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十月，台湾电视公司开播。
起初，电视机售价昂贵，没有彩色节目，每天只播出几个小时，节目制作也相当粗糙，但是它能让我们“看见”：看见“总统”检阅陆军海军，看见电影明星上台亲手接过亚洲影展的大奖小奖，看见联合国开会，看见毛公鼎、罗浮宫、英国国王的皇冠，人端坐不动，可以看见山前山后，江头江尾。
于是无线电广播的优势立刻结束，台北广播事业公会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广播年鉴》记载了官方的统计数字，照这些数字演算，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这十年是台湾广播的黄金时代，台湾的收音机增加了十九倍。一九六二年台湾电视公司开播以后，一九六八年“中国电视公司”开播之前，这六年之间电视机增加了七十三倍！
“中广”公司有一个“业务所”装备收音机出售，资深经理姚善炯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往事，他说台湾电视公司成立以后，收音机的销路不断下降，业务所生意清淡，他用“乏人问津”形容最低潮。
“中广”公司也曾认真研究怎样和电视竞争，最后的结论是，“中广”必须增设电视部，电视和广播双轨经营，相辅相成。我想起韩战发生后，美军喷气机出动参战，台湾飞行员面对这个先进机种瞠目结舌，军方也曾认真研究怎样用螺旋桨战机和喷气机作战，结论是必须购买喷气机。
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我们事先听到消息，也曾有过一番争议。黎先生是中央政校（政治大学前身）的杰出校友，李荆荪的同学，但是他脱离新闻界进入了情报界，借用居浩然对这一行的描述，“背后有一手，站出来不能上电视。”“中广”盛极而衰，他会怎样振衰起弊呢？
黎总到任，立即个别约见各部门主管，了解情况，咨询意见，决定着手做三件事：第一，把“中广”仁爱路本部的办公室扩建为三层楼，配合业务发展；第二，给员工加薪，提高士气；第三，办电视。第一件事情容易，第三件最难。
黎总的行政才干似乎超过魏总，“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他先把容易办的事办好，威望建立了，士气提高了，于是派工程人员出国考察采购设备，派节目人员出国进修学习技能，运用党政关系向银行贷款盖十层大厦。他力排众议，决定办彩色电视，后来居上。
最初的构想是“中广”公司成立“电视部”。电视多娇，英雄折腰，那时台湾有二十八家民营电台，他们也面临生存危机，决定联合起来办一家电视，扩大生存空间。社会上还有所谓“有力人士”，也向交通部递出申请书。那时朝野上下，都认为台湾面积小，人口少，广告资源也有限，最多只能有两家商业电视，政府当局决定由所有申请人合办这第二家电视，于是三山五岳的英雄豪杰都到“中广”来开筹备会议，展开激烈冗长的争吵。
那时二十八家民营电台的创办人皆非等闲人物，联手进攻，声势浩大，连于斌总主教这号人物也代表益世广播电台披挂上阵。“中央”授意，未来的“中国电视公司”属于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党股要占多数，经营的实际权力要握在党的手中。但党“中央”对民营电台的联合阵线没有约束力，全靠黎世芬通过协商的方式完成，这个任务的难度很高，几乎就是与虎谋皮。
如何分食这一块电视大饼，历经十八次协调会议，对方人多口杂，有时发言的品质粗劣不堪。想当年“中广”公司要做广告，民营电台群起反对，双方只是隔空交火，这一次却是坐在会议室里鼻子碰鼻子。据参与会议的人描述，黎总是基督教的布道家，可以忍辱负重，他也是情报界杰出的上层人物，能够翻云覆雨。党部派出的筹备委员实际上只是观察员，漫长的十八次协调会议是十八次战役，黎世芬亲冒矢石，伤痕累累。
“中广”的副总经理李荆荪也是筹备委员，他有时实在看不过去，起而发言，声色俱厉。有一次，某台长站起来摆出江湖老大的威势，议事无法进行，李荆荪立刻发出警告：“这是台北，不是上海码头！你在上海的事我们都知道，从明天起，请你连续看一个月的《大华晚报》！”（李是《大华晚报》董事长）这位台长才安静下来。
李荆荪使黎世芬能保持基本的颜面和风度，协调结果也符合“党的利益”，李因此也成为民营电台的公敌。实际上“中央”并未规划李荆荪进入“中视”，李也没有这个意向，他甚至并不喜欢黎世芬这位老同学，马老师（马星野）劝他留下来。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国电视公司”在“中广”主导下开播，一九七一年二月，“中视”大厦启用，十一月，李荆公遭调查局逮捕，黎总经理听到消息，流下眼泪。
