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时期，特务用“老鹰扑小鸡”的方式工作。后来说不清由哪一年开始，就算是六十年代吧，特务改为“鸭子划水”，虽然仍在戒严的威权之下，气氛轻松了许多，应该说这是一大改进。
以我的感受而论，那些识字很少的工友司机，每天只看黄色新闻和武侠小说的办事员，大嗓门的转业老兵，好像都停止活动。很好很好，他们十年辛苦不寻常，也该休息了，靠他们做眼线，都是老花眼，近视眼，青光眼。咱们这些釜底游鱼不怕看，只怕你看走了眼，不怕听，只怕你听错了调子。
我说过，“特务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公务员”，他们十年不眠不休，该掌握的资料，该了解的情况，该布建的网络，应该都有了成就。一位特务仁兄对我说过，“你有几根骨头我们都数过好几遍了！”很好很好，骨骼的数目和位置不会改变，以后还要再摸再数吗，你们去多摸几圈麻将吧。
六十年代，我仍是“中国广播公司”的职员，我的工作中心却转移到《征信新闻报》（今《中国时报》前身），我在台北市大理街那一排暑气蒸腾的台式老屋里游走的时间多，坐在公园路装了冷气的那栋小洋房里的时间少。发行人兼社长余纪忠先生显现强人的风格，报社里当然有安全人员，但是没有“安全室”的牌子，更没有听说谁接到安全室的条子：“请来本室一谈”，搜抽屉拆信件盘问来客，绝对没有发生过。据说余先生坚持新闻文化工作要排除情治人员的公开活动，他坚持要用另一种方式，他居然说服了那些治安首脑。在这方面，他的报社算是一片干净土（眼不见为净）。在余老板的父权阴影下，每天员工上班无声走进，埋头工作，下班悄悄离开，气氛清冷，没有人高谈阔论，没有口舌是非，没有朋党圈子，也没有特务发酵所需要的温度。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看注解，“小人”指的是老百姓，特务一客气，人民大众就有些“放肆”。朋友见面彼此相戏，把“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改成“间谍就在你身边！”一字之差，指涉换位，彼此大笑。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亲友久别重逢问候一番，“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市井流言：“台北市十个女人中有一个娼妓，五个男人中有一个是特务。”五人一同喝茶，一人指着自己说：“我知道我不是特务，那么你们四人中间必有一个特务。”（事实上其中还真有特务呢！）特别胆大的人扮演五分钟的英雄，当着众人对单位里的安全人员说：“老兄，别让我们不安全！”
眼见小细胞的锋芒尽掩，反应迟钝，看上去很像白金汉宫大门口的卫兵，姿势笔挺，色彩鲜明，任由顽童戏弄。当然，你说过什么，他们会记下来、报上去，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即的危险”，我们这些在副刊上写“小方块”的人也就忘其所以，见缝插针。
其实“世界上最辛苦的公务员”并没有整天睡觉，阳刚阴柔，二气同源，你在做，我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若不报，时辰未到。”他们培养细菌（制造瘟疫？），我们玩世不恭（以身试法？），双方都是在冒险。
迹象显示，一切调查工作仍然在暗中进行，只是深藏不露。我在文星书店出版《人生观察》，校对时把“共匪”一律改成“中共”，校样寄回去，书店一直没有收到。史学教授黎东方对我说，他演讲的时候使用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讲演中有没有引用“总统蒋公”说的话，引用了几次，听众中间都有人记录。
“中广”为退役军人开办了一个节目，派我担任制作人。我读书发现左轮手枪是一个退役军人发明的，第一把左轮是用木头刻成的。对退役军人来说，这岂非很好的话题？节目播出后，“警备总部”马上派员访问节目主持人，把播稿拿回去研究。中山堂公演京戏，招待国民大会的代表，警察出动管制交通，有一行人问警察为什么不许通行，回答是“代表要看戏”，那个人立刻反问：“看戏怎么还要别人代表？我们自己可以看啊！”我觉得此人有趣，写进我的小专栏，立刻有人检举我“煽惑群众直接行动”。这一切都不声不响夹在档案里，像驾驶执照违规记点那样慢慢累积，有一天会恶贯满盈。
