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董显光去做“驻日大使”，董事长张道藩去做“立法院长”，他们照例请求辞去“中广”的职务，蒋介石总裁到一九五四年六月才批准。这年我二十九岁，任“中国广播公司”专业作家，职称编撰。
国民政府行宪以后，停止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改为每月一次的动员月会。董事长张道藩在动员月会告诉大家，他当初上任时曾和董显光约定，董何时离开“中广”，他也同时离开。
众所周知，党营事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一定分别属于两个对立的派系。张道藩受陈果夫培植任用，属于所谓 C.C．，董显光受蒋夫人信任，属于所谓官邸派。抗战时期，董显光主管国际宣传，常常怪罪 C.C.掌握的广播电台不肯配合，董是个老实人，他把当年的嫌隙写在回忆录里。国民党迁到台湾，C.C.失势，董显光“占领”“中广”，张道藩对他非常尊重，两人没有坠入“权力斗争”的俗套。
一九五四年六月，魏景蒙接任总经理，梁寒操接任董事长。梁氏党国先进，长期追随孙科，声望很高。魏是董显光的老部下，两人“情同父子”，他和蒋经国也非常接近，常常参与机密，他的年龄和人事关系正好承先启后，接过老人的棒子，为新生代做开路先锋。梁魏之来，象征党营广播事业的“C.C.时代”结束了。
“中国广播公司”实行“总经理制”，魏景蒙当家负责，他面临许多难题，第一，他必须提高员工待遇，可是“中广”没有钱。
待遇低，士气也低。前任总经理用他生涩的中国话慢吞吞地说过：“前线的士兵待遇更低！”新任董事长是诗人、书法家、三民主义理论家，他无力筹款，只能手书旧作《驴德颂》展示“中广”同仁：
“木讷无言貌肃庄，一生服务为人忙，只知尽责无轻重，最耻言酬计短长。任意人怜情耿介，献身世用志坚强，不尤不怨行吾素，力竭何妨死道旁！”
那时大家更愿意阅读的是，台湾省政府发行爱国奖券开奖，各报刊登中奖号码，同仁眷属常常省下菜钱，买个梦想，梦想连续破灭，我看见一位同仁的太太拿着一叠花花绿绿的废纸，一面检视一面拭泪。播音员王玫上签呈借支薪水，会计室签注意见，说是至少要两个同仁担保，王玫向董显光申诉，董氏在签呈上批示：可以由“我的”薪水中扣还，这样王玫才舒解了燃眉之急。
第二个问题是，“中广”设备老旧，发射电力不足，理论上收听范围的半径多少公里，实际上大打折扣，即使在有效收听的范围内也声音微弱，杂音很多。
工程部一再解释，那是因为收音机的性能太差，或者天线没有架好，或者附近有工厂干扰。可是到魏景蒙上任的时候，台湾地区已有多家广播电台，每天晚上八点钟各台有个联播节目，大台北地区收听节目的人，往往把波段转到警察广播电台，那里的声音好。有一年，美国空军交响乐团到台北演奏，那是托斯卡尼尼指挥过的乐团，名气很大，“中广”参加联播，北部地区的听众多半把波段转到空军广播电台，那里的声音好。
有一天，“行政院长”陈诚开了个大玩笑，他说“中国广播公司”在搞什么？我家都听不到声音！魏总经理立刻“严肃对待”，他带着工程师，工程师带着工程员，工程员带着电波测试器和架设天线的材料，一行人赶到陈公馆去忙了半天，又把陈公馆的收音机带回来修护。陈府清廉，他家的收音机该报废了，还在勉强使用。“中广”不敢送他一架新机，只好把旧机里面的线路和真空管全换了，再送回去。
那时对外远距离广播用短波，对内广播用长波（后来改中波）。长波沿地面传送，易受地形阻隔，所以台湾山地有多处死角，各地分台转播台北总台的节目也很困难。依传播理论，国家有责任把广播节目送入每一户家庭，依当时情势，这是“中广”的责任。
