命八旗满洲人于考试汉字生员、举人、进士外，另试翻译，恢复康熙间中断的满洲翻译科。九年（1731年），雍正怕蒙古文字的废弃，特设蒙文翻译科，取生员、举人、进士，以备理藩院使用。雍正还下令开设专门技术科。元年（1723年），侍讲学士戚麟祥疏奏，请设医学，考取医生，雍正“欲得良医以济众”，命礼部议奏，旋因礼部意见不当，又让吏部和礼部协商，“将如何教习方成良医之处详议具奏”。十一年（1733年），雍正以算法为六艺之一，要求各部院笔帖式、官学生、候补笔帖式学习，三年后举行考试。还没到期，他就离世而不能举行了。康熙开博学鸿词科，雍正亦行效法，十一年下令准备开科，要求三品以上京官各举所知，外省督抚会同学政保题，除现任翰林院、詹事府官员外，都可被推荐，届时亲试，优加录用，“广示兴贤之典，茂昭稽古之荣”。两年中，只有河东总督和直隶总督各举了一二人，其他疆吏迟延不动，雍正下诏催促，然而他不久死去，此事由乾隆分两年举行，其影响远不及康熙朝的盛大。
扩大录取范围。雍正元年（1723年），顺天乡试，雍正命检查落榜的试卷，从中选取2人。同年会试，复检落卷，中选竟多至78人。次年会试，如上年一样复检。清代乡试有取副榜的制度，雍正四年（1726年）乡试，命中副榜者，若前曾中过，则授予举人，这是雍正的创例。五年（1727年）会试，雍正命于落第的举人中，选择“文理明通”的，引见后发往各省，担任教职。拔贡，旧例州县学每十二年一选取，雍正即位开恩，普选一次。至五年，命以后六年一选，以增加它的名额。雍正以这些办法扩大中式的额数，增加读书人入仕的机会。
雍正还以种种办法笼络士子。元年的恩科，殿试在十月二十七日进行，时天已寒冷，雍正怕砚水结冰，令将贡士在丹墀对策改于太和殿内举行，又让太监多置火炉，使温暖以便书写。五年的会试原定在二月，因天寒改在三月，天仍冷，若再延期，怕举子盘费不够，遂按期举行，特许携带手炉和穿皮衣、厚棉衣入场，并由官家供给木炭、姜汤。湖南省的乡试，过往在湖北省进行，雍正因有的应试人要经过洞庭湖，有覆溺的危险，命在湖南建立试院。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原由公费树立，康熙三年裁省，由进士出资自建，雍正认为这是关系国家振兴文教的大事，命仍用公费建造，以使士子观览丰碑，“知读书之可以荣名，益励其自修上达之志”。
雍正不仅是奖励，他还用科举作为惩罚手段。如因查嗣庭、汪景祺的缘故，停止浙江乡会试。最有意思的是，雍正要推广官话，也以不许参加科举相制裁。六年（1728年），他说：官员临民，说话要让老百姓听得懂，才能通达上下之情，把政事办好。可是每逢召见闽、粤籍的官员，听他们的乡音不能全懂，他们到地方上处理公事百姓就听不清楚，需要胥吏代传，这就会出现弊窦了，因此要求这两省的士人首先改变乡音。并定则例：生童举监要在八年内学会官话，否则不得参加科举；待到改变了乡音，方能应试。到十年（1732年），署理广东巡抚杨永斌折奏：广东人学官话很困难，已经学习四年了，一点还没有变。推广官话，有利于政令的推行，有益于人们思想感情的交流，有益于生产力和民族文化的提高，本来是好事，但是地方话是千百年形成的，民众乐于使用的，改变它岂是容易的事情！推行官话应该有方法、有步骤，要求士人首先接受，在步骤上是正确的，不过没有创造必要的条件，只令士子自学，并不得其法，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而采取强制推行的办法，未免粗暴不得当了。
第二节 讲求祥瑞
帝王讲求祯祥，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事情。古人把“天降甘露”、“麒麟见”、“瑞芝生”之类当作嘉庆祯祥，以为它们标志着政治清明、人民乐业的太平治世的出现。相信和制造样瑞的主要是统治者，在历代皇帝中有一些人热衷于此，也有人对它并不感兴趣。康熙属于后一类型，他认为讲庆云、景星、凤凰、麒麟、灵芝、甘露、天书、月宫诸事，是贻讥后世的事情。可是他注意灾异，每当遇到曰月食、旱涝不常的情况，就认为是天象示警，表示要搞好政治，以挽回天心，为民求福。雍正与其父不同，属于前一类型的帝王，大讲祥瑞。
一、官员纷纷呈报祯祥和宣付史馆
雍正朝，自始至终，所谓祥瑞层出不穷。凡是历史上说有的，这时也差不多被说成出现了。诸如：
嘉禾。元年八月，大学士等奏称：江南、山东出产的麦、谷，大多双歧、双穗，蜀黍有一本四穗的，这都是“皇上圣德之所感召”，请宣付史馆。雍正同意了。这是报瑞谷的开始。不过这时只报一本两穗、四穗，以后则越报越多，越离奇了。二年（1724年），顺天府尹张令璜进呈耤田瑞谷，一茎四穗。同时，大学士等报雍正亲自耕种的丰泽园稻田，大量出现多穗稻，且“穗长盈尺，珠粒圆坚”。五年（1727年），田文镜奏报河南所产谷子，有一茎十五穗的，雍正很高兴，说这是田文镜忠诚任事感召天和的表现。其他官僚不甘落后，大幅度多报。陕抚张保送进一茎十二穗的麦子，据说“颖粒坚硬，茎本丰茂”。总兵官马觌伯奏报鄂尔坤图拉地方的屯田，麦子高产有一茎十五穗的。七年（1729年），黔抚张广泗报告，新近改土归流的地区，稻谷粟米一茎数穗，多的达十五六穗，稻谷每穗四、五百粒七百粒，粟米每穗长至二尺多。雍正命把他呈进的瑞谷及图重新绘画刊刻，颁发各省督抚观览。十二年（1734年），镇筸镇总兵官杨凯、侍郎蒋泂分别折奏改土归流地区谷子一茎五六穗，或十余穗，雍正把他们的奏折及谷本图样发给廷臣观看。雍正还把地方官奏报的瑞谷，制成《嘉禾图》、《瑞谷图》，亲自作跋，他说：“览各种瑞谷，硕大坚实，迥异寻常，不但目所未见，实亦耳所未闻，若但见图画而未见谷本，则人且疑而不信矣”。他自己相信那是真的，也要求臣民和他共同相信实有其事。七年（1729年），顺天府尹进呈的耤田嘉禾二十四穗，雍正说这种谷子本来是多穗品种，叫“龙爪谷”，播种时不应将它掺入，因此告诫该尹：“嗣后不可被小人愚诈”。他以此证明他懂得哪些是真的嘉禾、瑞谷，不会被人欺骗。其实他是在自欺欺人。