士兵，战斗结束后才感到恐惧，但是无法停止下一次战斗。恐惧暗中沉淀，累积，腐蚀心灵，结成病灶。那年代，我的“安全”和“志趣”不能两全，许多人跟我一样。
我接编“人间”副刊，家中装了电话，有人告诉我一些常识。接电话的时候，如果电话的声音突然低下去，那表示有人正在窃听，他们打开了录音机。又有一个人告诉我，夜间零时左右，如果你的电话“叮”的响了一声，那表示他们对你进行长期监听，每二十四小时更换录音带。如此说来，对我、对“他们”，电话都是一种方便，同时也都添了麻烦，他们的麻烦比我的麻烦要多一些。
一九九○年，我已经出国在外了，有一次为了构想故事情节，我写信到台北问一位朋友，尸体埋葬以后先从哪个部位腐烂，五十年后大概还能剩下什么样的残骸，他有这方面的知识。他没有回信，居然有人去问那位朋友，某某人是否写了一封信给你，内容如何如何，那位朋友说，国外来信我从不放在心上，从来也不保存，我不记得有这样一封信。
恐惧像活火山，常受外面的因素诱发。我读卡夫卡的《审判》觉得恐惧，他说“被告所犯法条”铸在铁板上、烙在被告的身上，字迹模糊，无人可以辨识，可是铁板贴上皮肤，被告自己明白。恐怖啊！这种恐怖，看见老鼠就叫起来的人怎能理解。我读痖弦的诗：“玉蜀黍在月光下露齿而笑”，恐怖啊，我看见刽子手的牙齿。《路加福音》十七章：“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我看见恐怖的大逮捕之夜！
我几乎不能真正欣赏一首诗。“飞来双鹭落寒汀，秋水无痕玉镜清。疏寥黄芦宜掩映，河边危立太分明。”是啊，别让特务看见你。“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合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是啊，别让特务听见你。“余悸”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高僧如印顺大师，他曾经受过调查，到了晚年，他在回忆录里还没有“放下”。
一九六八年，“中国广播公司”王牌导播崔小萍被捕判刑，出狱后发表《狱中日记》，她说审判官授意她把“中广”节目部要员王大空、赵之诚拖下水，对曾任节目部主任的邱楠也有很多疑问，她断然拒绝合作。（好样儿的！）看样子冥冥之中“他们”正在结构大狱，如果王大空、赵之诚被捕，向上发展就轮到已经调升新闻局副局长的邱楠，王、赵、崔三人都是邱楠一路拔擢的得力干部，四人合起来可以做一篇文章，情治部门有重要人士讨厌邱楠。呜呼噫嘻，邱先生还在那里尽忠报国，一心想回“中广”公司当总经理。
继崔小萍被捕之后，“中广”的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捕了！“中广”自寇世远、王玫、胡阆仙先后涉案，十余年欲雨还阴，崔案李案连声霹雳，我近在咫尺，真是“迅雷不及掩耳”。
治安当局对崔李两案没有正式公布详情，于是流言四窜，情节离奇。崔小萍的《狱中日记》说，官方主要的“证据”是：情报人员弄到一张中共戏剧工作人员的名单，上面有个“崔小萍”，虽然未载年龄、籍贯、出生日期，办案人员却认定是她。《日记》中载有名律师替她写的一张辩护状，一一推翻了起诉书上的假设，从法律观点看，她确实冤枉。一张辩护状收费十万元，崔小萍认为太高，我倒觉得完全值得。
《联合报》曾以极大篇幅摘要发表她的《狱中日记》，同时以一角之地刊出记者的独家报道，它说有一年崔小萍到菲律宾讲学，无意中与留在大陆上的一个亲人相见，那年代大陆居民出国难如登天，此人或许有官方身份，崔回到台北没有向政府报告，依大法官解释视同“通匪”。很奇怪，当局起诉的罪状中没有这“最重要”的一条。
社会大众（或者治安当局？）为崔小萍编造间谍故事，把“中广”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赵刚设定为男主角，并且说崔案侦破，得力于赵刚“卧底”。我和赵刚共事多年，他和崔是很好的朋友，没错，可是正因为如此也受到牵连，崔案发生，他既为悠悠众口所苦，也受到严格的调查，“中广”公司要他提前退休，台湾电视公司本来要请他工作，也断了线索。他一度拍摄纪录片为业，后来完全退出媒体，也离开了台北，息交绝游，七十年代的种种热闹，他只能暗中旁观。他实在也是一个受害人。
