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势蔓延
因为监狱里新增的“犯人”太多，而曼德拉他们仅仅是违反宵禁，因此很快就被释放出来。出狱后，曼德拉发现这场“蔑视运动”像星星之火般在全国蔓延开来，在开普省，在纳塔尔，在德兰士瓦，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的职员、律师、教师、医生、学生甚至很多牧师都勇敢地站出来，以各种方式蔑视种族歧视法令。
这种抗议的方式大同小异，打破歧视，对一些禁止行为视而不见，有些黑人从只许欧洲人通过的入口走进车站、邮电局和其他公共设施，有的则坐在为白人保留的座位上，还有的故意在宵禁时走上街头，大摇大摆，遇到警察逮捕毫不反抗，主动伸出双手要求戴上手铐，以示蔑视。
当时负责“蔑视运动”的指挥部里，大家都是开怀大笑。众多的志愿者在那儿休息、交谈。“蔑视运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没有出现过一次肢体冲突。当警察出现的时候，参与者们没有四处逃窜，他们很自觉地排成一队，伸出双手，等待警察逮捕他们。
这种行为让警察成了嘲弄的对象，监狱成了宣传政治主张的地方，黑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越来越高涨的反抗形势让马兰政府有点慌张，他们开始将重点放在一些指挥部上面，想通过端掉“老窝”的方式，彻底消灭反抗活动。
7月30日，经过分析、搜集信息，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16处工作地点，包括办公室和私人住宅，并查获了一大批宣传单和文件。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20位领导人，他们包括莫罗拉、曼德拉、西苏鲁、马克斯、达杜、马尔维·卡切里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青年大会的主席阿赫姆德，在政府所谓的法律判决书中，他们被指控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
马兰政府天真地认为，端掉抗议指挥部就可以彻底消灭反抗活动，结果却彻底激发了志愿者的热情。7月，有1500名志愿者参加“蔑视运动”。2个月之后，“蔑视运动”没有因为指挥部被端掉而停止，反而达到高潮。
到10月初，包括德班和布隆方丹在内的全国24个志愿者中心，共有2500名抵抗者被逮捕，而在东开普地区尤为突出。令政府头痛的是，这些志愿者都宁愿在牢房里被关上一个星期而不肯交罚金或保释出狱。
更让政府头痛的是，有一天晚上，在伊丽莎白港地区的警察连续抓了6批志愿者，当地大小监狱人满为患。
为解决这种窘迫的情况，这一地区的警察长官、军队长官和监狱长官亲自接见关在牢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地区负责人，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使“蔑视运动”暂停下来，寻求谈判。
互相传达了谈判的条件之后，马兰政府提出的苛刻条件被拒绝了，谈判陷入僵局。
暴乱来袭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彻底被鼓舞了，到目前为止，运动是成功的，他们计划接下来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西苏鲁和曼德拉等人相信，只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将无法实施关于种族歧视的法律。
当然，政府不会轻易放弃，也不会轻易废除已经颁布的法律。目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占据主动，只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放弃这种主动，这就是一直未曾使用过的“暴力”。
10月18日，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可不是个好日子。伊丽莎白港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一名白人警察向两个非洲人开枪。根据政府发布的公告，两个非洲人涉嫌偷窃一罐油漆，在警察抓捕的过程中拒捕且袭击警察。接下来发生了混战。在混战中，愤怒的人群开始攻击火车站，更大的暴乱发生了。
在这次暴乱中，7个非洲人和4个白人死于非命，27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伊丽莎白港暴乱发生后，西苏鲁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在自己的报刊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地谴责了这起暴力事件，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
在“蔑视运动”中出现的暴乱事件让政府找到了禁止游行、集会的借口。很快，政府大规模地动用警察，手段也更加强硬。紧接着，政府就发出公告，在暴力事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全面禁止集会，并更为严厉地实施《通行证法》。
政府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一系列措施，让很多人怀疑这是政府自己策划的一系列暴力事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蔑视运动”陷入僵局。
从10月18日到11月9日之间，“蔑视运动”几乎消失了。面对困境，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莫罗拉写信给马兰政府总理，详细地叙述当日发生的情况，并且附有大量现场目击者的口供。
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未等到总理的回复，又一起骚乱事件发生了。
11月9日，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千方百计得到了于星期日举行祈祷集会的许可证，但在集会时发生了骚乱，至少导致8人在骚乱中丧生，还有1名儿童。
至于事情的缘由，则众说纷纭。
现场警察的口供大致相同，当他们到达时，根本没有发现祈祷集会，只看到政治大会，警察要求集会者立即解散，而与会者拒绝执行命令，并对警察进行人身攻击，由此发生骚乱。
而会议组织者则是另一种证词，当警察到达时，他们正在唱赞美诗。警察立即要求驱散人群，还没等集会者有时间离开，警察已开始用刺刀向人群刺去。
在曼德拉的回忆中，他这样说：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有一点很清楚，即这批警察为这场冲突已作好了全面准备，他们全副武装分乘3辆军车赶到现场。这批警察的指挥官承认，他们是在“等待麻烦出现”。
这两件事件的真实起因虽难以作出精确的判断，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政府一直在期望暴力事件发生。一名事件参与者说得很明白：“我不必提醒你，在很多非洲人的城镇，是警察开始的骚动。如果非洲人不动手，警察则设法使他们动手。”另一位运动领导人卢图利说得更是一针见血：“有时警察的所谓反动乱甚至发生在动乱之前。”
在这前后，除了这两起发生在市中心的影响比较大的暴力事件外，还有其他零星冲突。如在丹佛尔，警察于11月3日杀死了3个非洲人，打伤4人；在金伯利，11月8日，一场冲突留下了13具尸体和78名受伤者。
