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庭生活
一、圆明园中的生活和嗜好
康熙爱好出行，南巡、木兰秋狝、东巡、西巡不绝，有时隆冬之际犹出塞打猎。
雍正即位，下诏罢鹰犬之贡，宫中所畜养的珍禽异兽全令放出，一个不留。表示他不事游猎，不但东、南、西的巡幸不搞，连康熙每年举行的北狩也不进行。
雍正极少离开京城。他于元年先后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柩去遵化东陵，以后也还去过东陵祭祀。除了这个地方哪儿也没有去。他固守京城，开始是为提防允禩集团，怕离开了发生意外。允禩、允禟死后，他表示“将天下政事经理区画悉皆得宜”时，举行秋狝之礼。但是他始终没有实行，这说明他除了防范允禩集团，还在于政事繁忙，无暇出行。
谅阴期间，雍正居于大内养心殿，这里离乾清门较近，便于召见朝臣，处理政事。
三年（1725年）春天，谅阴期满，开始去圆明园居住和处理朝政。八年下谕百官知晓，他在圆明园和在宫中一样，凡一切应办之事都照常办理，大家不要以为在园中就可以迟误。他还规定春末到秋初、秋末至春初两个时令官员到园办公的时间。表明他在园中起居理事已开始制度化。
雍正说他谅阴治事时，“虽炎景郁蒸，不为避暑纳凉之计”，待到三年期满，众臣以为“百务俱举，宁神受福，少屏烦喧，而风土清佳，惟园居为胜”，于是才住园中。他想说明住圆明园的原因，一是嫌大内嘈杂喧嚣，不合办公需要安静环境的要求；二是园中水土好，风景宜人，便于享受；三是消释大内夏季炎热，便于纳凉。清朝皇室来自凉爽的东北，不耐酷暑，而且形成传统的心理因素，雍正因中过暑，更怕热，尤需园居。清朝皇室注意武功，开展巡幸游猎活动，习惯于离开大内过园居生活，摄政王多尔衮谋于塞外建离宫，康熙不仅经营了热河避暑山庄，在京城又常居于畅春园。雍正的园居，倒也符合他的父祖的传统习惯。
圆明园在京城西北郊，畅春园紧北，原为明代一座私人花园，清朝成为官园。雍正在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贝勒，四十八年受封为雍亲王，不知这两次的册封中哪一次受赐圆明园。康熙册封皇子集中在三十七年和四十八年两批进行，三十七年时，他在畅春固定居也还不到十年，他的大儿子们也都成年不久，估计这时在畅春园附近给他们赐第的可能性不大，雍正的获园在受封雍亲王（之时）〔前后的可能性较大〕。
作为藩邸赐园，雍正在皇子时已对圆明园作了一些兴建。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康熙幸园，在牡丹台会见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个皇帝聚于一堂，亦为趣事。牡丹台，后名镂月开云，为圆明园全盛时四十景之一，可见当时修的已很像样子了。雍正三年（1725年），开始大修，雍正年间完成28处重要建筑群组的兴建。这些建筑，与宫中一样，分为外朝与内朝两大部分。外朝在圆明园南部，正中为“正大光明殿”，是雍正坐朝的地方。其东侧是“勤政亲贤殿”，为雍正接见臣僚，披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殿的后楹悬有雍正亲书的“为君难”匾。“正大光明殿”之南为军机处值房，再南为内阁、六部值房。雍正又赐给亲重大臣在圆明园附近的宅第，以便利他们到园内办公。所以他说“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晨曦初丽，夏晷方长，召对咨询，频移昼漏，与诸臣接见之时为多”。圆明园建设了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办公处，成了施政之所，雍正主要不是在此逸居游乐。
园中的另一部分建设，则是为了雍正及其家属的生活享受的需要。“正大光明殿”之北，前湖后湖之间，是“九洲清晏”一大组建筑群。乾隆为之歌咏：“昔我皇考，宅是广居，旰食宵衣，左图右书，园林游观，以适几余”。这是雍正寝息之所，观其名称，寓意四海升平，国泰民安，雍正真是于动静食息之间，也考虑巩固清朝的统治。它的后湖对岸的“慈云普护”，是一所观音庙。雍正有时睡不着，赋诗云其寝息环境：“……夜静梵音来水面，月明渔唱到窗边。虚堂虑息难成寐，冰簟心清即人禅”。听着从后湖水面上传来的慈云普护的钟声，心情可以宁静下来入睡了。圆明园西边有西山，雍正从九洲清晏望去，尤其是在雨后，湖光山色，令人心旷神怡，故他有《雨后九洲清晏望西山》诗，抒发感怀：“蒹葭叶上雨声过，乍觉新凉飒飒多。山色崔嵬千叠翠，湖光潋滟万重波。游鱼避钓依寒藻，翔鸟惊弦就碧萝。莫讶金风催改序，秋晖偏好快晴和”。“四宜书屋”建筑群，“春宜花，夏宜风，秋宜月，冬宜雪”，四季适于居住，雍正常休憩于此，因用它为御极后诗集的书名——《四宜堂集》。“万方安和”一群建筑组呈卍字形，设在水中，冬燠夏爽，四季咸宜，所以雍正喜于居此。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画像，有观花图一帧，绘雍正于百花盛开之时，临溪观赏各种野花，想是园中生活的写真。
园的名字叫“圆明”，是康熙所赐，雍正说这个赐名大有深意，他认为“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以此从政，就是要符合时宜，既不宽纵废弛，也不严刻病民。他好像居住在这里就要实行“时中”的政策。有研究者认为，“圆”是与《易经》中的“圆而神”的意思相同，即是指长治久安，运转无穷；“明”则取永沐明之光，光明普照之意。康熙取“圆明”之意在于希望清朝在日月光芒普照之下，国泰民安，永世长传。可备一种理解，故介绍于此。
为了警卫圆明园离宫，雍正建立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护军营。
自三年（1725年）起，雍正来往于皇宫与圆明园，使之两处都成为清朝统治的心脏。
雍正大肆兴建圆明园，到乾隆时再为扩建，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华丽的宫苑。雍正在位期间不巡幸，不狩猎，建设圆明园和名山宝刹是他两项最大的挥霍。大内、三海和景山，足供皇家生活、体憩、游览之用，雍正别筑圆明园，充分表现他在享乐上的追求。为此就不惜民脂民膏了。
据一些资料反映，雍正在某些生活用品方面不是太讲究。曹頫一次进贡几件文具和生活用品，雍正只对湖笔一项表示欣赏，批语说“笔用得好”，对匾、对单条字绫，批云：“用不着的东西，再不必进。”对笺纸四百张，亦批说：“也用[不]了如许之多，再少进些。”又就锦扇一百把说：“此种徒费事，朕甚嫌，倒是墨色曹扇朕喜用，此种扇再不必进”。他讲求实用，而不一定注意物品是否名贵。他经常教导臣民商人节俭，那些公开的上谕有例行公事之嫌且不说它，他在一些臣子的奏折上特别批示，应是真心话了。闽抚黄国材三年六月初三日奏折的朱批：“请安折用绫绢为面，表汝等郑重之意犹可。至奏事折面概用绫绢，物力维艰，殊为可惜，以后改用素纸可也。此事亦传知[闽浙总督觉罗]满保遵奉”。折子面用的绫绢很有限，他从爱惜物力上讲，也注意节约。他自己也这样做，看他遗留下的朱谕，所用纸张大多是裁成的小条，有时书写不换纸条，将所述内容密密地写在一张纸上。
曾静数说雍正十大罪状，其一为酗酒。社会上传说他日日饮酒，频频地与隆科多饮至深夜，把隆灌得烂醉，令人抬出。又传说四年（1726年）端午节这一天，雍正与诸王大臣登上数十条龙舟，饮蒲酒。雍正喝酒，《花下偶成》一诗云：“对酒吟诗花劝饮，花前得句自推敲。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当皇帝，哪有像平民间存在的推心置腹的密友，他有孤寂之感，就把清风明月鲜花美酒当作知心朋友，聊以消遣。他喜欢喝宁夏羊羔酒，在年羹尧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的奏折上朱批，说二十多年前得过这种酒，后来得不到了，而“朕甚爱饮他，寻些运京”。他喝酒不烂，因为他勤政，不允许他整日在醉乡之中。
