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一本书诠释赵友培教授的写作六要：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读者对象锁定中等学校的学生，为了内容贴近中学生的经验，我想先找一个学校作一番实验。那时升学竞争激烈，教学内容扣紧考试，“名校”不会让我来搞这种不急之务，有些学校学生不以升学为目的，只以毕业为目的，他们才肯和我合作。
我找到育达商业职业学校。现在“育达”已是国际名校，那时（一九六一）育达的学生还没有洗净“五流学生”的污名，上学放学的路上，有些学生把书包反过来，不让路人看见育达二字。学生老师都无须面对大学入学考试的压力，患得患失之心甚小，学校当局主张“宽收慈教”，教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可以有较大的弹性。期末考试，教务处婉转劝说授课的教师，最好给学生暗示出题的范围，教师觉得这样也好，如果大部分学生只有三十分、四十分，学校固然难以交代，教师又何以自处？
育达学生很多，相形之下，教室很小，上课的时候，我和学生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我一开口讲话，他们立即谈天，教室犹如茶馆，如果我停下来，他们也立刻没有声音了。教师怎样应付这个局面？有人站在讲桌后面盯住书本，神情不慌不忙，声音不高不低，他听不见学生说什么，学生也听不见他说什么，可是很奇怪，倘若他讲课的时候说出“马、吗、麻”，女生立刻一齐大声答应“哎！”表示自己升格为“妈”；如果教师说出“八、拔、罢”，男生立刻大声答应“嗯！嗯！”表示自己升格为“爸”，他们还是听得见，只是不听功课而已。老师必须保持警觉，以防落入陷阱，否则那就要看他的修养了。
这个奇怪的现象对我构成挑战，怎样使他们“听得见”我讲课呢，如果我现在讲话无法引起学生的注意，将来我写的书对他们怎会有吸引力？我要找出办法来。我下了一番工夫，每次上课之前，我把我要讲的话好好结构一下，我把课文分解了，大约每隔三分钟，在他们对我厌倦之前，穿插一些小幽默小掌故，维系他们的注意力，再采用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正言若反种种手段，引他们追逐捕捉，流连忘返。他们总算发觉我讲的话比他们自己同学讲的话更好听，教室的秩序大为改善。
当然，这样讲课十分辛苦，那时年轻，也没去想养生之道。幸而我设计的作文方法有效，愿意合作的学生不断增加，我心中大快，疲劳一扫而空。按照计划，我利用一学年的作文课把实验做完，提出辞职，然后我写出我的第一本书《文路》。王广亚校长办学有大志，那时求职的人多，工作机会少，他不能选择学生，可以选择教员，对汰换坏教员、延聘好教员很有办法，然而我不是能够和他一同筚路蓝缕的人。我感谢他给了我一方实验田，我也感谢那些可爱的学生，他们提供了许多实例。后来这本书一度成为中学生的最爱，也算是报偿了他们的美意。
王广亚校长最初办了一家补习班，最后办了一座大学。最初他申请参加职业学校联合招生，遭主办者白眼拒绝，后来当选为私立教育事业协会理事长。他由某些人眼中的学店老板，成为传记作家笔下教育界的巨人。
五十年代，捐产兴学的事时有所闻。后来政府规定私立学校必须登记为财团法人，学校财产由董事会管理，捐产兴学的人拉一些朋友担任董事，后来董事中有人暗中运作，大家投票把捐产的人排出去，他算是扫地出门了，这样的事也时有所闻。王校长恂恂然如可欺以其方，尽管家大业大，越来越复杂，但是始终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了不起。
由王广亚成功，我想到那些在党政体制内一生尽瘁的人。（以我亲见者而论）像张道藩、黎世芬、刘真、龚弘，也许还可以加上姚朋，都是由升弧走到降弧，没有很好的落点，只有魏景蒙算是善始善终。成功的人生属于私人事业的经营者，王惕吾，余纪忠，成舍我，世代尊荣，流芳久远，即使是张其昀，也幸亏他有中国文化大学。平鑫涛如果留在台肥六厂做会计主任，一定可以升为厂长或总经理，可是那又怎样？六十年代年轻人看到了这一点，纷纷走出去自己创业，士别三日，掏出来的名片是某某公司董事长，电话簿中的中小企业本来薄薄一叠，后来单独印成厚厚一册。这恐怕也是台湾社会解组（或重组）的一个现象吧？
