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界的冉冉新星
在禁令期间，曼德拉的活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这让他很不舒服，脾气也越来越暴躁。这时，他的好朋友奥利弗建议他利用禁令期间的时间，重新拾起以前的法律知识，最好能考取律师证书。
曼德拉采纳了奥利弗的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在1952年12月，曼德拉取得律师证书，并与奥利弗一起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由于政府的某些行为，律师的名声不是很好，人们经常将律师和“索贿”“行贿”“有知识的无赖”之类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南非，黑人律师是少之又少，且很受人尊重。
黑人律师的数量很少，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更是屈指可数。根据庭审资料的记录，第一个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黑人律师是艾尔弗雷德·曼杰拉，他的律师资格是由英国伦敦的林肯法律协会授予的，并在英国工作过。
1910年，他回到南非，在黑人被歧视的南非，他历经挫折，申请了几次才有资格出现在最高法院。尽管只是初级律师，却也代表着不小的进步。
他积极代理黑人的案子，多次成功地为非洲人辩护，因为开罪政府和一些大企业，生命多次受到威胁，但他依然不改初衷，在南非黑人中很有威望。
在艾尔弗雷德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黑人律师出现在南非的法院中，前文提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塞梅也是律师，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的，后来成为一名很有名的律师。
在南非，越来越多的黑人律师出现在法院中，他们所代理的案子多半和黑人有关。为了限制这种现象的出现，当地政府开始控制律师的数量。
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极少数的黑人有机会进入律师队伍，政府是幕后的重要操控手。
除了政府的幕后操纵之外，学习法律需要很多花费也是其中一个缘由。学习法律，除了要交纳一般的学杂费外，还须交纳保证金。另外，即使这些钱都能交得起，也很少有白人律师愿意雇黑人法律毕业生当实习生。
更重要的是，种族歧视之下，黑人需要经过种种审查才能够顺利经营律师事务所。
可以说，曼德拉与奥利弗的合作是优劣互补，曼德拉性格开朗，奥利弗则稳重踏实；曼德拉性格暴躁，而奥利弗则相对冷静。
在回忆与奥利弗的合作关系时，曼德拉开玩笑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把我们两个人安排在一起！”
律师事务所的成立
在当时的南非，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加上政府严格控制黑人律师的数量，曼德拉和奥利弗的面前困难重重。
首先，租房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根据政府的《集团居住法》规定，南非的白人、有色人种和非洲土著人，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在白人居住区内，黑人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供人使唤。
作为黑人，曼德拉只能住在属于黑人的居住范围内。这些地区距离城市达10至15公里，而且人口拥挤不堪，环境很差。
在这种脏、乱、差的环境下开设律师事务所，是无法想象的。另外，在黑人居住地开业等于丢掉了很多顾客，因为白人绝对不可能去那儿，更谈不上去找事务所，这在法律业务上无异于自杀。
如果留在城区，一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二是不会有白人愿意将房子租给两个黑人律师。
曼德拉和奥利弗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人际关系，走了很多地方，求了很多人，历经无数白眼之后，终于在约翰内斯堡室内找到了办公地方：一个叫“大法官邸”的楼房，这座地产的所有者是个印度人，它也是少数可供非洲人租用的房子之一。
总算是小有成就，找到了一处办公地点。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地方离法院很近。他们将律师事务所设在二楼，门上的广告牌上写着“曼德拉和奥利弗律师事务所”。