还有更紧急的情况。中共重视广播宣传，许多波段对台湾定向发射，台湾各地可以清晰收听。国民政府对暗中收听中共广播立法重罚，常常听说有人因此坐牢，不幸中共电台的那些波段和台湾电台的波段紧挨在一起，听众收音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实在不胜困扰。“中广”公司工程部曾经派人环岛测试，我看见他们绘制的图表，红线代表中共的广播，蓝线代表台湾的广播，线长线短代表电力强弱，只见蓝线又少又短，红线又多又长，红线简直把蓝线密密围困了。
依专家的意见，最好的办法是，中共有多少波段，台湾也有多少波段，一个对一个，同一时间在同一频道上播音，这样台湾的听众只能听见台湾的节目，听不到或听不清中共的节目，“中广”公司必须增加工程设备和节目人才。
“财政为庶政之母”，魏总经理必须开辟财源。“中广”公司组织庞大，分为“对国内广播”、“对大陆广播”和“对海外广播”三大部门，魏总接任时“对大陆广播”刚刚独立，尚有两大部门百废待兴。对国内（也就是对国民政府治理的地区）又分国语广播、方言广播，对海外又以十余种语言对华侨广播，对外国人士广播，任务如此繁重，而偌大公司像是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雏。那时党营事业的董事长用以酬庸元老，他不能和员工共患难，员工也不能和他共安乐，这位新上任的总经理才是四处奔波觅食的母鸡。
起初，我们对魏景蒙这个名字等闲视之。听说他英文极好，能在英美外交官群中说“黄色笑话”，不失雅趣，满座哄堂。听说他酒量好，整个晚上和美国记者拼酒，进退自如。听说他善与人交，尤其擅长赢得红粉知己。这些都是过人之处，但是凭这些条件来领导文化工作，并且要振衰起敝，怎么够？我们在大陆上都见过许多只有人事背景并无学养能力的首长，料想今日亦复如是？
他上任后我立刻发现不然。那时台湾各电台联合办了一份杂志为广播节目宣传，匡文炳总编辑派我访问魏总，向广播界作一次文字介绍，我发现魏总中国文化的底子很厚，见解很高。例如他说：
教育不仅是办学校，教育是增进人类的生活。
文艺是“国风”，也就是国家的风仪风度。
三十年来，“中广”生于忧患，所经历的不是战争就是国难，她能长得这样大，不知度过多少难关，尝过多少辛酸，以前历任负责人的辛劳可以想见。
我一看，他为人好像挺忠厚嘛，谈话诚恳朴实，既没有官僚的含混空泛，也没有新闻记者的油腔滑调。我当时就思索，他这番话还有谁能说得出来。
他坐上了那个位子，总会有人请他演讲写文章，他极其忙碌，能够推辞的都推掉了。有一次他对我说，新上任的“国立艺校”校长邓昌国找他，要他出席“音乐教育”座谈会，他没有空，但是必须有一份书面意见，嘱我笔记下来派人送去。这是一个热门话题，那时中乐西乐门户之见很深，“中广”节目部有个音乐组，下分国乐科和西乐科，彼此互不相容，西乐指挥王沛纶戏称之为“中西大药房”。魏总说：
中国音乐和西洋音乐的分野，不在乐器而在音乐的内涵。用提琴演奏《二泉映月》仍是中国音乐，用胡琴拉出《蓝色多瑙河》仍是西洋音乐（他用商量的语气说），中乐西乐都是宝贵的艺术，今后在音乐教育方面，是否可以强化两者互通共济之处、淡化两者的历史分歧？
后来邓校长对我十分称赞魏先生的高见。限于师资和教材，邓校长那时能做到的很少，五十年后回头看中国音乐的发展，大致符合魏先生的愿望。
魏总有一份自办的英文报纸，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以后，同时具有报人和广播事业主持人两种身份，出国开会或考察的时间更多。有人说他开会是个借口，实际上借机会替政府办一些外交部办不到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他遍访世界各大博物馆，拍遍了世界各地的名花异卉，涉猎有关著作，他的知识可以和专家对话。
新闻界元老卜少夫在香港办旅游杂志，一定要他写篇文章，他送去一篇以色列游记，也是由我笔记而成。德国在希特勒当政的时候，据说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以色列立国以后，特地为死难的同胞修建了一座纪念馆，以色列接待外宾，必定引导大家参观这座纪念馆。我永难忘记魏总怎样描述他的所见所感。