不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雍正，追逐享乐是他的本性，也是他的本领。对于中国上层社会传统的玩艺，如香袋、盆景，他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犬马之爱他亦有之，如屡次指示制作狗衣、狗笼、狗窝、套头。对于西洋的器物、玩意，能接受得很快，如喜爱温度计、望远镜，并令内府仿制。西洋玻璃眼镜，寝宫、乘舆随处备有。他的这些喜好，有的纯属浪费财力、物力，满足犬马声色的贪欲；有的是生理需要，如用西洋眼镜是因老花眼的关系，同时他还指示给泼灰处的工匠发眼镜，作为劳动保护用具。从他对西洋物品的追求中，可见中国历代统治者首先乐于接受奢侈品的通病。雍正之勤于政务和某些方面的节俭，在学术界似乎成为定论，本书作者亦是如此，虽然也知道他在某些方面的奢侈，不过没有改变他的这种形象，2000年杨启樵公布他的《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首先集中地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库藏的《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的资料，揭露了雍正奢华生活追求的另一面人生。所谓揭开隐秘的面纱，就是不为人所知的一面，那就是雍正爱用象牙器具；喜好搜集望远镜、鼻烟壶、钟表、琴等洋货；爱用奢华的起居用具，如服饰、衣架、床褥、风扇；玩赏盆景、珍宝、玩具；铸造棋子、骨牌；铸造神庙金像，其精工到吹毛求疵的程度。杨启樵因而指出：“雍正不但不节俭，私生活的奢靡，已达到顶峰”。就雍正伪装的面貌而言，杨氏确实暴露了雍正隐秘的那一面。另一位使用造办处档案的研究者林姝撰文《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帝的审美情趣》，论述雍正对木器、陶瓷的制作与把玩，认为雍正以“文雅”、“精细”为审美标准，并用以指导制造器物，要求“文雅”、“精细”、“素静文雅”、“秀气”，强调大气，即宫廷之气象，反对民间的“俗气”。雍正对工艺的严格要求，反映他办事认真，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如塑造关公像，前后下达六次指令，四次提出修改处所。雍正的倾心于器物制作，是一种休闲手段和方式，是自娱自乐。他懂生活、爱生活，有高雅的一面。杨氏、林氏使用同样的材料，叙述同样的事情，前者意在揭露雍正奢华的一面，后者是赞扬他的懂得生活，有高雅的一面。这两个方面若能结合起来分析就达到完美境界了，即全面地认识雍正其人。不过，就雍正被掩盖的那一面来讲，揭开其隐秘的面纱是实有必要的，而从生活情趣来看雍正，也是不可缺少的。
这里要交代一下雍正龙潜时的雍邸。三年（1725年），升之为行宫，名雍和宫，交允祥经管，民间不知道，以为它改名“昌运”，赐给允祥了。待到允祥死，遗言薄葬，雍正说若动用国库、内府的银子给他安葬，不合他的遗愿，而雍邸尚有剩银，因用之为造园寝。雍正在国库内府之外，还保留雍邸藩库，作为私房钱，也是个守财奴。雍正死后，乾隆于九年（1744年）把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使它成为著名的梵宫。
二、妻和子
雍正在藩邸时，嫡妻那拉氏，原任步军统领费扬古之女，被康熙册封为雍亲王妃。雍正即位，立为皇后，九年（1731年）九月病死，雍正因久病初愈，没有亲临含殓，谥为孝敬皇后。她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生子弘晖，是雍正的长子，但八岁上死去。由雍正未能力疾亲临孝敬含殓之事可知这对夫妻关系平常。
李氏，在雍邸时为侧福晋，雍正中被封为齐妃，是雍正后妃中生子女最多的人，也是在诸妾中侍奉雍正最早的人。她比那拉氏晚三个月生雍正第二子弘昐，这个孩子未满两周岁即殇逝，故而没有排入行次。三年后李氏生弘昀，被排行为二，活到十一岁上死去。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李氏又生弘时，是为第三子，他健康地成长了。李氏生一女，为和硕怀恪公主。
钮祜禄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生，十三岁入雍正贝勒府，为格格，五十一年（1711年）八月生弘历，按雍正之子次序应为第五子，因弘昐未叙齿，所以他排行为第四，雍正中所称的皇四子，就是他。关于弘历的生母与出生地点，是两件事，但又是紧密关联的，后世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至今仍在争论中。弘历的生母，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雍正二年《宗室玉牒》记载，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之父凌柱系四品典仪，镶黄旗满洲，弘历继位后封凌柱一等公。官书如此记叙，可是民间传言以及学者的研究，与官书大相径庭，更何况官方的文字也互相抵牾。雍正朝存留的档案资料，谓元年二月十四上谕：“格格钱氏封为熹妃”。而《清世宗实录》卷四元年二月甲子日条记作：“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同日封的熹妃，应为一个女人，而两个文献中一处作钱氏，一处另作钮祜禄氏，这是把钱氏改称钮祜禄氏了，还是有钱氏和钮祜禄氏两个人，即弘历本来是应为汉人的钱氏所生，后来改作为满人的钮祜禄氏所生？弘历出生地，据《清高宗实录》著录是“雍和宫邸”，即雍亲王府。早在乾隆后期，就有人说他是出生在雍亲王的热河狮子园中。如军机章京管世铭的《扈跸秋狝纪事二十四首》之四云：“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自注：“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驻临”。弘历在位期间不止一次地说他生于雍和宫，其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七日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自注云：“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这里用“实”字，是弘历强调他生于雍和宫，应是针对他生在热河的外间传说而言的。然而他的儿子颙琰于嘉庆二年（1797年）在避暑山庄为给乃父做寿，献诗《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句有自注：“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说其父弘历生在热河狮子园。后来颙琰修《清高宗实录》，臣下发觉世间关于乾隆出生地的矛盾说法，于是君臣统一口径，说成是雍和宫出生的。这生地与生母的异说，学者多所疑难，详为考证。郭成康撰文《乾隆皇帝诞生地考——以最近公布的一则清宫档案说起》可称代表作，该文初步认为弘历“生母由‘钱氏’被硬改为‘钮祜禄氏’”，并作出下述的假设：“汉族人钱氏与满族人钮祜禄氏干脆为毫不相干的两个女人，钱氏曾与雍亲王胤禛在避暑山庄有过一段露水姻缘，转过年来的八月十三日在狮子园生下弘历，她随后以格格身份进入雍邸，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被册封为熹妃。这以后雍正出于种种考虑，决定以另一位王府格格满族人钮祜禄氏取代钱氏为弘历生母”。对于弘历生母、生地的异说，人们至今仍有许多弄不清楚的地方，不得不存疑，或勉强采取一种说法。如李国荣讲到弘历出生地：“尽管从乾隆朝就有不同说法，尽管乾隆的儿孙们也曾一度闹不清，但清宫档案的落脚点是：乾隆生在雍和宫”；至于弘历的生母，李国荣依据《玉牒》记载，认为就是熹妃钮祜禄氏。