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五十年代我息交绝游，只有同事，没有朋友，如果说总会有一个，他也许就是黎中天。
黎中天，湖南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小说家。一九五一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主办对中国大陆广播，聘他写稿，借用“中广”节目部办公，我和他朝夕相处。在此之前，他是军事新闻通讯社的采访主任，这家通讯社是军中耳目，政工喉舌，工作人员的发展很有前景，可是他看不惯军中的某些作风，发了“骡子”脾气，宁愿失业，甩手不干了！
他好像是一九五○年失业的，那时工作机会极少，他写一个短篇小说要费两个月工夫，不能靠稿费生活，极度困窘时曾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卖血，那时医院血源缺乏，允许病家出钱购买，卖血一度是合法的职业，称为“血牛”。黎中天客串血牛，面无悔意，口无怨言，昂首阔步，一如平时，散文作家归人有文章称道他。
那时对大陆广播是敏感工作，黎中天能得到一席之地，可见党中央对他还是信任的。我那时刚刚离开“简单明了”的军中，初入“盘根错节”的社会，讨厌那些吞吞吐吐字斟句酌的人，并不知那说话的方式是他们几十年的修为。黎中天心直口快，对文学艺术又很有见地，我和他常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引人侧目。
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问我一句话：“文艺创作要有天才，你觉得自己有天才没有？”我问：“你看呢？”他认为我并不适合做作家，他用了一个比喻，“做作家如果失败了，那就像一座房子被大火烧掉，连垃圾也没剩下。”我心中一惊，但是并未动摇，我本来就是大火烧过的残垣断壁！几十年来，这句话时常冒出来鞭策我，我感激他说过这句话，跟他结下二十多年缘分。
我们共事期间，黎中天写了一个短篇寄给《自由中国》，也就是雷震创办、胡适担任发行人的那份刊物，它的文艺版篇幅有限，取稿甚严。《自由中国》采用了他的作品，分两期刊出，这件事对黎中天有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可是他的奇特个性又冒出来创造纪录。小说的上篇登出来，他发现编辑修改了他的语言，他立即写信去抗议，要求照原稿重新登一次，否则下篇不得刊出，上篇的稿费他也拒绝接受。我劝他，古人写文言文千锤百炼，号称“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咱们写白话文哪有这么严重？他愤然说，我的白话文也是“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的啊！他坚持不让，人家又碍难照办，结果小说只有“腰斩”了事。
一九五三年六月，“大陆广播组”升格为部，迁地办公，黎中天不在新编组之内，这种“御用文人”谅他做不久。他一去神龙不见尾，一回头又是高潮。一九五九年唐纵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有意推动文艺工作，物色干部人选，有人向他推荐黎中天。看工作经历都很纯正，看籍贯是湖南同乡，论政治关系独行侠一名，不沾任何派系，唐纵觉得很满意。
唐纵做了八年秘书长，黎中天如能追随效命，只要略有建树，最后会有一把舒适的椅子，人人以为他会很巴结这个差使。中央党部的使者拜访黎中天，转述唐秘书长借重之意，黎中天没问职位，没问待遇，他问的是：“秘书长对文艺是外行，我是内行，将来工作的时候，究竟是内行领导外行，还是外行领导内行？”来人一听这话傻了眼，也不知他是怎样回去复命的，当然从此没了下文。
我至今不知道唐秘书长要一名文艺干部做什么，他后来想到了我，这一次他改变做法，他的亲信打电话给我说，秘书长请吃晚饭。那时政商首长常常大摆筵席，跟新闻界联络感情，我以为是那种闹哄哄的群众场面，不料只有一桌，而且没有坐满。记得文艺界人士有诗人钟雷，小说家穆中南，新闻界人士有《民族晚报》总主笔关洁民，还有两位从未见过面，也许是秘书长左右的工作人员吧。
