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越来越精致，“省籍情结”本来叫“地域观念”，当然后胜于前。
我到台湾以后，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在当地交朋友，这是我多年流浪之后、反躬自省之时得到的“智慧”。
可是在技术上我是无能的，只有在文章里面做一些不着边际的努力。
那时台湾流行“吃拜拜”，每年到了一定的节日（多半在七月中元节），家家大摆筵席，客人越多越有面子，有时候连第一次见面的初交也邀过去，十桌二十桌流水席摆在门外路旁，真有“千里搭长棚”的气势。
那时候，基督教某些教派反对吃拜拜，认为那是异教祭祀使用的食物。我总是劝他们，主耶稣常常在贪官污吏家中吃饭，你只要举行谢饭祷告，食物就洁净了。他们说，牧师不是这样讲的。我说牧师只要教友，不要朋友，我们既要教友也要朋友。牧师高风亮节，信徒捐钱供养，我们深入浊世，自己辛苦谋生，需要合作关系，同事来请你，你打了他的左脸，难道以后他会再让你打右脸？教会收到钞票，牧师岂能保证上面从来没沾恶人的指纹？只要进了教会的捐款箱，祝谢了，也就洁净了。
非教徒另有理由。一个同事对前来邀请的人说：“你们的菜很难吃！”可想而知，对方的脸色难看，多年以后，我知道这句话伤害了他，他永远不肯原谅。那时台湾的烹饪水准低于“中原文化”，一般食物多用蒸煮，像炒爆之类的“高级技术”难得一见，但是从“中原文化”里出来的人，无论上馆子还是下厨房，岂能永远没有蒸煮的东西？大家都是稀饭馒头养大的！本地人请客，即使他的菜真正难吃，我们也要吃，而且要多吃！
大约是一九五五年以前吧，报纸迁就台湾同胞的阅读能力，发展漫画，一部分作品向台湾社会取材。漫画家为台湾妇女造型，大脸盘，两腮横肉，门牙“爆”到唇外，小腿大腿一般粗，赤着脚穿木拖板，大趾又粗又长，高高翘起。那时“上班族”进了办公室先喝茶看报，“外省人”欣赏这些漫画，又说又笑，引起本省籍同事的反感。我一看情形不妙，写信到报刊建议改善，可是漫画仍然是那个样子。我的收获是因此结识报界的资深编辑童常。
说着说着来到六十年代，童常先生主编《新生报》副刊，经常定出专题征稿，用心鼓励“第一次投稿”的新手，文章技巧朴素而生活经验真切，他可以说是最早提倡“全民书写”的人，《新生报》因此增加了许多订户。可是他忽然被捕，居然判了死刑，耳语传播他为中共工作，他的“全民书写”也成了罪状，也有人找我问长问短。当初看漫画管闲事，后来居然有这样的发展，使我想起那四只著名的猴子：不说、不听、不问、不看。
有一次，我和小说家王蓝闲谈（那时他还不是“果老”）。我说咱们“外省作家”写的散文小说常常提到台湾的“下女”，也就是女佣，在作家笔下，“下女”又自私又偷懒，别家多出一点钱她马上跳槽，原来的雇主对她很好也没用，她说走就走，一天不肯多留。我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句话还算不算数？“下女”难道没一个正面人物？王蓝一言未发，后来写了一个短篇，里面的“下女”有同情心，能为雇主设想，不计自身得失。大家手笔，从容委婉。那年代以我所见，仅此一篇。
“下女为什么对雇主没有感情？”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怀想大陆时代的忠仆，终身跟定一个主人。我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间接回答，以我理解，当年大陆上有很多人家没有饭吃，这批人可以称为“饥饿群”，他们依傍殷商富户安身，今生今世不作二想。现在台湾没有这样的“饥饿群”，女人的自主权比较大，所以计较待遇，挑剔工作，不合则去，她们有独立精神。
王蓝的小说和我的杂感都没有发生影响，大概那些人也都是“不听不看”的。