《文路》的体例仿照《爱的教育》，偏重记叙文、抒情文的写法。我想再写一本书，体例模仿夏丏尊的《文心》，内容专门讨论议论文。那时教育机关承袭“策论”遗风，升学考试的作文题全是议论，遇见抒情记叙，考生凭着“生活”多少可以写几句，你教他们议论，那得平素受过一点训练才可以过关。
我想换一个地方做实验，这一次，我到台北县立汐止中学，“小说组”同学蔡文甫在那里做教务主任，他替我作了安排。汐止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想升学，他们很用功，常常问我“升学的时候考不考这个”，我此行正是针对升学考试而来，但是他们心中疑惑。我把实验区限定在作文时间之内，我在正式上国文课的时候，完全和别的老师一样，抓紧字词解释、文言译白话、课文内容问答、作者生平介绍等等，直到他们能够背诵默写。作文便就不同了，我设计了一套教程，由简入繁，从造句到谋篇，专教议论。
这本书叫做《讲理》，书写完，我也离开了汐止。
那时候（一九六二），汐止还是穷乡，常有学生赤足涉水而来，进校门才穿上鞋子。午餐时分，常有学生躲在一旁独自打开饭盒，因为他只有番薯没有菜。学生纯朴，家长尊师，偶尔也有英才，校友中出了几位名人。
我到汐止教书的时候，蔡长本校长已连任十年，他一手带领这所学校的扩充与提高。他本是名将薛岳的幕僚，大陆撤退，只身来到台北，由政府安插进教育界，算是台湾战后的“政治校长”。他为“政治校长”争光露脸，展现办学所需要的各种德性，只是格局小。也正因为格局小，所以清廉耿介，小处从不随便。他以校为家，以学生为子弟。他在办公室的一端隔出小小房间，放下一床一几，那是他的寝室，办公室的墙上密密麻麻贴着毕业生的登记照，经常站在墙前浏览端详，思念他们的来影去踪，那是他的娱乐。他从不请客送礼，作茧自保。后来“政治校长”一一汰换出局，当局还派他去创办三芝中学，在校长任内退休。
如果王广亚是奇迹，蔡长本是另一奇迹。
也算“善有善报”罢，我在汐止中学认识内子王棣华女士，那时她是事务处的职员。我本来立志独身，不意对她一见钟情，我们在一九六四年结婚，这年我三十九岁。像我这样一个流浪汉，婚姻对我发生的影响何等巨大！家事如麻，此处不能细表。
一九六二年，台北“国立艺术学校”成立夜间部，设广播科，急需找一个人去教广播剧，他们想到我。
那时住在台湾的人非常注意子女教育。国共内战发生以后陆续迁到台湾来的人（所谓外省人），丧失一切所有，他们深知他们能给子女留下的荫庇，只有教育。原来就居住在台湾的人（所谓本省人），受到土地政策的限制，无法再以田产传家，教育也就成了下一代惟一的出路。大专学校扩充太快，很难请到教师，洋博士洋硕士还没回来，土（本土）博士土硕士还没培养。到了二○○八年，一所小学，五十六位教师，有四名准博士，十名硕士，十八名准硕士，当年谁也没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我知道台大有一位教授到处兼课，由台北兼到高雄，分身乏术，他的秘诀是轮流请假，他常在下课的时候告诉助教：“我下个星期感冒”，一时传为笑谈。这是我能到大专学校兼课的大背景。
那时兼课的收入很低，我每周三晚间到“艺校”上课，每次两小时，坐三轮车往返，中间在外面吃一顿宵夜，两节课的钟点费就花光了。学校实在穷，他必须照顾专任教员的基本生活，多多少少把兼任教师当做义工，前来兼课的人看系主任的面子，也多多少少能够“以义为利”。有一段时间，公私立大专学校都大量增聘兼课教师，减少财务负担，我有两个“本职”，待遇都很好，我又一心想为青年学生做点什么，这是我能到“艺校”兼课的小背景。
上课以后，才知道学生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年轻，他们多半早已投入职场，业余进修，他们省吃俭用披星戴月而来，当然都有上进心，可是他们也实在不在乎究竟学到多少东西，要紧的是拿到那张文凭。台湾是越来越重视文凭了，你能否得到你想要的职位，要看你有没有文凭，你以后能有什么样的发展，要看你有什么样的文凭。这也是大专增校增班的另一个原因。
