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钱学森在1949年夏天抵达帕萨迪纳之时，种种迹象均表明，他准备在这里永久居住下去。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人都提到，钱学森想要买个房子，但是盛行的种族主义和一些法律限制却让他很难如愿以偿。在洛杉矶附近的富人居住区，有一条房屋交易的“潜规则”——房主不得将房子出售给白人以外的其他人种。于是，1949年6月，钱学森决定把他在20世纪40年代住过的那所房子租下来。那是一栋外壁装饰着红杉木墙板的一层洋房，周围有很大的草坪和几棵桉树。
这所房子位于东布纳洛玛区法院的边上，在五方杂处的阿塔蒂娜地区，是个难得闹中取静的地方。这里很少有车来车往，特别适合有小孩的家庭。一个狭长的走廊把房子的内部空间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餐厅、客厅、厨房和洗衣房，另一边则是三个卧室。挂着一张大照片的客厅布置得很舒适，钱学森和他的妻子经常在这里欣赏古典音乐，一听就是很长时间。
钱学森的家成了一个小社交圈子的中心，圈中人都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或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朋友。这里的常客包括31岁的液体动力专家弗兰克·马布尔，他于1949年加入喷气推进实验室，担任助理教授；从20世纪30年代就与就读研究生的钱学森相熟的机械工程副教授邓肯·兰尼（Duncan Rannie）；1949年的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弗兰克·高达德，在钱学森的推荐下，他当上了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高速风洞部门主管。这些人清楚地记得在钱学森家举行的盛大家宴：钱学森当着客人的面兴致盎然地炒着菜，而通常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于准备工作的蒋英，则静静地坐在他的旁边。
在这些人中，罗沛霖可能是钱学森最亲密的朋友了。从大学时代起，他俩就已经熟识。罗沛霖现在是加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几乎每一个周末，他都在钱学森家中度过。数十年后，罗沛霖仍充满感情地回忆起那些夜晚：蒋英用装饰着水晶的玻璃杯为他倒上饮料，三个人坐在一起，倾听古典音乐。常听的曲目包括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的钢琴协奏曲和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
蒋英令钱学森变得柔和了许多。她很外向，经常喝点小酒，钱学森这时候就会表现得不那么赞成。偶尔，蒋英会拿钱学森的老顽固开开玩笑。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逐渐适应了“家庭妇男”的角色。朋友们都说这段婚姻幸福美满。到1949年，蒋英再度怀孕。
对于钱学森来说，未来充满希望。他看上去极其年轻而富有活力，很容易被误认为还是一个学生。他身材瘦削，一头浓密黑亮的头发。尽管已经是不惑之年，他看上去还像是只有25岁的样子。而他的妻子蒋英以她的优雅、美丽和完美的嗓音，征服了加州理工学院许多男性教授的心。钱家的一个朋友在给冯·卡门的信中写道：“我们都爱上了钱夫人！”看起来，钱学森拥有了一个男人所能梦想的一切：可爱的妻儿，辉煌的职业生涯以及安全感。那个15年前远渡重洋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现在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现在的声誉几乎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冯·卡门相匹敌。与冯·卡门一样，钱学森现在也身兼数职，既是科学家，又是教授，还是管理者。
他的科研工作在发展自己的理论构想和为外部提供顾问咨询之间巧妙地维持着平衡。在加州理工学院以外，他还担任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顾问。在此期间，喷气推进实验室正在加紧研究使用液体推进剂的“中士”（Sergeant）大型运载火箭，并成功完成了对同样使用液体推进剂、安装有轴冷引擎的地对地“下士E型”（Corporal E）导弹的测试。此外，钱学森每个月还抽出三个周一，为美国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此时，这家起初只有6名员工的小公司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上千职员的大企业。为了工作需要，钱学森申请了保密许可证，以便他可以查阅这些公司与美国陆海空军签订的机密航空研究合同。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教学任务很重。刚到这里的第一个学期，钱学森在一个班讲授液体和固体推进火箭，而在另一个班上讲授高温设计问题。他与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其他成员还一同开设了两门关于喷气推进发电厂和喷气推进研究的课程。这与他在“二战”期间在喷气推进实验室讲授的课程几乎没有变化。学生依然和战时一样，主要由军人组成。到1953年时，从喷气推进中心拿到工程师学位的毕业生里面，90%是军官。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5年或6年的硕士研究生项目结束后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去读一个专业的航空工程师学位。少数人会继续独立研究项目，几年之后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在整个项目期间，他们遵循的都是冯·卡门式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本科阶段的学生必须打好数学、物理学、化学和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研究生一年级才开始上火箭、热喷射和喷气推进中的化学问题等方面的基础课程。到了二年级，学生们进一步学习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例如稳定和控制，高温设计问题，物理机械学等。考试的时候，学生们要在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设计出一个传统的探空火箭或导弹。诸如以上种种，都是为了让这些学生具备向外太空发射的技巧和能力。
