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看到，钱学森在办公室里用中文长篇累牍地写信，讨论回国之后的生活。“我记得，在谈起即将离开美国这件事时，钱学森有时显得有些遗憾，但偶尔也会口出豪言壮语。对于身处此种情势下的人来说，这再普通不过。”
几乎所有认识钱学森的人都认为，钱学森的离开会是美国的一个巨大损失。事实上，40年后，美国政府将面对冷战历史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指控”钱学森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惩罚，他们将钱学森遣返，交到了中国的手中。而在回国后，钱学森一手缔造了中国的导弹项目。究竟谁该为此负责？
当时的美国政府当然要承担起最大的罪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当然有理由对钱学森产生怀疑，吊销他的安全许可证，扣押他的行李。但是，当此后的调查未能找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或证词表明钱学森曾加入过共产党时，他们就应该及时为钱学森“洗脱罪名”。移民局未能找出任何一份有钱学森的名字列于其上的美国共产党花名册或文件，在众多证人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确认，钱学森就是共产党员。此外，本书作者所进行的独立调查也显示，钱学森很可能此前从来都没有参与过那些党小组会议。马利纳的前妻莉莉娅不记得钱学森曾经出现在任何一次正式的党员集会上。威因鲍姆的第二任妻子贝蒂（Betty）也坚持认为，钱学森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
此外，美国政府并没有将钱学森与威因鲍姆等人的交往放在历史背景下考察。要知道，从1938年到1939年的这段很短的时间，钱学森单身未婚，也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他有大把时间去参加社交活动。如果钱学森在20世纪30年代就知道，他的学术生涯会在15年后因为参加这些聚会而深受影响的话，他可能根本就不会现身于威因鲍姆家中。然而，在那个时候，钱学森所持的仍为学生签证，而他根本就不知道，在几年的学业完成后，他还会在美国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世界战局会急转直下，而他所掌握的技能会为政府最高层所急需。很可能钱学森连做梦都没想过，他会被授权接触最高级别的国家机密，坐上这个国家最令人羡慕的航空学教授职位，而在大萧条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圈中流行一时的共产主义，会成为被谴责的对象。
或许钱学森根本就不知道威因鲍姆在共产党小组中的领导组织作用。122教授小组的一些成员表示，党员们有时候会故意向非党员和潜在的发展对象隐瞒真实情况。钱学森在20世纪30年代的密友安德鲁·费耶尔对本书作者说，他和钱学森都误认为122教授小组是个音乐爱好者团体，而不是共产党小组。霍默·乔·斯图尔特甚至怀疑，钱学森的名字之所以会出现在党员花名册上，很可能出于某人的一个“恶毒的玩笑”。莉莉娅·马利纳宣称，不管钱学森是否清楚122教授小组是一个共产党小组，在整件事中，钱学森都“相当遵纪守法，从未越雷池一步”。
当钱学森的律师格兰特·库珀在《60分钟访谈》（60 Minutes）节目中被问及，他是否认为钱学森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库珀回答道：
尽管我无法完全排除他身为共产党的那种可能性，但我不认为他是，原因如下。首先，他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其次，他娶的那位迷人的中国女士恰好是蒋介石手下一位将军的女儿，不太可能是共产党。再次，在战争时期和平时的科学工作中，他为美国政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因此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嘉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的诚实。你知道，当你面对面的注视着一个人的时候，你要么相信他，要么根本不信。在我看来，钱学森告诉我的都是真相。
事实上，钱学森是否是一名共产党，这件事本应与他是否能够获准回到中国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美国移民局官员未能发现此事的荒谬之处：将一位被“指控”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科学家遣返回共产主义国家？况且他还是世界著名的导弹设计专家？