在这类讨论之后，庄吉发仍然认为弘历生母是钮祜禄氏，在《雍正事典》写道：“钮祜禄氏在雍亲王府邸为胤禛生了第四个儿子弘历，后来弘历继位时为钮祜禄氏的后半生带来了无比的尊荣富贵”。本书作者面对这些异说的资料觉得有很多不可解的地方，如颙琰为弘历的庆寿诗，弘历必定会过目，为什么在他自己一再强调出生在雍和宫之后，他儿子同他唱反调，他却不指出来？况且作为儿子，竟然不知老子宣布的出生地，居然乱说！管世铭知道不知道弘历自己说的出生地，这是皇帝的私事，特别是与皇帝宣称的不同，怎么敢随便记载？弘历若为汉人所生，其家族不能没有相应的待遇，不可能不表示出来，可是至今尚无发现！因为这些不解，在无法弄清之前，只好采取官书记录，认为雍亲王格格钮祜禄氏于雍亲王府诞育弘历。上面仅就钱氏、钮祜禄氏述说弘历生母，此外传说还多，有所谓热河汉人李佳氏说，有李金桂说，有随家人到热河营生的南方人傻大姐说，对此阎崇年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有所介绍，不再述及。唯胤禛偷换海宁大学士陈氏之子的传言稍作交代。这是说弘历系浙江海宁陈阁老之子，时因雍亲王没有子嗣，王府生了女孩，偷偷与陈家换了个男孩。这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第一，雍正这时虽死去三个儿子，但弘时已经八岁，他有子嗣，无须偷要人家的。第二，这时雍正三十四岁，前已生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有生育能力，有何必要在壮年时偷要别人的儿子。第三，那时妾耿氏已怀孕5个月，虽不知是男是女，然亦不是不可等待急于抱子的。第四，进行这种说法的燕北老人，在他的书中又写道：“世宗肃俭勤学，靡有声色侍御之好，福晋别居，进见有时，会夏被时疾，御者多不乐往，孝圣奉妃命，旦夕服事唯谨，连五六旬，疾不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在这里他又说弘历是孝圣所亲生，而不是陈家换来的了。这是写到后头忘了前头。第五，乾隆出生在康熙第一次废黜允礽而又复立之后，其时诸皇子互相争竞，也互相监视，如果雍亲王敢于偷换他人之子，以乱皇家血脉，若被仇家告发，那就不是一般的罪责，不但雍亲王爵位不保，其他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他哪里会敢冒险去干不必要的傻事——换人之子。这种自相矛盾，表明了这个说法不足为信。业师郑天挺先生指出：高宗生时，世宗方居潜邸，春秋鼎盛，且尚有子，“又何必急急于夺人之子以为己子耶！”实可破乾隆为汉人之子的传说。钮祜禄氏雍正中被封为熹贵妃，地位出齐妃李氏之上，是因弘历被康熙、雍正父子所重，她乃得母以子贵。乾隆继位后，她为皇太后40余年。
耿氏，生弘昼，只比弘历晚三个月，是为皇五子。其时她亦为格格，雍正中晋为裕妃。
年氏，巡抚年遐龄女，或云为遐龄养女。雍邸时受封为侧妃。她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生雍正的第七个儿子福宜，未满周岁死去。六十年十月生第八个儿子福惠。雍正元年受封为贵妃，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同年五月生第九子福沛，当即死云。年氏还生有一女，为雍正第四女，亦殇。年氏死于三年（1725年）十一月，病危之时，雍正加封她为皇贵妃，表彰她“秉性柔嘉，持躬淑慎，朕在藩邸时事朕克尽敬慎，在皇后前小心恭谨，……朕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悉皆尽心力疾尽礼，实能赞襄内政”。年氏进雍邸，从生子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情况看，一定比较晚，且连生三子，说明她得到雍正的喜爱，有专房之宠。她的这种地位，与她哥哥年羹尧有一定关系，但主要是她自己获得的。雍正于二年冬已决定整治年羹尧，三年三月公开罪责他，可是到十一月雍正还那样关怀年妃，显然不是她哥哥往日有功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她死去的下个月，年羹尧就被赐死，或许年妃倒多少起到一点保护她娘家的作用，当然这不会很大。
刘氏，雍邸的贵人，雍正中封为谦嫔，于十一年（1733年）六月生雍正的第十个儿子弘曕，因生长在圆明园，被称为圆明园阿哥。
宁氏，雍邸的格格，为雍正生了长女和三女，都没有长大，她只被封为懋嫔。
武氏，宁嫔，没有生育过。
雍正共有八个后妃，一夫多妻。但如果像曾静那样把淫色定为他的一大罪状，则似又够不上。他的后妃，比起其祖、其父、其子乾隆都少得多。顺治只活了二十四岁，有后妃十八人，康熙则更多。在康熙诸皇子中，据四十五年“玉牒”所载，其时大阿哥允禔、皇太子允礽各有妻妾六人，三阿哥允祉五人，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九阿哥允禟均为四人，十阿哥允䄉、十二阿哥允祹、十四阿哥允禵各三人，八阿哥允禩、十三阿哥允祥都是二人，雍正那时只有那拉氏和李氏一妻一妾。十四阿哥在这群人中年龄最小，才十九岁，雍正时已二十九岁，在年长的兄弟中妻妾最少。
雍正共有十个儿子，长到成年的是弘时、弘历、弘昼、弘曕四人。弘时在成年的儿子中是最大的，但他为人放纵不谨，不为乃祖康熙所喜。五十九年（1720年），封允祉子弘晟、允祺子弘昇为世子。这时弘时已十七岁了，也到了可以受封之年，但却没有得到。弘晟、弘时、弘昇的父亲都是亲王，雍正地位绝不在允祺之下，弘时的没有受封，只能是他本人的行为不配得的缘故。五年（1727年），雍正以他“性情放纵，行事不谨”，严行惩治，削除宗籍，随即死亡。康熙朝储位斗争那样激烈，康熙也只采取囚禁办法处分允禔、允礽，雍正竟如此对待弘时，一方面可以想见弘时罪情严重，一方面也表明雍正对违背他意志的人绝不宽容，哪怕是他的儿子，表现了他的残酷性格。有论者认为弘时是被雍正处死的，经杨珍研究，弘时不是被害的，而是遭到严厉惩治后病死的。雍正别出心裁，竟然处罚弘时为政敌允禩之子，表示父子情绝，及至允禩被削除宗籍，雍正于四年二月十八日下令，也将弘时撤去黄带，交履亲王约束赡养，次年生病故世。
弘历早为雍正秘密立为储君，十一年（1733年）受封为宝亲王，参与一些政务。
雍正对弘昼比较喜爱，派他办一些政事，八年（1730年）去曲阜参加阙里文庙典礼，十一年被封为和亲王，大约是要他与弘历和衷共济，将来辅佐其兄，而不要出现老一辈的兄弟争位事件。十三年设立办理苗疆事务处，令弘昼和弘历、诸大臣负责这一事务。弘昼在雍正死后，参与朝政，极其骄横，因为小隙，在庙堂之上殴打顾命大臣讷亲。这种性情，必是雍正养成的。想雍正生子虽多，得以成长的仅四人，而其生前，弘曕尚在襁褓之中，所以眼见者三人，弘时罪戾见斥，弘历预为储君，剩下只有弘昼，为了使弘历为君时不致孤立，保证他的子孙的天下，必然有意识地培养和溺爱于弘昼，使他养成贵胄所易有的骄横通病。
弘昼以后的弟兄，除弘曕外均夭折，就再没有排行次，年贵妃生的第八子福惠亦被称为八阿哥，自幼得到其父钟爱。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朱谕中讲家常：“贵妃甚好，福慧上好，特谕尔喜。”八阿哥的名字，雍正二年“玉牒”所载为福惠，上述朱谕又书作福慧，惠、慧音同而字不同。四年（1726年）十一月初七日，雍正说“八阿哥弘晟之名着改为富慧”。允祉世子弘晟曾于康熙末年随同雍正去盛京谒陵，雍正当然知道他的名字，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夺人之名为自己第八子之名，这时又觉得不好，放弃了。福慧、福惠不会是八阿哥的大名，因康熙孙子们的名字上一字为“弘”字，下一字从“日”字，八阿哥的名字与此不合。雍正在命名问题上反复作文章，反映了对这个孩子的器重。五年（1727年），革退诚亲王府长史那尔太，雍正意将他一家和由他兄弟担任佐领的那个佐领都给八阿哥。这时福惠才七岁，雍正就忙着给他分配属下人了。但他还来不及享受，就在八岁时死去。他的死一定给雍正带来很大痛苦。
