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札谋杀案发生后，我哥哥和我没有再跟母亲乘划艇出游。但前一年冬天，哥哥和我患百日咳时，曾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带我们去博斯普鲁斯作海上游。我哥哥先病倒，我在十天后跟着病倒。生病时有些事让我很享受：母亲待我更温柔，说我爱听的让人高兴的事儿，把我最心爱的玩具拿给我。但我发觉有件事比生病本身更难以忍受，那就是不能跟家人一块儿吃饭。听刀叉杯盘的碰撞声，听大伙儿谈笑，但距离不够近，因此不晓得他们谈些什么。
我们烧退后，儿科大夫阿尔伯——有关这个男人的一切都令我们恐惧，从他的提袋到他的胡须——指示母亲每天带我们去博斯普鲁斯一次，呼吸新鲜空气。土耳其语里的“博斯普鲁斯”跟“咽喉”是同一个字，那年冬天过后，我总是把博斯普鲁斯与新鲜空气联系在一起。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当我发现博斯普鲁斯海岸的塔拉布亚（Tarabya）——过去是个寂静的希腊渔村，如今是著名的海滨大道，两旁有餐厅和饭店——在一百多年前诗人卡瓦菲斯儿时住此地时叫做“治疗村”时，并不感到惊讶。
假使这城市诉说的是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博斯普鲁斯则是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伊斯坦布尔的力量来自博斯普鲁斯，但早先的时候无人予以重视：他们眼中的博斯普鲁斯是水域，是风景区，而在过去两百年里，是建造夏宫的绝佳地点。几个世纪以来，她只是海岸边的一串希腊渔村，但奥斯曼名人政要们自18世纪开始在郭克苏、库屈克苏、别别喀（Bebek）、坎地利（Kandilli）、鲁梅利堡垒（Rumelihisarl）和坎勒扎（Kanllca）附近建造他们的夏日别墅，希望以此兴起某种奥斯曼文化，也期待伊斯坦布尔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雅骊别墅——18至19世纪期间由奥斯曼大家族建造的海边豪宅——随着共和国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在20世纪渐渐被视作过时的身份与建筑范例。然而我们在《追忆博斯普鲁斯》里的照片、原貌重现的梅林版画、埃尔登仿建的别墅中看见的这些雅骊别墅，这些窗户高而窄、屋檐宽、有凸窗和窄烟囱的豪宅，不过就是这没落文化的影子。
1950年代，从塔克西姆广场到欸米甘的公车路线仍行经尼尚塔石。跟母亲搭公车去博斯普鲁斯时，就在我们家外头上车。
若搭电车，最后一站是别别喀，我们沿海边走一段路后，跟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等候我们的船夫碰面，爬上他的小船。我们在划艇之间，在游船和往城里去的渡船之间，在船身结了一层贻贝的驳船和灯塔之间轻快滑行，离开别别喀湾的平静水流，迎接博斯普鲁斯的湍流，在船通过时掀起的尾波中左右摇晃，此时的我总会祈祷这些郊游能持续到永远。
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伟大、历史悠久、孤独凄凉的城市中游走，却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岸之行令人兴奋之处。强劲的海流推着游人向前进，令人精神焕发的海上空气中丝毫不见岸上城市的烟尘与喧嚣，游人开始觉得这儿毕竟还是享受独处、寻求自由的地方。贯穿城市中央的水道有别于阿姆斯特丹或威尼斯的运河，或是把巴黎和罗马一分为二的河流：强流穿过博斯普鲁斯海，海风和海浪随时掀动海面，海水深而黑。假如身后有海流，假如按照渡船排定的行程走，你会看见公寓楼房和昔日的雅骊别墅，阳台上看着你、品着茶的老妇人，坐落在登岸处的咖啡亭，在下水道入海处下水、在水泥地上晒太阳的只穿内衣的儿童，在岸边钓鱼的人，在私家游艇上打发时间的人，放学后沿海边走回家的学童，坐在遇上塞车的公车里眺望窗外大海的游人，蹲在码头等待渔夫的猫，你从没意识到如此高大的树，你根本不知道的隐密别墅和围墙花园，直入山中的窄巷，在背后隐约出现的公寓楼房，以及慢慢在远方浮现的混乱的伊斯坦布尔——它的清真寺、贫民区、桥、宣礼塔、高塔、花园以及不断增多的高楼大厦。沿博斯普鲁斯海峡而行，无论搭乘渡船、摩托艇还是划艇，等于是在观看城里的一栋栋房子，一个个街区，也等于从远方观看它的剪影，一个变化万千的海市蜃楼。