纪念馆的位置在大卫王的陵墓之旁，仿佛“昭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纪念馆建在地下，使人想起“九泉之下”。馆内光线幽暗，阴气森森，你可以看见百万以上死者的照片，没留下照片的有遗物：眼镜、鞋子、日记本，没留下遗物的有纪录片，堆积的裸尸，饥饿寒冷的集中营。馆内还有用犹太人皮做成的鼓，犹太妇女的头发编织的手工艺品，当然还有集体杀人的毒气设备。高潮是参观者环立在受难者的公墓四周，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西式坟墓，墓面平铺，大家俯首致哀，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朗读祭文。魏总说，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从声调节奏里充分感受到那种不可化解的愤怒和仇恨，令他“毛骨悚然”！魏总作此描述的时候，他的语气充满了悲悯，我不觉为之肃然。
最后魏总很恳切地告诉我，以色列立国未久，需要镕铸国魂，他们要让每个犹太人牢牢记住民族的仇恨，记住仇恨才会坚忍不拔，奋发图强。但是！
亡国之痛不可忘记，亡国之恨不可永记。
他对我清清楚楚连说两遍，好像惟恐我忽略了，又好像在叮嘱以色列的执政者似的。他这两句话有智慧，我对魏公的认识又深一层。以后多年我一再引用诠释他的这两句话，至今无人反对，可是也未见有人赞同。
据说魏景蒙精通沪语，又有口才。魏景蒙除了出任“中国广播公司”的新职，还得到一枚勋章，授勋一事，他要求政府不发新闻，他也从未拿出勋章向朋友展示，直到他逝世后，我们才知道他曾经得到这一份荣誉。
抗战时期，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齐集重庆，他们的新闻报道常常损害中国的国际印象。魏景蒙接待他们，替他们服务，常常和他们混在一起，适时提供资讯影响他们报道新闻的角度。他要适应这些洋记者的生活习惯，陪他们吃喝玩乐，台北《自立晚报》因此说他是“酒色之徒”，惹得他发了好大的脾气。
实际上魏景蒙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是为工作而生活的人，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使他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附加某些东西，工作改变了，那些附加的东西可以去掉。以蒋介石考核干部之密之严，应该知道魏景蒙有这一份修养，战后那些跟魏景蒙有交情的美国记者，大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可以帮助发展台湾的对美关系，也有利于“中广”公司争取美援，蒋氏更该了然于胸。后来魏总奋斗十年，成绩斐然，蒋总统还是知人善任的。
魏总上任的时候，“中国广播公司”和“行政院”有一张合约，“中广”为政府做宣传工作，“行政院”每年付给“中广”一笔钱。魏总一面计算服务的成本，要求“行政院”增加补助，一面开办商业广告，把“中广”当做民间企业来经营。这两件事都很棘手，要政府出钱，“立法院”审查预算这一关是火焰山，许多“立法委员”有虐待狂，以折磨机关首长为乐。要做广告，二十几家民营广播电台联合反对，民营电台电力小，播音时间少，节目内容大半简陋，他们担心客户被“中广”抢走，无法生存。