话到此处，我想起当年台北市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姐，也就是随车售票的服务员。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重建，她们是弯过腰流过汗的。我看到一本书叫做《福尔摩沙的女儿们》，记载当年女性职场的奋斗精神，作者忘记写“女车掌”，我该在这里补上一笔。
我在未到台湾之前（一九四七），就对台北市的“女车掌”有深刻的印象，《大公报》登过一篇通讯介绍她们。那位记者描述，每天早晨，这些十几岁的女孩，穿着制服，挂着售票袋，挺着胸膛，红着面颊，大步走上工作岗位。这个形象终于新鲜活跃地显现在眼前。
《大公报》说，台湾女子职业发达，“车掌”全是女孩，她们每到一站大声报告这一站的名称，声音清脆悦耳。有一个男孩考取了这个工作，第一天出动，第一次呼报站名，满车乘客听了大笑。男孩整天不敢再开口，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
等我来到台湾（一九四九），车掌仍然清一色女性，她们已不报站名，她们已经和乘客有了对立的情绪，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乘客拥挤，“沙丁鱼罐头”的比喻就是那时候在台湾开始流行的。
资料显示，一九四六年台湾人口六百一十万，一九五○年激增为七百四十五万，其中绝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逃出撤出的“外省人”，今天称为“新住民”，把地域因素转移为历史因素，很好。一九五○年以后，新住民继续增加，这些人多半先奔大都市寻找生存的机会，到处搭木板屋，摆地摊，也到处挤公共汽车。
那时台湾人口的出生率很高，六十年代，蒋梦麟说“一年增加一个高雄市”。方豪神父写过一篇杂文，把“同舟共济”改成同舟共“挤”。六十年代结束时，台湾的总人口到达一千二百九十八万九千一百二十六人。
那时台北市的公车班次少，乘客不守秩序，车子到站，大家一拥齐上，犹如“抢滩”。上车以后，男女挤在一起，马路坑洞多，车身颠簸，乘客身体抖动，称为“挤舞”。公车的设备差，车门坏了还没有装好，暂且用一根铁链拦住门口，照常出勤，乘客挤得车掌没有容身之地，她一只脚踏在车门之内，一只脚悬空在车门之外，身体倚在那根铁链上随车飞行，远望好像是杂技表演。
那时规定，车子到站载客时，车掌要先下车，站在地上收票，最后尾随乘客上车。有一次乘客爆满，把车掌的位置占据了，把司机的视线也挡住了，车掌无法上车而乘客催促开车，把车掌甩在车后追赶喊叫。
那时有人用台湾话形容一般新住民，说他们“只有路、没有屋”，意思是奔走四方，流离失所，没有恒产恒业，也就没有“根”。我看那时多少新住民风漂水漂，身不由己，既没有活路也没有死路。公车班次少，没有候车亭，烈日煎熬加上风尘扑面，这些乘客的心情怎么好得了。
学者说，你把动物（猴子或老鼠）密集地关在一起，这些动物就会彼此仇视，互相攻击，那时公车管理处每天重复做着同样的试验，车掌是首要受害人。
话虽这么说，新住民到底是寻活路来的，那就该凭修养过日子，广结善缘。可是他们却经常和车掌发生争吵，态度凶狠丑恶，好像有深仇大恨，我常看见小姑娘的脸上挂着泪痕。“适者生存”嘛，小姑娘总不能永远天真烂漫，经过历练，她们也发明了一些伎俩捉弄乘客，也用自己的母语骂外乡人，也会长出尖牙利齿。我曾遇见如下有代表性的场面：一个胖太太，一面和车掌对骂一面下车，她一只脚已经落地，一只脚踩在车上，就那么停住了，她使车子不能开动，延长作战的时间。这一方用台语，那一方用“官话”，双方显然都能听懂对手说什么，所以你来我去没个完。
依公车处规定，车中发生重大争执时，司机要把车停在路边等待解决。这时车上的“新住民”责备车掌耽误大家的时间，他们从没想过主持公道或排难解纷。