还有更大的难题。“中国电视公司”奉准成立时，“国防部总政战部”表示很大的兴趣，王昇上将永远在提高官兵的忠诚、士气和知识水准，他对电视这样的利器钟情已久。他希望军方对“中视”的经营也有发言权，“中视”能在节目方面分出相当多的时间，由“总政战部”全权使用（负担全部节目制作费用）。国民政府党政军三权分立，总裁既然没有指示，“国防部”也没有正式出面洽商，中央党部反对军方以“技术层面”在“中视”的节目内成立“租界”，授意黎世芬阻挡。那年代王上将心想事成，黎总赤手搓方成圆，所受的“内伤”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电视公司”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成立，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开始试播，十月三十一日正式开播。万事俱备，黎总向股东会提出报告，有人突然发难，质问购买机器的回扣到哪里去了。黎总一生清白，他知道回扣的下落，可是他不能说，股东都知道回扣的下落，也都知道黎世芬有口难言，可是偏偏穷追不舍，董事长木雕泥塑，作声不得，惟恐自己惹上嫌疑，这就把黎总推挤到瓜田李下，在他的品格上泼墨涂鸦，那一刻，恐怕是黎总一生最痛苦的时候。这是把黎世芬的廉洁当做他的弱点来伤害他，然后由他自己伤害自己。
李荆荪既非党股代表，亦非董事监事，没有出席会议。节目部副主任杨仲揆要求以列席员工的身份发言，他非常沉痛地说，“中视公司”现有资产用“亿”计算，“中央”没拿出一文钱来，黎总“赤手空拳，为党造产”，现在大会没有一句话肯定他，没有一句话安慰他，还要为难他，消息一旦传出去，全“中广”全“中视”的员工都要心灰意冷，这怎么能维护发展党的电视事业！他这一番话正气凛然，这才打破僵局，转移话题。
“中视”开播时，我对杨仲揆说，黎总艰难创业，“党中央”该给他奖章，董事会应该通过慰问嘉勉的提案，否则无以策励来兹。杨仲揆福至心灵，把那番话用上了，黎总大为感动，后来他把杨仲揆调回“中广”，历任节目部经理和海外部经理，最后还想举荐为副总经理，未能成功。
“中视”筹备期间，我参加一部分文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开播，副总经理张慈涵先生希望我能到“中视”节目部以副经理名义兼任编审组长，我说电视是个争大名夺大利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碰撞必定激烈，我自问没有能力在那样的环境中有所建树，还是留在“中广”公司吧。那时广播、戏剧和新闻三界多少英才志在“中视”，纷纷央党政要人写信推荐，黎总没有时间细看，人事室把它们简化了，造成一份名册，名册的格式很特别，第一栏先写推荐人，第二栏才是被推荐人，下面依次是被推荐人的学历、经历、希望担任什么职位。黎总披阅时，先考量推荐人对公司前途的影响力，然后才是想来谋职的那个人是否适任。他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还能想到调用我，实在是我的荣幸。可是这时我的虚荣心所余无多。
后来编审组长由副经理杨仲揆兼任，一九七○年年底，杨仲揆找我，他说工作实在太忙，很希望我去为他分劳。我初入“中广”担任编撰时，他是编撰科长，他的学养很好，我曾经说他“言忠信而行笃敬，明理论而通实务”。那天我们的谈话值得一记。
我说“中视”人事关系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排挤比“中广”更甚，长于权谋的黎总经理行事风格，只有更加“兵无常法、水无长形”，我和他之间没有足够的默契，善始难以善终。他说《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才是统驭大师，你在“中时”多年，看见过沧海，怎么还会怕水？我说《中国时报》是余董的私人事业，私人事业的老板握有绝对的权力，说得到做得到，善善能用，恶恶能去，无论朝三暮四还是暮四朝三，总会五六不离七。“中视”公司不同，黎总只有相对权力，人事制度、会计制度、长官意志、党政传统处处设限，他说得到做不到，为了推动工作，只有伸出马鞭对空虚指：“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他比较难伺候。
杨仲公知我甚深，他话题一转，谈到我怎样开始做影评人，谈到影评人老沙、萧铜、汪榴照，谈到新闻局拍纪录片我写过几个剧本，他说我对杂志、报纸、广播、电影都有工作经验，倘若再加上电视，那就经历完整成为媒体写作的全才了！写作是我最后的执著，他这句话击中要害。