那时，有些民营电台以一间发音室、一个播音员开播，有一家电台的天线临时装在门外的电线杆上。但是创办人都大有来历，这些老板当年在党、政、军、特，某一方面是个人物，他们来到台湾，退出公职，下了台仍是一条龙。那时台湾需要有许多小电台分布各地，抵制中共的广播，“中广”公司没有力量办到。那时广播是敏感事业，必须由“自己人”经营，政府准许甚至鼓励这些忠贞之士投入广播，既满足政策上的需要，也算是对老干部的照顾。虽说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资深党员，应该以党营的广播事业为重，那也得以自己的事业顺利发展为前提，他们斗志昂扬，他们的联合阵地后有依托，前有射界，火力凶猛。
攻守双方都印了一本小册子，这一边说明你为什么不能做广告，那一边说明我为什么可以做广告。那时法令规定，只有民营的广播电台可以经营商业广告，民营电台抓住这一条，力言“中广”的身份是公营，“中广”则说，国民政府行宪以后，“中广”以民营公司登记，执照上载明可以经营商业广告。这一边指出，“中广”的经费列入政府预算，“中广”的员工也都参加了公务员保险，那一边说，“中广”和“行政院”的关系是依照合约为政府服务，政府依照合约付给报酬。我仔细看了双方的白皮书，我想这是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能够作出定论的是交通部，它是广播事业的主管官署，但是最后本案呈请蒋介石总统裁夺，那年代，什么事情都要蒋公拍板，所以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十年之中三次请示，蒋氏的批示前后不同，可见战况之激烈。
魏景蒙屈以求伸，坚百忍以图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起初，他从美国引进“公共关系”一词，创立“公共关系学会”，反复说“中广”是替工商界做公共关系，与商业广告有别。继而他说，“中广”只替公营事业做广告，只替外国公司做广告，民营同业的业务范围向来只限于本地民营的工商业，彼此并无利害冲突。最后一个阶段赤膊相见，岛内岛外公营民营概无禁忌，台湾经济起飞，广告资源充沛，“中广”绝处逢生，日益壮大，各民营电台的发展倒也未受影响。然而十年辛苦不寻常，魏公虽然一向被人看做是生龙活虎，到底累了！
还记得有一天我接到魏总从外面打来的电话，叫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他有东西要写。我等到下班以后还不见他的影子，这才知道“立法院”审查“中广”的经费预算，他和梁董事长都去列席答复委员的询问。这是他“最长的一日”，终于他回来了，他的神情可用风尘仆仆行色匆匆来形容。坐定以后，他先朝我放出一炮：
鼎钧啊，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事，做事就是受气，受他妈的有本领的人的气！
我愕然不知所对，静候下文，谁料他没有下文了。
后来承警察广播电台记者卢毓恒兄见告，“立法院”审查预算的时候，有几位“立委”跟民营电台关系深厚，这几个人发言刁钻刻薄，处处给魏景蒙穿小鞋。魏氏表现了惊人的韧性和圆融，也显示有恃无恐，背后确有一座泰山，他站在那里抵挡流矢暗箭，大勇若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继而董事长梁寒操上台，梁寒老曾是训政时期“立法院”的秘书长，委员中有许多朋友和后辈，大家给了他一个老面子，场中再无杂音。梁公神色自若，举重若轻，确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老帅出马，一战定江山，他为“中广”公司的财务奠下基石，以后二十几年，“中广”与“行政院”多次换约，都在这个蓝本上斟酌损益，顺利进行。