瑞茧。七年（1729年），署理浙江总督性桂奏称，湖州民人王文隆家万蚕同织瑞茧一幅，长五尺八寸，宽二尺三寸，老农都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雍正怀疑有人为加工成分，命确查清楚。性桂回报确系天然而成，雍正遂把它向廷臣宣布。
蓍草、瑞芝。元年（1723年）四月，马兰峪总兵官范时绎进呈蓍草，说是顺治的孝陵所生，雍正命廷臣传阅，百官“惊喜赞颂以为奇瑞”。七年（1729年），康熙景陵的圣德神功碑建成，领侍卫内大臣尚崇廙奏称碑亭仪柱石上生出瑞芝一本，长六七寸，“祥光焕发”，雍正说这是“上天特赐嘉祥，以表扬我皇考功德之隆盛”。十年（1732年）和十二年（1734年）官员都奏报景陵生瑞芝，雍正命宣付史馆，昭示中外。
瑞麟。山东巡抚岳濬于十年（1732年）报告，钜野县民家牛生瑞麟，麕身牛尾，遍身皆甲，甲缝有紫毫，玉定文顶，光彩烂生，实为盛德瑞征。雍正说山东连年水旱灾浸，不敢言瑞，但将此事告谕天下臣民共知。次年四川总督黄廷桂奏，盐亭县农家牛生瑞麟，绘出图形进呈。十二年（1734年）十月，山东官员又报称宁阳县牛产毓麒麟。“圣人生，王道行”，则麒麟现。雍正朝三次获麟，当然是“奇瑞”了。
凤鸟。八年（1730年），雍正在经营他的陵寝，总理石道事务、散秩大臣常明等奏，在房山县采石工地上，飞来一只凤凰，“五色具备，文彩灿然。”同时另有官员报告，见到高五六尺的神鸟，“毛羽如锦，五色具备，所立处，群鸟环绕，北向飞鸣”。自古以来称凤鸟为王者的嘉祥，出现在陵工采石场，而且向紫禁城的方向飞鸣，更同皇帝圣德联系起来了。
甘露。据浙江观风整俗使蔡仕舢折奏，七年（1729年）正月二十二日，天降甘露于嘉善、嘉兴二县，遍结树枝苇竹之上，形若脂凝，味如饴美，实系太平上瑞。雍正信而不疑，说“汝等大员果肯秉公持正，察吏安民，实心为国家宣犹敷化，此等征应，乃必有者也。勉之”。
五星联珠。1982年出现了两次九星联珠，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集于太阳一侧的约一百度角的范围以内。中国古人尚不知道围绕太阳运转的有九大行星，但已有五星联珠之说。清代把金木水火土五星同在太阳一侧四十五度角范围以内叫“五星联珠”。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初二日，发生了日月同升（“日月合璧”）和五星联珠的自然现象。这种异常情况，雍正以前的历史记载，数百年才会出现一次，因此被古人视为嘉瑞。钦天监在推算出这一现象将要发生之后，雍正以为这是难得遭逢的幸事，命令史馆加以记录，并宣告臣民知晓。届时举朝庆贺。
黄河清。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河南巡抚田文镜、山东巡抚塞楞额、陕西巡抚法敏等人先后奏报黄河水清。据说陕、豫、鲁3100余里的黄河道上，在四年（1726年）十二月初八日至次年正月十三日之间，河水清澈见底。与此同时，晋抚德明奏报，河曲县至垣曲县黄河水，在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初十日逐渐澄清，冰冷之处，凿冰取水，水清亦觉异常。雍正说黄河之水虽然浑浊，而结冰则清，今以冰清为河清之据，未免牵强。八年（1730年），甘肃巡抚许容折奏，七月五日起的三天内，积石关一带河流澄清澈底。雍正认为这是正在河源处筹建河神庙，才得到这个祥瑞。对于齐苏勒等所报的黄河清，雍正君臣大肆张扬，群臣说这是从来未有的上瑞，雍正说这是上天和皇考的赐福，他不愿独享，转赐诸臣，给知县、参将、主事以上朝内外文武百官每人加一级的恩典。在群臣受赏喜庆之时，也有个倒霉的人。因为河清，文臣遍写贺词，太常寺卿邹汝鲁作《河清颂》，中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一语，原意是说皇帝实行新政，才得此河清之瑞。这本是献媚的话，原没有错，不想却惹起雍正的恼怒，他说：
朕御极以来，用人行政，事事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务，皆皇考已行之旧章，所颁谕者，皆皇考所颁之宝训，初未尝少有所增损更张也。
接着责问邹汝鲁：
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
并把他革职，发到湖北荆州沿江工程处效力。雍正对他父亲的政治作了许多改变，但又要打着法祖的旗号，现今正在说河清是康熙保佑的结果，邹汝鲁却说对旧政作了改革，这不是和皇帝唱反调了吗？邹是书呆子，拍马屁也不会拍，活该受罚！而雍正大耍淫威，实属可恨。
