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蒋英抵美。钱学森重返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继续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们住在查尔斯河旁边昌西路9号的一所公寓里，这里离哈佛广场只有几步路。蒋英来了，钱学森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与他一同领略波士顿音乐文化的伴儿。他加入了位于波士顿的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购买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季票。他和蒋英都热衷于收集唱片，参加在城里举行的各类交响乐演出、演奏会和歌剧。他们还一起逛画廊。偶尔，他们会与钱学森的朋友勒内·米勒夫妇共度一个愉快的晚上。
1948年的头几个月，钱学森勤奋而多产。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任务很重，需要讲授两门空气动力学课程和一门火箭课程，此外，他还需要主持关于结构和稳定性理论的研讨会。这年一月，他在纽约的一场学术会议上提交了关于风洞测试问题的论文，从3月到9月，他还与研究生和同事合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他继续担任科学顾问委员会（SAB）的空间交通工具小组成员，与其他科学家一道，向美国空军最高指挥官通报最新的科学进展。在科学顾问委员会中，钱学森同时隶属于一个评委会，第一架超音速载人飞机“贝尔XS-1”的未来发展规划就是由这个评委会作出的。与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创始人冯·卡门一道，钱学森经常出差，到全美各地的军事基地考察。
刚从中国回到波士顿，钱学森就对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们断言，毛泽东将迅速赢得内战，将蒋介石赶出大陆。种种迹象表明，他的预测将变为现实。1948年是国共内战的关键性一年：国民党损失了400万军队，与此同时，共产党却收复了山东，整个东北也将成为囊中之物。
这也是中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一年。1937年卖12元法币的一袋大米，到了1948年便涨到了670万法币。就在人们推着一车形如废纸的钞票从一家店铺走到另一家店铺的短短几分钟里，物价便会飞涨。为了遏制物价上涨，国民党实行新的货币制度，强迫人们用自己手中的金子、银子和外币以固定价格兑换新法币。然而，尽管实行了极尽严苛的监管手段，国民党依然未能阻止猖獗的黑市交易和沸腾的舆论。1948年10月，市场交易中断，人们转而以物易物，对国民党的信心跌到了最低点。
当看到所有这些来自家乡的坏消息以头条形式出现在美国报纸上的时候，钱学森想必会因自己和妻子身在美国而深感庆幸。他们的生活幸福迷人。1948年10月13日，钱家的长子钱永刚出生。与此同时，钱学森收到了来自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一份工作邀请，他的人生自此改变。
古根海姆基金会一直热心资助太空航天方面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他们投资创办了古根海姆航空工程学院。20世纪30年代，他们资助了隐居在新墨西哥罗斯维尔的罗伯特·高达德的研究工作。到了1948年，基金会决定，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设立两个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这两所中心都向钱学森发出了出任主任的聘书。
两所大学都热切希望将钱学森招致麾下。在普林斯顿，钱学森教过的一位学生约瑟夫·查里克游说他尽快接受邀请。与此同时，刚刚走马上任的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则给钱学森开出了充满诱惑力的条件：每年1万美元的津贴，以及额外的用于招募年轻科学家和助手的研究经费。杜布里奇告诉钱学森，这笔研究基金每7年重新评估审核一次，但即使这笔钱没有了，加州理工学院也欢迎钱学森出任罗伯特·高达德讲座教授。这是喷气推进领域最高等的终身教职。1948年9月29日，杜布里奇给钱学森写信说：“你在这里的朋友全都真诚地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重返帕萨迪纳的机会。”
在仔细地权衡轻重之后，钱学森决定去加州理工学院。这一点都不出人意料。那里有他的朋友，还有冯·卡门。在钱学森正式接受聘任后，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在10月发布任命。钱学森开始为在1949年夏天重返帕萨迪纳而作准备。
就在此时，钱学森收到了老朋友弗兰克·马利纳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他现在旅居巴黎。1946年，马利纳辞去了喷气推进实验室执行主任的职务，开始了新的生活：1947年，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找到了一份工作。离婚的阴影和与克拉克·密利根的政见不合或许是导致马利纳决定离开帕萨迪纳的两个因素，尽管他后来宣称，离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主要原因是在战争中身心俱疲，对军事研究也不再感兴趣。“我一直坚信，高科技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一种全国性的疯狂。在我看来，现在真正需要投入智慧和力量的，是找到一种让主权国家能够和平共处而不是自相残杀的方式。”
马利纳有充足的经济实力，让他可以全然抛弃以往的职业轨迹。他在美国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的股份给他带来惊人的财富，也给他探索其他兴趣的大把时间。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年轻学生的时候，马利纳就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在巴黎，他终于可以向这个目标努力了。几年后，马利纳发明了动态艺术（kinetic art），一种将艺术和科学有机结合起来的艺术表现形式。他还制作了一些精巧的光影和形状投射仪器。
1948年，圣诞节过去两天之后，钱学森兴奋地给马利纳写信，告诉他关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新职位的事。钱学森很高兴能够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他写道：“这里的气氛太商业化了，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冯·卡门式的训练和这儿的老套教学方式很难融合。坦率地讲，我在这儿并不开心。我不认为亨塞克会对我的离去感到遗憾。我就是和这个老古板的航空工程系不搭调。”
钱学森写道，现在，他不仅得到了罗伯特·高达德讲座教授职位，还可以有一个年轻科学家、3个研究生或博士后来帮助他的工作，另有一笔研究经费。命运之手翻云覆雨，现在居然是钱学森而不是马利纳，来享受当年马利纳满怀热情地加以推动的“火箭敢死队”的研究成果。钱学森在信中指出了这一点：
这正是你几年前梦寐以求要得到的。今天从天而降的这些机会，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你在战争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所做的工作。当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邀约时，我无法不回想起我们以前在阿诺德的资助下一起为火箭项目共同努力时的情景。现在要在没有你的情况下来做这些工作，实在让我感到有些陌生。当然，你可能现在对这些事情根本都不关心。
信中的一段如同谶语，钱学森写道：“东方的形势变化非常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但或许，没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
从1948年底到1949年，钱学森一直通过报纸密切关注中国的战局。国民党正在节节败退。解放军和平解放北京，并于1949年4月攻克南京。5月份，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被共产党收复。在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军队势不可挡的进逼下，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最终撤退到台湾。
这时候，钱学森面临着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或迟或早，他必须下定决心，让自己和家人在哪里落地生根。他为身为中国人而骄傲，他将永远是一个中国人，但他知道，他的未来在美国。1949年，钱学森迈出了最后一步：他提交了美国公民权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