做事就是受气，受他妈的有本领的人的气！后来回味这句话，他绝不是对我发牢骚，他有牢骚又怎肯对着我发出来？我肯做事，不能受气，所谓任劳不任怨，在领导人看来是很大的缺点，魏公一时感触，大概是对我有所教诲吧？可是我怎么想？做事怎么这样难！怪不得世上有隐士。魏公啊，你用尽力气从日本美国拉来许多广告，他们从来没在台湾的广播电台做过广告，你从国营、省营、党营的事业公司拉来许多广告，他们都是独家生意，根本不必做广告，你这是金刚化缘、软中带硬啊，张道公、董显公根本不肯做，要做也做不到。“中广”增强电力，改善转播，推广收音机，提高员工待遇和节目水准，花钱如流水，你可是一文佣金也没赚啊！你为你自己办的英文《中国日报》没向他们拉过一个广告啊！你住的房子室内墙壁的水泥剥落，你也不让总务部装修，你这是何必呢？何必呢？……我那时三十岁出头，依然冥顽不灵，有负他的深心厚爱了！
除了外部矛盾以外，“中广”还有“内部矛盾”，工程部和节目部长期失和。
设立电台，首要条件当然是能够把声波电波发射出去，这时工程第一，这个条件具备之后，工程就要为节目所用，设立电台毕竟是为了传播新闻、灌输知识、提供娱乐、宣达政令，尤其到了战争时期，节目部必然变成电台的首席。今天有个名词叫“磨合”，“新兴”和“固有”相遇，总要经过磨合，那年代，“中广”老店内部磨而未合，这边说，没有工程，你们的节目怎么送得出去，那边说，没有节目，要你们的工程做什么！双方在人事上摩擦，在工作上摩擦，在经费分配上摩擦。
想当初工程人员创业艰难，机件笨重，工地雨淋日晒，同样十年寒窗，做的却是粗工。翻山越岭，架线设站，羊肠小道，断桥激流，气候恶劣，食物饮水匮乏，远离家人，过非常的生活。抗战时期，战局天天变化，机器驮在驴背上，随时架起天线播音，随时拆下来辗转迁移。日本空军对重庆“疲劳轰炸”，重庆整天整月不能解除警报，日本对外宣传“连重庆的青蛙都炸死了”，重庆国际电台的广播照常发音。在他们看来，台北这些节目人员，坐在办公室里动笔动口，出去在马路上跑几圈，居然成了社会名流，名字照片登在报纸上，邮差经常送来饭馆的请帖。工程员还得伺候他们！
“中国广播公司”由陈果夫创办，张道藩也由陈氏识拔培养，用外面流行的说法，大家都属于 C.C.一系。张道藩拍板定案的时代，他也作了一些对节目部有利的决定，工程部有感受，能接受。董事长换了梁寒操，总经理换了魏景蒙，人事变动象征 C.C.完全退出这块老地盘，中央对梁是酬庸，对魏却是责成他中兴，新任总经理上了第一线。魏景蒙是新闻出身，工程人员把他看做是节目人员的代表，他作出一些决定，工程人员有感受，未必愿意接受。魏总和工程部主任姚善辉时有龃龉，办公室耳语频传。
面对企业化，广告客户计较收听率，单是节目改革远远不够。资深工程师出国考察提出计划，魏景蒙奔走筹款订购机器，工程人员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双手老茧，一个月两个月不能回家，结果还是有些地方难以向中央交代，总经理和工程部的关系紧张起来。
我记得有一次工程部主任姚善辉把魏总批过的公文“批回”总经理室，要魏总“多了解本公司业务少打官腔”，他们都用原子笔，魏总最后用毛笔写下“愿共勉之”四个大字，再交收发送到工程部。我见过那份公文，才发现他写一手很好的褚遂良。
魏总请了一位“外专”来做他的工程顾问，这人身材强壮，有中国血统，好像不通华语。他是一个高级义工，不支薪水也没有车马费，参与几项重要的建设，工程部的人背后叫他洋鬼子。
据说这人认为“中广”工程部暮气已深，他建议“中广”设置奖学金，保送优秀青年到美国去专攻广播工程，学成归来为“中广”所用。他说四年以后，“中广”工程部开始注入新血，八年以后，工程部水准提升，旧习气也逐渐革除。魏总十一年后才离开“中广”，没有使用这个“赶尽杀绝”之计。记得有一次谈到过年贴春联，他低声吟诵“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他描述这样的对联如何贴在满布铜钉的大门上，语调充满感情，仿佛从“陈腔滥调”中找到新意。