李荆荪案更是一言难尽。一九七○年十二月十日早晨，调查局派员驾临李府，客客气气请李先生到办公室一谈，据说李氏神态从容，说了一句“你们终于来了”，他似乎早有预感。
李荆荪被捕一事，美联社从台北发出电讯，新闻导言第一句是：“文质彬彬，语言温和坚定，在新闻界备受尊敬的李荆荪。”我对李荆公的认识也是如此，他对我一向偏爱，我在心情苦闷的时候常到他的办公室里闲谈，据说他被捕的时候，调查人员从他的桌子上取走了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吕是持唯物观点的历史家，可以当做李荆荪思想污染的证据。那一套上下两册《中国通史》，就是他叫我去找来的。
他被捕之前，我有一次奇遇。
是日也晴日高照，暖风习习，我和一位作家到南京东路“摩天大楼”的顶层吃蒙古烤肉。归来途中，天气很好，新社区新拓宽的人行道也清洁安静，两人安步当车，边走边谈，纵论古今小说。他忽然止步停留，问我：“李荆荪被捕了是吧？”说完了，睁大眼睛盯住我的脸。
我觉得太滑稽了，笑出声来：“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被捕的是崔小萍，李荆荪怎么会被捕？”
第二天，李副总没来上班，第三天依然找不到他，第四天早晨，“中广”总经理黎世芬预料李荆荪难以全身而退，隐瞒无益，透过左右亲信间接公布。据转述，黎总连声长叹，“这个人完了！一个人才，可惜了！”说着说着流下泪来，左右深为黎总的情义所动。
我听到消息失声大哭，跑到新闻局去找“冯大爷”询问，冯氏曾任“中广”公司公共关系部主任，他是李的好朋友。冯大爷对我说：“不要打听他的事情，不要谈论他的事情，不要到他家里去，不要打电话给李太太。”语气凌厉，显示案情十分严重。
李被捕后，马星野、周至柔、黄少谷各位大老愿意联名作保，商之于新闻局长魏景蒙，魏表示“等一等”。第二天“行政院”开院会，“副院长”蒋经国主持，会后魏局长上前低声报告：“昨天调查局逮捕了李荆荪。”魏局长当然知道蒋经国用不着他来报告，他只是要看看院长的反应，据说蒋“面无表情，口无答语”，好像没有听见。魏氏回到新闻局，立即打电话通知各位大老，告诉他们不能作保。
我纳闷的是，跟我一同吃烤肉的那位作家，怎么能在前一天向我提出预告？他的表情为什么那样奇怪？我只能有一种解释，他是特务，他奉命刺探我和李荆公“同心”到何种程度，看我当时是否惊惶失措，归来后是否举止失常。天可见怜，他攻我个措手不及，我反而因此心中无猜，做出幼稚坦率的回应，轻轻松松过了这一关。
没过多久，调查局沈之岳局长约我谈话。他的手法细致，第一步，他约了新闻界十几位中坚分子见面沟通，我也应邀而往。那天沈局长谈笑风生，解释外界对调查局的误解，他说调查局不是死牢，绝不用刑逼供，调查局也不是黑店，进来工作的人可以辞职脱离。那天沟通的效果很好。第二步，他约我和“新闻联络室”的人一同谈话，“调查局是否可以对社会大众宣传自己的业务？”他说调查局没这么做过，人人觉得这地方很神秘，他考虑如何向社会展示这个机构，改变大众固定的印象。
第三步，就是约我单独对谈了。他主动提起李荆荪，单刀直入：“你看‘中广’公司内部还有没有问题？”我的回答是：“李荆荪先生是上司，是党国培养出来的领导人，只有他考察我，我没办法考察他，只有他怀疑我，我不能怀疑他，我实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他沉吟一下，又问我：“你看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我赶紧说，这是非常专门的工作，外人不能随便说长道短。他说“好”，起身送客。我也不知道应对是否得体，沈先生门槛高，不容易一步越过，还有后续发展。
当局处理李荆荪案手法翻新，四处搜集新闻文化界的反应，重视批评。五十年代捕捉杂音是为了打尽同党，李案倾听异议，动机似乎不同，大家都说对李荆荪要公开审判（以前都是秘密审判），后来审判果然公开。开庭那天，有位老作家表示关心，约我同去旁听，我断然拒绝，我有理由相信他也是特务。