美国国防部和移民局本应该通力合作，为了让钱学森留在美国这一目标而努力。至今为止，仍不清楚移民局到底想从遣返钱学森这件事中得到什么。即使钱学森被证实为一名共产党员，或者甚至是一名间谍，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起见，将他永远留在美国才是上策——如果必须的话，甚至可以投入监狱。但是官僚主义和各自为政却令关于钱学森命运的裁定迟迟无法给出。这使得钱学森对美国心生反感，从而进一步成为换回美军战俘的一个交换筹码。
那么，加州理工学院是否用尽全力来帮助钱学森呢？
毫无疑问，李·杜布里奇为把钱学森留在加州理工学院艰苦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其他的航空系教授——甚至包括冯·卡门在内——可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英雄气概。他们本应可以唤起全美国媒体的注意，号召整个学术圈为钱学森的不公正对待而示威抗议。
冯·卡门在钱学森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富有争议。半个世纪后，一些教授认为，冯·卡门并没有想方设法帮助钱学森留在美国。为什么冯·卡门没有从欧洲给美国政府写更多的信，抗议他们加诸于自己爱徒身上的不公正待遇？为什么他没有在面对公众和媒体时表现得愤慨万分？毕竟，冯·卡门在空军和其他政府部门认识许多最有权的高官。但是，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对于冯·卡门来说，与美国军方保持良好关系对他意义重大。这种关系填补了他因为缺乏家庭生活而导致的许多感情空白。他们猜测，或许冯·卡门没有尽全力为钱学森辩护的真正原因，是不想损害他与军方的关系吧？
多年以后，冯·卡门自己也承认，钱学森或许会认为他在危机时刻并没有出全力保护自己。在自传中，冯·卡门写道：“我想，钱学森当时认为，以我与华盛顿的良好关系，我本应可以为他做得更多。但令人悲伤的真相却是，在这种非理性的时刻，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就很难再挽回，即使有最强大的后台也没有用。”曾为冯·卡门写过传记《宇宙人》（The Universal Man）的美国空军历史学家迈克尔·戈恩（Michael Gorn）表示，对钱学森，冯·卡门当时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他自己也在被人攻击。1951年，联邦调查局便曾就冯·卡门在匈牙利贝拉·库恩政府中担任教育部长一事对他进行过审讯，而在1952年，原子能委员会拒绝为冯·卡门的保密许可证延期，除非他提交宣誓效忠美国的书面材料，并对马丁·萨默菲尔德、弗兰克·马利纳、钱学森甚至冯·卡门自己妹妹的政治活动作出解释。
冯·卡门曾多次写信为钱学森的忠诚作保。在一封1954年提交给原子能委员会的书面陈述中，冯·卡门说，他看不到有任何原因去怀疑钱学森、马利纳和萨默菲尔德等人的忠诚，而对于她妹妹“亲共”的“指控”，更是“一种不可原谅的侮辱”。早些时候，1950年11月14日，冯·卡门还曾在一份公证材料中为钱学森辩护，他强调说，钱学森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他对钱学森的人格十分尊敬。“在我的印象中，他对工作总是恪尽职守，无论是关乎科学问题还是他自己的私人生活，钱学森总是坚持他认为是对的那些东西。”冯·卡门写道。
有一些证据表明，整个20世纪50年代，冯·卡门都在努力帮助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却不愿配合。出于一些原因，钱学森看起来并不热衷于与冯·卡门通信，向他诉说自己在帕萨迪纳所遇到的困难处境。这使得冯·卡门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取与钱学森相关的消息。1951年10月22日，在一封写给马布尔的信中，冯·卡门写道：“钱学森怎么样了？有什么新的进展？”一个月后，1951年11月11日，他再次写信给马布尔：“或许他可以抽空给我写封信，告诉我他在做什么。”此外，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最好的朋友勒内·米勒也说过，当时冯·卡门愿意尽其所能帮助钱学森，但却被钱学森拒绝了。
米勒回忆道：“钱学森与冯·卡门中断了通信，而且也不愿在冯·卡门帮忙的时候予以配合。当时冯·卡门是美国空军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在那个位置上，他可以和任何想见的人说话。他对我说，他非常遗憾钱学森切断了与我们这些人的联系，但钱学森其实也很苦。”
鉴于冯·卡门已去世，而他的个人记录中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记载，关于冯·卡门和钱学森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的关系，其真相可能将永远不为人所知。