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中华日报》销路下跌，广告减少，中央特地把楚崧秋从第四组主任的高位请下来，担任《中华日报》的社长，高层认为只有他能够把《中华日报》的形势拉高。有一天我接到楚先生派人送来的一张便条，他用蓝色铅笔写着：“鼎钧同志，请来《中华日报》一谈。”字体大，笔画粗，很像是公文的批示。那时我也认识几个大官，从来没见过这样高的姿态，心中暗想，我可以去见你，但是无论你说什么，休想我答应。
后来我知道，蒋公喜欢用一种高档的进口铅笔批公文下条子，那种铅笔不用刀削，而是用手指一圈圈剥开。蒋公的“身边人”外放独当一面，喜欢仿效，楚先生跟中央党部四组写便函也如此做，我不懂事，错过他的美意。
见了面，楚社长第一句话就像判决主文，要我接编中华副刊。我对副刊的志趣实在已被《中国时报》消磨净尽，我想到了“中视”公司，我说“中视”通知我去做编审工作。他的口气强硬：“黎先生要用你，他当然优先，除了这个理由以外，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跟他做过事，他用老长官对老部下的口吻对我说话，毫不“见外”，我了解他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诚恳。
那时副刊还是报纸表现特色的地方，要改变《中华日报》就要改变中华副刊，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正好原来的资深主编小说家南郭也倦勤了，我想间接参与楚先生的雄图回报他的知遇，想起小说组同学蔡文甫，如果文甫兄来接手，我就从旁使得上力气。我没有时间考虑，仓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长很不客气地说：“我是要你来编副刊，不是要你推荐人才。”他把我挤到了墙角，我想效法一下战国时代的游士，我说蔡文甫是《中华日报》驻汐止镇的记者，怀才不遇，如果新社长识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报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气。这句话他听得进，那时候“提高士气”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为副刊主编。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他还把主笔高阳升做总主笔。
楚社长鸿图大展，《中华日报》转亏为盈，中华副刊也成为联合副刊、人间副刊之外的“第三势力”，好比三国时代的西蜀，报纸依然能保持绅士风格，淡雅面目。“中国电视公司”的局面就艰难得多了！
依国民党的理想，设立电视可以塑造国民品格，提升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而党的大政方针寓于其中逐步实现。国民党向来反对传播媒体商业化，“蒋委员长”当年说过，办文化事业赚钱，“还不如去做贪官污吏”。
可是国民党一手主导的电视时代，连三家都是商业电视！新闻学者有言在先，广播可以有限度竞争，电视不可以竞争，商业电视有竞争的天性，办“中视”，就是由它和“台视”竞争，再办“华视”，就是由它和“台视”、“中视”互相竞争。观众的结构犹如金字塔，素质越高，人口越少，素质越低，人口越多，电视节目要有最多的广告，就得有最多的观众，要有最多的观众，还能有很高的水准吗？国民党的理想还能落实吗？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呢？未来的得失是怎样评估的呢？我没有读到任何文件，也没有听到任何传闻。
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视”的一级主管由“主任”改称经理，提供广告的商人由客户改称“广告主”，他们才是主人！我们也开始私下称黎总为黎老板。广告主不是中央四组主任的那个“主”，也不是警总政治部主任那个“主”，唱片公司做广告，关心你能使多少人学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圣希贤，化妆品的广告要使你羡慕浓妆艳抹，而非安于简单朴素。蒋经国呼吁大家“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而电视节目必须迎合视听之娱口腹之欲，节目和节目间竞争，电台和电台竞争，竞争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为制胜的武器。
