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1日，日内瓦万国宫外，蜂拥而至的记者们焦急地等候着里面即将传出的历史性消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正在总统办公室中举行的谈判。谈判桌一边坐着美国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 Johnson）和他的3名助手：美国外交部的中国问题专家高立夫（Ralph Clough）和埃德温·马丁（Edwin Martin），还有美国军方的中文翻译罗伯特·埃克瓦尔（Robert Ekvall）上校。谈判桌的另一侧，则是中国大使王炳南和他的3名助手。会议室里不允许携带录音装置，速记员或记者也不得列席。讨论内容严格保密，直到30多年之后才慢慢解禁。这就是著名的“王炳南—约翰逊会谈”，中美双方就释放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展开的一系列高层谈判。
能够坐下来谈判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政府占领了美国使馆，逮捕各地领事官员，还以虐待中国佣人的罪名将美国驻华大使送上了法庭。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1月，中国军队出兵朝鲜，展开抗美援朝战役。经过两年的血战，中美双方都抓获了大量战俘。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战俘问题给美军带来众多麻烦。美军将中国和朝鲜战俘关押在釜山西南20英里外的巨济岛上，铁丝网将这块不毛之地围得密不透风。战俘营管理极其混乱，上千名战俘挤在设计容量不足实际关押人数1/5的狭小空间里。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战俘中还混杂了解放战争中被共产党俘虏后投诚的国民党士兵。
战俘营迅速分裂为共产党和反共产党两派。由于看守人员不足（一名看守要管理188名战俘），一些战俘被赋予管理权。很自然地，这些管理位置被那些反共战俘所占据。关于他们虐待其他战俘的传言很快弥漫开来。没过多久，战俘营里的纪律就土崩瓦解，人们相互丢掷石块，暴动频发，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1952年10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周年之际，看守们向挥舞红旗庆祝的战俘开火，5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1953年，朝韩停战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朝鲜战争结束。当美国讨论交换战俘的可行性问题时，许多中国和朝鲜战俘表示不愿回到祖国。巨济岛上的反共战俘如果被遣送回共产主义国家，面临的几乎一定是审判和刑讯，甚至会被判处死刑。另外一些主动投降的战俘则担心，回国之后会遭到审查。杜鲁门政府既想保护这些战俘，又想达成自己的首要使命，也即换取美国战俘的被释，因此陷入两难。最后，代号为“大交换行动”的秘密谈判使75801名战俘被放回朝鲜和中国，另外22604名战俘被放回印度，在那里，许多人想方设法逃到了中国台湾和韩国。与此同时，共产党方面将3326名联合国军战俘移交给美国政府。
此次战俘交换后，美方仍有遗留问题。大约155名美国公民仍滞留于中国，约450人在战争中失踪。1954年，中方同意与美国展开战俘问题谈判。这促成了1954年6月，王炳南和约翰逊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轮会谈。
谈判期间，双方都摊出了自己的底牌。美国希望释放所有在中国受到监禁的美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普通公民。中国则要求美方允许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回国。中方认为，这些当初留学美国但现在因为其技术背景而被限制离境的科学家中很多人也像囚犯一样失去了人身自由，比如钱学森。中国人非常清楚这些科学家在建设国防力量上的价值，因此以美方限制中国科学家归国为由，拒绝释放美籍俘虏。谈判毫无成果，只进行了4轮就宣告结束。
然而，根据约翰逊后来的叙述，“急于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知道，与美国进一步的谈判可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于是，中国找出了促使美国重返谈判桌的办法。1955年初，当美国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后，中国大陆向一江山岛发起了进攻并占领该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Dulles）因此不得不面对一个为难的选择：是要和中国大陆开战，还是重启谈判——后者无疑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国际关注。
美国决定暂时观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美国政府对100多名被限制离境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技术背景进行了评估。1955年4月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备忘录，建议释放这些学者，从而更有效地解决美国战俘问题。这一年，超过一半的留学生被告知，他们可以离开美国，仍然受到离境限制的中国学者只剩下十几名。
1955年4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再次发出希望恢复中美谈判的信号，中方表示，并无意与美国再起战端。作为修好的表示，中方于5月30日释放了4名美军飞行员。7月11日，为了转移要求中国加入四强峰会的国际压力，美国政府借助中间人英国通知中方，愿意恢复大使级谈判。谈判开始前一天，中方又释放了11名美军飞行员，以示诚意。
谈判被证明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尽管为日内瓦之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还是有一种过去的经验全都派不上用场的感觉，”约翰逊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并不清楚北京方面到底想怎样解决战俘问题……中美双方遥遥相望，中间隔着冷漠和敌意的巨大鸿沟。”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后来评论道：“以坚忍而言，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努力为美国独立战争争取到法国的财政援助以来，没有一位美国外交人员的表现可以与约翰逊此次所为相媲美。”