有些男人品德很差，他上车下车故意擦撞小姑娘的身体，小姑娘剪票收票，两手忙碌，无暇防卫，《中央日报》在一条新闻里说，车掌小姐应该披挂“铜盔铁甲”。下车的时候车掌要收票根，无聊男子把票根揉成绿豆大的纸团放在手心中间，小姑娘伸手来抓，他就把手心凹下去让她抓不起来，一而再、再而三，让小姑娘的指尖“挖”他的手心。也有人趁机会塞一张小纸条给她，上面写一句调戏的话。
有一个男乘客没在争吵中占到上风，下车后越想越气，他拦了一部出租汽车追上前去，狠狠地打了那车掌一个耳光。
直到一九六六年，台北市公车管理处训练车掌“示范服务”，还要求她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一九六七年春节假期，警察消防人员医生和护士格外辛勤，舆论赞美慰问，我在文章里提醒一句：莫忘了还有车掌，她们是“最受委屈的人”，一片恭喜发财声中，只有她们还有机会听到“她妈的”。
我今天费这一片笔墨重提这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也重提我几篇“被遗忘的文章”。
那时许多文章讥讽车掌有“晚娘面孔”，要求车掌在服务时面带微笑，我立即反问：你到税务局、区公所、电话公司办事的时候，他们可曾对你微笑？你的董事长、总经理可曾对你微笑？车掌一个月拿多少薪水？公车处长、台北市长、行政院长一个月拿多少薪水？他们都不笑，车掌为什么一定要笑？车掌板起面孔尚且遭到调戏，倘若微笑那还得了？
我又说，台湾女子就业的比例高，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车掌工作很辛苦，她们都有敬业的精神，外来的人应该体认这是优点，应该想到外来的人家产荡尽，子女都要投入职场，要欣赏怜惜这些车掌，她们和你我的子女同类。
我又说，她们的年纪都还小，随车服务可能是她的第一个工作，社会应该善待她们，如同善待幼苗。多少乘客都是国破家亡负伤含恨之人，心中的喜怒哀乐不能控制调节，对公车的不满、对时势的不满转嫁到小女孩的头上，这些小女孩怎能理解？她们的心受了伤害，怎样为外省人塑造形象？将来为人妇为人母，怎样影响她们的丈夫和孩子？我们的子孙在他们的子孙面前怎样立足？
那些经验“遍身是口也说不完”，然而这只是一半经验，还有另外一半。
我说过，我曾经希望和本省的小说家廖清秀做朋友，我们一同参加“文协”小说组（一九五一）。廖在小说组结束以后，很少再和同学师长来往，偶尔聚餐，他从未参加，我也不知他住在哪里，信件一律由他的工作单位转交。
廖清秀和陈火泉、钟理和、钟肇政、施翠峰、李荣春合办的《文友通讯》，提出作品切磋砥砺，我很向慕，很想向他借来一读，我想写篇文章称赞他们。两次情商，他都没有答应，后来我受挫折感支配说错了话，我对他说，《文友通讯》的模式很好，可以公开展示出来给许多青年作家做榜样，何必怕别人看见？警备总部如果想弄一份，他们很容易办到，不如干脆按期寄一份给他们，也寄到“文协”、“作协”、“妇协”。我想我失言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听说《文友通讯》自动停止了！不禁为之愕然。
后来有评论家说，廖清秀结识了几个外省人，得到协助和援引，所以能在文坛立足，其中提到我的名字。我想我应该替他剖白，我对廖清秀毫无帮助，恰恰相反，我编“人间副刊”的时候一再退他的稿子。那时老板要求人情味和趣味性，清秀兄走的是严肃文学的路子，我处理稿件压力很大，弹性很小。他为人厚道，从未因此责怪我。我退稿时必定附一短信，说明缘由，后来有人亮出一叠信件，证明外省编辑打压本省作家，他没有。
廖清秀有他的立场。台湾庆祝光复十周年的时候，“中广”公司要做一连串访问节目，请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士现身，文学方面预定是廖清秀。我问他：你到“中广”来接受访问好不好？他说好啊，什么时候？我说光复节那天播出，他一脸愕然：“为什么在这一天？”我也怔住了：“为什么不能在这一天？”不待对方回应，他马上知道我的答案，我也马上知道他的答案（台湾本土人士管“光复节”叫“降伏节”，光复、降伏两词在台语中同音）。彼此互相报之以默然。他为人厚道，至今写文章公开感念他和赵友培、葛贤宁的因缘，但是也请“台湾意识”挂帅的人了解，他并未丧失立场。