卿云现。据雍正朝曾任总督、侍郎的李绂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雍正即位的前数日，天气阴霾惨淡，到举行登基典礼时，“天忽晴明，赤日中天，臣民欢呼，占为圣主之瑞”，待到第三天，空中发现了卿云。元年（1723年）九月，雍正送他的生母孝恭仁皇后的灵柩赴遵化景陵时，卿云再次出现。次年正月，他举行祈谷祭天礼毕，卿云又发生了。这些卿云现，未见官员的报告，也未见雍正的批谕。六年（1728年）十二月，云贵总督鄂尔泰折奏：十月二十九日圣寿节这一天，云南四府三县地方，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次日“绚烂倍常”。七年（1729年）闰七月，鄂尔泰又折奏，贵州省思州和古州在一个月之内祥云连续七次出现。有的官员不赞成鄂尔泰这样献媚，如大理县刘姓知县说，我的眼睛迷了沙子，怎么看不见庆云啊！雍正自然支持鄂尔泰，很不满意那些官员，他说像鄂尔泰这样督抚的陈奏祥瑞，是出于强烈的爱君真实感情，认为他是迎合、谄谀的，那是藏有幸灾乐祸的邪心，不简单是春秋责备贤者的意思。在雍正支持下，继鄂尔泰报卿云的纷来沓至。同年，署山东巡抚岳濬奏报，当曲阜孔庙修缮工程进行到大成殿上梁的前两天，庆云出现在阙里上空。雍正说前次阙里火灾，此次庆云，可视为功过相抵，不算祥瑞，但增明年会试的取中额，由上科226人，加至400名。山西巡抚石麟奏报十一月初二日保德州民人发现卿云捧日，外绕三环，光华四射。又报临晋县卿云丽日，五色缤纷，霞光万丈。雍正认为这是山西民风淳朴的验证，命照奖励河南的事例，每州县可多报一个老农，赏给八品顶戴。八年（1730年）五月，湖广镇筸镇总兵官周一德奏报，万岁声高天地喜，庆云飞上衮龙衣。”（《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29408页下），亦附录于此。
白沙等处“庆云丽日，霞光万道”。不久湖广提督岳超龙奏称，万寿节，镇筸镇“祥云五色，捧绕日轮，光华四射”。九年（1731年）、十年（1732年）、十二年（1734年），山西、山东、云南大吏继续报告庆云呈瑞。
官员这样奏报祯祥，雍正迭加奖励，可是他说：“朕从来不言祥瑞”，“朕素不言祥瑞”。他用尚崇廙奏直隶遵化州凤凰翔集、鄂尔泰奏贵州都匀府石芝丛生二事没有向廷臣宣布的事实，表明他不谈祥瑞——“天下之人勿误以为朕为夸张祥瑞而忘自修之道也”，不管他怎样表白，官员的报祥瑞是在他鼓励、指导之下进行的。他之所以要作这种掩饰，因为大讲祥瑞并不是正常的事情，也可以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情，会有少数官员作出议论，像大理刘县令那样。这种情形雍正也明白，他之所以乐于接受呈报祥瑞，必然有其政治上的需要。
二、“天人感应，捷如影响”的说教——政治修明
古人认为天意有两种表现形式，当国泰民安时屡现嘉祥，至政乱刑紊之际，则灾异频兴。在祥瑞与政治两者之间，有一个认识上的桥梁，就是“天人感应”观念。雍正笃信天理，认为老天的赏罚最公平。每当新春之时，他爱写“福”字，赐给臣下，官员感谢皇帝的赐福，雍正说不要这样看，不但皇帝不能以意赐福，“即上天亦岂能以福私与人哉！”衍圣公孔传铎在奏贺庆云的本章中，把祥瑞的出现说成是“乾坤效灵”，雍正说看到奏本，心里很不安宁，因为“朕于事天神至诚至敬，惟望天地神祇俯垂默佑，锡福兆庶，共享升平，……今乃谓天地神祇效灵于人君，岂不闻王者父天而母地，而敢为此亵慢之语乎！”他这样敬天，尤笃信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二年（1724年）三月初五日，他说在二月二十八日向刑部官员讲：“刑狱上关天和，当钦恤民命，牵连之人，毋得久羁监禁”。刑部遵旨释放了几百人，到三月初三日感动上天，普降大雨。消除了春旱的危险，因此，“天人之感，捷如影响，莫谓适逢其会，事属偶然”。三年（1725年）四月十一日又说：三月底田文镜奏报开封干旱，他于四月初一日祈祷神明，初三日河南就得雨了。据此，他进一步阐发天人感应的道理：“天人感应之理至微而实至显，凡人果实尽诚敬，自能上格天心，人君受天眷命，日鉴在兹，其感通为尤捷”。
雍正把自然现象与朝中政治、民间风俗联系起来，用以说明他的政治清明，具体说是：
宣扬雍正政治，海宇升平。官员报祥瑞，总不忘声明这是“皇上敬诚所感，仁孝所孚”，“此皆皇上之至诚足以感召天和，协应地灵”。把它归之于雍正敬天法祖的结果。对此，雍正毫不推让，完全承受。他就五星联珠，日月合璧一事说：日月五星运行于天，原本有规则，是可以测算出来的，但是在什么时候遇到它，是幸运的，这时候，必定是“海宇升平，民安物阜”。他之所以大肆庆贺五星联珠、日月合璧，就是为了说明它的统治造成了太平盛世。
借以教育、鼓励臣僚研究政治得失。雍正说他坚信天人感应，一时一刻“不敢自懈自逸”，凡是遇到水旱灾浸，就“内省行事之过愆，详察政治之阙失”。九年（1731年）上半年天旱，自认是他“一人之咎”。他这样说，包含有内省的因素，但主要是为教导百官。凡是他宠幸的人报祯祥，必就此称赞他们治绩显著，堪为臣僚表率，如田文镜奏报十三穗瑞谷，雍正就说：“朕前降旨言田文镜、杨文乾、李卫皆实心办理地方事务，今闻广东、浙江二省今岁皆获丰收，而广东之熟为数年所未有，豫省民田又产瑞谷，此即该省巡抚诚意感通之征验也”。表彰田文镜治绩，连带肯定杨文乾、李卫的行政。雍正不满意的官员奏报灾害时，必遭一通责骂，往往说有你这样的封疆大吏，地方上不受灾才怪呢！雍正用天人感应说要求官员检查自身的行政，道理上是荒唐的，但若真能借此考察政治，改变吏治，也还有其意义。对人君来讲，言官的进谏在可采与不可采之间，若“天象示警”，对于迷信的君主讲也许能起点作用——使他作些微的内省，这就是腐朽的东西化作神奇了。