雍正有四个女儿，三个夭亡，二女儿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嫁星德，受封为郡主。她也享年不永，康熙间故去，雍正继位后追封她为和硕怀恪公主。雍正做皇帝时没有女儿，就把允礽第六女、允祥第四女、允禄第一女养于宫中，后来封她们为和硕公主。
雍正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皇子们六岁以上，就到尚书房读书。雍正在藩邸，请福敏辅导弘历读书。福敏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就雍邸之请。雍正即位，命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和蔡世远等教育皇子读书，设堂懋勤殿，行拜师礼。在这几人中，朱轼、蔡世远经常到尚书房上课。朱轼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进士，推崇宋学。他教皇子，用乾隆的话说是“汉则称贾、董，宋惟宗五子”。他要求皇子把儒家理论运用于实践：“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蔡世远参加编撰《性理精义》，遵奉理学，以编修、礼部侍郎侍雍正子读书十年。他“凡进讲四书五经及宗五子之书，必近而引之身心发言处事所宜设诚而致行者；观诸史及历代文士所述作，则于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复陈列，三致意焉。有记载云蔡世远系年羹尧所推荐，而其人不知，独立不阿，雍正用之不疑。他们向皇子传授了儒家特别是理学家的思想。后来乾隆作《怀旧诗》，说他从朱轼那里“得学之体”，蔡世远“得学之用”，福敏“得学之基”。又在追赠福敏为太师的谕中说：“回忆冲龄就傅时，久侍讲帏，敷陈启沃，福敏、蔡世远两师傅之力为多”。
大内而外，雍正还在圆明园指定“洞天深处”为皇子读书的地方，乾隆咏“洞天深处”诗云：“对此少淹留，安知岁月流。愿为君子儒，不作逍遥游”。记录了他们兄弟读书的实情和愿望。
雍正用具有理学思想的儒臣训练儿子们，使他们与士子一样受儒家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
三、制驭太监
雍正以对外臣的那样严格精神，对待身边的服役太监。按照忠诚与不预外事的两条原则要求和制驭他们。只有忠敬才能不干预朝廷，归根到底是忠勤服役的一个要求。
元年（1723年）六月，雍正说有的太监不懂规矩，打扫之时，拿着笤帚，从宝座前昂头走过，没有表现出敬畏的意思，因此要求，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监要以恭敬之心，急走过去。八月十三日，又申明太监接待朝臣的礼节：诸王大臣官员进入大内，坐着的太监必须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则要让路，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
雍正严禁太监干预外廷事务。康熙时总管太监魏珠与允禟结交，泄露禁中秘密。雍正即位，就把他罚往景陵守陵。籍没资产，又以结交朝臣将太监梁九功拘系景山，致使其自杀，而发帑银治丧。雍正的这类行为，或谓系篡位，怕知情的太监揭露他。本书第一章已说明允禟与魏珠交好，以便获知康熙立储动向。另据吴秀良研究，允禩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恢复年俸，系得魏珠之助力，故向他行跪拜礼致谢。看来雍正惩处前朝大太监，与嗣位有关，是打击反对派，倒不一定必须是篡位才有此举。雍正屡发谕旨，告诫外臣不得钻营太监，内外臣工无得欺蔽。三年（1725年），扫院太监傅国相向奏事太监刘裕打听，有一废官，欲求复职，不知是否保奏的事情。这是违法的，刘裕应当上奏，但他没有这样做，只是告诉总管太监，总管太监也没有奏闻，雍正获知此事，责令总管太监和刘裕说明原委，其他关涉这件事的人都锁拿问罪。严肃对待这一并不太严重的事情，以防微杜渐。太监多系直隶人，他们的亲友往往仗势作恶，地方官若惩治，就逃亡京城。雍正有鉴于此，于四年（1726年）八月谕总管太监，凡有太监亲属被地方官查拿的，行文到内务府，即按例发落，不必奏闻，表示不保护使役太监，一定按国法办事，令太监畏法，不敢生事。
雍正尽管严明，然而一人难管天下之事。洞察入微，也难于万方俱到。到他后期，太监亦有骄恣的趋势。总管太监苏培盛敢于同管理内务府事的庄亲王允禄“并坐接谈”，在其他王大臣面前的倨傲之状，可以想见了。有一次苏培盛吃饭，见弘历、弘昼等皇子到来，竟敢邀请他们与之“并坐而食”，弘历觉得他不懂上下之分，又因其为雍正所亲信，只得敷衍他。及至雍正死，弘历就指责他“狂枉骄恣”。
第二节 雍正之死
一、健康状况
皇子时的雍正，身体一定很好，否则也不可能在储位的角逐中取胜。他在位的头六年，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多次表示满意。他在鄂尔泰五年（1727年）正月二十五日请安折上朱批告诉这位宠臣：“朕躬甚好，自去冬以来，外缘顺序，身体更觉好。”在高其倬同年二月初十日请安折上作了大体相同的批语：“朕躬甚安，自入春以来，颇觉诸凡顺适，总皆仰赖上苍、圣祖之佑庇耳。”到七年（1729年）四月十五日的请安折至京，雍正又批示：“朕躬甚安好，今岁饮食肌肉更觉增长健旺”。现有资料表明，在七年夏天以前，雍正的身体机能正常，也才支持了他从事日理万机的政务活动。
七年（1729年）冬天起，雍正经历了一场大病，几乎去见阎罗。他对这次生病在八年五月作过一个说明：“朕自去年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调治，自今年二月以来，间日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时，夜间不能熟寝，始此者两月有余矣。及五月初四日怡亲王事出，朕亲临其丧，发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试察，觉体中从前不适之状，一一解退，今日渐次如常矣。”说他的痊愈是哀痛造成的，悲痛只能使病人添病，怎么倒好了呢？显然不合事实。果然，一年后孝敬皇后死，他因不能亲视入殓，于是说了他一年多来的病情：“自上年以来，朕躬违和，调理经年，近始痊愈，医家皆言尚宜静摄，不可过劳，因思怡贤亲王仙逝之后，朕悲情难遏，曾亲奠数次，颇觉精力勉强”。他这一次病的时间很长，从七年冬天到九年夏天或秋天，他的病情是寒热不定，饮食失常，睡眠不安，究系何病，说不清楚。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工部尚书李永升到杭州对李卫说：“皇上下颏偶有些微疙瘩”，已经好了。龙体欠安，臣下是不敢传说的，显然这是在一定范围宣布过的。下颏起疙瘩，严重了，才会对臣下承认。这次病在八年夏秋最重，这时他向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心腹督抚秘密发出谕旨，要求向他推荐好医生：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间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