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七年，我编《征信新闻报》“人间副刊”，尽可能采用本省籍作家的文章，有一些掌故可记。
我说过，《中央副刊》高速度处理来稿，立即刊用或立即退还，曾使我身受其惠，所以我编副刊也照着做。我退稿时写一短信，说明理由，希望他理解我有局限。最近我读到名作家蔡诗萍的谈话，他回忆早年的投稿经验，称赞我的回信。
一样米养百样人。我退了一位本省作家的稿子，他立刻又寄回来，我以为助理遗漏了，亲手再退，谁知第三天再度收到，我退稿时写了信，来稿别无只字片语，我知道这叫反弹。思量许久，我把这篇文章替他转投到另一家副刊去，那一家报纸的老板不管副刊的事，主编取稿比较宽松。后来知道，这篇稿子原是“另一家副刊”的主编当做热番薯抛给我的。
那时“人间副刊”版面小，方块专栏、长篇连载、名画家沈铠画的插图和他设计的“刊头”，都是固定的内容，我每天只能发一篇两千五百字的“头题”。有一位本省作家常从国外寄文章来，写得很好，但是每篇三千字，这多出来的五百字怎么办，砍掉了，心疼；第二天续登，文章断了气。为了容纳他的文章，我有时砍掉他五百字，有时抽下自己写的方块。我不断写信请他别再超出两千五百字，他照样寄三千字的稿子来，不作任何讨论，我们这样一直遥遥相对到“最后”。
顺便提一件七十年代发生的事。名诗人痖弦去美国进修，我到幼狮文化公司替他看家，他临走在《幼狮月刊》策划了一个专辑，回顾台湾十年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他请一位本省籍的学者写台湾的平剧。我一看稿子，他对军中剧团一字未提。就史料来说，国军文艺运动推展平剧很有成效，就政治敏感来说，青年救国团办的刊物怎可“掩没”总政治部的贡献？我请他增加一段，他也是一字未添、一言不发，原稿再寄回来。你猜我怎么办？
我十分佩服黄春明的小说，他写实，但是有灵气。他曾在“中广”公司台南电台工作，虽然难得见面，总算是同事，有时在明星咖啡馆不期而遇，还可以交谈几分钟，不像某某人见了我们一脸戒备之色。
有一天晚上，我和黄春明一同从某处出来，两人都愿意步行。我们走了很久也谈了很久，马路很静，只有我俩的声音，那是我和“本省作家”最接近的一次。我谈到文学创作和杂文有别，创作自有天地，无须和国民党争空间。我说你写诗写小说是飞鸟，我写杂文是爬虫，我的处境比你艰难。我说坐牢对作家的声望可能有帮助，对提高作品的境界并无帮助，反而可能污染作家的心灵。我认为国民政府对本省人比较宽松，对外省人比较严厉，我希望有人能作出统计，台湾一共有多少外省人，有多少本省人，至今有多少本省人、外省人涉案被捕，各占人口数的百分之几。
能作中夜长谈，可以算是有交情了吧，可是我一直谈，他一直默不作声，没有回响，没有交流，没有质疑，又好像谈不上交情。无论如何这是良好的开始，可是不幸的事接着发生了。
我向他邀稿，他寄来一篇寓言体的小说，一群无头苍蝇聚在一起开会。那时正值国民大会的会期，每天都有大幅新闻报道，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改选“总统”，这时候我如果刊出“无头苍蝇”的故事，对我会怎样？对黄春明会怎样？对《征信新闻报》又会怎样？我跟黄春明商量，可否把小说压下来，两三个月以后国大新闻冷却了再登，他说那就算了吧！国大会期未完，“无头苍蝇”在另一家副刊出现，人家不怕，登出来以后也平安无事，人家那位主编是蒋经国的人，能担当。可是黄春明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再和他打交道就难了，思想起来，好不憾煞人也。