宣传雍正圣孝。祥瑞出现最多的是卿云。庆云、卿云，是一回事。相传虞舜将让位给大禹，和臣僚一起唱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且复旦兮”。卿云现是表示太平气象。此外还别有含意。鄂尔泰在六年（1728年）十二月报告卿云呈现折子中援引《孝经纬·援神契》的话：“天子孝，则庆云现”，说明云南出现的卿云，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的庥征。雍正见到这个奏折异常高兴，在朱批中写道：“朕每遇此祥瑞，蒙上天慈恩，岂有不感喜之理。”因为这个祯祥是鄂尔泰报告的，所以嘉许他是上天恩给的“不世出之良臣”。随即谕告廷臣，特别引出“天子孝则庆云现”的话，并说“朕之事亲，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于今，四十余年，诚敬之心，有如一日，只此一念，可以自信”。因为鄂尔泰把庆云与天子孝顺连在一起，使他的这次报庆云不同寻常，雍正大肆开恩，为云贵官员加级晋爵。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超授为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尉晋为骑都（卫）〔尉〕，其他巡抚、提督、总兵官各加二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雍正重视这件事，同曾静案有密切关系。鄂尔泰奏报前的三个月，曾静案子发生，曾静指责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即是大逆不孝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雍正有无谋父之事，颂扬他是圣孝的天子，正适合他在政治斗争上的需要，他以此证明他是无辜者，谁若再相信曾静一流的传说，就是悖逆天理昧于忠义的乱臣贼子了。所以庆云现，不是一般的谈祥瑞，而是雍正政治斗争的工具。
三、地震中的雍正
雍正中，朝鲜使臣李真望等人回国，向国王说雍正“恶闻灾异，钦天监虽有灾不敢奏”。当时朝鲜君臣对雍正有偏见，但在这一点上是求实的。雍正时代，由于追求祥瑞，把历来视为灾异的自然现象也认为是祯祥了。八年（1730年）六月初一日发生日食，晋抚石麟奏称，太原当日食时，浓云密雨，等到天晴，太阳已经复元，所以没有见到日食，因此具本题贺。如果说日食是灾异，太原见到与否，它总是发生了，总不是好事，怎么会称起贺来呢？无独有偶，江宁织造隋赫德也奏报，日食之前，江宁阴雨，等到天色晴明时，日光无云，没有见到日食，也把它当作祯祥具折称贺，雍正虽然没有接受他们的贺折，但这种荒唐事情的出现，则是恶言灾异的结果。
八年（1730年）八月十九日，北京发生剧烈地震。中国史书对它有所记录，但缺乏雍正的活动资料，还是朝鲜人作了点滴的记叙。朝鲜英宗六年（即雍正八年，1730年）十一月、七年（1731年）四月出使中国的朝鲜官员李枢、李桡，分别讲述亲历北京地震和耳闻的情况。据他们讲，地震之前，忽然狂风暴雨，接着地震，掀动了桌椅，居民用的沙器，互相撞击，都打破了。房屋倒塌严重，皇宫、圆明园、畅春园都有破坏，连太和殿的一角也倾颓了，死的人很多，有说两万多的，也有说四万的。这时雍正的情况，朝鲜人听清朝内大臣常明讲，皇上“乘船幕处，以避崩压”。这是说地震发生后，雍正先是跑到船上，后来住在临时搭的帐篷中，没有回宫室理政和休息。这个话若真是出自常明之口，当是可信的，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人。雍正泛舟而居，真是惊慌失措，变了常态。朝鲜英宗讥笑他，“以万乘之主”，作此“举措”，“可谓骇异矣”。
唐宋以前，君主在政治上不景气时，常向祯祥求救，以欺骗民众，维持自己的统治，这样也把祥瑞搞臭了。雍正在这之后讲求祯祥，总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可是又非搞不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相信天人感应，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借此打击政敌，争取民众。
讲祥瑞，弄虚作假，愚弄民众，是统治阶级腐败的表现，无力的表现，雍正大搞祯瑞，是愚蠢的做法。乾隆即位，把献祥瑞也当作前朝败政之一取消了。
第三节 崇佛、用佛的精神教主
尊崇喇嘛教是清朝的国策，然而实践中各个皇帝的态度不尽相同。康熙很有节制，如他所说：“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雍正也有所节制，但比他的父亲优宠佛徒，自身也修庙宇，大做佛事，在宫中举行法会。
一、雍邸时与僧衲往还论佛
雍正青年时期，与当时的其他贵族一样，雇人代他出家，即有替僧（替身）。在他做皇帝后，僧人正修，自称又名“四和尚”，曾为雍亲王府附近的柏林寺住持，是“王府替僧”，求见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法敏，代人请求差事。法敏将此事折奏雍正，后者朱批写道：“王府岂有此等替僧，一毫影响全无之事也。殊属大胆可恶之极，即严拿夹讯，审明定拟具奏。此奏并朕此谕皆不必叙入本内”。正修不一定是雍亲王替僧，有可能是诈骗犯，然从朱批可知，雍正有替僧，他自己也不否认，只是不承认正修罢了。