他忙于访求医家，说是为允祥治病，其实是为得了重病的他自己。果然有应命者，八年（1730年），李卫访得河南省道士贾士芳，密加推荐，雍正遂命田文镜把他送至京城。此人原是京中白云观道士，允祥曾于七年（1729年）推荐，召见过他，雍正认为他无用而遣出。他必是有一定名声，李卫才得以闻名而举荐。这次召其治病，他“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开始很见效果，雍正高兴地将“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之情批谕鄂尔泰。贾道士由被驱逐的妄人，一变为受宠信的异人，身价陡增百倍。那知九月间雍正突然将他下狱议罪，十月即行处斩，连家属也遭到惩罚。原来有一天，贾道士给雍正治病，一面用手按摩，一面口诵经咒，只听念道：“天地听我主持，神鬼听我驱使。”雍正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大约是想：我这个至尊的皇帝，不过是老天的骄子，还听命于天地神祇，你一个外方的道士，居然要大地神鬼听你摆布，这不是亵渎神明吗？你不就是大逆不忠的反贼吗？当然要捉拿问斩了。其实雍正的恼怒，更在于认为贾士芳的治病，目的在操纵皇帝的健康：“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贾士芳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开这种控制皇帝龙体健康的玩笑，他给雍正治病，当然要竭尽全力将皇帝龙体治愈，可是雍正帝的感觉也不是发神经得来的。事情可能是贾士芳综合使用催眠术、按摩术和气功给雍正帝治疗，而自身功力不济，令雍正时而有疗效感又时而失望，因此认为其欲操纵龙体康宁。贾士芳行“以手按摩之术”，无疑施行按摩术，同时“口诵经咒”，装神弄鬼，以“驱神”为皇帝疗疾，而他本人也可能会点气功术，在向皇帝发功。按摩术、念经咒，诱导皇帝进入睡眠状态，以便得到休息。按摩术、催眠术、气功施行疗效如何，要视施术人的功力来定，还要被施术者的配合，因为受施术者的心理、情绪和精神状态同样影响治疗效果。看来，贾士芳多少有点功力而又有限，他从河南初进宫时，雍正对他期望甚高，与他配合得好，因而有些疗效，待后功力不济，以装神弄鬼欺骗皇帝，为雍正识破，要了他的性命。雍正大耍君威，喜怒无常，也绝非厚道之君。贾道士的遭遇，倒是正合“伴君如伴虎”的俗谚。不过话说回来，雍正究竟是什么病，这里也没有透露。不过这次病得严重，还表现在他对后事的安排。八年六月，“因圣躬违和”，召见允禄、允礼、弘历、弘昼，大学士、内大臣数人，“面谕遗诏大意”。九月，他将亲自写好的朱笔传位密诏一事告知大学士张廷玉。如果不是死神在守着他，他不可能在五十三岁时那样料理后事。这次病是怎样治好的，不得而知，但总让他闯过来了。
这次生病对他的从政有一定影响，自云作了几个月的“静养调摄”，其间，“精神不能贯注”于政务。但是他还是坚持了理事。李卫获知皇帝有病后，奏请他“万机之余，稍为静养片刻。”雍正回答说：“养身之道，不关动静，能养则动未有损，不能养则静亦无益，故曰养身莫如养心，而养心之要，惟贵适理”。表示完全静养做不到，也不一定有益。福建总督刘世明也奏请雍正“静摄圣躬”，以俯慰臣民的愿望。雍正不但不听，反而责备他：“朕之调养精神，必待外省臣工规谏而后省悟，宁有是理？”他好逞强，只要有可能，都勉力办事。八年（1730年）和九年（1731年）的二月，他还照常举行耕耤礼，亲耕耤田，行四推礼，只是精力不足，把筵宴取消了。
九年秋天以后，雍正身体康复了，此后虽有小病，如十年正月患感冒，随即治愈，这一年，他在田文镜奏折上多次朱批讲其身体状况。正月二十八日折朱批：“朕躬今已全愈矣”。二月二十五日折批语：“朕躬甚安，夙疾尽除矣。较之去冬更觉调畅顺适，特谕卿知，自应倍喜矣”，三月十五日折批谕：“朕躬安适如常”，十月初十日折批云：“朕躬甚安。今岁以来，觉健爽倍常，此皆荷蒙上天、圣祖眷佑所致，实为过望”。“实为过望”，是他的心里话，也确实是身体好了。次年六月添了儿子弘曕，他自元年生福沛，至此相隔十年得子，说明他的身体比较好。十一年（1733年）正月，雍正往遵化谒陵，前后六天。十三年（1735年）二月又谒东陵，表明他身体无恙。
二、辞世及死因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735年10月6日）雍正在圆明园生病，然在此以前他照常办公，如十八日，与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议事，命哈元生、张照一定清除苗患，否则唯他们是问。二十日，谕军机大臣关于北路军营驼马事务，引见宁古塔将军杜赉，咨送补授协领、佐领人员。设若这时身体已经不好，不会接见这一类不重要的官员。这时健康状况不会太恶劣。及至二十一日也未休息，照常办事，二十二日白天仍与张廷玉议事，晚间病剧，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宣布传位弘历，二十三日故世。这个对中国历史施予了一定影响、有着传奇性经历的皇帝就这样急骤地撇弃了金銮宝座和热切留恋的人世。
雍正之死，“实录”只反映辞世的迅速，而为他送终的张廷玉则有感情地提供了一点新情况。张廷玉在自撰年谱中写道：
八月二十日，圣躬偶而违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闻。二十二日漏将二鼓，方就寝，忽闻宣诏甚急，疾起整衣，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于园之西南门，引至寝宫，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海望先后至，同至御榻前请安，出，候于阶下。太医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他是说雍正二十日就有病了，然很平常，二十二日白天还见了皇帝，夜间再奉诏入见，就“惊骇欲绝”了。除了惊讶病情急速变化之外，是否还有难言之隐？这是不能排除的。
雍正暴卒，官书不载原因，自易引起人的疑窦，再加上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更易引人猜测，于是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其中，被吕四娘刺杀的说法较为风行。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或说是吕留良之子进士吕葆中的女儿，在吕留良案中，她携母及一仆逃出，为替父祖报仇，习武，入宫杀掉了雍正。或云她的师父是一僧人，原为雍正剑客，后不乐为其所用，离去，培养了这位女徒。据有人讲，这种说法，“都是实录”。这个传说直到今日仍有市场，一九八一年河北省有关部门曾发掘雍正地宫，未打开即作罢。可是社会上传说棺材已经打开，雍正有尸身而无头，似以考古发掘证实雍正被吕四娘所刺。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道理。雍正处置吕家，戮尸、斩首之外，吕留良孙辈发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乾隆时，吕氏遗胤有开面铺、药铺的，有行医的，还有人成为捐纳监生，被清政府发觉，改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后住齐齐哈尔，隶水师营。吕氏后裔俱在，不过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当然不能替祖上报仇。至于吕四娘主仆三人的逃出是不可能的，当时办理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而著称，所以奉命兼管江苏盗案，若吕留良后人果有逸出，他自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说他曾为吕家题过匾，吕案发生后雍正没有责备他，他必心怀畏惧地下死劲处理有关人员，怎肯容主犯子孙兔脱！