同家人到博斯普鲁斯海游览，我最大的享受是看见处处留有丰富文化的痕迹，虽受西方影响，却不失创意与活力。驻足观看某栋油漆不再的雅骊别墅及其富丽堂皇的铁门，注视另一栋别墅爬满青苔的坚固厚墙，欣赏另一栋更豪华的别墅及其窗板和精美木工，并凝视高耸于别墅上方山丘的紫荆树，走过常绿密林和几世纪之久的梧桐树遮蔽成荫的花园——即使是个小孩子，也知道一个伟大、今已消失的文明曾在此建立。而且大家告诉我，很久很久以前，像我们一样的人曾过着跟我们大不相同的奢侈生活——让跟随其后的我们更感寒酸、无力，更像乡巴佬。
自19世纪中叶起，帝国因连连战败而日渐衰弱，老城涌入大量移民，甚至于最宏伟的皇家建筑都开始现出贫穷和败落的痕迹，因此，掌管现代而西化的奥斯曼政府的达官显要们，当时时兴避居在博斯普鲁斯沿海岸兴建的别墅，着手创造出与世隔绝的新文化。西方游人无法打入这个封闭社会——没有柏油路可通，即使渡船在19世纪通航，博斯普鲁斯却未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安顿于博斯普鲁斯私家别墅的奥斯曼人不愿写他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得依赖他们的子孙所写的回忆录而得知。
在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当中，希萨尔最引人注目，其名篇《博斯普鲁斯文明》以普鲁斯特式的感性长句连缀而成。在鲁悔利堡垒某栋雅骊别墅长大的希萨尔，年轻时候住过巴黎，与诗人雅哈亚·凯末尔（Yahya Kema，1884—1958）为友，跟随他一块儿学政治。在《博斯普鲁斯月景》和《博斯普鲁斯的雅骊别墅》中，他尝试“以旧时细密画家的谨慎与细心编写安排”，使消失的文化重现其神秘魅力。
他写他们日间的例行公事和夜间的田园生活。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划着小船，凝视水面上荡漾的银色月光，享受远方划艇漂过海面传来的乐声。每捧读他的《博斯普鲁斯月景》便不无遗憾，为自己不曾有机会目睹其激情与沉寂而感伤。我也欣赏作者浓烈的怀旧之情，使他几乎无视于他的失乐园中潜藏的邪恶暗流。在月明之夜，当划艇聚集在一片静止的海面上，乐手静下来的时候，就连希萨尔也感受到这股暗流：“没有一丝风的时候，水面有时仿佛由内震颤，呈现水洗丝的表面。”
跟母亲坐在划艇上，博斯普鲁斯的山丘色彩在我看来并非某种外光的折射。据我看来，屋顶、梧桐和紫荆、海鸥迅速拍动的翅膀、船库半塌的墙——全都闪耀着某种由内发出的微弱光芒。即便在最热的时候，穷人家的孩子们从岸边跃入海中，此地的阳光也不完全驾驭景观。夏日傍晚，当染红的天空与黑色神秘的博斯普鲁斯连在一起时，海水飞溅的浪花，拖在划过其中的船只后头。但紧邻浪花的海面却是风平浪静，其色彩有别于莫奈的莲花池那般变化万千，起伏不定。
1960年代中期我读罗伯特学院时，花了不少时间站在从贝希克塔斯到萨瑞伊尔的公共汽车的拥挤走道上，眺望亚洲那岸的山丘，看着如神秘之海熠熠闪耀的博斯普鲁斯随日出变换颜色。雾气笼罩的春日傍晚，城里的树叶一动也不动。无风无声的夏夜，一个人独自走在凌晨时分的博斯普鲁斯海岸，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漫步于阿金提布努附近，就在阿尔那乌特寇伊另一边的岬角，或走到阿席扬墓园底下的灯塔，有那么一刻你会听见呼啸的激流声，惴惴不安地注意到似乎从天而降的晶莹白浪，于是不得不像从前的希萨尔和现在的我一样，怀疑博斯普鲁斯也有灵魂。
观看柏树、山谷里的森林、无人照管的空别墅以及外壳生锈的破旧船只，观看——只有毕生在这些海岸度过的人才看得见的——船只和雅骊别墅在博斯普鲁斯谱成的诗句，抛开历史的恩怨，如孩子般尽情享受，期望多知道这个世界，多去了解——一个五十岁作家逐渐了解这种狼狈的挣扎叫做喜悦。每当我发现自己谈论博斯普鲁斯和伊斯坦布尔暗街的美与诗意，内心便有个声音告诫我切莫夸大，此种倾向可能出于我不愿承认自己的生活缺少美。如果我把我的城市看作美丽而迷人，那么我的生活必也如此。许多早期作家在书写伊斯坦布尔时往往养成这种习惯——在他们歌诵城市之美，用他们的故事迷惑我的同时，我却想起他们已不住在他们描述的地方，反而偏爱伊斯坦布尔西化后舒适的现代化设施。我从这些前辈那里得知，只有不再住那里的人有权对伊斯坦布尔的美大加颂扬，而且不无内疚：因为一个以城市的废墟与忧伤为题的作家，永远意识到幽灵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的悲惨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差距甚远。