毕竟是“社会人士”了，上课的时候很安静，我从“育达式”的战役中脱身，顿觉轻松自在。他们有人伏案疾书（一定不是作笔记），有人手执一卷（一定不是读广播剧本），我认同他们的做法，自己不听，也不妨碍别人听，他们都是君子。难免有人迟到，多半是美丽的女士，高跟鞋噔噔响，入座以后，啪的一声打开皮包，啪的一声关上皮包，手里多了一把小折扇，哗啦一声打开，摇将起来。
多年以后，我在职场中遇见一个人，他很有成就了，他说他在那段时间从夜间部毕业，从来没去听课，他花钱雇了一个年纪相仿的人替他对号入座，那人租了武侠小说，安安静静，心无二用，看来很老实很用功的样子。教务处派人点名，照例是拿着座次表，站在教室门口，察看有没有空位而已。考试之前，他把同学的笔记借来通宵苦读，也能及格。
“把同学的笔记借来！”他这一句话我听得最清楚，认真读书的学生还是有，夜间部为他存在，我也为他存在。后来艺校各科都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
第二学年开始前，艺校人事室写信来，要我提供专业著作和学历经历证件，他们要呈报“教育部”，完成人事作业。我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置之不理，他们停止续聘也就是了。教务处有一位职员来找我，他说没有学历只有著作也能教书，“教育部”对著作的认定宽松，稿子写好了没有出版，可以用原稿送审。他透露他经手的业务秘辛，某女士送审的著作是从图书馆里抄来的，手续完成以后，他从“教育部”的档案里把“著作”抽回来还给那位女士，以免后人发现。我一听这可新鲜，想起司马懿在“空城计”里的台词：“你是空城也罢，实城也罢，我是不进去了！”
“社会只允许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这句话好像有道理。一九六四年，世界新闻学校广播科也找我兼课，这时“中广”刚刚出版了我的《广播写作》，它是台湾第一本针对广播特性讨论写作技巧的专书，不过这本书对世界新闻学校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并未要我提出资料送审，据说因为“世新”是私立学校，教育部还没有给他们上紧发条。我去教书，出于代理科主任姚大中降格宠邀，形式上比艺校隆重，他是“中广”的资深同事，对我偏爱。
“世新”后来升格为学院，再升格为大学，英才遍天下，若论对新闻界的影响力，可以与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鼎足而三。我去教书的时候，“世新”尚在草创阶段，我得坐长途公车到木栅镇沟子口站下车，穿越公路，钻出一条隧道，进入校区，别人都说仿佛武陵人发现桃源，我倒觉得重温了抗战时期打游击的经验。上课的时候，“育达式的战役”重演，加上教室隔音不好，噪音交流，我简直声嘶力竭，真的成了“叫兽”。我仍使用育达战术，专科的学生程度比较高，我准备材料经营布局也得多费心思，“拥抱青年”原来这样痛苦！
天无绝人之路，班长听出兴趣来，这位“老大”有权威，他主动站起大喝一声，大约能维持十分钟的安静，十分钟后，他先发制人，听到哪个角落窃窃私语，他走过去制止。他是我在“世新”遇到的天使，我那时还不甚懂事，没有记住他的姓名，交个朋友。
我那时督课很严，期终考试有六个学生不及格，重修再考。有一个学生在考卷上诉苦，他家住台中，景况清寒，父母希望他早日毕业谋职赚钱，现在为了这一门课，他得再到台北租房子，增加全家的困难。“分数难道是老师从大陆上带来的吗？多给几分又有何妨？”我看了悚然一惊。还有一个学生在考卷上巧妙地“通知”我，他是某某人的儿子，言外之意显然。