另外一些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当时或许的确努力避免自己卷入钱学森案，因为担心自己也成为调查的对象。一名教授回忆道，航空系的几位同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见钱学森就躲得远远的。这恰恰折射出当时麦卡锡主义的巨大危害：哪怕只是发生一些个人联系也会被株连九族。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一个人与“共产党嫌疑分子”走得太近的话，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毕竟，在政府的眼中，正是钱学森与威因鲍姆的友谊以及后来他拒绝指证威因鲍姆的做法，“令他的名誉大大受损”。
另一个令人们对钱学森的处境漠然以对的可能原因是，无论是朋友、熟人还是合作者，他们对与钱学森是留在美国还是返回中国的问题上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人认为，钱学森想要留在加州理工学院。比如，马丁·萨默菲尔德就坚持认为钱学森想留下来，而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以前的室友袁绍文也坚称：“钱学森从来不想回中国，无论是短时期的还是永久性的。那儿根本没有作研究的基础设施！钱学森之所以回到中国完全是被逼无奈！”然而，另外的一些人却相信，钱学森一直期盼返回中国。“如果你只是想作一次短期旅行的话，你可不会把重达1700多磅的书装箱运走。”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教授汉斯·利普曼说。在系里，他既是钱学森的朋友，也是竞争对手。“我觉得他想回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钱学森一直想要帮助中国。”而另一位教授弗里茨·茨威克（Fritz Zwicky）则指出，如果钱学森真的不打算回中国的话，他可能也计划过在欧洲或其他西方国家安家。此外，钱学森教过的一名学生切斯特·哈瑟特回忆说：“非常明显，钱学森感受到某种来自祖国的使命召唤，要他帮助中国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我觉得，他打算最终回到中国，并尽其所能帮助中国的重建工作。正因如此，当他想要回国的事情后来掀起轩然大波时，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
最后，钱学森自身的原因也应为这一悲剧的酿成负重要责任。如果他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在留在加州理工学院还是返回中国的问题上游移不定，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对他是否“效忠美国”而产生怀疑了。如果他不是那么傲慢，而是像冯·卡门那样深得人心的话，在面临被遣返出境的危险时，航空学界的人或许会更愿意站出来替他说话，组织示威游行，给报纸写信，或是召集公众请愿活动。“我们经常谈到，当事情刚发生的时候，许多人因为此前多次被钱学森激怒而没有及时地站出来为钱学森辩护。”托马斯·亚当森回忆道。
然而，真正导致钱学森在美国失去立足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他的骄傲。毕竟，钱学森并不是加州理工学院唯一一个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人。一些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学生也曾被移民局扣留，另外一些同事则同样失去了保密许可证甚至是职位。钱学森的处境并没有像威因鲍姆等人所经受的那样悲惨，后者不仅失去工作还身陷囹圄。如果钱学森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保持低调，他很可能会像萨默菲尔德等人一样，在忍过10年没有保密许可证的日子后，仍保留着在一所一流大学的教授职位，稍晚些时候重新获得接触国防机密的权限。但是，钱学森却冲动地作出了离开美国的决定——这个决定使他赤裸裸地暴露在美国检察官面前，在他们眼里，这种做法正是对此前最坏猜测的一种肯定。
打道回府的做法是钱学森一贯的行事风格。面对不愉快的情形，钱学森习惯于掉头而去。他两次在短暂的勾留之后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因为不喜欢那里的环境。他从来都没有学会妥协和讨价还价的技巧，因为他的骄傲让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此外，他也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他太坦诚，太没有耐心，太冲动，也太直接。当1950年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拜访时，钱学森只看到两种选择：“声名无损”地留在美国，继续持有保密许可证，或是彻底离开。