跟母亲乘船旅行，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陷入急流一两次，在船的尾涡中晃几回后，船夫便在阿席扬的路底让我们下船，就在鲁梅利堡垒的岬湾之前，亦即海流拍打上岸之处。接着母亲陪我们在岬角附近走走，此为博斯普鲁斯的最窄地段，哥哥跟我就在“征服者”默梅特围城期间所用的大炮附近玩一阵子。这些大炮如今公开陈列于城堡墙外，我们往这些巨大老旧的圆筒里瞧，酒鬼和游民晚上就在里头过夜，里头尽是排泄物、碎玻璃、破铁罐和烟蒂，我们不得不觉得我们的“辉煌遗产”实在是——至少对住在这儿的人来说——莫测高深，教人纳闷。
来到鲁梅利堡垒渡船站时，母亲会指着一条卵石路，和如今坐落着一家小咖啡屋的一段人行道，“从前这里有一栋木造雅骊，”她会说道，“我还小的时候，你外祖父带我们到这里过暑假。”这栋被我想成老旧、废弃、诡异的夏日别墅，在我心里总是跟我听到的第一个关于它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屋主住在底层，是某帕夏的女儿，1930年代中期，我母亲在此避暑期间，屋主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遭窃贼杀害。母亲见这黑色故事让我如此震惊，便指给我看别墅遗址的船库废墟，改说另一个故事：她面带哀愁的笑容追述往事，说当时外祖父不满外祖母做的炖秋葵，一气之下把锅子扔到窗外，掉进深邃湍急的博斯普鲁斯海里。
伊斯亭耶（stinye）有另一栋雅骊别墅，俯瞰船库，是某个远亲的住家，也是母亲与父亲不合时的去处，但就我记忆所及，这栋别墅后来也成了废屋。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些博斯普鲁斯别墅对于新富阶级以及逐渐增多的中产阶级来说毫无魅力可言。老宅邸难以抵御北风与寒冬：由于坐落在海边，要使屋内温暖，既不容易且花费庞大。共和国时代的有钱人不像奥斯曼帕夏一样有权势，而且他们觉得坐在塔克西姆周围地区的公寓里远眺博斯普鲁斯比较西化，因此现已衰败且家道中落的奥斯曼世家——陷入贫困的帕夏子孙，希萨尔这些人的亲属——找不到人接收他们位于博斯普鲁斯的雅骊老宅。因此我的整个童年时代，一直到1970年代，在城市扩展的同时，雅骊别墅和宅邸若非陷入帕夏子孙与住在苏丹后宫的疯狂妻妾之间的遗产纠纷，便是隔成几间公寓或单房出租。油漆剥落，木头因湿冷而变黑，或被想盖现代公寓的不明人士焚为平地。1970年代末期，惟有父亲或伯父驾着“1952道奇”载我们晨游博斯普鲁斯的周日才算得上周日。奥斯曼逐渐消失的文化遗迹，无论多么令人悲痛，却未令我们裹足不前：毕竟，我们属于共和国时代的新富阶级，因此希萨尔《博斯普鲁斯文明》的最后痕迹事实上是一种安慰。看见一个伟大文明延展下去，我们感到欣慰，甚至自豪。我们总是去欸米甘的“梧桐树下”咖啡馆吃“纸包哈尔瓦”沿着款米甘或别别喀附近的海岸漫步，看往来的船只。到沿路某处，母亲会叫我们停车，下车买个花盆或两条大蓝鱼。
随着年龄的增长，跟我父母和哥哥的这些出游开始令我厌烦而沮丧。家人间起小口角，和哥哥的竞争每每让游戏变成打架，不知足的“小家庭”开车逛，希望暂时逃离公寓的禁锢——这一切都在破坏我对博斯普鲁斯的爱，尽管我也没法子让自己留在家里。后来几年，当我在博斯普鲁斯路上看见其他车里坐着闹哄哄、不开心、爱拌嘴的其他家庭同样在周日出游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非我和他人在生活上的共同点，而是对许多伊斯坦布尔的家庭来说，博斯普鲁斯是他们仅有的慰藉。
它们渐渐消失：一栋接一栋烧毁的雅骊别墅，我父亲曾指给我看的捕鱼器，划着小船到一户户雅骊兜售的水果贩，母亲带我们游泳的博斯普鲁斯沿岸沙滩，在博斯普鲁斯海里游泳的乐趣，在变成花俏的餐厅之前废弃不用的渡船站。把船停靠在渡船站旁的渔夫，如今也走了，想租他们的船小游博斯普鲁斯已不可能。但对我来说，有件事始终不变：博斯普鲁斯在我们心中占据的位置。和我童年的时候一样，我们仍将她视为我们的健康之泉、百病之药、良善之源，支撑着这座城市以及城里所有的居民。
“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时会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