雍正自云少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成年之后，更事研讨，与僧侣密相往来，过从较多的是章嘉呼土克图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五十二年（1713年），雍正在藩邸举行法会，进行坐七，与章嘉活佛、迦陵性音论说佛法，受到章嘉指点，得蹈“三关”，章嘉赞许他“得大自在矣”，他则称章嘉为“证明恩师”。这时他自视精通佛法，要找京中高僧讲论，众僧推荐千佛音禅师，遂召之来问难，迫使对方说“王爷解路过于大慧果，贫衲实无计奈何矣”。他在雍邸赠给僧人扇子，亲书五言律诗：“绿阴垂永昼，人静鸟啼烟。脱网游金鲫，翻阶艳石蝉。无心犹是妄，有说即非元。偶值朝来暇，留师品茗泉”。是他研讨佛理、交结僧衲的记录。他在西山修缮古刹大觉寺，用迦陵性音做住持。这个寺至今为西山名刹之一。
在本书第一章讲到储位斗争中雍正编辑《悦心集》，以宣传清心寡欲掩盖他参加储贰的争夺。在那本书中，他还收辑了阐发佛家出世思想的文字，如卷4所录无名氏的《醒世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宣扬人生如梦，一切皆空，不如“安心坐下念弥陀”。那时雍正在藩邸集云堂坐七，作《集云百问》论佛旨。所以皇子时的雍正从儒、佛两家吸取思想，同时也以礼佛掩盖他参加储位的斗争。
二、继位后自比“释主”
雍正在位期间，自云“十年未谈禅宗”，实情并非如此。他在臣工奏折的批语中好谈佛法，一日看了年羹尧于二年七月初二日上的折子，批了一段与该折内容毫不相关的闲话：
京中有一姓刘的道人，久有名的，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者怡王见他，此人漫言人的前生，他说怡王生前是个道士。朕大笑说：这是你们生前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福田，那里在色像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一笑。
语气和内容，反映的是君臣间欢洽地谈佛论道。在这里，雍正把怡亲王允祥视为道士，自比和尚，是戏言，然又表示了他的某种实际思想。他说他们君臣不是真佛真仙真圣人，只是来为众生栽培福田的。虽然不是真出世，但比一般的出家人要高明。文中说他问怡王，你这个道士为什么来为我和尚出力，而“王未能答”，他遂讲了一番道理。这样的交谈及记录它的行文方法，是采用禅宗的机锋，允祥不能回答皇帝的问题，是没有觉悟的俗人，只好倾听得道的皇帝的教诲。不仅自称和尚，雍正还自视为“野僧”。他在题为《自疑》的诗中说：
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
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自谓是不着僧服的野盘僧，无有闲暇地为众生奔走四方，把自己打扮成在家的为臣民谋利益的和尚皇帝。五年（1727年）正月，当群臣庆贺“黄河清”时，蒙古王公进觐朝贺，并要求诵经祈福。雍正说：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朕亦即是释主”。不但允许，还要给以资助。在这里已不是一般地比作佛徒，而是自称教主了。雍正自号“破尘居士”又称“圆明居士”，表示他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十一年（1733年）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凡予会者以为荣耀。雍正亲自说法，收门徒14人，为爱月居士庄亲王允禄，自得居士果亲王允礼，长春居士宝亲王弘历，旭日居士和亲王弘昼，如心居士多罗平郡王福彭，坦然居士大学士鄂尔泰，澄怀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得意居士左都御史张照，文觉禅师元信雪鸿，悟修禅师明楚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铉，僧超盛如川。其中俗家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个。雍正把和尚、野僧、释主念不离口，可见他当皇帝也没有忘掉谈佛。不仅如此，他还引用僧人过问政治。
三、用比丘密参帷幄
文觉禅师住于宫中，雍正命他参与议论国家最机密的要务，“倚之如左右手”。据说年羹尧、隆科多、允禩、允禟等人的案子，他都出了主意，成了雍正的高级参谋。十一年（1733年），文觉年满七十，雍正命他往江南朝山，行程中，“仪卫尊严等王公”，所过地方的官员多对他顶礼膜拜，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江南河道总督嵇曾筠、税关监督年希尧等都以弟子礼相见，可见他因密参帷幄具有较高的地位，有类于他的先辈唐朝的李泌、明朝的姚广孝，不过始终没有公开政治身份罢了。