我除了写作以外，对别的事没有恒心，姚大中走了，那位班长也毕业了，我也到此为止吧。可是“聚有时散有时”，一九七○年，世新的“广播科”早已扩充为“广播电视科”了，科主任钱江潮请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罗兰女士任教，罗兰很忙，希望我能暂时代她上课，我答应了，谁知“世新”给我们两人都发了聘书，都排了课程，这就叫“搞行政”。我又教了一学期，期终考试，我出了两道“发挥题”，以问答的方式要考生表示意见，只要别留下空白，我都从宽给分，所有的考生统统及格。
另外我曾在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兼课一学期（一九六四），在台北东吴大学夜间部兼课一学期（一九七六）。我教得最久的地方是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大众传播系，系主任是“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龚弘，党营的“中影”公司换了多少总经理，一直赔钱，龚总兼具魄力和创意，拍出来的片子既叫好又叫座，他有为有守，为每一部片子付出极大的心力，是我钦佩的人。我教了三年（一九六四— 一九六六），不想再教，六九年他又把我聘回去，这时放洋留学的博士硕士纷纷回国，本土培养的硕士博士也年年增加，我能再度应聘，自己也很意外，这样教到一九七二年，前后七年。
龚总给我开的课程叫“报道写作”，我提出的教案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四种媒体各有特性，它们对作品各有不同的要求，文章适合于甲者未必适合于乙，媒体的特性有殊，作品的题材、结构、修辞技巧也各异。那时在台湾，这个观念好像是我第一个提出来，我一身兼具四种媒体的经验，我的教材放在“一种原料四种成品”上。那时台湾的新闻学重理论轻技术，一时还没有精细到这种程度，听讲的人未必领会，但是学界到底有不择土壤的泰山，他们把学生的笔记要去参阅，其中有些说法，像“小众传播”，像广播的“可听性”，电视的“可视性”，逐渐流行。我出版了一本小书，名叫《文艺与传播》，总算为这门学问添了几行注脚。
龚弘任“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九年，以“健康写实”为经，制作影片三十五部，对当时僵化中的党营电影事业振衰起弊，对以后党营电影事业的活泼发展继往开来。那时“中影”公司内部小圈子很多，大家为既得利益墨守成规，龚总只有事必躬亲，打破层层包围，贯彻自己的意志，九年下来，“健康写实”的制片路线成功，他自己的健康却毁坏了，他辞去一切烦劳的职务，专心养病，我也兴尽而止。
我决心把书教好，可惜未能参加他们的课外活动，我工作时精神亢奋，闲暇时身心涣散，他们可能无法理解。我对大专学生的美好回忆来自救国团的暑期活动。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以后（一九五二），利用暑假组训在学青年，起初叫做“暑期青年战斗训练”，后来改称“暑期青年活动战斗文艺营”，再改为“复兴文艺营”，把“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这块招牌上的“反共”两个字也删掉了，政治气候的偷换，可以从这等小事略见痕迹。
一九六九年，诗人痖弦接任《幼狮文艺》月刊主编（后来升任期刊部总编辑，仍兼月刊主编）。这份刊物是救国团对外的文艺窗口，痖弦成为暑假文艺活动的主办人，在他手中，《幼狮文艺》月刊洗尽党团色彩，内贯传统，外接新潮，俨然成为海外学人和域内青年的黏合剂。“复兴文艺营”也以焕发青年朝气、泯除偏见隔阂为特色，在反共文学和军中文艺运动之外别开生面，清楚地呈现了当局的新思维，也放射了痖弦的识见才华。
谢谢痖弦的慧眼，他年年安排我前往讲课，别处只请我讲散文，他也请我讲小说，有一次还要我担任戏剧组的组长，他承认我在小说和戏剧方面用过功。他长于标题命名，新诗组叫“李白组”，散文组叫“韩愈组”，戏剧组叫“关汉卿组”。文艺营使我思考整理既有的观念，认清诗、散文、小说、戏剧四种体裁一脉相生，连体互通，从此对文学有完整的领会。