就在这种局面之中，我去做“中视”的编审组长。
英美的电台没有编审，只有编辑，黎总由香港请来的那位杜副经理，首先打听编审组是干什么的。编辑是技术工作，编审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检验节目内容。黎总由日本请来翁炳荣做节目部经理，翁先生对台湾的意识形态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单位帮他拿捏分寸，编审组的责任很大。
我到差以后才知道，节目部在电视幕上打出的每一个字，事先都要我签字。一天又一天过去，我发现“世上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鸿章在电视剧中的台词。）例如：
这年头人心不古！
这年头没有是非！
这年头好人难做！
这些话，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过，所谓“这年头”，指的是国民党政府。台湾的剧作家多半是他们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不知不觉也用了，我只有把这三个字删去。
在某一次综艺节目里，主持人和来宾对谈，来宾的普通话很生硬，两人有如下的问答：
你说的是哪一国的国语呢？
是台湾国语啦！
台湾、国语？台湾国、语？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也只有删去。
有一位制作人送来一套连续剧的剧本，故事以大陆逃亡来台的一个家庭为主线，剧中人一家离散了，二十年后，一个儿子长大了做警察，一个儿子长大了做流氓，女儿长大了沦为娼妓，兄弟姊妹互不认识，他的流氓儿子白嫖了他的女儿，他的警察儿子枪伤了他的流氓儿子，这个家长的名字居然叫“钟正”，影射“中正”！编审居然通过了这个连续剧的企划书和故事大纲！我扣住剧本，要求修改剧情，改换“家长”的名字，弄得节目延期播出，惊动层层上级，董事长、总经理，节目部主任态度冷淡，并没有斥责任何人，也没有对我表示支持。
这就怪了！
我开始了解，节目制作先要找到广告支持，他把节目企划书拿给厂商看，厂商有能力研判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如果厂商表示悲观，制作人就得改变企划。“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没有票房，你必须“越雷池一步”，这一步是一小步，雷池就是新闻局手中的电视节目规范。
如何面对新闻局的干预呢？新闻局当然也会吹哨子，那么电视公司就退后半步，下一次，以这半步为起点，再向前越线一小步，由隐而显，由少而多，持续又断。新闻局小题不能大做，等到小题累积变大，那又只好大题小做。这就把新闻局承办的科员科长弄成温水青蛙。
还有，电视公司是互相竞争的，我进“中视”的时候，制作组有两架电视机，同时收看两家的节目，我离“中视”以后，台湾增加了一家电视公司，制作组也增加一架电视机，同时收看三家的节目，观摩比较，目不转睛，一家违规，两家跟进。电视公司的老板都是蒋氏父子身边的红人、眼中的能臣，编审组以下级监督上级，以外围监督核心，又能济得甚事？
电视公司的老板，熟读党员守则、总裁言行，也进过革命实践研究院，于今受领袖付托，掌国之利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任何人来“中视”当家都不能赔钱，电视是花大钱的事业，营运成本极高，政府赔不起，谁赔钱谁的忠诚、才干、革命历史尽付流水，他只能鼓励部下赚钱，至少也得放任部下赚钱。好官不过三年五载，但求任内平安，万一为赚钱闯祸，由他承担，一根稻草压不垮他。如果责任沉重，他承受不起，还有制作人和编审组长可以承担。如果制作人通“三务”中的第三务，那就把一务也不通的编审组长压死！
空口无凭，郑学稼为证。这位著名的政论家曾担任“中央广播电台”新闻组长，后来辞职，他有一篇长文说，“对上级指示无论执行与否，都会受处分。”他任职期间，台湾文艺界发起运动，“肃清黄色、赤色、黑色作品”，上级指示这条新闻对中国大陆播出，如果不播，那是抗命，如果播出了，中共利用中央台新闻攻击台湾法西斯化，上级追究责任，尽管你是执行命令，但“新闻组长应有知识不发布可被敌人利用的新闻”，依然要负责任。