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拘谨，幸亏关总主笔健谈，没出现冷场。座中两位作家一再把话题抛给我，提示我谈一谈文艺方面的事情，显然把我当做主要的目标，怎奈我毫无心理准备，只有踌躇。事后他们才告诉我，秘书长想在文艺方面做几件事情，我赶紧说，我没有搞运动的才能，我这支笔也只能自己抒情记事，不足以做大人物的幕后写手。我说钟雷、穆中南都是“一等一”的人才，秘书长又何必舍近求远呢？唉，我这番话毫无志气，比起黎中天来差远了。
再过一段时间，中央党部通知我去开会，主持会议的人好像是一位专门委员，也许是总干事，座中寥寥数人，记得有画坛大老姚梦谷，文艺批评家尹雪曼，这样的组合令我好生奇怪。
开宗明义，主持人说要推动“三民主义文艺”，我心里又响了一声奇怪，三民主义文艺是何等大事，怎么由层级这么低的党工出面，再说他乃是一个事务人员，只见官架子，不见文艺气质，文艺运动由首长亲理急降到基层敷衍，变化也未免太有戏剧性了吧。尹雪曼一再怂恿我提意见，宛如秘书长赐宴的情势重演，那正是我意志消沉的六十年代，他们如果找张道藩号召，我基于历史渊源，总得马前马后转几圈，现在就让他们对我死了心吧。
我说历史上有浪漫主义运动，写实主义运动，都很成功，有人以为三民主义文艺运动也可以成功，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分别。浪漫主义、写实主义都有表现方法，例如舞台剧有写实主义的布景，写实主义的灯光，写实主义的人物造型，写实主义的导演手法，三民主义文艺的表现方法是什么呢，好像没有，没有一套表现方法，那就不能给作家解决问题，只能给作家增加负担，这样的文艺运动恐怕不会成功。
我又说，前贤认为文艺作品能制造重大事件，改变社会现实，恐怕是高估了文艺的效用。近人考证，一首马赛曲掀起法国大革命，一本《黑奴吁天录》造成美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牵强附会。以我修习所得，如果作品水准太低，读者无动于衷，没有宣传效果；如果作品水准高，读者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凭自己的立场各取所需，我们所输送的未必就是读者所收到的，宣传效果也许相反。文学作品成本高，报酬低，还是口号标语海报立竿见影。
最后我吐了一口苦水，我说文学作品是可以曲解的，是可能误解的，搞文艺风险很大。我引了拜伦一句话：“女人，你为她死容易，跟她共同生活却难！”我是大兵出身，给我一支步枪，冲锋号吹起来，壮士一去不复还，容易！为党国搞文艺运动，太难了！
想起黎中天，我和他都种下恶因。我后来竭力自制，他还是一派本色。那时各县都有一份地方性的报纸，他们销路少，财务紧，为了节省开支，五家报纸联合起来请黎中天做共同的主笔，一篇社论五家登，他们的读者并不重叠，五家报馆都付给他稿酬，黎中天的生活大大改善。
黎中天继续创造文坛轶话，那时台北有一份刊物名叫《人间世》，封面摹仿林语堂当年创办的杂志，里面登载的也多是嬉笑怒骂的文章，黎中天为他们写了一篇杂文，讨论台湾文艺的发展，台湾的文学为什么既难普及又难升高？他的答案是，因为我们的“总统”和“副总统”都只读过一本书，就是《步兵操典》！惊人之论一出，当局马上出手，五家民营报纸停了他的社论，他的文章投到任何地方都遭退稿。
《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知道了，吩咐家庭版主编为黎中天安排了一个四百字的小专栏，这个安排很巧妙，使我想起某一新闻人物逃避采访，住进医院的小儿科病房。黎中天取了个笔名叫“杨柳青青”，颇有一元复始之意，他也展现了柳条式的身段，只谈家常闲话，身边琐事，口吻娓娓闲闲，没有一点火气，以致有人误以为执笔人是女作家。我和他又成了同事，他对人谦和，讲话的声调也低了。有一天我在报社大门口遇见他，不禁执手而言：“什么时候我才修得到你这个火候”。
黎中天和《中国时报》没有渊源，那些年，常有作家因治安机关封锁受社会歧视，幸而得到余董的援助，黎中天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至于黎中天风格和气质的变化，应该是因为他和一位很年轻的小姐结婚了，夫人是美丽而温柔的，可想而知，飘泊半生的黎中天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感化”。