面对这些暴力事件，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谴责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司法部长却借口这种调查只能激起更大冲突并为煽动者提供借口，而予以拒绝。同时，镇压手段更加肆无忌惮，并实行宵禁。在开普省禁止集会并更加严格地实行《通行证法》。政府一方面按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想把罪名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些做法更引起非洲人的愤慨。
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幸运的是，事态的发展引起国外舆论的关注。联合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种族歧视制度。当时，也有少数有正义感的白人直接加入到“蔑视运动”中，支援非洲人的正义之举。
“蔑视运动”的尾声
关于这次的“蔑视运动”，从过程来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缺陷，最为明显的是管理和筹款工作中的不足。
11月底，政府采取更为不人道的措施，将莫罗拉、曼德拉、西苏鲁、奥利弗等十几名“蔑视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送上法庭，接受审判。
政府所采用的法律依据依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反对的《镇压共产主义法》。幸运的是，政府对他们的处罚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著名的音乐研究专家特雷塞教授是最大的反对者。
尽管政府罗列了一系列罪名，但连法官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运动领导人自始至终一直在劝告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针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
最终，经过一连串的干预之后，法庭判他们9个月的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犯同样的罪行。政府对运动组织者的监禁和审判，使“蔑视运动”停了下来。
这一场为时半年、轰轰烈烈的“蔑视运动”虽然没有使政府废除任何一条法律，没有废除无情的种族歧视制度，但它唤醒了广大黑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黑人的力量。
在回忆录中，曼德拉对这一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
它召唤出巨大的社会力量，并影响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促使群众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有效方法，是对政府的反动政策表达愤慨的强有力的手段。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途径之一，同时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它鼓舞并唤起我们的人民摆脱被征服的、屈从的唯唯诺诺状态，而成为一支有斗争性的、毫不妥协的战斗队伍。全国都变成了战场，争取解放的力量与反动邪恶的势力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成千上万的同胞团结在它周围。我们掌握着主动权，争取自由的力量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正是在这种争取自由的力量的感召下，有8326名志愿者自愿入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成员人数从运动前的7000人猛增到10万人。
除了对黑人的影响外，这次运动亦唤醒了一些白人。运动后，一些激进的白人组织了民主人士大会，开始对黑人的解放运动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同时，“蔑视运动”还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个多种族成员参加的自由党。这次运动的另一个积极结果是政府开始认识到黑人的力量。志愿者的素质和人数、运动的规模和深入以及组织者的精明与成熟都是马兰政府始料不及的。运动后，政府开始考虑对班图斯坦的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一味坚持“主子统治”了。当然，这样做是欺世盗名，但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已被承认了。
当然，不可否认运动中有缺陷和不足。由于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是对群众的发动和对志愿者的挑选方面。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征召志愿者时，曾有一位名叫莫克的中年人向我建议，应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来加入这场“蔑视运动”。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要想打破种族隔离这部机器，正确的办法是将我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沙子、破烂、石头等统统丢进这部机器的轴承、轮子和所有机器零件里，使它不能运转。
其次，我对西苏鲁等人坚持志愿者队伍应该少而精的看法不以为然，我认为人多力量大，只有让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挤满警察署、法庭和监狱，才能使政府的整个功能停止运转。遗憾的是，我和其他人没有接受西苏鲁的建议并驳斥了他的这一建议，从而使很多有可能成为志愿者的人没有机会加入这场运动。
而另一方面，由于对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审查不够严格，致使一些破坏分子、分裂分子甚至奸细和警察都混入到国民大会内部来了。
一个曾在全国总部工作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原来是警察局派来的内奸。在约翰内斯堡对我们这些组织者进行的审判中，他站出来为政府一方作证，这使我们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
政府的黑名单
“蔑视运动”被迫中止了，但曼德拉等人没有停止脚步，收拾行囊，打点包袱，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蔑视运动”结束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们和组织者对这次运动进行了总结。总结会过后，大会进行了重新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艾伯特·卢图利当选为主席，曼德拉当选为副主席，全面负责德兰士瓦省的工作，接替刚刚被政府宣布了禁令的马克斯。