这种传说，亦有它的渊源。另有一种传说，谓雍正九年（1731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伺雍正睡熟，以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明朝倒发生过类似的事。明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被宫婢杨金英等缢而未死，用太医许绅之药而康复。雍正和嘉靖都庙号“世宗”，民间传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也是难免的。雍正被吕四娘之刺说，可能由此衍化而来。再说他的孙子嘉庆倒真被人谋刺过。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大内，进神武门，至顺贞门，突有旗人陈德向他行刺，未及近前，已被拿获。这个发生在宫禁的行刺案件，也可能成为后人附会刺客杀害雍正的张本。
还有雍正遇刺于湖南卢氏妇人的说法。谓卢某谋逆被处死，其妇工剑术，为夫报仇，进入畅春园，刺杀雍正，然后自刎。这是小说家言。说湘人被害，大约是出过曾静案的缘故。把圆明园误为畅春园，可见传闻的不确实了。
另有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猜测，它得到金梁的重视：“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近年杨启樵致力于此项研究，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和《明清皇室与方术》三部著作中均有专文探讨。明确提出雍正是“服饵丹毒中毒而亡的”的观点。他考察到康熙用方士炼丹，但不贸然尝试，而雍正不同，服内丹之药，又用丹砂、铅、汞等矿物炼外丹；雍正特别崇信宋代道士紫阳真人，又召道士娄近垣主持斋醮；雍正早在雍亲王时就炼丹，继位八年后在圆明园大规模炼丹，由大量使用矿砂、黑铅、硫磺和煤炭、柴薪可知，据此，以及雍正晚年健康状态，“说烧炼的就是丹药，似乎不算武断”。联系雍正热丧期间，新君乾隆急忙发遣宫中道士张太虚等人，可知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杨启樵的论点为研究者所接受，如杨乃济《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文，又如2005年播出的历史系列《清宫秘档》，就持雍正丹药中毒说，与杨启樵一样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活计档”（各作成活计清档）资料，说明在八年十一月至十三年，雍正指令用白炭、黑炭、银、铜、铅在圆明园炼丹，由内务府总管海望、内侍李进忠、太医院使刘正芳负责。如此，丹药中毒，太可能了，但这还是分析的意见，只有打开雍正的泰陵地宫，化验其遗骸，才能定谳。本书作者亦认为杨启樵此说有理，对雍正的服食丹药作如下分析。
雍正早就对道家的药石感到兴趣，雍邸时作《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他推崇紫阳真人，为之重建道院，特别赞赏的是真人“发明金丹之要”。表明他对道家丹药的强烈兴趣。他平时爱吃丹药既济丹，四年（1726年），赐鄂尔泰服食，受赐者服用一个月后奏报“大有功效”，并云“旧服药方，有记录雍正炼丹的内务府《活计档》人参鹿茸，无金鱼鳔，今仍以参汤送之，亦与方药无碍”。雍正告诉他：“此方实佳，若于此药相对，朕又添一重宽念矣。仍于秋石兼用作引，不尤当乎？”要他将儒医与道医之药并用不悖。雍正还把既济丹赐给田文镜，说自己正在服用它，没有间断。又说这种药“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亦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功”。原来他常服它，并非治疗某种疾病，专用作弥补元气。人们服丹药，总有所顾忌，怕与身体不投，所以雍正要田文镜放心：“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表明他研究过丹药的药性。
雍正在宫中养着道士，原是为着治病，有的是用药石，有的用其他手段，如贾士芳则是念咒，行按摩术。娄近垣，为雍正设醮祷祈除祟，此人“颇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不是炼药石的。他很得雍正的青睐，封为妙应真人。雍正密令督抚推荐懂医药的道家，就是要“修炼养生之人”。为雍正炼丹的是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他们“为炼火之说”，在圆明园内修炼。雍正和道士接近，极其希望道士给他治病、健身，对道家的丹药持欣赏态度，这些情况说明他有可能食丹药中毒而死。
雍正死的第三天，新君乾隆下令驱逐道士张太虚，这是与雍正之死是否有关的耐人寻味的事情。乾隆上谕：
皇考万机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雍正事出仓皇，乾隆继位，百务待理，竟把驱逐道士当作要务，实令人费解。如果纯粹出于厌恶道士，本可从容解退，如若仅此之由，必令臣下认为他即位首先挑剔其父的毛病，这对其统治不利，他不会这么干。然则或有大故，有可能是其父食道士丹药致死，给雍正造成不得善终的恶名，因恨而逐之。此种大恨本可致王定乾等于死命，但若热丧期间杀人，倒使事态滋大，引人议论，反为不美，故逐出而严加管束。李国荣找出唐高宗处理胡人事例，理解乾隆的行为。据《旧唐书·郝处俊传》记载，唐太宗系“服胡僧长生药”暴亡，唐高宗为不使家丑外扬，为人取笑，遂将胡僧打发走了事，李国荣以此忖度乾隆，是否也是处于这种心理而驱逐张太虚等人。
要想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需要弄清道家的长生不老术在历史上的变化，何以到明清时期还有人相信？这时道家药石有何特点？雍正服食丹药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笔者尚无专门研究，这里只是把问题提出来。
总之关于雍正的死因，有三种可能，一如官书所载，因病而亡，但它对暴死的异状未作解释，令人疑窦丛生。郑天挺师认为雍正“是中风死去的”，可惜没有说明，但是值得重视的说法。二为剑客所刺，此无稽之谈，经不起辩驳。三是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究属推论，未可成为定谳。
雍正的死因，本书作者以为这样理解可能中肯一些：丹药中毒造成骤然死亡；用丹药，在于补身、养生，并非为长生不老，此系劳累过度之需要。所以完整地说：积劳成疾是死亡的基本原因，丹药中毒猝死，药死与累死并行不悖，仅述一方面，可能不全面。庄吉发虽持寿终正寝说，但仍强调有病才服药：（史家）“先后提出了‘中风说’、‘丹药中毒说’，虽然有待商榷，但是也说明了雍正皇帝的驾崩，和他的疾病有关，因病去世寿终正寝的说法是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安葬泰陵
雍正子夜死，乾隆、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连夜将他的遗体送回大内，安放于乾清宫，上午八九点时入殓。因死得急骤，缺乏料理后事的准备，当遗体送回大内时，侍从诸大臣，如张廷玉、鄂尔泰只能乘官厩中劣马，或云驮煤的骡子，又要赶路，张廷玉几乎从马上跌下来，鄂尔泰弄得肛门开裂，鲜血直流。到大内后，张廷玉一昼夜水都未喝一口，当夜只睡了一个时辰，鄂尔泰在禁中忙了七昼夜，始行回家。经过诸人的竭力安排，雍正丧事一切如礼进行。二十七日发表遗诏，九月十一日梓宫安放雍和宫，十一月十二日，乾隆为其父上谥号，曰：“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定雍正山陵名“泰陵”，二年三月初二日安葬雍正于易州泰陵地宫，初五日以其神主升祔太庙。