我在“中视”服务九个月，审阅剧本三百多本，综艺节目脚本两百多件，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看国外引进的节目，尽窥当时一流编剧家的看家本领，了解制作过程，参观导播台和摄影棚工作情形，掌握电视特性，该学的都学到了。我引进分场、分镜、画面，思考继续改进我的写作，深知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技巧如何适应各种媒体的特性，发现作品的构成固然源自作家的才情个性，也要在受众的心理上落实。我写了一本《文艺与传播》，公开了早期的心得，那时台湾的新闻学者和文艺批评家都还没有照见这个角落。
我申请结束“借调”，重回“中广”，副总经理董彭年先生执手挽留，但是我势不可留。人在江湖，为国牺牲的机会小，为权术谋略、为利害夹缝、为代罪替死牺牲的机会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弄只小老虎做什么？天天与虎为伴，有何乐趣？“胆小没有将军做”，我看那些胆大的人也没做成将军，何况我要的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是将军。
离职当天晚上，“中视”节目部有两个聪明人，他们知道临别赠言往往很有价值，两人一前一后，找我一谈。
一位是《中视周刊》的主编，这份周刊专为“中视”的节目做宣传，铜版纸彩色印刷，它也在和“台视”的周刊竞争，主编正为怎样出奇制胜发愁，悄悄问计于我。我说台湾中部南部的农民现在收入很好，农村妇女开始讲究穿着化妆，模仿影星歌星，公司现有的妇女节目偏重育婴烹饪等等“妇德”，已经不能满足那些观众。你可建议公司开一个新节目，专教“妇容”，专家主持，明星来做模特儿，化妆品公司服装公司提供广告，你把那些彩色画面登在杂志上，事先向中南部发行，她们对着周刊看节目，必定人手一册。我叹了一口气说，电视改变了社会风气，台湾的农村逐渐丧失原有的淳朴，你这个节目开出来，农村妇女更要追逐浮华。可是形势逼人，咱们头顶上的“党国”干部以为自己没有那个责任，你也只有顾不得了！这位主编依计而行，果然销路大增，声名大噪。
另一位是节目制作人，电视是个大量消耗构想的地方，他问我有没有构想留给他，由他来完成我的未竟之志。我又叹了一口气，我说我的构想都不能卖钱，你的那些构想以后也不能卖钱，“中华电视公司”马上就要开播了，电视生态面临剧变。我告诉他，“中视”的筹备委员会排斥政战势力，王化公遇挫，化公是英雄，英雄一定要贯彻自己的意志。他要再成立一家电视公司，“中央”为他修改决策，把“以两家为限”改成“以三家为限”，就凭他这份能耐，“华视”在他的保护伞下出手抢夺广告资源，要想后来居上，必然凌厉向前，新闻局必定无法阻挡，“中视”“台视”必定紧紧跟随，那时你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放射才华。节目违规和业务成长成正比，今天你一切的“恶念”，那时都是“善策”，你要马上储存一切愤世嫉俗，离经叛道，奸盗邪淫，怪力乱神，以备临危受命，出奇制胜。他听了一言不发，猛抽香烟。后来我们没有再见面，我知道他在大江淘洗中屹立不移。有一天我在餐馆中和他偶然相遇，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彼此都没有说话。
后来的学者管国民党的想法做法叫“党文化”，管大众的倾向追逐叫“流行文化”，党文化已不能左右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反而渗入、变造党文化，商业电视的勃兴推动这一演变。商业电视的激烈竞争加速这一演变。
那时蒋经国先生已是一个慈悲老人，难得他看了三天电视，召见三台总经理，责备他们“祸国殃民”。三台连忙开检讨会，签订公约，要怎样怎样做。我私下议论，引用了一则新闻：美国某大学的女生发起“不与男生接吻运动”，开会、签名、发表声明，样样做到，可是不久发现许多女生和男生幽会拥抱，运动的领导人也在内，运动完全失败。我说三台的公约只能是走一个过场，结局和“不与男生接吻运动”相同。
结果传媒商业化改变了人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瘫痪了政府对社会的运作。
蒋经国哪里管得了许多，他也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只见党性泯灭，社会分解，传统颠覆，终于重新洗牌。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花了十年工夫没做到的，六十年代，李敖柏杨花了十年工夫没完成的，七十年代由商业电视毕其功于一役，三家电视公司“祸在党国”，功在人民。当然他们并不是预先知道有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