三年（1725年）五月，雍正讲：“近日直隶宣化府、江南苏州府等处竟有僧人假称朕旨，在彼招摇生事”。比丘何以敢于冒称圣旨？而且又不止一起？和尚弘素是雍正的老相识，他的门徒在外地要刊刻《金刚经》，据说是雍正在藩邸赐给弘素的，还有雍亲王亲书的序文。雍正叫把序文送京观看，不承认是他写的。是否为他所书，今已不得而知。这件事和前述正修称替僧，都是和尚争言与皇帝有密切关系，雍正对迦陵性音的态度，前后有绝大的变化。四年（1726年），雍正说他登极后，性音不图权势，到庐山隐居寺修行，“谨守清规，谢绝尘境”，与江西官吏绝无往还，一居四年，默默圆寂。又说性音对佛学“深悟圆通，能阐微妙”，“其语录乃近代僧人之罕能者。”为了表彰他的真修翼善之功，下命追赠国师，赐给谥号，其语录收入经藏。数年之后，雍正大变其调，说他早看出性音品行不端，“好干世法”，所以在御极后即令其出京，以保护法门的清规。性音的语录也是“含糊处不少”，不是“彻底利生之作”，于是性音不能作为“人天师范”，削黜封号，语录撤出藏经。不仅如此，还命地方官查访，不许性音门徒“将朕当年藩邸之旧迹私记作留，违者重治其罪”。这些和尚声称与皇帝有瓜葛，雍正或不承认，或加斥责，究其原因，他们是假借与皇帝关系之名，招摇撞骗，干预地方政务，雍正对他们的排斥，是不允许他们从政，或超过他允许的范围的干政，但也从反面说明确有僧人参与政事。
四、朝臣反对言佛及雍正的克制态度
雍正的引用僧人和信佛，很自然地引起一些笃信儒学而又正直的大臣的不满，并借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五年（1727年），青年时曾为沙门的沈近思升任左都御史，雍正问他：你必定精通佛教宗旨，不妨陈说一些。沈回奏：臣少年潦倒时逃于佛门，待到进入黉宫，专心于经世之学，以报效国家，哪有闲情顾及佛学。臣知道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之学，但是万机庶务，系于圣躬一身，“是以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臣就是懂得佛学，也不敢向主上妄陈，“以分睿虑”。这一番儒家道理，那时人认为是光明正大的，迫使雍正改容称是。在沈近思以前，侍郎李绂尚得雍正宠幸时，也谏言佛教无补于天下国家。据记载，有一天雍正赐宴，九卿侍坐，为讨得皇帝欢心，大家（竟）〔竞〕谈禅学，这时雍正问户部侍郎赵殿最，你也能谈这个吗，赵回奏没有学过，雍正笑着说你不妨试着讲一下，随即以一佛语问他，赵殿最不愿说佛法，就用儒家的观念加以解释，雍正被弄得哭笑不得，只好对群臣说，他“真钝根也”。另一日，雍正问翰林院检讨任启运佛教经论，任奏称“臣未之学”。雍正只好讪讪地说：“朕知卿非尧舜之道不陈耳”。当文觉禅师颐指南下，地方官趋迎之时，漕运总督魏廷珍独不为礼，且上疏声称：“臣不能从佛法”，以示抗议。陆生柟在被任命主事前的引见时，呈递的奏折上说：“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据雍正讲，这是讥刺他崇尚佛老。这些官僚从维持朝纲的大题目出发，主张独尊儒术，排斥释氏。
一些官僚提出抑佛的具体建议，有的还付诸实行。三年（1725年），御史钱以瑛奏请敕下各省督抚，勒令僧尼还俗。直隶唐山县令驱逐和尚，强夺僧舍，改为民房。有的地方官建言把寺宇改为书院，发展儒学。有的要求重申禁止私度为僧的条令。
雍正对官僚的反佛言行，有时暴跳如雷，而在处理上还是有所克制，如直隶一个赶逐僧道的知县，被他下旨拿问，侍郎留保为之委婉解颐，说僧道都是无法生活的穷人，寺庙实际上是他们的收容所，皇帝容留他们，就如同周文王视民如伤的意思一样，不过是把他们当作鳏寡孤独加以照顾，然而那个学究式的县令不能领会皇上的圣意，难免犯错误。雍正见他说得堂而皇之，捧了自己，又堵了自己的嘴，就把那个知县从轻发落了。
雍正尽力为自己信佛辩解，他说佛教的善应感报的学说，有“补于人之身心”，“然于治天下之道则实无裨益”。又说：“凡体国经邦一应庶务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见性明心之学与世无涉”，所以没有“密用僧人赞助之理”。他甚至瞪着眼睛说瞎话：“试问黄冠缁衣之徒，何人为朕所听信优待乎”！但也懂得一手遮不住天下人耳目，用缁衣总有人知晓，就又为沙门参政作解说。他说乃祖顺治征召禅僧玉林琇入内廷，研究佛学，就像黄帝到崆峒山访问广成子，讲求治身之要。黄帝是圣王，所有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因此顺治延揽僧人，是师法黄帝，当然没有错。言外之意，我雍正皇帝效法古圣王，师法祖宗，与僧衲过从有何过失！抵赖、辩解也说明他不敢公开地以佛教作为执掌朝纲的政治势力，他信佛、崇佛，也是有所节制的。有人说雍正十年以前内廷不举行法会，是沈近思、李绂反对言佛的结果，有一定道理。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中总有一部分人反佛，形成了传统，密用僧人是不名誉的事情，因此雍正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不能恣意信佛、用佛。
五、直接干预佛教内部事务及与释子辨是非