不过黎中天有他的底线。那些年，常有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勇敢地嫁给她仰慕的男作家，虽然两人的年龄差距极大。年轻的作家太太见了余董事长叫余爷爷，妻者齐也，并不年轻的作家丈夫也跟着叫余爷爷，尽管“爷爷”比他大不了几岁。余董看这些藐视王法的名士狂士如此驯服，心中想必有甜甜的滋味吧？那些作家出版了新书，照例寄一册给余董，扉页题款“余爷爷赐正”。这些邮件进不了董事长的书房，一律由资料室收件拆封，送上书架，我们都有机会看见。黎中天从未叫过一声爷爷，也从未送书给余爷爷。
说着说着，大家把黎中天这个典型忘记了，我还记在心里。后来我在纽约《世界日报》写小专栏，陈水扁削减海外华侨文教的预算，关闭图书馆，取消艺术品的展出，我撰文批评，引用了黎中天的那句名言。陈水扁本是律师，我说当今“总统”恐怕也只读一本书，那就是《六法全书》！这篇短文在台北《中华日报》副刊同时发表，文字因缘，不可思议，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只见陈水扁百忙之中气喘吁吁授勋给台湾的五位老作家，其中一位是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齐邦媛，我们在文学的长途跋涉中，齐教授是那“渴了就给他水喝”的人，她得此荣誉，大家特别高兴。
到了六十年代，我和小说家姜贵的交往比较多。姜贵本名王林渡，原籍山东诸城，距离我的家乡临沂很近，诸城王氏和临沂王氏都是大族，老一辈的人颇有往还，他的名著《旋风》里面几个重要人物，我的父亲都能指出原型，主角方祥千就是诸城名士王翔千，此人当年和我父亲都在济南。姜贵长我十岁，因为有这些渊源，我和他成了忘年之交。
我对这位小说大家的第一印象是魁梧健壮，果然一名山东好汉，表情冷漠，好像城府甚深。那时他住在台南，太太不幸病故，地方法院有位检察官认为他疏于照顾，打算控他遗弃致死。（一九六一）那年代司法缺点多，“幸而”流行行政干涉司法，可以救济，姜贵北上求援，十位走红的小说家陪他去见司法院长王宠惠。
六十年代中期，我接编“人间副刊”，开始和他交往。他经商失败，恢复作家的身份，到台北市卖文。他以长篇小说《旋风》一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是这一门学问的权威，一经品题，国际知名，台北的作家都欢迎姜贵“归队”。我请他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付给最高稿费。香港来的小说家南郭主编《中华日报》副刊，推出他的《重阳》、《碧海青天夜夜心》。经我安排，他的《湖海扬尘录》上了《征信新闻报》的综合版，都是大部头的作品，连载之后随即出版单行本。写长篇连载的收入很好，那时的说法是：“写诗可以喝咖啡，写散文可以吃客饭，写长篇可以养家。”
这位文坛先进的生活方式很特殊，他住在旅社里，每天到饭馆进餐。那时博爱路有家旅社叫“成功湖”，房间不大，照样有冷气、有热水浴、有“席梦思”床，他在里面住了很久。由“中广”节目部到“成功湖”，步行五分钟穿过公园就到，我常去找他谈天，旅社左右大小饭馆一家连一家，我中午也常约他一同小吃。
他开支很大，一直闹穷，连载谈妥以后立即要求借支稿费，给编辑很大压力，以致有些人不敢向他约稿，他对各报很有意见。他曾写信向“中广”公司的梁寒操董事长求职，寒老交办下来，节目部主任邱楠无法安插，写信转介给“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龚弘，龚总聘他为编审委员，地位崇高，工作清闲，每月却只有车马费新台币两千元（依当时汇率，折合美金五十元）。徒然“礼聘”，并无“重金”。他也常向“中影”借钱，龚总请他写剧本，那时“中影”的行情是，剧本费四万元，先支一半（相当于美金五百元），影片开拍时再付一半。他前后写了三个剧本，都没有拍成影片，他对龚总也非常不满。他的性格也特殊。
他对职业的看法也出人意表。起初，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人安排他去做中学教员，他断然拒绝，认为简直是对他的侮辱。后来他的知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联合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薛光前，写信给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张氏派人面访姜贵，商量开课，我这位乡贤只愿意做那领高薪不上课的“研究教授”，据说张其昀说了一句：“那要鲁迅来了才可以。”夏志清、薛光前两个人的面子大，张氏仍然安排“国际关系研究所”聘姜贵做研究员，不过聘期只有两年，倒是根本无公可办，无事可做。人所共知，这个研究所是情报机构的外围组织，养了许多贤才和“闲才”。