雍正和其他帝王一样，继位不久就张罗异日的陵寝。四年（1726年），命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山陵事务。因为顺治、康熙陵都在遵化，选择陵址，很自然地就在遵化进行。五年（1727年）闰三月，雍正命总兵官李楠、钦天监监正明圆带领堪舆人员到遵化勘探地形。四月，允祥等看中了九凤朝阳的山地，雍正也同意在这里建陵。但一施工，发现土质不好，雍正说这个地方，“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于是弃而不用，别寻他处，遵化地方没有中意的，转向北京西南方向寻觅，开始在房山县踏勘，也因“地内皆砂”，不乐采用。后命福建总督高其倬与允祥勘察，高其倬以通晓天文地理著称，撰有《堪舆家言》（四卷），曾去盛京考察过努尔哈赤的福陵。他与允祥相中了易县泰宁山太平峪地方，奏称该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对这里很满意，认为“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址”。但这里远离父祖陵寝，与建陵一地之理不合。不过雍正主意打定，七年（1729年）十二月，就让臣下给他找合理的根据。果然，大学士等奏称，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帝、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分别在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分散在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在易州设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是畿辅之地，离京城不远，完全可以建陵。这样，雍正算是通过了舆论，决定在易州建造陵寝。
雍正迁陵易州，像他的许多行事一样不好解。自他以后，其子孙之陵按辈次分设于遵化和易州，在易州的，自然以泰陵为中心，他陵分列左右。因此有人说雍正是自大狂，一切以我为中心，为避免在遵化的偏僻地位和建立自己的中心，改筑陵园于易州。这是想当然的猜测。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他迷信风水上。他说别处选的陵址不好，是“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土”，即既不利他的安身，也不利他的子孙的兴旺。后来道光的陵应设在遵化，业已建成，嘉奖了与事人员，不久穴内出水，道光就改在易州另建。这一事实有助于理解雍正舍遵化而取易州的原因。
在选址的时候，雍正就积极准备工程用料。四年（1726年）九月，命把采办陵工所需楠木的事交给有关督抚，动用正项钱粮采买。此种材木主要由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供应，六年（1728年）三月，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采办情况，雍正告诉他：“一切动用钱粮，宁费毋省”。他为自己的陵墓，只要办好，花钱在所不计。陵工所用金砖，由江苏承造，五年（1727年）十月，巡抚陈时夏奏报一定认真造办。陵工所用石料，由房山县采办。
八年（1730年）开始建陵工程，至乾隆二年（1737年）竣工，泰陵包括一组建筑，有矗立“圣德神功碑”的大碑亭，享堂，隆恩殿，方城，明楼和地宫，此外还有一群石像生。泰陵雄伟壮丽，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昔日之森严禁区，今日为游览胜地，这自然违背了雍正的意愿，但却使更多的人知道他。
第三节 秘密立储与乾隆嗣位
乾隆继位，大约亦非雍正亲口宣布，它是靠秘密立储和传位诏书顺利实现的。
雍正在储贰斗争中登台，对确立继承人方法的问题，应有过多年的考虑，即位不到一年，创设秘密立储法。他把继嗣书出，藏于匣内，在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宣布立储的原因和办法，他说：圣祖仓卒立储，完全成功，是因他神圣睿哲，自能主持，今天为了宗社久安，要早为计及。考虑自己的孩子尚幼，不便公开建立，于是想出秘密建储的方法，他说：
今躬膺圣祖付托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乎？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官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这储君是谁，本人不知，诸臣不晓，只有皇帝一人预定。他宣布后问诸臣有何意见，隆科多奏称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发明旨，臣下但知天经地义者，岂有异议，惟当谨遵圣旨”。于是诸王大臣九卿等皆免冠叩首，雍正表示满意，令众臣退出，然而留下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后始出。这样就确立了秘密建储的制度。这个方法，早在唐朝时期，波斯人就在实行了。据《旧唐书·波斯传》记载：“其王初嗣位，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本所书名者为主焉”。雍正建储不知是学的古波斯人，还是他的创造，总而言之，他实行了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的立储方法。有研究者认为康熙二次废太子后再不立储，意在改造建储制度，待后雍正将之概括为秘密立储法。杨珍进一步认为康熙晚年拟订并逐步实施秘密建储计划，雍正的秘密建储是对康熙建储态度、方式、举措长期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后的一次升华；秘建储君之法，是秘密中有公开，公开中有秘密，具有一定辩证色彩，是康熙秘密建储的改进与发展；秘密建储最大限度地集中、强化了皇权。她还认为秘密建储在雍正时期尚未形成制度，带有临时性，是此制度的承先启后者。一个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确实有个过程，秘密立储制度，可能是康熙废储及长期不立储的形势，迫使康熙、雍正思考改弦易辙，雍正因而建立这一制度，乾隆经过反复之后予以完善。
雍正密书的是皇四子弘历。他为了保密，在对待诸子上没有异样，特别是令弘历、弘昼承受基本相同的待遇，时或命他们代行祭天、祭祖之礼，同日封王，共参苗疆事务，但有两件事，后来乾隆君臣认为是雍正立弘历为储君的表现。一是雍正元年正月，雍正登极后第一次大祀，祈谷礼成，回大内后将弘历召至养心殿，给他一块肉吃，而没有赐给弘昼，因此弘历认为其父在第一次大祭时，必定是将定其为储贰心愿默告于天，故赐胙肉。雍正封弘历为“宝亲王”，这封号被《清高宗实录》监修总裁官庆桂等解释为将授大宝的表示：“洎世宗之御极，昭嗣服以题楣，祈年颁吉胙之罄，锡封鉴宝命之荷……”所谓“宝”，就是将有大宝——玉玺，践位。这些虽是他们根据弘历嗣位事实进行的推测，不过有道理，应该说符合于雍正的心愿。
雍正于乾清宫密诏之外，另书内容相同的传位诏置放在圆明园内。八年九月，当其重病之时，将有此诏书之事，秘密告诉张廷玉，及至鄂尔泰内召，雍正又于十年正月向鄂尔泰、张廷玉作了说明，并说“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雍正因居住圆明园时日较多，故在大内诏书之外，又书此传位诏。两份诏书，同样有效。雍正考虑这件事很周详。