皇帝对佛教内部事务的经营，历来多寡不一。雍正的干预之多，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其他帝王。主要表现在任命寺院住持，扩建、修缮梵宫，赐予佛徒封号，反对僧衲中的“邪说”等方面。
雍正说要扶持禅宗，“仍择宗门法侣具正知正见者，为之表率倡导”，即使用他认为是正道僧侣持掌寺院事务。如允祥、弘晓父子重修香山卧佛寺成功，因禅师超盛在当时“宗徒内无有出其右者”，特命其去掌法席。又如北京护国寺修缮竣工，雍正选择玉林琇的徒孙超善去充任方丈。根据这些情况，萧奭才在《永宪录》中说：“凡名山古寺，皆内遣僧主之”。
雍正在晚年大量修缮古刹名寺。江南荆溪（今宜兴）崇恩寺，系玉林琇国师、䒢溪森禅师传法之所，雍正以该寺规模较小，容纳桑门有限，于十一年（1733年）加以扩充，增建殿宇。浙江绍兴报恩寺是玉林琇开堂之所，为传其法，予以维修。浙江舟山普陀山是所谓观音大士示现的圣地，该处普济寺，建于后梁，历代维修，雍正特发帑金，派专官董理修饰，同时修缮了普陀山的法雨寺。南岳恒山是雍正的主寿山，湖南巡抚赵弘恩奏请动用库银修葺，以为皇上祝寿。雍正说为朕延寿不必进行，但为崇祀江河山岳之神则可以，批准了他的建议，但指责他的“识见鄙陋”，原因是越弘恩应当借祀神为名，给皇帝祈寿为实，而不能公开表明为皇帝去启动工程，动用国帑。华山佛宇遭火灾，雍正命江南督抚供给钱财，不计数量，务必恢复原状，于是佛寺及道观均修葺一新。他所维修的兰若，一类是佛教圣地的名寺，再则是他所表彰的玉林琇一派的修行之处，表现了他所提倡的佛教宗派。
十一年（1733年），雍正表彰他认为的圣僧，赐以封号。授鸠摩罗什高足僧肇为大智圆正圣僧禅师，沩仰宗的创始人灵祐及其弟子慧寂分别封为灵觉大圆禅师、真证智通禅师。雍正说这些名僧阐扬佛旨，“救拔群迷”，千百年后帝王旌奖他们，希望时下释徒力求奉信正宗正论。
雍正在赐号、修庙中已表明崇的是玉林琇一派，但觉不够，又亲自著述《拣魔辨异录》，发布有关上谕，直接参加佛教宗派学术斗争。明崇祯间，汉月藏（法藏）著《五宗原》，密云悟著《七辟》、《辟妄救略说》与之论辩，产生宗旨之争。汉月藏法嗣弘吉忍（弘忍）作《五宗救》阐述师说，深受学者欢迎。雍正把汉月藏、弘吉忍之说当作邪魔外道，说自己明于“禅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见现在魔业之大，预识将来魔患之深”，为了拯救佛徒，“不得不言，不忍不言”，乃摘抄藏、忍语录八十余条，一一指斥，成《拣魔辨异录》一书。同时命令销毁藏、忍语录及《五宗原》、《五宗救》等书，若有僧徒私自收藏的，以不敬律论罪。又命地方官查明汉月藏派下徒众，尽除出禅宗临济宗，永远不许复入祖庭。为了同样的目的，即不许“邪说横行”，雍正又在僧侣的语录中，选择“提持向上，直指真宗”的，编了《御选语录》一书，入选的有僧肇、永嘉觉、寒山、拾得、沩山祐、仰山寂、赵州谂、云门偃、永明寿、紫阳真人、雪窦显、园悟勤、玉林琇、䒢溪森等僧侣、道士的语录，还编入他自己的《圆明语录》、《圆明百问》，附录《当今法会》。于十一年（1733年）作序，刊刻问世。十二年，雍正令沛天上人组织四十多名僧侣校勘藏经。他还刻印释典《宗镜录》、《宗镜大纲》、《经海一滴》诸书。他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宗教内部的派别斗争、宗旨之争，以皇帝的权威干涉宗教内部事务。
雍正与释子辨难，遭后世学人讥笑，“以人天子与匹夫搏”。不过这倒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前此与草民曾静、小吏陆生柟驳诘，再与沙门对阵，毫不奇怪。他所注重的是辨明思想，即要以符合自己意见的观念作为指导思想，不仅要把它贯彻在俗民中，还要统治方外世界，为此就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地位了。
六、与道家往还
雍正谋求储位时相信武夷山道士的算命，已见其对道家的态度。他在当皇子时也和道士结交，了解老氏之学，在他的《藩邸集》中，收录《赠羽士》（二首）、《群仙册》（十八首），记录了他对道家的认识和要求。《碧霞祠题宝旙步虚词》之二云：
琼宇璇宫日月长，奇花瑶草总飘香。
琉璃作殿苍龙卫，云雾裁帷青鸟翔。
拂露霓旌珠灿烂，御风鸾驾玉铿锵。
常将天福人间锡，奖孝褒忠佑乃方。
希望道士们存济世之心，宣传忠孝，协助君王的治理。
继位后的雍正，对道家的兴趣不减当年。北京白云观，据说是金代所建，长春真人邱处机曾在此著书，是道家的重地。雍正时与白云观道士往还。该观道士罗清山于五年（1727年）初死去，雍正命内务府官员为他料理丧事，指示按道家礼节从优办理，又追封他为真人，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道士娄近垣，江西人，雍正将他召来，居于光明殿，还把他收为自己的佛家弟子，他为雍正“结幡招鹤”，被封为“妙应真人”。雍正把道士贾士芳、张太虚、王定乾等人养在宫苑，用他们来治病和修炼丹药。
雍正对道家思想并不看得那么重要。他在御极后作的《蓬莱洲咏古》中写道：
唐家空筑望仙楼，秦汉何人到十洲。
尘外啸歌红树晚，壶中坐卧碧天秋。
庙堂待起烟霞侣，泉石还看鹤鹿游。
弱水三千休问渡，皇家自有济川舟。
是啊！古来谁到过方士们所说的仙人胜境的蓬莱瀛洲，唐明皇伫立望仙楼，既无仙人来会，自己也是肉胎俗身。雍正相信他的办法能够治理天下，没有对道教思想寄托多大希望。