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人们对曼德拉的领导能力期望很高。他的好朋友奥利弗在大会上极力推荐他，是因为他能力突出，组织和领导能力都很强。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向人们提供了向政府表达自己愤怒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激励了人民的觉醒。
艾伯特·卢图利原来是一名牧师，后来当了17年的酋长，与部落的百姓关系很不错。他还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当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伊丽莎白港，在那里，3.5万人列队欢迎他的到来。
由此可见，他的个人魅力是多么出色。
恰恰在此时，马兰政府发出管制禁令，禁止包括艾伯特、曼德拉在内的52名“蔑视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2个月内参加公众集会，并不准访问德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和一些中心地区。
这些管制禁令是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对个人宣布的，这是南非政府一直使用的镇压手段。颁布这些禁令，不需要任何指控，也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最蛮横的是，不准上诉。只要司法部长认为你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就可以将禁令加在你身上，一旦违反，将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这一禁令，曼德拉很生气，他说：
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由于犯罪，而是出于偏见。这或许是产生于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诉讼程序。
除了对这些组织者颁布更为严厉的法律外，对一些参与者也制定了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条文有“通过支持或者参与某种运动为违法将会判处3年监禁或者300英镑的罚金，对那些通过其言行煽动他人组织或者参与抗议的人，再加上200英镑罚金或者2年监禁”的字眼，政府在以强有力的措施针对这一切行为。
政府的种种高压政策，让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很多会员感觉到沮丧，甚至是绝望。
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的曼德拉在面对政府苛刻的行为时，却表现得很兴奋，他认为政府的打击力度变强了，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过去的行为（“蔑视运动”）已经伤害到政府，让政府感觉到痛苦。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在受到伤害时都会反击，政府也是如此。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仅不要停止脚步，反而要加大力度，继续坚持斗争。
曼德拉的一席话让很多人重新振作。曼德拉决定继续制订新的可行的方案，继续推动黑人解放运动的发展。当然，在当前政府的高压形势下，不可顶风而上，应该保存组织的实力，以再次进行反抗。
政府的行为让曼德拉消失在大众面前，但不愿屈服的曼德拉继续发挥着作用。
自由之路无坦途
1953年9月，曼德拉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由于他被限制了自由，这篇文献是由其他代表宣读的。
这份题目为《自由之路无坦途》的演讲稿成了南非黑人解放斗争中的一篇历史性宣言：
自1912年来，非洲人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非洲人，在他们的家里和社区里，在省内和全国的各个城市，在公共汽车里、火车上，在工厂、在农村、在城市、在贫民区、在学校，一直在讨论统治整个国家的那些白人的可耻行径。
这些白人组成的政府像吸血鬼一样，不知疲惫地吸取人民的血液，让人民一贫如洗，低廉的工资，短缺的土地，不人道的剥削以及整个白人主宰政策的谴责。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大的压迫，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大加强了。而且，看起来似乎人民的牺牲毫无作用。
今天，整个国家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不是徒劳的，因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在我们的人民脑海中生根了。如今，人们谈论的是行动：我们国家的人民中已经有力量在觉醒了，而1952年则作为全国自我意识的涌动而分外突出。
1952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在心中牢记着南非被践踏的、被压迫的人民代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决意冒险，发动了旨在蔑视不公平法律的运动。在6月26日的早些时候，“蔑视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时，还只有33名蔑视者参与。而在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到了下午则达到106人，这场“蔑视运动”像野火一样在全国蔓延。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医生、教师、律师以及办事员，无论是非洲人还是有色人种，无论印度人还是欧洲人，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都集合起来，响应号召，蔑视《通行证法》《宵禁法》等种族隔离措施。到这一年末，有超过8500名的各种族人参与了“蔑视运动”。该运动立即招致重大的损失——工人们丢掉了工作，教师们被赶下讲台，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被关进了监狱。“蔑视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它释放出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影响了数以千计的国民。
……
在这份演讲中，提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未来路线，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不要因为微小的挫折而放弃希望，要继续并且不间断地斗争，实现整个南非的民族解放。
演讲生动形象，大大鼓舞了南非被压迫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