接下来就是办理许可证，曼德拉和奥利弗又开始跑各级相关机构。根据法律这需要得到部级批准，而在实际操作中，成功概率等于零。后来几经努力，曼德拉和奥利弗的事务所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有限期的许可证。
然而，根据《集团居住法》，这一证件的时间很有限，一旦到期需要延长的话，会更加困难。曼德拉考虑再三，决定走一步算一步。
曼德拉后来回忆说：
那个时期，迫害和驱逐的威胁总是在我们头上。我们的做法是公然蔑视法律。我们清楚这一点。但尽管如此，这种做法是我们不情愿的，是强加于我们的。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在服从法律和服从我们的良心之间作出选择。
成立了律师事务所，曼德拉与奥利弗更加忙碌了。尽管成了律师，但曼德拉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经常与奥利弗一边吃饭一边谈政治。有的时候，也会探讨一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未来之路该怎么走。
身为律师的曼德拉把反对种族歧视看作自己的责任，奥利弗同样如此，这也是他们俩选择律师行业的主要原因。
经过一次“蔑视运动”，曼德拉和奥利弗的名字进入政府的黑名单，也让他们声名远播，律师事务所成立没多久就门庭若市，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不仅是因为南非严重的种族歧视的立法繁多，导致黑人动不动就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同时不少人千里迢迢来找这两位律师办案，因为这些非洲人认识到曼德拉和奥利弗是他们的真正代表——不仅是法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因此，曼德拉和奥利弗的日程极其繁忙，他们不仅受理政治案，也受理民事纠纷案和离婚案。有时一天甚至要处理超过5件案子，这让他忙得经常顾不上家，尽管此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曼德拉后来回忆他们的工作时，这样说：
每天一早奥利弗和我走到办公桌之前都要先经过耐心等待的人们，他们从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能以世界上在押犯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而自诩……失业就是犯法，因为非洲人如不携带经官方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执照，就难逃被捕的命运。没有土地也是犯法。每个星期我们都与来自农村的头发灰白、饱经风霜的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座谈。他们向我们诉说他们是怎样被从世世代代耕种的一小块土地上赶了出来。酿造非洲啤酒也是犯法，喝非洲啤酒或是用卖这种啤酒赚来的钱补充家里微薄的收入也是犯法。这样干的妇女面临高额罚款和长期监禁。对白人失礼可能也是犯法。居住在“错误”地点，即被划定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种的地区，对非洲人来说也是违法。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将无数的无辜者变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民中间传播了仇恨与绝望的种子。本该上学念书或学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东游西荡，拉帮结派，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这个社会身上。正是这个社会把他们逼到犯罪与贫困的绝路上去。我们办公室里那些浅黄色卷宗里装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事例。如果说当我们合伙时我们还没有成为种族隔离制的叛逆者的话，在事务所办公室的这些经历也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自己已从我们的社会集团中升到了专业技术阶层的地位，但法院里的每一个案例，每一次去狱中探访委托人，都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人民正忍受着屈辱和苦难的煎熬。
忙碌中的曼德拉