复兴文艺营的营址轮流借用各大专学校，这时台湾的高等教育已具一流水准，置身校园之中和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生一同捕捉云霄羽毛，念及我那一代青少年蹉跌憔悴，真是对他们又惊又羡，又怜又爱。那一段岁月正是我思念子女前途的时候，为青年写“人生三书”的构想成形。
痖弦多才，未尽其才。然而“工作成绩都是怀才不遇的人做出来的”，他一九六一年到复兴岗艺术学院讲授美学，而后历经《幼狮文艺》月刊主编，幼狮文化公司期刊部总编辑，复兴文艺营主任，联合副刊主编，《联合文学》月刊总编辑，直到二○○○年退休，担任文学的守门人、领航员凡四十年。他本身是前卫诗人，但是他了解一国文学风尚不能排斥一人的创作才能，一人的创作才能也不能专擅一国文学的成就，气度甚为宽宏。他不仅是报社的一个职员而已，他是刊物的灵魂，文学的傧相，作家的守护神，双方缔结永久的关系。每一个成功的作家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编辑，他成全了、保护了许多作家，台湾的文学终于呈现国际水准和自己的特色，超越了三十年代的典范，他的贡献很大。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从“中国广播公司”退休。一九七七年美国西东大学远东研究院寄来聘函，请“中国文艺协会”常务理事王果老代收（果老是介绍人）。“文协”宋总干事把这封信扣住了，他要弄权，半年以后，远东研究院杨觉勇院长打电话催促，原信这才出土。果老由总干事扣压信件，回想“文协”创办人张道公当年为作家服务的精神，慨叹“文协”之堕落。
这一年倒成就了我和《明道文艺》月刊的因缘。
明道中学汪广平校长创办《明道文艺》月刊，常到台北向文艺界借火取经。他胸怀大志，学校越办越好，也越办越赚钱，他的建校蓝图也楼宇连苑，扩大提高。第一步，他创办了《明道文艺》月刊，内容针对明道师生的需要，刊物对外发行，同时满足所有青年学生的需要，己立立人，超出了一位私立中学校长的思考。他接着兴办“全国学生文学奖”，设立现代文学馆，创立明道管理学院，都是我出国以后的事了。
汪广平校长做过国民党河北省唐山市县党部主任委员，我在秦皇岛听到他的政声。内战溃退期间，他带领河北的流亡学生，由湖南到广州，走过绝地、险地、苦地，最后在广州上船，仿佛和山东流亡学校同命。我来台湾两世为人，这些都是“前生”的事，忽然见面，彼此似有“夙缘”。谈起文艺界，别人对他吞吞吐吐，我有话直说，别人提意见包藏私人目的，我完全替刊物替学校设想，彼此相处十分愉快。他对我也古道热肠，情意深远。
细数台湾文艺刊物，《明道文艺》月刊是后出转精，由一九七六年创刊到今天，多次自我蜕变提升，完全超出当年台北文艺界的预期。三十多年以来，编辑大政一直由作家陈宪仁具体执掌，他既有才情，又有责任心，能独立发挥，也能上下配合，两任汪校长知人善任，而后人尽其才，当今之世，也堪称难得、难遇、难成、难忘。二○○八年八月起，陈宪仁改换跑道，放下自创刊号编至三八八期的《明道文艺》，改往明道大学中文系执教，从文坛到杏坛，陈宪仁又有新的空间可以发挥。
我早年失学，对校园自有一番迷恋。一九五四年，“教育部长”张其昀推出一项大胆的决定，那时大陆各省都有大专学生以个人身份流亡来台，“教育部”公布办法，准许这些人进台湾的大专学校“借读”。“教育部”对“最后一年”（一九四九）大专学生的肄业生没有名册存档，对学生自己提出来的证件又从宽认定，一时方便之门大开。
有一位年轻朋友，他是大陆时代某某独立学院的学生，他的院长带着大印逃到台湾，他去向院长申请肄业证明，顺便也替我弄了一张，劝我趁此机会一圆大学之梦，我在“中广”公司的工作刚刚稳定下来，读书和职业难以两全，我的父亲已老，弟弟妹妹还小，都不能赚钱。某一天夜间，父亲在“中广”公司大安宿舍门外的篮球场边召开家庭会议，那夜月色皎洁，父亲向弟弟妹妹宣布我的最后决定，我取出那张肄业证明书撕碎了。
二十多年以来，情不自已，时时和学校结缘，无非是一个“过屠门而大嚼”的手势。学校不是我能安身立命的地方，剩下的光阴有限，我该醒悟了！