七、融合儒佛道三教于一炉
作为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儒佛道三学有许多共同的东西，雍正抓住它们，参以己意，给予说明。他讲三教有共同的目标，即教育百姓如何作人：“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比如劝人为善弃恶，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说，“诱掖奖劝”，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导人于善”。他说：“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儒佛都劝善，共同起着“致君泽民”的作用。他还以天命论的观念解释儒佛的共性。儒家天人感应说警戒人们省修过愆，雍正认为求佛也是如此，他说：“天人感应之理无他，曰诚敬而已。”当人诚心拜佛，哪怕是微贱的，愚夫愚妇，他的精神，会引起神明的怜悯而给予拯救和惠泽。他的结论是，儒佛有共同的思想，同一的育民作用。
释老矛盾重重，雍正以帝王之力大搞调和。他说：“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强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收佛门弟子，却接受了妙应真人娄近垣；他编选佛家的语录，把宋代道家紫阳真人张伯端的著述选了进去；他给沙门赐封号，也赠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他认为张伯端的《悟真篇》，尽管是道家的著作，即在佛学中也是最上乘的。
儒学思想历来处于神圣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雍正尊儒，又把儒佛道拉在一起，是以儒助佛，抬高佛教的地位，为自己信佛辩解。他把道家的著作归入佛家典籍，使佛经驳杂了，但却是把道归入于佛，含有扬佛的意思。所以雍正糅合儒佛道三家，要旨在于提倡佛教。
八、政权与神权的高度结合
雍正一生与佛老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万乘之尊而自称“居士”；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自撰佛学语录，编选和刊刻释氏经典；大开法会，广收门徒；大力干预梵宫内部事务，兴修庙宇，任命住持，表彰高僧，摈斥“外道”；对朝中出现的奉佛与反佛的摩擦，虽有所顾忌，仍坚持信佛。为什么他在讥笑和反对之中还要扬佛呢？自然有着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
第一，是强化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统治的需要。雍正深知佛教对于稳定皇权秩序的作用。他讲佛家劝人为善，要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群众，相信今生的不幸是前生作孽的报应，既然如此，只好甘心忍受，以求来生的幸福。雍正欣赏的是佛教中的禅宗，而禅宗是把佛性灌输到人的内心，使俗人也变成了僧侣。一句话，佛教要人做逆来顺受的良民，极其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孔孟之道作为官方哲学，雍正极力利用它，又给佛学以较高地位，用来辅助儒学，这样就加强了对臣民的专制主义思想统治。
第二，用释徒为谋主必然提高佛教的地位。雍正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利用僧衲密参帷幄，使他们起到高级参谋作用。因之，也要受他们的一些影响，反映他们的一些愿望，给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所以他的修兰若，赐法号，也是使用比丘所采取的必要的奖励手段。
第三，是统治蒙古人的需要。用喇嘛教联系、控制蒙古人，这是清朝满族统治者的传统政策，雍正也在自觉地使用它，此点已无需细说。
雍正崇佛，是利用佛教为他的政治服务，他不是佞佛，不是让沙门利用他。他左右佛堂，而不允许佛教驾驭他。他打击一些比丘，除前述教派宗旨关系，还有政治原因。他惩治迦陵性音门人，同时反对木陈忞徒众。木陈是与玉林琇同时受到顺治礼遇的高僧，曾作《北游集》，涉及侍奉内廷之事，露透其对顺治的影响。雍正指责他是无知妄人，“于瞻顾天颜后，即私乱记载，以无为有，恣意矜夸。”他是否造作顺治的谣言倒不一定，但有以御用僧地位进行招摇之嫌。雍正把木陈忞、迦陵性音看作一类人物，他们虽死，但对他们的徒子徒孙实行管制，毁禁他们的书籍。雍正用僧人作高参，但给他们一个活动范围，不许逾越，否则惩治，他把僧侣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虽崇佛，而没有桑门乱政的事情。还要看到，雍正大修庙宇，耗费了许多金钱，搞了些虚文，虚热闹，这同崇尚务实、反对靡费的精神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