姜贵为他的失业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说《旋风》写得太好，反共的力量太大，所以共产党要迫害他，他认为法院、报刊、学校、党部、政府各部门都有共产党员潜伏作怪，这些人打算饿死他，他常常慨叹他一年的生活费也不过达官贵人打麻将“和”一把牌。我劝他节省开支，搬到郊区租房子住，他说住旅馆有人换床单，洗衣服，若是去租房子，连做饭都得自己动手，那样的日子没法过。
混熟了，我有时候也能劝他几句。我说报刊有报刊的经验，他们请人写稿，预付了稿费，可是作家爽约，他们怕了，你想一个编辑又能有多大担当？我说“中央电影公司”对你很好，他请你写剧本，根本没打算拍摄，他把这半个剧本费当做对你的额外津贴，这已经算是另眼相看了。我说中学教员有薪水，有福利，有寒暑假，钟肇政和七等生都是教员，照样受文坛尊敬，中央党部岂是职业介绍所？他们能为你操这份心，还真难得。至于受共产党迫害，我表示怀疑，我说：“咱们没有那样重要！”在他听来，为了走过矮檐，先矮化自己，这成什么话！他修养好，没发脾气。
另外有些话他倒听进去了，有一天谈起他的两位公子，我说现在爱国爱党爱台湾都成了某些人的专利，你我这一腔热血只能为了孩子，我们既然心有挂碍，岂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只有放下身段，为贫而仕。我说你的夫人去世了，令郎没有妈妈，你只有格外操心，子女成材就是你的胜利。我引用柏杨一句话：“总统把万里江山给他的儿子，老板把万贯家财给他的儿子，你我都得想一想能给子女留下什么。”他听了颇为动容。
有一天谈文论艺，他认为夏志清不懂小说，我惊问何以见得？他说他最好的作品是《重阳》和《碧海青天夜夜心》，夏志清只知道捧《旋风》。我对他说：“彭歌、高阳、郭嗣汾都认为《旋风》是你的代表作，他们都是小说家，难道都看错了？我也认为有了《旋风》，你一定可以名垂青史。好的长篇小说里面总有可爱的人物，《旋风》有，《重阳》和《碧海青天夜夜心》没有。”我接着补充：“所谓可爱是指艺术上的可爱，不是洋娃娃那种可爱。”他到底是行家，立刻接口：“那当然！阿 Q 也可爱，焦大也可爱。”有一天他和小说家亮轩见面，两人谈起我的近况，姜贵告诉他：“王鼎钧这个人，每隔一段时间要找他谈谈。”
我也觉得“姜贵这个人，每隔一段时间要找他谈谈”。他的小说写得好，我很佩服，我佩服一切会写小说的人。我一向主张找失意的人谈天，那正是姜贵最失意的时候，跟得意的人谈话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失意的人吐真言，见性情，而且有闲暇。
有一次我约姜贵到一家新落成的大饭店喝茶，大楼和饭店都是台湾本省的资本家投资，服务的员工也都是本省人。我俩离开那座大楼，回头看见党国元老于右任写的招牌，姜贵对我说，“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中华民国就像这座大楼一样，一切属于台湾，只有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是外省人的手笔。”那年一九六九，台北市规模一新，这个小朝廷，小锦绣，也有我一针一线，一砖一瓦，花不认识花农，花农认识花，难免想一想花落谁家。
有一天，我俩从蒋介石的铜像旁边经过，他说：“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些玩意儿都会变成废铜烂铁，论斤出售。”那时机关学校大门以内都有蒋氏铜像一座，多半是前胸和两肩托住的头像，中国人看了，觉得他满脸苦笑，肢体不全，主其事者居然以为这是提高领袖威望，实在一脑子糊涂。
我和他常常一同看电影，有一次，散场以后，夜阑人静，他说：“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舞台演宋美龄如演慈禧太后，演蒋介石如演张宗昌。”