我很佩服钟肇政的小说，以音乐作比喻，我觉得钟肇政似巴哈，黄春明似莫扎特。钟肇政表示只写长篇，不写短篇。“人间副刊”的长篇连载和方块专栏都由余社长亲自安排，谈到长篇，他那时心目中只有“四大名旦”：张爱玲、聂华玲、于梨华、琼瑶。我请张爱玲写稿，久久无成，他很失望，我对长篇几乎已经没有发言权。
我也曾想来一次擅权专断，先把钟肇政的长篇推出来再说，又恐怕这个连载叫好不叫座，遭老板“腰斩”。那时做老板创业艰难，他处处想在员工前头，事事做在员工前头，我们跟在后面大跑小跑，上气不接下气。他英明果断，朝令夕改，突然来个急刹车，大家人仰马翻。我接编之前他连斩五个长篇，包括天王星赵滋藩在内，有人形容前任老编面如土色。
我只连载了黄娟写的《爱莎岗的女孩》，那是一个中篇，大约一个多月就登完了，老板可以容忍。
我只有邀请小说家写短篇，姜贵的许多短篇都是我催生的，后来应凤凰编入《姜贵短篇小说集》。我大胆采用了七等生的六个短篇，他的语言个人特色强烈，号称“有字天书”，意象繁复，造境诡奇，我很佩服。后来我看到他的年表，他某一年在某些刊物发表了哪些作品都有记载，不知为什么漏列了“征信新闻报人间副刊”的名字。
我登过李乔、季季、叶荣钟、林怀民、林献章的文章，都是用心约来。那时“人间副刊”的公信力还很弱，本省籍作家已经有了挑剔媒体的实力。我请本土资深作家叶荣钟赐稿，他慷慨大方，合作过一段时间。他写散文一面记叙一面议论，其中总有认知上的差距，那是一九六五年，意识形态阴影未散，后来他的稿子就断了。
我很怀念钟铁民，他是台湾现代“文圣”钟理和先生的公子，那时他年轻，一见之下我有“故人之子”的感动。他的身材略有畸形，但神态泰然，完全没有自卑感，也没有利用缺点制造优势，很文静，文章细致，有些放不开，和我相同。他后来好像退出了文坛。
我是否可以说“台湾人”的个性倔强？我个人的主观经验如此。我参观李茂宗的陶艺后写过感想，我说杨达的玫瑰压不扁，李茂宗手中的陶土可以炼钢铁，成岩石，作皮革，他把陶土的物质功能发挥到极高。他又超脱陶土的“殊相”，赋予生命力不屈不挠无惧无悔的“共相”，其精神境界表现了普遍的台湾性格。
在台湾交朋友很难。还记得我到《公论报》工作的时候，遇见一位日本来的台湾侨领，他是李万居社长的朋友，居然有兴致找我聊天，他讲的话我闻所未闻。
他问我为什么不去读书，我说我是大家庭的长子，必须工作赚钱。他说：“中国的孝道埋没了很多年轻人。”他问我对台湾有什么看法，我说：感谢上帝，地球上有个台湾。“你信基督教吗？”我说我十四岁受洗，现在信仰并不虔诚。他点点头：“有适当的距离比较好。”
最后我问他怎样看“外省人”，他毫不客气：“你们外省人将来都会得精神病。”为什么？“你们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说那不一样，他们如果决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们想回去但是不许回去。他说了一个比喻：“我们可以一整天坐在这里，如果有人拿了枪站在门口，不准我们出去，我们一分钟也难熬。”
他还说，郑成功到了晚年，他带来的子弟兵都生了严重的怀乡病，他下令禁止再谈反清复明，违令者以扰乱军心治罪。
这些年，我越想这位侨领越“神”，他大概是在一九五四年说出这些话来，那时候，他（他们？）就把我（我们？）看“衰”了？
到了八十年代，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新住民”回到原居地，只见到哭哭啼啼要钱，只听到对反革命家属和海外关系的怨恨。还乡的人一生血汗，倾囊也不足以弥补。有一位“新住民”作家以善与人交著称，他听到“旧住民”的朋友讥讽：你们不是整天怀乡吗，你们不是念念要寻根吗，现在滋味如何？他说这哪里像朋友？朋友怎会等着看你的笑话？他说他在台湾三十年很失败，并没有交到朋友。
我结交的“旧住民”很少，吴氏图书公司的创办人吴登川很够朋友，那是我出国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