钱学森极力向学生们强调数学的重要性。对于他来说，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迷信。曾经听过钱学森讲课的一名访问科学家说：“他的建议是，只要可能，你就应该计算出所有与这些极端条件有关的现象，而不是试图去测量它们。在获取具有挑战性的实验数据方面，或许他对物理方程式可靠性的信任，远远超出对大多数人能力的信任。”
钱学森再一次被证明是一名严师。他从来不愿容忍智力上的懒惰，比如死记硬背。有一次，当他在黑板上写出方程式时，一个学生指出，他使用了一个与标准气体密度符号不同的符号。钱学森勃然大怒，他说，不管那些符号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学生们都应该能够理解方程式的意思。自那之后，他有意地使用一套完全不同的公式符号。一位学生回忆道：“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理解这些公式。在那之后，我们对待公式的看法完全不同了。”
主持研讨会时，钱学森也相当严厉，总是言辞尖锐，不留情面。他对学生和其他教授的要求标准很高，对于来自中国的学者，出于民族自尊心的原因，标准只有更高。钱学森从来都不打算成为一个受欢迎的老好人。看起来，他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原则的忠实信徒，宁让人畏惧，也不要被爱戴。更何况，做好人有时候会与他的科学真理准则相冲突。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故事中，不乏钱学森当堂爆发的小故事。
有一次，当一名学生批评一篇有漏洞的科学论文时，钱学森不停地大声打断他，“那不对！”他喊道，“不对！”这位学生的初衷，本来是想自己指出这篇论文里的错误，但他感觉到，如果他把这篇论文撕个粉碎，然后面带厌恶地走出教室，钱学森可能会对他更尊重一些。另一个小故事里，钱学森不耐烦地不停转动教室里百叶窗的叶片方向，直到再也忍耐不住，朝着讲话者大吼：“别说了！这完全就是建立在一堆不可靠的数学原理基础上的数学垃圾！”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钱学森还相当羞涩的话，到了1949年，他已经从那个束缚自己的外壳中跳出来了。他经常和同事争论——有一次争论得极大声，以至于古根海姆大楼里的人隔着天花板都能听得见。甭管你喜欢不喜欢他，很显然，钱学森现在已经是加州理工学院里的一个大人物了。
钱学森的个性看上去似乎会与他的管理者身份发生冲突。作为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他的任务是促进火箭的和平应用和商业应用，让全世界知道这个中心的存在。一个公共关系专家比一名科学家更适合担当这个角色。但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做得游刃有余。人们很快发现，与他的朋友弗兰克·马利纳一样，钱学森也拥有某种宣传推广的天分。到1950年时，看起来他已经在成为名人的路上走得顺风顺水。
1949年12月，钱学森的公众知名度有了一次很大的提升。在纽约希尔顿宾馆举行的美国火箭协会年会上，钱学森受邀作报告。他在报告里描述了他对洲际运输火箭的设想蓝图，借助这种长度80英尺、直径9英尺，形状酷似削尖了的铅笔的未来交通工具，人们将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它可以垂直起飞，沿太空椭圆轨道以每小时10000英里的速度飞过最初的1200英里。在到达300英里的高度后，它便会掉头再向地球表面飞去，穿过大气层，滑行1800英里后抵达目的地。钱学森向公众展示了一幅这种火箭的设计草图，并宣布，美国陆军和海军正在尝试设计这样一个运载工具。钱学森宣称，它“完全是现有的技术所能实现的”。
这场报告是整个大会的亮点。报纸详细地描述了火箭内部的情形：如果没有固定好，所有的东西都会四处飘飞；人们需要穿上特制的压力服；冲上太空的体验就像坐高速电梯一样，只不过要惊险100倍。《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和《飞行》（Flight）杂志都以对开页形式登载了这种火箭的示意图。《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都以长篇介绍了钱学森的科学创想，还刊登了钱学森的照片。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中，钱学森作过更大胆的预测。他表示，飞往月球的目标不出30年即可实现，而从地球飞往月球只需一个星期。1950年5月，《大众机械师》杂志的封面上画了一个宇航员的形象。这本杂志引用钱学森的话说，工程师们很快就将着手建造登月火箭。不过，这个想法并不像运输火箭那样有轰动效应，很多人怀疑它不过是天方夜谭。有一次，当钱学森在派对上向几位女士描述他的想法时，她们认为他不是喝醉了，就是神经有点儿问题。
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钱学森确立了自己作为所在领域主要发言人的地位。他有可能变得像沃纳·冯·布劳恩一样出名。看上去，没有什么能够阻止钱学森在美国迅猛发展的火箭项目中发挥作用，有朝一日，他将和其他科学家一道，将人类送往太空。
然而，一件小事却无可挽回地改变了钱学森的一生。1950年夏天，联邦调查局的人找上了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