这位老作家大大有名，我钦佩他，时常约他吃饭喝茶。有一年他向我诉苦，他说现在受人陷害，他是反共的，那么陷害他的一定是共产党，他要向特务机构求助。我提醒他：“你知道特务是什么样的人吗，你如果到他的伞底下避雨，你就得一辈子为他打伞。”后来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某某机构接受了他的投诉，愿意进行调查。我默然无语，从此对他敬而远之。
公审之后，那老作家向我转述旁听时所见所闻。他说李荆荪的“精气神”都好，反应敏捷，坚决否认有罪。他说最后有一个例行的节目，李太太上台补充辩护，她言词流畅，声音响亮，表情诚恳，真是一位贤内助。他透露，“听说”李荆荪供出十几个有问题的人，小有功劳，判刑可能从轻。他一面说一面看我的脸，我知道他真的“打伞”去了！天下的特务都一样，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有第三只眼。
谁是特务，都是这样慢慢发现的。不过也有弄错的时候。
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我立即告诉他，台湾前途光明，蒋公必能光复大陆。后来局面变化，冷战结束，美苏和解，台北和北京终于两岸交流，“统一”的论说出现。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我说我还以为你是特务呢，如果我是特务，一定换一个答案，趁此机会引你入罪，怎会轻饶了你？
公审尽管公审，李荆公还是落了个无期徒刑，论轻重标准，一九七一年的无期徒刑，等于一九五几年的死刑，幸而无期徒刑有机会大赦减刑，后来改成十五年。案情逐渐明朗，我渐渐知道调查局先逮捕了一位报人，搜出一张几人合拍的照片，其中有李荆荪。被捕的人为了自救，供出这是他们在福建工作的时候所拍，照片中的某人某人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依照台湾那时的法律，凡是在大陆上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政府办理“自清”，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李荆荪隐瞒了这段往还。办案人员大喜过望，他们早就奉命查办李氏，苦于无从下手，有了这张照片，他们就有了突破的缺口。
李荆荪治事刚正，新闻界有许多轶闻流传。一九四八年《中央日报》迁至台北，李氏担任总编辑，情报机关为了跟布建在大陆上的工作人员联络，打算在《中央日报》开辟“家庭版”，由情报人员主编，文稿中暗藏密码，李荆荪极力反对。后来情报机关提出要求，他们派到海外的工作人员，用《中央日报》特派员的名义掩护，李荆荪又极力反对。两案都在《中央日报》内部未能通过。
一九六八年前后，“中国广播事业协会”发出公文，转达警察广播电台建议，要求各电台每天播送警察学校校歌。李荆荪突然发了脾气，他只是副总经理，居然作了如下的批示：“中华民国并非警察国家，该台此一要求可称狂妄……俟台湾成为警察国家时再议！”语气果断，开头并没有个“拟”字，一副怒不可遏的神情跃然纸上。
李荆荪使蒋经国“怒不可遏”的文章，也许是他在《大华晚报》“星期专栏”中的寥寥数行，他批评刚刚上任的经济部次长，他说此人本是省政府三级机构的主管，怎么可以一跃而为中央部会的首长，这一下子他所有的上司都变成了部下，行政伦理何在！那时蒋经国求治心切，破格用人，只是这位新贵次长的夫人是浙江小同乡，做得一手家乡小菜，蒋经国是个没有家庭温暖的人，难免时常应邀前往吃个午饭，听听乡音，人民大众不喜欢简单的故事，难免添加情节，《大华晚报》公开质疑，无异添薪助燃。那正是蒋经国爱惜羽毛培养声望的时候！
以我感受，李荆公并非有美国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有中共思想的左倾报人，他只是完全接受了新闻教父马星野从美国米苏里新闻学院带回来的那一套，又未能像马老师那般圆熟。在荆公看来，新闻独立、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不因美国而存在，不因台湾而消失。只是我觉得他对蒋经国和情报机构的憎恶，超过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需的程度。