尽管政府颁布了对曼德拉的禁令，但这并未限制他的革命热情。相反，这增加了他对种族隔离制的仇恨，并坚定了消灭这个不人道制度的决心。在平时的工作中，他一面开展律师业务，一面秘密地做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
在曼德拉代理的案件中，大多是名目繁多的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这让曼德拉意识到，曼德拉和奥利弗律师事务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这是一个众多黑皮肤的非洲人可以随时得到同情和尊重以及不被欺骗的场所。曼德拉的工作常常让他自己感动，觉得他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曼德拉的业务很多，经常一上午要参与辩论好几个案子，在法院里进进出出。
时间久了，整个法院的人都认识他们，有些人对他们很客气，而有些人则对他们不怎么尊重。曼德拉明白，他们所受到的这些待遇是建立在肤色基础之上的。甚至在法庭上，曼德拉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白人证人常常拒绝回答作为黑人律师的曼德拉的质询。出现这种情况时，曼德拉会第一时间向法官投诉。法官似乎并不在意，只是象征性重复提出他们没有回答的那个问题。
曼德拉很聪明，反应灵敏，很多时候，经过质询，曼德拉能够当场抓住他们说话前后不一致和撒谎，从而找出破绽，但是，这些破绽往往很难被法官采纳，法官只不过认为他们是“黑人律师”。
更为严重的一次，曼德拉还没有为案子的当事人辩论一句话，就提前和法院法官打了一场官司。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种族歧视之上。
当天，曼德拉作为代理人走进法庭，一开庭法官就要求确认曼德拉的身份，这无可厚非，属于一个惯例。
曼德拉站起来，说：“我是纳尔逊·曼德拉，是当事人的辩护律师。”
这名法官看了看曼德拉，皱了皱眉，说：“我不认识你，你的执照在哪里？”
营业执照是装裱在框子里并挂在墙上的证书，并不属于律师随身携带的文件。开庭时，律师可能被问及他在大学里拿到了什么学位，但不可能被问及营业执照。
曼德拉知道这是地方法官在故意为难他，他请求法官开庭，到时候会提交营业执照。但是，地方法官竟然拒绝听案情，甚至让一名在案记录员赶他出去。
脾气暴躁的曼德拉险些和这个记录员发生肢体冲突，幸亏他助手控制住他。
很明显，曼德拉之所以愤怒，是因为那法官显然违反了法庭的有关规定。曼德拉很生气，他没有善罢甘休，上诉到最高法院，他的朋友乔治·毕佐斯律师出庭为他辩护。
在听审会上，首席法官批评了那个地方法官的违规行为，并责成另一名地方法官审理那个案子。
这件事给曼德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记得那个地方法官的嘴脸。尽管身为一名律师，但因为是黑皮肤，他无法保证不受种族歧视。
在这种种族歧视与反歧视的斗争中，曼德拉和奥利弗走过了一年。
年末将近，这预示着新的情况将发生——曼德拉和奥利弗律师事务所的经营场所即将到期。根据《集团居住法》，没有政府的法令不允许在市内拥有经营场所。为了继续营业，他们根据相关的法律，写了一份申请，很不幸，他们的申请被拒绝。
他们翻遍所有的法律，终于从《社团区域法》中找到了相关文献，他们申请临时许可。可当局却拒绝临时许可，曼德拉不得其因，可能和他们的影响力较大有关系。政府要求他们把办公室搬到几英里之外的非洲人居住区。
事实上，这已经是被曼德拉和奥利弗否定过的方案。曼德拉认为，这是当局为把他们挤出律师这个行当而耍的卑鄙伎俩。最终，政府不断地以驱逐相威胁，并非法侵占了曼德拉的营业场所。
在这种局面下，曼德拉和奥利弗冒着风险继续经营，虽然可以继续为客户代理案子，但他们却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成了一家“黑”律师事务所。
没有了营业场所后，他们代理的案子也越来越多地涉及种族主义法令的受害者，这些客户多半是以前的老客户介绍过来的，更多的则是主动寻找他们。
曼德拉和奥利弗明白，每一件这样的案子都是一个机会，在帮助受迫害的黑人的同时，也揭露种族主义的荒谬和凶残。
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我把大声疾呼反对种族歧视看成我的责任。它不仅是对我的同胞，也是对我的职业、法律的实施和对全人类正义事业的责任。种族歧视从实质上说是非正义的，完全违背对正义的基本态度。而对正义的态度是这个国家传统的法律训练的一部分。我相信，对这种非正义采取反对的立场，是在坚持一个崇高职业的尊严。
周而复始的解禁
曼德拉一边为非洲黑人伸张正义，一边秘密进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在1953年6月，对曼德拉的禁令终于解除了。
禁令刚刚解除，曼德拉和西苏鲁就在一家大电影院内向群众发表演讲，抗议强行驱逐索菲亚镇居民的蛮横行为。根据颁布不久的《团体住区法》规定，郊区的黑人须全部迁出去，这一数量将达到5.8万人的规模，前所未见。