事情本来可以不这样的。钱学森本可以等待事情平息，先从事一些不涉及国家机密的研究工作，忍到麦卡锡主义逐渐消失于历史的记忆中。如果在这一连串事件中有一个微小的环节没有衔接上，钱学森的故事以及世界历史可能就会被改写。如果贝金斯搬家公司晚一点通知海关官员，让钱学森在从华盛顿返回后有时间取回这些行李；如果金博尔没有给司法部打电话；如果戈林没有一下子把与钱学森托运行李有关的事情披露给媒体，而是首先与钱学森联系，静悄悄地处理此事；如果主持移民局听证会的不是那么狂热执著的艾伯特·德尔·古奇奥，并作出撤销此案的裁定……种种细节，看上去都如此的阴差阳错。
这种事是否还会在今天重现？理论上讲，会的。根据美国移民局历史学家玛丽安·史密斯的看法，联邦政府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任何人，无论是外国人或美国公民，出于任何原因离开国境。但是，尽管钱学森案重演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实际发生的概率却微乎其微。他的处境非常特殊。移民局的说法：“钱学森可能是唯一一个同时面临驱逐出境和禁止离境两种情况的中国火箭科学家。”
今天的美国媒体更爱与美国政府对着干。在一个人们经常认为媒体过于激进而对其大加指责的年代，钱学森案起到一种提醒作用，警示人们，在一个媒体沉默驯服的国家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的报纸没有对钱学森的故事展开独立调查。没有关于钱学森一案的后续报道，没人关注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所作所为令他的生活蒙受了怎样的阴影，没有在钱学森家中进行的深入访谈，没有人去挖掘钱学森在122教授小组中实际活动的故事，或是在他从中国回来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与此相反，在一篇又一篇报道中，记者们只是引用政府对于事态的一面之词。在扣押钱学森行李文件的相关报道中，媒体对政府的信任表现无遗。《洛杉矶时报》的头条宣称，在钱学森的行李箱中发现了“机密数据”，但关于此事的后续报道——钱学森并没有违反保密规定——却被埋在报纸的最后。正因如此，威廉·齐舍在20世纪60年代表示：“我岳母至今仍认为，钱学森带着珠宝逃跑了。”
此外，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对于涉及种族的话题也比50年代更敏感。如果钱学森案发生在今天，亚裔团体和民权组织会对政府展开游说，写信给支持他们的议员，对这一案件展开公开辩论。而面临被遣返的人在与政府打交道时也会更有经验更有技巧。“牵涉到高层人士的案子会令移民局慎重作出驱逐的法律决定，因为被遣返者及其支持者非常擅长于运用现代的游说技巧，”在与一位负责遣返事务的资深移民局官员访谈后，史密斯写道，“他们的支持者可以借助广告或直投邮件的方式获取大量支持。在这种支持下，被遣返对象可以雇请律师，运用各种拖延战术，用尽一切上诉机会。此外，他们还能说服那些有自由否决权的人（比如联邦法官、议员、总检察长），令遣返程序终止。”
然而，在钱学森身处美国的那20年中，人们对政府几乎怀有一种天真的信任感，而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和法律歧视则大行其道，肆无忌惮。中国人常常在餐馆、理发店和旅馆里被拒绝服务。在公立学校中就读的华人学生常被分成单独的小班。在电影院里，华人及其子女也常常不得与白人混坐。在多达30个州里，华人与白人通婚是违法行为。好莱坞将社会中流行的这种对华人的偏见娱乐化，在电影中出现的亚洲人，不是“陈查理”（Charlie Chan）式的就是“傅满洲”（Fu Manchu）式的；这两个人，一个是说着一口烂英文、到处赔礼道歉的华人探长，另一个则是留着利爪一样的长指甲、两撇小胡子，声音像蛇一样嘶嘶作响的邪恶博士。这样的银幕形象与华人团体中对政治权利的普遍漠视结合起来，导致了当钱学森被遣返回中国时，公众并没有就此抗议。
在决定遣返钱学森的这件事上，美国政府到底损失了什么？根据本书作者对熟识钱学森的科学家们的访谈，美国首先失去了一位在应用数学、高速流体动力学、结构学和喷气推进领域都作出卓越贡献、拥有在多个不同领域工作并将大量技术材料整合到一起的非凡能力的一流科学家。钱学森是一个思维缜密的理论家，他能够为国防研究和发展制定出下一步的规划，正如他此前在《喷气推进》和《开创新领域》等著作中所展示的。尽管我们不能肯定，钱学森如果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他到底会作出哪些成就，但他极有可能会在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的登月和行星探测计划以及其他太空飞行项目中发挥重大作用。钱学森大多数的前同事和学生在几年后都进入了重要的航空航天企业，或是出任政府的太空发展问题科学顾问。霍默·乔·斯图尔特在美国地球人造卫星项目中担任一个重要委员会的负责人，艾伦·帕克特成为休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约瑟夫·查里克则高居空军副部长之位，并成为通信卫星公司的董事长。
格兰特·库珀戏剧性地为此事盖棺定论：“政府居然允许这个科学天才回到中国手中，让他的智慧为中国所用，这实在是一个世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