及至雍正死，弘历以尽孝子之分，惟事哀号，张廷玉、鄂尔泰乃向允禄、允礼等人说：如今正大统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应急请出，诸人同意，但总管太监说不知有此密旨，所以不知藏于何处，张廷玉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据之取出，即传位弘历密旨，由张廷玉就灯下宣读，众臣拜请弘历受命，弘历随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安排既定，遂扶雍正榇舆返回大内。以上见诸张廷玉的记载，就中突出了他的地位，然而他所叙述的情节是真实的。《清高宗实录》则云，雍正子时死，弘历于寅刻至大内，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元年所封诏书，俟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到齐，始启封，知嗣君事。这里不讲圆明园诏书，可能是以离宫发生的事，不如以在皇宫宣读遗诏更郑重，更合法，故而《实录》才这样来说明。
二十四日，弘历说他在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亲奉其父谕旨，谓“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著配享太庙，以昭恩礼”。命将此意书入遗诏之内。同时写入遗诏内的还有雍正对允禄、允礼的评价：“庄亲王心地醇良，和平谨慎，但遇事少有担当，然必不至于错误。果亲王至性忠直，才识俱优，实国家有用之才”。这样以二皇叔和满汉大臣代表的鄂、张四人组成的总理事务王大臣辅佐弘历，保证雍正继嗣统治的稳定，使他的秘密立储制度成功地实现了。
雍正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时避免明立东宫，可能出现的诸皇子争储位，储君与皇帝争权，储贰骄纵等弊病。乾隆继位后认为这个办法好，遵奉实行，于元年（1736年）七月预书皇二子永琏之名，藏于“正大光明”匾后，永琏早死，后又密立皇十五子颙琰，是为仁宗。后来嘉庆、道光都相继用这个方法立嗣。咸丰只有同治一子，故无须用秘密立储法，同治、光绪都没有儿子，更无从采用这个办法了。但从乾、嘉、道、咸诸君的嗣承来看，秘密立储法实行了，而且是成功的。这一制度的创立，避免了雍正以前清朝历史上不只一次出现的争夺储位的斗争，减少了政治混乱，有利于政局的稳定，这是比较好的传位方法。
第四节 乾隆初政及其与雍正政治的关系
新君乾隆有着怎样的政治理念，是否继承乃父雍正的施政方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问题，换句话说，雍正后继有人吗？他的政治能够延续下去吗？这也是雍正史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乾隆的宽严相济政治纲领及邀誉心理
乾隆有宽严相济的施政观念，这个产生于康雍时期的政治理念，还同他的邀誉心理分不开。
宽严相济政治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
乾隆继位的第五天颁布大行皇帝遗诏，就其内容来看，自然有的是雍正遗愿，有的则是乾隆的愿望，下引的一番话应当主要是乾隆的意见：
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除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例者，仍照旧例行。
乾隆借用雍正的名义，在这里提出治理天下的宽严交替使用问题，初步表示改严从宽意向。一个多月后，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交代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絿，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臻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恐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
此后，乾隆不断论述宽严相济的施政道理，由上引谕旨和历次的讲话，可知他的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内涵在于：
（1）因时制宜，纠正前朝末年留下的弊端。
康熙末年，与民休息，出现宽纵之弊，所以雍正即位不得不实行严猛方针，进行整饬，于是又产生严峻之弊，形势要求予以改正，乾隆当政，只好用宽仁方针取代烦苛之政。雍正朝的整肃与乾隆朝的宽容均为形势使然，不是当政者随意采取的，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所以乾隆屡次说，他实行宽容政策，如果造成政务废弛，他就会被迫采取严峻方针，希望臣下同他配合，不让废弛局面的出现。由此可知，所谓宽严相济，当“宽政”出现弊端，就用“严政”来补救，而“严政”出了毛病，再以“宽政”纠偏，如果又发生问题，只好复行“严政”，这是因时制宜的政治思想。“严峻”并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终要走到“宽容”的政治轨道上。
（2）执两用中，强调中庸协调。
“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这一类的话，乾隆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继位第十七天，给雍正拟定谥号，赋予乃父“建中”桂冠。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说：“凡政事之张弛，治理之竞絿，惟恐不能协乎大中至正之矩”。同月又说：“朕遵奉皇考圣训，以中平之道治天下”。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同月训饬陈奏诸臣，所言之事“不能适合厥中”。乾隆表示要实行中庸之道、执中政治，讲究宽严相济，不让因宽而出现废弛的现象，因严而产生烦苛弊病，不可偏废一方，并应当防止这种情形的发生。事情的关键是找到用“中”的法则，令宽严相济，而不相悖，施政艺术也正在这里。所以在他讲述这些执中道理的同时，屡屡告诫臣工，现在实行宽政，就有放纵的苗头，不能不加以警惕。所以说他施行惇大宽政不久，臣下“渐错会朕旨，而趋于废弛之意，朕滋惧焉”。让宽与严互相配合，而不是割裂开来，偏于一边。元年（1736年）三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严治民间开始冒头的盗贼、赌博、打架、娼妓四恶，因为雍正期间“四恶”已经敛迹，如今“无识诸臣误谓朕一切宽容，不事稽查，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纵弛，民间讹言，诸禁己开”。故而严饬官吏，厉行禁止。
乾隆宽严相济政治思想的产生，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以客观形势来讲，乾隆认识到雍正年间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强力控制之中有不安定的成分，他认为需要改变。《世宗宪皇帝圣德神功碑》讲到康雍两朝为什么会有相异的治理方针：“圣祖时，疮痍初复，非遍复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但是“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如果皇考不来“廓清厘剔，大为之防，其流将溢漫而不可以长久”，因此进行整顿改制。他讲了康熙、雍正各自施行其政的客观条件和原因，那么他呢？他不好细说乃父的坏话，惟说臣下奉行不善，出现烦苛之弊，因而令他不得不予以改变，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