他常说“在我们有生之年”，那时我四十岁，他五十岁。他总是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说，抗战时期他曾经为国军搜集军事情报，有某些经验，这样谈话不会遭人录音。
有一天他郑重告诉我：“有一天，台湾话是国语，教你的孩子好好地学台湾话。”他对我的做事和作文从无一句指教，这是他对我惟一的一句忠告。
姜贵先生何等了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台湾政治“本土化”成为现实，“中华民国”虚有其表。台湾话列为“十四种国语”之一，为独尊台语做好准备。蒋介石千座铜像，民间任意弃置，政客任意侮辱，求为回炉原料而不可得。本土政论家取得历史的诠释权，历史人物换服装道具脸谱。这位杰出的小说家业已去世（一九八○），有些事他看见了，有些事他没看见，我依然耳未聋、眼未瞎，也不知道将来还会看见什么。
姜贵“喜欢”算命（他未必相信算命），台北市有哪些“命理学家”，他一个一个说得出真名真姓。有人居室高雅，门外常常停着晶亮的黑色轿车，有人藏身陋巷，主顾大半是满脸倦容脂粉斑驳的酒女舞女，姜贵都去请教过。我在十六七岁“插柳学诗”的时候，我的老师擅长占卦算命，曾经给过我一些熏陶，《渊海子平》这样的书我也摸过翻过，姜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谈命的对象，我俩的关系又拉近了许多。
这位乡贤常说：“人生由命，可惜没人能算得准。”
“算命的”里面确有异人，我从姜贵口中得知，有一位“算命的”行走江湖，阅人多矣，他总结经验，发现“好人多半坏命，坏人多半好命”。人的道德品质能从生辰八字看出来吗，他说“一定”。有没有例外呢，“偶然有”，他若是发现一个好人有好命，或者一个坏人有坏命，他会高兴好多天，可是他明白这并非天地间的常态。
我回到“中国广播公司”，把这一则“世说”告诉了副总经理李荆荪，他忽然说：“你把我的生日拿去找他替我算一算。”我大感意外，那年代出人意表的事特别多。我得替荆公保密，把生日抄写在另一张纸上，湮灭了他的笔迹。
姜贵带着我去找那个“算命的”，那人并没有什么仙风道骨，我微感失望。他指出：“你的这位朋友是子时出生，子时横跨在两日之间，前半个时辰算是前一天，后半个时辰算是第二天，他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出生？”我不知道，恐怕李副总自己也未必知道。
我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请他大致说一说前半夜出生的人如何，他说了几句，完全沾不上边儿。他再说后半夜出生的人，“这人很有才干，但是瞧不起别人，常常和人争吵。”这倒是八九不离十了。
我请他继续推算下去，他“哎呀”一声，他说“这人没有气了！”没有气？什么意思？他说可能死亡也可能坐牢。算命算出这样一个结果，我怎样交代呢？罢了！罢了！
我请姜贵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央他替“算命的”为李荆公写一段批语，我说久病知医，你对算命这一套十分了解，捉刀轻而易举，他默然。我说“算命的”铁口直断，咱们不能照写，可是也不能凭空编谎骗人，请你用“文学语言”来处理吧！他又默然。
两天后走访姜贵，他拿出一张字条来，大意说，照“贵造”看，您怀才不遇，有志难伸，处处因人成事，但时局动荡，努力往往半途而废，风格高雅，处处留下很好的名声。最后一句是：“五十岁后归隐田园，老境弥甘。”我把字条拿给李荆公看，他淡淡地说：“教我退休。”
几个月后，李荆荪突然被捕，判了重刑。（一九七○）这年他五十三岁，十五年后出狱，又三年病逝。他被捕后第二天，我找出他的八字，约了姜贵（也许我不该约他），再去请算命先生看看，这一步好像叫做“复合”，也许能“合”出什么希望来。他只给我几句敷衍，却也没有再收费用。辞出后，姜贵毕竟是老江湖，他低声问我：“这是李荆荪的八字吧？”
姜贵常说“思想即命运”，他也许没想到，这句话对他对我对黎中天都适用，我们都被自己的想法决定了行动，又被行动决定了境遇遭际，蹭蹬一生。眼看有些人顺着形势思想，跟着长官思想，或者只有才能没有思想，一个个“沉舟侧畔千帆过”，心向往之而不能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们仨”绑在一起写进回忆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