魏总自己到美国考察的时候，曾经问人家“如何解决工程节目两部之间的分歧”，人家告诉他，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现在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魏总回来，出席动员月会，报告考察心得，特别说到这一段，他说此行收获很大，带去的问题都找到答案，惟有这一项“如何解决工程节目两部之间的分歧”他空手而归。他慨叹咱们到底是后进国家！人所共知，魏总跟特务首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他从不把这种阴影罩在部下的头上，所以没人怕他。
工程节目之间还有一次重大的争执。“中广”公司本来有两位副总经理，一位吴道一，统领工程部门，一位罗学濂，统领管理部门。董事会通过再增加一位副总经理主管节目部门，论人选当然是现任节目部主任邱楠，他推行综合节目明星制，使“中广”节目成为听众的首选。但是工程部坚决反对邱楠升迁，邱到任以后节目部门连续扩权，他不是一个手腕圆滑的行政人才，工程部深受刺激，那种情势，那种环境，恐怕圆滑也没有用，第三副总经理因此长期悬缺。魏总安排邱楠到“行政院”新闻局做主任秘书，不久升任副局长，既酬邱楠节目之功，又对工程让了一子。
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接任“中广”总经理，立即调升节目部主任李荆荪为副总经理，大势所趋，节目人员出任副总经理的时代终难无限迟延。
当然，工程部仍然有建树，魏总离职的时候，董事会历数他的贡献，在他任内，发射机由十三座增加到五十八座，电力由二百四十千瓦增加到七百五十八千瓦，增设新竹、苗栗、宜兰三座电台，板桥、民雄、八里三座机室，建成全省超短波转播网。硬体建设才是成就的代表，节目部黯然失色。看这张成绩单，知道那时政府还是很重视广播，想当年抗日战争形势恶劣的时候，蒋委员长在重庆说过，只要重庆有一座广播电台他就能继续指挥抗战，……而今“中广”怎样了？青史成灰，“中广”旧人当齐声一诵“世间有为法，如露亦如电”。
魏总对“中广”公司功同再造，可是突然传谕免职，事先没有预警，事后没有安排，公司上下在心理上难以承受。他免职前还蒙蒋公钦点，担任台湾电视公司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代替“书生”陶希圣，证明“圣眷正隆”，免职后依然负责筹备台视成立，好像“圣眷未衰”？可是就这么突然“罢黜”，冷藏起来，十五个月以后又突然起用他担任新闻局长，怎么回事？始终连个“谣言”也没听见，也许只好说是天威难测罢。
魏公筹备成立台视，请“中广”工程部的姚善辉兼任工程顾问，台视开播以后继续借重。“中广”一度准备办电视，派姚主任到美国进修考察，为期一年，成为台湾的一颗电视种子，但那时“中广”没有土壤。魏公不念旧恶，使公款培养的人才用之于公，姚善辉曾经对人表示“意外”。确实意外，细数广播电视界人物，没有第二个做得出来。
“中广”同仁办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向魏总惜别，会中吴道一副总经理代表同仁向魏总赠送“感谢状”，演出一连串的娱乐节目，但会场气氛低沉，可以用“强颜欢笑”形容。最后白银独唱《阳关三叠》，高音激昂，洋溢不甘与无奈，大家再也按捺不住，但闻满座啜泣之声，魏公自己也流下眼泪。这样的惜别晚会在“中广”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
以后我和魏公还有一次谈话，他问“你在‘中广’的情形怎么样？”节目部曾经要我做这个长那个长，我都没答应，趁此机会作个解释吧，我说，“我只能做作家，因为我没有能力指挥别人工作。”他停顿片刻：“那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没有再说什么。我本来想说，文学创作有风险，需要贵人庇护，请魏公做我的贵人。可是我也没有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