表面看起来，双方都彬彬有礼。两位大使都遵循着严格的谈判礼仪。一方先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每读一段都会加以翻译。随后双方开始轮流提出反驳，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以至于翻译竭尽全力才能跟得上辩论的速度。在王炳南和约翰逊发言或考虑接下来的行动时，他们的助手紧张地记着笔记，小声交流意见，随时将提供建议的纸条传给大使本人。
在第一轮会议中，约翰逊将一份列有41名滞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名单交给了王炳南，要求立即对这些人加以释放。作为回应，王炳南要求美国交出所有在美华人的名字和地址，并建议由印度驻美使馆对他们提供保护。约翰逊对此加以拒绝，因为他深知，这将意味着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对留美华人的司法管辖权。美国方面认为，这可能让这些华人受到“骚扰”和“胁迫”。
1955年8月8日，出乎所有人意料，王炳南在发言中提到了钱学森——这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提到的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具体对象。王炳南表示，中国政府收到了一封钱学森寄来的表明他渴望返回中国的信。王炳南宣称，这封信充分表明，在美国还有许多中国科学家渴望返回祖国，但却无计可施。王炳南再一次要求美方提供所有留美中国公民的名单。
事实上，美国政府此时已经在决定钱学森的去留问题上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1955年6月，国防部长向总统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便是关于如何解决想要归国的留美中国科学家问题的。国防部认定，在“二战”后前往美国留学的50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110多人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指出，在这110人中，除了两名中国科学家之外，其余已经全都被允许返回中国大陆。国防部仍对这两名科学家心存疑虑，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均与高度保密的国防计划有关。这两位科学家，一是参与胜利女神导弹（Nike Missile）项目研究的戴维·王（David Wang），另外一个就是钱学森。
美国国防部对放钱学森走这件事心存疑虑。“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备忘录中写道。然而，国防部官员们也承认：“他（钱学森）当时掌握的军事机密很可能已经被后续研究所超越，或者已经为苏联人所知。”
最后，是否放钱学森走的最终决定权交到了艾森豪威尔手上。（几年后，担任尼克松总统首席科学顾问的李·杜布里奇某次提及，艾森豪威尔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钱学森。他显然错了。）1955年6月12日，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秘书米尔德里德·奥斯伯森（Mildred Asbjornson）起草的一份政府备忘录中可以看出，总统的想法是“把他们全送回去算了”。第二天，1955年6月13日，艾森豪威尔决定放钱学森和戴维·王离开。到8月3日，国防部收回了所有的反对意见，美国政府开始为遣送钱学森归国而作各项准备。在一封日期显示为1955年8月4日的信中，美国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可以自由离开。当约翰逊坐在谈判桌旁的时候，对于所有这一切他都已经了然于胸。
在1955年8～9月间举行的无数次会谈后，美国和中国达成正式协议，遣返对方公民。美国政府不接受王炳南提出的交出所有在美中国公民名单的要求，但表示，任何希望回到新中国的留美中国学生，都可以通过华盛顿的印度驻美使馆得到妥善安排。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与周恩来签订《上海公报》，这份协议是中美两国几十年中唯一的一份正式外交协议。
当钱学森获准离境的消息被公之于众后，媒体上纷纷猜测，这是否是一项交换条件。9月份，中国宣布再释放12名美国人，而钱学森的离境许可也正式生效。美国报纸在头版刊发社论，猜测整件事都不过是一场交易，可以想象，美国政府马上予以公开否认。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我注意到了报纸上关于钱学森博士是释放11名美国空军飞行员的交换条件之一的报道，这与我们的原则完全相违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国政府都不会以人作为交换条件。”
几十年后，在接受本书作者电话采访时，约翰逊自己也承认，钱学森的离开的确是一场交易的一部分。他指出，钱学森和其他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是用来交换美国在华滞留人员的“关键筹码”。
当钱学森整装待发之际，依然有人在暗中运作，努力想让他留下来。据皮尔斯回忆，冯·卡门曾经向他提过，有人告诉钱学森，如果他愿意到国会作证的话，他仍可留在美国。“但那对钱学森来说太丢脸了，他拒绝了。”皮尔斯写道。
最后，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数十年后，在回忆录中，约翰逊写道：“在1955年8月，中国境内共关押了76名美国人，其中包括41名普通公民，35名军人。到1957年9月，除了13人之外，所有人员均得以归国。”中方则最终赢回了94名留美科学家。后来将中国带入核武器时代的关键科学家中，这些归国学者占据了将近半数。几年后，周恩来评价王炳南—约翰逊会谈的结果说：“中美大使级会议……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也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