与其他地区相比较，索菲亚地区的黑人有很多权利，允许自由拥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而且这一地区相较于其他黑人居住地来说，经济繁荣，商业气息浓，发展生机勃勃。这一地区的发展潜力引起了很多白人投资商的注意，他们想将这片土地作为他们的后院，想夺走这片土地。
曼德拉的演讲慷慨激昂，看电影的人纷纷驻足，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掌声。这时，全副武装的警察赶到，蛮横地打断了这次合法的和平集会，要求他们尽快散去，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
蛮横的警察引起很多人的愤怒，西苏鲁明白，一旦发生冲突，他和曼德拉难辞其咎，他努力让愤怒的人平静下来，然后心平气和地与警察沟通，警察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
在回忆当天发生的事情时，曼德拉说：
我看到了极权主义和暴政的影子，这促使我下定决心要向世人公布真相。幸运的是，经过西苏鲁的沟通，听众们都冷静下来，遵守纪律，不再受警察的干扰，都欢快地唱起了《上帝保佑非洲》，歌声很快就盖过了警察的叫骂声。
曼德拉和西苏鲁没有改变索菲亚镇居民被赶走的命运。经过政府的强制措施，索菲亚镇的居民成了牺牲品。那些迁移后来引发了很严重的后果，随后在这片废墟上修建起来的白人郊区叫“特莱欧弗”，意味深远。
在迁移的过程中，引发了很多官司，作为律师的曼德拉一时间又陷入众多官司中。他不知疲惫，积极奔走，忙碌于各大法院，为他的当事人解决困难，伸张正义。
在当时，甚至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走在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询问任何一个黑人，问他最喜欢的黑人律师是谁，他的回答很大可能会是“曼德拉”。如果你问其原因，答案可能各式各样，但总会有这么一句：“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黑人！”
从代理案子到进入法院，曼德拉一直对种族隔离法令持挑战态度。进入法庭时，他总爱走标有“仅限欧洲人使用”的入口，而且，他总爱使用那些专供欧洲人使用的座位。这在他还只是个法律实习生的时候就试过多次。
有一次，他通过了一个标有“仅限欧洲人使用”的走廊，一个白皮肤的门卫对他的举动十分恼火，大声呵斥：“你在这儿干什么？”
曼德拉的反应则很幽默，他不慌不忙，因为他早已从那个门卫的面部结构判断出对方是一个混血种人的后代。他从桌子旁将头靠过去，眼睛死死盯住那可怜的门卫的双眼，然后平静地吐出一句话：“你在这儿干什么？”
经过很多历练，曼德拉在法庭上游刃有余，尤其是关于白人政权和种族歧视法令方面，更是非常出色，让对方哑口无言。甚至到后来，一旦有他出庭辩护的消息传出，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黑人都奔走相告，提前到达法庭，期待曼德拉的精彩表演。
更为难得的是，曼德拉很少让他们失望，总是在不经意间抓住某个细节部分，让对方彻底失语，由此赢得了官司。
有一次，一个非洲女佣被指控盗窃女主人的衣服，曼德拉受邀为她辩护。经过了解，这名女主人的丈夫因为生意失败，身无分文，这名女主人想辞掉家中的女佣却又不想支付不菲的违约金，便利用这个方法，让女佣知难而退。
曼德拉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在法庭上，他扫了一眼摆在起诉人桌上的一大堆作为“证据”的衣物，不慌不忙地拣起一双长筒袜，先是向法官和观众展示一周，然后字正腔圆地问那名女主人：“请问这是你的吗？”
曼德拉知道，这名女主人非常爱面子，而且在非洲，穿着长筒袜的女人，常被认为是荡妇。这抓住了女主人的死穴，她实在不好意思承认是她的，涨红着脸拼命摇头否认。
这时，从观众席上传来一阵开心的笑声，此案也因此了结。
曼德拉的声望越来越高，让政府感觉到头疼，觉得任由曼德拉继续下去，他将来会成为一大对手。因此，他们经过周密调查，决定再次对曼德拉动手。
1953年6月，政府以“多次无视政府法律法规”为由，对曼德拉恢复了禁令，和解除禁令的间隔时间仅仅3个月。这次的禁令规定，2年之内不准参加公众集会，并且要求他辞去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中的职务。
很明显，白人政权是以法律的名义对曼德拉的生活、工作设置各种障碍。不可否认，这的确阻碍了曼德拉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但这种蛮横和不讲理的措施，使白人政权失去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