台湾夏天雷雨多，常常殛死在田里工作的农人。当局派人研究，发现他们戴的斗笠由边缘向中心编成，最后用一根铁丝锁住尖顶，外表看不出来，电流一旦找到它，“爆炸”就发生了。也有人在穿裤子的时候“中招”，裤口拉链是金属做的。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英国还有两位女子，胸罩内衬有钢丝，因而一死一伤。
那年代，我们这些由中国大陆奔向台湾的人，“斗笠”里都有一根铁丝，雷电在我们头顶上反复搜索，李荆公在福建拍的那张照片就是他的“钢丝”。依当时警备总部发布的案例，一个女子被中共干部强奸了，都算是“与匪接触”，都要登记自首，我们这些经过抗战和内战的人，都从鱼龙混杂中走来，哪个能冰清玉洁？每当警总雷厉风行，雷声隆隆，我都觉得头皮发麻。
我也戴着斗笠下田，笠顶也藏着钢丝。譬如说，一九四九年华北战役，我做过解放军的俘虏，很好的题目，他们随时可以做文章。
还有一件事。幼狮广播电台台长物色写作高手，邀请某一位作家进电台工作，但是台长说，“你找人写一封介绍信。”找谁呢？“随便谁都可以。”王鼎钧行不行？“行。”这位作家朋友来找我，我很诧异，那时给幼狮写介绍信要有一张大脸，我的脸小，何况跟这位台长也没有交情。可是我跟这位作家是朋友，顺水人情，我又怎么推辞？信是写了，人也到差了，有一天忽然爆料，这位作家在家乡参加过中共的儿童团，虽然那时他只有十岁，也终于怏怏离开幼狮。我知道治安当局会调阅他的人事档案，看到那封介绍信，这也是我的一根钢丝。
五十年代之末，台湾出现霍乱。当时台湾省卫生处长许子秋主持防治，他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发现病例立刻公开发布新闻，患者送入医院，与外界隔绝，家属就医检查，看有没有受到传染，住宅内外消毒，多少天内禁止外人进入。如果患者最近到哪家馆子吃过饭，卫生局要去检查那家馆子，如果患者最近到哪家旅馆看过朋友，卫生局要去检查那家旅馆。卫生人员进入患者的四邻检查厕所，也检查附近的公厕。如果发现有人咳嗽发烧，也要强制送进医院检查。如此这般追踪过滤，“斩草除根”，“除恶务尽”。患者死亡，家人不能领尸，卫生局办理火化。“世卫”宣布台湾是疫区，警报解除以前，台湾的水果不能出口，台湾的游客也不受欢迎。
那一次我深刻领悟，中国大陆是警总眼中的“疫区”，我们都是由疫区来的“带菌人”，必须密切控管。在警总眼中，每捉到一个“匪谍”，就是发现了一宗霍乱病例，他的朋友同学亲戚甚至家人都可能是带菌人，或者就是下一个病号。就像卫生局对付霍乱一样，他们也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由局部推全面，由表面推内层，由一时推历史。对疑似病例，也要宁枉勿纵。卫生局对霍乱疫区来的人，隔离察看为期十四天，警总对我们从“政治疫区”来的人，隔离察看一生，而且及于子女。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致命伤叫“五人联保”，每个人都得去找四个人，互相保证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连坐。也就是说，其中如有一人涉案被捕，理论上办案人员可以再捕其余四人，而这四个人又各有自己的“五人联保”，理论上办案人员可以再捕十六人。到底牵连多少人，全看他们的“需要”。理论上像我这样的人，说不定就在下一个小时、下一个星期五，或者下一个月，“落得一身罪衣罪裙”。
所以尘埃尚未落地。有一天，董事长梁寒操先生找我谈话，他指出我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观点谬误，我唯唯。他忽然说，荆荪嘛，我们都觉得他不错，可惜他没有自首。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快去自首啊！自首就没事了。他说广东官话，我装做没有听懂。必须交代，梁公一向对我很好，我结婚，他是证婚人，我得到“中山文艺奖”，有他一票，公司一度要调我去做台南广播电台台长，他很支持（我推辞了）。他一向不食人间烟火，何以忽然这样深入下界？何等人对他说了何等事？我只知道，我的江湖扁舟已是到此为止，应该做退休的打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